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文革的重要讲话（跟帖：历史说文革来龙去脉）

南湾湖

毛泽东关于文革的重要讲话

作者：将军

　

　　1. “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在北京就是没有人听我的话，《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话…，…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

　　(同一位外国党负责人谈话记录， 1967年1月17日)

　　2. “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不过，整个潮流看来，斗来斗去，那些错误的人总是最后站不住脚。”　(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 )

　　3. “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武斗，也没有想到。”(民族复兴网编者按：毛主席还说过，工人阶级没有根本矛盾为何会分成两派?来自：《毛泽东年谱》）

　　(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8日)

　　4. “小组(指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以来，没有一次提出要我主持开会。去年六月以来，代替了书记处，也是独立王国。骂别人独立王国，自己独断独行，否认政治局常委存在……文化大革命，闹一二年，总要停顿。现在有打倒一切的风气。干部统统打倒，怎么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把工人、学生提上来，掌握了权，没有经验，几个月就变了，很不稳定。”

　　(同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记录，1967年2月12日。)

　　5.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

　　(对《伟大的历史文件》稿的修改，手稿，1967年5月18日)

　　6. “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

　　(毛泽东对沈阳军区一份报告的批语，手稿，1967年3月3日)

　　7. “乱是由于阶级斗争，两派斗争，左派同右派斗争。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我曾经给别的外国朋友讲过：第一，天掉不下来;第二，山上的草木照样长，你不信到山上去看看;第三，河里的鱼照样游;第四，女人照样生孩子……我们的政府是靠群众。没有群众，什么事也办不成。”

　　(同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5月16日)

　　8. “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变、察觉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

　　(同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5月)

　　9. “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第39页)

　　10. “有错误，还要帮助他们，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像湖南农民对待地主一样。对待干部不能像对待地主一样，罚跪、坐喷气式、抄家、戴高帽、挂牌子，这种做法我是反对的。这种做法破坏了我们的传统。对国民党的杜聿明、黄维、王耀武还优待嘛! 希望他们错了就改嘛，能站出来。哪有那么多人要打倒啊! 对干部要一分为二嘛! 不能一切都抹杀了，他们过去还打过很多仗嘛……红卫兵、工厂的工人分两派，一个工厂、学校分两派，我想不通。双方都有后台……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

　　(毛泽东同南萍、陈励耘谈话记录， 1967年9月16日 )

　　11. “干部垮得这么多，究竟是个好事还是坏事?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这种人不多，但是能量很大，与社会上坏人勾结在一起。我们不是专为保守派说话，是教育左派的问题……总而言之，打击的面要缩小，教育的面要扩大，包括左派。”

　　(毛泽东同程世清等谈话记录，1967年9月17日 )

　　12. “清理干部得搞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

　　(同黎原、华国锋、章伯森谈话记录，1967年9月18日 )

　　13. “现在我很不喜欢你们给我的四个官衔，什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叫毛主席就行了……”

　　(同曾思玉、刘丰、方铭、张纯青谈话记录，1967年9月20日)

　　14. “中国的事情有一部分干得还可以，有一部分干得不好。如果统统干得好，还搞文化大革命干什么? 正是有个黑暗面，要改变……这是社会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社会上有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它就要在共产党里找代理人。”

　　(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9月30日)

　　15. “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器……我只要求你(指干部)一条，要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下级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动不动就训人。有道理为什么要训人，可以解释嘛，有道理为什么要骂人 ……无政府主义也大大发展了。有那个思潮，暴露出来好，我们就可以教育……乱了一会就不乱了，请他乱，他也不乱了，他闹够了，不闹够不行……一个工厂为什么要分成两派，而且打得那么凶? 这没有道理。他打够了，就不想打了，下面不打了，工人不想打了，群众不想打了，上面头子孤立起来了。中央讲几句话，就是给他一个下台阶的机会，讲早了不行。”

　　(毛泽东同努马扎莱谈话记录，1967年10月3日)

　　16. “这是一次审查干部的好机会……我们有一部分干部不接近人民群众，也不接近下级干部，做官当老爷。对付这些人，我毫无办法，因为国家这么大，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我都没有见过，人都不认识……这回好，群众就整他了……为什么我们不怕乱呢? 因为你不让它乱，这些矛盾就不能暴露出来。”

　　(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 1967年10月12日)

　　总结文革理论的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中，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点归纳为六条：

　　(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17. 搞逼供信，不讲也得讲。我们还是应该重证据，重旁证，不要重口供……凡是拼命地逼，他就会供，供了你就会相信，又会要许多人这样去供。这样做也不好。”

　　(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5月8日)

　　18. “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 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　(毛泽东等同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谈话记录，1968年7月28日 )

　　19. “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学生为人民没作什么好事，怎么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呀?要二十年、三十年做了点好事，才能取得群众信任。”

　　(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吴德谈话记录，1968年8月8日)

　　20. “这一次党政军民来了一个比较大的清理，自己清理，自己暴露……这样可以保持一个时候的安宁，十年到二十年。不能说这一次搞得那么干净了，也不能讲搞的统统很正确，没有搞错。从我们所知道的，不少人还是要平反的。群众要么不搞，一搞起来就很厉害，就不那么文明了，也搞武斗，打人了，戴高帽子，搞喷气式。说我们中国人那么文明，我是不太相信的。群众劲来了，就不那么文明了。所以这需要领导，叫他们不要这么做，他们这种方法不能解决问题。”

　　(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8年10月5日)

　　21. “究竟这个文化大革命要搞还是不要搞?搞的中间，是成绩太少了、问题太多了，还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有?我的意见，错误是有，而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中央，在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军队……过去我们搞南征北战、解放战争，那种战争好打，容易打。那种战争，敌人清楚，就是那么几个，秋风落叶那么一扫，三年半也差不多。这回这个文化大革命啦，比那个战争困难得多。”　(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68年10月13日)

　　22. “清理阶级队伍有一种倾向，就是扩大化……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清理阶级队伍是中央规定要搞的。下面一搞，有些地方就扩大化。在历史上有不少这种事……现在扩大化的问题，我们各级主要领导同志要注意，当成一件主要事情来处理。鉴于历史的经验，各个时期有一种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要使我们的同志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　(在中共九大秘书处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1969年4月11日)

　　23. “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

　　(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69年4月28日)

　　24. “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搞了很多人去搞调查，没有目的地到处乱跑。还有抓人太多，关人太多，解放的人太少。有些人站队站错了，还没有转过来，一个学校那么多教师、教员都不要，怎么办呢?你不改造他?就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也要给出路……关的人太多，统统放了，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毒、破坏，至于写几条反动标语，那有什么要紧?有的人放出来，只要不继续杀人就行了，可以继续进行教育。”

　　(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15日)

　　25. “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

　　(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关于珍宝岛事件的讲话记录，1969年4月28日 )

　　26. “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话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可能有那么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吗?这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辩证法。”“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　(《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559页)

　　27. 中国的文字很有道理，“饭”字缺了“食”就剩下了“反”字。如果老百姓没有饭吃，就要起来造反的，民以食为天嘛。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我们经济形势的好坏，依农业形势的好坏而转移。

　　(曾思玉：《我的缅怀》。见《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39页。)

　　28. “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

　　(《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566、1567页)

　　29.“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对陈伯达“天才论”的批判：《我的一点意见》，手稿，1970年8月31日)

　　30.“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什么‘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踢我啊?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讲假话。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迫击炮。所以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

　　第二条我很不高兴的，就是捉了俘虏虐待。红军、人民解放军不是这样的，他们优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搜腰包，发路费回家，不枪毙，军官都不枪毙，将军那样大的军官都没有枪毙嘛，解除武装了嘛。不论是士兵还是军官，是大军官还是小军官，解除了武装嘛，你为什么还要虐待啊?我们历来就立了这个规矩的。”

　　(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1970年12月18日)

　　31. “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

　　(毛泽东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送审稿的批语，手稿，1971年3月15日)

　　32. “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

　　(同刘丰谈话记录，1971年8月27日)

　　33. “个人崇拜，我和斯诺谈话说过了，当时搞一点也是需要的，你美国也搞个人崇拜嘛。但搞得那么多!我姓毛，工作是党的主席，叫我毛主席，我听了很舒服。什么四个伟大，讨嫌!顶峰问题，六六年七月份我就给林彪打过招呼，他不听，还是那么写。”

　　(同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谈话的传达记录，1971年10月4日)

　　34. “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

　　(同参加武汉地区座谈会人员谈话记录，1971年11月20日)

