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首脑峰会前的金融保卫战 全球经济正在陷入二次危机

焦典

[url=]中美首脑峰会前的金融保卫战[/url]

马光远 2015-09-11 09:22:25

各种迹象表明，在中美首脑峰会前夕，中国最高层正在发起一场金融安全的保卫战。

8月28日，李克强总理罕见召开国务院专题会，强调：“金融稳定事关经济全局”，提醒“加强和完善风险管理，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底线。”

9月5日，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G20央行行长会议上说，中国经济基本面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人民币并不存在长期贬值的基础；同时他还表示，中国股市的调整已经大致到位，金融市场可望更为稳定。

9月6日接近24点，证监会突然就稳定股市表态，发言人称目前股市泡沫和风险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释放。今后当市场剧烈异常波动，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时，政府不会坐视不管。

这一切的迹象都再清晰不过的表明，中国高层已经将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视为当前最重要的经济政策纳入了重大经济战略领域。正如笔者在上一篇文章《中国经济正式步入风险周期》中所谈到的，在中国经济持续下滑、A股暴跌引发严重股灾和人民币贬值导致全球性的恐慌之后，中国金融系统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考验，而这种考验，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第一次，对于习惯了在一个封闭系统下灭火，并且依赖高速增长化解矛盾和问题的大国，当经济体量和金融体量高速增长，金融体系的参与者来自全球，金融决策的政策效应会产生明显的外溢效应的情况下，之前关门打狗化解金融风险的老办法明显已经难以适应新的形势。如果在经济放缓、泡沫破灭、杠杆高企、资本外流的情况下应对复杂的局面，提高开放经济条件下管控金融风险的政策智慧和决策能力，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把握金融主动权或者不致于过于被动，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后果，无疑是一道难度极大的考题。

笔者过去一直提醒，在中国经济进入“后危机时代”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战略应该及时调整政策重点，提升防风险在经济战略中的层级，在经济调整的情况下，金融一旦出问题，肯定会引发灾难性的结果，会让中国丧失实体经济调整和转型的机遇，这绝非危言耸听。今天中国金融业面临的问题，远比想象的复杂。今年以来股市的罕见暴跌以及监管层明显青涩和拙劣的应对，将中国金融业安全堤坝的漏洞暴露无遗，中国当前对金融的战略、金融理念、金融监管的能力以及金融人才可谓捉襟见肘，而我们面对的形势又是30多年来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股市保卫战”的失败一方面反应多年来中国金融软实力的残缺，一旦爆发全球性的金融风险，我们将很难应对，另一方面说明，在战略层面，我们仍然没有意识到当下金融稳定对于中国经济的重大战略意义。股市暴跌后的应对无方引发的恐慌的蔓延，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而这种状况，在美元加息、国际资本外流、人民币贬值、新兴市场可能衰退的大背景下会将问题放大，冲击羸弱的中国金融体系，进而引发系统风险。

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笔者认为，金融动荡在未来的三到五年很可能成为全球的新常态，而金融动荡势必对中国经济和金融的稳定性造成一定的冲击，从过去一年金融系统的风险因素来看，至少有四个方面的风险必须引起高度关注：其一，中国股市动荡引发的风险。今年6月份以来，中国股市经历了几次大的调整，其中6月份以来的连续数日的调整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股市正常调整的范围，迫使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救市措施，但股市受预期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尚未回归稳定的常态，股市动荡，在资金来源不明和加杠杆的情况下，很可能影响整体金融的稳定；其二，债务风险，根据李扬等中国学者的估算，目前中国经济整体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的170%上升到235.7%，6年上升了65.7个百分点，而企业负债占GDP的比重达到113%，超过了国际上90%的风险阀值，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企业债务状况的恶化很可能导致资金链断裂，并将风险向金融系统转移；其三，人民币贬值引发的外溢效应。人民币贬值尽管是人民币汇率的合理调整，中国无意和没有必要通过货币贬值搞货币战争，但考虑到中国经济的影响，一些国家会因为人民币贬值而让本国货币跟随贬值，从而引发资本的流出以及中国国际环境的恶化；最后，中国经济的高杠杆风险，特别是，由于中国的金融体系除了正规金融之外，更有大量的“地下金融”无处不在，风险难以评估。基于此，笔者认为，绝对不能孤立的看某个金融领域出问题是否会影响中国经济。比如前段时间有很多学者判断，股市暴跌不会影响中国经济，引发金融系统风险，这种没有看到金融风险传染性和连环效应的看法，非常有害，影响决策层对金融安全的重视程度。

