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文革的重要讲话（跟帖：历史说文革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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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乱糟糟的形势下，毛主席号召中央领导和各省市的负责同志都要亲自参加一所大专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以便取得感性认识。少奇同志开会回来说：“毛主席叫我到群众中去，到学生中去，看看大字报，听听意见，做点思想政治工作，增加点对文化大革命的发言权。”说话时他心情比较轻松。

少奇同志叫我与北京市委李雪峰办公室联系，看去哪所院校合适。经商量选择了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李雪峰、刘澜涛、谷牧等同志准备陪同。少奇同志又叫我问中央文革小组去不去人。他们商量后答复由戚本禹陪同去。

8月2日晚上，少奇同志在几位领导的陪同下来到了建工学院。学生和教职工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少奇同志的到来，甚至有人还喊出了“刘主席万岁！”的口号。

少奇同志对师生们除了讲毛主席批评派工作组和工作组与学生之间发生某些矛盾之外，就是劝说各派之间经过讨论和辩论，分清是非后，要尽快联合起来。

戚本禹坐在少奇同志旁边还作了记录，对少奇同志的讲话并没提出任何异议。但毛主席的大字报发表后，他就对造反派说自己当时就认识到刘少奇在建工学院的讲话是打击造反派，支持保守派，搞合二而一。

也正是在少奇同志大讲各派要尽快联合起来的时候，林彪讲话了：“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大搅大闹，弄个天翻地覆，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

少奇同志原准备把建工学院作为一个点搞下去。可是他刚进到学院，8月5日，毛主席就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他从建工学院回来，马上给李雪峰打电话，无可奈何地说：“我不能再到建工学院去了，看来我不配领导文化大革命。”难言之隐尽含其中。

从此，他除了接受批判、检查之外，再没有任何发言权了。就连在建工学院的讲话，也成为“大毒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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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的大字报的发表，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的转折点。从此，派工作组的问题就升格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错误了，对刘少奇的攻击也开始不断加码升级。

8月7日，我收到毛主席的大字报的打印件，粗看一遍，觉得问题严重，便抄了一份留下，把打印件送给了正在看文件的少奇同志。

我拿着抄得难以辨认的毛主席的大字报，逐字逐句地琢磨起来。

这个大字报虽然没有指名道姓、没有提到工作组，但批评的却是以少奇同志为首的派工作组的人。大字报上纲如此之高，措词如此之尖刻激烈，使我毛骨悚然，非常吃惊。什么“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什么“实行白色恐怖”，什么“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等等，我难以将它们同派工作组联系起来，更不敢将它们同少奇同志联系起来。

自己不理解只怨水平低。因为我对毛主席是非常崇拜的，难道毛主席还能有错？而少奇同志是与毛主席几十年来同甘苦共患难的亲密战友，我在他身边工作十几年来从未发现他对毛主席有丝毫不尊重的言行呀！我茫然，我困惑。

那些日子，我的脑子里老是萦绕着这个问题。我同其他同志议论，我翻阅有关的文件材料，总想找到答案，但却没有如愿。

毛主席说的“1962年的右倾”是指什么？

难道指的是少奇同志1962年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在阐述调整计划的重要性后曾大声疾呼的“左了这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

难道指的是少奇同志在1962年5月谈政法工作时告诫全党不要“误我为敌，打击面过宽”，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讲话？

虽然少奇同志的观点和看法同毛主席的思想有些不一致，但毛主席都是肯定了的，而且当时，他也没有提出过批评呀。

“1964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又是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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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我在1965年的文件堆里，翻出一个没开头、没署名、不讲究任何文件格式、打印在一张白纸上的毛主席当年在外地同几位领导人的谈话摘录：

在谈到四清问题时，毛主席说：王光美在河北省搞四清，河北省领导不了，华北局也领导不了，是他（指刘少奇——作者注）亲自领导的。他有他的长处，我有我的弱点。他有一股子硬劲，我爱妥协。我说不行，他说行……他是第一副主席，瞒不住他……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我更加糊涂了。

自从大字报出来后，少奇同志的生活习惯也有了一些变化。以前他除每天凌晨睡觉之前到院子里散步半小时以外，其它时间是不出来散步的。而近来，他却经常到院子里或在他的办公室门口那条狭窄的走廊里，独自低头默默地走来走去，或靠在躺椅上闭目沉思，本来就寡言少语的他，现在话更少了。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把运动又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也就是在这次全会上，少奇同志在中央常委的名次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林彪跃居第二位，成为毛主席的接班人。而这些变动，我们工作人员和少奇同志的家属直到后来中央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时才发现。当大家在电视上看到这个镜头时，气氛骤然凝固了……

