《毛泽东大传》第七卷 九天揽月

东方直心

第278章

“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问题还没

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

业的改造，对抗美援朝的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

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

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

话说1958年7月12日，毛泽东会见了黑非洲青年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欢迎你们来，非洲的朋友来得很少。我们都是亚非国家，参加万隆会议的国家。我们亚洲、非洲，还有拉丁美洲，这3个地区过去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非洲同亚洲离得非常近，中间只有一条小水，苏伊士运河，一脚就跨过去了。

世界是被压迫人民的，压迫者是没有前途的。西方帝国主义者是压迫人民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也有当地的压迫者，例如土耳其的政府就不是高明的，黎巴嫩的政府也不高明，中国有个蒋介石也不是好人，日本也有坏人。不过压迫者是少数，好人还是占多数的，这是9个指头同1个指头的问题。就是西方的国家里好人也占多数，法国也是好人占多数，压迫者占少数。少数的压迫者是害怕9个指头的好人去反对他1个指头的坏人的。

人民与统治者有区别，这一点很重要，这要经过几十年甚至100年的观察才能分别清楚。我们受帝国主义压迫100多年，才认识到这一点。过去好几十年中，中国人认为凡是外国人都是坏的。你们认识到这一点很不容易，要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取得胜利。你们认识到了这一点，你们就是接近胜利了。大多数民族是被压迫民族，少数是压迫人的。

西方帝国主义者自以为是文明的，说被压迫者是野蛮的。可是我们没有占领别人的地方，非洲也没有占领过欧洲。是欧洲占领非洲，这就很文明了？欧洲不如非洲，它们占领别人的地方不是很野蛮吗？帝国主义占领我们中国，这就很野蛮。”“它们喜欢说我们很脏，很不干净，很不卫生。我看也不见得，我们还干净一点。要有自信心，看不起欧美帝国主义，它们不算数。”

“欢迎你们到中国各地走一走。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我们现在正在开始改造这种落后的面貌。过一个时期，我们的工厂会多一些。你们下一次来中国时，可以看看中国有什么进步没有。解放了的人民是什么都可以创造出来的。只要你们得到解放，你们也会什么都能创造出来的。”

7月15日，美国政府派遣海军陆战队5000人，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附近登陆，并继续调运步兵和海军陆战队前往中东。同时宣布在远东的陆海空军进入戒备状态。

与此同时，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蒋介石，也利用这种紧张的国际形势，依仗着和美国人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做保护，以金门、马祖为基地，“加速进行反攻大陆的准备”，并不断对大陆进行骚扰和破坏。

国际、国内局势再度骤然紧张起来。

从7月15日这一天开始，毛泽东连续2个下午召集会议，分析情况，研究对策。

7月17日，台湾当局下令陆海空三军处于特别戒备状态。金门、马祖与台湾国民党军队先后进行军事演习，同时，加强了空军对大陆的侦查。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声明：要求惩罚蒋军。有的人还写信直截了当的发问：建国这么些年了，连大陆这么大的地方都解放了，近在咫尺的金门、马祖难道就解放不了吗？

毛泽东作为一个战略家，考虑的不是这么简单，他是把金门、马祖与台湾问题联系在一起来考虑的。一旦解放了金门、马祖、澎湖列岛，国民党军全部撤回台湾，台湾问题可能会复杂化。

7月17日下午，毛泽东召集会议，研究台海局势及对策。

7月18日下午，毛泽东召集会议，正式决定：为了反对美国侵略台湾、加剧远东紧张局势的阴谋，为了打击蒋介石的反攻政策，将实施炮击金门，摸一摸美国和蒋介石的底牌，看看他们那个《共同防御条约》到底有多大的效能，美国人对蒋介石的保护到底有多大的限度。

是日晚，毛泽东召集军事部门各有关单位负责人，对炮击金门做出明确指示。他说：

“金门炮战，意在击美。支援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不能仅限于道义上的，还要有实际行动的支援。金门、马祖是中国领土，打金门、马祖，惩罚国民党军，是中国的内政，敌人找不到借口，但对美帝国主义有牵制作用。”

这一次炮击金门，毛泽东仍然点了刚刚离任的福州军区司令员叶飞的将，由他到前线指挥。

中央军委连夜召开会议，决定调原志愿军空军司令员聂凤智任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指挥大规模的空军转场入闽行动；调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彭德清到厦门，指挥海军舰艇部队及海军航空兵、海岸炮兵入闽。

7月中旬的东南沿海，正是台风季节，福州的所有部队、机关、学校一齐出动，帮助农民抢收粮食。

7月19日，正在郊区抢收一线的叶飞，突然接到通知，说是要他立即赶回福州，到军区作战室接听从北京打来的保密电话。叶飞不敢怠慢，立即启程。叶飞回到福州，拿起电话机，听筒里响起了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的声音：

“叶飞同志，中央决定炮击金门，指定由你来指挥。”

叶飞闻言，有点纳闷，心想：我已经卸去了福州军区司令员职务，虽然是兼职政委，但工作中心已经转到省委这边了。为什么还要我指挥呢？便忍不住问道：

“是不是中央决定要我指挥的？”

“是中央的决定。”

“是不是毛主席的决定？”

王尚荣说：

“刘培善同志在这里，你可以问问他。”

只听刘培善在那头说：

“是的，是毛主席决定要你指挥。”

叶飞只好说：

“既然这样，那行，我接受命令。”

叶飞放下电话，立即召开省委会议，安排工作，决定由江一真代替他主持省委日常工作。叶飞又赶到福州军区组织前线指挥部。此时，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不在福州。叶飞宣布由军区副司令员张翼翔兼任前线指挥部参谋长。

7月19日这一天，叶飞和军区副司令员张翼翔、副政委刘培善赶往厦门，迅速开展各项准备工作。

7月20日，毛泽东在游泳池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目前国际局势和炮击金门的军事准备问题。到会的有政治局委员和军委成员，共44人。

7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在答复中国希望苏联提供原子潜艇时，提出了要搞中苏“共同核潜艇舰队”的意见。尤金首先同刘少奇谈了话。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游泳池召见了请求会见的尤金。在座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陈毅。

尤金向毛泽东提出了搞中苏“共同核潜艇舰队”的意见。苏联的理由是，苏联的黑海会被敌人封锁，波罗的海就不用提了，北面更不宽阔，东面的海面也不能算安全，而中国的海岸线很长，条件很好，所以，中苏建立“共同核潜艇舰队”是最理想的。

毛泽东一听就火了，他生气地问道：

“首先要明确方针，是中国办，苏联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苏联就不给帮助？”

尤金非常熟悉毛泽东的脾气，他一看毛泽东生气了，口气是那样严厉，看来不答复是不行了，可是要答复，自己又做不了主，只好支支吾吾的说了一番外交辞令。毛泽东火气更大了，他说：

“你们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这么个搞法？”

尤金只能无奈的摇摇头。毛泽东强抑怒火，说道：

“你讲不清楚，请转告赫鲁晓夫同志，让他自己来讲。”

7月22日上午，毛泽东再次召见尤金，中方在座的还有周恩来、彭德怀。毛泽东沉重地说：

“昨天你们走了以后，我一直睡不着，也没有吃饭。今天请你们来谈谈，当个医生，下午就可以吃饭、睡觉了。你们很幸运，能吃饭、睡觉。

我们言归正传，吹一吹昨天交谈的问题。就在这个房间里吹！我们之间没有紧张局势。我们是10个指头中，9个指头相同，1个指头不同。这个问题，我讲了两三次了，你忘了没有？

昨天的问题我又想了一下，可能我有误会，也可能我是正确的，经过辩论可以解决。看来，关于海军提出的核潜艇的请求可以撤销。这个问题我脑子里没有印象，问了他们才知道，海军司令部里有那么些热心人，就是苏联顾问，他们说苏联已经有了核潜艇，只要打个电话过去，就可以给。海军核潜艇是一门尖端科学，有秘密，中国人是毛手毛脚的，给了我们，可能发生问题。”

“中国还有资本家，但国家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要合营，一切都合营，陆海空军、工业、农业、文化、教育都合营，可不可以？或者把10000多公里长的海岸线都交给你们，我们只搞游击队。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此外，还有什么理由？”

“你们一直不相信中国人，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国人被看做是第二个铁托，是个落后的民族。你们说欧洲人看不起俄国人，我看俄国人有的看不起中国人。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在这一点上，他犯了很大的错误，与季诺维也夫是一样的。”