恩师成思危先生在生前最后一篇署名文章《研究金融问题需要有战略观》中指出：“我一贯主张，研究金融问题一定要有战略观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战略目标的确定，所以要求战略目标的制定者要动态地掌握和分析各方的情况，并对未来的趋势做出短期、中期和长期的预测。”同时他指出，“金融安全是经济安全的核心，我们既要防止麻木不仁，丧失警惕；也要防止神经过敏，草木皆兵。”在中国经济不可逆转的融入全球经济大体系的今天，中国金融不可能置身事外，仍然生存在一个独立封闭的运行体系中。站在战略的高度思考金融问题，将金融安全置于经济安全的核心，的确应该引起高层的重视。

因此，在中美首脑峰会前夕，中国最高层将金融风险纳入战略层面考虑，发起一场稳定金融的保卫战，不仅必须，而且对于中国经济的调整争取时间，营造好的金融环境，非常重要。中美峰会前的金融安全保卫战不是出于为峰会营造气氛，而是站在中国经济安全的高度来谋篇布局。必须深刻认识到，金融稳定是中国经济不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前提和保障。在国际金融市场大动荡的情况下，一定要敬畏风险，重视风险的防范工作。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用更高的智慧解决人民币的汇率问题，用耐心化解中国的杠杆和企业债务问题，切不可操之过急，毛毛躁躁，甚至无知者无畏，仓促出手，或者蔑视市场。

鉴于当前问题的复杂严峻，笔者建议成立国家金融稳定领导小组，将金融稳定保卫战提升为国家级的战役，全国一盘棋，集合智慧和人才，在统一的战略和部署下提升总体的应对能力，而不是各自为战。在金融安全领域，当前最重要的问题一是资本市场的稳定，必须指出，当下的资本市场的暴跌是很不正常的，应该把资本市场的安全置于金融安全的重要位置；二要在尊重人民币汇率市场选择的同时，未雨绸缪，尽可能减少人民币贬值引发的负面效应；三要高度警惕各种债务杠杆断裂引发银行系统的金融风险，在企业债务居高不下，政府债务偿还能力存疑的情况下，银行不良贷款的飙升应该引起高度的关注；四是重视互联网等新兴金融的风险，在尊重创新的前提下，对于已经出现的问题要及时化解；五是要高度重视房地产的问题，房地产不稳，地方政府债务和银行不良贷款都会出问题。

只要金融稳定，经济下滑的风险一定是可控的，而一旦金融出了问题，财富和30多年的成果很可能成为炮灰。

相关链接：成思危：虚拟经济过度膨胀造成金融危机

焦典

全球经济正在陷入二次危机
马光远 2015-09-09 10:35:06

亚洲国家货币最近陷入了集体竞相贬值的恶性循环，无论是印尼卢比，还是新加坡元、新台币、越南盾最近都纷纷跳水，其中马来西亚货币林吉特的表现最为引人注目：8月14日，林吉特对美元一度暴跌逾1000点，最低触及4.1270，跌幅2.9%，刷新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以来新低。而数据显示，自2015年年初以来，林吉特已累计贬值17.2%。亚洲货币的这种集体一致贬值的逻辑，引发了外界关于亚洲金融危机卷土重来的担忧。

