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化中国精英一意孤行 把福山对这次危机反思完全置脑后

焦典

福山访谈：金融危机这一大悲剧被浪费了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弗朗西斯·福山 2012-01-31 10:17


福山表示，美国其实生活在某种意义上的寡头政治中，而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为美国政治改革提供了机会，但“从许多方面看，这一大悲剧被完全浪费了”。


The Browser网是一个知名文化思想类网站，网站会就某个问题和某几本书定期专访各行业的杰出人士。昨天，该网站刊发了对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专访，主题就是“金融危机”。在这次访谈中，福山表示，美国其实生活在某种意义上的寡头政治中，而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为美国政治改革提供了机会，但“从许多方面看，这一大悲剧被完全浪费了”。


政策选择导致金融危机


美国之所以在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中受到影响，原因并不在于自由民主的体制，而在于政策的选择。财富过度集中，资本直接插手封锁社会亟需的改革等现象对美国当前的政治选择造成扭曲。


记者：因为此次金融危机，你是否依然认为自由民主是最重要的，是终结，就像你在1989年所说的那样？


福山：我并不认为金融危机和通常认为的现代社会政府组成形式意义上的自由民主有什么关系。金融危机有许多原因，尤其不同国家的政策决定和制度选择是重要原因。但这并不是说，金融危机是这个制度必要的副产品。许多国家此次并没有受到金融危机的太大影响，更没有美国在此次危机中所遭受的痛苦。所以，这就意味着是政策选择而不是体制的原因。


这次金融危机给我们提出的最大问题是，我们生活其中的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它们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我们选什么样的总统，总统和议会将来会制定怎样的政策。这次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政治体制中一些有趣的方面。其中，西蒙•约翰逊在他的《十三银行家》中已经提到了一些最重要的议题，比如我们其实生活在某种形式上的寡头政治体制中，就像我们所说的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一样。财富过度集中需要改变。资本直接插手封锁社会亟需的改革，这个现象体现了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利益集团影响政坛，并对我们面前的政治选项造成扭曲——这是所有现代民主整体共同面临的危机。


记者：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金融危机有好的一面，因为这迫使我们去面对这些问题？


福山：是的。当然没人希望发生金融危机，但这提供了改革的机会。我想说的是，从许多方面看，这一大悲剧被完全浪费了。没人想来一场“大萧条”那种规模的危机，但由于政策制定者出手很快，避免了体制的崩溃，使得许多政客得以摆脱这场危机带来的后果。共和党对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做出了不同的解释，这个解释很能说明问题，它假设，目前发生的事，都不足以动摇人们对市场的自我调节本质的信仰。

欧美经济将长期停滞


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被归结为亚洲裙带资本主义，而此次美国的金融危机只是当年亚洲经济危机的翻版，是美国没有对金融体系做适当调整后碰上的更大的麻烦。


记者：让我们谈谈卡门•莱因哈特和肯•罗格夫的《时代不同了》这本书。


福山：卡门•莱因哈特和肯•罗格夫是两位宏观经济学家，他们做了绝妙的工作。在他们的研究中，把历史和其他国家金融体系不稳定的数据纳入其中。书名《时代不同了》就告诉了我们这本书的主题。在许多方面，华尔街危机与1990年代的阿根廷和巴西金融危机，或者其他因信用泡沫和错误宏观经济政策引起的危机并没有太大不同。这次金融危机使我们震惊的原因在于，许多美国人相信美国金融体系运行良好，它不会发生类似拉美在整个1980年代发生的金融不稳定。这本书也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国家从这样的危机中恢复过来是多么漫长的事情。这也意味着美国和欧洲将长期处于经济低增长和停滞状态。


记者：去年你在《美国利益》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金融部门草率自由化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福山：《时代不同了》这本书最反讽的地方在于，它指出一个事实，许多亚洲国家的政府比美国政府聪明多了。1990年代，通过美国财政部及其代理人，比如国际货币经济组织，美国向亚洲国家施加巨大压力要求经济自由化。结果是巨大流动性造就了亚洲奇迹，到了1990年代中期，资金流出亚洲，然后是1997年的亚洲经济危机。美国的反应是：“哦，这是因为亚洲裙带资本主义。那里缺乏法治，他们没有形成成熟的公民社会。”他们的意思是我们的制度更优越。但事实上，在许多方面，此次金融危机只是当年亚洲经济危机的翻版。和这些亚洲政府一样，我们没有对金融体系做适当的调整，然后我们碰上了更大的麻烦。1997年之后，遭受经济危机的这些国家对待金融资本自由流动更加谨慎。这就是我们忘记的历史。


记者：当年亚洲国家被指责实行的是裙带资本主义，可是当年向这些国家施加压力（要求其）进行自由化的，其实不都是来自华尔街？


福山：是的，压力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站在幕后的是华尔街。所以我们看到，亚洲金融危机这个标签，韩国称之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危机。他们认为，本质上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造成了他们国家的流动性危机——那是事实，这场危机本质上看并非是经济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韩国开放资本市场，而最后得利的是高盛、花旗，他们如愿以偿进入这一市场。所有美国政策制定者比如萨默斯、鲁宾，他们依然发誓认为，他们当年的动机是非常纯洁的，是为了韩国好。但是在这些政策背后是强大的游说团体，这些大银行在亚洲金融自由化中有直接利益。


记者：那你怎么看这本更加易读的迈克尔•刘易斯的《大空头》？


福山：我对这本书最感兴趣的地方在于，如今有一种观点认为抵押贷款证券(CDOs)和信贷违约掉期一样，都是华尔街制造的。华尔街并没有预期到对它们估值是那么困难，也没想到会被滥用，所以迈克尔•刘易斯强有力地指出，华尔街的银行故意制造了它们，是为了让有价证券不透明，这样才能够卖给那些没有经验的投资者，他们买了这些概念，实际上是买了一堆垃圾债。所以，这本书最聪明的地方在于，它指出这场危机其实是被有意制造出来的。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会造成这么大的麻烦，这么大危机，他们只想着通过这些骗人的销售把戏赚钱。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就像是二手车销售员。


这本书里有一个故事说，有五到六个人知道事情最后会怎么样——房地产泡沫在膨胀，最后终会破裂——可是危机在各个领域造成的破坏是没有被预见到的。事实上，你能看到许多大银行开始明白，他们该做些什么，在大崩溃前全身而退。
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商学院被认为是和法学院及建筑学院一样的职业学院，他们有自己的职业操守，对社会也有巨大的责任。如今，个人利益最大化取代了那些价值。在他们的头脑中，他们当然不会故意欺诈，但要是他们看到了机会可以从那些傻乎乎的人那里得利，他们就会去干。许多华尔街的人都说，如今的规范跟30年前大不一样了。每个人都是合伙人，他们不再需要对消费者负责任以获得长期回报，在许多公司，短期回报代替了其他。


每个国家都需要政治改革


金融危机从华尔街开始，另外一层意思是，造成目前状况的原因在里根那里。从里根政府开始，市场监管开始放松，这场危机的根源在于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但这并没有导致人民向左转，占领华尔街运动也并没有展现一种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


记者：政府是坏的，市场是好的。在美国，这一观点几乎就像宗教一样。


福山：这是美国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但这种文化在过去一直在改变。在19世纪末，这一信仰更加强烈。然后你看到了进步运动的兴起，人们的观念发生变化，他们主张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到了1920年代，这一观念再次消退，然后是“大萧条”。这可以看作是一种宗教，但不是每个成员都相信这一观念的全部。你不愿为了一个更好的政府纳税，因为你确信政府会浪费纳税人的钱。如此你就无法摆脱这样一种恶性循环。许多拉美国家就是这样子，我担心美国有朝一日也会如此。


美国在过去的30年里，收入不平等在加剧。拉古拉姆•拉詹的《断层线》指出，从很多方面看，收入不平等导致了房地产泡沫，当然还包括其他政治文化因素，美国人不喜欢直接分配。他们不喜欢欧洲人那套，所以他们通过抵押贷款方式进行财富分配，比如通过房地美和房利美。拉古拉姆•拉詹并不认为美国需要更多的财富分配，但他呼吁各种社会政策补救。


金融危机从华尔街开始，另外一层意思是，造成目前状况的原因在里根那里。从里根政府开始，市场监管开始放松，这场危机的根源在于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但这并没有导致人民向左转。我不认为占领华尔街运动展现了一种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根据人口统计，美国白人劳工阶层和中低收入阶层是所谓里根民主的支持者，他们在1930年代投票支持新政联盟，如果他们是在欧洲就会支持社会民主党派。但是在美国，过去30年里的大多数选举中，他们投票给共和党，而后者的政策其实是伤害他们的利益的。这是最让人困惑的地方，怎么会这样？这是因为他们对政治缺乏兴趣吗？人们失去工作，但他们还有有线电视、每户两部车。生活艰难，但他们还能购物和娱乐，从不考虑政治问题。在100年前，如果你处于社会最底层，你有生计威胁。如今美国社会最底层的那些人，还能拥有智能电话和沃尔玛的廉价服装。他们知道有些人赚了几十亿美元，但对他们没有直接影响。


记者：那么，一个国家需要政治改革？


福山：是的，每个国家都需要不同层面的政治改革，但是美国还需要减少这些否决意见的数量，并且恢复以前的若干机制，以便对体制强行做出艰难的抉择。

焦典

13个银行家：下一次金融危机的真实图景 [13 Bankers:The Wall Street Takeover and the Next Financial Meltdown]
[美] 西蒙·约翰逊，郭庾信 著； 丁莹 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10月

内容简介

　　2008年毁灭性的金融危机之后，世界金融是个什么样子？ 美国仍然深受金融寡头的困扰，如今，寡头集团变得越发强大，越发有利可图，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抵抗管制。6家超级银行——美国银行，摩根大通，花旗集团，富国银行，高盛集团，摩根士丹利——拥有的资产总额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60%，实在令人惊讶；在这6家银行的带领下，这些金融机构继续挟持全球经济，继续着过度的风险行为与“照常营业”的惯例做法，很有可能会导致另一场金融危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应该怎么做？

　　在《13个银行家：下一次金融危机的真实图景》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大学教授西蒙 ·约翰逊与著名经济学家郭庾信描述了美国民主主义与金融巨头之间的冲突：从托马斯·杰斐逊到安德鲁·杰克逊，从西奥多·罗斯福到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广泛而细致地记录了美国金融历史。两位作者很有说服力地告诉我们，在华尔街对政府相关政策的控制下，我们的未来已变得岌岌可危。


作者简介


　　西蒙·约翰逊，麻省理工大学斯隆商学院（罗纳德A.库尔兹特聘）企业管理教授，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会士。他与郭庾信合写了主要的经济博客——“基线场景”，保罗·克鲁格曼称其为必读之作，比尔·莫耶斯称其为“博客圈内容最为翔实的新闻网站”。


精彩书评


　　此书是迄今为止，关于华尔街精英如何使我们走到危机边缘的最佳解释。在书中，约翰逊与郭庾信剥去了金融体系的神秘外衣，抽丝剥茧地揭露了体系中心无情的权力斗争。
　　——伊丽莎白·沃伦 哈佛大学教授

　　如果你们把一大笔钱塞到床垫里，就能安然入睡，那么《13位银行家》这本书将会让你们辗转难眠。本书煞费苦心地记录了银行如何从我们手中夺走了对政府与社会的控制，事实令人不安——并且告知了我们如何将其夺回来。
　　——比尔·莫耶斯 美国著名电视媒体人

　　任何想要了解世界经济接下来会怎样的读者，都应该阅读此书。金融部门那些危险且鲁莽的因素已经变得过于强大，必须加以控制。如果这些问题不加以处理，那么全球的未来将麻烦重重。
　　——努里尔·鲁比尼 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鲁比尼全球经济咨询公司总裁


目录


序言 VII


1 美国金融体制：从开国之初到罗斯福新政
杰斐逊雪耻
金融托拉斯
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与安德鲁·杰克逊


2 韩国、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金融风暴：它们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启示？
新兴市场危机剖析
救生艇不足
不用担心


3 神话造就者：华尔街的崛起
单调的银行业
变化中的银行业
令人兴奋的银行业
更大的银行业


4 让人恐怖的金融怪胎
竞选资金
华尔街-华盛顿通道
金融思想体系
华尔街-财政部联合体


5 有史以来最牛的交易
下金蛋的鹅
强制蜕变
格林斯潘的胜利
高盛安全网


6 太大而不能倒闭
悬崖边上
他人的资金
照常营业


7 六大银行-美国寡头
拆除华尔街模型
如何保护消费者
太大而不能存在

前言

　　2009年3月27日，周五，华盛顿特区天气晴好，但是全球经济却被阴霾笼罩。在短短7个月间，美国股市暴跌40%，美国约有410万民众失去工作。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总产量首次急剧减少。

　　尽管政府对花旗集团进行了三次救助，该集团的股价仍然低于每股3美元，与其高峰时期相比，大约下跌了95%；美国银行也接受了两次政府救助，但是其股票价值仍然损失了85%。据新闻报道，政府出资1 800亿美元（纳税人的钱）救助了美国国际集团，该集团却拿出1.65亿美元作为部门主管与交易员的奖金，而正是这个受奖部门差点导致整个公司于2009年9月破产，公众对此愤怒不已。奥巴马政府提出的关于遏制亏损的建议，在2月受到了猛烈抨击，现在新闻界以及市场对此仍然反应冷淡。著名的经济学家要求政府接管大型银行并对其进行重组。华尔街的生活方式受到了威胁。

　　3月27日，周五，13位银行家—全美13家最大的金融机构的首席执行官 —聚集在白宫，与巴拉克·奥巴马总统会晤。①总统敦促这13位银行家“互帮互助”。在稍后与媒体会面时，他们步调一致，口径统一。白宫新闻秘书罗伯特·吉布斯概括了总统的主要意思：“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有所贡献。我们在同一条船上。”花旗集团的首席执行官潘维迪附和道：“我感觉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富国银行的首席执行官约翰·斯顿夫重复道：“基本的意思就是，我们在同一条船上。” “我们在同一条船上”，这是什么意思？很明显，这13位银行家需要政府的帮助。如果政府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干预（用纳税人的钱直接投资银行，政府担保多个市场，美联储提供大量紧急贷款以及超低利率），这些大型银行恐怕会像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美林、华盛顿互惠以及美联那样，不是倒闭就是被收购。但是，政府为什么需要这些银行家呢？ 任何现代的经济制度都需要金融体系，金融体系不仅负责处理款项，还负责将储蓄转变为投资。然而，正如小布什以及克林顿政府一样，奥巴马政府认定联邦政府也需要这个金融体系—由13位银行家（他们正是3月到白宫会晤的那些银行家）主导的金融体系。这些大型银行运用庞大的资产负债表，积极投注全新的金融市场，将复杂的衍生产品与特殊的抵押贷款融合在一起，最终毒害了全球经济。在此过程中，这些银行发展得过于庞大，如果它们倒闭，将会威胁到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这种威胁的存在使得这些银行有恃无恐，成为了它们与政府谈判的筹码。虽然这些大型银行造成了金融危机，带来了经济衰退，但是巴拉克·奥巴马以及他的顾问们却认定这些大型银行是全美经济繁荣的支柱所在。因此，他们誓死维护华尔街，丝毫不顾全美人民的愤怒—在3月27日的会议上，奥巴马称之为“干草叉”。

