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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循环:土地财政 土地资本 房炒不住 混改官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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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26 02:28:4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房地产为何“永远上涨”?潮思 新潮沉思录 2021-05-12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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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 6个

#土地财政 1个



文 | 新华门的卡夫卡


资产价格的持续上涨,已经给整个世界都造成了持续的负面效果。具体到我国,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为托底国民经济而启动住房货币化改革后,地产经济经历了对国民经济效应由正到负的过程。前篇笔者由“深房理”事件引出的《房住不炒为什么失效?》一文,谈到深圳之所以“房住不炒失去了应有的效力”,是因为运动式治理在房价问题上的失效。今天,笔者想顺着财政和城市经营的脉络,说说更加一般的地产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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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发包制下的财政联邦主义
说到财政问题,我们仍然由行政发包制引出。重复一个前篇的话语,行政发包制是理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的钥匙,也是目前最具解释力的理论工具。在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逐级行政发包-承包的背景下,我国的财政状况在事实上处于“财政联邦主义”的情形。

我们去年曾多次提及一个概念,就是地方政府的公司化。实际上,所谓的地方政府公司化,是指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像公司一样,把收益最大化当成行政目标,对可以量化的工作、投入产出高的工作热情满满,而对其他工作兴致缺缺,甚至消极怠工的情形。从财政方面来说,深层次的问题,是基于行政发包制之下的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派生了财政联邦主义的事实,而财政联邦主义,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公司化。

地方政府的公司化源起于一五计划完成后,中国效法苏联形成了公有制经济占据主导的计划体制,但苏联体制是U型的,也就是国家计委和苏联中央62个工业部直接垂直管理,控制指令细化到每一个生产环节这样的一种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机动性非常小,不符合中国的历史渊源和政治文化传统。

所以各级领导人纷纷向中央反映,中央对经济系统的过死变成了条条专政,束缚了地方的积极性,于是有了1958年大规模的体制下放改革,将原本大量属于中央直接管理的企业下放到地方,同时下放了计划,基建分配,信贷财税的权力。与之相配合的,则有当时发生的大区一级机构撤销、“五马进京”。

然而正如之前的研究者所归结的“一抓就死、一放就乱”所概括的那样,1958年的大规模下放直接导致了地方政府井喷式的基建项目和新建许多小工业。但是这样的一种井喷,伴随而来的就是计划失控,生活上混乱和流通领域的通货膨胀,这是大规模的经济乱象,如果结合国家建立未久、国际局势变化,甚至有危机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因此1959年,经中央研究,对地方的分权紧急刹车,全面收回下放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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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来的日子里,这种“收——放”的过程又经历了多次。但并不能因此归因说我国的央地分权的实践就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实际上对中国这样无论是空间上、人口上都规模极大的国家,进行有效治理,本身就意味着沉重的治理负荷和巨大的复杂性。因此,每次“收与放”的过程,都是经验的积累和制度设计的一个学习过程。所以一些人攻击我国建国后一直处于静止状态,没有进步而是治乱循环,属实毫无道理。

最终,经过统收统支制度(完全的计划经济和中央集权),财政包干制度(即地方缴足给中央的利税,余财自留),在分税制的出台后,在财政方面形成了准联邦的模式。

在这方面,我国自己探索出的模式与苏联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以经济控制为例,至70年代末,我国中央计划直接控制的产品数目为791种,其余的产品控制和分配权都在地方政府,而同一时期的苏联,其国家计划委员会和62个工业部委负责规划和协调4800个计划以及1,200,000,000种产品。早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就已经完全走上了和苏联不同的发展道路。

借鉴美国学术界对大型企业的组织模式研究,学界将苏联式的国家结构称为“U型模式”,即决策在最上端,执行在终端,中间层只有信息传递的功能,是顶层指令“一杆子捅到底”的;将我国的国家结构称为“M型模式”,即存在顶层(中央)、中间层(即各级地方政府)和执行层(基层政府和组织机构)三个方面,存在交叉与融合,根据组织社会学的研究表明,这样的结构更加稳定。



对土地财政的刚性需求
上文笔者介绍了我国所事实存在的财政联邦主义结构,下面笔者将着重介绍近些年所流行的“土地财政”这个概念。

所谓土地财政,其实是一个不太严格的说法,是传媒界将学术界某些概念未加限定和准确描述就提炼、放大到大众传媒的产物。在传媒界看来,所谓的土地财政,就是“卖地”获得的政府财政收入,但其实土地财政收入,不仅仅包括卖地,也包括其他基于土地的利税收入。近些年,随着房价的一路走高,越来越多的人由单纯的“骂开发商”,逐步认识到开发商也有由土地出让价格所决定的“楼面价”,因此“对象前移”,更进一步地开始声讨土地财政。

实际上,从国际实践来看,土地财政在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是同行的规则,国际上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地方的财源普遍来源于土地性收入。因为和商用住宅的价格直接相关的,是这一住宅所附带的公共服务的水平高地,包括但不限于公共教育、公共医疗、道路建设、市政基础设施、绿化和园林等。缴税高的地区,自然会得到更加充裕的财力进行建设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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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可以说这是新时代的,通过住宅区分承担能力的“人头税”。只不过,由于我国缺少成熟的房产税模式,导致地方政府只得通过不断抬高新地块的价格、出售新的地块获取利税。这个过程中,土地出让金实际上扮演的是城市建设税的角色,而房地产开发商则扮演了包税人的角色,通过一次性付清应缴税额,而且是以支定收的应缴税额,获取了对新市民群体的征税权力。

土地财政的形成,其实与传统的中国国家制度惯性有深刻的共鸣。熟悉明史的朋友多少都应该了解明初的“空印案”,这实际上是地方需要预留机动财力而朱元璋需要对地方政府进行全面控制的深刻矛盾的爆发。到了明代中叶,摊丁入亩一条鞭法后,征税改征白银,这就出现了“火耗”。到了清代中叶雍正推行“官绅一体纳粮、火耗归公”,将地方政府的财力大大削弱,但太平天国运动后,清廷允许地方自办团练,为解决地方武装的军费,各地方纷纷开征各种各样的“厘金厘捐”。