对于亚洲货币的集体贬值，有人将之归结于人民币汇率突然调整引发的“货币战争”。的确，在人民币汇率8月12日进行历史性的调整之后，亚洲很多国家的货币应声贬值，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正如笔者在之前的专栏文章中已经指出的，人民币贬值只是人民币放弃了过去人为维持在高位的做法，回归市场正常汇率的自然调整。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内，在美元实质性升值的情况下，人民币的有效汇率不贬反升，导致人民币汇率被高估，从而使得央行开出的中间件严重偏离市场价，并非刻意贬值。亚洲货币贬值，事实上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只是在人民币突然调整汇率的情况下，让亚洲各国货币的贬值步伐显得太一致了而已。很显然，如果我们从去年观察，包括亚洲在内的很多国家的货币相对美元已经大幅度贬值。也就是说，在人民币贬值之前，包括亚洲在内的新兴市场的货币早已经步入了贬值的通道，将亚洲国家货币贬值归结于人民币贬值引发的货币战，很有可能使得这个问题的答案偏离经济现实，从而低估问题的严重性。

是的，我说的是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事实上，亚洲国家货币的贬值，只是一个表象，而表现的背后，是全球金融危机在经历7年的时间之后，到了最后真正画句号和寻找买单者的时候，而很显然，和过去多次金融危机的逻辑一样，本次金融危机，最终肯定以新兴市场陷入衰退而宣告终结。因此，厘清本次亚洲国家货币集体贬值的缘由和影响，必须从金融危机演化的基本逻辑、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和强势美元的逻辑以及国际资本流向逆转这三大逻辑进行解读。

首先，从金融危机的基本逻辑而言，肇始于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在经历7年的漫长历程之后，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经济体基本上完成了调整，美国经济已经基本复苏，欧元区除了希腊等高债务国，经济也止跌回升，而本轮危机中并没有进行真正调整的新兴市场，在经历救市的廉价资本盛宴之后，不仅没有对扭曲的经济结构进行校正，反而使得经济结构更加扭曲，产能过剩，债务高企，从而陷入了真正的危机；其次，从全球资本流动的逻辑而言，危机爆发之初，包括美国在内的经济大国都推出了史上罕见的宽松政策，这些廉价的货币大量流入了新兴市场，估计总规模在2万亿美金之巨，这些货币绝大多数并没有进入新兴市场的实体经济，而是流入了楼市或者资本市场，催生了这些国家队额资产泡沫，而在美联储退出量宽政策的情况下，国际资本的流向开始逆转，大量的资本开始从新兴市场流出，流回美国，笔者多次提醒，“美元回家”成为2013年9月以来影响新兴市场的最大因素。根据国际机构的数据，截至今年7月底的过去13个月里，19个最大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资本净流出总量达到9402亿美元，近乎两倍于2008-09年金融危机时三个季度的4800亿美元净流出总量；最后，美元升值及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加速了新兴市场的不稳定，在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下，新兴市场的经济陷入了停滞，投资需求下滑，出口停滞，从而引发了经济真正的下滑。从今年一季度的情况看，新兴市场表现滑落至自2008-09年危机以来最差，包括中国在内的曾经承担全球经济增长50%以上份额的新兴市场，经济指标进入了全面的调整状态。

基于这种逻辑，笔者认为，千万不要把亚洲货币集体贬值解读为一起“人民币引发的事件”，很显然，这是本轮金融危机“一连串事件”的一个章节而言，货币贬值的背后，是新兴市场的经济陷入了真正的危机，新兴市场正在由全球经济领头羊的角色，转而沦为全球经济的拖累，起码从目前而言，这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如果这种逻辑成立，结论则会非常令人悲观和担心。过去7年多的时间里，新兴市场成为全球经济的希望所在，也成为全球贸易真正的主导者和全球大宗商品的最大需求者，新兴市场占全球经济的份额已经达到了35%以上，他们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远远超过了发达经济体，而一旦这一切逆转，资金外逃，机构和投资者沽清新兴市场的资产，而这种“崩盘”的走势很势必引发牛津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家亚当?斯莱特所言的 “由新兴市场引发的全球衰退”，从而导致全球经济陷入第二次危机，这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国经济的决策者必须冷静面对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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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果断阻止利益集团掏空中国？
那小兵 2015-09-11 02:32:01

