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是美帝国主义世界经济秩序 日本结构性危机教训

焦典

中国应吸取日本救市教训 没有人真正知道股市会跌到哪

2015年09月14日 07:10
来源：凤凰国际iMar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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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多一点以前，我写过一本关于20世纪日本金融兴衰的书籍。后来我发现，这本书出现了中文盗版版本。

中国监管者和银行家因为这本书来找我，并解释了他们的思路：“我们希望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以便得到不同的结果。”中国方面在研究日本上世纪80年代的疯狂泡沫，以便让政策制定者引以为戒。

北京方面现在有必要温习日本的教训，这与其说是泡沫的教训，不如说是泡沫破裂之后的教训。如果你想要看看政府试图支撑股票和土地价格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况，那么东京的故事令人警醒。它表明，干预不仅会有财务成本（因为它们极少持续管用），而且会对投资者的心理造成持久拖累。

想想两国的相似之处。在过去20年里，中国通过大举投资打造工业出口机器，实现了引人注目的高速经济增长。这种增长受到以银行为中心、政府控制的金融体系的支持，后者在牺牲消费者利益为代价，向重点行业输送廉价融资。换言之，资金的价格由官方制定。

这基本上也是日本在二战后几十年所做的事情（尽管与中国相比，日本的此类政府控制更为微妙和间接）。

但日本模式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改变。随着日本经济发展成熟，日本公司对银行廉价信贷的需求下降，而且随着日本越来越富裕，投资者开始寻找投资机会。日本政府逐渐开始从银行占据主导地位、受到严格控制的金融体系，转向貌似向外部世界开放的某种资本市场。然而，日本的自由化步伐既迟缓又没有章法（即使不是完全武断的话），随着大量资本涌动，资产价格被推高，形成了泡沫。

货币政策和汇率波动让问题更加恶化。因此，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股票和土地价格大幅飙升——这在很大程度上和中国一样。中国政府近年也不规则地小步走向自由化，拥抱一些资本市场架构。

但真正重要的教训在于日本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1989年12月，日经股指触及38915.87点的峰值，但随后大幅下跌，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跌幅高达60%。日本官僚最初以为这只是临时性的下跌，因此没有要求银行重新定价它们投资或贷款的价值。但接下来随着价格不断下跌，日本政府试图提振资产价格，有时采取公开的购股举措，但通常是通过更为隐秘的干预措施（银行持续滚转坏账，大公司持续相互支撑股价）。

这些举措取得了效果，不过只是暂时的。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股价似乎在较低水平企稳。但在1997年有消息传出银行拥有大量未确认亏损（后来总数达到近1万亿美元）的时候，金融危机爆发了，资产价格暴跌。到了那时，金融体系也深受信任严重匮乏的困扰。

在持续10年基本上徒劳的干预之后，投资者不再相信日本官僚真像二战后几十年里貌似的那么无所不能。但他们也对“市场”价格没有多大信心，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些是得到扶持的价格。日本因此陷入困境：曾经支持资产价值的传统信心支柱崩塌，但没有其他支柱可以代替它们。

没有人真正知道资产的“清算价格”（交易员喜欢说的术语），也就是如果市场不受干预的话，价格将会下跌多少。投资者感到忧心忡忡，担心可能曝出再次压低价格的坏消息。

或许中国将不会重蹈日本覆辙；一些官员肯定似乎热衷于尝试。但就现在而言，两者的历史相似性十分突出。今年夏季，中国政府动用约2000亿美元购股，现在它正设法阻止投资者抛售股票。然而市场距今年最高点已下跌大约40%。市场逐渐不再相信官僚有能力兜底价格，但投资者对市场机制的信任也遭到削弱。

换言之，人们最好还是希望中国政府能够隔海东望，记取日本的教训：在没有人知道如何确立价值、没有任何清算价格的时候，局面有可能多么危险。(英国《金融时报》 吉莲•邰蒂)

焦典

房屋空置让日本空城越来越多 业内：日本或变无人区
2015年09月14日 10:19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9月14日电 据日媒报道，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近日的一项最新推测显示，由于人口减少，到2040年日本房屋空置率将达到40%。如果不采取有效手段，日本空置房屋面积将超过有人居住的房屋面积。

对此，一位日本房地产工作人员略显夸张但忧心忡忡地表示，“日本的空房子越来越多，这样下去，日本很多地方会荒废，发展到最后，日本有可能变成无人区。”

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14年该国约有100万新生儿出生，比2013年减少近1万人，日本已经连续4年出生率下降。与此同时，死亡率却持续上升，2014年近130万人死亡。

