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文革的重要讲话（跟帖：历史说文革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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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5日，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林彪、周恩来、王任重等开会。毛泽东说：关于少奇同志的生活会，不要再开下去了。越开调子越高，一定要说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再讲下去就是彭罗陆杨一帮了。我讲讲历史。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批判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并没有说他反党，以后是他自己搞分裂组织托陈取消派，才被开除出党的。八七会议之后，瞿秋白搞盲动主义，也只讲是路线错误，后来又有立三路线。六届四中全会，出来一个罗章龙另立中央，但有许多好同志如李秋实、何梦雄都排斥在外是不对的。王明路线统治了四年，造成很大损失。我们从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五年一直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李立三、王明，七大还是选举他们为中央委员。请大家想一想，我们是怎么对待张国焘的?张国焘另立中央，另立中央也算了，难道说其中没有好人?有好人，如徐向前、李先念，还有四方面军的一大批干部。张国焘不走，现在还是会坐在这里开会的。我们历来采取这种政策，看来是有效的。一、一个不杀。二、团结犯过错误的人，改正错误。世界就是这样的，永远没有清一色。批得厉害，是为了改。看他们改不改，我看不改的少。洪洞县里百分之九十九是好人，百分之一至二是坏人。我劝不要整民主党派的人，看看《水浒传》，如卢俊义就是个大地主，还有不少起义将官。王明路线使我们党吃的亏最大，但我们却从三个师发展到了一百万军队。只要路线正确，人少一点不怕。我们这些人是剩下来的一些“残余分子”，做工作谨慎一点好。历史就是历史。希望犯错误的同志谦虚一点，向人家学习一点，不要“自以为是，好为人师”，这是最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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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受到批评，不再参与中央领导工作。10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全国开展了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热潮，刘少奇处于受批判的地位。但在这时以及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毛泽东仍把刘少奇作为党内问题和人民内部矛盾对待，并不是要打倒他，也没有要对他立案审查。

　　是什么促使毛泽东改变了对刘少奇的态度？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听信了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二是“文化大革命”恶性发展的结果。

　　首先是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阴谋陷害。林彪、江青集团中的骨干分子，几乎都是靠反刘少奇起家和攫取高位的。他们当然不愿意看到继续保留刘少奇的任何职位，从而留下可能对他们的地位和野心构成威胁的障碍。同时他们懂得，不经过毛泽东点头，打倒刘少奇是不能实现的。于是，他们借用群众揭发和专案工作等名义，竭力对毛泽东施加影响。

　　早在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尚未结束，林彪的妻子叶群于8月11日、12日两次找总参谋部作战部一位副部长，向他口授诬陷刘少奇的材料，要写成书面揭发上报。13日，林彪在住处找这位副部长谈话，要他把书面揭发改成向林彪和毛泽东写信的形式上报，并说：“这样更政治化些。”当天，林彪就把这位副部长写的信和诬陷刘少奇的材料批送江青，要她“酌转”毛泽东。

　　在诬陷刘少奇的阴谋家当中，康生是一个十分毒辣的角色。也是在1966年8月13日，康生让他的妻子曹轶欧出面，向中央一位领导同志写信，揭发王光美的所谓“问题”，并攻击刘少奇包庇王光美。这封揭发信在部分中央领导人中间作了传阅，最后也报到了林彪手里。9月16日，康生亲自给毛泽东写信，重新提出1936年薄一波、安子文等61人经组织决定出狱一事，并把它挂在刘少奇的帐上，说什么“少奇的决定，就使这些人的反共叛党合法化了”。这是康生很阴毒的一招，使毛泽东把刘少奇和整个干部队伍的问题看得更加严重。

　　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极左思潮的影响下，群众中也捕风捉影地揭发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特别是许多红卫兵、造反派，为显示自己革命，都想在打倒刘少奇问题上立大功。于是，把许多道听途说、张冠李戴的事情，郑重其事地整理成书面材料层层上报。

　　林彪、江青一伙利用这一情势，有计划、有预谋地将这些材料择要报送毛泽东，有的并在一定范围内印发传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形形色色的揭发材料，包括说刘少奇三次被捕叛变等假材料，源源不断地都通过各种渠道摆到了毛泽东的面前。

