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针对新自由主义所导致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新自由主义自它诞生之日起，就是要重建阶级力量，特别是重建特权精英阶级的力量，这其中就包括投资银行家和大公司的高管。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城市的分裂;这头是富人的天堂，而另一头却是贫民窟。城市被溶解为一个个富人和穷人的微型国家。纽约市的曼哈顿和布朗克斯就是最好的参照物。】
很高兴能来这里，尤其是能以如此富于希望的标题来庆祝一个期刊的开始。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都对社会公正的问题颇感兴趣，《社会公正与城市》就是我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写作这本书的过程对我来说极富启示性，我也希望有朝一日这本书能够成为一本具有启示性的著作。有时候，你在写作中学到的东西比从阅读中学到的多得多。我的书是关于城市的，所以我想以一段我最喜欢的关于城市的引文开始，这段引文来自罗伯特·帕克，他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芝加哥的一位社会学家。关于城市，帕克这样写道：
城市和人类始终保持一致。总的来说，人类对他所生活的世界进行改造的企图，与其内心的欲求相当吻合。城市是人类所创造的世界，也是他因此被宣告必须在其中生活的世界。因此，人类改造城市的同时，也在无意中重塑了他们自己。
由于这段引文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写作的，你们得原谅它其中的一些倾向。对我来说，这段表述的重要性在于，它在某种程度上和马克思的一段名言相类似。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讨论了人类劳动的发展过程，并且得出了一个辨证的观点，即：人类只有通过改变自己才能改造世界，也只能在改造世界的同时改变自身。是以马克思看到，整个人类历史具有辨证的关系，在“我们是谁”和“我们是什么”的问题改变的同时，也伴随着我们周围的世界，即环境或其他所有的东西的改变。帕克当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甚至怀疑他究竟有没有读过马克思，但他提出了同样的论点。帕克论点的意义在于“我们到底想生活在怎样的城市里”的问题是不能从“我们想成为怎样的人”，“我们想创造怎样的人类社会”以及“我们该怎样创造它”的问题中分割开去的。这是城市和“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的问题之间关系的规律，这就是我认为需要反思的重要问题。尤其是当我们回顾从前，从历史上看，我们是否真正注意到这个问题?我们是否自觉意识到我们在做什么?我想，答案应该是当城市改变的同时，我们在并非完全自觉的情况下，也改变了。
偶尔有时候，会有人出现，通常这会是一个空想家，他说：“嘿，我们得创造出一种不一样的城市，在这种城市里的人们都是极好的，不再有我们现在周围的那些讨厌而卑鄙的人。”这是空想家们回答帕克提出的问题的传统方式，他们注意到这个问题，并提议将城市的组成方式、职能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和创建一个理想的人类社会、一个理想的居住环境联系起来。大多数空想家们的方案都实施得不太妙，所以在这里我就不详谈了。但如果我们回头用历史和地理的观点看纽约、多伦多、伯明翰、莫斯科、上海的建造方式，它们似乎并不是按照一种清晰的理念，即我们希望自己成为哪种人的理念建造的。城市化的结果是创造了某种人类社会，我们必须关注这究竟是哪种人类社会。
有这样一条从中古世纪开始流传的古老格言：“城市的空气让人感到自由。”正是在这里，城市自由的理念开始在历史上变得重要起来。今天我想要反思的一个问题是“在城市里我们有什么样的自由?”现在，当我们说“城市的空气让我们自由”的时候，我们周围正在发生的城市化进程给予了我们什么样的自由?这个问题立即可以带出另一个问题“我们说的自由到底是什么”，“是谁在告诉我们自由是什么”以及“我们应该怎样给这种自由定义?”当然，对于自由这个概念，我们有一个绝妙的道德限定。