毛泽东见尤金很紧张，便放缓了口气，又说起尤金当年帮助他编辑《毛选》的事，他说：

“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来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的，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你回去以后说了我们的好话。你对斯大林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斯大林还是怀疑。只是到朝鲜战争时才改变了他的看法，也改变了东欧和其他各国兄弟党对我们的怀疑。”

接下来，毛泽东又严肃的阐述了中国的立场，他说：

“这些话，都是由于搞核潜艇‘合作社’引起的。现在我们决定不搞核潜艇了，撤回我们的请求。要不然就把全部海岸线交给你们，把过去的旅顺、大连加以扩大。但是不要混在一起搞，你们搞你们的，我们搞我们的。我们总要有自己的舰队。两把手不好办。

打起仗来情况就不同了，你们的军队可以到我们这儿来，我们的军队也可以到你们那儿去。如果在我们这儿打，你们的军队也应该听我们的指挥。如果在你们那儿打，我们的军队比你们少的话，也应该听你们指挥。

我这些话很不好听，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主义，又出现了第二个铁托。如果你们这样说，我就可以说，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

“你们昨天把我气得一宿没有睡觉。他们，”毛泽东指着周恩来等人说：“没有气，我一个人有气。如果犯错误，是我一个人。”

周恩来插话说：

“这是我们政治局的一致意见。”

毛泽东接下来说：

“你们就帮助我们建造核潜艇嘛！你们可以做顾问。为什么要提出所有权各半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打算搞二三百艘这种潜艇。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手指头都不行。你可以告诉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讲条件，我们双方都不必谈。如果他同意，他就来，不同意，就不要来，没有什么好谈的，有半个小指头的条件也不成。”

“你们讲的话，使我感到不愉快。请你照样告诉给赫鲁晓夫同志，我怎么说的，你就怎么讲，不要代我粉饰，好让他听了舒服。他批评了斯大林，现在又在搞斯大林的东西。”

尤金闻言，吓得满头大汗。谈话结束后，尤金急忙把情况如实的报告了赫鲁晓夫。于是，赫鲁晓夫便决定亲自来中国和毛泽东商谈。

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目为《今年夏天大丰收说明了什么》的社论。社论中宣布说：

“我国小麦总产量已超过美国而居世界第二位。”

社论中还说:

一切以为农业产量只能按百分之几的速度而不能按百分之几十的速度增长的“悲观论调”已经完全破产了。现在我国粮食要增产多少，是能够由我国人民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决定了。

《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宣传报道。

《人民日报》登高一呼，浮夸风立即盛行起来，各地不断的报高产，放卫星，竟然破天荒的出现了小麦亩产7320斤、早稻亩产3600斤、中稻亩产13万斤这样惊人的虚假记录。

7月24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组建福州军区空军司令部，由原志愿军空军司令员聂凤智担任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

这一天，叶飞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报告说：福建前线已经完成了一切作战部署。

7月26日凌晨，福建前线参战的30个炮兵营已经全部进入发射阵地。

7月27日清晨，毛泽东致信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彭德怀和军委秘书长黄克诚，他在信中写道：

德怀、克诚同志：

睡不着觉，想了一下，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彼方换防不打，不换防也不打。等彼方无理进攻，再行反攻。中东解决，要有时间，我们是有时间的，何必急呢？暂时不打，总有打之一日。彼方如攻漳、汕、福州、杭州，那就最妙了。这个主意，你看如何？找几个同志议一议如何？政治挂帅，反复推敲，极为有益。一鼓作气，往往想得不周，我就往往如此，有时难免失算。你意如何？如彼来攻，等几天，考虑明白，再作攻击。以上种种，是不是算得运筹帷幄之中、制敌千里之外，我战则克，较有把握呢？不打无把握之仗这个原则，必须坚持。如你同意，请将此信电告叶飞，过细考虑一下，以其意见见告。

晨安！

毛泽东

彭德怀、黄克诚立即将毛泽东的信电传给叶飞，叶飞复电表示：坚决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办。

7月28日下午，毛泽东从游泳池里出来，遇上刚从广西探亲回来的值班员，他问道：

“你们十万大山的农民，今年还有吃那种叫做黄狗头的野菜吗？”

那名卫士说：

“没有了，我们那里的粮食基本上够吃了。”

“你以后再回家对乡亲们说，那种痛苦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在不长的时间内，每人每年平均就能有2000斤粮食，你说这样多的粮食拿到哪里去？”

7月28日，毛泽东阅读外交部新闻司于1958年7月23日编印的《国际时事资料》第141号，上面刊载了《美国的对外贸易、对外‘援助’和私人对外投资情况》一文，他阅后写下了给江青的批语：

江青：

此件看过，有用，由你保存，备我利用。毛泽东

7月28日，毛泽东给老朋友周谷城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在不久前，三联书店准备出版周谷城在毛泽东鼓励下编撰的《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丛书，在这部丛书里，按语式的导言还要不要呢？周谷城拿不定主意；而且周谷城还想请毛泽东为该书撰写一篇序言；因此，他便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毛泽东因此在7月28日给周谷城写了这封回信。他在回信中写道：

谷城兄：

两次热情的信，都已收到，甚谢。大著出版，可资快读。我对逻辑无多研究，不能有所论列；问题还在争论中，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适宜。作序的事，不拟应命，可获谅解否？敬复。顺颂

教安！

毛泽东

7月31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第2次来到了北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政军领导人在南苑机场迎接他。机场上没有红地毯，没有仪仗队，也没有献花。毛泽东见到赫鲁晓夫自然会想起赫鲁晓夫曾经说过的“与中国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话，只是和他握了手，并寒暄一番。

毛泽东在候机楼小憩时，向赫鲁晓夫通报了中国国内的情况，他说：

“我们现在确实是出现了大跃进，整个农村形势很好。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对抗美援朝的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

赫鲁晓夫耸一下肩，没有做任何评论。刘少奇说：

“我们现在大跃进，粮食产量特别多，现在发愁的不是粮食不够吃，而是粮食多了怎么办？”

赫鲁晓夫眯细着眼，不无挖苦地说：

“那不要紧，粮食多了你们不是不好办吗？那就给我们吧，我们有办法。”

赫鲁晓夫一行没有休息，便驱车驶入了中南海。毛泽东在颐年堂同赫鲁晓夫进行了首次会谈。宾主一坐定，毛泽东首先表示欢迎，然后便开门见山的问赫鲁晓夫道：

“尤金大使向我们提出的要求是什么意思，你们是出于什么个考虑？”

赫鲁晓夫首先埋怨尤金未把苏方的意思解释清楚，然后又慢悠悠的表白了一番，他说：目前台湾海峡局势紧张，美国第7舰队活动频繁，苏联舰队已经进入太平洋，需要在中国建立一个长波电台和……

毛泽东不等他说完，突然抬手做了一个打断的手势，说：

“请你告诉我，什么叫联合舰队？”

“所谓共同么，就是共同商量的意思……”

赫鲁晓夫显然没有估计到毛泽东会如此不耐烦，他只好支支吾吾，遮遮掩掩。毛泽东却是抓住要害不放，追问道：

“请你说明什么叫共同舰队？”

赫鲁晓夫依然不着边际的解释说：

“毛泽东同志，我们出钱给你们建立这个电台。这个电台属于谁对我们都无关紧要，我们不过是用它同我们的潜水艇保持无线电联络。我们的舰队现在正在太平洋活动，我们的主要基地……”

毛泽东有点恼火了，他不耐烦的站了起来，以严厉的口气说：

“你讲了大半天，我也听了大半天，说了许多话你还没有进入正题。我问你，什么叫共同舰队？”

赫鲁晓夫立刻涨红了脸，很不自然地说：

“我们只不过是来跟你们共同商量商量。”

毛泽东怒气未息，说：

“还是不切题，什么叫共同商量？我们还有没有主权？你们是不是想把我国的沿海地区都拿去？”

“我们没有这个意思，不要误会。”

“你们都拿去算了！”

“现在是和我们的中国同志商量，如何共同加强防御力量……”

“你这个意思不对，你们明明是搞共同舰队！”

“我们还不过是来跟你们一块儿商量商量，没想到引起你们这么大的误解。”

“打起仗来，苏联军队可以到中国来，中国军队可以到苏联去，苏军可以使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

毛泽东说完，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赫鲁晓夫见毛泽东如此说，便又建议道：

“毛泽东同志，我们能不能达成某种协议，让我们的潜水艇在你们的国家有个基地，以便加油、修理、短期停留？”