　　35.“我们党历来的方针，对犯错误的同志以教育为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目前有那么一些人，跟着‘副统帅’，跟着他上当，不光彩。还是跟着党，不要跟着个别人。”(来源同上)

　　36. “明朝建国以前，朱元璋召见一位叫朱升的知识分子，问他在当时形势下应当怎么办。朱升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采纳了他的意见，取得了胜利……(根据形势)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报告的批示，1972年12月10日)

　　37. “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1970年5月21日针对美帝侵略柬埔寨行径，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38. “我们下一代要多找些人学外国语，把外国的好的东西学过来，坏的东西不要，好的东西批判地吸收。”

　　(毛泽东同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王殊的谈话记录， 1972年7月24日)

　　39. “看问题不要只看表面现象，要看实质……我们就算有十亿人口，在联合国也只是一张票，一个小国也是一张票，我奉劝你不要看不起小国……(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是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

　　(《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634页)（转载有删节）

南湾湖

       推荐者按：“历史就是历史，历史 可能因为非当事者的不了解而被错误理解，更会被一些小人去夸大扭曲，但当事人 的说明可以证明历史的事实，包括“西纠”与其他红卫兵的不同之处和被歪曲之处。问题是，如今说起文革和红卫兵就好像只有“西纠”，为什么对当年周总理的企图 和江青为什么反对“西纠”这些历史事实却不好好想想，对那些对国家和民族造成 万劫不复的真正罪犯和黑手们却等闲视之呢？”我们学生觉得说得很对。
       去年（2017）初夏回到北京，约小鲁一聚，他欣然应允。6 月 1 日那天他和往常一样，穿着老式的白衬衣，斜挎着一个普通的深蓝色的挎包，骑着老式的28 寸永久牌自行车来到东长安街某写字楼，自行车往路别一锁，快步流星地进了大楼。他那似乎永远是笑脸的面容，多少年没有变。
好多年不见了，虽然小鲁的头发白了许多，他的神情还是那么乐观。我悄悄 对身边的老宋说，“听好多人说了，小鲁总是骑辆破车参加朋友聚会，他可真有一种‘老农’本色啊！”。于是，就有了下面这张在大厅里的合影。那天在走廊大厅里 遇到了一群戴着红领巾的孩子，我们这才意识到当天是六一儿童节。小鲁风趣地说，“咱们今天聚会是过儿童节了”！


寒暄之后，快人快语的他自然地转入了忧国忧民的话题，尽管这些年他经历了这么许多，舆论时常把他推向风口浪尖，当时安邦的事情正在发酵，自然也提到安邦事发的一些原委，小鲁非常坦然对待， 因为他从来都是人正不怕影子歪。
朋友在第一时间转来小惠通报小鲁不幸突发心脏病离世的消息，十分震惊和悲痛。不知道他怎么会在有心脏病多年的情况下还那么大意，太替他惋惜！
听说小鲁有心脏病已经有十多年了。记得是在十多年前在北京希尔顿饭店偶遇罗点点，她当时的办公室就在饭店后面的东方大厦写字楼。点点见面十分热情高兴，说有几年不见了，前些日子小鲁 60 大寿，几个朋友在家聚会，大家还回忆咱们标准国际公司成立时的一些“老人”，其中小鲁还一一提起包括我的名字。我问点点小鲁近况，点点说他身体不太好，患有心脏病，当时我是大吃一惊。一晃这又是十多年了。
这些年没少见网络世界里对小鲁的流言蜚语，对他许多无中生有的造事成为坊间的新闻，什么文革中“打砸抢”的红卫兵“西纠”头头，“中国首富”和“安邦的实际控制人”等等。他率先向在文革中的母校老师道歉和主张反思文革，赢得了老师和同学们以及社会上的高度评价，而总有一些不怀好心的文革余孽和不明事理的说他“作秀”，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也时不时跟着起哄。十／八／大之前他发表致十／八／大／党／代表的公开信，信的内容其实很简单，就是以一个老党员的身份呼吁当选的党代表们自己带头公布财产，就是这样阳光正义的言论最终也未能发表。他也曾经接受过一些媒体的采访，《陈小鲁回忆录》也出版了，在朋友圈里还能时不时听见小鲁的时评和见解，更多的人开始认同他的政治理念，也总希望多多听到他对形势的看法。一面是，反对反思文革和反对改革的一些势力不断对小鲁的妖魔化；另一面是，小鲁的感召力，个人魅力和威望丝毫不减。
看到到处流传的网络谣言，深感谣言杀人，造谣者可恶！一直想为小鲁说几句公道话，因为认识小鲁的人都知道他是光明磊落不计较的人。有两件事情过去一直在心头没有公开说出来，几次和朋友谈及想在网络发声，替小鲁澄清，有朋友劝说，网络浑浊，如今中国是人心涣散，没有信仰，媒体和公权力都在腐败，说实话已经没有人听了，中国的舆论场成了说不清理还乱的地方，整个社会少有共识，随它去吧。
如今斯人已去，死者为大，此时不为死者讨回公道，还死者清白，更待何时！ 下面就说说我所了解的 2 件事。
一件事情是关于小鲁，标准国际公司和“广深铁路”上市。外界有人断章取义，把小鲁接受采访时谈及在“广深铁路”上市项目做咨询服务的收入拿来大做文章，渲染那是小鲁的“第一桶金”，赚钱“得来全不费功夫”，还有说的更难听的“上下嘴皮一动，陈公子 60 万元就得手”，云云。这类写手连屁都不懂，凭主观臆断就可以对他不满意的人和事口喷狗屎，实在卑鄙。
而事实是什么呢？1992-93 年期间，小鲁从海南亚龙湾项目回京后，与朋友共同创办了“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咨询公司”，小鲁是董事长，何迪出任总经理，我挂了一个总经理助理，与小鲁共事了一段时间。“广深铁路”上市项目是我们当年参与作为财务顾问的不多的几个上市项目之一。90 年代初中国股市问世不久，企业经营发展普遍都有资金困扰，上市也是困难重重，每一个企业上市都不是一年半载就可以实现的，企业也缺乏经验需要指导，这个过程是费时耗神的。军人出身的小鲁其实没有多少商场经验，更重要的是，他根本就没有“商人习气”，对于上门或者公司开发的项目，他从来没有“要价”和“讨价还价”的概念和习惯，对中外客商有求必应。不管是朋友介绍来的项目和客户，还是主动登门的，他从来都是倾力相助，时常连条件都没有提出或者谈定，就替客户忙上了。我参加过几次与客户的谈判，对于小鲁从不主动提条件就开始为客户出主意和提门道，甚至开始安排协助，感到他太好说话，“真正的商人的不是”。其实，这恰恰反映了小鲁为人的一面，是他诚恳待人的体现。“广深铁路”上市项目可以说是典型的一例，如果按照这个项目上市的规模，要是在国外公司上市提供财务顾问服务的收费标准，标准国际公司本应收取更多的财务顾问和咨询服务费用。而小鲁没有也从来没有“狮子大开口”，而是人家给多少就多少。可以负责任地说，在“广深铁路”上市项目的收入不仅很低，低的离谱，而且没有一分钱进了小鲁的个人腰包。标准国际的起步业务也不是“广深铁路”，张口就来说这是小鲁的“第一桶金”也是一派胡言！
90 年代初外国投行观望多年后尤其是在 89 后，对进入中国举棋不定，许多来咨询了解中国的政策走向和市场准入，小鲁领导下的标准国际做了大量招商引资的事情，为企业搭桥，外国投行开始纷纷在北京设立代表处，他们派来所雇用的中国留学生对中国情况不甚了解，都靠标准国际指点，这些得益于小鲁和标准国际的“关系”还真没有给小鲁和标准国际什么报答。据我所知，“不贪，不计个人利益” 和“热情相助”，是所有认识小鲁，与他有过交往的人对他的人品的一致评价！有 人拿标准国际说事抹黑小鲁，还真捞不到什么“稻草”。
第二件事情是关于“西纠”。我没参加过“西纠”，当年也没有参加过首都红卫兵，无“派性”可言。但今天我应该把我父亲作为当年周总理派到北京成立“红卫兵联络站”的小组成员中的一员，可以说是“西纠”的见证人之一告诉过我的话，也来说一说。
1966 年文革爆发，北京市委先于瘫痪，红卫兵运动兴起，北京市即各区委办的领导也都靠边站了。周总理派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的雍文涛到北京工作，并选带一些人进驻北京成立了“北京市红卫兵联络站”，当时下设东城区和西城区两个站，我父亲被派到了西城区负责联络站的工作，后任卫戍区司令员的李钟玄（曾任总参情报部副部长，北京军区副司令）是军人出任“红卫兵西城区联络站”主任， 我父亲出任副主任。西城区是中南海及中央、国务院主要机关所在地，也是许多中 央和各部委领导人的居住地。文革一开始后，中央各部委也基本瘫痪了，北京市改 组了，许多工作都由中央调集的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在承担。
西城区是四中，八中，师大附中等许多重点学校的所在地，红卫兵“破四旧”，抄家游行批斗集会来势汹涌，事件不断。父亲到了西城区后就是“救火队”， 主要精力不得不投入到做学校即红卫兵的工作，颇于奔命，与红卫兵有很多接触， 其中按我父亲的回忆主要有四中等学校的孔丹、董良翮、黄小珍、何迪，江东生、 还有秦晓，陈小鲁等人，他们也时常到“联络站”来。父亲在他写的《征程回忆》 的回忆录中主要提及了“西纠”的这些主要“头面人物”。
红卫兵运动造成了很大的社会混乱，父亲得知，受周总理“旨意”由时任总理秘书和国务院副秘书长的孔丹的母亲转达意思，孔丹和董良翮这些人开始筹划成立“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1966 年还没有“军管”一说，成立“西纠”无非是一种“以夷制夷”的策略，用红卫兵中的一部分阻止另一些红卫兵的胡作非为，成立“西纠”就要按照周总理的意思把社会秩序给维持起来，防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西纠”成立了需要搞宣传，要到处贴布告，发传单，发“西纠”通告、通令之类的广而告之，需要买油印机、油墨、纸张、浆糊之类的。于是，“西纠”的何迪，董良翮等就来找我父亲，我父亲从当时在中办的老战友那里也听到了“西纠”有中 央背后支持的消息，于是就给“西纠”批了一点经费，其实也不过就是几百块钱购 买宣传用品，支持他们把学校、街道和胡同里的秩序维护起来，防止继续“打砸抢” 乱批斗乃至人命事件的发生。
“西纠”要推动“正常秩序”当然受到了其它一些红卫兵和机关造反派的不 满，有人向中央文革小组告密，说我父亲为“西纠”提供经费，与“西纠头面人物”有往来。1966 年 11 月中旬，东郊工人体育馆开大会，中央领导人周恩来总理，陶铸副总理都到场。康生向红卫兵讲了他出访阿尔巴尼亚情况后，江青突然站起来， 叫在场的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北京市委书记雍文涛，两位领导同志站起来，指责 他们支持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对他们搞突然袭击，要他们做检查，我父亲当时在 场，听了不寒而栗。江青“中央文革小组”从来都是这样高突然袭击，还派来人调 查，并且由这些幕后黑手操纵一部分造反派在西城区开始张贴“揪出西纠后台王XX”的大字报和成立“揪王联络站”。这个“揪王联络站”成了在中南海之外西单一带“揪刘少奇联络站”之后的搞集会静坐的 2 个“联络站”之一。父亲在一段时间里不得不东躲西藏，在卫戍区和“支左”解放军的保护下工作和生活，有家都不敢回。
父亲在 2003 年开始写回忆录，其中专门写了这一段历史和经历。我帮助父亲整理书稿出版，特地问过父亲，那时“西纠”成立的背景和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父亲的回答是明确的。他那时负责西城区的事情，是第一线的见证人，他说“西纠” 不是搞“打砸抢”的红卫兵，恰恰是因为红卫兵“破四旧”乱批斗过了头才应运而 生的，而且是总理的意思，他们不是干坏事的。
红卫兵的造反运动是毛泽东鼓励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 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文革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文化浩劫和人道灾难。屁股总是要有人擦的。如果说当年红卫兵运动给社会和无数人带来了灾难，那么在 这场灾难中一直试图以各种方式去修正和阻止这场灾难的最大人物就是周总理，而 周总理就试图用“西纠”去阻止灾难的扩大和延伸。
50 多年过去了，当人们回顾文革历史和红卫兵运动时，受害者，加害者有很多都成为了一体，许多事情的真相随着当事人的离去而混淆不清，加上在那个年代，红卫兵中许多是未成年的学生，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红卫兵运动即是有组织的，也是无组织性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是他们的“哲学”，几个人弄一拨就可以到处胡作非为，谁都可以组织“战斗队”印个红卫兵袖标，冒牌私印“西纠”的红袖标去干坏事也毫不奇怪。战战兢兢的受害人见到红卫兵都害怕，有些人当时没有搞清楚其他红卫兵和“西纠”的区别也完全可能。我父亲作为 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老党员、老八路、他本人在文革期间也被打成过“走资派”， 挨过斗被游过街，被搞喷气式站台示众。父亲从不说假话，而且还记忆力超强，他 所亲历过的联络红卫兵的工作，他亲口告诉我的不会错。我想如果由红卫兵自己， 由“西纠”自己的人来辩护必然是缺乏说服力的，尤其象在风口浪尖上的小鲁。
我不指望通过我父亲的说法来改变一些人的看法，但是历史就是历史，历史 可能因为非当事者的不了解而被错误理解，更会被一些小人去夸大扭曲，但当事人 的说明可以证明历史的事实，包括“西纠”与其他红卫兵的不同之处和被歪曲之处。问题是，如今说起文革和红卫兵就好像只有“西纠”，为什么对当年周总理的企图 和江青为什么反对“西纠”这些历史事实却不好好想想，对那些对国家和民族造成 万劫不复的真正罪犯和黑手们却等闲视之呢？
其实，如何正确评价“西纠”不重要，重要的是对文革不能不反思。文革不能彻底清算，中国就不能走出社会撕裂和实现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这也是小鲁这些年来希望以自己的行动来推动的事情。
小鲁走了，他走的真不是时候！众多朋友都不敢相信小鲁的突然离去，深感惋惜。既然走了，我希望他的走可以把这些对历史对一些人物的歪曲也带走，让历史还他一个清白，让不实之词在阳光下无处躲藏！
安息吧，小鲁！
王新民
2018-03-02 写于 Vegas。