　　不难想见，当毛泽东接二连三地读到和听到这些材料时，不能不为所动。特别是毛泽东原先闻所未闻的所谓刘少奇历史上几次“被捕叛变”等情况，终于使他从根本上改变了对刘少奇的看法。从毛泽东以后的多次谈话看，在这些连篇累牍的材料中，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所谓“被捕叛变”问题。后来他在同外宾以及内部谈话中，在讲到刘少奇问题时，一再说“那时还不知道他的历史情况”，是“我们红卫兵现在查出来的材料”，并多次讲了所谓“被捕叛变”的例子。

　　其次，随着“文化大革命”局势的疯狂发展，“打倒刘少奇”逐渐成为运动进程中所不得不采取的步骤。进入1967年以后，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全国各地造反派纷纷抢印夺权，派性恶性膨胀，局势混乱不堪。毛泽东虽然采取了命令解放军“三支两军”、号召大联合、停止串联等一系列措施，但未能奏效。这种骑虎难下的局面，很需要有一个表面上符合运动逻辑的举动，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人们的注意力，统一各方面的思想。当时已经别无良方，只有把刘少奇的性质再次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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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2月前后发生了谭震林、陈毅、叶剑英(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老革命家拍案而起，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激烈批评的所谓“二月逆流”事件。同时，所谓“向走资派夺权”的部署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干部群众的不满，受到了普遍的抵制。毛泽东既然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当然不能容忍这种种行为，于是认为运动遇到了“刘少奇代理人”的抵抗，“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现象”。这样，为了击退所谓的“复辟逆流”，为了通过“集中矛头、团结对敌”来克服派性，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全国性的动乱，就不得不一错再错，把刘少奇问题彻底端出来。

　　林彪、江青一伙在打倒刘少奇问题上起了极为卑劣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除了不断向毛泽东递送诬陷材料外，还利用各种机会煽风点火，在群众中制造打倒刘少奇的舆论，使之成为既成事实。

　　1966年12月18日下午，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在中南海西门单独召见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指使他发起打倒刘少奇的行动。果然，蒯大富回校后，立即筹备公开煽动“打倒刘少奇”的大规模行动，即所谓“12·25大行动”。12月25日，蒯大富率领5000余名造反派，在天安门广场召开“誓师大会”，又分五路到北京主要闹市区广播、演讲、散发传单，大量张贴“打倒刘少奇！”、“和刘、邓血战到底！”等大标语、大字报，并且醒目地贴上了天安门城楼。12月27日，北京各高等院校造反派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公然宣称“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段当权派，是中国现代修正主义的祖师爷、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一时间，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狂潮，强使群众接受“倒刘”现实。

　　与此同时，江青等人有意发动各方面的力量，制造“倒刘”舆论。

　　12月30日，江青、姚文元、王力、关锋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到清华大学，向组织“12·25大行动”的蒯大富表示“坚决支持”。

　　12月31日，江青单独召见刘少奇的女儿刘涛，拉拢说：“是毛伯伯和我对你好，还是刘少奇、王光美对你好？所以你要明白，要彻底跟刘少奇划清界线，要跟毛伯伯和我走，不要跟他们走。”在江青的策动下，刘涛写了大字报。

　　1967年1月4日，康生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把准备好的一卷刘少奇讲话材料交给蒯大富，叮嘱他“回去后要组织批判”。蒯大富接受任务后，几天内就组织人马贴出了一大批大字报。1月10日，康生在中央高级党校煽动说：“说刘少奇是全国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你们党校对全国的贡献。”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亲自出马，直接指使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去批斗刘少奇。从1967年1月1日起，刘少奇在住处接连受到围攻、揪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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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6日，清华大学的造反派设下所谓“智擒王光美”的圈套，绑架了王光美(后在周恩来干预下释放)。

　　1月9日，谢富治在接见全国公、检、法系统赴京代表时，号召“全国政法战线立即行动起来，向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刘少奇、邓小平开火！”

　　由于江青一伙的策动，到1966年底、1967年初，“打倒刘少奇”的活动蔓延到全国，并且愈演愈烈。毫无根据地攻击、丑化刘少奇的行为到处出现，对此不但没有人出来制止，而且不容许人们提出任何相反意见。全国已经形成“打倒刘少奇”的舆论环境。