也就是说，每年日本人口净减少达30万人。关键是这一数字还在不断扩大，到2050年日本人口将减少至9700万，比现在减少3000万人。

有分析指出，日本人口的减少，直接影响到了房地产业。由于房屋无人居住，房价下跌，很多人手中的房产不得不“贱卖”。但是，租不出去的房子又有谁会购买呢？这种现象在日本农村更为明显。

大门紧闭，杂草丛生，耗子乱跑，乌鸦狂叫。这就是千叶县一个农村的景象。这个村子的年轻人大部分到城市里工作，留在村里的都是些老人。莫大的乡村竟没有一个小孩。

一位老人说：“以前，村子里也有很多人，但年轻人不愿在家种地，纷纷跑到城里工作。我自己的孩子也是，一年也回来不了几次，有时候好几年都不回来”。老人说：“不过这也没办法，农村除了自然环境好点，什么都没有，挣不到钱啊！这房子等我跟老伴死了就会空了，这村子等我们都死了也就没了。”

其实，连日本城市都面临着相同的问题。日本房地产研究结构的调查显示，不久的将来，东京核心地区千代田区的房屋空置率将达到36%，中央区为28%，目黑区为27%。

有分析指出，人口减少已经明显制约了日本房地产业乃至社会的发展。房地产业本应是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在日本却成为了一个沉重的包袱。人们不愿在房地产行业就职，因为根本没有什么前途。

对此，一位日本房地产工作人员说：“干完这一年，我也打算不干了。现在这个城市的新建房屋屈指可数，跟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相比，那真的是差太远了。很早之前就想辞职，但社长一直挽留。去年社长因病去世了，我也只有另谋生路了。”

焦典

不停抛售大陆资产 官媒批李嘉诚“过桥抽板”
2015年0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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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综合讯）近日中国官方媒体将矛头指向香港首富李嘉诚，批评他在中国大陆经济遭遇危机的敏感时刻，不停抛售在大陆的资产，是对大陆当初招安的过桥抽板。

长和：属正常商业行为

不过，李嘉诚旗下长和的发言人上周日回应称，集团没有撤资，属正常的商业行为。

据网易等多家中国大陆及香港媒体的报道，大陆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批准成立的“瞭望智库”上周六刊登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究员罗天昊文章，批评长和系撤走中国资产，是“失守道义”的行为。

“瞭望智库”刊发题为《别让李嘉诚跑了》的文章指李嘉诚“不顾念官方此前对其在基础设施、港口、地产等领域的大力扶持，在中国经济遭遇危机的敏感时刻，不停抛售，造成悲观情绪在部分群体中蔓延，其道义的高点，已经失守。”

文章称，“众所周知，在中国，地产行业与权力走得很近，没有权力资源，是无法做地产生意的。由此，地产的财富，并非完全来自彻底的市场经济。恐怕不宜想走就走。”

文章指，低买高卖虽然是市场经济，但地产和港口等产业恰是中国最不市场化的产业，“没有权力的扶持，哪里来的机会？合作时借权力，卖出时说市场，似乎双重标准，让人难以淡定。”

文章再进一步称，中国经济增速放缓，需要过渡到增量改革和存量改革并重的模式，说白就是“打压富豪，收买底层”，而在此背景之下，李嘉诚“已经看到这种苗头，一叶落而知天下秋”。

有媒体前天在“瞭望智库”官网上搜索有关评论文章，结果显示文章已经被撤下。

过去几年一直有关于李嘉诚抛售大陆资产的消息公布。最新一宗是今年7月底，当时澎湃新闻指长实地产寻求出售上海陆家嘴的综合体世纪汇，报价最高200亿元人民币（44亿新元）。若成功出售，长地在上海的核心商用物业将只剩下两个。

2013年至今，长地在大陆和香港市场再也没有进行新增投资。一些港口和香港的零售资产也被李嘉诚逐渐出售。

中国社科院去年发表的《城市竞争力蓝皮书》曾指，李嘉诚频频撤资，可能影响香港的营商竞争力。

和讯网登载来源为占豪微信，题为《李嘉诚撤离中国意味着李家在走下坡路》的文章则指，看看近几年中国富豪榜的变化，起来的多是新经济领域的佼佼者，房地产创造富豪的能力已大幅衰退。李氏家族过去主要靠房地产的暴利获得超速发展，其家族过去对新经济投入相对要少得多。在此情况下，随着时间推移，李氏家族的资产获利能力必然会快速衰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未来一二十年将是李氏家族在财富领域影响力的快速衰退期。

