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长期停滞新常态成因 供给与需求侧双失败 中产社会解体

焦典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吃人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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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2015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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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日，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为其在针对消费，贫困和福利的分析方面所做出的突出贡献”，领取了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堪称实至名归。实际上就在10月公布获奖后不久，迪顿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与安娜·凯斯（Ann Case）联合发表了一些重大研究成果，而这一研究的新闻价值甚至可以与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媲美。

在分析了大量美国人的健康和死亡数据后，凯斯和迪顿发现中年美国白人预期寿命和健康状况都在不断恶化，尤其是那些只拥有高中或更低学历者。导致这一状况的其中一些原因是自杀，吸毒和酗酒。

美国自诩是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之一，并且除2009年外，近年以来每年都实现了人均GDP增长。而繁荣的其中一个标志本应是健康长寿。但尽管美国在医疗保健上的人均消费几乎比其他任何国家更多（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百分比也是如此），却远未获得位居世界前列的预期寿命。以法国为例，其国民在医疗保健上的支出不到GDP的12%，相比之下支出17%的美国人平均寿命却比前者整整少三年。

许多年来，很多美国人都尝试对此做出解释。他们辩解说美国是一个更加异质性的社会，数字的差异应该是反映了非裔美国人和美国白人之间平均预期寿命的巨大差别。

在健康方面的种族差距显然是赤裸裸的现实。根据2014年发表的一项研究，非裔美国女性的预期寿命比白人女性低差不多四年，而男性之间的差异则超过五年。但这种差异可不仅仅是一个更异质的社会里一个无关痛痒的结果。这是一个美国耻辱的象征：对美国黑人的普遍歧视，体现在黑人家庭收入中位数还不如白人家庭的60%。这种收入较低的影响还进一步恶化，因为美国是唯一不承认获得医疗保健是一项基本权利的发达国家。

对此，一些美国白人试图把低寿命的成因归结于非裔美国人自身，认为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这或许是事实，因为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更集中于美国的贫困人口身上，其中黑人占的比例又高于其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但这些习惯本身就是经济状况的后果，更别提种族主义的压力。

凯斯和迪顿的研究成果表明这种理论已经不再适用。美国正在成为一个更加分化的社会——不仅白人和非裔美国人之间分化，1%和剩下的人之间分化，无论种族的高学历和低学历之间也分化。而如今这些差距不仅可以通过收入，还可以通过死亡寿命来测量。原来白种美国人同样也会因收入下降而寿命变短。

对我们这些研究美国不平等状况的人来说，这方面的证据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一名全职男雇员的平均收入比40年前更低。在凯斯和迪顿所研究的时间区间内男性高中毕业生的工资已经大幅下跌了约19%。

为了维持体面的生活，许多美国人只能依赖从银行借来的高利率贷款。 2005年，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政府让家庭宣告破产并核销债务变得更加困难。随后金融危机爆发，数百万美国人丢掉了工作和住宅。在专为充分就业状况下的短期失业而设计的失业保险耗尽之后，人们只得自生自灭，（除了食品券外）没有任何社会安全网，而政府却出手去解救那些导致了危机的银行。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无法达到中产阶层的生活水平。这场大衰退展现了人们的脆弱性。这些曾投资于股市的人眼看着大笔财富灰飞烟灭；由于美联储无情地压低了短期和长期利率，那些把钱放在安全的政府债券的人，发现退休后的收入减少到近乎零。随着大学学费飞涨，让他们的孩子能得到教育——这算是一点点希望之火——的唯一方法是借钱；但是由于教育贷款基本上从来不会被免除，学生负债似乎比其他形式的债务更加恶劣。

这种金融压力只会让属于中产阶层的美国人和他们的家庭神经更加紧绷。于是吸毒、酗酒和自杀的比率不断走高就不出意外了。

本人曾在在1990年代末担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当时我们开始收到来自俄罗斯的类似坏消息。数据显示自苏联解体后其GDP已下降约30%，但我们对自己的测量方式没什么信心。世界其他地区男性的预期寿命都在上升，俄罗斯的数字却不断下降，这令我们确信当地情况不妙，尤其是在那些大城市以外的地区。

由本人担任联合主席同时迪顿参与的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国际测定委员会（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早前就强调，GDP往往不是衡量社会福祉的优秀指标。美国白人健康状况下降的新数据证实了这一结论。美国这个世界典型的中产阶层社会正在沦为它的第一个前中产阶层社会。

作者Joseph E. Stiglitz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斯福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