在南方边境，一个叫乔治·布什的男人就自由和自主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写作和许多演讲。我对此十分好奇，于是我抽出一段时间重读了乔治·布什的所有演讲，这相当有趣。他说了很多不同的东西，在9/11的周年纪念上，他这样说道：
我们决意要为赋予我们国家生命的价值观而奋斗，因为一个充满了自由的和平世界是美国长期以来的愿景，它表达了不朽的美国理念，并团结起了美国的盟友们。现在人们有机会去深入自由的理念，自由会战胜存在已久的仇敌，并获得巨大成功。
他继续说道：“美国乐于接受领路的责任。”其实这样的态度在9/11以前一些布什的演讲中也可以找到——它们并不是新出现的。另外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当2003年7月托尼布莱尔向国会发表演说的时候，他对布什对美国价值的强调提出了一点友好的修正：
尽管我们热爱自由，其他人反之，但这其中却有一个迷思，即：我们对自由的依恋是由于它是我们的文化的产物，自由、民主、人权、法律，都是美国价值或者西方价值。各位国会成员，我们的价值不仅仅是西方价值，它们是人类精神的普世价值。
布什接受了这个改动，其后他在威斯敏斯特进行回复布莱尔发言的演讲时，说道：
自由的发展是这个时代的召唤。这是“14点原则”(这里他提及了威尔逊)对我们国家的召唤，是“4个自由”(提及了罗斯福)对我们国家的召唤，是威斯敏斯特讲话(这里提及里根)对我们国家的召唤。美国将尽能力服务于这样的准则：我们相信自由是自然的选择，我们相信自由是历史前进的方向，我们相信我们所珍视的自由不仅仅是我们的，也是全人类的权利。
2004年他在国会接受演说中这样说道：
我相信在新的世纪里，美国担负着引领自由事业的使命。我相信在中东，数百万人在沉默中恳切期盼着他们的自由，如果有机会，他们将皈依人类史上最高尚正直的政府。我相信这由于自由而带来的一切并不是美国给全世界的礼物，而是全能的上帝给全世界男性和女性的礼物。
在2005年1月的就职演说中，他又道：
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坚信自由会取得最终的胜利。这不是由于历史前进车轮的必然性，而是人民的选择;也不是因为我们把自己看作是被上帝选中的国家，而是上帝自己的意愿。历史有着公正的氛围，历史也有一个明确的方向，那就是由自由和自由之神确立的方向。
在这些演讲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过渡转变：自由的理念，从被认为是美国价值，到被认为是普遍价值，再到自然的选择，最后到上帝给予地球的最具智慧的礼物。这些表述有趣的地方在于它始终持续于布什执政期间。我们可以从两个途径去理解：一是把它当成是吹牛，是虚伪的废话。当我们看到关塔那摩监狱，看到阿布格莱布监狱，看到地球上发生的所有这一切，我们会被他所谓的自由的意义和他的政治所展现给我们看的东西之间的巨大失谐而深深地震惊。在美国爱国者法案里，我们甚至可以看到独裁主义渗透在美国所有层级的政府之中。我认为这些表述是完全错误的、伪善的、解释不通的。布什总是试图将他的主张和自由紧紧联系起来。对此，我部分地同意纽约时报的保守派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的观点，他说：
我们不应该想当然地认为美国是金钱的挖掘机，是资源的浪费者，是电视节目的渗透者，是粗鲁而无脑的荡妇，但事实上那些高洁的言辞只是对石油、金钱、领土甚至战争的渴求的一块遮羞布而已。
我认为美国就是以上所说的这些，但布鲁克斯最正确的地方在于，美国又不仅仅是这些。布什的这些理念深深地融合在美国的历史之中，并且在美国人解释自己的世界地位时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必须察觉这种言辞的影响力、重要性和传统惯性。布什在举例的时候提到了威尔逊，这是一个强有力的引用。在世界上，威尔逊(自由主义者)总是和“自由”联系在一起。同时，他也面临着更多的肮脏的考虑，例如在他还是总统的时候，他这样说：
既然贸易忽视了天然的国界壁垒，制造商们也坚持打开世界市场，那么他们的国家就必须支持他们，而那些对他们关上大门的国家则必须被攻破。国家的公使，即军队，将保护这些金融家们所获得的特权，即使在此过程中触犯一些不情愿的国家的主权。必须夺取或者建立殖民地，目的在于使这个国家任何一个有用的角落都不会被忽视和闲置。