众所周知，在中国，地产行业与权力走得很近，没有权力资源，是无法做地产生意的。由此，地产的财富，并非完全来自彻底的市场经济。恐怕不宜想走就走。

——《别让李嘉诚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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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李嘉诚资产外迁路线图 欧元疲软回报更稳定
2015年09月14日 10:00
来源：长江商报

长江商报消息 “世纪大重组”后，境内唯一上市公司电能实业宣布将退市

□本报记者 黄聪综合报道

作为改革开放初期第一批打入中国大陆市场的港资商人李嘉诚，通过去年以来的一系列大规模资产腾挪，最终完成了公司注册地的全部外迁。

在完成了长江实业和和记黄埔有限公司的“世纪大重组”之后，香港首富李嘉诚仍未停止对旗下资产的腾挪。9月8日，李嘉诚手上的另外两家上市公司长江基建集团有限公司(长江基建集团，01038.HK)与电能实业有限公司(电能实业，00006.HK)联合发布公告宣布，前者拟以116亿美元的换股形式合并电能实业，以寻求公共事业业务的进一步扩张。

电能实业是目前李嘉诚的长和系10家上市公司中唯一一家在中国境内注册公司，随着它并入长江基建后将会退市，这意味着庞大的李氏长和系企业注册地将全部迁离中国。不仅如此，2014年以来，李嘉诚通过资产转让等方式陆续套现，加上今年7月对上海陆家嘴在建综合体世纪汇的转让意向，总计或超千亿；与此对应，李嘉诚下属公司连续三年都没在大陆拍地。对于过去两年一直在香港和内地两地进行资产拆分和出售的李嘉诚而言，撤离香港和内地或将成为既定的事实。

拟以换股方式合并

根据长江基建和电能实业的联合公告，长江基建拟以换股的方式合并电能实业，具体合并方案是：要约人向计划股东提出有条件股份交换邀约，除了长江基建目前已持有电能实业约38.87%的股份外，剩下的每股电能实业股份按照每股换1.04股长江基建股份的方式进行换股，换股比率由长建与电能截至9月4日的5个交易日的平均收市价而定，无任何溢价或折让。同时，长江基建将派发每股5港元的特别股息。

合并计划预计将在2016年初或之前完成。计划完成后，电能实业将退市，长江基建则在合并之后继续维持上市地位，长和作为长江基建的控股股东地位不变，但持股比例由目前75.67%降至49.19%。通过换股合并，长江基建的公众持股量上升，流通性也大大提升。

分析称合并将是双赢

在9月8日晚间举行的传媒发布会上，李嘉诚长子、长江基建董事局主席李泽钜表示，之所以选择长江基建和电能实业合并，是因为合并完成对于公司市值、信贷能力都有所利好，有利于今后收购大规模资产。“长建的海外业务经验较多，所涉及的范畴亦较阔，而基建业务亦属资本密集的发展模式，合并对集团于基建行业发展有更大优势。”李泽钜称。

针对这次重组，摩根大通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合并对于长江基建和电能实业股东都是双赢局面，不仅可以帮助电能更有效地使用现金，长江基建也可通过两家公司坐拥750亿元现金用作未来并购。

“合并后长和实业持有长江基建的股份会被稀释至49%，长江基建由此成为长和实业的联营公司，前者的负债将不会合并到长和实业的负债表中，这可以降低长和实业的负债比率，帮助长和实业提高信用评级，令长和作收购时更有弹性”，瑞信一名分析师告诉记者，由于近年长江基建扩张步伐较快，负债表较为紧张，两公司合并，也可壮大长江基建的资产负债表，令其投资领域更有弹性。

原因猜想

这不得不再次引发外界关于“李嘉诚撤资香港”的猜测。对此，李泽钜在发布会上再次回应称绝无此事，“长建有85%业务位于海外，电能也有大量海外业务，属于国际公司，在海外注册十分合理，今次合并与撤资和政治因素无关。”

内地房企壮大致收缩业务

李嘉诚逐步撤离中国市场，是否预示着其不愿意再依赖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易居研究院副院长认为，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迅速发展，内地一批优质房企的壮大，土地出让与管理的严格化、规范化，一线城市地价快速上涨，房地产黄金十年逝去、行业利润率不断下滑，包括李嘉诚在内的诸多传统港资开发商，已经没办法在内地继续购地、开发，项目越来越少，经营规模必然持续萎缩，机构与团队配置也必然压缩。即便是优质物业，持有经营的价值，相比以前也显著下降。