毛泽东做了一个有力的手势，断然说道：

“不行！而且我不想再听到有人提起这件事。”

赫鲁晓夫仍不死心，又厚着脸皮说：

“为了合情合理，假如你愿意的话，毛泽东同志，你们的潜艇也可以使用我们的摩尔曼斯克基地。”

“不要！”毛泽东不耐烦地说：“我们去摩尔曼斯克干什么？我们不想去你们的摩尔曼斯克，不想在那儿搞什么名堂，也不希望你们来我们这儿搞什么名堂。你们搞你们的，我们搞我们的。英国人、日本人，还有许多别的外国人，已经在我们的国土上呆了很多年，被我们赶走了。赫鲁晓夫同志，我再说一遍，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

赫鲁晓夫也恼火了，他说：

“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还在互助合作，北约国家把这看成平常小事，可是，我们却连这样的小事都达不成协议。”

毛泽东说：

“我先后跟你们谈了3次，我得出一个结论：你们不相信中国。搞舰队要搞‘合作社’，这是政治问题，这叫政治条件。这样，我提出几个方案：第一，你们帮助我们搞，给我们技术资料，派专家帮助我们搞。第二，搞共同舰队，不搞。你们要坚持第二方案，我们不干。第三个方案，撤回我们的请求，没有原子潜艇，没有关系。不搞了，你们又不同意。第四个方案，所有的海岸线都给你们，我们不要海军，我们打游击。第五个方案……”

赫鲁晓夫一听毛泽东说要上山打游击，也反唇相讥：

“游击战在现代世界里已经没有市场了。”

毛泽东更不客气地说：

“如果你一定要捏住中国人的鼻子，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中国曾多次被征服。但是，中国人把所有的征服者都同化了。”

赫鲁晓夫一看此行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了，心中闷闷不乐。

是日晚，周恩来在欢迎赫鲁晓夫一行的宴会上，举起茅台酒提议说：

“为什么我们不来为苏联朋友访问中国这座历史名城北京而干一杯呢？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赫鲁晓夫还在生闷气，他对周恩来的提议不做反应。其他的中苏人员都起身举杯，一饮而尽。毛泽东趁机指着身边的一盘红辣椒，微笑着问苏联客人：

“我们是否应该对共产主义者的红色的党表忠心呢？在党的积极分子周围，是不能没有色彩没有刺激的啊！作为红辣椒的忠实信徒，我要问，谁愿意加入到我的红辣椒党里来？”

说罢，将一个囫囵辣椒填进嘴里，看看赫鲁晓夫，又环视四座。周恩来明白，毛泽东意在与赫鲁晓夫缓和气氛。可是，赫鲁晓夫小肚鸡肠，并不领情。布尔加宁见赫鲁晓夫如此，只好打破僵局，以身试“辣”。他学着毛泽东的样子，一口吃下了辣椒，结果直辣得他是窘态可掬。

毛泽东又说起了红军长征中在贵州遇到茅台酒的故事。周恩来插话说：

“我们那时把手头上所有的瓶瓶罐罐都装满了茅台，一大早才上路。后来，我们一直怀念内地这一池医疗圣水。”

1958年8月1日，毛泽东在游泳池同苏方举行第2次会谈，赫鲁晓夫再不敢提共同舰队的问题了，他把话题转向斯大林问题上，他说：

“原来你们是支持我们的，现在好像不大支持了，好像是向我们的后院抛石头。”

毛泽东说：

“不对，实际上是抛了一把金子。”

“别人的金子我不要。”

“你要不要是一回事，我要助你一臂之力，因为毕竟在我们共产党国家里你们是头一家。”

在国际形势方面，赫鲁晓夫向毛泽东提议说：中苏两国能否有个分工，苏联多考虑欧洲的事情，中国多考虑亚洲的事情。毛泽东中肯的劝他说：

“这样分工不行，各国有各国的实际情况。有些事情你们比我们熟悉些，但各国的事情主要还是靠本国人民去解决，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实际情况，别的国家不好去干涉。”

此后，毛泽东在与赫鲁晓夫的会谈中，见好就收，适当的给了苏联人一点面子。双方就经济合作方面，初步达成了协议。

在赫鲁晓夫离京前，毛泽东再一次提醒赫鲁晓夫说：

“中国人是最难同化的。”“过去有多少个国家想打进中国，到我们中国来。结果呢？那么多打进来的外国人最后还是都站不住。”

赫鲁晓夫悻悻然的回了苏联。他一回到国内，就开始骂毛泽东了。

8月3日，中苏双方发表了《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赫鲁晓夫秘密访华，引起外电议论纷纷。美国当局注意到，中苏两国国防部长参加了这次首脑会谈，同时也注意到《公报》有这样一段话：“双方就目前国际形势下两国所面临的在亚洲方面和欧洲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充分的交换了意见，并且对于反对侵略和维护和平所应采取的措施达成了完全一致的协议。”

后来在8月8日，中苏双方还是在莫斯科签订了苏联在技术上援助中国建设和扩建47个工业企业的协议。

再说8月4日，毛泽东带着江青和两个女儿李敏、李讷，还有侄子毛远新，到河北省大跃进的典型县徐水视察。

据报载：徐水县的粮食产量在全国遥遥领先，不少调查团都到徐水调查取经。有的调查小组问农民的粮食产量和家庭收入，老乡们十分有趣的回答：“我们家的粮食不在屋里，在会计的账上。”

农民没有那么多的粮食，又不敢说真话，也不会说假话，只好说粮食在会计的账上了。

再说毛泽东在徐水县领导干部陪同下，来到南梨园乡大寺各庄农业社俱乐部，他看到俱乐部里挂满了各种奖旗，看了几面，问了问每一次得奖的经过，就在长桌旁坐下来，问农业社干部说：

“今年的麦子收得好吗？”

农业社主任说：

“很好，比那一年都强。”

“每亩平均多少斤？”

农业社党支部书记说：754斤。毛泽东“啊”了一声，赞叹道：

“不少啊！”

他又问到秋作物的预计产量，问了社里，又问全县的。县委书记张国忠告诉他说：

“今年全县要争取大丰收。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到12亿斤粮食，平均每亩产2000斤。主要是山药高产，全县共种了春夏山药35万亩。”

毛泽东听了，睁大眼睛，笑嘻嘻的看了看屋里的人，说：

“要收那么多粮食呀！你们夏季才拿到九千多万斤粮食，秋季要收11亿斤呀！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能吃空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

张国忠说：

“我们粮食多了换机器。”

毛泽东说：

“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粮食呀！”

县长说：

“我们拿山药造酒精。”

毛泽东呵呵笑着，他环顾大家，说：

“那就得每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酒精啊！”

县长说：

“我们只是光考虑着怎么多打粮食！”

毛泽东依然是满脸笑容，他说：

“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哩！其实粮食多了也还是好！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5顿也行嘛！”

毛泽东说罢，要到村子里去看看。他先看了粮食加工厂，看了供销社，看了社里的医院和正在扎针的医生和病人；又看了猪场，看了缝纫工厂；接着来到了幼儿园。幼儿园里有几十个孩子，他们穿着崭新的背心和短裤，都很干净。孩子们鼓掌欢迎毛泽东，嘴里不住地喊着：“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毛泽东摸摸这些可爱的孩子，顺便去看了看他们的宿舍。

幼儿园隔壁是敬老院，住着由社里统一供养的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们。老人们对毛泽东说：

“咱们这真是享了福啦！有了毛主席，咱们可享了福啦！”

毛泽东笑着同老人们告别，尔后来到田间，他看到在地里干活的妇女很多，就说：

“这妇女劳力解放得很彻底哩。”

保定地委书记李悦农说：

“这里的妇女都脱离了炕台、锅台、磨台、碾台这4台。”

毛泽东说：

“是啊，人人都吃食堂，社社都办幼儿园，这个县是11万多劳力，抽出了4万多搞水利、打机井、办工业，只有7万多人搞农业嘛。这又解放女劳力，又搞军事化，全县农业社搞了90多个团，200多个营，他们就是这个办法哩！”

毛泽东来到棉田，察看了棉花的长势，问道：

“这1亩可以收多少棉花呀？”

农业社主任脱口而出：

“100斤皮棉。”

毛泽东算了算，说：

“那就是300斤籽棉呀！”

毛泽东沿途看到丰收的庄稼，就对乡社干部们说：

“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的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吗？”