记得我第一次在美国听金融课时，达西教授如此说道：“金融市场是什么？它好比是个大坑，里面干枯枯的，当你把水灌入其中后，就可以长出水草，甚至养出大鱼，当你再把水放走时，你就可以收获肥美之鱼了”。后来，我听大名鼎鼎的克鲁曼讲演，他说“金融家就是要把美元卖得越多越好，而且卖出好价钱”。当时没太明白，如今可是明白的很了。

人们都说美国文化是典型的牛仔文化，但绝没有把金融市场和牛仔文化联想起来过。相比之下，中国文化是典型的农耕文化，大家也无法把它和现代金融市场联想起来，但是，现实却恰恰让这两种文化思维在金融市场上打起来了。记得我刚刚进入一个美国电信巨头企业工作时，上司给我一个任务，就是开发中国电信技术市场。那时正值中国电信市场处于2.5G时代，我的任务就是要让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相信美国当时最先进的交换机能让它们永远垄断中国市场，这么一来，它们就会大量进口相关设备。看上去很不错，好像是双赢了，甚至比美国当时的手机更先进了，结果中国进口了大量2G技术设备，而美国却跨越了3G直接开发4G技术市场了。当苹果智能手机面世后，美国4G市场已经独占鳌头，这意味着中国所进口的技术失去国际竞争力。牛仔计谋中有一条：“把老母牛卖给邻居”（和越国卖煮过的种子给吴国类似），说的就是这个情节。好在中国有华为，让我心里不那么内疚，可惜这依然无法改变中国“落后行业产能过剩”的危机。

后来我进入了金融行业，当然也是与中国经贸有关的领域。当然，第一要务就是向中国“卖美元”。如何卖呢？第一个口号就是“发展就是硬道理！”说个典故：“阿基米德认为可以用一支杠杆把地球撬动起来，那么美元就是这个支点”。没想到这么一个神话竟然被中国各路学者热烈欢迎。当然，他们各有自己的盘算，认为美国人说的不一定对，但挂靠美国人理论就能给自己找到利益载体。我心中十分彷徨，明知牛仔不怀好意，但却说不出背后的道理。具体做法有那么几招，一是不断为中国GDP突飞猛进唱赞歌，这种赞美从四面八方飞来，或是诺奖获得者，或是国际金融大鳄，一句话，就是中国伟大因为中国的GDP伟大。如此一来，那个中国人能不接受这种赞美呢？不但接受了，而且还不断向全国百姓灌输，上级有面子，人民有钱用，中国GDP主义眼看就要替换社会主义了，却不知美国人真正目的就是向中国推销企业信贷模式。理由很简单，中国不断出口就有美元外汇收入，美元存在美国买美国国债，外汇占款不断在中国产生并催生房地产泡沫，美国得实惠，中国得GDP面子。美国人不打算还债，必须有个理由，你们中国只要继续出口增长，我们美国就继续借钱给你们。中国企业一窝蜂到西方金融市场融资，政府说借西方的钱好，利息低，可不想想这些钱其实就是中国存在美国的外汇啊！如今美国停止了QE放水计划，用加息声势推高美元汇率，马上全球热钱蜂拥而至，把全球新兴国家和老牌发达国家打的稀里哗啦狼狈不堪。这就是美国牛仔那招“放掉鱼塘的水，抓活鱼”！中国为了GDP夺冠，硬是让人民币高企，结果让热钱逃离有利可图，富人贪官纷纷逃离，霎时间中国数千亿美元外汇被耗掉了。