这只是房地产领域的内因，而李嘉诚的卖房、撤资，可能还涉及房地产之外的因素。比如，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由高增长进入中增长，内地投资机会与价值，相比之前10-20年减少了。李嘉诚一直是多元化、跨国化发展，房地产只是产业之一，收缩内地房地产业务，做大其他业务，加大在英国等国际投资，也属正常。

欧元疲软使得回报更稳定

近年来，李嘉诚一系列的交易被质疑为撤资中国。对于这种说法，李嘉诚曾多次否认是“变相迁册”，也强调不是撤资。他本人曾公开表示，将公司注册地搬去开曼群岛，并非对香港没有信心，主要是为了做生意方便。不过，业内人士认为结合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和国内环境发生的改变，李嘉诚如今的资产拆分和迁册交易颇为耐人寻味。

一位研究李嘉诚的学者表示，李嘉诚麾下的长和系已经将业务重心从中国转向了欧洲。过去18个月，李嘉诚投资200多亿美元进行各种交易，包括收购英国第二大移动运营商、一家荷兰连锁药店和一家英国列车车厢制造商，以及将他旗下意大利电信公司和规模更大的竞争对手合并等。欧元的疲软使得能够提供稳定回报的欧洲资产比中国更加便宜，这也是李嘉诚此举背后的一个动机。

焦典

日本经济政策与新自由主义

李月 古賀勝次郎 · 2015-09-17 ·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文中英国的“劳动党”应译为“工党”——焦典）

　　内容提要：英国、美国分别于上世纪70年代末与80年代初，建立了新自由主义的撒切尔政权与里根政体。日本也于1982年在中曾根首相的领导下开始了新自由主义改革，然而中曾根改革只能被称为是日本新自由主义的萌芽，日本真正开始新自由主义改革比英国、美国要晚十多年。造成这一迟延的主要原因是日本在当时并没有发生西方世界的资本积累危机以及日本的资本全球化迟缓。同时，当时日本奉行的“开发主义体制”又成为日本推行新自由主义的障碍，使得日本新自由主义只能在逐步的障碍克服中，迂回曲折地前进。
　　关 键 词：日本 新自由主义 经济政策 开发主义体制 小泉改革
　　作者简介：李月，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 300071);古賀勝次郎，早稻田大学 社会科学研究科。(日本 東京 169-50)
　
　1978年是新自由主义向世界扩展的开始，是世界社会经济史上具有革命性的转折点。然而，将日本置于这一新自由主义大潮中，会发现日本新自由主义道路是极为迟缓而曲折的。笔者认为，日本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迟缓与日本资本的全球化迟缓和自民党利益诱导性政治具有低效率产业保护主义的性格有关，分析“日本的新自由主义”，首先必须从这一点开始讨论。

一、新自由主义在日本的产生

　　1979年，英国的撒切尔政权首先开始了新自由主义改革，美国的里根政权紧随其后，日本也在1982年出现标榜“战后政治总决算”的中曾根政权。有观点认为，中曾根的政治改革，尤其是第二临调的行政改革是日本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开始。然而实际上，中曾根政权的新自由主义不是日本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开始，最多可以视为早熟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实验。[1] 和美国、英国不同，当时的日本在发达国家中最早成功地克服了经济不景气，又因为顺利度过了第二次石油危机，并没有造成深刻的资本积累危机。也就是说，日本当时并没有形成新自由主义产生的环境。因此，中曾根改革只能被视为日本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萌芽，真正开始新自由主义改革需要等到20世纪90年代中叶细川政权时期，比英国、美国要晚10多年。

　　笔者认为，日本的新自由主义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迟延的原因有二：第一个原因是由于作为新自由主义化原动力的资本积累危机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并没有出现。日本的资本积累体制引致了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开始的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克服了因石油危机带来的严重不景气。又因为日本的资本积累体制不同于二战后的福利国家体制——被迫实行收入再分配以及严格限制资本权力的阶级妥协。因此，在80年代西方资本积累危机肆虐的时候，日本并没有发生资本积累危机。

　　日本新自由主义延迟的第二个原因是，日本资本遵守“开发主义体制”，推行出口主导型增长模式，结果导致日本资本全球化较晚。日本的所谓“开发主义”体制是以企业支配、企业主义的工会运动、承包制、自民党实行的企业优先的财税体系等为支柱，支撑着日本经济无比的竞争力。因此在冷战结束后大的世界竞争到来之前，能够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