英文原题：When Inequality Kills

版权所有： Project Syndicate, 2015

焦典

下午察：那些几乎被遗忘的中国“封城”
作者： 察客  
2022-04-25 20:19 重贴

上海疫情尚未稳住，北京疫情苗头就起。有了上海封城的前车之鉴，北京市民纷纷抢货囤粮，以备不时之需。
刚过去的周末，在微博和微信平台上，除了疯传囤粮清单外，也冒出许多北京上海两地市民交流学习的段子。
微信给这个生动传神的句子刷屏：上海人民在封控中等物资，北京人民在物资中等封控。
一个微博热帖煞有介事说：“今天晚上，帝都人民和魔都人民就物资储备进行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魔都人民以切身感受为基础，从事实需求出发，对帝都人民给予了深切关怀，并作出了高瞻远瞩的指导；帝都人民虚心学习经验，双方沉浸在一片‘买买买’‘囤囤囤’的热烈气氛中，增进了双方友谊的长足发展，并促进了今日GDP的有效增长。” 
北京和上海各顶着首都和直辖市的光环，落脚的中产阶级，包括中国名人和外国人等的占比高，疫情动态很容易吸引目光。一旦出现吃饭难、看病难等混乱局面，迅即传遍社交媒体，外媒也很快就会报道。
相比之下，魔都帝都之外的城市因为资源没那么多、城市体量没那么大，尽管民众有抱怨和不安，也很容易就被人遗忘。  
财新网上周一（4月18日）报道，中国全国至少22个城市或地区“在封”，涉及近3000万人。根据财新不完全统计，这22个城市遍及吉林、山西、黑龙江、江苏、陕西、青海、安徽、河南、广西。在全域静态管理措施下，除核酸检测、就医等特殊需求外，居民足不出户或禁止随意流动，市内公共交通暂停，社会车辆不得上路，学校停课，经营性场所一律停业，形同“封城”。
以创作短视频见称的“一条”网站今天发了一则题为“最长封锁160天，这些城市几乎被遗忘了”的文章，采访了云南瑞丽、广西东兴、黑龙江绥芬河三个边境小城的民众。受访者都以化名方式受访，通过他们的亲身讲述，唤醒人们对中国“在封”城市的关注。

云南瑞丽：160天封城，20万人离开

据报道，云南瑞丽已经断断续续封城一年，有时是封控管理，有时是居家隔离，有时是居家休息。从三年前疫情爆发开始，瑞丽市民已经历九次封城，时间超过160天，前后至少130次核酸。

   云南瑞丽已经断断续续封城一年。图为防疫人员去年3月在瑞丽一小区消毒。（互联网）

根据瑞丽官方发布的数据，最近的一次全民核酸检测（2022月4月18日）约有19万人，而一年前的核酸检测（2021年4月13日）约有38万人。文章得出的结论是，一年内已有至少有20万人离开瑞丽。
瑞丽三面接壤缅甸，边境线长达169.8公里，在疫情暴发之前，进出口贸易繁荣。但这一切在疫情暴发出现巨变。
40岁的李尚在瑞丽生活八年后，终于在2021年7月底离开了。他原本在瑞丽租了一栋楼做青旅生意，也按揭买了一套自住的房子。
封城前，青旅最低入住率有60%，2021年3月31日封城后，生意没得做了。 因为家在封控区，李尚无法回家，只能住在店里，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做核酸。
依靠之前囤的物资和联系骑手送菜，李尚能勉强维持日常生活。虽然不断听到政府发放生活物资的消息，但李尚只收到过一次，是一份凉茶。物价涨了不少，原本一斤8块人民币左右的小米辣，后来涨到近40块。
李尚如今在云南另一个城市租了房子，转行做茶叶生意，赚来的钱除了日常生活开销，还要支付瑞丽那一间至今无法进入的房子的贷款。
他说这一切像是“马尔克斯的小说”。
在瑞丽生活16年，在姐告边境贸易区卖玉石的商人刘珊珊，还在纠结要不要走。“九次封城，我都是一个人在家里，最长的一次待了28天。楼对面有一个人，每天都嘶吼宣泄。”
她多夜失眠，没下定决心离开是因为离瑞一度规定，不能携带生产经营资料，这意味着玉石商人得把身家留在原地。去陌生城市做生意，又需要一笔资金投入。
文章也提到，瑞丽多数中小学，除了高三，长达一年没有复课。孩子每天在家上网课，有时师生比是惊人的1:800。
去年10月28日，曾在2018年任瑞丽市副市长的戴荣里，在微信公众号发文《瑞丽需要祖国的关爱》为这个边城公开请命，呼吁官方应该给予瑞丽大量的财物支持，一度让陷入封城困境的瑞丽受到舆论和官方关注。
但瑞丽所获得的关注热度随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消退，也因其他城市暴发更严重的疫情而渐渐被淡忘。