　　值得肯定的是，奥巴马试图利用华尔街遭受危机这个机会，胁迫银行家作出让步—他尤其希望银行能够削减奖金，平息民愤，并且希望银行能够支持政府对金融体系监管制度的改革。但是随着春夏的慢慢过去，事实变得越来越明显，那就是华尔街银行家根本无心与奥巴马合作。以摩根大通和高盛为首的超级银行提交了赢利记录（以及相应的奖金总额），这是该行业的重型武器，用来对抗政府提出的相对温和的改革，这些改革措施旨在保护粗心的消费者，以免他们在风险抵押贷款、信用卡以及银行账户上损失过多。9月，奥巴马在纽约联邦大厅发表主要演讲，号召华尔街支持重大的改革，但是大型银行的首席执行官一个都没有出现。如果想要华尔街转变，奥巴马必须使用政治力量。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金融体系差点儿崩溃，政府对其进行了紧急救助，为什么政府面对华尔街仍然没有优势呢？ 到2009年3月，华尔街银行早已不仅仅是一个利益集团。在过去30年间，它们早已发展成为美国经济史上最为富有的行业之一，也早已成为华盛顿 （指联邦政府）最为强大的政治力量之一。金融部门为国会代表捐助了大量资金，作为竞选费用。投资银行家与他们的盟友在白宫以及财政部担任要职。

　　最为重要的是，银行业变得越发复杂，越发受人尊敬，越发有利可图，因此华尔街的意识形态—金融创新不受束缚，金融市场不受管制，这有利于全美乃至全球—成为了华盛顿两党的共识。由于大量的竞选捐助，再加上私营部门与政府之间的密切关系，华尔街在华盛顿特区颇具影响力，但是它们的最终胜利在于成功地让华尔街的意识形态成为主流想法，这样一来，它们的说客不需多费口舌，就能说服国会议员以及政府官员。当然，一旦开始出现质疑者（比如在金融危机之后），银行就会不紧不慢地搬出它们的传统武器—竞选资金与说客；但是，由于它们的意识形态力量过于强大，往往战争还未开始，就早已获胜。

　　由于华尔街政治影响力强大，因此形成了放任自由的市场环境，大型银行在这样的环境中发展得越来越壮大，风险也越来越大，直到2008年，它们差点倒闭，威胁到了整个经济。华尔街的政治影响力还表现在，当政府救助金融体系时，提出的条款都有利于银行。“我们在同一条船上”的真正含义是大型银行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已经不可动摇，政府需要银行的程度就像银行需要政府那样。只要我们的政治体制仍然认为，美国需要大型的、复杂的、高风险的、高收益的银行，那么银行就会一直处于有利地位。政客来来往往，一届一届地更换，但是高盛会一直存在。

　　华尔街银行是新一代的美国寡头—由于经济权力强大，这个团体获得了政治权力，并且利用政治权力为自己谋利。金融部门为政客提供了大量的竞选资金，而且与政府关系密切，因此这些唾手可得的利润与奖金都转变成了政治权力。这些利润与奖金也增强了华尔街的公信力与影响力：在这么一个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盛行的时代，能够赚取如此多利润的行业必定是好的，能够从中赚取如此多利润的人们也必定知道自己在谈论什么。金钱与意识形态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强大的经济名流华丽变身为政治权贵，这并不是第一次。19世纪末，庞大的工业托拉斯（其中许多资金来自银行家与实业家J·P·摩根）在华盛顿政界盟友的支持下主导了美国经济，直到西奥多·罗斯福首次运用《反托拉斯法》，粉碎了这些工业托拉斯。甚至在更早以前，在美国建国初期，托马斯 ·杰斐逊就曾警告过，合众国第一银行会构成政治威胁。

　　我们往往认为其他国家才会出现寡头集团，而美国没有这个问题。这一说法开始流行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一小撮俄罗斯企业家掌控了财富与权力；这种说法也适用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在这些国家，与政府关系良好的企业家运用金钱与政治支持交换政府对它们的偏袒。虽然美国的寡头不是通过贿赂或勒索获得好处，而是运用竞选捐助与意识形态，但是无论采取哪些方式，仍然无法否认美国的寡头强大这一事实。或许美国有着全球最为先进的政治体系，但是美国也同样有着最为先进的寡头集团。

　　1998年是美国新一轮经济繁荣的第七个年头。在技术与全球化双重力量的影响下，通货膨胀率稳定地保持在2%~3%。艾伦·格林斯潘在当时算得上是全球最受尊敬的经济学家了，他认为最新的技术革命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又能够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率：“计算机与电信技术真正改变了我们生产货物以及提供服务的方式。技术大大提升了工作场所的灵活性，提供了及时的库存管理，增加了产品供应，提高了生产效率，控制了产品价格。”美国的经济前景从未如此之好。

　　布鲁克斯利·波恩女士却十分忧虑。她是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负责金融合约，即衍生产品。她尤其担心场外衍生产品（一种定制的合约，双方投注其他资产的价格变动，比如货币、股票或债券）市场发展过快，管制过少。虽然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对交易所交易的某些衍生产品具有管辖权，但是政府并没有明确指定哪些机构有权监督蓬勃发展的定制衍生产品市场。

　　1998年，衍生产品是金融服务业最为热门的前沿事物。交易员与销售员吹嘘他们能够构建并且销售复杂的产品，消费者无法了解自己在购买什么，这些产品却能为银行带来巨额利润。即使衍生产品对消费者可能有害，华尔街的大型银行也在所不惜，因为它们在乎的是自己赚得盆钵满溢（但是银行资本却不见增加）。①10年之前，市场上几乎没有定制衍生产品，但到了 1998年，全球定制衍生产品票面价值已经超过了70万亿美元（市值超过了2.5 万亿美元）。② 衍生产品行业再次击退了监管的威胁。1994年，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宝洁公司以及其他公司在衍生产品交易上损失惨重，因此国会发起了调查，这些公司也对银行发起了诉讼。这些诉讼案揭露了惊人的事实，那就是销售员竟然对消费者撒谎（当然还揭露了其他事实），同时揭露了当时信孚银行一名员工所说的标志性话语：“引诱人们购买，将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中。” 衍生产品行业害怕国会立法，于是就运用游说部队，在政府内部朋友的帮助下，里应外合，成功反击。去除了立法的威胁后，该行业若无其事地继续开发更为复杂的衍生产品，维持其高额利润。到1997年，衍生产品交易甚至得到了格林斯潘的肯定与保护，他说道：“我们必须仔细考虑政府是否需要监管衍生产品及其市场。金融机构之间的场外交易，根本没有必要运用《商品交易法》—私营市场的自我管理足以高效地实现公共政策的目标。”也就是说，政府不应当监管衍生产品市场，这样社会才会从中受益。

　　波恩并不相信这种说法。她担心，如果政府不加以监督，会导致欺诈像杂草一样丛生，而且由于金融部门的不透明，人们很难了解该部门的风险。

　　她提议发表一份“概念报告”，在报告中提出是否应当加强衍生产品监管。

　　波恩的提议引起了轩然大波，激起了多方的强烈反对，不仅华尔街银行家反对，而且联邦政府的经济要人也大力反对—格林斯潘，财政部部长（高盛前总裁）罗伯特·鲁宾，以及财政部副部长拉里·萨默斯。萨默斯甚至还给波恩打了电话。根据波恩的助手—迈克尔·格林伯格的回忆，萨默斯说道：“ 我的办公室里坐着13位银行家，他们说，如果你执行这个提议，就会造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 最终，萨默斯、鲁宾、格林斯潘与金融业获得了胜利。波恩于5月发表了“概念报告”，没有引起金融危机，但是国会于10月通过了延缓履行令，禁止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监管定制衍生产品。1999年，总统的金融市场工作小组建议联邦监管机构应当豁免对定制衍生产品的监管，其中包括萨默斯、格林斯潘、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阿瑟·莱维特，以及新任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威廉·雷纳。这条建议被编入了《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2000年12 月克林顿总统签署该法案，《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正式成为法律。

　　当年财政部副部长致电给布鲁克斯利·波恩时，究竟是哪13位银行家在与其会晤，我们不得而知；我们也无法知道，当时是12位银行家还是14位银行家，当时他们是否的确在萨默斯的办公室；我们更无法知道，这些银行家是否真的说服了萨默斯，更有可能的是，萨默斯自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只是恰好与银行家的想法一致。《华盛顿邮报》报道了电话事件，但是萨默斯对此并未作出任何评论，不过这也不重要。

　　我们所知道的是，到1998年，每当涉及关于现代金融与金融监管的问题，华尔街的主管与说客总能在联邦政府找到支持者，而且重要的决策人也往往愿意听从他们的建议。金融已然变成了复杂的、高度定量的领域，只有华尔街银行家以及他们在学术界的支持者（包括众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才能掌控，其他人若是质疑这些专家，就会被认为是无知的卢德分子。不需要任何阴谋诡计。即使像萨默斯这样杰出的、好怀疑的学术型经济学家（之后他成为财政部长，最后成为奥巴马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也被金融创新与放松管制迷惑。到1998年，华盛顿特区政治权贵的世界观就是，有利于华尔街就相当于有利于美国。

　　后果众所周知。波恩的“概念报告”并没有引发金融危机，但是政府对衍生产品以及其他金融创新产品放松监管，却造成了长达10年的金融狂潮，最终引发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导致全球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

　　截至2008年，由于丝毫未受管束，场外衍生产品的面值超过了680万亿美元，市值超过了20万亿美元。1998年，信用违约掉期还未崭露头角，但是到了2008年，其面值超过了50万亿美元，市值超过了3万亿美元，促进了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当房地产泡沫破灭时，建立在房地产市场基础上的证券价值暴跌，引发了金融危机。美国经济紧缩4%，金融机构遭受了超过1万亿美元的损失，而美国政府与其他国家政府也纷纷救助自己的银行部门，救市计划花费了数千亿或数万亿美元。

　　新的金融寡头打败了波恩，标志性事件就是2009年3月13位银行家在白宫会晤，以及1998年游说拉里·萨默斯。大型银行拥有足够的财富与声望，能够影响政治权贵的想法，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影响政策的制定，对衍生产品不加管束只是其中一个例子。这样一来，大型银行的财富便像滚雪球一般累积，却将经济逼到了悬崖边缘，到最后只能依靠纳税人的钱才能让经济重回正轨。

　　2008~2009年联邦政府救助银行部门时所作的决定，对美国社会以及全球经济有着重大意义。联邦政府不仅选择救助金融体系—这样的决定恐怕不会有人质疑—而且选择向大型银行提供空白支票，这对银行而言无疑是及时雨。联邦政府没有向银行提出额外条件，没有趁机进行改革，甚至没有更换大型银行的管理层。政府选择的是维持银行的现状，保留现有的银行家。

　　在2008年年底黑暗的日子里，雷曼兄弟随风逝去，美林被收购，美国国际集团被政府接管，华盛顿互惠银行与美联也相继破产，高盛与摩根士丹利为了保全自己，转变成了“银行控股公司”，花旗集团与美国银行也摇摇欲坠，等待救助。大家普遍认为，金融危机导致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大型银行不会再进行过度的风险活动，也无法再产生巨额的利润。然而，如今我们看到的是，那些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银行走出危机，变得更加庞大，也更加强大。当华尔街最需要帮助时，联邦政府出手救助，政府并不是出于同一小撮银行家的私人交情，而是基于对金融部门的一种信念，这种信念的力量十分强大，连金融危机的凶险现实都未能将其根除。

　　当危机来临时，小布什政府以及奥巴马政府的主要官员，不是曾经就职于华尔街就是受过华尔街的捐助，因此更加坚定了这个信念。华尔街与华盛顿之间的密切关系由来已久，即使在金融危机时期，联邦政府也没有认真考虑改变金融体系—尽管一些杰出的经济学家再三规劝，比如保罗·克鲁格曼、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当金融危机最为严重时，当银行最为脆弱时，联邦政府也没有认真尝试拆分大型银行，或者改革金融监管制度。直到多数大型银行恢复元气，变得更加强大，恢复赢利，重拾政治影响力，联邦政府才开始渐进式的改革。然而，2008~2009年美国政府的改革策略，与20世纪90 年代美国财政部对新兴市场金融危机提出的建议完全背道而驰，当时美国的政府官员敦促遭受危机的国家迅速、直接地解决结构性问题。

　　当我们写下此书时，国会很有可能将会采取一些银行业改革措施，但是改革力度不会太大。奥巴马政府提出的措施对华尔街设定了一些新的限制，但是一小撮强大的超级银行丝毫未受影响；如此温和的提议，仍然遭到了国会内部金融说客的反对。改革法案或许会改善一些情况，比如更好地保护消费者，防止金融机构欺诈消费者。但是，“庞大、强大的银行‘太大而不能倒闭’，强大到足以影响政治格局”这一核心问题仍然存在，而华尔街也渐渐恢复了常态。

　　从种种迹象看来，大型银行（至少那些完整存活下来的银行）是金融危机的大赢家。摩根大通、美国银行以及富国银行收购了它们的破产对手，变得更为庞大。最大的几家银行均增加了市场份额，无论是信用卡发行方面，还是公司新股发行方面。高盛提交了赢利记录，到2009年9月，高盛已经为每位员工拨出75万美元作为报酬。高盛首席执行官劳埃德·布兰克费恩被《金融时报》提名为年度人物。

　　美国的大型银行变得更为庞大，这对全美乃至对全球的影响显而易见。

　　在1983年，花旗银行是当时全美最大的银行，其资产为1 140亿美元，相当于当时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2%。到2007年，9家金融机构相对于美国经济的利率，比1983年花旗银行更大。在白宫会晤时，美国银行资产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6.4%；之后是摩根大通，为14.7%；花旗集团为12.9%。如果说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大型银行只是期望政府能够救助它们，那么当危机真正发生时，这种模糊的期待变成了确凿的事实，因此相比较小的竞争对手，这些大型银行的集资成本降低了不少。金融机构的激励机制并未改变，那就是高杠杆率（将风险从股东与员工身上转移到债权人以及纳税人身上），以及不公正的巨额奖金（经济好时极多，经济差时也不少）。庞大的基本补贴方案几乎没有改变：当经济景气时，银行为主管与交易员提供巨额报酬；而当经济不景气、潜在危机逼近时，政府则负责为银行买单。

　　如果金融体系的基本情况保持不变，那么即使细节不尽相同，结果仍然一样。这种基本情况造成了2007~2009年的金融危机与全球经济衰退，迟早仍然会引起下一次危机。就像这一次危机，下一次危机会导致数百万民众失去工作、住房，或接受教育的机会；纳税人仍然需要承担救助金融部门的责任；此外，危机必然会增加政府债务，导致将来增税。或许，下一次金融危机造成的影响力不会如此巨大，但是美国的银行体系变得更为高度集中，再加上坚如磐石的政府担保，下一次金融危机带来的破坏可能会更加糟糕。

　　其实，美国还有另一种选择，那就是现在开始着手改革金融体系，改革银行业的监管制度，创建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的监管制度（这套制度保护金融体系长达50多年）。改革的核心是拆分大型银行，它们主导了美国的金融体系，威胁到了美国经济。这是奥巴马政府面对的挑战。这并非金融问题，也非经济问题。从本质上看，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能否终止长久以来华尔街与华盛顿之间的密切关系。鉴于权力中心双方之间密切的金融、个人以及意识形态联系，要彻底改变恐怕不是一朝一夕之事。