　　以上原因使得当时的日本并不具有适合新自由主义产生与发展的环境。因此，日本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延迟，可以说是作为非福利国家类型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特有的新自由主义化过程。

二、日本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阻碍

　　　任何一种新的思想、新的主义、新的意识形态在推行过程中都会遇到来自于该国家原有体制、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的阻碍及挑战。日本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推行亦是如此。

1.新自由主义的类型和原有的国家体制

　　新自由主义改革在任何国家的实施都会带来原有国家体制的改变，原有国家体制的不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类型亦存在差别。英国和美国等国家，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阶级妥协、福利国家体制成为资本积累的障碍，通过对其改变开始新自由主义化。与此相对，中国和俄国通过改变原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在保留其国家权威主义的同时，开始新自由主义化。另外，韩国等国家一边维持原有的国家体制，一边通过部分改变开始了新自由主义化。不管哪个国家，在新自由主义化的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与该国工会运动和劳动者、职能组织等支撑现有制度的社会力量之间产生激烈的权力斗争，以便消除现有的制度所存在的各种弊端。

2.日本新自由主义改革之障碍

　　在讨论日本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特殊性时，首先必须面对作为新自由主义重建对象的国家体制问题，即，新自由主义之推行“障碍”问题。英国、美国新自由主义化的对象都是其福利国家体制。其中，尤其是拥有以强大的产业间工会运动为背景的劳动党的英国的福利国家体制，是其新自由主义化的典型“障碍”。不过，早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的工会运动就被束缚在企业内，实现了强大的企业社会统合。该体制和福利国家体制不同，是对资本积累极为有利的体制。日本的这一国家体制，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自由民主主义体制下的大众社会统合的一种形态，是现代国家的一种类型。同以强大的劳动运动为前提、以阶级妥协为特点的福利制国家体制相比，其资本权力更为强大，阶级妥协性较小。日本学者后藤道夫，将这一现代国家的类型称为“开发主义国家”。①

　　(1)“开发主义国家”的统合特征及阶级权利

　　“开发主义国家”和福利国家相比有两个特征：一是日本的“开发主义国家”不是两党制，而是自民党一党执政，在其统治下进行国民统合。在企业支配下，产业间工会运动的力量不强，劳动者被按企业分割统合。因此，劳动者的政治要求和企业的发展、繁荣相一致，没有培养出以强大的工会政治力量为背景、要求独立的劳动者政党掌握政权以实现其政治要求的想法。这使保守的自民党一党执政得以实现。这样，对劳动者阶级的让步就小。这种国家体制是通过国家系统介入经济以促进其发展的“大国家”体制，不是像福利国家那样起到限制资本积累的作用，而是起到促进资本积累的作用。因此，此时日本的新自由主义化目标并不明确。

　　(2)“开发主义国家”及利益诱导性政治

　　日本“开发主义”的另一个特点是，代替劳动者党政权进行的福利国家的再分配，通过以增加税收为杠杆的自民党的利益诱导性政治、以公共事业投资的形式进行再分配的政策，统合无法直接享受发展恩惠的地区、农业部门和当地中、小产业的保守政权。自民党将增加的税收，不是通过福利而是公共事业投资和补助金的形式分散到地区和中小零售企业，将其周边阶层培养成自民党的群众基础。这不仅支撑了自民党一党执政的稳定，而且此方式也远比福利国家型的阶级妥协更能促进发展。

　　日本的“开发主义国家”由于没有政权交替，因而能够通过国家的系统干预，采取对资本积累有效的社会资本投资、规制、税收、财政等措施。“开发主义国家”具有进行这一系统国家干预的优秀官僚机构，尤其是除大藏省外，通产省作为致力于创建这一竞争制度的官厅发挥了很大作用。这样，缺乏政权交替的支配政党和官僚机构的一体化为资本积累提供了有效的体制保障。

3.“开发主义”弊害的暴露——实现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条件

　　但是，这种日本的“开发主义”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日本资本进入海外、自由市场的扩大引起全球化竞争的激化，原有体制开始出现不利于资本积累的弊病。

　　第一，在日本“开发主义国家”庇护下成长的日本企业，随着亚洲特别是中国加入竞争，美国等先行新自由主义国家企业竞争力的恢复，在新一轮的资本海外扩展中，逐渐丧失了其原有的优越性。特别是9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急速发展，凭借着其低成本优势，使得日本企业急速丧失竞争力。以前被视为日本强大竞争力之源、被称为“日本式经营”的企业经营模式，也在新一轮的竞争下丧失了有效性，为了提高企业效率，日本开始对原有“日本式经营”、“日本式雇佣”的企业经营模式提出了重建要求。