　　对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就在这种种复杂背景下开始了。

　　成立专案组

　　专案的本意是指需要专门处理的重要事件或案件。在“文化大革命”中，它被作为审查、打倒干部的一种最常用的方式，难以数计的干部被列为专案对象。红卫兵、造反派都可以擅自设立专案组，给他们要打倒的干部罗织种种罪名。其结果是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一大批干部遭受迫害。

　　“文化大革命”中在对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之前，先成立了“王光美专案组”。令人惊讶的是，对设立专案组审查刘少奇、王光美这样重大的问题，既没有正式的决议，也没有正式的书面文件。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众多怪事之一。现在，我们只能根据当时留下来的零星材料，结合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大致看出成立专案组的过程。

　　1966年冬，在极左思潮泛滥、“倒刘”气氛日浓的情况下，各地冒出了一些揭发刘少奇、王光美有“历史问题”的材料。在12月的一次中央碰头会上，议论了这些情况并提议组织班子进行审查。但当时刘少奇还是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因此不便直接设立审查刘少奇的专案组，决定先设立王光美专案组。大约在12月15日至18日之间。拟出了一个“王光美专案小组领导成员名单”。这份手写的、字迹潦草的“名单”侥幸保留了下来。它既没有标题，也没有日期，更没有注明是在什么会议上、由哪些人研究决定的。然而，就是这份无头无尾的“名单”，却是设立“王光美专案组”的依据。“名单”全文如下：

　　谢富治(组长)

　　江青 汪东兴

　　萧华

　　叶群

　　伯达(顾问)

　　据当事人回忆，“名单”中江青换成汪东兴，是江青出于某种原因自己提出来的。要陈伯达当顾问是林彪提议的。从字迹看，圈掉江青，添上汪东兴，是林彪的手迹，“伯达(顾问)”几个字则是陈伯达所写。这两处的字体和其余名字的字体不一样，显见是后来所作的增改。大概是为防止同别的材料搞混，保管的工作人员在“名单”的上方加了“王光美专案小组领导成员名单1966.12.18.富治同志交来”几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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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小组”确定后，从军委办公厅、公安部等单位抽调了四名工作人员。1966年12月18日晚，由谢富治(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汪东兴(当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主持，在中南海西楼的一个小会议室里，召集抽调来的人员开会，正式成立专案组。当时宣布“名称暂叫中央办公厅丙组”，指定军委办公厅的一位秘书处长负责。

　　会上，谢富治拿出上面介绍的那份“王光美专案小组领导成员名单”，交给专案组一位工作人员，要他们好好保存。

　　1967年3月，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恶性发展，刘少奇问题明显升级，毛泽东似乎也改变了原来的态度。3月9日、10日，陈伯达、康生在部队军以上干部会上讲话，点名对刘少奇从历史到现实进行了系统的批判。3月21日下午7时30分，毛泽东、林彪等部分中央政治局常委接见与会人员后，留下来议论一些问题。议论中对有人提到“刘耀祖案中涉及刘少奇在1927年叛党嫌疑问题”作了研究，决定把这方面的材料交“丙组专案办公室”即“王光美专案小组”的办事机构“调查研究”。据戚本禹回忆，这项工作当时指定由康生分管，议论时没有记录，后来也没有形成文件或会议记录。康生似乎对这种方式有点心虚，而这件事又归他管，所以事后他特地让工作人员写了一份备案性质的简短材料。这份材料中记载有：“共同研究之后，决定：”“关于刘少奇1925年在长沙被捕、1927年叛党嫌疑及1929年在沈阳被捕等材料，交丙组专案办公室调查研究。”康生亲笔在这份材料的下面注了一行字：“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五日林彪、恩来、伯达、康生都看过。”

　　这份既无抬头又无落款的很不正规的材料，就成了对国家主席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的依据。

　　据参加过“刘少奇专案”工作的肖孟回忆：1967年夏，有一次肖孟问康生，设立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有没有文字的指示？康生说，毛主席在西郊机场接见红卫兵时他曾汇报过，并写过一个备忘录交给了中央办公厅负责人。

　　现在分析，康生所说的“备忘录”就是这份书面材料。

　　需要指出的是，这份书面材料表明，当时只是决定把有关材料“交丙组专案办公室调查研究”，并没有说要成立刘少奇的专案组。但康生、江青等人在后来的实际操作中却设立了一个相当庞大的“刘少奇专案组”。