　　如今美国面临的问题，以前也出现过。自美国建国以来，金融集权与民主政府之间的对抗就已存在。历史证明，美国能够使金融业再次变成安全的行业。但是，这将是一场恶战。

精彩书摘

《13个银行家：下一次金融危机的真实图景》 - 精彩书摘
　　1
　　美国金融体制从：开国之初到罗斯福新政
　　只因我们的政府机构创建并且保护了大型企业，它们才得以存在；因此，我们有权利也有责任确保大型企业与这些机构和睦相处。
　　——西奥多·罗斯福，国情咨文
　　1901年12月3日
　　人们对实力雄厚的银行素来有所怀疑，美国历史有多久，此怀疑存在就有多久，至少可以追溯到托马斯·杰斐逊时代。托马斯·杰斐逊身为《独立宣言》的主要撰稿人，在乔治·华盛顿任总统期间担任美国国务卿，而后成为美国的第三任总统，他是个人自由的忠诚拥护者。杰斐逊是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受人敬重，但人们通常认为他算不上是一个经济学家。杰斐逊主张农业社会，这个社会有着权力分散的机构，各部门享有有限的政治与经济权力。他对银行的怀疑根深蒂固，他用尖刻的语言批评银行“我十分‘认同’你的观点，那就是金融机构比常备军更加危险”。在写给詹姆斯·麦迪逊的信中，杰斐逊甚至严肃地提议道，任何与联邦政府特许银行合作的人都犯有叛国罪，并且应当被处以死刑。
　　然而，美国终究没有成为一个权力分散的农业社会，部分原因是因为美国历史上一直都有人支持金融、商业与工业。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反对杰斐逊的观点，身为华盛顿任总统期间的财政部长，他支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以便能够积极地支持经济发展。汉密尔顿尤其认为，政府应当确保有足够的贷款来支持经济的发展，并且将美国转变为一个繁荣的企业国家。汉密尔顿的想法要实现，就必须引进现代的金融模式，而这正是杰斐逊所反对的。到了今时今日，杰斐逊与汉密尔顿之间的这种对立仍然存在。
　　汉密尔顿赞成效仿英格兰银行，建立一个国家特许的（尽管主要为私营的）银行，用来管理联邦政府的资金，并且作为政府与经济机构重要的信贷来源。1791年，国会很快通过了建立合众国第一银行的立法。然而，杰斐逊极力游说华盛顿总统否决该立法，他辨论道，根据《宪法第十修正案》，《宪法》没有明确授予国会特许设立银行的权力，因此，这项权力属于各州（“《宪法》未授予合众国，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由各州各自保留，或由人民保留”）。①华盛顿竟然要求詹姆斯·麦迪逊（《宪法》与《权利法案》的主要撰稿人）起草一份否决书，但是他也允许汉密尔顿作出回应。汉密尔顿写了长达15000字的备忘录，大部分是在最后紧要关头写的。他凭借备忘录说服了华盛顿，让他相信联邦银行是“必要的且适当的”，是国会权力与责任的实施，国会有责任促进财政稳定，通过支持更广泛的商业体制来规范贸易。于是总统签署了该立法，而且没有给杰斐逊反驳的机会。
　　虽然经过了一场混乱与激烈的争辩，这个事件的结局却相当平淡。总的来说，合众国银行正如汉密尔顿宣扬的那样运行：管理政府的收支以及疏通费。而当时国家金融体系的其他部门都是小规模且分立的。此项举动为汉密尔顿赢得了很多拥护者，但是不包括杰斐逊与麦迪逊（至少最初时），他们两个创建了民主共和党，与汉密尔顿的联邦党互相对立。创建新党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合众国银行。
　　汉密尔顿在基本经济问题上都是正确的。正如现代学者理查德·西拉与彼得·卢梭所指出的那样，早期美国的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建立一个运作良好的金融体系。18世纪80年代的美国“几乎缺少现代金融体系的所有要素，但是截至19世纪20年代，美国的金融体系既创新性又规模庞大，甚至可以媲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有这样喜人的结果不仅仅是因为合众国银行，汉密尔顿实行的其他金融改革措施也起了作用。他谨慎地管理财政部的现金收支，同时把资金储蓄在“有良好信誉的银行”；另一方面，他向国会呈递关于信贷与制造业的报告，这些报告颇具影响力。汉密尔顿成功说服联邦政府承担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各州蒙受的债务，这个举动开创了宝贵的先例，那就是美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偿还债务。罗恩·彻诺说：“与其说汉密尔顿创建了美国的市场经济，不如说他促成了良好的文化与法律环境，让市场经济得以繁荣发展。”汉密尔顿的举动给银行业带来了一个稳定与相对有利的环境。1789年，美国只有3家银行，但是到了18世纪90年代，便有了28家特许银行，在19世纪最初10年，又有了另外73家银行。银行股东承担有限责任，在当时是一种创新（19世纪50年代以前，英国只有英格兰银行承担有限责任），这样的政策吸引了很多企业家与资金。截至1825年，那时美国与英国人口大致相同（分别是1110万与1290万），但是美国的银行资本差不多是英国的2.5倍。
　　同时，美国的股票市场发展也很快速，欣欣向荣，从而吸引了全球的资金。截至1803年，欧洲投资家掌握了美国超过一半的证券。截至1825年，美国已经有了232个上市证券（纽约、费城、波士顿、巴尔的摩与查尔斯顿合在一起），直逼英国的320个上市证券；并且，两国有着接近的股票市场资本化水平。美国股票市场的上市公司很多都代表了现代经济的领先部门，包括保险业、运输业、公共事业以及制造业。丰厚的银行资本与股权融资意味着足够的资金，可以用来投资新出现的以及扩张中的行业—最初这些行业都集中在新英格兰，但是很快就分布到了全美各地。
　　19世纪早期，随着工业革命传播到美国，现代金融体系变得尤为重要。杰斐逊与汉密尔顿都没有预见到这一点。当他们两人忙于激烈争论时，工业革命还发生在小范围内，大部分集中在英国。随着技术逐步应用于商品生产，美国经济的潜在产出将会大幅提升，而美国在全球的地位也将会永久地改变。因为工业化的实现需要投资新的技术，所以同样也需要信贷。杰斐逊提倡小规模的农场，这也许代表了民主政治的一种理想（至少对那些有幸拥有自己的农场，而不是作为奴隶在农场工作的人而言），但是长久的繁荣需要大规模的商业与工业，而这两者都需要银行。回顾过去，杰斐逊关于经济的观点显得古怪且无知，或者说他有这样的观点是因为他厌恶北方商业从中获益。他正确地预见到，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会使北方商业受益，并且会最终伤害南方种植园园主（与奴隶）的利益，比如他自己。
　　也许汉密尔顿对于经济学的看法是对的，但这并不是杰斐逊的首要顾虑。杰斐逊对于大型金融机构的担心与资金的有效分配无关，他真正担心的是权力问题。杰斐逊认识到，银行的关键经济职能—调节金融交易，创造信贷且管理信贷的提供—将会给银行带来经济与政治权力。18世纪90年代，杰斐逊尤其担心合众国银行可能会替代联邦政府，成为主要的债权人与支付代理机构，并且合众国银行会挑选经济赢家与输家，自行决定给予或不给予贷款。在过去的200年里，金融机构以及市场与经济的日常运作越来越息息相关，大型公司甚至依赖短期贷款来管理现金流动，其程度好比它们对电的依赖。在杰斐逊看来，金融对社会的日渐重要，只会给银行带来更多的权力—这些权力将会使银行家受益，更为重要的是，将会威胁到美国的民主。
　　在经济政策方面，美国倾向于汉密尔顿的想法。正如卡尔文·柯立芝总统于1925年所说的：“（美国人民）极为关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购买、销售、投资与繁荣。”大多数时候，这种想法为美国带来了利益。美国金融部门时常将资金汇集到新的技术与生产加工上，从长远来看，这些技术与加工对生产效率的提高非常关键；若非这样，美国也不会成为全球最强大的经济体。
　　然而，美国的汉密尔顿倾向—寻求效率，推崇大规模，看好任何能赚钱的事物—多多少少受到杰斐逊思想的牵制。尽管杰斐逊在合众国银行一事上战败了（而他最害怕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但是他的事业后继有人，其中有三位最为重要的接班人，他们继续对集中的经济权力或者说金融权力进行抑制。19世纪30年代，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摧毁合众国第二银行，阻碍了集权金融部门的发展。20世纪初叶，西奥多·罗斯福发动了反托拉斯运动，最终，实力雄厚的私有银行毫发未损，以J·P·摩根银行为代表。20世纪30年代正值大萧条时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终于有机会将最大的几家银行解散，并且制约了它们的风险行为。虽然这些总统没有达成所有目标，但是杰斐逊的思想平衡了汉密尔顿的影响力，阻止了强大且不受拘束的金融体系，让其无法破坏更长远更全面的繁荣。美国的金融体系一直摇摆于集权与分散之间，但是长远来看，这样的摇摆带来了无可匹敌的繁荣昌盛，并且也没有破坏美国的民主体制—至少现在还没有。今天，美国面对的是它历史上最强大也最集权的金融部门，杰斐逊的思想值得再次引起关注。
　　杰斐逊雪耻
　　安德鲁·杰克逊为美国的第七任总统，是杰斐逊思想的忠实拥护者，他对大型银行的担心到了几近着魔的程度。就像杰斐逊那样，“老山胡桃”偏爱农业共和国，不信任大城市的银行家。同样重要的是，杰克逊相信总统权力，他把主要的国家银行视为仇敌，认为必须对付之。
　　1811年，合众国第一银行的联邦特许状失效，续发特许状的立法也没有通过。但是，1812年的战争引起了经济混乱，金融体系也是一片残局，这时候政治家们觉得有必要再建一个国家银行。1816年，国会通过了建立合众国第二银行的立法，当时的总统詹姆斯·麦迪逊签署了该立法，授予它为期20年的特许状。
　　1828年，杰克逊被选为总统，当时，合众国第二银行已经成为“政府的重要管理机构”，业务包括调节货币供应量，处理美国政府的日常财政收支，发行纸币，为联邦当局与私营部门的客户（包括显要的政客）提供信贷。在尼古拉斯·比德尔的管理下，该银行支持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帮助协调银行体系，主要在各州或地区一级运作。
　　然而，杰克逊出于经济与政治的理由，反对合众国第二银行。他厌恶纸币，只相信最稳定的金属铸币—金币与银币。他认为，银行以及银行家利用纸币牺牲大众的利益，扭曲经济。除此之外，合众国第二银行垄断了国家财政，给比德尔以及他的朋友们带来了权力与利益，而总统认为这些权力与利益本该属于行政部门。令杰克逊总统尤其愤怒的是，比德尔利用他的经济权力来讨好国会，使得当选代表支持他；几乎所有支持比德尔的显赫政客都是他的债务人，负债累累，其中包括当时一些政界要人，比如丹尼尔·韦伯斯特以及亨利·克雷。正如杰克逊的秘书尼古拉斯·特里斯特所说的（引用杰斐逊的话）：“这个权力的存在本身与我们政府机构的本质和精神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跟它的不端行为无关。”
　　1832年，比德尔与他的盟友亨利·克雷试图延长合众国第二银行的联邦特许有效期，此特许状将在4年后过期。他们的做法其实含有政治目的，希望克雷在总统竞选中能够利用这一点竞选成功。“银行之战”就此开始。比德尔指示银行扩大贷款业务，企图赢得人心。国会通过了延长联邦特许状的立法，但是杰克逊否决了此案。在杰克逊的否决咨文中，他谴责了联邦最高法院（关于杰斐逊与汉密尔顿的争论，最高法院最终赞成了汉密尔顿的想法，判定合众国第一银行符合《宪法》），同时抨击了纸币的发行（“国会建立了铸币局来铸造硬币……《宪法》只承认铸币局铸造的硬币，也只承认铸币局规范的硬币价值，国会采用的外国硬币也是《宪法》所承认的”）；此外，他还维护了各州的权利，抨击了经济名流（“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权贵们常常为了一己私利，使政府的行为屈从于他们”）。私底下，杰克逊的话语更为直接，他对马丁·范布伦（他于1832年的竞选伙伴）说：“合众国第二银行，企图除掉我，但是我会除掉它的。”1832年，杰克逊击败克雷，再次当选总统，这个否决案也就继续了下去。然而，比德尔绝不会轻易认输。当杰克逊开始将联邦政府的存款从合众国第二银行转存到他“最爱的银行”时，第二银行要求用州银行发行的汇票进行支付，并且将贷款减少了500万美元，紧缩了货币供应，并将利息翻倍达到12%。比德尔希望，通过损害经济，能够引起民众对杰克逊的反对；但比德尔的做法，恰恰证明了杰克逊的担心是对的，那就是实力强大的银行会毁坏经济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摧毁全美最高效的商业银行，或许不是一个宏观经济管理上的范例，特别是以今天的标准看来。杰克逊的否决案很有可能减缓了综合性支付与信贷系统的发展，这样的综合系统在当时欧洲比较发达的国家已经出现了。没有了主要的国家银行或者说中央银行，就等于失去了稳定金融体系的能力，因此，19世纪余下的时间，美国也经历了严峻的经济周期。
　　但是，这场银行之战的重要性并非体现在经济上，而是体现在政治上。杰克逊反对发放新的特许状，尽管他的经济依据比较薄弱，但是合众国第二银行的行为证明了雄厚的私营银行会带来政治危机。比德尔用尽一切方法，贿赂、哄骗，甚至强迫国会议员站在他这边，反对总统。并不是所有支持银行的人都是为了钱。但是，当这场较量猛烈展开时，丹尼尔·韦伯斯特写信给比德尔，“我发现我的律师费并没有照常发放。如果要我继续保持与银行之间的关系，那么最好照常发放律师费。”更令人忧虑的是，比德尔企图利用经济手段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至少在杰克逊的支持者看来如此。首先他扩大信贷以赢得政治支持，而后又扣押信贷（且引发了经济衰退）以惩罚杰克逊。这些正是杰斐逊所担心的。
　　杰克逊与杰斐逊都将强大的银行视为一股腐败力量，认为它会破坏民主政府的正常运行。尽管这并非定论（合众国第一银行没有成功延长联邦特许状，部分原因是由于它在政治上处于弱势），但银行之战让我们意识到，为达成政治目的，金融权力会被人滥用。杰斐逊与杰克逊不认为政府能够控制金融，他们也远远想不到将来会出现由技术专家控制的现代中央银行。他们担心强大的私营金融机构会拥有过大的影响力，甚至超过政府。在合众国第二银行与没有国家银行之间，杰克逊选择了后者。因此，美国的中央银行业务发展缓慢且不正规，特别是与欧洲国家相比。不过即使受到阻碍，在19世纪，美国的经济仍旧持续创新与发展。
　　最为重要的是，杰克逊的胜利确保了强大的私营银行无法立足于政治权力中心，更无法利用其特殊地位为自己谋取利益，无法抑制竞争，也无法阻碍更为全面的经济发展。无论如何，美国或许可以避免同期发生在墨西哥与巴西的灾难—一小撮经济名流控制集权银行部门，带来惨痛的经济后果—最近出现的新兴市场也遭受了同样的灾难。假设杰克逊在银行之战中战败，合众国第二银行有可能逐渐发展为一家现代中央银行，也许并不会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扭曲政治体系，但杰克逊是不愿意冒这个险的。他对金融名流素有的偏见和对增强总统权力的渴望导致美国的金融体系过于零散，权力过于分散。一旦宏观经济出现混乱，这样的金融体系易受打击。但总的来说，它能够为逐渐发展的商业部门提供所需资本，而且短期内也不会产生一小撮掌握过多经济政治权力的名流。
　　金融托拉斯
　　到19世纪末，随着工业化的逐步实现，美国出现了一些有权势的经济名流，掌握了各级政治权力，他们的支持者在参议院、共和党内都享有实际控制权，甚至总统也受其控制。杰克逊的时代已经过去70年了，是时候再发起一场对抗战，由独立思考、不受控制的总统对抗经济集权。
　　尽管其金融体系权力分散，19世纪的美国仍然是发展新观点与挣钱的好去处。19世纪以来出现了很多新技术，而美国正是最早发明这些技术并使其商业化的国家之一。基于在农具、运河、电信、蒸汽动力、铁路、化工等行业上的技术创新，美国成立了很多公司。到19世纪末，美国公司几乎在所有技术密集型产业中都处于领先地位，使低投入高回报成为可能。在这段时期，金融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成为储蓄者和有高产投资机会者之间的关键纽带或“中介”即使在合众国第二银行被摧毁之后，资金仍旧不断流入生产领域。
　　技术创新不仅改变了经济面貌，也改变了政治面貌。美国没有世袭的贵族阶层，社会流动性又很大，因此这些新近成功的公司与企业能够轻而易举地为自己赢得政治代表权（至少相对于欧洲国家而言）。有钱能使鬼推磨，暴发户也能够进入政界，无论是否靠合法手段。19世纪末，参议院被称为“百万富翁的俱乐部”；很多人认为，通过金钱购买政治支持不过是正常商业惯例的延伸而已。
　　19世纪末，很多暴发户进入政界，铁路新贵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例子。美国内战之后的30年兴起了建立新铁路的热潮。商海沉浮，财富转瞬即逝，企业起起落落，而长途旅行却变得越来越快，货运也越来越便宜。铁路大亨与他们的工业盟友获取了强大的政治权力，并开始在世纪之交支配参议院。参议员马克·汉纳和尼尔森·奥尔德里奇是其中两位最有实力的盟友，也是共和党内最为重要的政治掮客，而共和党在1869~1913年间，只有8年未能入主白宫，1883~1913年，只有两年未能成为参议员多数党。1896年，汉纳帮助威廉·麦金利成功当选总统，并支配着共和党直到西奥多·罗斯福时代；奥尔德里奇则是参议院中最有权势的一位，支配政府在工业与银行业方面的管理。
　　新兴产业巨擘通过政治代表权获取利益，这样的情况终究好过墨守成规的社会结构：限制创新，不让新鲜血液注入权力机构。欧洲多数国家都有着这样的限制，这些国家挣扎着跟上工业革命的步伐，但还是落后于它们的竞争者。美国比拉丁美洲国家也好很多，比如墨西哥。美国与这些拉美国家的起步线差不多，但是之后这些国家的经济名流控制了集权金融体系；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一家企业缺乏有效的管理，那么就会出现任人唯亲与内幕交易的现象。
　　与此同时，美国却有着开放的政治体系，使当时的一些企业巨擘能够利用自己的政治权力改变经济竞争的环境，为自己谋利。从铁路、钢铁、汽车到国防与能源，任何发展中的、有赢利的部门都能够采取这一途径。所有这些行业都可以使用这样的说法：“对……（填空，各行业均可对号入座）好的，就是对美国好的”，以便得到关税优惠、减税或者政府补助。
　　这就是19世纪末新兴工业托拉斯的情况。①经济力量的大规模联合，部分原因是由于铁路的扩张，铁路方便了商品运输，使全国市场得以建立，经济规模达到了空前的广度。企业合并也是经济持续低迷以及一些行业生产力过剩的产物，但它同时也源于成功企业家的直觉，这些企业家意识到与他们的竞争对手（至少是那些他们无法铲除的对手）联合起来能为他们带来有效的垄断，赋予他们涨价与增长利润的权力。在美国经济史上，托拉斯的兴起是其凭借自身力量实现的重大发展。此外，托拉斯还将金融集权带回到了经济舞台。
　　标准石油公司是托拉斯的先锋代表，此后，其他行业很快就出现了效仿者。根据历史学家托马斯·麦克劳的研究，“1897~1904年，4227家美国公司合并成257家。到1904年，大约318家托拉斯控制了全国制造业资产的2/5”。托拉斯的兴起，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投资银行家，因为他们提供了购买股票与重组股份的资金，同时也提供了必要的凝聚力，将截然不同的企业利益结合到一起。面对商业面貌的快速转型，由J·P·摩根领头的一小撮银行家发挥了核心作用，自比德尔以后，没有任何金融家如摩根这样有着无与伦比的经济重要性（如果不从建国初算起的话）。摩根帝国操纵着流入美国工业的很大一部分资金，20世纪初达到了资本总额的40%。对于一个轻度监管的银行体系而言，产业集中自然会导致金融集中，这时J·P·摩根便主动请缨掌控金融体系。
　　1896年，麦金利当选总统受到大型企业的欢迎，这些企业害怕另一个候选人—亲民主义的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当选。但是，他们不满意麦金利之后继任的总统以及副总统（麦金利于1901年9月被刺杀）。西奥多·罗斯福继任成为总统后，采取了“取缔垄断”的标志性政策，并在1901年的国情咨文中以“加强对大型企业的监督”作为主题。麦金利曾展开过对托拉斯的调查，但是罗斯福是第一个与托拉斯正面较量的总统。罗斯福通过重要立法加强铁路监管。更为重要的是，在他的领导下，司法部第一次运用了1890年国会通过的《反托拉斯法》粉碎托拉斯，矛头首先瞄准了北方证券公司，该公司由铁路公司组合而来，是J·P·摩根管理公司之一。1904年，联邦最高法院与罗斯福政府达成一致意见，裁定北方证券公司为“限制了州际贸易的非法联盟之一”，并将其解散。
　　工业金融大亨们无法理解罗斯福为何如此较劲，J·P·摩根的反应是“如果我们做错了什么，派你的属下来见我的属下，他们会把问题解决掉”。但是，罗斯福追随杰斐逊与杰克逊的传统，出于政治理由反对工业集权，他认为占支配地位的私有利益会伤害到民主政府以及经济繁荣。在与托拉斯的较量中，他不仅希望为消费者争取更多的经济利益（现代对反托拉斯法律的普遍诠释），而且希望保护民主政府免受富裕名流的伤害，同时希望维持一个接受新想法与新企业的经济体系。在此过程中，他改变了美国人对大型企业的看法。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所写的：“研究经济史的学生可能会很困惑，他们会千方百计查询资料，试图找出1890年7月2日本杰明·哈里森总统签署《反托拉斯法》的那天，究竟是哪位经济学家建议全国抵抗非法联盟与垄断。”但是，自罗斯福反托拉斯以后，人们一致认为应当实施《反托拉斯法》，粉碎垄断，阻止市场权力的滥用。