毛泽东回到徐水县委，他在谈话中还说：

“这里的干劲不小哩！世界上的事情是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很多！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斤！”

8月5日，毛泽东来到河北省安国县视察，听取了地委、县委负责人的汇报。在红星农业社的丰产试验田边，他摸着肥大的高粱叶子，微笑着问：

“这样的高粱，1亩能打多少粮食？”

淤村乡党委书记说：五六千斤。毛泽东问：

“1棵能结几个穗？”

“这是‘八大杈’，能结8个穗。”

毛泽东又指着旁边的矮株高粱问：

“这是什么品种？”

“这是‘小八杈’，试验试验到底哪种收成大。”

“是否可以让高的矮的杂交？”

“我们正在试验。”

毛泽东笑着说：

“如果长不高，那就叫矮梁，不能叫高粱。”

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来到甘薯试验田边，一个基层干部说一亩甘薯要产20万斤，毛泽东随口说：

“能产到两万斤就不少了。”

他还就农业合作社规模以多大为宜征询大家的意见。此时各地正在酝酿办大社，有的已经把几个小社连成了一个大社。关于社的规模问题，很多人认为一个乡办一个社就行了。毛泽东风趣地说：

“你们看过《三国演义》吗？你们这里农业社的发展变化就像《三国演义》的头一句：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8月6日，刘少奇派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到徐水县传达中央要在河北省徐水县搞一县一社共产主义试点的意图，还将康有为的《大同书》与《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推荐给有关干部学习。县委书记受到了鼓舞，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早在4月开始一直到8月，刘少奇先后在北京、天津、山东、河北等地视察指导工作，他说：

“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我看三四十年以后，可以到共产主义”。

8月6日，毛泽东一行人乘车来到了河南省新乡县。

新乡县七里营是按照中共中央成都会议精神，第一批把小型农业合作社合并为大社的典型。他们将七里营和周围50多个高级农业合作社合并为一个大社，共有9639户人口，定名为“七里营人民公社”。

这一天，雨过天晴。下午4点22分，毛泽东的车子和其它8辆车子由七里营村东头进了村子，在村子中心的东方红广场停了下来。

七里营的干部按照上级的要求，在街道上布满了岗哨，群众被派到地里干活，五类分子被专人看管，整个村子里鸦雀无声。毛泽东看到此情此景，有点不高兴，就对陪同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说：

“咋不见群众呢？我就这么脱离群众吗？”

吴芝圃闻言，显得十分尴尬。

毛泽东来到公社门口，看了看3天前刚刚挂在大门东边的“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的牌子。吴芝圃介绍说，他们大社没有用“共产主义公社”作名称，而用“人民公社”作名称。毛泽东随口说道：

“好么，好么！”

七里营人民公社把一些孤寡老人组织在一起，成立了“幸福院”。毛泽东来到幸福院的时候，几十个老人纷纷从屋里跑出来，看望毛泽东。忽然，有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扑通一声跪在毛泽东面前，一边给毛泽东磕头，一边喃喃自语：

“天高皇帝远，我这老婆子能见到毛主席，死了也甘心。”

毛泽东见状，俯身搀起老人家，又是给她扑打身上的灰尘，又是向老人问好。老太太流着泪说：

“好，好，一切都好。”

毛泽东握着她的手说：

“老人家，不要难过，只要咱们齐心协力，以后的日子会更好。”

老人说：

“不是难过，能见到毛主席，我太高兴了。”

毛泽东来到社办面粉厂，电动小钢磨正在磨面，他仔细观察小钢磨的运转，抓起一把麸皮用手指捻了捻，十分满意。

毛泽东来到幼儿园，几十个天真活泼的孩子围拢在他身边，拉着他，向他问好。毛泽东抚摸着孩子们，慈祥的笑着。老师领着孩子们唱起了歌曲，这支歌的名字叫：《毛主席，我们永远热爱您》。毛泽东夸奖着孩子们，还对老师说：

“谢谢你们！”

毛泽东头戴草帽，身穿白衬衣，穿过茂密的大豆地，跨进满布瓜蔓的菜田，来到村西种植棉花的“红旗试验田”前，察看棉花的长势。他看着茂密茁壮棉桃成串的果枝，连声称赞棉花长得好，大有希望。他问：

“一亩田能产多少棉花？”

七里营的干部说：

“一亩田可以产100斤皮棉。”

毛泽东满意地说：

“全国的棉花都长成这样就好了。”

毛泽东走进棉田里，向正在给棉花打顶的社员们招手问好。他还学着社员的样子，给棉花打顶。

毛泽东一行回到了村西口。此时七里营的干部早已撤了岗哨，村民们纷纷站在房上、墙头上、道路两边看望毛泽东。毛泽东走到供销社门市部门口，群众立时欢声四起，热烈的掌声、“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交织在一起。他频频向群众招手致意。供销社营业员小吕，将事先准备好的写着“祝毛主席身体健康”的大玻璃匾，恭恭敬敬的献给毛泽东，毛泽东双手接住，转交给身边人员，和小吕亲切握手致谢。

毛泽东挥手告别群众，慢慢上了汽车，离开了七里营。

毛泽东在县委招待所里，和七里营的农民代表进行了座谈。他说：

“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地名，或者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

他还说：

“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

“有了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社。”

吴芝圃还向毛泽东汇报了长葛县有的中学开展了勤工俭学，搞得很好，升学率也很高，学生不仅学到了书本知识，通过劳动实践，还加深了对书本知识的理解。

毛泽东请七里营的农民代表们和他一起吃饭，他向大家介绍他的家人说：

“这是我的两个女儿，都是大学生，这个是我的侄儿毛远新。”

他又指着江青说：

“她是我的爱人。也就是你们说的老婆、婆姨。”

吃饭时，毛泽东和江青直往客人碗里夹菜，亲如一家。农民代表临走时，毛泽东全家5口人把客人送到门外，江青一再说：

“再见，再见。”

8月6日晚9时，正在许昌地委办公室开会的专署公安处副处长辛建，突然接到省公安厅打来的电话，只听电话里说：

“有紧急任务，你和刘肃欣赶快到火车站去！”

辛建不敢怠慢，立即叫上刘肃欣科长，骑着自行车赶到车站。省公安厅的朱干副处长告诉他俩说：

“这次是毛主席来我们这里视察，我们要共同搞好保卫工作。”

一列绿色专列徐徐开进许昌车站，恭候在车站的许昌地委副书记马金铭、专员王延太被通知上车。马金铭、王延太上车后，专列继续前行。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把马金铭、王延太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说：

“地方同志工作辛劳，我来你们这里看看农村形势。”

马金铭说：

“我们的工作搞得不太好，可到襄城县双庙乡郝庄村、三里沟乡的后梁庄、十里铺的小张庄看看，这几处是一条线，近百里，沿途都是庄稼。这些地方，也就代表了许昌地区的农业生产形势。”

毛泽东说：

“很好，明天我们一同去参观。”

专列驶入城西10公里的长店路段，缓缓停下了。这天晚上，毛泽东就休息在专列上。

8月7日7点31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和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副书记杨蔚屏陪同下，乘吉普车来到了襄城县双庙乡的郝庄村。毛泽东在村东头公路上下了车，向一大片烟叶地走去。

在这一带负责保卫工作的辛建和刘熙民，看见身材高大魁伟的毛泽东，头戴草帽，身穿白衬衣和灰色半旧军裤，健步向他们走来，急忙迎上前去。毛泽东和他们一一握手。辛建紧紧的握着毛泽东的手，激动得把原先想好的问候之词全忘了，只是说：

“毛主席好，毛主席好……”

刘熙民也是这样，他握着毛泽东的手，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毛泽东见他俩这样紧张，就问刘熙民叫什么名字？刘熙民说：

“我叫刘熙民。”

毛泽东又问：

“哪个民？”

“人民的民。”

毛泽东开玩笑说：

“你是康熙的臣民啊。”

毛泽东又问了辛建的姓名，笑着说：

“啊，你是辛辛苦苦的干社会主义呀，干革命就得有这种不怕辛苦的精神。”

毛泽东顺着烟叶地垄沟察看烟叶的长势，露水浸湿了他的衣衫，鞋上也沾满了泥土。他看完烟叶，又来到2队齐胸高的谷子地里，采了几个沉甸甸的谷穗，掂在手里。记者要给他拍照，他说：

“还是照大田里的大谷穗吧，让北京的同志看看。”

毛泽东又来到正在田间吃早饭的社员们中间，亲切地问：

“能吃饱饭吗？”