这样的事实一再出现,表明其中蕴含着中国国家治理的深刻逻辑,即传统上中国的地方政府由于远离中央政府,必须要预留有充足的自有财力,以方便及时应对各种意外支出,毕竟如果干等中央的拨款,缓不济急。而火耗银和厘金对地方政府来说恰好是一种可以随意调整征税规模、丰俭由人的税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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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苏联也要吸收不少沙俄时代的治理经验方法一样,文化深处的路径依赖往往是难以摆脱的。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无限责任的政府更加深刻的要求各级政府必须随时随地的预留财力,以应对远比历史上要求更加纷繁复杂的治理目标和突发事件。从本质上讲,现在的房价现象与远在1958年的大跃进在背后的本质特点是一致的。

而从80年代末以来的结构性变化,则愈加助推了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原本,地方政府一直在进行的一件事是经营企业。这是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价格是失真的,企业职能无法正确区分,地方政府采取发包社会职能给企业,同时也给企业提供大量订货,拉动生产,维持企业盈利,但这样的经济结构,供给面和需求面都是远远失真的。这导致我国在八十年代以来持续不断地出现全国性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

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转轨,预算约束由软性转为刚性,地方政府对企业的救助也“拨改贷”,拨款改为贷款,特别是将金融体系进行市场化改革和公司化经营,不能再因地方政府的需求而随意给企业贷款。这使得地方政府再难通过其辖区内的企业执行社会治理目标,地方政府不得不亲自上阵。(多说一句,俄罗斯的休克疗法真的休克死了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无视大量国有企业扮演了大量的社会服务提供者这一角色,这些企业的市场化和破产,导致社会服务体系总崩溃)

转型的结果就是地方政府经营城市,通过对城市的经营,或者说营销,推高城市土地的价格,将土地使用权出让获取土地出让金,用土地出让金进行建设和支付公共服务的价格。



卖地经济的危机
自货币化改革住房制度以来,土地财政逐步成为了全国市级政府攫取财力、建设城市和发展的核心动力。不要说什么某上市公司卖了两套房子就扭亏为盈的例子,几大网红城市(西安、南京、杭州、成都)无一例外都是通过卖地获取了维护城市网红的建设开发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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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卖地这样的政府间接性征税行为和它助推的“房价永远涨”,已经深刻的戕害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房价高企造成了宏观部门和居民部门两个方面共同的福利损失。

从宏观层面来说,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之中,最重要的目标是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但是去年以来,这个调子已经修正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是因为公共服务是依赖于地方政府的投入的,而地方政府投入又与地方政府的财力深刻绑定。各个地方的财力现在犹如天差地别,以同为千万人口的副省级城市为例,今年杭州市的公共预算支出2000亿,政府性基金2000亿,而哈尔滨市公共预算支出1000亿,政府性基金收入300亿,如此悬殊的财力差别,导致如果无视差异的推行公共服务体系均等化,那么这样的均等化就是一句空话。

而基于土地价格的差别,缔造了空间的不平等性。这种不平等,是由土地资本化所奠定、公共服务体系水平差异所塑造的深刻的不平等。在全国共同市场的作用下,甚至制造了衰落地区的加速衰落。

从“七普”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东北地区存在人口加速流出的现象,青壮年纷纷前往东南地区寻找工作机会,定居。而土地价格的高涨,意味着许多外地青年在发达地区的落户,是需要父母的支持的,也就是说父母需要卖掉老家的房子以提供资金。从宏观上,这导致了相对衰落地区的资本流出,甚至是卖掉房子后形成的资产价格挤兑,典型如某些白菜价地区,而发达地区获得了流入的金融资本。

但这样的流入对发达地区也并非是一件好事,这些发达地区,特别是其城市政府极易因此患上土地财政依赖的“荷兰病”,过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过度透支本地土地资源,脱实向虚。同时在治理能力上,更多的是通过充足的财力来支付公共服务的价格,而在具体治理能力上是存在塑造形象之下的虚构,虚虚实实,几分真几分虚,但总之就是不好好面对事实。因为面对事实对城市形象是有损害的。最近的“福豹”“瞒豹”就是某些刻意进行城市营销的地区另一面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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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观层面,对居民部门造成了严重的干扰和损害。居民部门因两次半的房价上涨,形成了高企的宏观杠杆率,导致国内消费市场的无力。在市场经济体系中,价格就是信号指令,然而房子的问题导致了信号的消失。笔者许多五道口出身的朋友,纷纷走上金融业这道路,恐怕与大城市高昂的居住成本是深刻关联的。这在将来甚至会导致某些原有机会的消失,我们这代人会付出巨大的机会成本。

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土地财政与公共服务投入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死亡螺旋”。稍微了解一点地方政府的朋友们,大概都听说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多跑一次”,许多地方政府自2016年起开始开始推进行政效能的提升,但行政效能的提升,背后与薪酬待遇的提高是息息相关的。对于基层单位来说,晋升空间是有限的,因此为了多干活,防止出现“鞭打快牛”后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现象,需要提升基层的薪酬待遇。

而公务员的薪酬在整个“吃财政饭”的公共服务人员中具有定价基准的性质,公务员薪酬一旦上涨,教师、医生、高校和科研院所、社会事业单位等部门的薪酬会普遍上涨。而上涨的薪酬,属于地方自筹财力,地方的自筹财力哪里来?土地财政。

所以这就构成了“房产价格上涨——生活成本提高——公共服务体系开支上涨——需要更多财力——土地财力再涨”的循环,许多深度依赖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就犹如饮鸩止渴,抱薪救火。只不过,许多深度依赖土地财政的地方,由于有新增人口流入,存在资本净流入,依然可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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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才是硬道理”。我国在经过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后,已经到不应再以单纯的经济指标衡量发展的时候。发展应该是社会整体的进步,是每个人或至少社会总体福祉的增加。