南湾湖

告江青的“御状” 《创业》编剧张天民





        张天民（1933—2002），编剧、作家。1933年，张天民生于河北涿县。在北京四中读书时曾发表过《斗争》、《变》等小说，1951年进入北京电影学校编剧班学习，毕业后任电影局剧本创作所编剧，后任长春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1957年后先后发表短篇小说、长篇小说、诗集。1960年起开始创作电影剧本，担任编剧的作品有《路考》（与人合作）、《青春年华》。1974年创作了著名影片《创业》，并因此剧被江青打压，直接写信给毛泽东，被批“无大错”。
　　其后创作的影视剧本有《开国大典》、《武则天》、《秦始皇》、《潘汉年》、《中国命运的决战》、《青年毛泽东》等，其中《开国大典》（与张笑天等合作）获第10届金鸡奖最佳编剧奖。著有长篇小说《创业》，诗集《北京漫步集》、《七月抒情诗》，小说集《小五更的故事》、《青与蓝》、《末流演员》，中篇小说《海滨的朋友》、《追花人》。

　　张天民曾任全国第五届人大代表，吉林省第五届人大代表、作家协会副主席、文联委员、青联委员，中国电视剧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周恩来指示拍摄《创业》

　　文化要大革命，文艺必然要做最大的牺牲，在文革的拉拉杂杂，浩浩荡荡之中，红了八个样板戏，又毁了其他几多文艺作品？这实难计算。

　　1974年，一部以大庆石油工人艰苦创业的故事改编的电影《创业》诞生，影片因为高扬发展经济的论调而引起了“四人帮”不满，江青为影片罗织了10条罪状后将之打入冷宫，并同时将其强制禁映。编剧张天民等人感到愤懑，便上书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于1975年7月25日为张天民来信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


　　不过毛泽东的话并没有得到立即执行，《创业》和它的创作人员们一起继续沉寂着，直到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在邓小平的帮助下，《创业》终于得以重见天日。

《创业》主角原型是铁人王进喜

　　《创业》的缘起来自于1974 年石油部部长余秋里接受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要拍摄一部反映以大庆石油会战为题材的电影。编剧张天民几次深入大庆采访，从真实的故事中提炼出了这个剧本。谢铁骊是《创业》筹备小组的组长，张连文扮演主角周挺彬——原型正是铁人王进喜——