　　第二，以前作为日本的强大资本积累体制基础的官僚干预主义体制，造就了日本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然而，在企业的海外发展和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下反而成为发展的桎梏。要想向海外发展、在海外的激烈竞争中取胜，不可避免地要打破国内原有的产业结构，淘汰无效率的产业，允许外国的企业和商品自由进入。日本财界强烈希望重新构建有益于跨国公司发展的产业结构。但是，要想打破原有的产业结构，无疑会遭到官僚机构的抵制。

　　第三，自民党一党执政所进行的利益诱导性政治在冷战时期为国家的安定作出了很大贡献，为了继续其利益分配，经常需要庞大的财政支出。[2] 财政支出几次辗转又成为企业的税务负担，这对在竞争激化中已无余力的大企业来说，无疑是其发展的又一桎梏。同时，又因公共事业投资和补助金政策在国内留下了许多无效率的产业部门，给全球化企业增添了负担。自民党这种利益诱导性政治造成的高负担和弱小产业的残存，被财界称为“双重高成本”，要求打破。

　　这样，开发主义官僚体制、自民党利益诱导性政治造成的高负担和保护弱小产业成为经济全球化下阻碍日本企业竞争力的两大障碍。日本的“经济同友会”也曾提出：为保持21世纪日本有活力的经济基础，确保国民生活的丰富和安全，日本现在面临的最大课题：第一是经济的高价格、高成本构造;第二是公共部门肥大化造成的负担增大。只要不克服这些课题，就无法建立在世界大竞争中取胜的强大经济基础，也无法创建物质丰富的高龄社会。

　　这样，日本进入20世纪90年代，要求对曾经作为日本经济发展和资本积累基础的“开发主义国家”体制进行根本重建。这是日本新自由主义改革条件的成熟以及真正的开端。[3]

三、日本新自由主义改革实行的接受过程

　　如前所述，日本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终于在重建现有国家体制的“政治改革”过程中陆续开始。这里根据改革的不同阶段的不同性质，大致可以分为80年代中曾根内阁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萌芽期，桥本龙太郎政权开始真正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第二期，桥本政权崩溃到森喜朗政权的第三期，以及小泉纯一郎政权的第四期。日本新自由主义改革由于面对独特困难，其前进迟缓，并且只能采取迂回曲折的渐进式道路。

1.日本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萌芽——中曾根改革

　　在新自由主义盛行欧美的影响下，日本的中曾根政权紧随撒切尔政权和里根政权开始对经济实行一系列的所谓新自由主义改革。主张废除大政府，标榜小政府、放松管制、促进竞争、减少福利教育的预算、削减公务员、抑制工资、对一系列大企业进行民营化。1981年召开的临时行政调查会，以及1983年的临时行政改革推进审议会确立了中曾根政权以“从官到民”和“从国家到地方”为目标的改革方案。

　　首先“从官到民”是指，民能够完成的事都交给民自己去完成，官少加干预。限定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即政府规模的指导线，并认为指导线有必要比西欧各国的干预程度(GDP比50%左右)更低。[4] 根据此项原则，中曾根政权开始大力降低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程度，从财政预算来看，1982年的财政预算要求相对前年保持零增长的水平，1983年则要求财政预算实现负增长。并在此原则的指导下，使公社、特殊法人合理化，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民营化政策。

　　其次“从国家到地方”是指，地方能够完成的，交由地方自己完成，发展地方自治体。1986年，首先对福利设施的权力进行了相关的改革，使其从机关委任事务改革为团体委任事务。而后于1990年修改了福利法，有关上门服务相关的一切权力，都下放给市、町、村来完成。另一方面，从1985年开始，中曾根政权正式开展了削减补助金的计划。同时，改革从满足国民最低生活水平的观点出发，抑制地方交付税。

　　这样，地方政府随着事务事业的增加，以及国家给予的财政保障的削减，地方的公共服务只能相应地进行瘦身。因此，当时的政府提倡推行自上而下的严格的定员管理和民间委托的“地方行革”，要求超越国民最低生活水平的公共服务应当由该自治体居民自己负担支付，以及提倡民间企业利润极大化原理导入的“自治体经营论”。