美国社会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哈维·莫罗奇曾研究过美国二战后的城市增长,他研究认为,美国的城市化过程中形成了以权力精英和商业精英所媾和的联盟,这个联盟通过维系城市的经济增长,以从其他地区获取企业生产投资和就业机会,这个过程并不是通过技术进步和管理改进获得的原始创造,实际上是国土空间尺度下的重新分配。这样的城市化,必然导致一城发达,周边塌陷。的确我们看到,美国东海岸和加州沿海的发达,是以锈带的彻底失败为代价换来的。


房产税与转型

自新常态以来,国家以推动中心城市的发展带动城市化进程,期待以中心城市通过价值链的基准定位,产生集群效应、扩散效应,拉动城市群的发展。但这首先要平衡龙头地区和其他地区的财力,这其中最重要的机制,应该是通过房地产税来给房产和土地定价,停止现在这种龙头城市通过形成泡沫和资本吸纳,掠夺次级城市的情况。

2021年5月11日,财政部、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税务总局负责同志在京主持召开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听取部分城市人民政府负责同志及部分专家学者对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这四部门的联合碰头,意味着房地产税箭在弦上,进入到加速推进阶段。

当然,房地产税即便推出,也并不意味着房地产行业的夕阳、房地产价格的崩盘,它只是只是基于以支定收,重新确立城市的资产定价,重新确立城市的资产定价,抑制金融资本在房地产市场的流通,也会缓解中小城市的资本流出和中心城市的地产泡沫。至于更进一步的形成围绕“中心城市——卫星城市——居民社区和村镇”体系下核心支撑的国土空间体系,和为这一体系服务的发达基础设施和高效公共服务体系,则是未来需要继续探索和推进的。

PS:这几天会再发一篇其他作者关于房产税的文。



参考文献:
周黎安 《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的激励与治理》
周飞舟《以利为利: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
哈维·莫罗奇 The City as a Growth Machine: Toward a Political Economy of Place[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6.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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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5-26 02:40:37 | 显示全部楼层
北上广深不能再扩张了
潮思  新潮沉思录  2021-05-15 20:20


关于国内房价问题,一直有很多争论,如以知乎为代表的平台上的话题讨论很多人都认为应该“一线城市放开土地供应和户籍限制”等等。简单来说,就是几个一线城市应该从现在的人口规模直奔三千万甚至五千万。这一说法同样也受到不少房产从业者鼓吹。

今天我们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为什么一线城市继续摊大饼对房价有害无益,为什么一线城市单纯放开土地供应会限入政治经济学中的“级差地租”陷阱,为什么要限制超大城市人口。

从土地所有制说起

这一部分内容主要参考了徐禾老师等老前辈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概论》(如果想了解政治经济学,并且有时间有精力,可以尝试阅读一下)。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本书中,也有很多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一般的批判,而我国现在是一个资本在一定管制下可以相当程度地自由流动的国家,所以也可以视为对我国经济某些现状的批判,这些批判个人认为上相较于很多持庸俗经济学观点的人所做的批判更深刻、精准。

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当中,也存在着大土地所有者(地主),这绝对不是什么封建制度的残余。封建制度中的封建主和隶农、农奴有着明确的、强制性的人身依附关系,而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中,大土地所有者对土地的所有,完全是一种经济上的土地所有制。

在资本主义的农业中,地主、佃租资本家和农业工人只有单纯的经济关系,地主提供土地,资本家提供资本并雇佣工人,地主能从剩余价值中分得一部分作为地租,而资本家得到平均利润。一般来说,平均利润总额和总剩余价值是相当的,刨除平均利润后,就没有剩余价值可以提供给地主了。这说明农业的生产过程有一定的特殊性,这是由土地的不可再生产性以及垄断性所决定的,而地租由地主获得则是由土地所有制决定的。

关于这点,就要提到再生产:政治经济学所构建的经济体系是一个再生产体系,即经济体系不光要不断生产人们所需的消费资料,还要生产下一轮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如此重复,进行再生产循环。

在整个再生产体系中,也存在着无法再生产,但对整个经济体系非常重要的部分,主要是难以或者几乎不能再生产的,但这一类往往也不会在生产中被消耗掉,如土地是无法再生产的,但土地在生产过程中也不会被消耗掉,否则长此以往,经济会崩溃(但反过来说,耕地的水土流失问题是需要去格外重视的)。

或者是有一类商品可以再生产,但受各种原因限制,如自然条件的限制,或者生产主体为垄断组织等情况下,为了垄断组织的利益,故意限制产量,它的产量不能随着再生产体系的扩大再生产同步扩大,那么也类似于前一种。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后续发展中,地租理论不止被用于解释地租问题,也常常用来解释垄断利润问题。在之后将详细叙述。

级差地租第一形态——“大国大城”的破产

在农业领域,我们可以看到,农业资本家向地主交纳的地租存在级差性,如果大致将土地按照肥力、位置分为优等、中等、劣等,那么租用相同面积的土地所需的地租则从优等到劣等逐渐降低。

这意味着从耕种优等地到耕种劣等地,产生的超过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也逐渐降低。这和工业是不同的,在工业部门,超额利润并不总是存在的,往往只有最先进的工业企业能够拿到超额利润,且随着其他工业企业同样采用先进的技术、设备后,这种超额利润会消失。

而在农业中,好地和中等地并不能随意增加,总有一些租地农场主要租用劣等地进行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家总希望至少获得平均利润,因而市场价格至少需要使租用劣等地的资本家能够获得平均利润,此时,供需平衡,劣等地不能提供地租。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个逻辑过程来说明这件事:假设租用最劣等地的资本家不能获得平均利润,那么就会放弃经营,转向其他产业,此时农产品价格会上升,直到租用最劣等地的资本家能够获得平均利润,供需才可能平衡。这就和我们常说的由社会平均生产状况决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而决定商品价值不同,在农业中,是由最劣的生产过程决定价格。

徐禾老师给出了一个例子:假定由A、B、C三块面积相同的土地,每块土地上的投资都为100元,平均利润率20%,假定A地产6担粮食,B地产5担粮食,C地产4担粮食,那么级差地租就会如下表1:

图片

而倘若因为粮食需求上升,为了生产更多粮食,加入了更劣等的D地,同样的情况下,D第能够产出3担粮食,那么级差地租会如下表2:

图片

可以看到,随着更劣等地的加入,A地、B地的地租上升了,而原本不能产生地租的C地产生了地租。这是因为,在更新的生产条件下,作为级差地租基准的最劣等土地发生了变化,由C类的土地变成了D类的土地。

如果我们把级差地租理论对应到今天的城市房价中,则要考虑建筑地租的特点,建筑地租和土地肥力关系较小,而和位置(以及交通通达度)关系要大很多。随着城市面积的扩展,离市中心越来越远的土地也逐渐被纳入住宅用地。

住宅的使用价值是居住、休息并在这个过程中进行劳动力再生产,那么离市中心较远的,通勤时间较长的,使劳动力再生产效果更差的住宅土地自然是更劣等的住宅土地。因此,对于一个单中心的城市,扩张城市规模,提供更多周边区域的住宅用地,总是将劣等土地纳入住宅生产的过程,中心城区原有住宅的地租只会不断增加。

因此,和一般人的常识不符,这绝对不是庸俗经济学中简单的“一级市场垄断”的状况。打破垄断和户籍限制,提高土地供应量,只能将越来越差的居住条件和通勤条件当成最劣等地和劳动力再生产条件的基准,资本家将越来越享受更聚集的产业带来的经济效率优势,中心城区的房主享受越来越多的“地租收益”,而通勤成本则踢给边缘城区的市民买单。

如果考察现实,可以看到的是:位于北京CBD的企业大量利用居住在燕郊地区的劳动力,以降低用工成本。这就是将离市中心相当远的土地纳入城市影响范围,作为居住用地的结果之一,这些居住用地成为了确定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底线的标准,对劳动者待遇、居住条件都有一定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这加强了核心城区经济活动,反而有利于核心城区地租的提高。

因此,所谓的“大国大城”——一线城市放开土地供应和户籍限制是行不通的,只会加剧现有问题。一线城市土地价格高的原因在于,大城市的高效生产关系和其所需的土地在整个社会化大生产中难以或者几乎无法再生产。

简单地扩大土地供应,容纳更多的人口和产业,只能加强和巩固城中的生产和经济关系,造成中心城区对边缘城区、超大城市对小城市级差地租的增大,使中心城市中心城区的土地价格上涨。甚至从逻辑上来说:不可能通过继续加强和巩固一种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来解决这种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过强所带来的问题。

实际上,要解决一线城市摊大饼的问题,不能靠更大规模地摊大饼。为了解决大城市的生产关系和其所需的土地无法再生产所带来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是近似地再生产或者再构建类似的城市以与原有城市相互竞争。而简单地加入劣等地,扩展城市面积,绝对不是市中心优质土地的再生产。

解决的办法或者是在城市外另外建立中心,形成多中心格局,使多个中心形成同等层级互相竞争的关系,而不是中心和外围的关系;又或者是通过较低层级城市,如各省省会和新一线城市快速发展,特别是产业发展,吸纳和分担人口。

在新一线城市成型之前,对一线城市进行人口管控是对整个国家和社会负责的行为,城市的扩张和集聚基本上是不可逆的过程,特别是城市建设用地基本不可能重新复垦,倘若北上广的人口总量达到5000万的量级,那么新一线城市还有什么发展空间?要使新一线城市扩展到什么地步才能和北京上海相竞争?如果需要疏散人口,又能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地貌的复原?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这一问题的误解是相当多的,如长期被炒作的“上海市的农田”,其实不是“限制供给抬高地价”,它就应该是农田,如果作为劣等地加入住宅生产,只会造成中心城区地租的进一步上涨,和其他不可挽回的后果。

级差地租第二形态——城市建设的投入主体与收益主体相分离

以上分析是说明从城市扩大过程中,随着更劣等地的不断纳入劳动力再生产过程而造成的级差地租I的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对土地的集约化利用和土地改造也会使更多的劣等、中等土地变成生产意义上的优等土地,或者使优等土地更加优质,和之前的分析类似,这也会导致级差地租的上涨,这一部分被称之为级差地租第二形态或级差地租II。

有很多观点认为,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通过四万亿计划刺激经济,超发货币以至于房价快速上涨。问题在于,为什么上涨的主要是房价,而不是其他的投资品价格或者工业品价格。

这一方面是因为土地、股票等存在着不可再生产性,因而不具有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也没有直接的价值锚,其价格是由其依附于的社会再生产体系的具体运行状况间接软性约束的,因而具有投机性。

另一方面,即使抽离掉投机的部分,由于城市扩大和土地改造的两方面因素,地租的绝对量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总是在上涨的,这就使得购买城市房产在长期来看几乎都是有利可图,即使短期看会有高点买入后房价下跌的情况,但往往又走向了另一个高点,这是股票所不能相比的。

而四万亿计划中的主要部分,即为铁路、公路、机场和棚户区改造等交通基础设施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在四万亿计划之前和之后,中国也有长期的、稳定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这些刺激计划和货币投入并非仅仅以“货币数量论”所描述的那样引起了房价的上涨,而更多的是以基础设施建设,如几十条地铁线路,几万公里的高速铁路等等,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以改造土地的方式提高了级差地租II,支撑了房价的上涨。

问题在于,城市建设的投入主体是地方政府,享受级差地租II的则主要是大城市中心城区的房主,地方政府获取的土地出让金往往又投入到土地改造当中。而在城市进一步向外围扩展后,地方政府仍然需要在市中心投入资源以维护和扩建基础设施,而土地出让金则主要来源于城市外围土地的出让。可以说,城市建设的投入主体与收益主体是分离的。

而正是因为房地产资产价格增长,在购房后和房主个人几乎没有关系,而是由国家投入和整个社会生产的发展所导致的,这些收益也理应由国家收集并用之于社会。这也是未来将要推出的房产税的合理缘由之一,后面我们会再出文章分析。