难道这就是江青、戚本禹叫嚷的“不革命的靠边站”？我思忖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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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毛主席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肯定了他们“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并“表示热烈的支持”后，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很快遍及全国。

林彪、江青一伙利用年轻的红卫兵在全国到处鼓动“造反”，所谓揪斗“走资派”，搞乱地方各级党委，继而“踢开党委闹革命”。

特别是在毛主席主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的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之后，少奇同志的处境就更加困难了，他成了全党全民讨伐的对象了。

这次会议前，我收到中办机要室会议处发来的通知，要少奇同志去参加会议。但后来他们又打来紧急电话，说：“为了使少奇同志好好考虑问题，不要去参加会了。”就是在这次会上，林彪、陈伯达一唱一和，对少奇同志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在全国掀起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少奇同志对这一切已无能为力了。但他不忍心看到从中央到地方一批又一批久经考验的老干部被安上“刘少奇代理人”等莫须有的罪名而被纷纷打倒，他逐渐意识到林彪、江青之流根本不是在进行严肃的党内斗争，而是在怀着不可告人的阴谋，进行一场“专打从中央到地方主持工作的一二把手的政变”。少奇同志深知自己已无力扭转目前这种局面，但他还是想通过自己承担一切责任的方式，使广大干部得以解脱，使运动尽早结束。

于是，他利用一切还能说话的机会，尽量把责任独揽下来。他坚持说：“错误与同志们无关，我一个人负责”，“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是由我来承担……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

于是，他不得不向毛主席作违心的检查。

“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这是毛主席在少奇同志检查上的批语。

“不能怪你们，也不能全怪刘少奇同志和邓小平同志。他们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刘少奇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刘少奇、邓小平搞阳谋，不搞阴谋。”这是毛主席的话。

听到这些，我们工作人员是多么由衷的高兴啊。“听毛主席的口气，少奇同志没有路线问题了。”“对少奇同志的问题，毛主席是可以一锤定音的。”……大家议论纷纷。尤其是毛主席对少奇同志检查的批语和那几句评价，更使大家坚信，少奇同志可以过关了。

然而，我们天真的幻想，很快就被无情的事实撕得粉碎。发给我们的少奇同志的检查只字未提毛主席的批语，更没有传达毛主席的讲话。

这是为什么啊？困惑和疑虑重新笼罩在我的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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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们现在只知道你的错误是因为派工作组，派工作组怎么不请示毛主席？”

少奇同志点燃一支烟，答：“请示也会犯错误，我没想到派工作组会犯错误。同意派工作组的同志们也没想到会犯错误。这是对当时形势的认识问题。”

问：“你们在杭州开会，谈过派工作组的事吗？”

答：“谈过。毛主席委托我和邓小平同志相机处理。毛主席说可以派也可以不派，看情况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因为我心中无数，感到很难领导运动，请求毛主席回来主持工作，毛主席说暂时还不准备回来。我回京后，看到形势发展很快，北大的大字报发表后，大中学校混乱起来了，广大干部和学生迫切要求派工作组去领导运动。在我主持的中央常委扩大会上，大家经过反复讨论，都认为派工作组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我们把学校的形势看得严重了。”

问：“你是中央副主席，在第一线工作，怎么说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怎么个搞法？”

“这个问题在撤出工作组时，我就讲过了，不晓得就是不晓得。毛主席曾多次批评有人对文化大革命很不认识、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就是批评我的。正是因为不理解，才派了工作组嘛。”

有位同志说：“中央发表的社论说，犯了路线错误的人，也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若坚持错误，矛盾就要起变化。我们希望你赶快改正错误，毛主席不是说改了就好吗？”

少奇同志沉思片刻，说：“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但改正错误，首先需要弄清错误的根源，需要研究，需要给我时间，现在还没有看到一篇能说清楚为什么派工作组就是路线错误的文章，我将努力去认识。”

“毛主席在大字报中说的1962年的右倾是不是包括毛主席批评过的包产到户问题？我记得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提出过严厉的批评，说他革了一辈子命，革来个包产到户。”我不解地问。

“1962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后，陈云同志提出了农村包产到户的建议。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我同意了陈云的建议。毛主席回来后批评我不顶住。”少奇同志回答得很认真。

我又问：“你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是不是就是对你犯错误的处理？”