这个金融大逃亡计划巧妙之处在于“温水煮青蛙”，表面上中国外汇占款依然增加，这是因为美国经济复苏依然扩大进口，然而中国企业美元债务却步步紧逼，资金链吃紧，不得不调用高利贷拥有“搭桥融资”，被美元热钱逐步勒紧脖子。这几年来，钢铁国企，中国石油，国家电网，还有阿里巴巴、百度、腾讯等都在争相贷入美元债务，说白了，就是用中国企业产权做抵押借入美元，趁股价尚高，抛人民币换入美元，搞“企业空心化”和“金融大逃亡”。中国闹“钱荒”在先，A股崩溃在后，相比之下这些都是表面症状，真正的危机却是“中国资产被吃空”！你以为美国金融集团真的好心帮助中国发展吗？那是天大的笑话。流血不止，如何营救成为今天最大问号。你会惊讶为何中国政府连续降息却让银行间的隔夜利率飙升，因为他们感到要断粮了，能抓多少现金尽力抓吧，如同泰坦尼克号上的人们，哪怕上不了小船抓个救生圈也好啊。那些没有机会搞美元“贷款”的企业，比如钢铁和煤炭业如今已经无从还款，而银行也无把握填补这个巨大的投资损失窟窿，此时此刻，大家都把最后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了。

我这时想起了毛主席的那句话：“文化革命八九年就要来一次”，这到底有没有道理呢？文革是一场民族浩劫，一点没错，但问题是我们没有真正汲取它给我们的教训，阶级斗争如今成了国际权益斗争，经济博弈成了这种权益斗争的主要核心部分。有些人看到别国富有就一心要攀比，很容易就中了别人的糖衣炮弹，无论是摸着石头过河，还是摸着良心过河，却都朝着“金钱挂帅”方向走，走来走去便让资本投资家们暴富起来，让工人农民吃不消了，你说这些富人怎能不想着最后清盘外逃呢？他们一直都等这种机会，李嘉诚带了头，拉开了序幕，美国金融巨鳄们准备好可网子，等着抓鱼，各就各位，这才图穷匕见的。习主席号召大家要学儒家思想，尤其要学儒家的务实经济思想，把经济发展建立在实业发展上，但从目前这个摊子如何走向实业强国呢？

毛主席教导我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一是要捍卫中国主权，二是要为中国人民服务，绝不能再搞让少数人暴富牺牲工人农民利益的事情了。尽管我们的金融资产被美国大量侵蚀，但我们依然有巨大的生存能力，我们的工业和农业都已经发展到了世界第一的规模，和文革那是的产能极其弱小不同，我们不但可以满足国内人民消费，而且还可以继续主导中低端国际市场，只要我们不被金融债务绑架，一切都好说。这些年来，为了发展GDP，我们过分依赖投资拉动，人民消费却一直相对停滞，要改变这点，必须要实施“产能大拍卖”，不惜代价把过剩产能消化掉，甚至用实物分配方法清仓大甩卖，为中国发展新一代技术市场腾笼换鸟。大家不妨对比一下日本和朝鲜，日本经济二十年没有发展，就是因为被金融债务所绑架了，而朝鲜GDP只有韩国的四十分之一，却雄霸一方，威震日美，背后的根本原因就是经济消费模式。朝鲜靠的是实体消费模式，日本靠的是金融债务消费模式，前者饿肚子却精神抖擞，后者脑满肠肥却萎靡不振。当然，中国绝非朝鲜，也绝非日本，大家作何感想呢？

焦典

[url=]江涌：金融利益集团绑架中国[/url]

2011-12-13 09: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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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摘选自江涌作品《我们的好日子到头了吗》

中国金融界通过资金——地产机制，内联地产商与地方政府；通过人民币——美元机制、人民银行——美联储机制、战略投资者合作机制，外联华尔街，如此可有效、有力地抗拒各种国内外压力，包括中央政令。这种内引外联，在中国形成一个庞大的金融利益集团。

四大银行毫无疑问是国有资产，但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无权过问；金融业内引外联，并购猫腻重重，问题多多，外资并购安全审查，金融业却不在审查之列；金融是国家安全最薄弱环节，毫无疑问金融业是直接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产业，却也不在中国战略产业之列。