　　刘少奇当时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凭这样一纸不伦不类的所谓“备忘录”，就对一位经过中共中央全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高级领导人立案审查，充分说明“文化大革命”中法制的破坏是何等严重！庄严的党章、宪法已成了一纸空文。

　　这个专案组的名称很混乱。1966年12月刚成立时叫“王光美专案小组”，对外叫“中央办公厅丙组”。1967年3月康生在那份“备忘录”中又把它叫做“丙组专案办公室”。1967年5月中旬，谢富治向“丙组”人员宣布：“丙组”改为“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对外叫“五○四组”，组织上归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领导。在该专案组的内部文件中，也是几种名称混用，有时单独用“王光美专案组”或“刘少奇专案组”，有时用“刘、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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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专案组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定案后继续存在，大约到1973年6月以后才结束使命。这过程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虽然专案审查刘少奇从1967年3月就已正式开始，5月以后进展加速，但一直到1968年4月中旬以前，关于刘少奇案情的各种请示报告和对外联系工作仍用“王光美专案组”名义，1968年4月下旬起才用“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名义。这可能也是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心虚的一种反映。

　　专案的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变动更大。1966年12月刚成立的领导成员中有萧华(当时任总政治部主任)，不久萧华遭到诬陷迫害，当然也就不可能再参与此事。1967年9月11日，谢富治亲笔写了一个便条：“王光美专案成员于下：江青、谢富治、戚本禹、汪东兴、叶群组成王光美专案小组。请总理、伯达、康生同志批。原来的萧华同志不再参加了。”

　　这时的“王光美专案小组”，实际上已经是“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谢富治再次被任命为组长。当时戚本禹还被任命为副组长，过了没多久，他也被揪出打倒。

　　究竟有多少人参加了“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的工作，现在已经难以准确统计。专案组的组织机构几经改组、扩充，工作人员也就不断调整、增加。1966年12月刚成立“王光美专案小组”时，只有几名工作人员，以后陆续增加到数十人。工作人员中有相当一部分只参与了某一项工作或一段时间的工作，经常有人调进调出。有一个时期还在专案组之外成立了若干个“外围组”，担负一些次要工作。至于从一些省、市、地方部队、红卫兵组织中抽调人员配合工作或参与局部工作的，那就更多了。例如：集中关押该案嫌疑犯的北京第二监狱，一次就从军队借调了100多名干部做审讯工作。为查所谓“1929年刘少奇在沈阳自首叛变”的证据，仅沈阳一地就组织了400人的“彻查队伍”查阅敌伪档案。

　　专案人员中有些人因不被信任而调出或清除出专案组，有的甚至被关押坐牢。1967年11月，谢富治等下令将公安部调来的人全部撤出，另从军队调来一批干部取而代之。曾担任专案具体负责人的肖孟，被江青点名批评为“右倾”，于1967年11月被逮捕入狱。

　　尽管专案人员有很大变动，但这项工作一直处于江青、康生的操纵之下。前台的直接负责人则主要是谢富治。

　　1968年2月22日，谢富治在专案组的一份报告上批道：“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6月27日下午，谢富治又向专案组人员谈了这一问题。当时一位专案人员的笔记本上就记载着谢富治这样的指示：“今后，应当原原本本的向江青同志报告，并要把犯人的原件供词送上。”“要有组织观念，脑子里要有个江青同志，重大事情要请示江青同志，有利于把案子搞好，有利于把叛徒抓完，有利于把文化大革命搞好。”据戚本禹回忆，中央常委要康生分工负责刘少奇一案，说：“主席把这样重要的工作委之于康生，康生很高兴。那时陈伯达与康生闹矛盾，把康生的夫人从中央文革办公室挤走了。康生情绪一度不太好。主席委托他这项重要任务以后，他的情绪又好起来。”

　　整个专案工作过程受江青、康生、谢富治这三个人操纵和直接指挥的痕迹是非常明显的。要事都要向他们直接汇报，专案材料和工作报告都要首先经过他们之手才能上报或作进一步处理。他们还不断地划框框、定调子，然后要专案组搜集材料。稍不如他们的意，轻者批评、整顿，重者调离、关押，一直到按他们的旨意行事，达到他们的要求为止。