　　罗斯福政府提出的反垄断案很成功，此后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以及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效仿罗斯福，对托拉斯进行了更多的检控，包括1911年最高法院宣告标准石油破产。然而，金融部门的钱权集中丝毫未受这些政策的影响，随着工业托拉斯的崛起，钱权集中早已生根发芽。19世纪末发生的产业集中浪潮本来应当稳定个体市场，帮助某些行业缓和过度扩张以及价格战造成的冲击。相反，大型工业托拉斯与银行家之间的互动，却引起了迄今为止美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将银行业集权推到了政治的风口浪尖上。
　　1907年10月，联合铜业公司的内部人员与华尔街银行家试图操控该公司的股价（在当时是一种常规做法），不料却失败了，所有与该阴谋有关的银行都出现了挤兑危机。大恐慌首先波及纽约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尼克伯克信托公司，进而蔓延到纽约城的其他众多银行。为了快速筹集现金，银行被迫抛售所有能抛售的资产，全面降低了资产价值；随着银行削减给股票经纪人的贷款额，股价也一路下跌。这是金融危机的常见现象。客户可以很快从银行取出存款，而银行的贷款（比如抵押贷款）却不是一经索要便能收回的。一旦银行停止放贷，借款人只好被迫清算资产以偿还债务，这样一来，资产价值被降得更低，给银行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在任何银行体系里，这种恶性循环都会迅速加剧金融危机，人们有时将这种恶性循环称为“金融加速器”。
　　这种危机本该是由中央银行来阻止的，但由于安德鲁·杰克逊在银行之战中大获全胜，美国没有形成中央银行。因此，J·P·摩根就代替央行插手处理危机。本杰明·斯特朗带领着他的小组，与摩根一起，决定哪些银行应当任其倒闭，哪些银行值得帮助，判定标准是前者扭亏无望，而后者只需现金便能渡过难关；然后，他们强迫其他主要金融机构加入其中，为受到威胁的银行提供贷款与存款，以确保这些银行能幸存。他们作选择时心狠手辣，作决定时不容更改。但是，尽管J·P·摩根有着雄厚的金融实力，私营部门还是无法提供足够的资金。只有美国政府有着足够的现款，能够稳定局面。于是，美国政府往纽约的银行存入2500万美元，提供所需的流动资金以维持金融体系的顺利运转。
　　1907年的经济恐慌，差点儿使金融体系崩溃。当时的美国经济，工业部门高度集中，金融部门缺乏管理，而且没有央行，在危机时刻无法支持金融体系，显然存在很大的风险。本来人们还寄希望于大型私营银行，以为它们能够重塑经济，但它们并不能在危机中稳定金融体系，特别是J·P·摩根已迈入古稀之年。显然，美国政府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新一轮针对金融体系的政治斗争即将开始。
　　尼尔森·奥尔德里奇代表了银行业的观点。1909年，他发表了富有影响力的演讲：“仔细研究其他强大的商业国家，人们会发现，只要有一个适当的资本组织，并且采用明智的银行业与货币运作方式，就能够成功阻止循环性金融危机带来的灾难。”他认为，中央银行能够在危机时充当最后的救星，提供贷款。奥尔德里奇是美国国家货币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建于1907年经济恐慌之后，主张创建一个主要由私营部门的银行家控制的中央银行体系，1910年11月，重要政客与金融大腕们在佐治亚州沿海的哲基尔岛上召开了秘密会议，与会人员经过仔细推敲，制定了该中央银行体系的细节。这些银行家需要的是一个救市机制，这样一来，当再次发生如1907年那样的经济恐慌时，该机制便能保护金融体系。他们清楚，建立一个新的中央银行，需要联邦政府的政治与金融支持，但同时他们也希望能够将政府的干涉、监督或者说控制降到最低。
　　然而，奥尔德里奇的计划存在政治争议：它看起来像是一场骗局，好让纳税人资助银行，保护银行免于承担风险活动带来的后果。反对者认为问题在于由大型银行组成的阴谋集团在秘密地治国理政。这样的担心有可能被夸大了，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华尔街的银行在建立工业托拉斯方面起了关键作用。1912年，民主党掌权的众议院授权普约委员会展开了对“货币托拉斯”及其经济影响的调查。（该调查由议员查尔斯·林德伯格提出，他认为，奥尔德里奇的计划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专门为稳固华尔街对全球的控制而设定”。）普约委员会断定，一小撮华尔街银行家集中控制了信贷，他们利用自已在金融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积聚强大的经济权力。该委员会的报告为路易斯·布兰代斯提供了支持，他当时是一名显赫的律师，后任联邦最高法院法官。1913年，布兰代斯发表了《美国的金融寡头》一文，他在文中直言不讳地表明自己强烈支持限制银行，控诉实力雄厚的投资银行利用经手的客户存款与其他资金掌控大型公司，增加这些公司的利益。他得出的结论是：“投资银行家是美国金融寡头的主导因素。”
　　布兰代斯是民主党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顾问，威尔逊最终促成了折中方法，于1913年签署了《联邦储备法案》。最终法案削弱了中央银行的自主权，总统指定美联储，让政府能够更有力地管理银行的运行。然而，联邦储备银行实际上是（现在仍然是）私营实体，私营部门的银行有权任命其中2/3的银行董事。
　　尽管私营银行家并没有从美联储中得到他们所想的一切，但是他们得到了最为重要的东西：当金融危机再次发生时，这个机构能够用公共基金解救他们走出困境。美联储的支持可采取两种方式：流动资金贷款，即美联储给予银行短期贷款，允许滚动还款、循环使用贷款；降低利率，促进经济增长，提高银行贷款偿还的可能性。①这些做法都可以减轻个体灾难。然而，为防最坏情况出现而存在的政府保险，造成了“道德风险”—鼓励银行进行更多的风险活动，将股东回报最大化，并因此为下一次整个金融系统的危机埋下了隐患。每次紧急救援都增强了银行的信心，它们认为下次仍然会得到救助，从而形成了一个“繁荣、萧条与救市”的循环。
　　原则上，作为提供保险的交换，美联储应当监督它所保护的银行，以防这些银行进行太多风险活动。但正如布兰代斯所发现的（亦如杰斐逊的想法），这种举措忽略了政治维度：“我们无法制定一个有力的管理方式，无法消除私营垄断与过分商业权力所固有的威胁。”尽管布兰代斯支持《联邦储备法案》，希望它能够作为政府加强对金融体系控制的手段，但是他更希望粉碎工业集中或金融集权。结果证明，最早的美联储缺乏必要的现代管理权力，无法约束银行。此外，联邦储备银行纽约分行的第一任主席正是本杰明·斯特朗，他是J·P·摩根的亲信，华尔街终极内幕人员。因此，针对1907年经济恐慌所暴露的问题，提出的最初解决方案根本无法解决问题。相反，轻度管制以及低息贷款鼓励了银行进行更多风险投机，从而威胁了整个经济。
　　西奥多?罗斯福成功地抑制了工业托拉斯的增长，改变了主流观点，使人们意识到经济权力的集中会给社会带来危险。然而，尽管反对托拉斯有所成功，抑制大型银行权力的运动还是失败了，即使该运动主要倡导者路易斯·布兰代斯是威尔逊总统的顾问。1913年的折中方法阻止了私营银行直接控制新的中央银行体系，但《联邦储备法案》并没有约束银行，而是任其自由从事高风险贷款，引发了政治手段难以控制的经济规模的扩大。1907年，人们隐约察觉到了一个问题，但是没有完全理解这个问题，那就是当经济崩溃时政府会面临两难的选择，究竟是任由经济体系崩溃还是解救那些造成经济泡沫的银行。最初的美联储深受私营部门的影响，监管机构又很薄弱，它虽然能够策划救市，却没有能力抑制风险行为，避免造成危机。
　　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与安德鲁·杰克逊
　　16年之后，该金融体系的缺陷暴露无遗，带来的是灾难性的后果。20世纪20年代，投机买卖十分猖獗，导致了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起初，美联储慷慨地救助了一些纽约的中坚金融公司，随后是反复笨拙地试图救助金融体系的其他部门。美联储的安全网不仅鼓励了银行家进行过度的风险活动，而且该安全网本身也有巨大的漏洞，在危机的巨大压力下，这些漏洞无法修复。种种原因引起了经济大萧条。
　　投机本身并没有问题。企业家愿意在新技术以及组织生产的新方法上进行投机买卖，这是经济增长与繁荣的关键。但是，用大笔的贷款来进行投机买卖就会产生金融危机。低息贷款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多的资金，他们投标资产，哄抬价格，创造大量的账面价值；这些吸引了新的投资者，他们向银行借贷更多的资金，以便在行情上涨时双倍投注。一旦市场形势转变，这些高资产负债率投资者便会快速垮台，被迫清算一切资产，导致资产价值暴跌。几乎所有东西的价值都突然崩溃，这会引发广泛的银行倒闭、企业破产及大规模失业。
　　20世纪20年代，政府大幅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共和党政府废除了国家控制系统，该系统当初是为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制定的。战争结束之后，1921年沃伦·G·哈丁当选总统之时，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再次风行。哈丁的观点是：“美国的生意是美国每一个人的生意”；他的继任者卡尔文·柯立芝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美国人民的首要事务就是经商。”让这种不干涉主义得到最佳体现的是安德鲁·梅隆，1921~1932年的财政部长，以及赫伯特·胡佛，哈丁与柯立芝政府的商务部长及1929~1933年美国总统。梅隆的意思相当明确：政府应当让路。布兰代斯与威尔逊所赞成的“加强对私营企业的管理”这一观点早就过时了。
　　在20世纪20年代这样的反管制政策之下，投资银行以及紧密相关的公司在毫无管制的、人人可参与的市场中出售和交易证券，导致了猖獗的金融投机。市场对投资者的保障微乎其微；小额投资者容易被诱骗进行金融投机，而他们对此一窍不通，投资银行还会提供大量保证金贷款给这些投资者，让他们能够杠杆。当市场行情上涨时，每个人都受益。但这实际上是一个股市泡沫，不过是由借款以及心理因素刺激而成的。美联储制定的低利率也刺激了经济的快速增长，鼓励了公司以及个体增加借贷。截至1929年，金融资产创了历史新高，只不过这是由高杠杆率维持的。1929年10月，随着股票市场的崩溃，数十亿美元的财富化为乌有，众多小额投资者纷纷破产；同时，金融机构、公司以及投资者尽可能地抛售他们的资产，试图偿还债务，使得资产价值持续下跌，引发了史无前例的“去杠杆化”浪潮。
　　假如美联储愿意及早提高利率、严控借贷、减缓经济增长的话，也就是说“当聚会开始时，就把大酒杯拿走”（引用后来的美联储主席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的话），本来可以减缓经济增长速度，避免1929年的经济崩溃。然而，在当时，政客忙着下届选举，银行忙着赚大钱，就连普通百姓也忙着从繁荣的经济中分一杯羹，根本没有人关心这种问题。美联储十分不情愿减缓经济的增长，20世纪20年代大部分时间，利率都保持得很低，甚至到1927年的时候，美联储将利率降得更低，丝毫不在意通货膨胀的迹象，也不关心其他国家金融已经开始变得脆弱。1927年下半年，市场出现了强劲的反弹，1928年美联储将利率从3.5%调高至5%。但是，他们只愿意提高到5%，再也不愿意继续。美联储担心，过高的利率会吓跑需要资金的农民；过高的利率同时也会结束股价上涨带来的滚滚财运，而且金融部门以及投资者均受益于这些财富。出于同样的原因，美联储也不愿意使用它的监管权力，来约束负债性投资策略，不愿意使用道德劝说或者非正式手段施加压力，迫使银行削减用于购买股票的贷款，以此来紧缩通货；这样做也有可能结束一时的繁荣，减缓实体经济的发展。银行业努力游说，给美联储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于是美联储决定袖手旁观。
　　但是，当股市崩盘来临时，美联储第一个赶去救援。尽管存在内部争议，熟悉情况的内部人员—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主席乔治·哈里森—仍然为陷入困境的机构提供了流动资金。“我愿意提供一切所需的准备金。”他告知银行家，敦促他们放贷给陷入困境的经纪人。到1930年的秋天，尽管股票价格下跌了40%，但是大型银行都没有倒闭，这让哈里森引以为荣。奥尔德里奇的救市机制似乎起了作用。1907年，J·P·摩根插手帮助阻止经济恐慌；而这次，美联储奉命于危难之间。然而，美国以及全球仍然遭受了经济大萧条。
　　在过去的70年间，关于美联储是否能够阻止1929年的金融危机演变成为经济大萧条，或者说至少通过更果断的行动限制大萧条的影响范围，大家一直争议不断。。其中一种主流观点认为，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银行恐慌蔓延，引起了严重的货币供给与信贷紧缩，从而导致了经济大萧条，这个观点最初由米尔顿·弗里德曼与安娜·施瓦茨提出，现任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支持（经过修正的）该观点。假如美联储果断扩大信贷供应，便可以稳定银行体系，减少对实体经济的伤害；而当时的美联储专注于“自由准备金”，并没有考虑采取更全面的货币或信贷措施，但是其实有必要采取更为积极的行动。此外，解救金融体系需要印钞，而美联储担心这样会出现不良后果；慷慨地救助资不抵债的银行，又会给日后造成诱因问题。但是相反，被迫清盘不仅仅意味着企业与农民会破产，而且银行也会破产。银行纷纷破产，导致人们到流动资金尚未枯竭的银行疯狂挤兑；这样一来，这些银行能够提供给企业的信贷更少了，对经济造成严重的附带伤害，而一旦金融体系开始紧缩，这一过程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①因此，当时的失业率超过了20%，在那10年，美国民众遭受了失业、低生活水平，以及严重的混乱。
　　显然，某些事情出了严重的错误。问题不在于某一家银行企图篡夺政治权力，就像杰克逊时期合众国第二银行那样；问题在于美国没有对私营银行这个整体进行有效的制衡，私营银行嗜好风险的个性造就了庞大的繁荣，也导致了巨大的萧条。单是美联储就缺乏权力与意愿控制金融部门的过度行为。美联储所提供的低息贷款只是鼓励了更多过度风险行为。当危机最终来临时，政府就纠结于究竟是救助全美的银行，鼓励进一步的投机循环，还是任由金融体系崩溃，引起全美的经济困境。
　　唯一能够约束银行业的权力机构便是联邦政府，这引起了政治改革家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又一场冲突。然而，大萧条波及的范围之广，程度之严重，为政府与银行之间的关系进行彻底革新创造了机会。参议院银行事务委员会授权佩科拉委员会发起调查，揭露了银行滥用职权的大量证据—抬高所出售的问题债券的价格，将股票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卖给内部人员，从而为压倒来自金融部门的反对提供了必要的政治依据。这是美国历史上粉碎金融集权以及限制银行活动最为全面的尝试。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最敬重的总统是安德鲁·杰克逊，然而他们之间的共鸣不无讽刺之处。罗斯福属于东部权势集团；而杰克逊有时被归为“边境贵族”，拥有纽约盟友，他对东海岸精英丝毫没有感情。但是他们双方都热爱民主事业，都担心个人利益如果不加以抑制，会伤害到经济与政治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杰斐逊思想的继承者，都希望能够改变金融体系与整个社会之间的权力平衡。1936年1月，罗斯福说道：“今日我们的敌人是国内这些特权与贪婪的力量……杰克逊寻求社会公平；杰克逊为人权而战，他保护人民免受专制或寡头的伤害。”罗斯福还强调，他反对“少数派商人与金融家”。
　　尽管罗斯福所面对的经济情况比杰克逊时期复杂得多，他们的目标却是相似的：全面保护社会，使其不受大型银行经济与政治权力的伤害。他敢于正面对抗银行家，正如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于罗斯福上任第一个月所写的：“银行家是最为骄傲与最有权势的商业群体；银行家都认为自己最正直；银行家都已习惯政府官员尊重他们的意见，向他们进行咨询。如果说要以反社会为罪名攻击银行家，显得令人困惑；如果说将银行家排除在国家政策的组成之外，又实在让人无法忍受。”20世纪30年代的新立法—主要是《1933年银行法》，又称《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降低了金融体系的风险，特别强调保护平公民权利。不过其规章制度却相对简单。商业银行，也就是处理普通家庭与企业存款的银行，需要保护它们，不让其倒闭；而投资银行以及经纪公司，也就是交易证券、为公司集资的银行，则不需要保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将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严格划分开来，以保护商业银行免受投资银行风险的干扰。（当时一种后来备受质疑的理论认为这种干扰削弱了商业银行，是造成大萧条的原因之一。）因此，J·P·摩根被迫对其投资银行业务进行资产分拆，成立了摩根士丹利。罗斯福建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负责保护商业银行；作为交换，商业银行必须接受联邦政府的严格管理。对美联储的管理也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了改良，加强了总统任命人员的权力，相对削弱了银行的权力。
　　1933年之后形成的体系是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历史上最久的一次金融稳定的基础，在这个体系中，银行得到政府的保护，同时也接受严格的管理。投资银行也受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管理与监督，但是其管理制度主要关注披露与防止欺诈，确保银行不会滥用客户的资金，而不是保证银行的兴旺与稳定。
　　战后的商业银行业务变得类似于受规管的公共事业，赚着适中的利润，风险小，竞争少。比如《1933年银行法》中的条例Q允许美联储为储蓄账户利率设定上限。储蓄账户是银行的主要资金来源，设了利率上限之后就降低了客户竞争，同时又确保了银行拥有便宜的资金来源。此外，政府还限制银行开设分行以及跨州发展，禁止投资银行办理储蓄业务，这些做法都抑制了竞争。因此，银行就只提供有限的金融产品，通过低存款利率（即利率上限）与高贷款利率之间的差额赚钱。这样的商业模式以“3-6-3规则”为标志：付给储蓄客户3%的利率，收取贷款客户6%的利率，然后下午3点钟去高尔夫球场打球。根据一本金融学精选教材：“一些银行不满员工在办公室加班，唯恐被外人透过亮着灯光的窗户看到，因为这会带来麻烦。”
　　罗斯福的一系列新政，带来了美国历史上最安全的银行体系，尽管杠杆率有大幅增长。股东权益与资产的平均比率（由所有者或股东提供的资金而非外借资金所占比例）随着银行之间非正式合作机制的发展，已经从19世纪40年代的50%下降到了20世纪初叶的20%左右。但是，由于加倍责任原则（银行股东对银行承担高达其出资额两倍的责任），超过20%的银行资产是由股东资金所支持的—用现代的标准来看，这大大缓冲了债权人的损失。1933年建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作为支撑之后，股东权益与资产的比率历史上第一次下降到了10%以下。换句话说，银行承担了更多的债务，并在此过程中，为股东创造了更高的回报。
　　通常而言，低股东权益水平（也就是高债务水平）会加大银行的风险，因为在危机时刻，银行很有可能无法付清债务。但是，尽管杠杆率增长了，对银行的严格管理却阻止了任何严重的银行危机。如图1–1所示，在《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颁布之后的半个世纪，银行破产率是美国历史上最低的。而一旦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放松金融管制，这种低股东权益水平就变得越来越危险了。
　　这段时期，其中有一些管理措施可能是过度的。比如，把银行限制在某一个州内，不允许其跨州发展—这个规定在美国长期存在，20世纪30年代又重申了此项规定—这样做，银行并不一定更加安全（除了限制竞争，这种做法还增加了它们的利润）。《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将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区分开来，这种做法也被质疑是否必要，近期历史已经表明，纯粹的投资银行在整个体系中也会变得举足轻重，因此值得政府救助。尽管如此，20世纪30年代的一系列管理措施带来了几十年的经济持续增长，也没有出现重大的金融危机。没人能够提供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些改革对于战后的经济发展必不可少。但是，对银行活动的限制帮助阻止了债务拉动型景气，这些看似光鲜的景气最终会带来惊人的萧条。19世纪末20世纪初极端的景气与萧条周期渐渐被人淡忘了，与此同时金融体系慢慢地将资本有效地进行生产性投资。
　　当然，故事并没有结束。美国社会与经济保持着十分活跃的状态。新的生意与公司不断出现，那些陈旧的记忆都渐渐远去。以往设定的一些政治解决方案都开始显得无效与过时。最终，创新、冒险以及谋利的倾向在美国占了主导，新兴的经济名流再次挑战政治秩序。