　　1959年，王进喜带领的1205钻井队，打出了大庆石油会战的第一口油井。当井喷发生时，他纵身跳进泥浆池，用自己的身体来搅拌泥浆，压下险恶的井喷，保住了油井和井架。在王进喜和他带领的1205钻井队的带动下，大庆油田的原油产量大幅度上升，油田建设规模比原来扩大一倍以上。1963年，中国基本上实现了石油自给。1970年11月15日，王进喜病逝。

　　《创业》讲述的是1949年秋天，裕明油矿工人英勇护矿，迎接解放，十斤娃的父亲周老大在护矿中英勇牺牲。解放后，党的领导者华程开始正式称呼十斤娃的大名——周挺杉。在华程的教育下，青年工人周挺杉一直怀抱着甩掉“中国贫油”帽子的理想。10年后，周挺杉钻井队以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创造了新的纪录，但中国依然没有甩掉“贫油国”的帽子。专家工作处处长冯超迷信洋人，总地质师章易之也被“贫油”论所束缚，无所作为。

　　不久，北方草原上又有几口油井喷油，石油部在那里举行石油会战，周挺杉带领钻井队由大西北赶来参加会战。在北国的冰天雪地中，工人们不等不靠，凭人拉肩扛将第一口油井的钻机竖了起来。周挺杉向油田政委华程提出，要打破洋框框，走自己民族工业发展的道路，甩开膀子勘探，拿下大油田。已经是前线会战副指挥的冯超和章易之主张走老路。冯超用两面派的手法千方百计制造障碍。周挺杉和工人同志们响亮地提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他们靠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起家，靠艰苦奋斗创业，与冯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油田会战的紧要关头，苏联修正主义背信弃义，断绝了油料供应，冯超乱中添乱，制造了停钻和井喷事故。为了压住井喷，周挺杉带头跃入泥浆池中，用身体搅拌泥浆，油井保住了。最终他们为国家拿下了面积大、产量高的创业油田，实现了原油自给，谱写出一首中国工人阶级战天斗地的正气歌。

　　电影的故事不复杂，情节也很激进。但与样板戏相比，增加了更多的生活细节，在艺术手法上也有新意：以红色贯穿全剧，形成昂扬热烈的基调；同时，强调彩色片中对黑白色彩的使用，例如茫茫雪原上，钻机、井架形成又黑又重的大色块，对比强烈，突出厚重和力度，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构图上，强调粗犷的线条，配置厚重的前景，气势夺人。

江青指示姚文元：批坏《创业》

　　1974年这部电影拍完，在第四届人大会议的闭幕式上放映，受到了代表们的好评，而且在《人民日报》上有整版介绍，标题和其他样板戏一样，都是“毛主席文艺路线胜利万岁”。但公映不出半个月，就遭遇到了“政治地震”。

1975年2月10中午，姚文元那里便接到江青秘书的电话，当时姚文元正在午睡，他的秘书作了记录，记录原文如下：“遵江青同志嘱，打电话给文元同志：‘今天，《人民日报》用了极大的篇幅吹捧《创业》，我建议《人民日报》和《红旗》今后不要再登这类东西。另外，我建议，对电影《创业》组织一篇有说服力的评论文章。这种评论权力我们不能放弃。可以评好，也可以批坏……’”

　　江青的意思很清楚，要对电影《创业》“批坏”！姚文元马上照办，他给江青回话的电话记录原文如下：“文元同志来电话：‘我完全同意江青同志的意见。中午我起床后就给人民日报社打了电话，要他们以后不要登这类文章，要登要经我同意。我在电视上看了一半不到，给我的印象是很乱，不清楚……’”

三条禁令，十大罪名

　　江青认为这个电影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错误，并命令创作人员进行检查。之后下了三条禁令将这部电影打入冷宫：一是不许继续印制拷贝，二是不许发表评介文章，停止播放，三是不许向国外发行。

　　“旗手”下令之后，“江记文化部”的部长于会泳闻风而动，又以文化部核心组的名义，下发了对《创业》的十条罪状：1.不如报告文学感人，也不如报告文学脉络清晰；2.笼统地提到党中央和中央首长，起到了给刘少奇、薄一波之流涂脂抹粉的作用；3.较明显地存在着写活着的真人真事问题；4.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表现较差；5.周挺杉表现了一个鲁莽汉子的形象，是单薄的，有缺陷的，因而是不典型的；6.有意用贬低周挺杉的方式来提高华程；7.工程师章易之的转变有人为情感化的倾向；8.有很多地方表达不清，让人看不懂；9.回述了铁人的过去，造成结构上的拖沓；10.主要人物的言语概念化。

　　说这个片子塑造的周挺杉是个鲁莽的汉子，华政委暗指刘少奇等等。因为片子是周总理关心油矿下指示拍摄的，实际上江青是对准周恩来和邓小平。


　　1975年7月14日，毛泽东就文艺问题发表书面谈话：“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

贺捷生传信，毛泽东批示“无大错”

　　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谈话，在北京文艺圈里飞快传开，自然也传到正在北京的《创业》编剧张天民。当时他的一位作家朋友拍着胸脯鼓励他给毛泽东写信，上书陈说《创业》的遭遇，并向他保票说：“你只管写，有人给你送。”冒着盛暑，赶写了两封长信，一封致邓小平，一封致毛泽东。

　　这位作家是白烨。白烨为张天民找到了一位热心的送信人——贺龙元帅的女儿贺捷生。贺龙受林彪迫害，于1969年6月9日受摧残致死。“9•13”事件之后，贺龙冤案得以平反。197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贺捷生揣着张天民写的两封信，把一封致邓小平的信送至胡乔木处，很快转到邓小平手中。她又去找王海容，把致毛泽东的信托王海容转给毛泽东。7月21日，张天民惴惴不安地离开了北京。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毛泽东在7月25日就作了批示。毛泽东批示的全文如下：

　　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
      　　毛泽东
      　　1975年7月25日

　　毛泽东作出对电影《创业》批示的第二天，7月26日，批示就送到了邓小平的手里。其时，邓小平正在三座门军委同国务院政研室的7位负责同志开会。他看过以后，当场就宣读了一遍。邓小平说：文化部处理问题太粗暴，连《创业》这样好的影片也不许放映，还有什么百花齐放？会上，胡乔木向大家讲了《创业》作者写这封信的情况。邓力群介绍了有关电影《海霞》的争论。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支持了《创业》的作者，批评了江青及其控制的文化部，实际上对近半年来围绕《创业》展开的争论作了结论，为受指责的《创业》翻了案。加之毛泽东在批示上注明要将张天民致邓小平的信增发文化部及来信人所在单位，这样“四人帮”想要封锁也封锁不住。

胡乔木指点张天民勿骄勿躁

　　《创业》指示的影响远远超出文艺界的范围，在全国上下都引起强烈的反响。特别感到振奋的是石油战线的干部和职工。《创业》遭禁，石油部受压。上至领导，下至大庆工人，都憋了一口闷气。余秋里得知《创业》批示后，立即叫石油部政治部向长春电影制片厂订购20部拷贝。兴高采烈，由此可见。

胡乔木告戒张天民莫得意忘形

　　毛泽东对《创业》批示产生如此巨大影响，胡乔木怕张天民头脑发热，得意忘形。又要贺捷生出面，找张天民谈话，以贺个人的名义交待张天民：“一、要爱护毛主席的批示，珍惜这个荣誉，不要骄傲，依靠群众，取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准备迎接更困难艰巨的斗争，准备走曲折的道路；二、有事要经常同我们取得联系。”又建议他的妻子赵亮给毛主席写感谢信。

江青破口大骂张天民：老子不怕！

　　毛泽东对《创业》作了批示之后，江青召集张春桥、姚文元、于会泳等在钓鱼台17楼开会。江青说：“张天民写了两封信，一封呈主席，主席没批。另一封给邓小平转给主席，是邓小平逼着主席批的。主席说无大错，那就是还有中错和小错，并没有说是优秀影片嘛！”

　　1975年9月，江青到了大寨，她首先发现了《创业》的主角张连文，随后便问：“张天民来了没有？”张天民当时就在江青身后的桌子边坐着，俩人背对背江青没发现他。张天民不得不应一声：“我来了！”江青见了大骂一声：“你告了老娘一个刁状！无大错，有小错！”  她又问：“张天民你多大？（张答我46了）那你还是个娃娃。你告我刁状，老娘今天要教训你，有谁给你出主意？（张答，没有。）你必须给主席写检讨，你既敢给主席写信，就必须给主席写检讨，因为你说了谎，告了刁状。目前有人攻击文化部，给文化部施加压力，说文化部是大行帮，我替他们顶着，老子不怕。”江青问张天民是谁给他出的主意，其实暗指邓小平是他的后台。