罗斯福也有类似的全球计划，当然，里根也是如此。现在我提出这个观点，可以反驳布什偏离了美国传统的错误看法。布什并没有偏离传统的轨道，事实上他被坚定地灌输了这样的美国传统信念。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投票将布什赶出白宫并迎来某个类似克林顿的人物就可以解决如今的问题。
目前，自由的概念极其重要，但我们必须赋予它一些确凿的含义。布什赋予自由含义的方法，就是在他的演说里一遍又一遍地将自由描绘成仅仅是市场和贸易的自由。保罗·布雷默(美国驻伊拉克的监管会头子)在移交权力之前的所作所为，就最好地传递了布什对自由的定义的信息。伊拉克政府的制度安排被彻底改造：所有事物的私有化被授权，私有制不再有任何障碍，外国投资者的行为不会面临任何壁垒，也不再设有任何贸易关卡。在布雷默移交权力之前，他的作为的结果是，伊拉克的制度安排体现出与自由主义国家机器的高度一致性，这种WTO与自由主义国家机器理论的完美重合需要被重视。布雷默们留给伊拉克人大约70-80条政策与法令，并且在移交政府的时候，限制伊拉克人不能对此做出任何改变，于是伊拉克人从一个特定的渠道接受了“自由”的概念。批评家马修·阿诺德在很久以前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自由是一个伟大的概念，它是一匹只有你才知道你会指挥它向何处前进的马。”伊拉克人所做的，就是被指引着将象征自由的马匹赶入了新自由主义的畜栏。2003年伊拉克宪法建立，这与30年前在智利，尾随着皮诺切特代替萨尔瓦多·阿连德的政变之后，发生的事情几乎完全相同。其间智利有一个两年的停滞期，当时的问题是制定怎样的计划才可以扭转经济状况。他们在智利所做的就是引入“芝加哥男孩”们所说的“将一切私有化，开放国外投资和贸易，遣返私有财产，开始一个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模式。”当然，他们无须惩罚工人们，因为工人领袖已然死去，贸易联盟已经被废除。1975年，彻底的新自由主义政体在智利施行，与2003年美国强加于伊拉克的完全相同。
所以，再一次地，关于自由的某种概念被加上了着重号。我认为发生在智利和伊拉克的事件可以归结为相同的历史学理论，即：强有力的新自由主义化的进程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我们的想法，让我们认为自己都是新自由主义者，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所有人都在关注新自由主义的思潮，结果就是我们彼此之间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联系起来。这方面可以看到的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在此期间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对我来说，在1975年的纽约所发生的事件很具吸引力，这恰好与智利事件的时间相吻合。
1975年纽约宣告破产，纽约的破产是具有全球性后果的重大事件。起初，纽约的财政预算是全世界最大的公众项目之一，它是全球第14或者第15大的公众项目。如此规模的项目破产几乎相当于意大利或法国这样的国家破产。此事件潜在的杀伤力太大，以至于西德的司法官和法国总统同时呼吁福特政府不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但这确实发生了，并且紧随其后发生的事情更为紧要。
这为什么会发生?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在上世纪60年代，纽约失业率增高，公司纷纷迁移到郊区或者美国南方(当时还未迁至墨西哥、台湾、中国，但他们搬离了纽约)，因此纽约的工业雇佣工人减少了。结果造成中心城区被不满的人群、失业者、社会边缘人以及常被种族歧视的人群所占领。这一切给上世纪60年代带来前所未有的危机，被称为六十年代的“都市危机”。