　　江青一伙不择手段制造伪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对刘少奇一案进行了复查。结果证明，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主持下搞出来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没有一项指控是符合事实的。他们采取弄虚作假、断章取义、逼供信等恶劣手段，拼凑材料，伪造证据，报送中央和毛泽东，欺骗全党和全国人民。

　　伪证为什么能够制造出来？原因很复杂，主要是林彪、江青一伙的有意迫害，而“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路线，则为他们的非法活动提供了条件。到1966年底，“打倒刘少奇”的行动已经从北京蔓延到全国。12月，北京地区一些老红卫兵，因为刘少奇鸣不平，被“中央文革”下令抓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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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陶铸，也因为有过一些保护刘少奇、邓小平的言论，被打成“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于1967年1月被突然打倒。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从普通群众到高级干部，只准说刘少奇坏，不准说刘少奇好。同时，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局势下，社会秩序一片混乱，法制破坏殆尽，使江青、康生之流得以为所欲为，以售其奸。

　　伪证是怎样制造出来的？现在看来，直接的手段主要是刑讯逼供、弄虚作假，间接的手段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

　　(1)先定性，后罗织罪名。1966年12月下旬，在尚未对刘少奇作任何审查的情况下，江青一伙就宣称刘少奇是打倒对象，鼓动造反派采取“倒刘”行动。12月31日江青在同刘少奇女儿刘涛谈话中说：“你要知道刘少奇的问题早就定了，现在不解决，是因为怕全国人民转不过弯来。”到了1967年，根据一些揭发材料成立了刘少奇的专案组，但还没有来得及进行调查核实，江青、康生等人却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中，提到刘少奇时总要毫无根据地冠以“反革命”、“大叛徒”等帽子。1967年4月1日公开发表的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更以权威的口吻宣称：“你(指刘少奇)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8月4日康生对专案组人员说：“刘、邓、彭、罗、陆、杨等是老干部、是老革命吗？他们是一贯的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叛徒、老反革命。”谢富治曾对专案组工作人员说：“对刘、邓、陶要作拼死的斗争，坚决打倒。办案就是伟大的革命，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在一段时间里，专案组费尽力气仍未找到能说明刘少奇所谓“自首叛变”的证据。江青对此大为恼火，1968年3月13日在专案组会议上说：“我觉得你们现在主要是思想不解放，右倾保守，要解放一下思想嘛！”她武断地说：“刘少奇是个大叛徒、大内奸、大特务，小将整理的材料，比你们整理的好。你们现在的材料有进展，但有好多东西没有超过红卫兵的材料。”

　　(2)对办案人员威逼利诱。江青、康生等人对抽调来参加专案组工作的人员，用又打又拉的手段不断施加压力，严密控制。平时，他们一再强调专案对象都是敌人，对这些人要狠。1967年10月23日，谢富治在中央专案小组办公室会议上说：“所有列入专案的，都是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要同这些人作坚决的不可调和的斗争，绝不能施仁政，不能妥协。”康生说：“现在打的是尖锐的隐蔽的国共战争，没有坚强的阶级(立场)，专案是搞不好的。”康生还假惺惺地对办案人员说：“你们的前途很伟大，不要骄傲，你们是中央信任的干部。一个同志为党中央所信任，所依靠，比什么级别都重要。”“你们填干部履历表，填上哪年哪月在中央搞专案，比提级还光荣。”江青也多次吹捧“搞专案的同志是无名英雄”、“是毛主席的好战士”。但当办案人员稍有不慎，或有不同意见，轻者被他们斥为“右倾”，重则逮捕入狱，有的受到处分或被送回原单位批斗。“刘、王专案组”的领导成员换了三次，有两个人被关进监狱。