需要注意的是,地租的不断上涨是过去二十年中,以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发展核心动力之一,以城市为积累结构核心的结果,那么它就只是一个历史过程的表现,而绝对不是永恒的。当这个历史过程结束,如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区域的改变、国家投资方向的转变等等引起积累结构发生重构,那么一些区域房价的增长也会停止,甚至发生较大幅度的调整,因此房地产并不是永远保险的投资品。

以上即为对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级差地租理论的简要介绍和对现实的一些分析,当然我们只是重点分析了级差地租上涨的两个重要动因,指出了“大国大城”的不可行之处,但仍未对过去二十年中国房价的增长进行全面的分析和具体的解释,这是由中国的经济发展路径和积累结构决定的,将在下一篇文章中详细阐述。

最近一段时间,历史的进程正在加速推进,波涛空前地汹涌,我们应该为一些变化做好准备并付出努力,去寻求一条更好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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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住不炒为什么失效?
原创 潮思  新潮沉思录  2021-05-05 13:02
文 | 新华门的卡夫卡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随着全世界的放水进程不断加剧,以及西方世界实质性采取MMT理论作为其宏观金融政策的指导性工具后,资产价格膨胀再度成为一个典型的难以抑制的“灰犀牛”问题。通货膨胀的问题再度成为老百姓认知里,“将来一定会发生的历史必然”。(有关MMT理论,可以参见笔者去年所撰写的几篇文章,见文末)

然而当代金融体系发展到现在,其复杂性已经远远超出经济学现在习惯使用的数学工具可以测度的情形,具体未来发展到底会怎么样,我们谁也不好说。

但随着社会共识的形成,老百姓“一二线城市买房上车”的焦虑日益深化,“炒刚需、炒一二线、炒学区房”的普遍行为,更日益在戕害一代青年。而最近被调查的“深房理”作为典型的“内卷与互害”型产物,更是其中的佼佼者。社会科学作为研究人类认知和人类行为的学科,不可避免的要面对这种因集体认知而产生的集体行为,甚至要根究其深层渊源,防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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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以来,随着有效的对新冠疫情进行治理,我国的制度体系更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可,体现了“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但目前仍然存在很多问题,笔者将通过介绍深房理问题,挖掘当代社会治理所面临的困局。


深房理问题和资产名义价格通胀

深房理事件爆发,让广大人民群众着实跌碎了眼镜,特别是对于笔者这样对于金融体系有一定认知和了解的人,更是感觉其中蕴含着非常微妙的一些因素。我们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深房理的情况。深房理是一家公司,然而这个公司存在的目的就是炒房。简单的说,由于深圳自2015年以来,房价快速上涨,6年时间内房价涨了三四倍。这导致在深圳形成了“房价永远上涨,炒房绝对不赔”的一致性预期。这样的一致性预期使得所有的在深圳没有买房子的人产生了恐慌,而在深圳已经有房产的人则产生了想要赚的更多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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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的时候,炒房团可以只用30%出首付,然后在1、2年之内,房价翻番甚至上涨得更多。假如30万首付100万开盘价的房产,在一年翻番后即可以200万元卖出,一来一去,年化收益率高达330%,这样稳赚不赔的高收益行业,为什么不干?

于是深房理这个公司应运而生。深房理是典型的将房产证券化。原本进行炒房是需要一定的门槛的,至少需要拿出来几十万块钱做首付吧,特别是随着深圳房价不断高企,入场炒房的门槛也越来越高。那么如果没有几百万的资金,就和炒房这样的红利无缘了吗?不,深房理这个公司告诉你,我们可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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撮合许多人将自己现金凑一凑,并在公司作为强信用主体的主持下共同持有购买房产。然后炒作房产的升值,并在房产完成升值后,按照份额兑现自己所应该获得的红利。整个过程,是将炒房行为更加大众化、普遍化,如果放任自流放任不管,会造成更进一步的“全民炒房”运动。

说到这里,就让笔者想起了2015年的中国股市,因为那是一场由上层所掀起的大干快上的全民炒股运动,而这样的运动造成了迅速膨胀的资产价格泡沫、金融泡沫。这样的运动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我们也都已经看到了。

一般地来说,价格偏离内在的价值尺度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经济现象。在人类的市场交易体系中,并不是偶然,相反却是历史的常态。而当偏离幅度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是出现了泡沫。一般人大多觉得,当泡沫出现就应该小心谨慎,因为在大众认知中,泡沫的出现,必然导致未来的泡沫破裂,这也就是前些年包括一些“经济学家”在内的人,对房地产市场特别是虚火高涨的热门城市房产产生了“房价必然崩盘”的朴素认知。

这样的看法不能说是错的,但泡沫的生成和存在,与泡沫的破裂,实际上不是同一个问题。正如物质变化的热力学机制与动力学机制一样,泡沫的存在类似于热力学问题,而泡沫何时破裂、如何破裂则是一个动力学问题。

在一二线城市虚火高涨的房地产市场,其推动力是不断增长的信贷规模之下所带来的资产名义价格高涨,和规模越来越大的城市中产群体狂热追逐确定性和高收益率的金融资本;而房地产的杠杆特征属性(即房贷),反过来又会助推宏观广义货币量,再度支撑房产市场。所以这样的动力机制,是会在一定阶段促进泡沫的持续稳定。

当然,上面说的也只是一个阶段的情况,随着金融资本的持续扩大,需要持续的套利回报,在资本收益的要求下,深房理的出现,也是一种资本的必然。原本并不确定何时破裂的泡沫,通过深房理式的方法进行膨胀,一定会在这种更深层次的全民卷入之下加速其泡沫的膨胀,而过度膨胀之下必定导致泡沫的破裂,最终又回到人民群众“房价必然崩盘”的朴素认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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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如果用理性经济人假设来分析微观市场上参与“泡沫资产”炒作的参与者,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典型的击鼓传花游戏,类似于特种兵练胆儿的炸药包传递游戏。资产价格出现名义上的高涨时,精明的资本弄潮儿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可以与狼共舞博取高收益的机会。当然,高收益是高风险并存的。市场的参与者在这个过程中有这样几个一致性认知:

1.泡沫还会继续增长;2.泡沫终究会破裂;3.只要我跑的够快,那么泡沫破裂就追不上我;4.没有参与泡沫所带来的的机会成本损失大于参与泡沫可能的损失。

这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吊诡的局面:大家都知道泡沫要破裂,但大家都在乐此不疲的、紧张的、小心翼翼的将手里的炸弹一个接一个的传下去。参与者们纷纷好奇、紧张而忐忑的观察着炸弹的情况,并在观察和传递的过程中,攫取自己的利润。


运动式治理的房价治理框架

深房理出现的这样一种炒房的玩法,理所当然的一经发现就被地方政府严厉打击、严厉制裁。然而,地方政府究竟是害怕深房理玩儿坏了击鼓传花的游戏,还是真实的试图抑制名义资产价格的进一步高涨。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拷问的问题。

从更深的一个层面上来看,与笔者一样跌碎了眼镜的,是广大人民群众。中央不是说三令五申禁止炒房,房住不炒,要抑制房价的持续增长吗?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我想这需要用另外一个框架理论去回答,这就是运动式治理的成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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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式治理的概念,也可以称之为动员式治理模式。这是一种列宁主义的动员式政治体制,在目标责任制与压力型体制下,打破科层制的治理方法。所谓的科层制,是社会学三大创始人之一韦伯所定义的理想官僚制,表现为高度的分工负责和明确清晰的责任边界与权利划分。然而,由于中国社会的高速发展和不断变化,导致既有的权力责任划分很难及时跟得上形势的变化,也很难清晰明确的划分界。特别是随着社会日趋复杂化,协同治理成为一个当今的显学,其背景就是因为单一的治理手段对于很多新出现的综合性,复合型治理问题产生了挑战。

运动式治理通常发起于突发事件之后,或者遇到常规治理无法解决的问题,由组织内部自上而下发起,是调动整个组织的治理资源集中解决治理难题的一个过程,是对常规治理的补充。是的,运动式治理一定不是常态。

实践中的运动式治理,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其一,治理的突发性:治理发生是不在预期内的,由公共事件突然引发,留给决策者的时间非常短,需要仓促应对,拿出一个粗略的临时的方案。

其二,时间短暂:对于政府来说注意力有限,同一时间面对多项议程,总的资源是有限的,某个议题占用集中资源的时间是有限的。往往启用运动式治理会提前设置一定的治理期限,一般是三到六个月,比较复杂的任务也会有比较长的时限,如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为期三年的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等。

其三,高昂的治理成本:打破原本的科层体系,跨越体制机制原本的条条块块,集中各方面资源解决治理难题。这实际上是将原本投入在其他方面的治理资源,花在了运动式治理的目标之上,且不计成本不算效费比,将造成高昂的治理成本。、

其四,效果的高效性:运动式治理的效果往往很明显,很短的时间能达到很高的治理成果。

每次运动式治理所具备的要件大体是一致的,其运作流程可以归纳为以下的情况:

首先是触发阶段,一个公共问题长久得不到解决,引发上级对该公共问题的关注,牵涉众人的利益、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运动式治理得以启动;

随后是实操阶段,这一阶段一般是自上而下进行的。上级发起了运动式治理,确立了治理目标,随后以多部门、跨领域、跨条块的联合机制集合力量,以负向激励(就是谁不干,摘谁帽子)的形式进行政治动员,通过压力性体制,层层传导治理压力,加大资源投入力度。这里的资源,主要是行政资源即人财物,和政治资源,即权威、威望和预期。

最后是总结验收,运动式治理的发起人根据情况,适时宣布结束运动式治理,并对治理成效进行验收。

这其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方案的执行情况会反馈给上级,上级根据治理进程和治理效果来调整方案,方案的调整又会影响下级政府的积极性。下级政府也不完全是一个执行上级意志的工具人,在方案执行的过程中,既要考虑上级的任务摊派,又要考虑本级政府的利益,上级政府与本级政府利益的不完全统一形成了本级政府在执行中“自有打算”,从而产生了运动式治理异化。

这个异化可能是自己加码,“搭便车”扩大上级方案的解释范围,借上级政策顺带达到本级政府的治理目标;也有可能是放松治理,以取巧的方式应付上级的检查。这都将会影响到运动式治理的效果。

而我们可以看到,在深的“房住不炒”治理,就是运动式治理常态化和长效化之后,地方政府无法做到长时间保持各方面资源的高度集中投入,最终放松治理目标,异化治理效果,导致压力型体制失效,运动式治理最终走向了必然结果,长期化以后必然无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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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的权力分野

之前笔者曾撰文介绍了超大型治理规模之下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行政发包制(链接见文末)。行政发包制,就是央地权力分野的事实,牢固且不可撼动。

行政发包制是由于这样的几个原因存在的:首先是中国国家治理面临地域广,人口多,事务杂,规模极大,远远超出单一中心能够治理的信息处理上限,即便是按照西方国家典型的联邦制,宪制体系进行地方中央权力划分,也也一定会导致中央和地方的离心离德,乃至出现地方分离主义运动,地方听调不听宣。因此,索性给予地方更大的自主权力,即行政发包制,在行政发包制的确立也同时赋予了中央政府随时纠偏、叫停乃至打破地方政府治理层次的这一权威。

其次,是中国政治体制中,无限责任政府的存在,暗含了行政发包制的逻辑。我们一直在讲依法治国,法治思维,法治理念。按照科班定义来说,法治就是法无禁止人皆可为而法无授权政府皆不可为。但是由于我国政治体制事实上是无限责任之中服务。这就意味着政府不能按照可列举的条目进行行政行为,而是需要相机抉择,考虑一切可能出现的,有利的和不利的后果并加以应对。

另外,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的革命历程,其中也深刻蕴含了行政发包制的路径依赖。革命战争年代,常常是“三五个人来七八条枪”,甚至大刀梭镖、赤手空拳就要创立根据地,而上级几乎给不了有效的资源支持,此时往往是尊重干部的主观能动性,即在不违反大的政策方针和法规的前提下,对各个方面的情况一概加以尊重和承认。解放后,也同样如此,1958年的大跃进,就是解放地方政府的主观能动性后,由于缺乏科学的方法论指导导致的。