很显然，金融业，一个关乎国家安全、国计民生的战略产业，成为中国的“经济特区”，享有高度自治，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金融利益集团的玩物与禁脔。在这一庞大利益集团中，一些金融高管与高官，既享受政治家的崇高政治待遇，又在“与国际接轨”的旗帜下，享受企业家与金融家的数以百万、千万的优厚经济待遇。

如若这些优厚待遇供养的利益集团能够切实维护中国金融与经济安全、能够保障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倒也可以理解。但是，实践一再表明，中国的金融利益集团无论认知水平、还是实际能力、甚至原则立场都让普通大众放心不下。其实例不胜枚举，鉴于文章篇幅限制，仅列举几例：

拥有庞大国家资金的中国投资公司的投资管理能力早就让国民见识，“黑石”的伤疤至今似乎揭不得，而“黑石”只是众多尴尬投资中没有较好掩饰、较早被发觉的个案。这种在某些能量巨大的掮客牵引下，到华尔街抄底而损兵折将的事例太多太多。为了早日“脱困”，好向政府与国民交代，一段时间以来，相关机构与人士积极协助黑石等中方有巨额投资而陷入亏损的外资机构，在中国投资赚钱，以此来提高经营业绩，抬升股价，好掩饰中方投资亏损。

有好事者以高盛、摩根士丹利当年购买平安保险为例，来计算中国投资损益情况。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分别在美国市场融资3500万美元投资平安保险，11年共获得了9.7亿美元的回报，但中国取得的3500万美元资本金用以购买美国国债，11年取得大约2000万美元的收益。中国以高收益的保险股权（决不轻易对内资开放）为代价换来的美元，以外汇储备形式投入美国国债市场，美国仅需支付很低的国债利息。美元在完成一次中国之旅后回到美国，同时带走了中国金融业的股权与庞大收益。这就是被中国金融界不断造势鼓吹的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伟大战略。

中国金融利益集团视中国金融业为自己的禁脔，理由是金融专业性强，必须由专业人士执掌。但是，多年来，多个重大投资失误、决策失误，反复表明，中国金融利益集团的素养与水准，的确不尽如人意，违背经济与金融常识的事件屡屡发生。

常识告诉我们，若要启动空调，让其有效发挥作用，必须关好门窗。当前，中国的宏观调控，犯了常识性错误，一方面不断强化调控力度、增加调控手段、延长调控时间，手忙脚乱，似乎做足了文章。但是，另一方面，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促进贸易自由化，加大引进外资的力度。南辕北辙，不仅违背基本经济规律，而且违背了基本常识，岂有调控成效，荒唐可笑。

2006年2月，中国取代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国。有部门高官明确表示，“从人均尺度来看，中国的外汇储备并不高。如果以中国13亿人口来计算，目前中国人均外汇储备只有600多美元，不及日本的十分之一，与新加坡相比也相差很远”。当今国际经济学中似乎还没有一个学者、一个部门、一个国家以人均外汇储备来衡量国家外汇储备的适量标准。今天，中国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丝毫看不出有关部门有收手、设限的意愿与迹象。

对冲基金是“金融资本主义万能的排头兵”，在中国泛滥的“影子银行”中，对冲基金的鬼魅身影不时浮现。然而，对于媒体质疑中国“影子银行”的危害，中国金融高官的说辞坚定有力，“‘影子银行’这个词不太适用于中国，这里没有游离于监督和监管体系之外的金融机构。”其逻辑很简单，视而不见等于“不存在”。多年来，地下钱庄、民间资金拆借如火如荼，何曾在当局监管视野之内。近年来，中国各类银行纷纷把资金批发转交给信托、典当等金融公司，再由这些金融公司零售发放给客户，由此将贷款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转移出去。金融高官的无知妄说就连他们的盟友高盛集团的分析师都看不过去，委婉地批评：“创新性工具能够让信贷隐身。”