暴乱，尤其是1968年马丁路德金被暗杀后的那些骚乱在许多重要城市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和破坏。联邦政府下定决心为此做些什么，他们试着帮助主要城市恢复元气，并制定复原计划。复原计划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公众服务领域的扩张。而公众服务领域迅速扩张的原因则是由于联邦的专款很快地飞抵每个城市，于是市政府可以开始更多地雇佣劳动力并扩展他们提供的服务。这些迅速膨胀的领域包括教育、医疗、垃圾回收，等等。作为这稳定性计划的一部分，纽约的市政部门在上世纪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期也迅速地膨胀。同时少数族裔也通过公共雇佣被整合进劳动力市场。而这整个规划依赖于城市具有充足的资金。但事实上城市并没有足够的资金，于是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大量地借款开始了。投资银行对此很是欢喜，由于纽约享有庞大的财政预算，他们认为这是一笔可靠的投资，乐于为所有的一切提供资金。事实上，他们甚至教给纽约一些狡猾的把戏、创造性的清算帐目的方法以及所有的那些东西，这样，他们才能更“老练”地从多种途径得到资助。但1973年的时候，事情开始变得糟糕了。城市的资金流失，征收的税额慢慢减少，居民的收入也开始下降。并且在1973年，联邦政府自身也陷入了财政危机。永远记得那一天，我在广播里听到尼克松总统发表国情咨文演说，他说：“城市危机，结束了。”我望向窗外，说：“喔，我想这简直和巴尔的摩一模一样。”我想人们也许正在大街上载歌载舞，但其实这里仍然肮脏且另人生厌，因为事实上衰退并没有停止，它一直在发生。尼克松讲演的实质是告诉人们：“我们将不再向你们提供财物了。”他们停止了对纽约的经济援助，财政预算被削减，联邦政府也不再有资金注入。于是纽约开始更加大量地借款。但在1975年，投资银行家开始说不，他们不再提供贷款。这是戏剧性的一刻，政府内阁官员说：“什么?那我们该怎么办?”投资银行家说：“我们不知道。”这是故事的一部分。
故事的第二个部分是这样的，在上世纪六十到七十年代间，曾发生被我称为“过剩资本”的事件。由于四处充斥着资本，人们不知道该如何使用它们，这些资本中的一大部分被卷入土地投机买卖。在美国的许多城市，尤其是纽约，都经历过建筑物的猛烈激增的时代，那恰恰就是建造世贸中心的时代。世贸中心简直就是一个经济灾难，因为几乎没有人愿意长期租用它，它们也从未被固定的租用者填满。那时侯，摩天大楼尤其是写字楼的数量猛增，城市对此也采取了类似免除财产税等一系列的措施。这是一场房地产开发商的游戏。但在1973年，这个游戏失败了，四处都是空空如也的大楼，没有人为此交税，而这只是纽约市重重问题的一部分。因此，同时面临就业的缺口和税额的不足，便产生了巨大的危机。这里我们还需要回答另一个问题，即投资银行为何忽然之间决定不再注资?我们不防先关注一下当今的联邦政府，当今政府的财政状况实则深陷债务危机，所有的信号都显示不能再对其提供贷款。当时纽约的综合数据并不比现在的联邦政府更糟糕，如果现在的中国央行、日本央行、韩国央行像当时的投行一样忽然停止借款，美国将没有能力来发动战争、刺激消费，并负担如此巨大的财政赤字。问题在于为什么当时纽约的投行忽然决定不再借钱?对我来说，这才是当时纽约市财政危机的真正状况。很明显，纽约是敏感的，它到底做了什么让投资者不愉快的事情?它所做的确实是讨好工会，进行各种慈善事业，帮助少数族裔、黑人，以及一系列类似的工作。但像大卫·洛克菲勒这样的野心家其实希望纽约城成为资产阶级财富的岛屿，于是投资被掐断。当时在城市里涌现了许多反对银行家和大企业主的情绪。
还记得吗?正是那时候，圣芭芭拉的学生将雪弗兰埋进沙土，并烧毁美国银行大厦。一系列激进主义的事件、反大企业的政治事件的发生，导致许多大型工商企业在七十年代初都相当忧虑。他们一起商讨，希望再造出一种具有强大影响力并具体可行的公司资本主义制度。而当时纽约正在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甚至是社会主义形态的自治区。那些大型工商企业非常害怕，于是他们发动了一场金融行动来对抗这个城市。我认为这次金融行动和皮诺切特在智利发动的军事行动同样奏效，纽约被引导走向一种新型的更具经济利益的未来。这怎么能民主?紧接着发生的事情之一便是所有官方的财政经费都被抽离，然后注入市政协助公司(MAC)，后来它被称为紧急金融控制委员会。MAC的背后其实就是投资银行家，他们的代理人或来自联邦，或来自这个城市。他们所做的，实际上就是取走所有这些进款，所有的税款，然后说：“我们拿着这些钱，将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还清所有那些债权持有人的贷款，付清所有的债务，无论留给市政经费的还剩下什么。”你们可以想象，这对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以及正在削减的公共服务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是一场灾难。他们甚至坚持宣称市总工会将全部养老基金斥入了债务。所以，只要市总工会制造任何什么问题，纽约破产，那么他们将失去所有的养老金。在当时，这是相当聪明的一步棋。