　　1968年3月13日江青在八个专案组会议上批评“刘、王专案组”说：“有个案子我很不满意。王世英说他半身不遂，还能全家去照像，摔了一跤，也没有死。你们右顾，不要嫌我说话尖锐，王世英是怎么回事？我看肖孟对他就是有包庇。”6月27日，谢富治专门召集专案组开会，批评专案组向江青请示汇报不够，其中说：“你们老犯错误，老不转变，怎么行呢？是否仍按肖孟的胆大包天办事？”肖孟曾是专案组的负责人之一，后来被关进秦城监狱5年。1979年12月他在回忆中说：“他们不断给专案施加压力，反右倾。在调查、看材料中，如实反映某些情况时，就以客观主义、扩散专案材料等罪名，停止专案人员工作，查封档案材料，有的被赶出专案组，甚至被关起来。搞专案的人思想负担很重，精神压力很大。在我被关进秦城监狱后，甚至有这种想法，宁肯坐牢，也比按那些人的旨意味着良心办事为好，倒感觉自慰一些。”

　　(3)剥夺被审查人申诉、申辩的权利。无论是刘少奇、王光美本人，还是那些牵连进来的审查对象，都没有机会也不准诈为自己申诉、申辩。在专案组存在的3年时间里，从未同刘少奇、王光美接触过，一次也没有听取过他们的表述。据专案组负责人肖孟回忆：“专案组曾向江青、康生、谢富治等提出这个问题，但他们拒不同意专案组和刘少奇同志见面和接触。这一方面说明专案组的人不信任，另外，怕露出破绽，甚至怕专案组受影响而不能按着他们的指令办事。”

　　对其他受到牵连的人和所谓“嫌疑”人员，一旦被列为审查对象，就只能交代问题，不准申辩和上诉。这些人只要一申辩，便被斥为“不老实”、“翻案”、“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受到更加严厉的批斗。审讯时对为自己辩护的供词，不写入审讯记录，不准写书面材料，即使写了也被扣压，不让办案人员上报和转送。有时办案人员反映一点这方面的情况，就要被扣上“右倾”、“为某某人翻案”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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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67年3月起，刘少奇的问题似乎明显升级，毛泽东好像也改变了原来的态度。
        1967年3月9日、10日两天，在北京召开的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陈伯达、康生点名对刘少奇从历史到现实进行颠倒是非的诬蔑，旨在打倒刘少奇的问题上打通全军高级干部的思想。10天以后，在一次有毛泽东、林彪等参加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正式决定将运动中揭发刘少奇的所谓“历史问题”的材料交“王光美专案组”调查，指定由康生分管这件事。此后，刘少奇完全落入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魔掌。谢富治是刘少奇专案组的组长，康生是政治局常委中分管刘少奇专案的，江青虽没有头衔，但却是抓刘少奇专案的“主帅”。应当说，对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在当时的环境下做到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但是，就像他保贺龙那样，后来他也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1967年3月21日，周恩来接见财贸系统的造反派，当造反派指责周恩来在对待老干部的问题上与中央文革的口径不一样时，周恩来说了这么一句话：“毛主席没决定，当然要负责保护。”这句话，很能反映周恩来在“文革”中保护干部方面所处的艰难处境和所采取的斗争策略。只要毛泽东没有决定要打倒，周恩来就会想方设法以毛泽东的支持来挡住林彪、江青一伙射向老干部的枪弹，保护老干部。


         对刘少奇，毛泽东本来并没有“彻底打倒”的意思。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他还肯定了刘少奇写出的《在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的检讨提纲(草案)》，他在上面批道：“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并且，毛泽东还提出过开九大时要选刘少奇、邓小平当中央委员。后来，江青、康生一伙不断向毛泽东提供有关刘少奇所谓“历史问题”的假材料，毛泽东的认识和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想保刘少奇也保不住。


        在刘少奇的问题上，许多学者都谈及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通过关于刘少奇的决定时唯一没有举手的陈少敏。首先要肯定，在当时的那种历史氛围中，陈少敏的这种勇气确是难能可贵。陈少敏不举手，表示不同意中央关于刘少奇的决定，从直接效果上来说，她这一票也改变不了刘少奇当时的命运，事实也确是如此。周恩来当时要这样做(不仅仅是投票时，包括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其直接效果也不外乎如此，根本不可能改变刘少奇的命运。试想，在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如日中天之时，加上毛泽东的偏听，从组织原则上来说周恩来的反对票也是处于绝对的少数。但是，由不举手这一举动所引起的政治后果就大不一样了。以陈少敏当时的身份和地位，她公然表示不同意打倒刘少奇，所带来的后果可能是自己受到更严酷的政治打击和迫害，对当时的中国政坛产生不了什么大的影响。如果周恩来也这样做，由于他所处的位置，其政治后果就不仅仅是导致他自己下台的问题，更关键的是将会对当时的中国政坛产生一系列的举足轻重的连锁反应，整个中国的政治和权力格局将发生于党、于国、于民十分不利的大裂变：那就是周恩来被彻底打倒失去合法的斗争权力，中国政坛将会沦为林彪、江青一伙的天下。