江青大骂张天民：你告了老娘的刁状

　　9月14日，江青在大寨接待站说道：“张天民信上说，我看了第二天就停演了。我他妈的什么时候看过，什么时候说过停演，这告的是刁状。”

平反600部电影，《创业》首批通过

　　虽然有毛泽东的建议在前，但江青仍未给《创业》开禁。《创业》的解禁是直到“四人帮”倒台后的1976年，中央开始拨乱反正，对“文革”中被禁锢的文化产品实行解放政策。当时，中共中央在18号文件中专门提出，为了满足广大群众长期以来看不到电影的状况，要文化部组成“电影复审小组”，逐一筛选建国17年来曾被江青打为毒草的600多部影片，只要没有大的问题中外电影都可以公开放映。


　　根据中央18号文件精神，文化电影局首先对“文革”以来的各类影片进行复审。第一批审查通过的舞台艺术片有：《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白毛女》。通过的故事片则有《创业》、《海霞》等23部。

爱林

                 
      康生说：毛泽东审定“五一六通知”：一个标点都不许动
本文摘自《刘少奇的最后岁月》，黄峥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1966年5月4日，星期三，北京。今天北京从一大早起就云遮雾障，阴沉沉地像要下雨。天气不大好，天安门广场的游人比平日少了许多。

上午将近10点，一辆辆轿车陆续驶进人民大会堂西门院落。从车上下来的人腋下夹着公文包，步履匆匆地进了河北厅。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将在这里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有关负责人，共70多人。人们看到会场上有几张引人注目的新面孔：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这是刚刚组建不久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的几位大员，因而被“扩大”进来了。

     自从“文化大革命”成了史无前例、震动世界的大运动以来，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知名度大增，成为中外历史学者和中共党史专家关注的一个热点，从中分析研究出了这样那样的观点。但在当时，与会者一直到散会，仍对会议通过的文件、决定一知半解，不甚了了，真可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了。
    刘少奇是这次会议的主持者，同样对议程完全缺乏思想准备。
    他和陈毅是4月19日从缅甸仰光飞回昆明的。他们本来打算顺便对云南这个边陲省份作些考察，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也已经作了安排，这时却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要他们马上到杭州去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于是，刘少奇、陈毅的专机直飞上海，接着换乘专列急赴杭州。这部杭州派来的专列本是毛泽东乘坐的，因为事情来得急，刘少奇的专列一时调不过来，就只好先临时用一下了。
    刘少奇到了杭州刚住下，周恩来便急匆匆赶来，向他介绍情况。刘少奇这才逐渐知道，就在他出访的这段时间里，国内发生了一连串料想不到的事情：

3月底，毛泽东在上海几次同康生、江青等谈话，严厉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是错误的；指责中共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说“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组、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他还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

4月上旬，林彪、江青合伙搞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到全党。其中说：“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4月9日至12日，陈伯达、康生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系统批判彭真的所谓“一系列罪行”。会议决定成立由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组成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批判《二月提纲》。

4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用林彪的说法，是“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在此期间，“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在毛泽东主持下，写成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后来的《五一六通知》）。

《通知》中除点名批判彭真外，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也就摇身一变成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成员中包括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

这样，等到刘少奇出访回国，摆在他面前的既成事实是：彭真、陆定一已被打倒，《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已经定稿，中央文革小组已经成立。与此相联系的还有：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由于挨批而瘫痪，邓拓（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田家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吴晗等一批人挨整，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迅速得势。

罗瑞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尚昆（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早在1965年就被安上莫须有的罪名遭贬黜，这时又被说成是彭真、陆定一的同伙。

为了正式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落实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组织处理，决定5月份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开会的时间定在5月4日。这次会议要通过的几件事都是毛泽东在会前亲自抓的，刘少奇几乎没有参与。但毛泽东表示暂不回北京。依惯例，会议就由刘少奇主持，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请示。

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布置成了会议室。5月4日时钟敲响10点的时候，与会人员都已到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也已经在主席台坐定。刘少奇宣布开会。他介绍了会议的起因、议程以及出席人员的范围、开法。接着，总书记邓小平对会议文件、人员编组、各组召集人和最近几天的日程安排作了说明。

会议的第一个议程是讨论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但大多数来开会的人都不明白为什么突然要发出这样一个《通知》，于是决定，先开几天座谈会，传达毛泽东最近的一系列指示，介绍相关情况。

从5月5日至7日，介绍情况的座谈会一共开了5次，分别由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介绍。其中数康生的介绍最为耸人听闻。他从5日下午开讲，一个半天不够，6日上午又讲了半天，加起来差不多八个钟头。

康生的传达是混杂不清的。他把毛泽东的指示和他自己的体会、自己的话搅在一起，使人真伪莫辨。他嘶哑着嗓音说：“我个人体会，毛主席这三次谈话，概括起来是两条：一条是批评彭真、中宣部包庇右派，压制左派，不准革命；第二条是给任务，要支持左派，建立新的文化学术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贯串一个中心问题是中央到底出不出修正主义？出了怎么办？现在已经出了，罗瑞卿是一个，彭真是一个，杨献珍是一个，杨尚昆是一个，田家英、邓拓、廖沫沙也是？？”

这几次座谈会，刘少奇都没有参加。

接下来，会议转入分组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与会者已经听过介绍，都知道这是大笔杆子陈伯达执笔起草，又经过毛泽东在4月14日至30日的17天中先后八次审阅修改才定稿的，所以哪里还能提什么不同意见？只是在心里揣摸它的含意。各个小组报来的结果，已是众口一词，一片拥护声。

5月16日上午10点半，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举行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先由陈伯达综合介绍各小组讨论情况。本来有几个同志，如郭沫若等，提出文件中有几处标点和用语不妥，建议在某处增加一个“的”字、在某处去掉一个引号等等。但就是对这样的建议，也被陈伯达、康生一一否定。也就是说，整个《通知》稿一字不能改，连一个标点也不让动。

刘少奇似乎觉得这样不大好，出来解释了几句。他说：“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结果提了意见不改，连几个字都不能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这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吗？我原来考虑过改一点，现在大家意见还是不改的好，不如原来的好，那就不改吧！”

因为这个文件点名批判了彭真，刘少奇又特意征求他的意见，问道：“彭真同志，你有什么意见？”

彭真平静地回答说：“一个检查，一个改。”刘少奇觉得他误解了自己的问话，又补了一句：“对通知有什么意见？”“没有意见。”

“是赞成，还是反对？”彭真低头看材料，没有说话。

刘少奇不再追问，环顾了一下会场，说：“现在通过这个《通知》。同意的请举手！”

大家举起了右手。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被简称为《五一六通知》。每个与会人员都对文件中毛泽东亲自加写的几段话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

刘少奇是这次会议的主持者，同样对议程完全缺乏思想准备。

南湾湖

“究竟这个文化大革命要搞还是不要搞?搞的中间，是成绩太少了、问题太多了，还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有?我的意见，错误是有，而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中央，在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军队……过去我们搞南征北战、解放战争，那种战争好打，容易打。那种战争，敌人清楚，就是那么几个，秋风落叶那么一扫，三年半也差不多。这回这个文化大革命啦，比那个战争困难得多。”　毛主席这番话意味深长，纵观整个文化大革命，问题出在信息来源不准，陈伯达、康生、江青各有自己打的小算盘误导了意想不到的问题，让毛主席在整个文革过程总是在说搞错了、错怪了、是林彪一类人把文革引入歧途。毛主席临终前几年试图让邓小平主持中央对文革做出正确的导向也落空，这就是毛主席自己评价的“三分”错误。

南湾湖

揭秘：毛泽东发动“文革”大批刘邓的来龙去脉（1）

本文摘自《毛泽东生平全纪录》柯延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2011年04月14日09:28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刘少奇主动出来承担责任，说：“这段时间，主席不在家，我在北京主持工作，我负主要责任。”毛泽东接过话头，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点燃“文革”导火线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件事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导火线。