我认为正是这时，他们制定了这个极其重要的、其后为全球所通用的准则：即当财政制度与民众福祉的良好发展二者之间产生矛盾时，政府定会保护前者，而让后者下地狱。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这成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及其结构调整规划(SAPs)信奉的真理。首当其冲的就是墨西哥城。MAC引导了这个城市，它抨击劳动力，并抨击所有类型的社会支出。但投资银行家们面临的问题在于他们拥有这里所有的资产，所以他们不可能离开这个城市并说“让它下地狱吧”，他们必须使城市恢复生气，同时将其重塑。这样的情况对服务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如没有人清理垃圾。他们得想出一个策略来使城市恢复生气，这样那些在70年代被否定价值属性会重新回来。
他们是怎样做到这些的?有两个途径，首先是制订国际性的策略。事件之一发生在1973年。回想当时，石油价格猛增，OPEC开始生效，并发生了石油抵制。石油价格的急速上升导致了海湾地区石油美元的大量积累，沙特阿拉伯一夜之间发现自己拥有难以记数的美元，其他海湾地区的国家也是如此。对他们来说，怎样消费这些美元成了巨大的问题：难道把钱都藏在床垫下面?去年刚刚披露的英国情报局的相关报告显示，在1973年，美国入侵沙特阿拉伯的可能性很大，旨在占据油井，并使油价下降。我们知道的只是这计划进行到了哪一步，不知道这是否只是一个应急计划，也不知道这有多严重。没有人知道。并且很有可能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机会知晓这件事。我们知道的，只是美国驻沙特的大使去到沙特并询问他们将怎样使用这些石油美元。他们最终与沙特人达成一致，双方签署了一份具有排他性质的协议，沙特阿拉伯将经由美国的投资银行进行石油美金的回流。关于美国是否会入侵沙特，而沙特是否会因此而一夜回到洪荒的石器时代，我们不得而知。我们所知道的是，最终沙特同意将其持有的石油美金放入纽约的投资银行，借以保证美国在全球金融中的特权地位。此举也使了纽约一跃成为了世界第一大金融中心。我们经常认为纽约成为世界第一大金融中心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看来事实并非如此;至少有部分借助了美国大兵的威力。现在，美国的投资客们有了钱，有了生意，他们就可以在这座城市中大量雇佣金融服务的从业人员。制造业已经无足轻重。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把这座城市置于金融服务业以及它的一切衍生品周围。
当时，投资银行家和其他公司联合在一起，企图重新振兴纽约的经济。他们建立了一种所谓城市商业伙伴关系。这种关系的实质是他们将整个纽约市作为货物出卖给任何对文化感兴趣的人：他们推出了包括现代艺术博物馆，百老汇在内的一系列文化场所，广纳财源、吸引游客;他们还专门推出了一条标语，在纽约的大街小巷，你们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我爱纽约”。他们打算出卖这座城市。现在你们知道他们是如何振兴这座城市的了。问题在于，当街上的垃圾无人清扫，游客们有什么理由前往一个垃圾满地的城市旅游呢?因此他们不得不去干预政府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遭遇了巨大的阻力。警察与消防工会被激怒了，他们的工资被削减，合同被撤销，很多人面临失业。他们发起了一场抵制“我爱纽约”的运动。制作了被称为“恐怖都市”的小册子，来到肯尼迪机场将这些宣传册分发给游客。上面写道：“不要去城里，因为如果你的饭店遭遇了火灾，不会有一个消防员前来解救你，你只能选择跳窗”“不要在城市中散步”“你只能在早上9点至下午5点之间乘坐公共汽车”以及“永远不要乘坐地铁，否则你们就会被打劫”等等诸如此类的话。他们的运动很快得到了来自欧洲的响应，欧洲的游客纷纷表示“我不认为前往纽约市一个很好的主意”。在此期间出现了包括“山姆之夏”在内的一大批恶性杀人案件。显然城市商业伙伴遇到了棘手的麻烦。它与警察以及消防工会进行了谈判，表示“停止运动，你们中的一部分可以重新上岗。”工会表示同意，停止了运动，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得以重新上岗。但是他们都被分配在了曼哈顿区。后果就是，布朗克斯区被付之一炬，皇后区垃圾遍地，犯罪随处可见。但是他们将曼哈顿孤立起来使其成为了特区。他们竭尽全力维护曼哈顿的稳定和安全。在上世纪80年整个纽约市并不安全，整个城市的环境也不令人满意，但曼哈顿却获得了新生。