对于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导致中国外汇储备缩水，中国金融高官的解释更是令人讶异：美元贬值的确导致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缩水，但是人民币升值也可以使人民币资产增值，由于中国人民币资产远远高于中国所持有的美元资产，所以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会增加中国净资产收益，对中国是有利的。该高官忘记了基本前提，美元是国际通货，人民币只是中国的货币；美元资产是中国耗费极大资源代价换来的，美元贬值是在缩水中国的购买力；人民币只能用来购买自己的商品与服务，人民币升值对增加中国购买力的作用非常有限，甚至不及由此引发的通胀。

注：本文摘选自江涌作品《我们的好日子到头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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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们的好日子到头了吗》（江涌最新力作，震撼发问：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我们的生活为什么这么无奈？深度剖析中国现实困境，反思每一个中国人的现状和未来！）

焦典

何新简评三中全会报告：令“改革”派大失所望
作者：何新 发布时间：2013-11-13 来源：何新的博客 字体： 大  |  中  |  小
　　老何对3中全会的简短评论
　　恐怕令“改革既得利益集团”大失所望!
　　老魔评论：

　　18届3中全会顺利闭幕。

　　与会前被所谓“改革既得利益集团”绑架的喧嚣舆论相比，全会公报平静淡定，令利益集团大失所望。

　　当今一个词流行，就是“既得利益集团”。那么，究竟谁是当今中国最大、最具有破坏性、损害人数最多的中下层百姓利益的既得利益集团?

　　既得利益集团并不是所谓国有企业，而是一个在30年改革过程中具有原罪性地形成的新生既得利益集团——“改革既得利益集团”。

　　这个集团是当今中国势力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的主要构成包括：(1)一部分欲改旗换帜的新官僚势力、特别是腐败官僚势力(高级特权公务员阶层)、(2)改革新贵集团——这是一个新生的、世袭的、垄断资源的暴发豪门世族，一个富可敌国、奢侈无比的暴发户集团;(3)被外国金融资本雇佣为其服务的洋务买办集团、(4)外资控制下的网络新媒体集团;这四大势力是改革红利的主要攫取者，是将大量财富资产外移的主要集团，也是中国当今势力最大、最腐败的既得利益集团。就是这个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和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使得中国当今贫富悬殊、社会分裂而对立，阶级矛盾濒临爆炸性的边缘。

　　这个集团曾极力鼓吹煽动舆论，试图通过全会把已经取得的既得利益永久化、世袭化、固体化，不可逆转;从而绑架三中全会和中央领导层——所以他们曾希望“通过11月的这一周彻底改变未来中国。”

　　但是，中央未被所动。3中全会公报采取了沉着应对内外挑战、重视国家安全、稳中求进、非左非右的中道路线，体现了新一代领导集体的睿智和稳健。此次中央全会公报提出限制特权，监督权力，实现共同富裕，坚持国有制主体地位以及设立两个统筹全局的新组织;这是此次会议公报的主要看点。

　　由此可见，中央已经充分意识到国家面临的巨大风险。未来10年国家将不会被改革既得利益集团绑架而发生其所期待发生的巨变，也就是不会发生社会解体和政治经济大崩溃。

　　尽管问题多多，阴霾弥漫，但是深信新中央领导集体必能承前启后，匡正时弊，引领国人克服困难，走向改革的成功，实现民族的复兴。

焦典

FT:中国是否会引发全球衰退？
2015年0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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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是否可能会出现衰退？若果真如此，可能引发衰退的因素是什么？花旗(Citi)首席经济学家、曾经为英国《金融时报》撰写名为“非正统经济学”(Maverecon)的博客的威廉•比特(Willem Buiter)对此的回答是：“有可能”以及“中国”。他的理由有些道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出现衰退。但人们应该认为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

比特并没有预测全球产出会下滑。他说的是“增长衰退”，是增长率将远远低于潜在水平（约3%）的一段时期。人们可能会设想2%或更低。比特估计，出现这种结果的可能性是40%。

他的假设始于中国。与其他很多人一样，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速并没有官方数据显示的那么高，可能只有4%。这是可能的，甚至是被普遍接受的。