一个社员说：

“俺这是高级社，吃穿都不愁。”

“有休息时间吗？”

“争上游吃点苦有啥。”

毛泽东一行来到三里沟后梁庄村东的地里，正在割草和捉烟虫的大人小孩们认出了毛泽东，活也不干了，都围上来看毛泽东。毛泽东看着这些赤脚赤背老实憨厚的农民群众，微笑着向他们招手致意。毛泽东向北边走边看，农民们还是围着他看。毛泽东看到地里长着的云南品种的烟，每棵都有一人多高，70多片叶子，高兴地说：

“很好！你们这里一派丰收景象，我还从未见到过这样高大的烟叶子，干得好。”

他走到一个高岗上，举目环视，只见一片接一片的烟叶地，一望无际，听说是连绵数十里，就情不自禁地说：

“你们这里成了烟叶王国了！”

毛泽东向村支书张富贵询问了谷子、玉米、红薯、烟叶的管理方法，鼓励他们说：

“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啊！”

毛泽东一行驱车来到襄县城北小张庄，在村边下了车，走到地头树林下与农民搭话。毛泽东又钻入数十度高温的炕烟房内，观看了农民们炕烟的操作过程。57岁的烟叶技术员梁运祥，正在堆砌炕烟的火龙，毛泽东问：

“烟叶不炕，太阳晒行吗？”

梁运祥说：

“日晒的烟叶色差，叶薄，质劣，无味。”

上午11点40分，毛泽东乘吉普回到了襄城，县委领导要请毛泽东一行到县委就餐，毛泽东说：

“谢谢，不给地方添麻烦啦。”

毛泽东一行返回时经过三里沟村，群众送来了一些大西瓜，毛泽东拒绝了。

下午1时许，毛泽东一行回到许昌县长店的专列上，许昌地委唯一的女副书记刘毓敏和组织部长康国蕴，给毛泽东送来了3尺长的豆角和硕大的烟叶子，毛泽东说：

“很好。”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到何地视察，情况如何，请接着看下一章内容。《毛泽东大传》第三版全10卷共6册成本价230元包邮，淘宝网址：http://shop70334099.taobao.com 作者东方直心电话/微信购书：13937776295，QQ：2425751303 望各位读者广为宣传，让更多的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人们了解一个真实的毛泽东。

东方直心

第279章

“吹牛，靠不住。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

不起来嘛！娃娃，莫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

话说1958年8月8日下午，毛泽东来到河南省商丘地区视察。

这一天，烈日炎炎，热浪灼人。商丘火车站由西而来一列专列，早已在车站等候的商丘党政军负责人，马上迎上前去。只见车厢里走下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他同商丘地委书记任秀铎、商丘县委书记刘学勤，说了几句话，3人便上了专列。

毛泽东在专列上要先见见东道主们，这是他在视察旅途中，常有的惯例。任秀铎、刘学勤随着史向生来到会客室，远远看见毛泽东身穿一件白衬衣，一条灰色长裤，脚蹬一双深色皮鞋，站在那里等候。史向生向毛泽东介绍说，地委第一书记王培育因病住院，任秀铎是地委第二书记。毛泽东“噢”一声，问道：
    “任秀铎？你是信任的任，山清水秀的秀，金字旁的铎？”

任秀铎回答说：

“是的，毛主席。”

史向生又介绍了刘学勤。毛泽东与他们一一握手，坐下后，随手从口袋里掏出几支烟，递给任秀铎、刘学勤、史向生，自己也点上一支，轻轻的吸了一口，问道：

“商丘是原归德府，古代在这里建过都。还有些什么古物？”

刘学勤回答说：

“还有文雅台、三陵台、阏伯台、八关斋、壮悔堂。”

毛泽东又问：

“今年夏季收成如何？”

任秀铎说：

“夏粮丰收。”

毛泽东问刘学勤：

“你们县主要农作物有那些？”

刘学勤说：

“全县150万亩耕地，110万亩种小麦，占总耕面积60%以上。大秋有高粱、谷子、玉米、棉花，晚秋有大豆、红薯、夏玉米。”

毛泽东历来不满足听部下的汇报，总喜欢到实地考察一番。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我要下车去附近看看。”

刘学勤连忙介绍说：

“附近道口乡黄楼村有一个中华农业社。”

毛泽东说：

“好，那就去中华农业社看看吧。”

毛泽东一行换乘轿车行至包河，他问坐在身边的刘学勤：

“这是什么河？”

刘学勤回答说：

“这是包河，传说是宋代包拯运粮时挖的河。”

毛泽东问起刘学勤的简历，刘学勤说他在日军占领家乡永城时，被迫失学。毛泽东微笑着说：

“日军侵入中国，占领永城，把你的读书时间也占领了。你现在还有时间学习吗？读的什么书？”

刘学勤说：

“现在工作很紧张，读书不多。”

毛泽东说：

“要挤些时间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毛泽东在这一年已经先后把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读了3遍。后来，也就是他同刘学勤说这话3个月后，他在第1次郑州会议上，正式向全党提出了要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再说轿车驶入一望无际的田野，毛泽东问刘学勤：

“农民喜欢吃小米吗？”

刘学勤说，喜欢。毛泽东又说：

“我们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打垮了蒋介石，农作物改革不要把谷子给改掉了。”

说话间，车队驶进道口乡大院，商丘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苏学诗上前把车门打开，请毛泽东进屋休息。毛泽东同道口乡乡长唐崇举握手后，走进办公室，他看看墙上挂着的几面锦旗，其中有一面是1957年7月湖北省洪湖县文教参观团赠送的，上面写着：“你们是向文化技术革命进军的一面红旗，向你们学习”。他指着锦旗上的字，问道：

“懂不懂这上面写的意思？什么叫文化技术革命？”

刘学勤说：

“学习文化知识，搞技术革命。”

毛泽东听罢，没有吱声，深深的吸了几口烟。这是他思考问题的习惯。稍事休息之后，毛泽东一行向黄楼村走去。刘学勤问道：

“主席是先看食堂，还是先看农业？”

毛泽东说：“先看农业。”

下午4点，毛泽东来到了黄楼村的试验田旁边，他在一道门前停了下来，仔细的看着门上的一行字，只见写的是：“道口乡中华一社七.一试验站”。他问刘学勤：

“这是什么门？”

刘学勤说：

“这是跃进门。是欢迎中央军委检查团时搭的，一共搭了4个，一是表示欢迎的意思，再者是表明黄楼村人一个跃进接着一个跃进，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

毛泽东来到打井工地，问正在打井的小伙子们：

“这井能打多深？多长时间能打好？”

黄开诗说：

“这口井打15丈深，要打25天。”

站在一旁的乡长唐崇举，大概嫌黄开诗说的时间太长，就插话说：

“这个小伙子是才学习打井的。”

毛泽东却对这位充满活力的18岁年轻人，颇有好感，握着他的手，满意地说：

“很好！”

他来到一块红薯试验田，问道：

“这是谁搞的试验田？”

乡党委书记徐家林说：

“这是社干部的试验田，2亩麦茬红薯，翻地2尺深，每亩种5000棵，计划亩产13000斤。”

地委副书记王林为了证实将来丰产，走进田里，扒出来一个红薯，一看个头却不大。史向生感到不满意，自己也上去扒出一个，也不大。王林又找到了一棵看上去挺壮实的红薯，准备再扒一个。毛泽东平静地说：

“红薯长势很好，不要再扒了。”

说着转身走向另一块红薯地。徐家林介绍说：

“这是我搞的。施肥30万斤，计划亩产13000多斤。”

毛泽东已经开始怀疑了，他说：

“亩产13000多斤？秋后我再来看！”

毛泽东走到稻田旁边，问道：

“稻田里为什么没有水？”

徐家林立即回答：

“刚断水一晌，现在要拔草呢。”

毛泽东说：

“不要放水拔草，可以用脚把草踩下去做肥料。”

毛泽东问起1亩有多少墩？亩产多少斤？徐家林说：

“1亩3万墩，计划亩产1500斤。”

毛泽东听后不再说话，只是看地头上插着的牌子，上面写的是施肥数字，预计的产量。他又看了社里搞的人造尿池，问问它的结构和人造尿的制作方法及肥料效能，就朝着停放轿车的商单公路走去。