这就是第二条法则：市政府不再眷顾市民，他们必须营造良好的商业氛围。如果一定要在良好的商业氛围和民众福祉之间做出选择，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让民众下地狱。在上世纪80年代，纽约城成为了一个分裂的城市，犯罪率居高不下，令人发指。如果你要把所有东西都私有化，那为什么不通过犯罪把再分配也私有化呢?事实也的确如此。唯一的问题在于，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遭遇到了巨大阻力，很难对富人们进行再分配的私有化。所以他们只能寄希望于穷人和中产者了。另外一个问题在于，那个并没有被特殊化了的纽约，却不得不承受城市分裂的痛苦，艾滋病的横行以及随之而来的公共健康危机。这个城市中的一半身处水深火热之中，而另一半则被我们的商业伙伴们一步步打造成了今天这个充斥着特权的城市——“谁人不知曼哈顿，人人都爱曼哈顿”。
我们可以对此进行总结了，此时此刻，在布隆伯格先生的办公室里，坐着一个亿万富翁，他几乎是靠着自己身后庞大的资产谋得了市长的职位，事实上他做得并不赖。也不比其他人更差，他确实在认真考虑保持纽约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但是，竞争是为了什么?迈克尔.布隆伯格上台后最先做的事情之一便是宣称“我们不会为打算前来纽约投资的公司提供任何补助。”他又补充说：“如果一个公司只有在得到补助后才肯落户纽约，在这个高消费、高标准、寸土寸金的纽约市，如果他们需要补助才肯前来这里投资，那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并不欢迎这样的公司。我们需要的是有实力的公司。”在他的讲话中并没有提到民众，但事实上，他政策的效应已经降临到了普通人头上，低收入的人群特别是西班牙裔不得不从纽约市搬离。这些人因为无法负担在纽约生活的压力，不得不迁移到宾夕法尼亚的小镇和纽约州北部的一些城市。他们在纽约的生活条件令人难以想象。但是，那些富人的生活条件却是非常优越的。这就是我居住的城市面临的现状。一方面，你当然可以享受曼哈顿优越的生活条件，这里相对安全，服务也很不错。但是对于中产者来说麻烦就大了，比如说我自己就很难继续维持在曼哈顿的生活，这批人中的一部分踏入了新自由主义为他们所设计的轨道中。
我前面提到投资银行家从沙特获取了财富，问题在于，他们打算如何使用这些资本?美国经济低迷，他们又能向谁出借这笔财富?他们总不能用这笔钱在曼哈顿盖新的大楼吧;要知道这里早就已经没有下脚的地方了。在1975年剩余资本成为了一个现实问题。那么这笔钱到底去哪了呢?瓦尔特·屋里斯顿，是众多投资银行家之一，他说：“这个简单，我们把这笔钱借给国家，国家是不会跑的，我们总是能找到他们。”所以他们把这笔巨大的财富借给了诸如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甚至波兰等国家。在70年代，贷款利率很低。但在1979年，由于通货膨胀的关系，保罗·沃尔克突然提高了贷款利率。这直接迫使墨西哥政府不得不偿还他们无法承担的高额利息。在1982年墨西哥政府宣告破产。
新自由主义者中的右翼份子并不喜欢IMF。里根执政的第一年，詹姆斯·贝克就提议有效废除这个组织，里根政府也确实准备付诸行动。但他们无法组织墨西哥的破产。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如果你放任墨西哥的破产，所有的贷款都将付之东流，花旗银行、大通，所有的纽约银行都将受到墨西哥破产的巨大冲击。是以他们决定拯救墨西哥，他们也必须拯救墨西哥。美国财政部很快就进入了状态，这时候詹姆士·贝克突然想到“啊，这正是IMF可以帮忙的地方，他们可以帮助我们完成一些‘下流’的工作。”麻烦在于当时IMF正被一群凯恩斯主义者把持，于是贝克所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一些真正的货币自由主义者安插在其中”。