　　《海瑞罢官》一剧，是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所作。早在1959年，吴晗就根据毛泽东在当年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关于要学习海瑞精神的指示，根据胡乔木的建议，于6月写作和发表过《海瑞骂皇帝》一文。同年9月21日，又发表过《论海瑞》的文章。《论海瑞》写作出来时，已是庐山会议刚开过，吴晗还加上了一段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话。后来吴晗应京剧表演艺术家、北京京剧团团长马连良先生之约，写了《海瑞》一剧。并接受友人蔡希陶意见，改名为《海瑞罢官》。1961年1月发表于《北京文艺》，并由北京京剧团上演，马连良饰海瑞，裘盛荣饰徐阶，李多奎饰海瑞母亲。《海》剧是写明朝大臣海瑞在任应天府巡抚期间，敢于将曾任宰相的徐阶的第三个儿子徐瑛(强占民田、强抢民女的恶霸)处死，并通令缙绅退田等的故事，宣扬了海瑞刚直不阿、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精神。此剧上演后，毛泽东很高兴，还在家里接见了演海瑞的演员马连良。

　　1962年，江青认为这个戏有“问题”，曾找中宣部、文化部4位正、副部长，提出要批此剧，并耸人听闻地说：“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江青的要求被拒绝。1963年，江青对赞扬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论文章很不满意。1964年上半年，江青插手京剧现代戏会演，扬言“京剧革命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第一仗。”下半年，江青就在北京找了李希凡，要他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李希凡没接受。于是，1965年2月，江青到上海与张春桥密商，由姚文元写了批判文章。

　　文章硬把剧中“退田”、“平冤狱”的内容同1961年至1962年的现实政治联系起来，煞有介事地说：“1961年，正是我国内为连续3年自然灾害而遇到的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1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是一株毒草。”

　　这样一篇肆意制造“罪名”的文章，它的炮制出笼是很特别的。

　　由于人们不知道文章的来由和底细，它又是登在上海的一份报纸上，中央和各地方报纸的编辑部虽然对它很注意，但大都持观望态度。因而一段时间里，除上海外，全国各报都没有及时转载。后来大多数报纸陆续转载了，北京和湖南仍没有转载。

　　北京没有转载，并非出于麻木。中宣部和北京市委都因事出意外，感到震惊。如此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中共党员、民主同盟的负责人之一和著名学者，有违1965年上半年周扬传达的“文化革命5人小组”关于学术批判不要戴政治帽子、点名要经过中宣部、批判要以中央报刊为准的规定，上海“这样做法，还要不要党的纪律？”此其一。其二，11月13日，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市委宣传部长李琪、《北京日报》总编辑范瑾专门开会研究过转载问题，决定先向《文汇报》了解情况，如果姚文元的文章是毛主席定的，《北京日报》就登，否则就不登。由于张春桥严令向北京也向中央封锁消息，《文汇报》不予透底，北京市委、《北京日报》、《人民日报》的询问均无所获。在此情况下，邓拓决定即请示在外地的彭真，彭答暂不转载，待他回京后再定。

　　1967年毛泽东曾说过：“姚文元的文章不过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信号。”此话不假。发出信号是为了观察。上海的张春桥等人在观察，毛泽东也在观察。张春桥等人观察的结果，如他在1966年5月所说的：姚文元文章发表以后，“我们天天等北京消息，天天看，天天盼，北京就是不理睬。”江青将这些情况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观察的结果，如他1967年5月所说的：“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刊登了，但就是北京、湖南不登。后来我建议出小册子，也受到抵制，没有行得通。”毛泽东更增加了对中宣部的不满。认为这些事实更证明了他对中央出“修正主义”的担心和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看法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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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毛泽东发动“文革”大批刘邓的来龙去脉(2)
本文摘自《毛泽东生平全纪录》柯延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2011年04月14日09:28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1965年11月下旬，彭真返京。在听取《红旗》杂志的汇报后，他指示：中央报刊是否发表批判吴晗的文章，还要再考虑一下再说。他要北京市委书记处讨论转载的问题，并说吴晗性质不属于敌我矛盾，对姚文元文章错误的地方也要批判。北京市委书记处研究认为：不同意姚文元文章的第四部分“《海瑞罢官》要人们学习什么东西？”从政治上的批判；如必须转载这篇文章，则加上编者按以表明自己的态度。

　　11月29日，《北京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根据彭真28日的指示写的按语，强调“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实事求是地弄清是非。”30日《人民日报》转载，根据周恩来、彭真意见写成并修改的按语说：“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人民日报》并将姚文元的文章放在第5版“学术讨论”专栏，以此表示了不同于姚文元文章的态度。

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艾思奇、关锋谈话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此言一出，要害由“退田”变为“罢官”，政治批判的分量更加增强。这场以文艺问题为突破口，以1958年“大跃进”以来包括庐山会议、七千人大会、西楼会议和四清运动中的分歧问题为内容的批判，使得人们感觉到了斗争的严重性和尖锐性。
但是人们普遍意识不到，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开始了。制定《五一六通知》在转载姚文元的文章等问题上所遇到的来自中宣部、北京市委及彭真等人的强大阻力，使毛泽东更加坚定了他对中央可能出修正主义和发生反革命政变的估计。他开始避开党中央其他领导人，依靠康生、江青等人帮助他开展这场“文化大革命”。
1966年3月下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康生指定王力起草1个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根据王力的回忆，他所拟的通知只有一句话，即“中共中央通知：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中央批转的《文化革命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以撤销。”这个通知政治局讨论同意。《通知》急送毛泽东，他不满意，说道：“《通知》不应是技术性的，而应是理论性的。”并要党内“理论家”陈伯达另行起草通知。据陈伯达回忆，他领会毛泽东的意思，也就是要他从理论的高度批判《二月提纲》，即要他做一篇大文章。于是他和王力合作，很快在4月初写出了初稿。初稿送毛泽东，他阅后决定成立1个小组来起草通知，并点名陈伯达为组长。4月16—26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实质上是为发动“文革”做准备。毛泽东建议，起草小组到上海工作，于是起草小组成员纷纷前往上海，聚集在上海锦江饭店后楼，名义上是为中央会议准备材料，实际上是在那里讨论、修改《通知》。据有关资料讲，起草小组写完一稿，即由张春桥派人急送杭州。毛泽东看完后加一些话，派人即送张春桥，由他转起草小组。起草小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又进行讨论、修改，再由张春桥派人送毛泽东，毛泽东又加一些话退张春桥……如此上海——杭州穿梭，足见毛泽东对《通知》的重视。当起草小组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时，会开到一半，毛泽东还要徐业夫打电话到上海，又加进了一些话。云密风紧，中国的政治气氛日益紧张。
“五一”节，天安门城楼上不见了往年必上天安门的彭真。如此费力、秘密制定出来的《通知》，应该发挥作用了。1966年5月4~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仍在外地，刘少奇主持会议，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
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批判。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停止、撤销彭真等4人在中央书记处、北京市委、中宣部的职务。会议还决定撤销原来的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这一决定由毛泽东亲笔写在《通知》中。5月16日，会议在很不正常的气氛下，没经过认真讨论就通过了陈伯达主持起草的《通知》，后称《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不愧是一篇理论性的大文章，它罗列了《二月提纲》的十大罪状，逐条加以批驳。《通知》说《提纲》掩盖了这场学术批判的政治性质，是1个为资产阶级复辟做舆论准备的修正主义纲领。毛泽东在文件中亲笔加了许多尖锐激烈的话。他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这个《通知》还根据党、政、军里都混进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估计，发出了将要出现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信号，提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个《通知》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严重估计，以上所引的一些尖锐字句都是他亲笔加写上去的。
作为一个无产阶级党的领袖，毛泽东极为关心他参与缔造的党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命运，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并努力探索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这不能不说是十分可贵和富有远见的。而毛泽东为消除党和政府中的腐败现象和脱离群众的倾向所做的坚持不懈的斗争，也一直赢得了党和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但是，他把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直至混淆敌我，认友为敌，他在人民掌握政权的情况下还要用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方法，既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又不符合中国实际，是完全错误的。《五一六通知》实际上是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和宣言，十年“文革”就是从《五一六通知》通过之日算起。这一天已被人们公认为“文革”正式开始的第一天。“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墨绿色专列风驰电掣般地跨过长江，穿越黄河，在华北大平原上急速飞奔。这是毛泽东主席的专列。毛泽东1965年11月去南方巡视，已经接连在上海、杭州、韶山滴水洞、武昌停留了8个月，差不多是新中国成立后他离开北京外出时间最长的一次。1966年7月16日，他以73岁高龄在武汉畅游长江，然后启程返回。
7月18日晚，他回到中南海丰泽园。得知毛泽东已经回来，刘少奇立即赶去丰泽园，想向他汇报一下工作。可门卫通报后传话说“主席要休息”。刘少奇只得回家，等明天再说。从第二天起，毛泽东陆续听取各方面汇报，阅读材料，了解北京和全国的情况。刘少奇除了向毛泽东汇报，还是继续主持例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处理文化革命问题和各项日常工作。但是，围绕工作组的争论却越来越大了。社会上，小部分学生要赶走工作组，大部分学生要维护工作组，各不相让。常委扩大会上，陈伯达3次提出取消工作组，同样遭到大多数同志的反对。刘少奇、邓小平支持多数同志的意见。在7月22日的常委扩大会上，刘少奇还说：“多数工作组是好的，还是教育帮助，改正错误。赶工作组，有的不应该赶。”邓小平也说：“要教会工作组做工作，有的学校没有工作组恐怕不行。”陈伯达的意见被否决。
然而，刘少奇、邓小平尽管代表了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但他们采取的一系列稳定局势的措施，却同毛泽东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大相径庭。毛泽东终于表态了。7月24、25日，他连续两次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和正在北京开会的各大区中央局书记谈话，明确地表示了他的意见。他说：“有这么一段，运动冷冷清清，就是6月20号左右以后，有许多地方搞得冷冷清清；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只会起阻碍运动的作用；许多工作组，包括张承先的工作组，都是阻碍运动的，都要把它撤出来。对毛泽东的表态，“中央文革”小组以最快的速度作出反应。7月25、26日两个晚上，“中央文革”小组全体出动来到北京大学，参加在东操场举行的两次万人大会。陈伯达、康生、江青在大会上竭尽挑拨煽动之能事，声称“毛主席1个工作组也没有派”，宣布撤销张承先为首的北大工作组，“搬掉这个障碍物”。27日，他们又到北京师范大学，主持召开揭批工作组大会，当场宣布罢免北师大工作组组长孙友余的职务、撤销工作组。康生在大会上还公开放出“彭真策划二月兵变”的奇闻，借以蛊惑群众。形势急转直下。消息像旋风般传遍北京大中学校，产生了极大的轰动效应。反工作组立即成为合法而又时髦的行动。学生们再度躁动起来，在学校内外掀起阵阵狂潮。工作组是肯定留不住了。
7月26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28日由中共北京市委正式下达文件。7月29日上午10时许，人民大会堂中央大礼堂座无虚席。上万名师生挤满了整个3层大厅。这是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召开的北京市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大会由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主持。他首先宣读了关于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接着宣布由总书记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讲话。邓小平讲完后，由周恩来讲话。周恩来、邓小平在讲话中，都对派工作组承担了责任。邓小平说：以新市委名义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是根据中央的意见办的，工作组有好的、比较好的和犯有严重错误的三种情况。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文化大革命要完成“一斗二批三改”三大任务的指示。他们不约而同地用“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句话来表达自己跟不上形势的心情。接下来，是刘少奇讲话。刘少奇讲话结束后，毛泽东从后台走出来，接见全体师生代表。当上万名满怀热情的青年看到毛泽东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激动的心情难以形容。扩音器里响起《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雄壮乐曲。“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响成一片。工作组撤销了，可毛泽东对运动情况仍不满意。他认为前一段运动走了弯路，刚刚兴起的文化大革命被压了下去，为了排除阻力，必须再做一次发动。8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体大会的会场设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141人，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按惯例列席会议。与往常不同的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首都高等学校“革命师生代表”聂元梓等也列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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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毛泽东发动“文革”大批刘邓的来龙去脉(3)
本文摘自《毛泽东生平全纪录》柯延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2011年04月14日09:28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8月1日下午2点45分，出席会议的人员都已到齐，毛泽东宣布开会。他作了简短的开场白，说：“这次八届十一中全会，今天以前算作小组预备会议，从今天起正式开会。大概是1号、2号、3号、4号、5号，开5天。今天开一次大会，全体到，中间开3天小组会，最后开一天大会，就行了。现在请小平同志宣布几件事情。”