情况可能变得更糟。首先，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达46%，这个比例对于一个增速为7%的经济体都太高了，更别说对于一个增速为4%的经济体了。其次，伴随这种过度投资的是债务的大规模扩张，债务质量往往还是有问题的。然而，即便只是为了维持这种投资速度，也需要远远更多的借款。最后，唯一拥有强健资产负债表的中央政府可能不愿出手抵消投资的放缓，而家庭占国民收入、以及消费占GDP的比重过低，无法抵消投资的放缓。

接下来，假设投资大规模下滑，同时需求和资产负债表的局限性产生不良影响。这可能会对全球经济产生何种影响？

一个影响途径可能是资本品进口下滑。目前约三分之一的全球投资（以市场价格衡量）发生在中国，因此其影响可能是巨大的。日本、韩国和德国将受到不利影响。

一个更重要的途径是大宗商品贸易。大宗商品价格已经下跌了不少，但根据历史标准衡量还远不算低（见图表）。即便以现在的价格水平，大宗商品出口国的日子也不好过。其中包括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海湾国家、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委内瑞拉。与此同时，印度和多数欧洲国家等大宗商品净进口国正在受益。

贸易受到的冲击与财务状况相互影响。许多遭受负面影响的公司负债累累。由此导致的财务压力迫使它们减少借款和支出，这直接削弱了经济。资金状况的变化加剧了此类压力。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利率和汇率的变动以及对借款者（包括主权国家在内）健康状况看法的转变。资本流动和风险溢价的改变以及重要央行的政策转变加剧了这些压力。就目前而言，最重要的转变可能就是美联储加息的决定。

正如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所言：“你只有在退潮时才能发现谁在裸泳。”国际清算银行(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的数据显示，在今年3月底，美国以外地区的非银行借贷者的信贷总额达到9.6万亿美元。美元强势让所有货币错配付出巨大代价。这些可能首先体现在非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但影响将会通过它们的损失传递给银行和政府。因此，在由廉价信贷提供资金的“利差交易”发生逆转时，就可能造成巨大破坏。

一个明显的转变是，由贸易状况恶化、资本外流以及早先流入资本回流导致的外汇储备下降。随着各国央行抛售持有的较长期安全债券，这可能导致“量化紧缩”。这是这些冲击可能传导至高收入国家（甚至包括美国）的方式之一。但这也取决于回流资本的持有者如何处置收回的资金以及受影响央行的政策。

因此我们可能看到的是，一系列实体经济与金融的联系：中国投资和产出不断下降；依赖中国的购买（或者中国的购买造就的高价）的经济体出现疲弱；以及利差交易逆转，汇率和风险溢价发生变化、令资产负债表承压。

政策制定者可能会如何回应？中国肯定会让人民币贬值，而不是继续损失外汇储备维持币值，这主要是因为外汇储备总额中还包括不可能迅速卖掉的非洲和其他地方的基础设施投资，并非全部可用。其他新兴经济体的政策空间比过去要大，但也不是无限的。它们将被迫调整以适应这些冲击，而非抵挡它们。

与此同时，高收入国家的政策选择是有限的：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财政扩张几乎在所有地方都是不可能的；央行的政策利率接近于零；而且在许多高收入经济体，私人部门的杠杆仍相当高。如果放缓是温和的，也许几乎不会出台任何政策。对严重放缓的最佳回应可能是“直升机撒钱”——由央行印钱以刺激支出。但央行似乎不太可能使用这种方式。传统做法占据主导地位。

简言之，貌似很有可能出现一场“中国制造”的全球增长低迷。若果真如此，假如美联储决定现在加息，看起来将是愚蠢透顶的。我们说的不是与全球金融危机相伴随的那种灾难。但在中国完成向更平衡的增长模式转型、高收入经济体从危机中复苏之前，世界经济将依然很容易遭受厄运冲击。想高枕无忧还早着呢。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马丁•沃尔夫

译者/何黎


来源：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