焦典

中文名：《这次不一样》                作者：卡门M.莱因哈特, 肯尼斯•罗格夫 译者：綦相、刘晓峰 刘丽娜
英文名：This Time Is Different:Eignt Centuries of Financia                类别：经济
价格：￥ 45.00                语种：简体中文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size=12.17391300201416px]出版时间[size=12.17391300201416px]出版时间：2010-5-1
页数：338               

《这次不一样》 - 编辑推荐
《这次不一样?(800年金融荒唐史)》：广泛的研究，翔实的数据。五大洲66个国家和地区，800多年的金融历史从中世纪的货币流通问题到今天的次货危机。两位著名经济学家经过深入的研究、清晰的分析。指出在历史上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持续的时间和影响程度都惊人的相似。
历史可以给研究金融危机的人提供许多经验，《这次不一样?(800年金融荒唐史)》揭示了几百年间金融的跌宕起伏规律，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政策的讨论和制定，注定会成为一本重要的书。
2010美国十大畅销经济类读物登陆中国，亚马逊连续8个月经济学类畅销书排行前10史。
800年金融历史跌宕起伏这次真的不一样吗？
《这次不一样》 - 媒体推荐
历史不会重复自己，但会押着同样的韵脚。
——马克•吐温
这是已出版的金融危机实证分析著作中最出色的一本。莱因哈特和罗格夫凭借纵贯数百年的数据整合分析，在金融史领域做出了非凡的贡献。这本书令人叹为观止，胜过上千个数学模型。
——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哈佛大学历史和金融教授
本书实在是高妙，恰恰为我们理解当前世界经济危机提供了视角。如果不对过往的危机进行深度分析，就无法弄清楚当前的危机是怎么回事，而这正是这本优秀而及时的著作的内容。
——罗伯特•希勒（Robert J.Shiller）耶鲁大学经济系著名教授
想找一本关于金融危机的综合的、有深度的分析还真不容易。莱因哈特和罗格夫的这本优秀著作对于那些希望了解当前和以往危机的读者，以及谋划如何应对未来危机的读者来说。是必读之书。
——穆罕默德•埃尔埃利安（Mohamed EI-Erian）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联席首席执行官、《碰撞：世界金融新版图》的作者
在关于债务和违约历史的书籍中，本书异常精彩，耐人寻味，也备受争议，值得每个人收藏到自己的书架上。
——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美国著名经济历史学家
《这次不一样》 - 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卡门M.莱因哈特（Carmen M.Reinhart） (美国)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S.Rogoff） 译者：綦相 刘晓峰 刘丽娜
卡门M．莱因哈特(Carmen M．Reinhart)，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与人共同主编了《21世纪首次全球金融危机》一书。经常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授课。
肯尼斯•罗格夫(Kerlrleth S．Roqoff)，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Thomas D．Cabot公共政策教授。《国际宏观经济学基础》的作者之一，美国国家公共广播、《华尔街日报》和《金融时报》特约评论员。
《这次不一样》 - 写作背景
作者历数了20世纪30年代新兴市场债务危机、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和2000年代初拉丁美洲债务危机以及21世纪的第一次金融危机，每次金融危机的形成都有其不同的原因，而人们总有这样或那样的理由认为可以得到幸免，试图用“这次不一样”来安慰自己的时候，危机已经影响到了周围的方方面面。
在书中，作者认为“这次不一样”是一种综合征，“它源自人们心中一种根深蒂固的信条，即认为金融危机是一件发生在别的时间、别的国家，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不会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这是因为我们做得比别人好，我们也从历史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于是我们宣称旧的估值规律已经过时。但是不幸的是，高度杠杆化的经济可能在金融危机的边缘悄然运行了很多年，直到外部化境的变化或偶然性因素触发信心危机，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由此可见，那些心存侥幸，认为超脱于危机之外的人们需要更加多一份警惕心，毕竟小概率极端事件的发生尽管不是频繁的，但却并不是排除在概率之外。
《这次不一样》 - 图书价值
事实上，我们生活中又何尝不是如此。几乎社会生活的大部分都是因为极少发生但是影响重大的震动和飞跃的黑天鹅事件产生的，但是几乎社会生活的研究都聚焦到了正常事件，更关注了正常事件的大概率，这样我们往往会忽视一些真相和事实。
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尽量地减少金融危机，避免崩溃的发生呢？书中就此谈道，“‘这次不一样’综合征在各地区以不同的表现形式一次接一次的发生。任何一个国家，不论其全球重要性如何，都不能幸免。借款人和贷款者、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以及大多数公众记忆消退的现象看起来并没有随时间改善，所以如何避免下一次金融风暴的政策教训充其量也很有限。”因为借款人和贷款者、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以及大多数公众对此的选择性遗忘和忽视，因为他们对小数法则的不重视，下一次危机依然可能会发生。针对危机，历史已经给出了评估金融危机风险的预警信号，“只要他们不过度沉醉于信贷泡沫所推动的成功中， 并且不像几个世纪以来的前人认为这次不一样”，这些预警信号就有可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因为谨慎和敬畏之心会让我们应付危机的信心和实力更加强大。