　　邓小平也用简洁的语言报告了会议出席人员情况和议程。接着是刘少奇作报告。

　　刘少奇报告的前半部分，主要是以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主持者的身份，向全会汇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所做的工作，特别是在国际、国内各方面所采取的重大政策措施。后半部分，他讲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工作，并且在工作组等问题上做自我批评。

　　毛泽东开始频频插话，会场气氛紧张起来。

　　刘少奇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的情况一星期向主席汇报一次。这一段我在北京，文化革命中有错误，特别是工作组问题上出了问题，责任主要由我负……陈伯达同志正式写了一个不要工作组的书面提议，有两条。讨论时，多数同志的意见还是要工作组。最后我也发言，说我是主张要工作组的，工作组这个方式比较方便，要去就去，要撤就撤。”

　　毛泽东插进来说：“当时只有去的问题。”

　　刘少奇解释说：“那个时候已经是撤的问题。我说这个比较简单，要撤，下一个命令就撤了。”

　　毛泽东反驳道：“陈伯达撤了，你们就没撤。”

　　刘少奇只得又解释：“当时我考虑，这样大的运动，北京各院校大部分组织已经瘫痪了，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

　　“怎么会中断呢？”毛泽东又插了一句。

　　场内静寂无声。人们屏息静听着两位主席的不寻常对话。

　　刘少奇继续说下去：“当时我想，是不是下这个决心撤，还是先看一看。这个时候主席回来了，我们就请示。主席就下了决心，撤销工作组。主席头一天就跟有些同志说了。陶铸同志、李雪峰同志也到我那个地方谈了。”

　　毛泽东再次打断了刘少奇的讲话，厉声说：“工作组，不到百分之十是好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组完全是错误的。不管怎么样是做了坏事，一不能斗，二不能批，三不能改，起了一个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起了坏作用。”

　　这天的会议共进行了两个钟头，下午4点40分散会。

　　8月4日下午，按原定计划，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举行全体会议，代表们陆续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刚坐下，有关工作人员宣布，下午不开全体会了，改开小组会。与此同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另外一些人接到通知，下午3点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出席毛泽东召集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在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严厉指责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是路线错误。”

　　刘少奇主动出来承担责任，说：“这段时间，主席不在家，我在北京主持工作，我负主要责任。”

　　毛泽东接过话头，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当叶剑英讲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声色俱厉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第二天，毛泽东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写了一篇异乎寻常的文字。
　　8月4日下午，按原定计划，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举行全体会议，代表们陆续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刚坐下，有关工作人员宣布，下午不开全体会了，改开小组会。与此同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另外一些人接到通知，下午3点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出席毛泽东召集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在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严厉指责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是路线错误。”

　　刘少奇主动出来承担责任，说：“这段时间，主席不在家，我在北京主持工作，我负主要责任。”

　　毛泽东接过话头，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当叶剑英讲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声色俱厉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第二天，毛泽东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写了一篇异乎寻常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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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毛泽东发动“文革”大批刘邓的来龙去脉(4)
本文摘自《毛泽东生平全纪录》柯延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2011年04月14日09:28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犹如巨石投入水面，激起层层波浪。密云不雨的局面终于被打开，形势急速发展。

　　8月5日下午，刘少奇按原定安排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会见了赞比亚工商部长率领的友好代表团。回家后接到周恩来电话，要他最近不要公开露面，不要再会见外宾。

　　8月6日晚，林彪结束休养从大连飞抵北京，直接住进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8月7日，毛泽东的“大字报”在全会上印发。

　　8月8日，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

　　原定计划5天开完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现在是无论如何不能如期结束了。从8月8日下午开始，会议转入讨论毛泽东的“大字报”，批评刘少奇、邓小平。

　　弯子实在拐得太急，大多数人思想不通。在讨论刘少奇、邓小平的“错误”时，表示同情者有之，沉默不语者有之，亦赞亦批者有之。自然，也有一些人一反常态，狠揭猛批，用词刻毒。

　　在全会分组讨论的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了几次生活会，批评刘少奇、邓小平。

　　江青不是政治局委员，却成了生活会外的活跃角色。她策动一些人打头阵向刘少奇、邓小平“开炮”。然而并未完全如愿，陶铸第1个拒绝了她。结果，谢富治放了头炮。

　　8月12日，是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最后一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全会在这天改选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们在事先印好名单的选票上画了圈，投了票。

　　重新选出的11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最显著的变化有两个：一是林彪由原来的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二是刘少奇由原来的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

　　刘少奇在选举后当即表示，他保证服从党的决定，努力认识自己的错误，不做任何不利于党的事。

　　这次全会没有重选中共中央副主席，但后来对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4人的副主席职务不再提起，对林彪却仍称他副主席。这样，林彪实际上成了唯一的副主席，没多久便明文称他为毛泽东的“最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检阅百万红卫兵