他们的行为后来被Joseph Stiglitz称为一次“1982年从IMF和世界银行中清除所有的凯恩斯主义者的行动”。他们带来了其他那些坚信货币主义和自由主义原则的经济学家，然后说“让我们处理墨西哥问题”。来看看他们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吧。他们说：“只有拿墨西哥人民开刀，压榨他们才能从墨西哥人那里把钱给要回来。”曾经在纽约市出现的那一幕又一次重演，如果金融机构的利益与人民利益产生冲突，他们就会毫不留情地掠夺墨西哥人、巴西人、厄瓜多尔人、以及世界上任何地区人民的福祉。所谓的结构调整就是这么干的。与经济调整配套的另一个名词就是机构改革，“抵制强势公会，使劳动力市场自由流通，改革退休金制度。”如此种种之后，结构调整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登堂入室了。这就是IMF在全球的作业方式，尽管难以置信，但位于这股浪潮中心的纽约投资银行顺利成章的成为了聚宝盆。更重要的是，这些银行得以借此进入到全球范畴的金融化过程中。
新的金融工具开始出现，虽然他们中的某些玩意如此骇人听闻。比如说对冲基金，在15年前只有大约300个，现在类似这样的有3000个。最近我们看到诸如某个对冲基金倒闭这样的新闻，但是一些位于行业前列的基金经理，他们每年仍然可以获得2.5亿美元的收入。现在我知道你们都满怀雄心壮志，旨在成为对冲基金经理了，那么看看屋外的世界吧。在金融服务业类似于这样的神话比比皆是。在曼哈顿有许多像他们这样的人寄生在这个特权的中心，成为了跨国的资产阶级，尽管我并不喜欢使用资产阶级这个词汇，但如果你也是如此认为的话，那不得不承认他们沉迷于操纵财富的虚幻之后而无法自拔。就在上周，纽约时报公布了一些最新发布的数据，直接对准了两个有趣的领域。它们被称为利率和货币衍生工具。如果你知道它们好在哪，那我们就可以谈谈它们究竟是什么玩意儿。如果你不了解，那你所要知道的是在1988年，这两者的市值为零，现在达到了二百五十万八千亿美元。还有一样东西，它一般被称为“信用违约互换”，涉及此类金融业务的欠款在2000年为零，现在达到了二十六万亿美金。权己性金融衍生工具在2002年的欠款总额为两万亿，现在的总额大约为六万四千亿美金。文章评论说所有这些未偿还的金融互换和衍生工具总额在今年6月底是将达到二百八十三万二千亿美元。要知道将美国、欧盟、加拿大、日本与中国这些大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加以后的总额也不过三十四万亿美金。这些金融业的从业者正在施展自己无中生有的本事，从这些游戏中变换出无穷的财富。我们的纽约市目前就被从这些游戏中生出的财富所统治着。当然这些财富中有许多也会涓滴出来，眷顾社会，但肯定不会是像我这类人，它们会优待金融服务业，优待法律业，避免纳税。我知道某些业已退休的人每年可以从他的兼职工作中获取四十万美金的收入。这家伙究竟干了些什么呢?他建议人们如何玩国际避税的把戏。这当然是新自由主义最希望看到的。当你看着这些汇总后耸人听闻的数字，试想一下，在过去二十年的时间里，美国人口中前百分之十的人在国家收入中的分配比重整整翻了一倍。这样的事情同样在英国以及那些被新自由主义控制的地区上演着。百分之一的人在过去二十年里，参与国家收入分配的比重是过去的四倍，但是看看那些前百分之零点一的人，他们的收入在过去二十年时间里增长了百分之四百九十七。你所要做的就是看着这些数据，目送那些信奉新自由主义、部分信奉新自由主义、主要信奉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内部，财富不可思议地集中。中国是新自由主义的另一个变种，在这个国家财富以令人咂舌的速度快速地聚集到一部分人手中。
针对新自由主义所导致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新自由主义自它诞生之日起，就是要重建阶级力量，特别是重建特权精英阶级的力量，这其中就包括投资银行家和大公司的高管。这已经从数据上得到一遍又一遍的印证。在这一点上你不得不说这是一个蓄谋已久的的政策，而并不是一场突发事故。滑稽的是，当回顾所有这些新自由主义者的言论，比如斯蒂利茨在90年代宣称：“我们制订了这样或者那样的政策，有趣的是因为突发原因，贫富差距日趋激烈，但那只是我们所取得成就的副产品而已。”不，恰恰相反，这就是所有这些政策的出发点，这就是他们曾经在纽约市所干的事情。