　　然而，80年代初的中曾根改革，虽然已经根据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对日本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是此时日本的新自由主义化改革的条件并不是很成熟。[5] 日本还处于出口主导型的经济阶段，海外生产、跨国公司并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部分，国内大型公共事业政策仍在进行。因此这一阶段的日本只能说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萌芽阶段。

2.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全方位展开——桥本内阁时期

　　20世纪90年代，随着日本“开发主义体制”的弊端逐渐暴露，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路线在日本全方位展开。1985年“广场协议”以后，日元开始逐渐升值，到90年代更为显著，从之前的1美元等于240日元，急速上升为1994年的1美元等于79日元。以此为契机，90年代开始，日本的经济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随着日元的大幅度升值，日本企业海外投资急速增加，国内的大企业纷纷以跨国公司为战略目标，向海外进军。[6] 日本企业的这一经营策略的重大转变可通过当时的数据得以表明。

　　由上表可见，自80年代以来，尤其是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本海外投资规模急速扩大。1990年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与GDP的比值达到7.0%，当年的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与GDP比值为7.9%，德国为10.1%。可见，当时的日本海外直接投资与GDP的比值上已经与西方接近。同时，正是在这个时期，日本的松下电器、索尼、丰田等大型企业，在短期内迅速向海外扩张，成为了与欧美大型跨国企业相匹敌的大型跨国公司。

　　正是在日本海外投资的激增以及跨国公司的日益壮大的基础上，桥本内阁(1996～1998年)开始了六大改革，即，(1)金融改革(日本金融大爆炸);(2)行政改革;(3)经济构造改革;(4)社会保障构造改革;(5)财政构造改革;(6)教育改革。这些改革是进一步适应全球化世界的大竞争时代的要求，代表日本跨国公司的利益，亦是新自由主义政策在日本的初步体系化的推行。[7]

　　但是，随着桥本内阁从1997年4月开始，把消费税率提高到5%所引起的消费萎缩，以及山一证券和北海道拓殖银行的经营破产等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深化，桥本逐渐失去了国民的支持，在1998年7月参院选举失败后辞职。之后的小渊内阁再次强制实行大量发行国债和扩大大型公共事业的金融改革以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这一路线一直延续到小泉内阁。

3.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渐进期

　　但是，日本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并没有顺利地持续下去。在桥本内阁实行的紧缩政策下，日本金融体制改革漏洞百出，并由此使日本经济陷入了严重的不景气，又由于新自由主义的桥本内阁迟于削减支出，更是加重了当时经济的不景气。结果，自民党在1998年参议院选举中大败，桥本内阁解散。

　　这个事态显示出，不要说政治改革，就是政治体制当时还没有成为稳定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体制。在自民党政权下强制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打击自民党的支持基础，就会陷入动摇自民党政权自身，停止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困境。

　　因此，面对此种困境，人们提出对症疗法。即在新自由主义改革中停止财政构造改革，再次启动对周边部门的补贴，以尽快重新获得背离自民党的农村和城市中的自营业者阶层的支持的政策。这是放慢新自由主义改革速度的政策，得到了日本财界的支持。

　　实施对症疗法的是，作为新自由主义渐进派而成立的小渊惠三政权以及继之的森喜朗政权。他们停止财政支出削减政策，相反开始大肆进行公共事业投资。这样在小渊、森政权下，财政赤字和国债像滚雪球一样膨胀。不过，即便如此，小渊、森内阁也并没有完全停止新自由主义改革。

　　该内阁实施的中央省厅的重组，其目标是建立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官僚机构，统合、缩小具有福利国家功能的省厅和部局。此外，也建立了为创建适合新自由主义实行的官邸主导体制的诸机关。新自由主义的司令塔——经济财政咨询会议等就始于这一时期。

　　然而，新自由主义渐进派政权下的财政政策，并没有顺利恢复日本民众对自民党的支持。尽管大肆投资公共事业，但没有得到农村和大城市自营业者阶层的支持，反而，更引发了大城市的白领阶层对自民党的不信任。此时，以前“开发主义”时代的自民党政治的稳定显然已经不能恢复。财界的忍耐也达到了极限，新自由主义的真正政权开始出现。

4.急进实行新自由主义的政权——小泉时代

　　这样，寄予着财界等统治阶级和大城市社会上层对新自由主义的期待，小泉政权登场。小泉不但根据统治阶级的期望强制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还几乎实现“新自由主义国家”。

　　第一，原有经济政策效果甚微。小泉接任日本首相时，日本经济仍处于不景气当中，当时的自民党所采取的一系列恢复经济景气的经济政策，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在财政界增发国债、优先考虑大企业利益的要求下，小泉内阁进一步深化了新自由主义性质的经济改革。