　　1966年8月18日，首都举行大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从凌晨1时开始，上百万各界代表在统一指挥下，陆续聚集到天安门广场。广场正前方安排的是来自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哈尔滨、乌鲁木齐等外地师生，城楼两旁的观礼台上站着数以万计的红卫兵代表。

　　这天，主席睡不着觉，清晨5点多，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主席便穿上军装准备出发。当时，我们(指陈长江等)没有给主席准备军衣，临时决定找来一中队干部刘云堂的军装，给主席试穿。刘是个大个子，他把仅有的一套干部新军装拿来了，主席一试正好。主席在工作人员的陪伴下，身着军装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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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毛泽东发动“文革”大批刘邓的来龙去脉(5)
柯延
2011年04月14日09:28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这时，广场上已坐满了人。当主席魁梧的身影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时，整个广场一片沸腾，人们欢呼雀跃，“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上空。主席从天安门城楼上缓缓走下，走过金水桥，来到群众中间。主席边同群众握手边微笑向群众招手致意。我们跟随主席向广场中间走去。周围的群众纷纷站起来，把我们围在广场中间，前进不成，后退不行。我们身后跟着几部汽车，公安部长谢富治站在车前高喊：“我是公安部长，请同志们让主席走。”尽管他扯着嗓子喊个不停，但无济于事，因为喊声早被淹没在人们海啸般的欢呼声中了。我们10几名警卫人员一直寸步不离主席，紧紧围在主席周围，以免人群冲撞主席。当警卫团的机动部队和卫戍区机动部队联合清出一条路后，主席才安全回到金水桥畔，主席一再挥帽向激动万分的红卫兵致意。
当主席重新回到天安门城楼上，广场再次沸腾起来，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10时半，庆祝大会在雄壮的《东方红》乐曲声中开始。林彪发表了讲话，他说“我们坚决地支持你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他还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周恩来总理也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一切革命者应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勤务员，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要坚决反对包办代替，做官当老爷，站在群众头上瞎指挥。”“无论是北京市的革命师生，还是各地的革命师生，主要的任务都是把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搞好。”林彪和周恩来的讲话稿，都经主席审阅过。
大会结束后，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了首都上百万人的游行队伍。主席台上的中央领导不时地向群众招手致意。而游行群众的眼睛都在寻找主席的身影。虽然，往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国庆节都有过这种场面，但此时此刻人们把能亲眼见到主席赋予了不寻常的意义。游行队伍似潮水在天安门前翻滚，源源不断地流过，主席始终站在城楼上，不曾休息片刻。这时，一名红卫兵走过来，把写有“红卫兵”字样的袖章戴在主席左臂上，主席没说什么，就默默地接受了。

　　当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分批会见观礼台上的代表时，广场上的人流立刻骚动起来，很多人都停下不走了，因为他们看不到主席的身影了。于是，主席只好站在城楼上由东向西，又由西向东，不停地挥动着手中的军帽，向广场的观众招手致意。“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又一阵阵地在广场上空回荡。我们都劝主席回去休息。连续接见这么多人还是第一次，担心影响主席的健康。第二天全国各地主要报刊以大量篇幅报道了8月18日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活动。此后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

　　8月31日，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林彪率先戴上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的袖章。他在接见大会上讲话说：“红卫兵和其他青少年的革命组织，像雨后春笋一样地发展起来。他们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文化大革命已经触及政治，触及经济。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的斗、批、改。”“打击的重点，是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定要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接着，周恩来讲话，他说：“永远做人民忠实的勤务员。要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护群众利益，保卫国家财产，造成良好的社会主义的新风气。……在斗争中，要用文斗，不要武斗。……中央决定，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来。”这次接见了50万红卫兵，接见情况与8月18日那天差不多。

　　9月15日，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此时凡来京串联的人均成了主席请来的客人，都要热情接待。前两次接见后有人提出，看不清毛主席。这次安排百万红卫兵分坐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两侧，中间留出8米宽的道路，用12辆吉普车，中间一路四辆分别由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站在车上，缓缓前进。两边各4辆，由我们警卫人员乘坐并行前进，不影响两侧红卫兵看清主席。主席站在车上不断地向红卫兵招手致意，后来几次都是这样做的。这样做红卫兵能看清主席和其他首长，但是主席已70多岁，其他首长年龄也不小了，一次站几个小时确实很累、很辛苦。我们若指挥不当，还有被包围的可能。有两次接见，在准备换车时，群众拥挤过来，在我们警卫人员和机动部队的帮助下才使主席安全返回。每次这样的接见都是对我们警卫工作的一次检验。

　　10月1日，国庆17周年。这天中央首长在中南海勤政殿集中，一起出发到天安门。

　　上午10时，《东方红》乐曲响彻整个广场上空，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民主人士检阅游行红卫兵和各族人民代表。这年与往年不同，没有阅兵，游行成员主要是红卫兵，到12点多游行才结束。这天下午4点多，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都到大会堂一一八所开会。由于晚上天安门广场要举行灯火晚会，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要一起上城楼与大家共同欢度国庆佳节。于是7点多，我们便随主席从大会堂西门乘车到大会堂西北角，即南长安街南口，准备到天安门城楼。可是车刚行驶到南口，红卫兵和群众便拦住车要见毛主席，我们车一停，后面其他首长的车也被堵住，前进不了，顷刻间被包围在万人之中。当中央警卫团领导带机动部队赶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车队得以解围。

　　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1日接见红卫兵时，主席改用敞篷吉普车，在车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11月的北京天气渐冷，涌入北京城急切盼望见主席的人骤然增加，有的排队等不到火车、汽车的人就步行千里到北京，各方面压力很大，吃住都困难，而且天气又冷，很难办。

　　周总理请示主席：“你不见，他们不走啊。”

　　主席说：“不是停止串联，要回原地闹革命嘛。”

　　总理担心地说：“已经来了，天又渐冷，北京市压力很大，要尽快想办法见，让他们快回去。”

　　主席和总理决定，11月25日、26日两天全部接见完。两天安排300多万人，谈何容易。东西长安街、天安门和西郊机场都安排满了。一天150多万，连续两天，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分乘吉普车接见红卫兵。由于在车上站的时间太长，有的首长下车后，脚都走不了路了。

　　从主席的言谈话语中，我隐隐感觉到主席接见红卫兵有时是不情愿的，而是红卫兵逼着主席非见不可，不然就不走。因此，有时接见就成了主席的一大负担。

　　一次，主席对我讲：“这些红卫兵娃娃来了，你不见，他们不走，天冷了，了不得。”

　　我见主席面有倦容，便不由地问道：“昨天见了，今天还要见？”

　　主席说：“累也要见，不然娃娃们不走，你有什么办法。”“这是逼上梁山呀！”

　　主席8次接见红卫兵，共有1100多万人次。像主席乘敞篷吉普车接见上千万红卫兵，我每次仅能带20多人，分坐在两边车上保卫主席，真正遇到群众拥挤和包围，就很难办。好在8次下来，安全保卫工作没有出现大的纰漏。

南湾湖

毛主席说：“究竟这个文化大革命要搞还是不要搞?搞的中间，是成绩太少了、问题太多了，还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有?我的意见，错误是有，而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中央，在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军队……过去我们搞南征北战、解放战争，那种战争好打，容易打。那种战争，敌人清楚，就是那么几个，秋风落叶那么一扫，三年半也差不多。这回这个文化大革命啦，比那个战争困难得多。”，纵观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由于刘少奇问题毛主席只是从伪证中改变了对他的看法，所以文革就是问题太多了。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左倾机会主义的表演破坏了中国共产党的集体领导，导致文革被否定是毛主席晚年“这回这个文化大革命啦，比那个战争困难得多”论断。

南湾湖

米鹤都：特别是中学红卫兵实际很早就解体了，1967年到1970年是各地的造反派在执政。大量迫害人致死、更残酷的事都是这一时期由成年人干的。 清理三种人是把表面那些打砸抢的、还有造反派头子抓了，但是依然有一些漏网之鱼，还有大量具有文革思想体系的人留在台上。现在有一个误区，就是文革这十年的既得利益者究竟是谁，是哪一批人，是不是搞清楚了？

马楚生

”纵观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由于刘少奇问题毛主席只是从伪证中改变了对他的看法，所以文革就是问题太多了。”请问，你有什么证据来证明”毛主席只是从伪证中改变了对他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