焦典

中文名: 断层线：全球经济潜在的危机
作者: (美)拉古拉迈
译者: 刘念
中信出版社
书号: 9787508628882
发行时间: 2011年08月

内容介绍：

如果你想登临世界上最聪明人的“思想海拔”，首先应该从阅读《断层线》开始！在《断层线:全球经济潜在的危机》中，“厄运预言博士”拉古拉迈·拉詹挑明了一点——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不是贪婪的银行家、沉睡的监管者、不负责任的借款人，而是“全球收入的不平衡”！“金融崩溃的始作俑者是停滞的收入和不断攀升的物价之间的不平衡。”
　　
拉詹还警告世人：我们的经济中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如果这些缺陷不能得到修补，那么一场潜在的更具毁灭性的危机正在等着我们！
　　
拉詹给中国经济开出的药方虽然简单，却直击“要害”：中国的总体储蓄率近几年来之所以上升，是因为中国公司的收益和储蓄在增加。中国家庭消费之所以低，是因为中国家庭的收入在GDP中占据的比例远低于其他国家。如果中国要重新平衡增长，政府就必须开始善待家庭！

作者简介
　　拉古拉迈·拉詹，麻省理工学院博士，芝加哥大学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2003年9月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他是美国艺术和科学学院院士，并在2003年获得了美国金融协会颁发的费舍尔?布莱克奖，该奖只颁予40岁以下最优秀的金融经济学家。
　　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拉詹在2007年就对全球顶级银行家发出严正警告：金融市场即将步入厄运。可惜的是，这个警告导致的唯一结果是，拉詹被命名为“厄运预言博士”——他成了金融界的笑柄。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2010年5月，拉詹把自己的预言写成了一本书：名叫《断层线》，顿时风靡全球。
　　●金融风暴来临时，众人皆醉，他独醒——他是对的。
　　●当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畅谈经济复苏时，
　　●他却大谈全球经济潜在的危机——他也将是对的。
　　●拉古拉迈?拉詹所有的智慧，都蕴含在这部名叫《断层线》的书中。

目录
序言
第一章　“放心贷款吧，有人埋单”
　收入不平等的加剧
　为什么美国会落后？
　工资差距拉大不平等
　如何对待不平等
　政治应对措施
　住房信贷的始末
　房利美和房地美
　居者有其屋战略
　所有权社会
　信贷也疯狂
　有趣的美国特征
　沉重的反思

第二章　中国的断层线：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增长的不确定性
　增加资本有利于发展？
　组织资本
　先发国家如何建立组织资本
　后发国家的战略
　制高点
　特权政策
　外向型增长和管制资本主义
　错过转型
　德国和日本为什么富？
　断层线：日本的案例
　中国的断层线将会加深还是弥合？
　增长出口型国家的难题如何解决？

第三章　外资的诱惑：全球资金是如何运转的？
　储蓄与投资
　生产导向型经济体中的金融部门
　1994年墨西哥危机
　企业投资与管制资本主义
　1998年东亚危机
　断层线正在加深
　危机之后的改革
　美国成了外资最引人注目的目标

第四章　巴德里失业了：危机之下薄弱的社保体系
　经济刺激的意愿
　薄弱的社保体系
　失业型复苏
　社保体系为什么薄弱
　经济层面的答案
　救济金的政治学
　自主刺激的弊端

第五章　谁在制造泡沫
　美联储的目标
　利率及其作用
　网络泡沫的破裂
　美联储有错吗？
　上涨的资产价格
　资产价格脱离基本面
　格林斯潘的对策
　货币政策的目标究竟是什么
　经济学家为什么容易犯错误
　美国最大的失误之处　

第六章　当货币成为一切的价值衡量
　金钱能够衡量一切：银行家该不该受到指责
　贷款经纪人出了什么错
　究竟由谁来承担责任
　这场危机并没结束

第七章　赌徒心理：银行在拿命运开玩笑
　尾部风险：增加了风险爆发的可能性
　为什么银行家选择尾部风险
　为什么风险管理者发挥不了作用
　风险成了耳旁风：高层的冒险行为
　股东：眼睛死死盯在收益上
　有政府做后台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如果银行家闯了红灯……

第八章　金融改革：如何才能让金融灾难不再发生
　如何规避风险：当人人都可以贷款的时候
　金融改革应该遵循的原则
　我们应该限制竞争吗？
　政府不应该成为危机的救命稻草
　终结政府对金融机构的补贴和特权
　制定适应经济周期的监管规则
　把尾部风险打压下去
　改变由薪酬带来的风险动机
　让高级经理承担投资风险
　让债券持有者明白，风险行为是要付出代价的
　政府对市场的介入
　　　 “大而不能倒”应该扫进垃圾堆了
　让债券持有者明白，风险行为是要付出代价的
　任何一家金融机构都是可以倒的
　缓冲机制：让风险有一个缓冲区
　让金融机构更容易清盘
　应对无法预知的意外事件
　掌握资源的获得
　冗余
　逐步淘汰储蓄保险
　恺撒的妻子　　　
　这样的救助以后再也不会发生了

第九章　任何人都应该公平地获得机会
　提升人力资源质量
　早期的劣势
　非认知能力的培养
　给孩子更公平的教育
　教育质量影响重大
　大学入学及大学阶段的教育
　工作学徒制和培训
　让差距变小
　保险和安全网
　区别对待失业保险
　全民医疗保障
　社会救济与劳动者的流动性
　储蓄
　政府能力
　在逆境中重塑自我

第十章　说服中国：怎样才算最正确的做法
　二十国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多边组织及其影响
　获得全球影响力
　全球经济治理改革
　中国和世界
　币值低估的代价
　说服中国
　现在就要行动起来
后记

                                                                    序言
   2007年的金融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让许多经济学家不得不采取退守之势。无论是新闻节目、杂志、权威人士，还是英国女王都在追问同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人预见到金融危机的到来？经济界人士或撰写文章或召开各种会议，反思他们为何犯下如此大的错误，其他人则拼命维护自己的权威。对于那些一向敌视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的人来说，这次金融危机无疑证明了他们一直以来都是对的：皇帝终于恍然大悟，原来自己根本就什么都没穿。公众对政府的信心也因此发生了剧烈的动摇。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没有任何人预见了这场危机。一些对冲基金经理人和投资银行的交易商只顾埋头赚钱，却对即将到来的危机闭口不谈。为数不多的几个政府官员和美联储官员对此曾表示过深切的担忧。一些经济学家，如肯尼思?罗格夫（KennethRogoff）、鲁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罗伯特?希勒（RobertShiller）和威廉?怀特（WilliamWhite），曾多次就美国房价水平和家庭债务水平向民众发出过警告。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曾将此次经济繁荣同过去那些带来灾难性后果的经济泡沫相提并论。问题并不是没有人提醒过可能存在的风险，问题是那些从经济过热中尝到甜头的人—这是一个很庞大的群体—根本就没心思听。经济评论家们常被人们戏谑地称为卡姗德拉或“永远的悲观论者”，因为他们总是预言经济下滑，所以不管怎样他们的预测最终都是对的，这就好像一座停了的钟，一天中也总有两次所指的时间是对的。我知道这些，因为我就是这些卡姗德拉中的一员。

   每年，世界各国央行的领袖们都要在美国怀俄明州的杰克逊霍尔召开为期三天的会议，就会议主办方堪萨斯联邦储备银行提交的主题论文展开辩论，参加会议的还有私营部门的分析师、经济学家以及金融记者。每天会议结束之后，参会人员都会去游览美丽的大提顿国家公园，在那令人叹为观止的湖光山色中，他们又谈起了自己的老本行：在潺潺的流水声中激烈地讨论着维克塞尔利率理论。

   2005年，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卸任前最后一次参加杰克逊霍尔会议，因此会议的主题被定为格林斯潘时代的遗产。当时我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而此前的20年中，我曾任教于芝加哥大学，教授银行学与金融学课程。主办方要求我提交一份论文，主要论述格林斯潘时代金融领域的发展演进。

   当时研究金融部门的论文通常都是关于金融市场在全球的迅猛扩张的。主要集中于证券化的神奇之处，银行通过证券化将住房贷款和信贷打包在金融市场上出售，以此规避风险。同时，金融市场中包括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在内的长期投资者因购买此类债券而承担一小部分风险，由于它们投资期限长且资产组合多样化，因此抗风险能力要高于银行。从理论上来讲，风险得到分散之后，投资者应获得的收益也相应减少，从而使银行能够降低贷款利率，也就扩大了借款者的融资渠道。

   在撰写论文的准备过程中，我请助手为我搜集了一些图表和表格。在研究这些图表和表格的过程中，我发现了几个令人好奇的地方。首先是这些图表对美国大型银行风险的衡量不同，其次是这些资料显示，在过去的10年中，银行所承担的风险逐步加大了。这着实令人吃惊，如果银行通过出售债券将高风险贷款从资产负债表中转移出去的话，银行的安全性应该提高才对。最终我才想通，原来我犯了经济学家们最大的一个通病，我假设其他条件不变，也就是说我假设除我所要研究的证券化这一现象以外的其他条件都是不变的。而通常来讲，万事万物都是在不断变化的。更重要的是，放宽管制以及证券化的发展加剧了金融市场的竞争，从而使银行家们（更广泛地说是财务经理们）开始追逐更加复杂的风险形式。

   当我认清这一趋势后，论文也就一气呵成。我将标题定为《金融业的发展是否加剧世界的风险》。《华尔街日报》曾在2009年刊登一篇文章对我的这篇论文发表评论：

   拉詹先生认为，金融部门的员工在获取利润后得到高额奖励，而造成损失后受到的惩罚却很轻微，这使激励制度严重失衡。这促使金融公司将资金投入能够产生巨大收益的金融产品，这种投资如果失败将会损失惨重。

   他提到了为债券风险提供保障的“信用违约互换”。拉詹先生称，承保人或其他人通过出售这种看似风险较小的掉期合约获得巨大收益，可是违约情况一旦出现，损失也是极其惨痛的。

   他认为银行同样持有这样的信用证券，如果这些债券出现问题，整个银行系统将出现动荡。他说，那样的话，银行之间将会对彼此失去信心。“银行间市场的冻结也就不可避免，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更是近在咫尺了”。

    两年之后，这一切真的都应验了。

   在那时，预测未来的经济走势并不要求有多么高超的先见之明：我只是运用了我和同事一起研讨的理论框架，将一些点连接起来而已。然而，我并没有预见到一向彬彬有礼的大会听众将作出何种反应。毫不夸张地说，我就如同一个早期的基督徒，莽撞地闯入了饥肠辘辘的狮群。我的观点自然是遭到了一些大人物的严厉批评（当然也不乏一些例外），从大会讲台走下来的时候，我感到十分不安。这并不是因为我受到了抨击，在各种研讨会上身经百战之后，人们自然会练就一张厚脸皮：如果总是对观众的意见耿耿于怀，今后就甭想发表任何观点了。令我不安的是，批评者们似乎对眼前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

   首先，我因为跑题而遭到了“炮轰”。会议中的大部分论文紧跟格林斯潘时代这个大主题，探讨格林斯潘是否是有史以来最为杰出的央行行长之一。有些人则给这些赞誉之词浇上了一盆冷水，他们说一切都很糟糕，并呼吁加强监管。众所周知，格林斯潘对监管的有效性是持怀疑态度的，这种论调自然是被嗤之以鼻的。其次，大家的反应都是在竭力为自己辩护，如果金融业发展严重脱轨，监管者们难道不应为自己的疏忽负责吗？而且，听众的反应也显示了监管者的盲目乐观。美联储成功地应对了2000~2001年由互联网泡沫引起的经济衰退，因此自信地认为可以在金融体系再次触礁时力挽狂澜。

   尽管我在演讲时担心银行家的动机，但在讲话结束的时候已经开始担心监管者的动机了。虽然越来越多的评论者和监管者开始接受我的观点，但我认识到这些问题只不过是冰山一角罢了。这次金融危机的真正根源不仅更具广泛性，而且更具隐蔽性。我们不应把一些看似说得过去的原因堆砌起来，再把一切问题归咎于它们。那些贪婪的银行家们会受到监管，不称职的政府官员也会下台。这是一个最轻松的解决方案，因为坏人总是很容易被辨认出来，人们可以针对不法行为和渎职采取措施。更进一步说，我们就无须为加剧经济衰退负责了，这也搬走了压在每个人心底的一块石头。但是这种说法未免太草率了。

   我们不能对这次危机掉以轻心，认为它和以前的危机没什么两样，也是由房地产市场和外资流动所引起的。尽管每次金融危机的起因都存在着十分广泛的共性，但很多人认为，这场危机的真正原因是全世界最为复杂的金融体系出了问题。一贯有效的监管和制衡机制到底怎么了？市场本身的规范机制到底怎么了？个人自我保护的本能又到底怎么了？难道自由企业制度已经从根本上失败了吗？如果这只是发生在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一次“平常的”危机，我们也不会有如此多的质疑。可是考虑到此次危机的代价，我们岂能作出轻率的抑或错误的判断。

   虽然我仍然相信自由企业制度的基本思想，但加剧这次危机的那些断层线却遍布于整个系统之中。它们不仅来自某一个个人或机构。为这次危机负责的应该是一个更加庞大的群体：其中有国内的政客，有外国政府，还有像我一样的经济学家和像你一样的普通百姓。而且，大家并不是都被一种集体的狂热气氛笼罩着。我们不能说人们的行为缺少理性，因为利益的诱惑实在太大了。尽管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金融市场出了问题，但是所有人还是幻想未来会云开雾散，并紧紧抓住这个希望不松手，因为这和每个人的利益息息相关。然而，我们的行为“齐心协力”地把世界经济逼到了灾难的边缘，如果不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采取措施亡羊补牢的话，悲剧还会再次
    上演。