广西东兴：60天封控 十几万人离开

在毗邻云南的广西，有个与越南接壤的边境城市东兴。当地从2月23日晚开始封控，直到4月24日零时起才开始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前后持续约60天。
据“一条”文章描述，东兴封城进入50天后，当地民众的朋友圈里，一个视频流传开来：一个中年男人，正在抱头痛哭，连续50多轮核酸检测，已经让他濒临崩溃。这也是自2020年初疫情爆发以来，东兴市最漫长的一次封锁。

   去年12月27日在东兴市中山社区核酸检测点，市民在进行核酸采样。（新华网）

四川人古月在东兴生活了六年，主要做越南特产的生意，卖榴莲饼、盐焗腰果、咖啡和旅游纪念品，有两个孩子要养活。
疫情暴发之前，东兴口岸一片灿烂，如今只剩一片萧条。古月说，她已经50多天没怎么出过门了，出门主要是做核酸。网格化管理后，整个小城分为有疫区和无疫区，一旦一栋楼里有阳性病例，会将整栋的居民拉去隔离。
封锁带来的生存问题，虽然能通过“群接龙”的方式买到菜，但物价涨得厉害，原来两块钱一斤的青菜，现在要七块钱。跑腿费从最初的10块钱，上涨到20块。古月一家五口人，极尽控制，以前最基本的生活开销要50块，现在“100块也打不住”。
古月的朋友、同在东兴口岸做生意的柳现在封城第30天时萌起“出逃”念头，目前已回到家乡汕尾。当时离开的政策是，自费在酒店隔离五天，每天的花费是100元，酒店环境极为简陋，但他归心似箭。“我看不到任何希望，就决定走了。”
虽然已回到了家乡，柳现留在东兴的，是积压在口岸商铺里价值十几万的库存，其中很多是保质期有限的越南食品。
文章说，从最近一次东兴市全城核酸筛查数据推算，东兴人口已不足七万人，意味着十几万外地人已陆续离开。

黑龙江绥芬河：“每个人情绪都非常不好”

东北的黑龙江绥芬河，自今年1月25日以来，已断断续续封城快三个月。
20岁的绥芬河本地人小方说，最大的痛苦还不是生活的不便，而是她失去了睡眠。
据文章描述，小方有复杂的精神类疾病史，焦虑症和失眠症反复发作，她所需要的镇定剂和安眠药都面临断药的风险。“处境很为难，但是大家又普遍觉得，这好像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急症，所以找不到任何开药的途径。”
长期的失眠同时诱发了严重的皮肤过敏。直到最近几天，城市开始部分地复工复产，她才开到了药。

   2020年4月10日，工作人员在绥芬河一家隔离宾馆门前。（新华网）

绥芬河与俄罗斯接壤，2021年以来，这座边境城市在输入性病例前显得尤其脆弱。到了今年，断断续续几度封城，俄货一条街自疫情以来，已经倒闭了大半。
小方说，她家里囤货还算丰富，父母工作相对稳定，属于这座城市里受到影响较小的一批人。即使如此，她也感觉到每一个家人都在封城里受困。
她母亲在学校工作。疫情发生的三年里，绥芬河市的中小学生几乎没有再重返过校园，所有的教学都在网课上完成，而这座小城里的很多老师曾经连电脑都不会用，大家都尽力维持教学质量。
小方说：“这几个月，每个人情绪都非常不好，我经常和爸妈吵架，也时常听到楼上楼下吵闹的声音传过来。”

边陲城市需要更多关注和帮助

每一次“封城”的背后，都是无数个小市民的牺牲。他们的生活完全被打乱，生计大受影响，有的困守原地，有的出走后仍被梦魇牵绊，这都是每日疫情数据捕捉不到的疫下生活面向。
相比之下，上海比边陲城市拥有更多的优势和资源。虽然次生灾害频传，但作为中国四大直辖市之一、相对开放的经济中心，加上当地网红网民的发声获倍数扩大，上海疫情每天都被外媒和中国舆论紧盯。
中国网民和新媒体平台自发地以文字和影音的方式记录封城记忆。在“一条”的长文发出之前，一个名为“四月之声”的视频，以封城下的上海空拍黑白画面为背景，记录了上海官员和民众在段时间内的各种讲话，有居民呼吁政府发放物资，也有邻里间互助的声音片段。这些封城记忆当下看或许难受，但只要咬着牙挺过去，日后回看，对官方和民间都是宝贵的经验。
中国坚持冠病“动态清零”政策不动摇，意味着任何时候都可能有一些三四线城市或边陲小城处于或将进入“封控”状态，这些地方其实比一线城市还需要更多的关注和帮助。上海、北京的疫情走势因牵动政治和经济大局，而“天然地”吸引众多目光，但不管是位处中心还是边陲，生命的重量应是同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