此时，已经是下午5点了，黄楼村的群众早已将车队围了个水泄不通。他们见毛泽东来了，一边喊着“毛主席万岁”，一边往前挤，都想与毛泽东握握手。

汽车已经启动了，打井队员杨邦福拼命挤了上来，推开已经伸出手的曹效兰，把手伸进车窗里握住了毛泽东的手。车子开走了，曹效兰上前就埋怨杨邦福，杨邦福却只顾一个劲儿的喊：“我和毛主席握手啦！我和毛主席握手啦！”

后边还是一片欢闹声，毛泽东在车里却一直高兴不起来。他深深的吸了一口烟，问刘学勤：

“你相信他那亩产13000多斤的试验田吗？”

刘学勤老老实实地说：

“我不相信。”

毛泽东说：

“脑子太热，没有科学根据，不符合实际嘛。过去亩产多少斤？”

刘学勤说：

“也不过2000斤上下。”

毛泽东说：

“过去2000斤，今年真能搞四五千斤，就翻了番，就很好了。给下面打招呼，不要提万斤口号。”

毛泽东觉得刘学勤是一个老实人，后来他在1959年2月第2次郑州会议期间，还没有忘记刘学勤，专门请刘学勤到郑州去谈试验田的结果。

毛泽东走后，商丘领导人于当天晚上就召开了地、县、乡3级党委会议，传达了毛泽东不要提万斤口号的谈话精神。3级党委会一结束，各级党委又分别召开了干部大会。

后来，商丘人民为了纪念毛泽东在商丘视察工作，在道口乡黄楼村修建了纪念馆，还将道口乡改名为双八镇，将黄楼村改名为双八村。

8月8日晚，毛泽东抵达徐州，专员梁如仁、市长张洪范上专列汇报工农业生产情况。毛泽东说：

“农业要增产，要多养猪，多搞有机肥料。”

晚上21时，毛泽东离开徐州。

8月9日，毛泽东驱车到山东视察历城县北园乡合作社。山东省委第二书记谭启龙作了汇报，毛泽东称赞谭启龙说：

“你这个人不干就不干，一干就大干。”

谭启龙在谈到历城县北园乡扩大合作社规模时，问毛泽东：

“究竟叫合作社好，还是叫大农场好？”

毛泽东根据河南的经验，说道：

“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可以加快农业的发展，有利于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并为农村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

9日下午5时，毛泽东要到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棉花试验田视察。省委办公厅立即打电话给农科院办公室说：

“中央首长要到农科院棉花试验田视察，你们要安排人向领导介绍情况。”

农科院院长和副院长棉花专家秦杰，马上通知试验田负责人曹伯强，一同到棉田地头等候。

不一会儿，5辆轿车一溜烟似的开到棉田地头，先下车的是省委第二书记谭启龙、书记处书记孟飞，以及省委办公厅的负责人和摄影记者。毛泽东从中间的车子里走了出来，农科院的几个人赶紧上前相迎。秦杰汇报说：

“这70亩棉花，是几年来生长最好的一年。”

他又把众人领到一块地前，指着说：

“这1亩是高产试验田，1亩4000株，每株已有五六十个棉蕾了。”

毛泽东问：

“你们估产多少斤？”

“计划是800斤。”

“能达到吗？”

“有希望，长势喜人。”

毛泽东躬下身，抓住一株棉花从根部往上数着棉桃，曹伯强等人也躬身帮着数，一共是62个；顶部还有正开着花的花蕾。毛泽东说：

“很好，你们的计划仍可能实现。这株棉花，个头不高可棉蕾是满的，和舒同一样，个头不高可很充实呢！”

毛泽东拿他们的省委第一书记开玩笑，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毛泽东又问：

“1亩4000株，还能再加密吗？”

秦杰说：

“再密就要影响通风透光，光照不足，不能高产。”

“这土地是深翻过的吗？”

“是深翻过的，是很肥沃的土地。”

“施多少肥？”

“万斤土肥，化肥120斤，是分期实施的。浇水也适时。”

“棉种呢？什么种子？”

“是培育的品种，袋子棉15号。植保治虫很及时，棉蚜、红蜘蛛也出现过，防治及时都下去了。”

“影响棉花高产的是什么？”

“目前主要是落蕾没解决，棉的花蕾可以长到80多个，落掉的约占20%-30%，如果能控制住落蕾，那产量更高了。”

“落蕾是什么原因？有解决的办法吗？能否不落或少落？”

“密植和透风透光有矛盾，太密不透风，光照不足易落蕾，正考虑从下部摘除一部分叶子，增加光照，但摘除多少？什么时候摘除为好？还需要试验研究。”

毛泽东最后说：

“这就是一个研究的课题，你们能研究出不落蕾的增产措施，就好啦！”

此时，天阴了下来，还下起了小雨。谭启龙说：

“下雨了，我们走吧。”

毛泽东向农科院众人挥手告别，由随行人员打着伞上了车，向济南市里驶去。

《人民日报》、《大众日报》在第二天的头版头条位置上，登载了毛泽东视察山东农科院的消息。

后来在11月，毛泽东看过的这一亩试验田棉花，籽棉的实际产量是1000斤，折合皮棉350斤。毛泽东数过棉桃的那一株棉花，研究人员将它移植到温室里，第二年长了一些小的棉桃。后来，他们将这一株棉花移植在玻璃箱里，放在展览室，保存了很久很久。

且说8月9日晚，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刘子厚的警卫员小李，风风火火的来到刘子厚的秘书李光柏家里，他说：

“有紧急任务，省长要你马上去。”

李光柏马上穿好衣服，和小李立即乘车直驱天津市干部俱乐部去见刘子厚。刘子厚吩咐李光柏说：

“今天晚上，毛主席要来天津视察工作，你要回到办公室值夜班，主席的专列一到，省公安厅有人会来电话通知，你就马上告诉我和李耕涛同志，去迎接毛主席。”

这一夜，李光柏坐在电话机旁，一直等到凌晨3点钟，省公安厅领导来电话说：

“毛主席的专列已经到了天津，停在河北区转盘村的叉道上，请刘省长他们去接毛主席。”

李光柏即刻转告了刘子厚和天津市长李耕涛。刘子厚嘱咐李光柏继续守着电话值班。

10日中午，李光柏接到电话，叫他通知主管农业的省委书记处书记阎达开，马上到专列上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李光柏通知了阎达开，并同阎达开一道乘车前往。

省委领导们鱼贯登上专列，李光柏却没有勇气跟上去。主管财贸工作的省委书记处书记解学恭的秘书赵成章，看见李光柏正在徘徊，就下车把他拉上了专列。

原来，毛泽东昨晚工作了一个通宵，直到今天早晨8点才休息。为了使毛泽东安静的休息，路过这里的列车都奉命把车开慢一些。毛泽东一觉醒来，说：

“火车为什么跑得这么慢呢？”

中午12点以后，列车上通知工作人员们吃午餐，大家一起进了餐车。这一顿午餐，既有葡萄酒，也有“狗不理包子”。

10日下午4点多，毛泽东由刘子厚、阎达开、李耕涛陪同，来到了新立村。东郊区委书记曾国栋、区长张福安、乡总支副书记、社主任徐树清，在村头迎接毛泽东。毛泽东同他们一一握手，大家都问候毛泽东说：

“毛主席好！”“毛主席好！”

毛泽东走过小溪上的桥，来到稻田边，他指着田埂上插着写有“上游”的红旗，问道：

“上游是什么意思？”

区干部说：

“社里在稻田管理中，10天各队评比一次，评比后，一类苗插上游旗，二类苗插中游旗，三类苗插下游旗。这样做的目的是促使二三类苗赶上一类苗。”

毛泽东说：

“下游了怎么赶？能不能赶呀？”

区干部说：

“能赶，下游苗只要多施肥，加强后期管理，就能赶上上游苗。”

毛泽东听了，点点头笑了。他看到稻田旁社员赵益和家的后墙上，贴着第5生产队力争全区第一的大字报，便把大字报仔细的念了一遍，然后走进稻田，突然侧身问曾国栋：

“这块稻田有多少墩苗？”

曾国栋回答说：

“这块稻田共有300多亩，每亩平均两万墩，每墩合二十七八株。”

毛泽东蹲下身，用手分数着稻株，回头问：

“这片稻田是否都是这样？”

社干部说都是这样。他们向毛泽东汇报说：这块稻子亩产可以达到10万斤。毛泽东闻言，摇摇头，表示不相信，他说：

“不可能的事！”

他又指着一位领导干部说：

“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

那位领导干部解释说：

“新立村的同志们用电灯为水稻照明，用鼓风机朝水稻里吹风，说可以亩产10万斤。”