   在全球经济中存在着很深的断层线，并且还在不断加深，因为在经济一体化和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对个人和机构来说最适合的未必适合整个系统。其中一些十分严重的断层并不是由经济原因导致，它们是政治的产物。不幸的是，在金融危机将一切暴露无遗之前，我们并不知道这些断层线分布在哪儿。如今政客们宣称要“永远告别危机”。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只会抓几个替罪羊而已，这并不仅仅因为体系难以改变，还因为政客们若是追踪这些断层的所在，就会发现其中一部分牵涉到他们自身。如果经济复苏加快，人们安于现状的想法就会变得更加坚定，作出改变则会变得更加困难。因此，本书旨在吸取本次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从更深的层次剖析问题产生的原因，从而提出能够应对本次危机真正原因的政策选择，以避免重蹈覆辙。

   大家普遍认为本次危机是由历史性危机的延续造成的，首先，我要说说我对此的看法。20世纪90年代末，一些曾经依靠外国借款花钱大手大脚的发展中国家（为简洁起见，我用“发展中国家”这个词来指代那些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用“工业化国家”来指代那些人均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决定改变消费习惯，以储蓄来替代消费。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当时也处于日益加剧的经济下滑之中，为了防止世界经济进一步下滑，必须有人扩大消费和投资。对于那些愿意花钱的国家，好消息是现在的发展中国家和日本以及紧随其后的德国和石油富国们已经有足够的盈余为它们埋单。

   20世纪90年代末，在工业化国家中，一些公司对信息技术和通信行业进行了大规模投资。不幸的是，这股投资热潮最终演变成了我们如今所说的互联网泡沫，2000年初泡沫最终破灭，同时各个公司也在大规模地缩减投资。

   随着美国经济的放缓，美联储加大干预力度，大幅削减利率。希望以此激活经济领域中对利率敏感的经济活动。正常地讲，此举本应拉动企业投资的增加，但是这些企业在互联网泡沫时代进行了大量投资，此时已经力不从心。相反，较低的利率刺激了美国消费者购买住房的热情，从而抬高了房价，使房地产投资猛增。这些住房购买者中有相当数量的人信用评级较低或者有不良的信用记录，也就是所谓的次级借款人和Alt-A借款人，这些不符合常规抵押贷款借贷条件的人也获得了贷款途径。持续走高的房价使次级借款人有能力为低息抵押贷款重新融资（从而避免违约）。对于许多借款人来说，还贷似乎是一件遥遥无期的事。

   海外投资者通过对美国的出口积累了大量资金，这些资金如洪水般向美国的借款人涌来，从而助长了美国无节制的消费习惯。那么德国斯图加特的一名牙科医生是如何把钱借给美国内华达州拉斯韦加斯的一名次级贷款借款人的呢？这名德国的牙医当然不能直接把钱借给要贷款的人，那样会产生巨额的成本，因为她既要调查该借款人的信用程度，又要使贷款行为符合地方的各项法律法规，还要收回还款，一旦发生违约还要进行干预。而且，每一个次级贷款购房者违约的可能性都很高，远超过一个保守的私人投资者可以接受的范围。

   此时，错综复杂的美国金融业就有了用武之地。贷款证券化让一切问题迎刃而解。如果将该抵押贷款同来自其他地区的抵押贷款打包出售，那么多样化的投资将有利于风险的降低。风险最高的贷款可以出售给有能力进行风险评估并具有风险偏好的买家。安全性较高的贷款则可以直接卖给这名德国的牙医和她的银行。

   以这种方式，美国的金融业填补了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鸿沟。一边是过度消费，需求旺盛，而另一边则是消费不足，市场低迷。但整个大厦是建立在房地产市场的基础之上的。新的住房建设工程以及房地产销售增加了美国建筑业、房地产中介以及金融业的就业岗位，而攀升的房价又可以为贷款和新的消费融资。美国的消费者看起来欲壑难填，其他国家则一边通过对美国出口拉动经济走出低迷，一边又借钱给美国为进口埋单。人们好像活在一个甜蜜的梦中，可梦终究是会醒的。

   当美联储宣布要提高利率并抑制房价上扬时，这列飞速运行的“欲望号街车”终于戛然而止，疯狂的借贷行为也因房价的走低而偃旗息鼓。次级抵押贷款证券价格骤降，因为其背后的抵押风险比宣称的风险更大。而这些看上去很精明的银行家们手里却持有大量评级高但质量低的证券，虽然连他们自己都知道这是在玩火。而且，他们竟然通过大量的短期债务为这些证券融资。结果可想而知，短期债务的持有者惊恐万分，当债务到还款期限时，他们拒绝再为银行融资。一些银行以破产告终，其他银行获得了政府的援助，而整个体系却濒临崩溃的边缘。世界经济急速下滑，虽然现在已处于恢复期，但是恢复得十分缓慢。

   于是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大量流入美国的资金被用来为次级信贷融资呢？其他经济体，如德国和日本靠出口走出了2001年的经济衰退，为什么美国不能效仿此法呢？为什么像中国这样较为贫困的发展中国家要为美国这样的富国的不可持续性消费融资呢？为什么美联储要在如此长的时间内保持较低的利率呢？为什么金融公司要贷款给那些无收入、无工作、无资产的三无人员呢—这种做法极为普遍，甚至已经有了自己专有的名称，叫忍者贷款（NINJAloans）。既然银行知道这些次贷证券是怎么制造出来的，为什么还要持有那么多呢？

   我试图在本书中解答所有这些问题。首先我要说，对于这次金融危机，我并没有一个单一的解释，因此也就谈不上什么预防危机再次发生的灵丹妙药。任何单一的解释都会显得过于简单化。为了更好地解释，我引用了断层线这个比喻。在地质学中，由于地壳构造板块相互挤压和冲撞在地壳表面形成的断裂称为断层线。来自四面八方的巨大压力慢慢积聚，挤压着这些断层线。我将在本书中对全球经济中出现的断层线加以论述，并解释这些断层线是如何影响金融行业的。

   第一类断层线产生的根源是国内政治压力，尤其是对美国来说。几乎每一场金融危机都有其政治根源，尽管各不相同，因为强有力的政治力量能够战胜大多数工业国家为抑制金融膨胀而建立的制衡体系。第二类断层线则产生于上述经济增长模式所引发的国家间贸易失衡。最后一类断层线的产生是由于不同类型的金融体系走到一起为不平衡的贸易融资，尤其是当像美国和英国这样建立在合约基础上的透明的公平金融体系为其他国家不透明的金融体系融资或接受后者的资金时。因为不同的金融体系运作的原则不同，政府干预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所以当它们相互作用时会阻碍各体系自身功能的发挥。所有这些断层线都会影响到金融领域的行为，对理解此次危机具有核心意义。

    不平等的加剧助推了住房信贷的发展

   第一种断层线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美国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及其要求放松信贷所造成的政治压力。很显然，美国高收入人群的显性收入持续增加。1976年，收入排在美国前1%的家庭的总收入占当年国民总收入的8.9%，但到2007年，这一比例已上升至23.5%。换句话说，从1976年到2007年，美国实际总收入每增长一美元，就会有58美分流入这些超高收入家庭。2007年，对冲基金经理约翰?保尔森的收入为37亿美元，是美国中等收入家庭的7.4万倍。

   尽管精英人群的巨额收入受到了公众的关注，甚至激怒了代表中产阶级的专栏作家，但是这样具有亿万资产的对冲基金经理在美国还是很少见的。人们更关注的是和自己的切身经历相关的事情，比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高收入工作者（如办公室经理）工资的增速要远高于中等收入工作者—工厂工人和办公室助理是该类人群的典型代表。可以说多方面的原因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拉大。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尽管美国生产技术的进步要求劳动者掌握更高的技能—对于我们的父母那一代人来说，有高中文凭就够了，但是如今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只能当一个办公室文员—我们的教育体系并未能够为广大的劳动力提供足够的、必需的教育。这是因为营养、社会化和学习在人们的孩提时代并未受到重视，加上小学和中学的教育又差强人意，使得很多美国人没有做好进入大学继续深造的准备。

   结果，中产阶级工资水平几乎停滞不前，失业的可能性却持续上升。虽然政客们能够体察民怨，但改善教育的质量实属不易，只有通过在某一地区实行切实有效的政策才有可能实现，而该地区的既得利益者往往更希望维持现状。更重要的是，任何改革都不会立竿见影，无法解决选民的燃眉之急。因此政客们就自觉不自觉地选择其他能够快速见效的方法来安抚选民。我们一直都明白一个道理，即消费能力比收入多少更加重要。说穿了就是，如果能够提高中产阶级家庭的消费能力，让他们隔几年就可以买辆新车，偶尔还可以出国度假，那么他们也就不会那么在意收入是否在原地打转了。

   因此，面对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政府采取的措施是扩大对家庭的借贷，尤其针对低收入家庭。政府如此应对选民的诉求，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顺水推舟。不管怎样，拉动消费和扩大就业的成效立刻显现了出来，而人们距离偿还贷款的期限还远着呢。回顾历史就会发现，当政府无法直接消除中产阶级家庭的深层次焦虑时，就会拿宽松信贷来作为安抚剂。然而，政客们在表述这一目的时并不是直接告诉人们要扩大消费，他们的宣传更令人振奋也更具煽动性。在美国，拥有住房被视为美国梦的重要元素，让中低收入家庭也能购买房屋是扩大信贷和消费的关键。一方面政府积极推动宽松信贷政策，另一方面以利益为驱动的金融行业错综复杂、竞争激烈且道德缺失，当二者发生相互作用时，一条深深的断层线便产生了。

   当然，政府通过扩大信贷来缓解一部分人因落后而产生的担忧情绪，这在历史上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实际上，这样的例子在美国俯拾皆是。在20世纪早期，美国的放松管制政策和银行业的迅速扩张从很大程度上来讲是对民粹主义运动的回应，该运动得到了中小型农场主的广泛支持，他们认为自己已经落后于队伍日益壮大的产业工人，并要求获得更加宽松的信贷。而过度的农村信贷是美国大萧条时期导致银行业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

    出口导向型增长及其依赖性

   靠借债来维持的消费往往有着各种各样的限制，尤其是对美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对消费品和服务的强烈需求使得物价不断攀升，从而引发了通货膨胀。为缓解对通胀的担忧，央行通过加息来抑制家庭的借贷能力和消费欲望。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的前10年，在美国日益增长的家庭需求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国外进口得到满足的，过去是从德国和日本进口，现在更多的是从中国进口，这些国家历来都是靠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并且拥有十分充足的产能。但是正如我将在第二章中所讲的那样，如此强大的消费品生产能力也反映出这些国家在增长模式上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即过度依赖国外的消费者。这种依赖是形成第二条断层线的根源所在。

   全球经济之所以不堪一击，是因为传统的出口国国内需求疲软，从而迫使其他国家不得不扩大开支以维持平衡。因为出口国能够提供充足的商品，像西班牙、美国、英国这样忽视甚至鼓励家庭债务的国家，以及像希腊这样缺少政治意愿去压制政府的民粹主义和工会需求的国家，就开始了长期的负债消费。最终，这些国家的家庭和政府都债台高筑，不仅未来需求的扩张受到了制约，而且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痛苦的全面改革。但是，只要像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坚持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结构，大量的商品就会像潮水一样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寻找政策和自制力最为薄弱的国家作为突破口，诱使其消费，直到最后无法负担，继而陷入危机之中无法自拔。

   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经济体要依赖其他国家的消费才能发展？这种依赖性产生于它们为摆脱“二战”的毁灭性打击或者摆脱贫困实现飞速发展而选择的发展道路。在这些经济体中，政府（和银行）广泛地进行干预，以牺牲本国家庭消费能力为代价，打造实力雄厚的企业和极具竞争力的出口商。

   长久以来，这些国家或地区建立了十分高效的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行业，如佳能、丰田、三星以及台塑等企业都处于全球领先的地位。为保护其在海外市场上的竞争力，它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尽管全球性的竞争减轻了政府干预出口领域所产生的恶性影响，但是面向国内的生产领域就难逃此劫了。银行、零售、餐饮以及建筑行业通过对政府的政策施加影响限制了各行业内的国内竞争。所以，这些行业的效率很低。比如在日本，没有一家银行能在全球范围内与汇丰银行相抗衡，没有一家零售商在规模和价格优势上超过沃尔玛，没有一家快餐连锁在分店数量上击败麦当劳。

   所以，尽管这些经济体能够实现高速增长并跻身富国行列，但低劳动成本优势会渐渐消失，出口也会变得愈加困难，那些效率极低的内向型行业就会成为严重制约国内经济自发性增长的瓶颈。到那时，这些经济体在正常时期发展已经很困难，要是赶上萧条时期，若不通过巨额财政开支的刺激作用，实现国内增长更是难上加难。当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实施援助时，政府会出于本能地眷顾那些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国内生产商，但是这些企业效率偏低，并且对经济的长远发展毫无益处。所以，这些国家不得不依赖国外需求来使自己走出经济低谷。

   前景看起来不容乐观。随着这些国家人口结构的老龄化，改革会变得更加困难，其依赖性也会日趋严重。尽管中国可能会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中国目前也正走在这样一条危险的道路上，只有作出实质性的政策转变，才能充分发挥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体系的碰撞

   过去，在一些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尽管工厂生产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国外的需求，但这些国家并不是净出口国。在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初，包括韩国和马来西亚在内的一些国家增长较快，因此要从德国和日本等国大量进口机械设备。这就意味着这些国家要承担贸易逆差，并要从世界资本市场贷款为其融资。

   甚至连出口导向型的发展中国家最初也帮助消化了一些出口。但是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遭受了一连串的金融危机，使这些国家认识到从工业化国家大规模贷款来投资无疑是自找麻烦。在第三章中，我将会解释为什么这些国家会从剩余产品的吸收国转变为净出口国，从而导致了问题的出现。从实质上说，这些国家的金融体系与其融资国的金融体系是建立在不同的基本原则之上的，而且两种体系是互不相容的。这种差异性是断层线产生的另一个根源，也极大地提高了通过借债来为本国投资和增长提供资金支持的风险。

   像美国和英国这样具有竞争力的金融体系强调的是透明度及合同在法律体系内的可执行性，因为商业交易并不依靠幕后的私人关系，这被称为“公平交易”制度。因为金融家们有能力搜集各种公开的信息，也了解借款者的运作方式，并且深知自己的债权会得到法律的保护与执行，所以信心十足，他们愿意持有长期债权（如股份）和长期债务，不需要通过银行等中间机构就可以为最终受益者直接融资。每一笔交易都应该公正公平，并且要通过激烈的竞标。上述说法显然有点讽刺的意味—因为在最近的一次金融危机中透明性已经荡然无存—但这种说法反映了该体系的实质。

   对于那些政府和银行积极干预经济增长的国家，其金融体系与上述体系是截然不同的。公开的金融信息非常有限，或许是因为政府和银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直接控制资金的流通，不需要也不想要公众监督。如今，虽然在大多数这样的国家中，政府已经放下了手中的指挥棒，但银行仍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信息被严格地控制在一些内部人士手中。由于公开的信息较少，所以合同条款的执行基本上要依赖于长期的商业关系。借款方要么还款，要么通过诚信的方式同贷款方进行协商，以防关系破裂产生不良后果。在这样的一种体系中，关系就是金钱。这就意味着体系外的金融机构，尤其是外国的金融机构几乎无法融入该体系。事实上，恰恰是这种差异令这一体系能够顺利地运转，因为如果借款人能够像在公平交易体系中那样让贷款人之间相互竞争，干预将失去效力。