答：“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常委作了变动，我没有意见，再变动我也没有意见。我是四平八稳，求稳怕乱，所以没有资格领导文化大革命。历史将证明，这次文化大革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就这样，在沉闷的一问一答中，时间已过了一个多小时。这时，光美同志说：“少奇同志很疲劳，今天是不是就谈到这里。”

最后有位同志说了句当时最流行的话：“希望少奇同志以后不要只拉车，不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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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初，中南海贴出一张标题是“我们要造临时工制度的反”的大字报。文中引用江青的话说，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竟然出现了临时工、合同工。这是刘少奇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恶果。他是背着毛主席干的，是明目张胆地复辟，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用工制度……现在就是要同修正主义对着干。被解雇的要立即请回来；被扣了工资的要补发；遭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要恢复名誉、赔偿损失……

我看到这张大字报，立即想到这是针对少奇同志在广西的一次讲话来的。

那是1964年秋，我随少奇同志来到了广西。他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干部会议上讲到要实行固定工和临时工、合同工并存的劳动用工制度时说：“我们现在只有一种用工制度，就是固定工制度。他们有劳动保险，招来了不能退，要退很困难。我看以后劳动制度要改变一下，要尽量用临时工、合同工……过去上海、无锡等地方都是这样。我们在革命胜利后反而把季节工改成了固定工，这件事做得很蠢呀！……合同工做了多年后，只要干得好，也可以当厂长。为什么合同工就不能当厂长？教育一下一样当。现在我们许多县委书记、省委书记原来都是农民。我们军队里的许多将军原来也是农民……要少增加固定工，要大量使用临时工……”

听了少奇同志的讲话后，那里的干部都说很开窍。少奇同志说：“到云南再讲一讲。”但刚到昆明，就接到北京打来的电话，“请少奇同志速回北京”，并说“有人有不同意见”。第二天，我们就同少奇同志乘飞机回到了北京。

当时，我不知道对少奇同志的讲话有不同意见是指什么问题，看了这张大字报，我才弄明白。

江青攻击少奇同志关于用工制度的讲话的话传开以后，马上引起了新的混乱。一是许多人上街游行，要砸烂临时工制度；二是有临时工的单位被迫把临时工转成了正式工；三是有些单位忙于为被处理过的临时工恢复名誉和补偿损失；四是给原为临时工现已转正的工人增加福利。有的地方和单位因资金不足和缺乏物品，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这些人就继续闹事。

而江青之流反过来又给这些人扣上了刮经济妖风的帽子，并说：“这股经济妖风的后台就是刘少奇。”

少奇同志看到报纸上的有关报道后，气愤地说：“真是岂有此理！去年8月份我就不工作了，现在怎么又成了刮经济妖风的后台？”

识丁老头乙

《毛泽东年谱 》

1966 年 10 月 23 日 刘少奇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发言，就指导"文化大革命"中犯的所谓路线错误承担了主要责任。

识丁老头乙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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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平反昭雪重要证据首次曝光(图)
来源：北国网-辽沈晚报 2011年06月27日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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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81年前的“中共满洲总行动委员会第十二号通知”以确凿的证据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 主任记者 王志东 摄
　　这份81年前的“中共满洲总行动委员会第十二号通知”以确凿的证据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 主任记者 王志东 摄

　　一份1930年中共满洲总行动委员会决定开除叛徒杜兰亭等人党籍的第十二号通知，成为了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9年受中共中央派遣到沈阳，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的重要证据之一。

　　昨日，这份尘封了81年的历史档案首次曝光。由辽宁省档案局（馆）编辑的《红色记忆中共满洲省委档案文献图集》一书正式出版。首次对中共满洲省委档案进行解密，有 75 件辽宁省档案馆馆藏档案首次公布，42件中央档案馆馆藏档案经中央档案馆

　　授权由辽宁省档案馆首次公布，许多史料弥足珍贵。

　　叛徒告密满洲省委被破坏

　　中共满洲省委是中国共产党1927年10月至1936年6月在东北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在其存在的8年零8个月的战斗岁月里，中共满洲省委克服重重困难，积极发动领导工人、农民、学生及各界群众开展抗日反帝革命斗争，为东北乃至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红色记忆中共满洲省委档案文献图集》共辑入档案图片366余（张），由播撒火种、关东曙光、血雨腥风、坚持斗争、中流砥柱、浩气永存六部分组成。以大量鲜为人知的原始档案，重现了中共满洲省委在党中央领导下的革命活动等。