毛泽东仍然摇头，说：

“吹牛，靠不住。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嘛！”

有人为了证明亩产10万斤的可靠性，让小孩子往水稻上站。毛泽东摇头说：

“娃娃，莫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

后来，报纸上还是登出了天津新立村水稻亩产突破10万斤大关的消息。那些新闻记者们可是没有他们不敢说不敢吹不敢干的事情。

早说这时毛泽东看到稻田旁水沟里漂着许多小草，便停住脚步，问：

“这是一种什么草，有什么用处？”

社员李顺弟跳下水沟捞出一把草，递给毛泽东说：

“这是带子草，可以喂猪喂鸭子。”

毛泽东接过水淋淋的带子草，仔细看看，笑着说：

“哦，可以喂猪喂鸭，这沟里是不是还可以养鱼啊？”

社干部说：

“可以养，将来我们准备要养鱼的。”

此时，这一带的社员们听说毛泽东来了，都纷纷赶了来，不少人高呼：“毛主席万岁！”毛泽东不断的向社员们挥手致意。

毛泽东来到东郊区区长张福安领导的计划水稻试验田，问：

“这个计划有可能吗？”

张福安说：

“过去没搞过，现在我们正在试验。”

毛泽东说：

“你们这些目标，现在还没到手里，还得再试验再努力呀。”

毛泽东问身边的技术员冯维雄：

“你们是哪里来的呀？”

冯维雄说是他们中国科学院的，到这里主要是为了考察稻田试验。毛泽东又指着他手里拿着的网兜问，这是做什么用？冯维雄说，是在稻田里捕捉虫子用的。毛泽东笑着说：

“我看像个打鱼的东西。”

人们“哄”的一声笑了。

8月12日晚8点，毛泽东在河北省长刘子厚、天津市长李耕涛的陪同下，到天津市第二文化宫参观“工业技术革命展览”。

展览大厅里灯火辉煌，毛泽东来到“东风馆”天津拖拉机制造厂的产品前。厂长刘树英指着一项产品告诉毛泽东说：这是一项新技术，它用高周波电滚，将齿轮毛胚加热以后，就直接用机器轧成齿界限，效率比用机床加工提高10到50倍，可以节省25%的钢材。

毛泽东在国产矽胶的展品前，亲切的接见了成功研制矽胶的21岁青年工人孙守纲。他接着又参观了重工业、机电工业展览。毛泽东看到一幅图表上写着：气筒质量超过美国。他笑着问：

“气筒也在赶？”

讲解员介绍说：

“我国的气筒能打气250磅，美国的只能打150磅。”

李耕涛插话说：

“我们的气要比他们打得足。”

一句话说得毛泽东和周围的人都笑了。一行人来到休息室里，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说道：

“地方应该想办法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首先是协作区，然后是省，只要有条件，都应建立比较独立的但又是情况不同的工业体系。你们应该自己想办法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华北几个省建立联系可以搞一个大的体系。你们能不能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来？3年怎么样？”

刘子厚说：

“现在开始向独立体系搞，三五年能够建立起来。”

天津地委第一书记赵克，向毛泽东汇报了在非山区组织群众到山区开矿、大搞钢铁的情况。

这一时期，毛泽东一直关注着党内两种思想：一种是不了解抓粮食和钢铁的重要性；一种是只抓钢铁，看不到抓粮食的重要性，认为只要有了钢铁，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了。毛泽东认为，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吃饭问题十分严重，客观实际不允许只抓钢铁，不重视粮食，解决吃饭问题只能靠自己解决，别的国家和地区是无法满足中国粮食需求的。他听了赵克的汇报，就高兴地说：

“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就什么都可以搞了。”

毛泽东休息一会儿后，接着参观化工、纺织和毛麻丝工业、手工业、轻工业展览馆。

毛泽东在第二文化宫参观了近3个小时，才与展馆的工作人员一一握手告别。刘子厚将毛泽东送到专列上，已经是午夜时分了。他嘱咐秘书李光柏说：

“你在办公室继续值班，随时准备接毛主席专列上的电话，得到主席去北戴河的消息，及早通知我和李市长，为毛主席送行。”

8月13日早晨7点钟，李光柏接到毛泽东专列上来的电话说：

“主席今天特别高兴，他还要在天津继续参观一天。今天参观的日程安排是，先参观南开、天津两所大学的科技展览和校办工厂，中午在天津正阳春烤鸭店就餐。参观时间在今天上午10点钟开始。”

李光柏不敢怠慢，立即向刘子厚作了汇报，刘子厚说：

“马上通知李市长，要求省公安厅迅速做好参观的严密的保卫工作，通知两所大学和正阳春烤鸭店，充分做好毛主席视察和就餐的准备工作。”

8月13日这一天，毛泽东在专列上起床后喝茶看报，他扫了一眼《人民日报》，忽然拍案叫道：

“哎呀，糟糕！捅出去了！事先没讨论呢，政治局还没有讨论！”

原来，跟随毛泽东的记者未经毛泽东批准，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了毛泽东和谭启龙在8月9日的谈话，并加了套红。报道中写道：毛主席称赞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

后来有人向毛泽东提问这个问题，毛泽东说：

“这个话我是讲了，是我没慎重。也不能全怪记者。但是已经捅出去了，怎么办呢？”

从此，这个口号传遍了大江南北，全国许多地方相继效仿。这是毛泽东没有料到的，他深有感触地说：

“以后再也不让新闻记者跟着了。”

后来，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与会者们通过了“人民公社”这一提法，没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此是后事。

再说8月13日，毛泽东下了专列，前往南开大学参观。

这天上午10点前，天津市委主管文教工作的书记处书记王亢之，先期到达南开大学，与南开大学校长、党委书记一起迎接毛泽东。

毛泽东一下车，就被大学生们认出来了，他们簇拥着毛泽东和省长、市长、校长，进了校门南面的一个院落里，参观化工系办的“敌百虫工厂”，接着又参观了“离子交换器工厂”和“硝酸钍工厂”。毛泽东每到一处，学生们的口号声，都招来了校园里的师生员工和群众，近千人挤在一起，要见毛泽东。毛泽东不仅不能再继续参观下去，而且连院子也出不去了。刘子厚、李耕涛、王亢之、叶子龙、李银桥和校长、书记以及随从人员、保卫人员，只好护卫着毛泽东向院落西面向外挤，朝着停放汽车的地方走。李银桥和天津市警备处长李侃商量，调来了一辆随行的小型华沙车，让毛泽东乘坐。

毛泽东微笑着向群众挥手致意，好不容易才挤到了华沙车旁。华沙车小，他的身材魁梧，不好上车。警卫员们急了，几个人硬是把他推进了车内，向天津大学驶去。

11点零5分，毛泽东在天津大学办公楼前下车，在刘子厚、李耕涛、王亢之陪同下，向党委办公室走去。天津大学校长张国藩、党委书记贾震，没想到毛泽东来得这么快，急忙在门口迎接毛泽东。

张国藩向毛泽东汇报说：

“这个学校有98%的学生参加了勤工俭学，今年下学期准备搞几个班半工半读。学校计划中的半工半读，分几种形式，有的是上午学习，下午劳动；有的是隔日学习，隔日劳动。”

毛泽东说：

“这样很好，本来光读书本上的，没有亲自去做，有的连看也没看过，用的时候，就做不出产品来。一搞勤工俭学、半耕半读，这样有了学问，也就是劳动者了。河南省长葛县有一所中学，勤工俭学搞得好，学生进步快，升学的多。有的中学没有搞勤工俭学，就不好，学生升学的少，考不取，学问不行。他们光念书本，没有学进去，把脑袋学坏了。”

他又问王亢之：

“天津的中学有没有搞勤工俭学？”

王亢之说：

“天津近百所中学都已经搞起了勤工俭学，有60多所中学还办起工厂或生产车间。”

天津大学是一个有着近万名师生员工的新型大学。此时，办公楼前的广场上，已经汇集了几千人，他们不断的鼓掌、欢呼。毛泽东站起来，走到窗口，探着身子向师生们挥手致意，然后又坐了下来。他说：

“教育应抓住3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刘子厚说：

“前些时河北省开了规模很大的教育会议，有1000多人参加，开了近1个月。在会上着重解决了学校要不要党的领导，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和教育工作的群众路线问题。会议是用整风的方法开的。这个会议规划在15年内，在全省基本普及高等教育，现在30岁以下的人，到那时都能达到高等教育水平。”