同时,2012年以来,由于国家、社会和经济形势的变化,地方政府由偏重于单一的发展经济,更多的演变成需要同时面对社会治理、基层治理、医疗、教育、公共卫生、科技、人口、文化、生态等多个目标体系的复杂治理的操作者,更令上一级对地方政府的行为显得投鼠忌器,也难以准确衡量具体地方主官的得与失。

在运动式治理的短期内,上级需要的是下级的全面动员和充分投入,下级也会按照上级希望展开,以表达政治服从性;然而当运动式治理长期化后,上级对下级的行为就不能单单的考量“服从性”了,需要考虑其他治理目标的现实条件。

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只要中央政府一天不能越过地方政府,成为地方需要事事请示的直接上级,那么地方政府就还可以继续异化其治理体系,在多目标的治理框架内,塞入更多的自身意图。

回到本文的范畴内,在笔者看来,解决房住不炒,需要的是从金融政策、到国土空间规划、到产业政策和发展理念的全方位治理,如果不能确立资产定价机制,不能改变土地财政的根本逻辑,那么单纯的行政动员能管得了一时,但很难长时间起效果。

特别是,房产作为中国最广泛的居民部门直接参与的资产投资范畴,控制价格、熨平波动本身是治理的目标,但动员式治理仅仅只是把此间的波动挪到了彼间,两波相干后反而导致了更大幅度的波动,这与其原始目标可谓“南辕北辙”。

至于土地财政的问题,笔者下篇再来谈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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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5-26 04:14:30 | 显示全部楼层
专家:商品房的本质就是"炒",所以不能用来解决"住"的问题
观察者网  2022-05-25 11:48 发表于上海
以下文章来源于底线思维 ,作者赵燕菁


    今年,全国已有80多个城市出台了与房地产相关的优化政策,有观点认为房地产行业的新阶段和新常态要出现了。进入二季度,房地产政策宽松空间进一步打开,央行降低首套房贷款利率下限,松绑成为多地楼市调控的关键词。
    如何认识当下房地产行业的“困局”与“出路”?政府如何解决现有的烂尾楼和土地资源错配问题?如何用制度更好地保障“居者有其屋”?观察者网就这些话题采访了厦门大学教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赵燕菁。以下为采访全文。

【采访/观察者网 刘惠】

观察者网:2022年一季度全国住宅销售面积、销售额分别同比下降18.6%、25.6%,最近楼市发出了松绑信号。各地动作频频,取消部分限购、限售,甚至成都赣州出现了“两成首付”,央行给房地产市场5年期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单独“降息”,但是楼市的行情依然是波澜不惊,可能受限于哪些情况?

赵燕菁:第一,前一阶段商品房供给太大,没有出清之前,房价很难上涨;第二,把打压房价作为房地产调控的政策,这种错误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纠正;第三,对“房住不炒”仍有片面解读,成为市场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观察者网:今年首轮集中供地,整体上还是以国企央企主导,民营房企比较审慎,相较于2021年的三轮集中供地,显示出国企兜底现象,多宗土地属于定向出让。这释放了哪些信号?

赵燕菁:目前市场没有需求,国企为了帮助地方政府财政,明知没有需求,也要硬着头皮拿地。需求端不解决,拿的地越多,房地产卖压越大,出清就越困难,房地产市场就越困难。

观察者网:过去两年国家对房地产的政策相对收紧,房贷速度放缓、控制行业负债规模,2021年以来,恒大、华夏幸福等房企接连暴雷,出现债务违约现象。从城市化率、人口负增长、房企高额负债等情况看,有观点认为房地产行业的新阶段和新常态要出现了,您如何看待?未来10年房地产行业前景如何?对土地财政和市政建设将产生哪些影响?

赵燕菁:房地产行业需要转型,从增量为主转向存量为主,从重资产转向轻资产。谁先完成转型,谁先逃出生天。未来十年,房地产行业就是看谁能把已经形成的存量变为现金流,这需要整个行业商业模式的创新。

商品房市场除少数稀缺的区位,供给过剩的项目要壮士断腕,尽快出清。土地出让净收入必定会大幅减少。任何建立在“房地产+X”的商业模式,都会被淘汰。对流量的争夺将会白热化,物业管理将会出现如互联网一样的蓝海,从城市运营到小区物管都会诞生新的“平台”和“应用”,这是未来政府和房地产行业最大的机会。

观察者网:全国房地产商会联盟主席顾云昌认为1到3月份的房地产数据不景气,房地产必须升温,要稳地产稳经济。央行在5月9日发布2022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要求“坚持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房地产行业贡献20%的GDP,贡献40%的财政收入,在稳房价、稳地价、稳预期的情况下,房产在GDP中的占比是否会下降?

赵燕菁:不在短期内救活房地产,就会导致金融行业系统性危机。正确的口号应当是“不能将房地产作为长期刺激经济的手段”。房地产政策失调,导致经济大失血,首先最急迫的是要止血。只要房地产不恢复正常的心跳,其他任何政策都难以让经济起死回生。

观察者网:随着各大房企出现危机,目前许多二三线城市出现烂尾楼现象,甚至北京一处别墅都出现烂尾,面对这些切实的民生问题,政府应当发挥哪些作用?被人诟病已久的房地产预售制度和公摊面积是否在未来需要进行改革?

赵燕菁:烂尾楼就是坏账,必须尽快清算破产。必要时,政府要打折回购,或成立资产公司接受银行次级资产。一旦市场出清,房地产重新恢复供不应求,这些烂尾楼的价值就可能重新恢复。

预售实际上是一种融资,对于已经出让的土地,不能一刀切限制预售,对于新进入市场的土地,在房地产市场逐渐恢复后,可以逐渐取消。但在目前房地产市场已经休克的时候,出台任何不利市场信心的政策都要特别慎重。

至于“公摊”问题只不过买东西用“净重”还是“毛重”的差别。如果没有政府限价,市场最后会通过价格调整抹平两者的差异。公摊的真正问题是产权细碎,不利于今后的运营和维护。

观察者网:现在各地也在加紧建设保障性住房,许多公租房与人才公寓也可保证住户的孩子享受当地的教育资源,国家也在推行“双轨制”,朱镕基总理曾经判断50%的老百姓住在保障性住房里,目前国家保障性住房建设规模如何?缺口有多大?如何让政府和国有企业发挥作用?