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持续几轮的输血照顾后，墨西哥成了新自由主义的忠实追随者，同时世界银行在1988年至1992年期间也被新自由主义所把持。5年后，在世界首富排行榜上出现了大约20个墨西哥人的身影。我相信世界排名第三或者第四的富翁叫卡洛斯·斯利姆，他是一个墨西哥人。墨西哥拥有的亿万富翁数量超过了沙特阿拉伯。对于那些曾经去过墨西哥的人，你是否见到了那里的贫穷?你是否见到了那里大批的失业者?你是否见到了那里所正在经历的痛苦?那里的人民健康状况糟糕，没有公共服务，甚至连饮用水都是脏的。这就是新自由主义干的好事，他们对城市的改造可真是迷人啊。在纽约的那段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新自由主义背后紧跟着巨大的犯罪高峰和人民糟糕的健康状况。事实上如果你回顾新自由主义阶段所有拉丁美洲城市的历史就会发现，除了圣地亚哥外，在那段时间中他们的绝对贫困水平在增加。同时包括圣地亚哥在内的所有城市社会不公平也在迅猛增长。这些事件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城市的分裂;这头是富人的天堂，而另一头却是贫民窟。城市被溶解为一个个富人和穷人的微型国家。纽约市的曼哈顿和布朗克斯就是最好的参照物。数据还显示拉丁城市的城市化就是巨大的犯罪浪潮，这股浪潮苦苦折磨着城市，在过去几个月圣保罗的黑帮会定期占据各条街道，显示他们对城市的掌控力。那里暴力横行，还常常能找到全副武装的劫匪。因为我的妻子是阿根廷人，所以我经常会去阿根廷。上个圣诞节我们就有幸被人制服在地上，劫匪用枪指着我们，然后拿走了一切。在那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没有比这更正常的事情了。这就是收入分配的私有化，我想你们不得不去这么理解。
因此，通过研究这些城市的变迁，我们必须关注的问题就是，究竟发生了什么?已经有一些文学作品，例如麦克戴维斯的《布满平民窟的星球》在谈论这个问题，包括我们也在谈论。我们得了解这个进程，它源自什么，谁制造了它，又是如何被制造的。为了能够了解它，我们得回到一些简单的问题。如果这看起来像阶级斗争，感觉像阶级斗争，那么看在上帝的份上，这就是阶级斗争!而我们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以阶级斗争的办法回击。但是，我学界的朋友告诉我，“阶级”已经不再是一个有效的范畴。我被告之这是在搞破坏：如果你谈论阶级，那么你就是在捣乱，在找麻烦。《华尔街日报》讥笑那些谈论再分配的人，并说“喔，他们准备发动一场破坏性的阶级斗争”，听起来好象所有人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一样。不，我们并不是同一根绳上的蚂蚱。我和那些每年把两亿五千万美元捞进口袋的人不坐在同一条船上。我们在这里。我们必须做点什么，首先我们得承认城市总是矛盾冲突、斗争和发生改变的中心。事实上，目前在不同的城市，总有一些试图改变现状的运动发生，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在巴西和欧洲的一些城市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城市可以是新的政治体制建立和涌现的熔炉。目前最大的困难在于城市被分割成一个个小的微型国家，以至于直到现在还有人告诉我“城市”并不是一个有效的概念。对此我的回答是我们必须重回“城市”的某些概念，如同帕克所说，通过某种政体，我们不仅仅可以重建城市，更可以重建人类关系，甚至重塑我们自身。我们必须从这些角度思考问题，确信这是政治问题，是阶级问题。否则我们将不得不经历下一轮痛苦的重建，并且发现我们自己被动地赞同了现在正在发生的这一切。这就是我留给你们的问题，希望留待大家继续讨论。
[美]大卫·哈维，温莎大学讲座速记，200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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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9-7 19:3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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