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峰回忆文化大革命

甘肃扶贫好

北大出现了1957年后的第一张大字报

林彪讲话事先做了准备，他有个简单的提纲，字有核桃大，他说：“这次是政治局扩大会，上次毛主席召集的常委扩大会，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这一次继续解决这个问题。罗瑞卿的问题，原来已经解决了。陆定一、杨尚昆的问题，是查地下活动揭出来的，酝酿了很久，现在一起来解决。四个人的问题是有联系的，有共同点。主要是彭真，其次是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他杀气腾腾，大讲“政变”，从古到今包括世界各国的政变，认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会有。他没有点名，但大家都知道是指刘少奇。刘没有讲什么。

5月23日，会议通过对彭、罗、陆、杨的处理决定，进行专案审查。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部长，调叶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我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讨论时我说：“我一个人不行，调一个人做副书记。”候选人提了两个，吴德和华北局的什么人。1936年我和吴德搭过班子。他在枣园工作过，康生了解他。最后决定吴德任第二书记，郭影秋、高扬文、马力为书记。

24日又发了《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这两个文件都下发到县团级。

5月25日上午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下午2时许，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在北大学生食堂的东墙上贴出大字报，题目是《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宋硕是北京市委大学部部长，陆平是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彭云是北大党委副书记。大字报的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大校党委，也就是指向北京市委。后来才知道这是康生搞的，他早就派他老婆曹轶欧等人到北京大学串联了。

大字报一出来就将党内矛盾公开了，而且这是1957年以来第一次在北大出现大字报，一下子就引起轰动。学校内部，学生马上分成两派，一派是反对大字报的，一派是拥护大字报的，两派各说各的理，互不相让，形成对立。在辩论中青年人火气大，有个别人动手，以致互相推推搡搡。而且北大有许多留学生，消息马上传到国外。北大的校门历来是敞开的，外面的人闻讯后纷纷进去看大字报。



“文革”前的刘少奇（右）与邓小平

陈伯达康生骗我去北大讲话

这天晚上我接到陈伯达的电话，他要我去北大，说：“形势严重，怕大字报上街，怕串连。现在很多人到北大看大字报，怕人们上街游行。”看来他们放了火，还不知毛主席的态度，怕火烧到自己，急于稳住阵地。

我说：“我不能去，因为中央没有正式通知，师出无名。”这时吴德已到北京，但我和吴德还未正式到北京市委上班，以华北局的名义去也不行。（8）

爱林

回忆得很详细

爱林

文革开始，康生起来坏作用，导致毛主席的文革初衷走入歧途。

爱林

值得思考

甘肃扶贫好

北大出现了1957年后的第一张大字报

林彪讲话事先做了准备，他有个简单的提纲，字有核桃大，他说：“这次是政治局扩大会，上次毛主席召集的常委扩大会，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这一次继续解决这个问题。罗瑞卿的问题，原来已经解决了。陆定一、杨尚昆的问题，是查地下活动揭出来的，酝酿了很久，现在一起来解决。四个人的问题是有联系的，有共同点。主要是彭真，其次是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他杀气腾腾，大讲“政变”，从古到今包括世界各国的政变，认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会有。他没有点名，但大家都知道是指刘少奇。刘没有讲什么。

5月23日，会议通过对彭、罗、陆、杨的处理决定，进行专案审查。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部长，调叶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我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讨论时我说：“我一个人不行，调一个人做副书记。”候选人提了两个，吴德和华北局的什么人。1936年我和吴德搭过班子。他在枣园工作过，康生了解他。最后决定吴德任第二书记，郭影秋、高扬文、马力为书记。

24日又发了《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这两个文件都下发到县团级。

5月25日上午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下午2时许，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在北大学生食堂的东墙上贴出大字报，题目是《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宋硕是北京市委大学部部长，陆平是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彭云是北大党委副书记。大字报的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大校党委，也就是指向北京市委。后来才知道这是康生搞的，他早就派他老婆曹轶欧等人到北京大学串联了。

大字报一出来就将党内矛盾公开了，而且这是1957年以来第一次在北大出现大字报，一下子就引起轰动。学校内部，学生马上分成两派，一派是反对大字报的，一派是拥护大字报的，两派各说各的理，互不相让，形成对立。在辩论中青年人火气大，有个别人动手，以致互相推推搡搡。而且北大有许多留学生，消息马上传到国外。北大的校门历来是敞开的，外面的人闻讯后纷纷进去看大字报。