       需要指出的是，在对刘少奇的错误处理上，周恩来的内心是十分痛苦的。新近出版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周恩来年谱》(1949—1976)公布了这样两条材料：1969年3月11日，正是九大召开前夕，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讨论九大的政治报告。毛泽东说：报告中可以不提邓小平，但要提刘少奇。第二天，邓颖超给周恩来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你要紧跟毛主席，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对事对人要放眼量，力戒急躁和激动，力争保持你的身体情况能坚持工作。因昨日蒲老(作者按：指为周恩来看病的著名老中医蒲辅周)告我，望你应戒着急和激动，以免影响心脏波动。”

        细心琢磨这两条材料，不难看出它们的内在联系。周恩来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时候情绪激动？恐怕是与对刘少奇的处理有点关系。对刘少奇的处理，在1968年10月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已经通过了由江青、康生、谢富治等凭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宣布“把刘少奇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但那毕竟还是在党的中央会议上。如果要在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公开提刘少奇的所谓“罪行”，那就等于将党中央对刘少奇的错误处理公之于世了。因为九大的政治报告要向全国、全世界发布。这一做法，周恩来是有看法的。

        后来，在张春桥等起草、林彪所做的九大政治报告中，一开始就点出：文化大革命“这个伟大的革命风暴，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揭露了以刘少奇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赞同打倒刘少奇，对周恩来个人来说，无疑又是一次痛苦的违心之举，但对党和国家的江山社稷来说，确又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南湾湖

文革中很多都是头脑发热就狂言出口，所以许多问题都是后人否定的依据：
      1967年3月，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恶性发展，刘少奇问题明显升级，毛泽东似乎也改变了原来的态度。3月9日、10日，陈伯达、康生在部队军以上干部会上讲话，点名对刘少奇从历史到现实进行了系统的批判。3月21日下午7时30分，毛泽东、林彪等部分中央政治局常委接见与会人员后，留下来议论一些问题。议论中对有人提到“刘耀祖案中涉及刘少奇在1927年叛党嫌疑问题”作了研究，决定把这方面的材料交“丙组专案办公室”即“王光美专案小组”的办事机构“调查研究”。据戚本禹回忆，这项工作当时指定由康生分管，议论时没有记录，后来也没有形成文件或会议记录。康生似乎对这种方式有点心虚，而这件事又归他管，所以事后他特地让工作人员写了一份备案性质的简短材料。这份材料中记载有：“共同研究之后，决定：”“关于刘少奇1925年在长沙被捕、1927年叛党嫌疑及1929年在沈阳被捕等材料，交丙组专案办公室调查研究。”康生亲笔在这份材料的下面注了一行字：“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五日林彪、恩来、伯达、康生都看过。”

　　这份既无抬头又无落款的很不正规的材料，就成了对国家主席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的依据。

　　据参加过“刘少奇专案”工作的肖孟回忆：1967年夏，有一次肖孟问康生，设立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有没有文字的指示？康生说，毛主席在西郊机场接见红卫兵时他曾汇报过，并写过一个备忘录交给了中央办公厅负责人。

　　现在分析，康生所说的“备忘录”就是这份书面材料。

　　需要指出的是，这份书面材料表明，当时只是决定把有关材料“交丙组专案办公室调查研究”，并没有说要成立刘少奇的专案组。但康生、江青等人在后来的实际操作中却设立了一个相当庞大的“刘少奇专案组”。

　　刘少奇当时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凭这样一纸不伦不类的所谓“备忘录”，就对一位经过中共中央全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高级领导人立案审查，充分说明“文化大革命”中法制的破坏是何等严重！庄严的党章、宪法已成了一纸空文。

马楚生

”赞同打倒刘少奇，对周恩来个人来说，无疑又是一次痛苦的违心之举，但对党和国家的江山社稷来说，确又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违心之举？是作者的猜测还是造谣？拿出靠想象编剧出的东西能当这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