毛泽东说：

“我想现在15岁左右的人，都能受到高等教育，使青年一代都能有大学的文化水平。你们想使30岁左右的人，都能受高等教育，你们想的更好。”

王亢之说：

“天津市原有6所高等学校，今年下半年开学后，可以达到10多所。全省在今明两年以内，每个专区要搞起工、农、师、医4所高等学校，每县办起1所综合性大学。”

毛泽东说：

“你们办这么多学校，好啊。”

刘子厚说：

“现在工厂和农村办学校的劲头都很大。”

毛泽东说：

“好啊！学校是工厂，学生也是工人。工厂是学校，工人就是学生。农业合作社也是学校，农民也是学生。要好好的办。有些先生也得进步，形势逼着他们进步，他们动动手就行了。50岁以上的教授老师可以不动手了，青年和中年的都要动动手，搞科学研究的人，也应该动动手，换换脑筋。不然一辈子不动手也不好。”

张国藩说：

“现在同学们搞技术革命的劲头很大，有的为了向国庆献礼，昼夜突击。”

毛泽东说：

“连夜搞是否搞瘦了呢？还要注意有节奏的生产，有节奏的休息和劳动。”

将近12点了，毛泽东结束了谈话，他来到门外的平台上。等候在广场上的师生们此起彼伏的欢呼起来。毛泽东和大家一起鼓掌，从东边走到西边，来回走了几趟。

毛泽东走出办公楼，在人们的夹道欢呼声中，走进学校办起的工厂里进行参观。他观看一个叫郭培叶的学生操作牛头刨床，问他做几个了？熟练了没有？他又走到2年级学生张美珍操作的车床旁，问她：

“你现在能够达到几级工的水平？你们认为是先读书好，还是先这样做好？”

毛泽东走到一台旋床旁，2年级学生陈经斗和同学王红玉正在操作，旋一个比较大点的圆形部件。毛泽东看了非常满意，他伸着手要和王红玉握手，王红玉激动地说：

“我这满手油！”

她不敢伸手，怕弄脏了毛泽东的手，毛泽东微笑着说：

“劳动者的手最干净。”

王红玉听毛泽东这么说，就紧紧的握住了他的大手。

毛泽东稍事休息后，又坐车到天津大学最西头离办公楼1公里以外的地方，参观了大学生们正在自己动手兴建的硫酸厂。

下午1点10分，毛泽东离开天津大学。1点半钟，他乘车穿过天津闹市区中心和平路，悄悄驶向劝业商场后面的正阳春。正阳春饭馆的服务员范贵生，正在门前等候客人。他突然看见来的客人竟是毛泽东，惊喜之中，竟然忘了和毛泽东握手问好，只是下意识的推开了门。毛泽东和南开、天津两所大学的校长及刘子厚、李耕涛等人依次进门。

毛泽东首先来到又窄又热的厨房，和厨师们攀谈，问他们每月挣多少工资？师傅说，能挣六七十元。他又问：

“有没有休息时间？”

师傅说：

“每星期都有休息日。”

“你们生活过得好不好？”

“比过去过得强多了。”

毛泽东点点头，很满意。这样聊，他感到很惬意。

毛泽东上2楼的时候，在楼梯中间对着一幅标语念道：

“跨火箭，乘东风，实现七满意，工作为便民。”

2点多钟，饭菜上桌了。毛泽东不用摆上来的象牙筷子，他让服务员换了一双普通的筷子。也许是因为天气闷热，他吃了几口菜，就起身走动，来到窗口，随便朝窗外望了一会儿。不料这一望，却惹来了大麻烦。

饭馆对面的楼上，住着一位妇女，那位妇女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往窗台上晒衣服，她一眼就认出了对面楼上的毛泽东，惊奇得脱口喊道：

“是毛主席！毛主席来啦！”

她这一喊不打紧，立时惊动了家人、邻居和街上的行人，人们听说毛泽东就在正阳春烤鸭店，不由分说潮水般的涌到饭馆门前。毛泽东的卫士们立时紧张起来，上前关上窗户。他们想，也许过一会儿人群就会慢慢散去，没想到，窗户外面“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一阵高过一阵。毛泽东坐不住了，他站起来，打开窗纱，推开玻璃窗，探着身子向人群挥手致意。这一下，立时引起街上一片狂潮。待人们稍稍平静下来，毛泽东又回到桌子边吃饭，还没吃几口，窗下又是经久不息的欢呼声。毛泽东再次放下筷子，逐次走到临街的4个窗口，挨个探着头，向大家又是招手又是鼓掌。他被群众的情绪感染了，来回走了两趟，一边挥着手，一边呼应着人群，连声喊：“人民万岁！”

负责烤鸭的张师傅上了菜，他拿出钢笔和笔记本请毛泽东签字，毛泽东也不推辞，就在他的笔记本上写下了“毛泽东”3个字。他刚签完字，还没吃多少东西，就再一次被外面的呼声所牵动，走到窗口向群众打招呼。如此循环往复竟有6次之多。这顿不安稳的饭吃了很长时间。

毛泽东把经理叫到跟前，让他坐在自己身边，问道：

“你当了几年的经理啦？”

经理回答说：

“当了1年多。”

“你当经理会炒菜吗？”

“从小学徒，干了20多年了，烤鸭炒菜都会。”

毛泽东笑着说：

“那很好！要好好为人民服务。”

该动身了，可是门外的街上到处都是人，走也走不出去呀。毛泽东也开始担心起来。李耕涛市长走到窗前做工作，让大家回去，说了半天也没人听，人们一个也不动。此时已经是5点多了，人多天热，人人都是汗流浃背。毛泽东担心这样下去，会把人晒坏的。李耕涛再次走到窗前，说：

“毛主席叫我告诉大家，天这样热，怕大家晒病了，大家回去吧！”

“不要紧，不要紧！我们要见毛主席！”

下边一片呼声。李耕涛一遍一遍的重复劝说，嗓子也喊哑了，仍然没有多大效果。没有办法，大家一商量，只好让警备区派来1个排的精壮战士开路，把一辆华沙牌小汽车，从人群中推进来，车屁股靠在正阳春烤鸭店的门口，费了好大劲才把毛泽东塞进车子里。警卫排的战士们一部分在前面开路，一部分在后面推车，其他卫士们在左右两旁护卫，一步一步，硬是将车子推出了人群。毛泽东靠在座背上，双目微闭，说道：

“又是一次黄鹤楼噢！”

据当事人回忆说，在毛泽东离开正阳春烤鸭店后，有关人员负责打扫卫生，光群众在现场遗失的鞋帽、钢笔、手表等零碎物品，竟然收集到了好几箩筐。

傍晚，毛泽东乘专列回北京。途中，他在卢沟桥下车去两个农业社视察，大步走上田间小路，走上田埂，远远的就向在田里干活的农民们招呼说：

“天不早了，该收工了吧。”

农民们争先恐后的跑过来，纷纷喊着：

“毛主席！毛主席来啦！”

大家纷纷伸出手，争着和他握手，向他问好。毛泽东和他们聊了一会儿，要走了，有的社员还激动地说：

“毛主席不辞辛劳，这么晚了还来看望我们，我们要挑灯夜战，用优异成绩向毛主席献礼！”

毛泽东回到菊香书屋已经11点多了，他毫无倦意，两眼闪闪发光，望着身边的工作人员们说：

“看来，我们这个国家还是有希望的。”

欲知毛泽东在此次视察后有何重大决定，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从1958年8月9日下午毛泽东和棉花专家秦杰在棉花试验田里的对话中可以看出，领袖和以秦杰为带头人的科技人员是务实的，是尊重科学的。诸君不妨细读一下这段对话。

1959年以后，笔者在周末也曾有过参加深翻土地劳动的亲身体验。应该说，深翻土地和密植都是要讲科学讲合理的，可是那时候河南的一些地方领导人，官僚主义瞎指挥：讲深翻，非要将生土翻出来，讲密植，竟然搞成了无限密植。这样的结果可想而知，农业不但不会增产，反而减产了，有不少庄稼苗长得像茅草一样。瞎指挥遗祸匪浅！它在战争年代能够害死人，在和平年代同样也能害死人。《毛泽东大传》第三版全10卷共6册成本价230元包邮，淘宝网址：http://shop70334099.taobao.com 作者东方直心电话/微信购书：13937776295，QQ：2425751303 望各位读者广为宣传，让更多的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人们了解一个真实的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