   因此，如果来自工业化国家公平交易体系中的私人投资者需要为发展中国家的公司融资—正如20世纪90年代初所发生的那样—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况？外国投资者因为不了解这些剪不断理还乱的内部关系，所以会采取三项保护措施。第一，只提供短期贷款，以确保能随时撤资，达到风险最小化。第二，只接受外币支付，以防该国发生通货膨胀或者货币贬值从而导致其债权缩水。第三，通过当地银行放款，如果出现问题，而当地银行无力还款，政府将出面协助银行以避免大面积的经济损失。因此，投资者得到了政府的隐性担保。由于担心当地经济出现动荡而受到附带性损害，这些来自公平交易体系的投资者愿意将他们的资金委托给这个模糊的体系。

   这样一来，东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出现了问题，外国投资者由于受到这些措施的保护，几乎没有任何动力去审查获得融资的企业。而国内银行体系的贷款一直都是由政府来掌控和担保，几乎没有能力进行细致的评估，尤其是当借款者处于技术升级阶段并投资于复杂的资本密集型项目时。看到信贷的自由流动，借款者高兴都来不及，哪会去想潜在的问题。但是，当项目出现表现不佳的迹象时，外国投资者就会迅速撤走资金。因此，严重依赖外资的发展中国家就经历了周期性的繁荣和衰退，最后以20世纪9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而告终。

   那些危机不仅极具破坏力，而且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例如，印度尼西亚的国内生产总值从峰值一路狂降25%，堪比美国大萧条时期的经济下滑。但这一切只发生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经济自由落体式的下滑，使得数百万工人失去饭碗，衣食无着，也让印度尼西亚遭遇了种族暴乱和政治动荡。最糟糕的是，印度尼西亚曾经为从殖民者的统治中获得解放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经济独立而感到自豪，这时却要可怜兮兮地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请求贷款，为此还不得不接受了大量的附加条件。其中很多条件都是工业化国家为满足自身利益而直接制定的，印度尼西亚虽然怒火中烧，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主权受到侵犯。

   从此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暗下决心以后绝不能再依赖国际金融市场（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怜悯度日。联想到印度尼西亚的遭遇，这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企业决定不再从国外贷款，彻底抛弃大规模的投资项目和以借债来维持的经济扩张。此外，一些国家还决定通过低估货币来扩大出口。它们不仅通过购买外汇来维持较低的汇率，还建立了大规模的外汇储备，未雨绸缪，以防国外债主再次发生恐慌。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末，发展中国家缩减投资，从商品和资本的净进口国转型为净出口国，从而加剧了全球商品的过剩。

   不久之后，工业化国家企业的投资项目也在互联网泡沫中迅速崩溃，世界经济在21世纪的头几年间陷入衰退。像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因其经济模式是出口导向型，所以也自身难保。刺激增长的重任便落在美国的肩上。

    失业型复苏和刺激政策

   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美国的政治因素决定其必须刺激消费。尽管美国为世界经济走出2001年的衰退提供了必要的刺激，但人们仍然发现，正如1991年的复苏一样，工作岗位并没有随之增加。由于美国的失业救济期限较短，进一步刺激经济活力的政治压力显著升高。正如我在第四章中所说，失业型复苏并不是一个过去时—实际上，目前的复苏情况已经表明美国迄今为止在增加就业岗位方面进展缓慢。失业型复苏极其有害，因为长期刺激政策的目标是迫使私营部门非自愿地增加就业，这样做会削弱该部门的积极性，尤其是对金融行业来说。这也就形成了由政治和金融领域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另一条断层线，这一次，它随着经济循环发展到不同阶段而不断
    变化。

   从1960年直到1991年的经济衰退之前，美国的每次经济复苏都很迅速。经济从衰退的低谷回升到衰退前的产量所用的平均时间不到两个季度，恢复就业所用的时间也不到8个月。但是，1991年和2000~2001年之后的经济复苏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尽管恢复产量的时间仍然较短，1991年为三个季度，2001年仅为一个季度，但两次经济衰退之后，恢复就业的时间却分别用了23个月和38个月。确实，尽管经济回暖，但失业仍在继续，所以这类复苏被称为“失业型复苏”。

   不幸的是，美国面对失业型复苏简直手足无措。一般来说，美国的失业津贴仅发放6个月。更糟的是，医疗保健福利一直以来都是和工作捆绑在一起的，一个失业的工人很有可能无法承担医疗费用。

   只有在经济回升较快且工作岗位充足时，这种短期的福利才会有效。工人们因为担心在找到下一份工作之前就失去失业津贴，所以会更加卖力地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但是新增工作岗位数量很少，积极的动力又沦为巨大的焦虑和不确定性—不仅对失业者来说是这样，那些拥有工作的人也担心某一天会丢了饭碗，陷入这种落魄境地。

   政客们若是无视公众的焦虑，只能自食苦果。尽管老布什在伊拉克打了胜仗，但他第二次竞选仍然失败了，大家普遍认为这是由于他对1991年经济衰退后的失业型复苏所引发的公众担忧缺少关注。政客们充分地吸取了这个教训。从政治上来讲，经济复苏的关键不是产量，而是就业，政客们愿意从财政方面（政府支出和低税收）和货币方面（降低短期利率）加大对经济的刺激，直到就业出现起色为止。

   从理论上讲，这种行为反映了民主的优越性。而实际上，公众要求政府采取行动的巨大压力反而让政客们无视美国长久以来由政策制定的制衡体系。在危机的阴影下，政府出台一些长期的政策，那些在经济下滑时期恰巧执政的政党就可以借此机会为自己谋取利益。这样在政策制定上就会产生更大的不确定性，这是选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同时还会导致过度支出，不利于政府长期的财政稳定。

   在第五章中，我将会探讨这些政治因素是通过什么具体方式影响美国的货币政策的。货币政策当然由美联储掌管，但美联储的独立只不过是表象罢了，若是有哪位美联储主席敢挑战政府的权威，在就业状况没有好转之前就提高利率的话，那他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确实，美联储的职责之一就是保持高就业率。而且，当失业率居高不下时，工资上涨（央行的主要担忧）的可能性也不大，因此，美联储就会认为保持低利率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这会产生不良的后果：一方面，包括国外市场在内的一些其他市场会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作出反应。例如，石油和金属等大宗商品的价格可能会上扬。另一方面，房屋、股票以及证券等资产价格也会发生膨胀，因为投资者会抛弃较低的短期利率，转向收益更高的投资。

   更严重的是，在这些时期，金融行业所面临的风险更大。在2003~2006年间，低利率使得政府原本就鼓励的低收入人群购房行为更加疯狂，助长了房地产泡沫的膨胀，同时也加重了美国的债务。美联储为鼓励企业投资，增加就业岗位，曾承诺会在较长的时期内保持低利率，这无疑是火上浇油。这个承诺让资产价格继续走高，并加大了金融行业的风险。致命一击来自艾伦?格林斯潘，这位美联储主席在2002年宣布，美联储不会出手捅破资产价格泡沫，但如果市场崩溃，美联储会通过新的扩张帮美国度过危机。如果金融市场在进入狂热状态之前需要一个许可的话，那么这番话就是那个许可。

   美联储仅仅关注就业和通胀—实际上，只有就业受到了关注，这是一种在政治上缺乏深谋远虑的行为。尽管这完全是美联储的职责所在，但这是极其危险的。因为手中的工具有限，美联储以此为借口宣称自己不应承担多项具有潜在竞争性的目标。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忽视其狭隘的侧重点对经济产生的广泛后果，尤其是美联储倡导的低利率和高流动性对金融行业的行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断层线由于以政治为动机的刺激政策与寻求竞争优势的金融行业的相互作用而产生，就如同鼓励低收入人群购房一样，潜藏着巨大的危险。

    美国金融行业的恶果

   来自各个断层线的微震是如何集中爆发，差点毁了美国整个金融行业的？我认为有两点值得一提。首先，大量的资金从海外或通过房利美和房地美等政府扶持的抵押贷款机构流入了低收入住房市场。这导致了房价暂时的飙升以及按揭贷款质量的不断下降。其次，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承担了大量的风险，包括购买大量为次级抵押贷款融资而发行的低质量证券，同时甚至通过短期贷款的方式为上述高风险交易进行融资。

   让我说得更具体一些。在21世纪的头几年中，发展中国家靠出口积累了大量的资金，而美国在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刺激下，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大量增加，尤其是在住房建设行业，于是发展中国家就扮演了美国的融资者的角色。为安全起见，外国投资者购买了由房利美和房地美等政府扶持的抵押贷款机构所发行的证券，进一步推动了美国政府的低收入住房计划。这些投资者很多都是来自发展中国家，他们认为美国政府会为这些机构背书，就好像过去的工业国投资者认为在危机发生时会得到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支持一样。尽管房利美和房地美承担了巨大的风险，但它们已经不再受市场规则的约束了。

   还有一部分来自国外私有部门的资金流入了评级较高的次级按揭证券。此时，缺少警惕性的外国投资者过于天真地相信了美国的公平交易体系。他们充分相信该体系中的评级和市场价格，却没有意识到，流入次贷市场的来自抵押贷款机构和国外投资者的大量资金已经腐蚀了这一体系。因为正如我在第六章中所说，公平交易体系的弱点之一便是它依赖于价格的准确性，但是当流入资金规模过大时，价格可能会变得极其不真实。在这里，不同金融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再一次加重了金融领域的脆弱性。

   然而，这次金融恐慌的主要原因并不是银行将低质量的次级抵押贷款证券打包出售，而是银行本身持有了大量的此类证券，并通过短期债务为其融资。说到这里，我们就又回到了我在杰克逊霍尔演讲的主题。是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这么多美国的银行愿意承担如此高的风险？

   在第七章中我将会讲到，问题出在这些风险的特殊性上。来自投资者的大量资金流入美国次级贷款市场，以及政府在住房市场上的积极参与，似乎暗示着在购房者没有发生违约之前，这种状况还会持续很长时间。与此相似，由于高失业率的影响，美联储愿意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宽松的环境，因此融资紧缩的风险短期之内不会出现。在这种情况下，现代金融体系吸收了过量的风险。

   对于银行来说，通常情况下，承担的风险越大，收益越大，但也有可能损失惨重。从社会的角度看，银行不应当承担这么大的风险，因为一旦遭受损失，代价是十分高昂的。不幸的是，金融体系的激励机制鼓励利用短期的优势，这也使得银行从业者更热衷于追逐风险。

   尤其有害的是，为推动政治目标的实现，或避免政治痛苦，来自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已经或即将进行的干预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促使很多金融实体承担同样的风险。这样一来，风险转化为损失的可能性就更大了。金融行业当然应该为风险承担主要责任。在这次危机中，金融业的失败表现在以下方面，如扭曲的动机、盲目乐观、贪婪、错误的信念以及从众心理。但是政府也难辞其咎，它让风险看上去更加诱人，妨碍市场遵守规则，甚至还为违规行为叫好。不幸的是，危机发生之后的政府干预正好符合了金融部门事前的预期。在这次危机之中，政治道德风险与金融业的道德风险一拍即合。令人担忧的是，此类情况很有可能会再次出现。

   换句话说，在现代民主制度中，自由企业资本主义的主要问题一直都是如何平衡政府和市场所扮演的角色。尽管很多学者都把重点放在定义两者的合理行为上，但是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才是脆弱性的主要来源。在民主制度中，政府不会允许普通百姓遭受来自残酷市场的附带损害。成熟的现代金融业了解这一弱点，通过各种方式利用政府对不平等、失业以及金融稳定的担忧。问题的症结是，从根本上讲，资本主义的宗旨和民主制度的宗旨互不相容，但两者却能够携手并进，因为两种体系可以互相弥补彼此的缺陷。

   我并不是要为银行家们辩护，他们在危机发生之后的政府救助阶段仍然享受高额津贴，从道德上说，这是令人愤慨的，从政治上讲，这也是缺乏远见的。但是光有愤怒是没有用的。尽管金融行业罪行累累，但由于它处在多条断层线交汇的中心位置，行为自然会受到影响。包括银行家、政客、穷人、国外投资者、经济学家和中央银行在内的每一位参与者都做了自以为正确的事情。但实际上，像政客和银行家这样的关键参与者极有可能无意识地分别受到了选举模式和市场认可的影响，选择了促发危机的行为。我们无法找到真正的恶人，而且每一个参与者都没能成功地弥合断层线，使我们更难找到解决方案。规范银行高管的津贴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尤其是当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承担着多么大的风险时。

    面临的挑战

   如果此次危机是由参与者的合理行为（至少从他们各自的角度，他们认为这些行为是合理的）造成的，那么我们就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了，而且很多都是金融行业以外的工作。怎样才能让美国的弱势群体真正拥有成功的机会？我们是否应该建立更加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以便在金融危机来袭时保护家庭的利益，还是寻找别的方式增强工人们抵御风险的能力？如何让世界上的一些大国摆脱对出口的依赖？怎样才能使它们完善本国的金融行业，更加有效地分配资源和风险？当然，还包括美国应如何改革金融体系，以避免再次将世界经济推向深渊。

   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认识到，真正安全的金融体系既不承担任何风险，也不鼓励创新和增长，更不会帮助穷人脱贫，消费者的选择余地也很小。这是一个满足于现状的体系。但是从长远来看，尤其是从人类所面临的各项严峻挑战来看—如气候变化、人口老龄化、贫穷等—满足于现状才是最大的风险，因为这会让我们无力应对即将到来的挑战。我们不想再回到过去那些糟糕的日子，不想让银行业再次变得乏味；我们总是忘记在一个严格管制的体系中，消费者和企业的选择是那么的少。我们希望金融业富有创造力和活力，但不想看到过高的风险和令人愤慨的行为。这很难实现，但是值得我们为之努力。

   我们也应该认清，好的经济和好的政治是分不开的，这就是经济学曾经被称为政治经济学的原因所在。经济学家错就错在他们相信一个国家只要建立起制度的框架，政治的影响就会被削弱，这个国家就会永远摆脱发展中国家的状况。我们现在应该看清，只有当政治合理且均衡的时候，制度（如监管者）才能充分发挥其影响力。深层次的不平衡（如不平等）能够在政治上掀起巨浪，也能突破制度的约束。一个国家若是政治失衡，不管其制度多么发达，都会重新退回到发展中国家的状态。
   我并没有什么灵丹妙药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改革需要仔细的分析，有时也需要对细节的观察，这是有些乏味的。我将在第八章到第十章探讨可行的改革方案，并主要关注宏观政策。我希望我的建议比那些要求严惩银行家及监管者的呼声更具建设性意义。如果这些建议得以实施，我们的世界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它将摆脱日益加深的危机，走上一条经济更加健康、政治更加稳定、合作更加广泛的道路。我们将会在克服全球挑战方面取得进展。这些改革的成功也需要各个国家改变生活方式、增长方式以及选择方式。任何改革都难免会经历阵痛，但是它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加广泛并且深远的好处。这种改革因为见效慢，所以很难受到民众的欢迎，因而对政客们的吸引力也很小。但是如果我们无所作为的话，我们要付出的代价会比这次经济动荡更加惨痛。如果不加以补救，断层线就会日趋加深。
   世界的前景并非暗淡无光。今天的我们有两个充分的理由来保持乐观：技术进步让几个世纪以来都难以解决的问题迎刃而解，经济改革带领大批的穷人从中世纪的生存条件一跃进入现代经济。只要能够从危机中吸取正确的经验教训，稳定世界经济，未来的我们就会大有作为。同样，如果从中吸取了错误的经验，我们将会失去更多。现在，让我把这些断层线和艰难的抉择一一呈现在你们的面前，此时此刻，我怀揣着一个信念，只要我们同心同德，就一定能够书写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为了我们自己，我们必须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