“文革”前的刘少奇（右）与邓小平

陈伯达康生骗我去北大讲话

这天晚上我接到陈伯达的电话，他要我去北大，说：“形势严重，怕大字报上街，怕串连。现在很多人到北大看大字报，怕人们上街游行。”看来他们放了火，还不知毛主席的态度，怕火烧到自己，急于稳住阵地。

我说：“我不能去，因为中央没有正式通知，师出无名。”这时吴德已到北京，但我和吴德还未正式到北京市委上班，以华北局的名义去也不行。

甘肃扶贫好

陈讲：“形势严重，很可能发生游行。在北大如何贴大字报要做工作，不要上街。”

我想，非中央讲话不可，我也不能给主席打电话，现在夜半三更，也不能和少奇联系，因而没有答应。又拖了一下。

陈伯达着急了，第三次给我打电话，话讲到这种程度：“非你老兄出台不行了。”我还是不答应，他又说：“我们一块去。”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已内定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负责运动的。我没有办法，只好同意了。

这时外事办副主任张彦也来电话说，他刚从康生那里回来，康生让我和蒋南翔一起去。康生的意见是，大字报可以出，但不要搞到各个学校去，不要上街。总理也指示了几条：正面讲毛的伟大决定，对大字报要做几条规定。工作要说服，不能压，要负责人亲自去做工作。张彦说：先和你打个招呼，康生还要找你。

过了一会，康生就来电话了。我先讲了张彦转告的话，他说：蒋南翔已经来过了，你不来也可以。我说：陈伯达来过电话，要我讲话。康生听了表示可以。

这时，陈伯达又来电话催我。我说：“我等你。”我考虑，我一个人上台让群众一包围，我连个报信的人也没有，就找解学恭、池必卿来开会商量。我说我在台上，你们散在台下，聂元梓是太行的干部，池必卿可以做做聂的工作。这一切都安排好了，已是十二点多了。我和陈伯达联系，陈这时却说：“我正在改一篇社论，去不了。”陈伯达要我去北大后开个紧急会议。（这暴露了康、陈两个人的互相勾结。）

我赶到北大临湖轩时，陆平正在主持校党委会。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副部长刘仰峤也在。他们已经开过了一个八百人的党团员干部会。我先听了一段汇报，就说：“已经开过了，那就算了吧。”蒋说：“雪峰同志你既然来了，我们就再开一次。”

陪我上主席台的是刘仰峤和张彦。又要开会，我讲什么?我就叫张彦再提供一些情况，传达周、康、陈的指示。我一边听一边想，心里生气，为什么把我推到台上，算啥!我请张彦先讲讲，我主持会。他不讲，我问总理还有什么指示，他说没有了。

等于原班人马又开了一次会，在党团干部会上我讲了25分钟。后来群众概括为几条：1.不提倡写大字报；2.大字报要内外有别；3.要有领导；4.要有步骤；5.不一定开大会声讨，等等。

会后，我回到家里，睡不着，心里考虑，中央还未吭声，我这样做合适不合适?天还没大亮，就给少奇打了个电话，不想碰了个钉子。我刚说我在会上代表中央、包括总理讲了话，他马上顶了一句：“你不能代表!”

我赶快就说：“那怎么办?我马上写一个检讨，需要公布就公布。”

少奇说：“那也不要。”说完就把电话挂上了。我一听就知道事情不在我这儿。这句话把我解脱了。

通过这一天的事，觉得康、陈是对我来了个突然袭击。本来我对康、陈有些看法，但当时也不敢太怀疑，因为他们都是老资格的同志。

康生对公开发表聂元梓的大字报欣喜若狂

5月31日，陈伯达亲自到《人民日报》社，改组《人民日报》社，撤了吴冷西社长的职务，宣布中央确定派工作组进驻。这是中央派的第一个工作组，而且由陈伯达宣布，并由他领导。改组后的第二天，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指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无论有着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这篇社论实际将林彪“五一八讲话”精神公布于众。社论宣布：“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

6月1日，我们正在开华北工作会议，由我传达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下面递了一个条子，说是由康老那里送过来的文件。我打开一看是康生写的条子。内容是毛主席在杭州对聂元梓大字报的批示，并说今天就要公布。