　　昨日，记者看到了这份仍在辽宁省档案馆保存的“中共满洲总行动委员会第十二号通知”。通知的时间为1930年9月18日，历经81年纸张已经泛黄。通知是写给“各特委各县委转各级党委”。通知中介绍了杜兰亭、陈尚哲、何俊夫参加党的工作的履历以及被捕后叛党告密，逮捕党团同志，破坏党团组织的事情。

　　这份档案又与刘少奇有什么关系呢？“十年内乱”中刘少奇被戴上了“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其主要证据之一，就是诬陷刘少奇于1930年4月在奉天纱厂（沈阳纺织厂）被捕后，向敌人提供情报，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捕被杀”。

　　事实上，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纱厂一次工潮中，与另一位同志一起去找工人谈话，在纱厂门口被厂卫队怀疑而逮捕。但被捕后，刘少奇始终没有暴露政治身份，半个月后，因敌人未掌握任何证据，被判为“不起诉处分，取保释放”。而中共满洲省委遭到大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捕被杀，则发生在1930年4月。

　　刘少奇于1929年7月14日受中共中央派遣到达奉天，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满洲的共产党组织连续遭到破坏，东北地区的革命运动处在危难之中。刘少奇在中共满洲省委前后工作了8个多月，以“拓荒者”的姿态打开了满洲党组织工作的局面，出色地完成了中共中央交给他的使命。

　　江青反革命集团硬将此事的原因推到刘少奇身上，认定是刘少奇被捕后投敌叛变造成的，致使刘少奇身陷囹圄并含冤九泉。

　　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成立了刘少奇案件复查小组。 1980年初，中纪委派两名干部到辽宁省档案馆查阅1930年中共满洲省委遭破坏的档案材料。翻阅了几十本档案，经过逐卷逐页的查找，最后在《革命历史文件》里，找到了这份“中共满洲总行动委员会1930年9月18日决定开除杜兰亭等党籍的通知”。

　　这份“通知”，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930年4月中共满洲省委遭到破坏，是由一名叫杜兰亭的人被捕后叛党造成的。由于杜的告密，使敌人掌握了辽宁反帝大同盟的主体是省立第二工科学校的50多名学生，敌人在逮捕了30多名党员后，又逮捕了大部分学生。在这些被捕的党员中，差不多包括了当时中共满洲省委及团委的全体同志和所有骨干分子。这次告密给党造成巨大损失。事后，中共满洲总行动委员会向党内发出通知，提醒各级党组织，勿使杜兰亭再度混入党内。

　　可以说，这份81年前的通知以确凿的证据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

　　杨靖宇狱中审讯笔录曝光

　　此次还公布了东北早期建党领导人陈为人、李震瀛、吴晓天、杨志云、傅景阳的6封书信手稿，以及鲜为人知的中共满洲省委成员在狱中的审讯笔录。

　　1929年春，党中央从上海派杨靖宇到中共满洲省委工作，任抚顺特委书记，同年8月30日因叛徒出卖入狱。此次曝光的包括1929年12月25日国民党辽宁高等法院检察处对杨靖宇的起诉书，以及在狱中的审讯笔录。敌人对杨靖宇施以重刑，逼供6昼夜，但他矢口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以机智勇敢，严守党的机密。

　　被捕当天夜间，日本警察署就对杨靖宇进行了重点审讯。第二天敌人开始灌“辣椒水”、“压杠子”，连续折磨他达五六个昼夜。所有的刑罚都用过了。最后，日本警特竟将杨靖宇扔进了齐胸深的水牢里。

　　1929年10月中旬，抚顺地方法院检查处对杨靖宇进行审判。他在法庭上，对着法官慷慨陈词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蹂躏中国人民，践踏中国法律的罪行：

　　“法官先生，你们看我这满身的伤痕”，杨靖宇将自己上衣当众解开，悲愤地说：“我作为中国的一个老百姓，却在中国土地上被日本人严刑拷打成重伤，作为官府不仅不能保护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反而替日本人来审判我……”

　　1929年12月26日，辽宁高等法院以反革命嫌疑罪对杨靖宇予以起诉：“被告意图宣传共产主义所为，实犯反革命治罪法第六条之未遂罪，应依刑事诉讼法第253条，送付公判。 ”两日后，辽宁省高等法院以反革命嫌疑罪判处杨靖宇有期徒刑一年半。

　　1931年11月杨靖宇经组织营救出狱后，于1932年春担任了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同年秋，他走向了抗日战场，进行了长达8年的抗日游击战争。直到1940年2月23日，在对日作战中壮烈牺牲。

　　主任记者 王志东

李海舟

这里面还有 ； 前十条 和 后十条 的情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