　　第二，财政界、大企业的战略发展的要求。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大企业纷纷采取海外战略，国内的企业或部门逐步解散而迁移到海外，海外发展中国家的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与较差的劳动环境，引起了日本大企业转变日本国内劳动力雇佣形态以及薪金形态的要求。而这一要求恰好与新自由主义的构造改革的宗旨相吻合，进一步使小泉改革得到了日本财政界及大企业的支持。

　　第三，生产力的发展。IT产业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在日本的展开。IT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教育方式、科学技术方式、文化生活方式。新自由主义的主张顺应了新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因此增强了其对国民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以上三个条件，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促使小泉内阁进一步深化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

　　小泉内阁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规制缓和与民营化。应该由民间做的事情交由民间去做。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邮政三事业”——邮政、邮政储蓄、邮政保险三事业的民营化，2003年4月1日“邮政公社”正式成立，2005年10月，几经磨难，曾造成日本政坛大震荡的“邮政民营化关联法”终于在国会得以通过，这标志着邮政事业向民营化迈出了一大步。另外，石油公团、道路公团等公团的民营化、国立大学独立法人化等特殊法人改革和各种审议会的合并等改革，虽然阻力重重，但也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结构改革特区计划开始启动，2003年4月到2005年7月共分8批，诞生了548个不同类型的结构改革特区。

　　2.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从医疗制度改革来看，职工的医疗费个人承担部分由20%上升到30%，70岁以上的老人的就诊费、个人负担部分已经开始增加。

　　3.财政结构改革。小泉内阁明确提出，2010年左右实现基础财政平衡或略有盈余的目标。2004年开始紧锣密鼓地开展“三位一体”的改革(地方财政改革)。[8]

　　这样，在小泉政权下，新自由主义顺利推进，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大企业竞争力的景气恢复。但是也出现当然的后果，即原有的社会安定崩溃、收入差距不断增大、犯罪增加、家族崩溃等社会问题日益突出。

　　如上所述，由于日本的新自由主义是通过改变原有的“开发主义”体制的新自由主义，无疑是一条迂回曲折的
渐进式道路。

四、结论

　　日本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及经济政策主张，从中曾根政权开始萌芽，并迂回曲折地展开。由于日本资本的全球化迟缓和自民党利益诱导性政治具有低效率产业保护主义的性格，致使日本真正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开始晚于西方，并在起初的推行过程中受到了当时日本“开发主义体制”的阻碍。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日本资本进入海外、自由市场的扩大引起全球化竞争的激化，原有体制开始出现不利于资本积累的弊病。这样，日本才真正具备了新自由主义化产生的条件。

　　文章描述了新自由主义在日本的接受过程，并根据日本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不同阶段的不同性质，将其分为迂回曲折的四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曾根内阁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萌芽期;桥本政权开始真正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第二期;桥本政权的崩溃到森政权的第三期;以及小泉政权的第四期。详细阐述了不同阶段的新自由主义在日本的不同特征与贡献。

　　然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大企业竞争力的景气恢复，但并没有收到日本政府所预期的效果，同时还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原有的社会安定崩溃、收入差距不断增大、犯罪增加、家族崩溃等社会问题日益突现出来。[9] 这些告诉我们，对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的思潮，对于正处于转型阶段的中国，需要采取谨慎的态度。

　　注释：
　　① 所谓开发主义是指以私有财产制和市场经济即资本主义为基本框架，以实现产业化即人均生产的持续增长为目标，并且只要对其发挥作用，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承认政府介入市场的经济体系。开发主义就是明确以国家或类似的政治结合体为单位而设定的政治经济体系。多为对议会制民主主义进行某种制约而实行君主制度、一党独裁制、军部独裁制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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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卢友富.略论日本战后财政体制及其影响因素[J].东北亚论坛，2003,(1):51-53.
　　[3] [美]乔万尼·阿瑞吉，等.新自由主义的性质和前途[J].国外理论动态，2007,(6):7-11.
　　[4] 金泽史男.日本における为新自由主羲の20年[M].土地制度史学，2001,(2):33-35.
　　[5] 友寄英隆.「新自由主羲」とは何か[M].日本：新日本出版社，2006:145.
　　[6] 李蕊.日本企业应对日元升值的策略[J].东北亚论坛，2008,(1):103-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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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张季风.挣脱萧条：1990～2006年的日本经济[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94.
　　[9] 周肇光.如何看待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及其国际影响[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3):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