毛主席批示的内容，因为时间仓促，看得很匆忙，我已记不清了。考虑到事关重大，我在会上念了康生写的条子。

6月1日晚8点，中央广播电台全文播放了聂元梓的大字报，毛主席称赞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这一下子火就点起来了。

康生欣喜若狂，他有一次在大会上说：“大字报广播后，我感到解放了。”而大字报广播后我就十分被动，因为我在北大的讲话与毛主席的评价显然不同。

当天晚上，张承先率少数工作队员进了北京大学。

6月2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以醒目标题《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并发表了评论员的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评论员的文章说“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并说北大的党组织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说“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你们的纪律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残酷无情的打击”。

各高等院校纷纷效仿北大，揪斗校系领导，冲垮各级组织，从此全国高校陷于混乱，一发而不可收。李雪峰文

zrg

李雪峰（一九零七年一月十九日—二零零三年三月十五日），山西永济人，原名张青巽、字柏枫。原中共太行区党委书记、太行军区政委、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华北局第一书记、北京军区第一政委、三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逝于北京，享年97岁。

毕业于太原国民师范和山西大学，饱读文史经哲，信仰马克思主义。在列强侵华、民族存亡之际，因势愤起、投身革命，一九三三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艰苦卓绝，历任山西省工委宣传部长，北平市委书记、直中（石家庄）特委书记。一九三七年十月，遵周恩来指示，率领平汉线省委干部进入太行山区，与一二九师会合于山西辽县（今左权县），在刘邓领导下开创太行抗日根据地；历任晋冀豫省委书记、太行区党委书记、太行军区政委等职。太行地瘠民穷，然党政军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屡破日寇残酷封锁、蚕食、清剿、扫荡，战胜了特大旱灾和罕见的蝗灾，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受到党中央表扬。邓小平评价为：“要兵给兵，要粮给粮，要钱给钱”，太行根据地成为华北最为巩固的根据地和支援解放战争的战略基地。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随刘邓大军南下，参加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任中原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主持新区开辟及建设地方政权，组建第一届河南省委并兼任省委书记、省军区政委。一九四九年任中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一九五二年主持中南局工作，领导中南地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及武汉市）的剿匪反霸、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城市民主改革和恢复城市经济三大运动，该地区的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

一九五四年调京参与中央领导工作，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中南地区工作部部长，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工交办）主任，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部长，组织“一五”计划一百五十六项重点工程、重点企业干部的配置，为全国工交行业党组织的建立、协调中央与地方党政之间的关系、苏联援建的大型工业项目的顺利实施作出了重要贡献。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领导中国国有企业制度的建设工作并参加了其后十多年中央召开的大部分政治局常委会（扩大）、政治局会、中央工作会及中央全会等重要会议。一九六零年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兼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统管华北、文武两兼，指导京、津、冀、晋和内蒙古事务；贯彻中央经济调整的方针政策；参与了我国第一部宪法和“工业七十条”、“农业六十条”的制定等工作。第三届全国“人大”当选副委员长。一九六六年六月，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八届十一中全会、九届一中全会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九大”选为中央军委委员。一九六八年二月至一九七零年十二月任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河北省军区第一政委。文革，圄安徽八年。一九七九年回京，平反后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一九八五年补选为中顾委委员。列席了中共“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

夫人翟英（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一九九九年七月），河北石家庄人。抗战时任辽县（今左权县）县委书记，解放后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委员、中国电子工业总局副局长等。子女中有四人生于太行山抗日根据地。

爱林

李雪峰虽然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因恶人告状被毛主席批评，但毛主席信任李雪峰，所以八届十一中全会、九届一中全会均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九大”选为中央军委委员。由于谢富治的担任北京市革委会主任，李雪峰一九六八年二月至一九七零年十二月任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河北省军区第一政委。

爱林

“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做了错误的估计。”，设定的中央文革组长后来成为九届二中全会认定的坏人，最高顾问临去世揭发原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是30年代的叛徒。甚至党章规定的接班人也背叛了！毛主席自己多次感到自己文革初期获得的感觉是受骗多多，许多是林彪不实谎报。

爱林

文革制定的十六条，规定了不做，十六条说在党的领导下，中央文革小组偏要踢开党委闹革命，十六条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中央文革小组却鼓励文攻武卫，十六条说是思想领域的革命，王关戚趁毛主席不在京，大搞中南海造反派人身批斗会等等，所有都说明了文革必将走入歧途，毛主席良好的初衷被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