赵燕菁:商品房的本质就是“炒”,所以不能用来解决“住”的问题。“住”的问题只能靠政策性保障房。保障房不能成为福利,而是要和“纳税”结合在一起,只要纳税,就应当享受当地公共服务,包括学校。

保障房的规模取决于就业人口规模,如果只覆盖“人才”,规模会非常有限,本身户籍人口没有住房的也很少。但如果要把所有城市就业者——农民工、打工者、服务员、出租司机、外卖人员、环卫人员、公交司机等统统包括在内,规模就会非常巨大,如果算上他们的家属,规模就更大。

至于缺口,各个城市天差地别。鹤岗可能房子比人还多,深圳至少一半以上的打工者住在没有产权的城中村。政府关键是要设计一个正确的商业模式,让保障的现金流能覆盖其成本(新加坡是公积金),只要有稳定现金流,就可以大规模融资。但同时也需要大幅压低征地拆迁成本,这需要政治意志,遏制原住民的不当溢价。

观察者网:在房价高企的现状下,许多人选择租房,租房市场也出现了种种问题,相比西方在租房市场上拥有更加完备的法治体系,政府未来是否会进一步推进租售同权,保障租客的利益进而进一步让更多人愿意租房生活?疫情期间人才公寓被征用,租客被赶出所租房屋等新闻时有发生,如何平衡这一权益?

赵燕菁:这些现在实际上也在做,继续就可以了,但解决不了商品房的投资需求。在中国资本市场(股票、债权)不发达的情况下,房地产是个人资产保值、增值的工具,是一般劳动资本化的转化器。住房市场消失,家庭财富保值的工具就没有了。无论对家庭、对社会、对政府,都是巨大的损失,应对危机的能力会急剧下降。

此次防疫之所以可以扛到今天,和房地产市场融资功能密不可分。如果房地产市场被打垮,地方政府和家庭抵御突发危机的能力会急剧下降,就有可能产生严重后果。

观察者网:目前土地财政也存在资源错配的情况,在人口流入的一线与新一线城市土地相对供应不足,而三四线城市与东北和西部地区的城市则有明显的库存过剩问题,未来国家如何应对这些问题?

赵燕菁:让市场解决问题:1)用去化周期取代房价考核一个城市房地产的健康;2)土地指标向需求大的城市倾斜,不能把土地指标用作“扶贫”的工具;3)建立“占用”耕地向“保护”耕地地区的税收转移机制。

观察者网:全国统一大市场里面也提到统一市场对建设用地指标进行跨省交易和调配,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人钱地挂钩”政策,但全国范围内缺乏实践。当前有哪些制度性的困难?需要实施哪些改革?

赵燕菁:我们曾在美国能源基金委托的项目中,提出了一个“激励性财政转移”制度,就是想解决跨地区“发展与保护”分工的问题。

其简化的机制就是;1)中央根据建设用地规模向各地征税;2)根据耕地质量和面积返还各地。收入不进入中央,中央决定“税率”。各地根据税率,决定自己是“保护”还是“开发”。中央鼓励“开发”,就降低“税率”,中央鼓励“保护”,就提高“税率”。

这样耕地(不是粮食)本身就可以带来稳定的收益,保护耕地也就成为一个有收益的商业行为。有了市场机制就可以取代依靠各种“红线划定”保护耕地的计划经济模式,才能落实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人钱地挂钩”政策,真正将“绿水青山”转变为“金山银山”。

来源|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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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5-26 17:10:13 | 显示全部楼层
桥水创始人达利欧:现金和股票是垃圾,求回报还得看房地产


2022-05-25 13:13:42来源:观察者网

当地时间周二(5月24日),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Bridgewater Associates)创始人达利欧(Ray Dalio)在出席达沃斯年会时表示:现金仍然是垃圾,而股市更为垃圾。达利欧称,在通货膨胀严重影响实际回报的时期,投资者最好选择房地产等实物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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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内幕网站报道截图
在达沃斯年会上,达利欧接受了美国消费者频道与商业(CNBC)的独家采访。达利欧直言不讳地表示:现金仍是垃圾(cash is still trash)。此前的2020年1月,达利欧也曾在达沃斯全球经济论坛上喊出“现金就是垃圾”。
结合标普500指数来看,在达利欧当年喊话后不久,一直在冲高的标普500指数掉头直下。而此次“现金仍是垃圾”流出之际,标普500指数已经在美国股市的震荡中失守4000点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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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财经截图
“你知道你失去现金购买力的速度有多快吗?”达利欧在接受采访时,毫不犹豫地强调了自己对现金的消极观点。他接着表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投资者将资金存放在股票或债券上会更好,因为“股票更垃圾(equities are trashier)”。
达利欧认为,在通胀严重影响实际回报之际,投资者最好投资于房地产(estate)等“实际”资产。
在美国通胀高企、经济承压的当下,不断有人加入华尔街看空美国股票的队伍。古根海姆合伙公司,全球首席投资官明纳德(Scott Minerd)日前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房地产和艺术品未来五年的表现将超过股市。在明纳德看来,美联储如“自动驾驶”般的提高利率,将会让股市进一步承压。
从桥水的持仓情况来看,桥水此前公布的第一季度13F报告显示,在清仓特斯拉等24只股票的同时,桥水一季度建仓做多伯克希尔哈撒韦、南方铜业等,同时增持了一些新兴市场ETF,并增持阿里巴巴、沃尔玛和百事可口等公司的股票。
据报告,该季度桥水新建仓261个标的,增持546个标的;清仓24个标的、减持156个标的。该基金一季度整体持仓规模达到248亿美元,较上季度172.02亿美元增加44%,十大重仓股集中度为33.94%。环比上一季度,桥水进一步押注了健康、医疗和消费品,减少了金融相关类型资产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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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5-27 12:40:08 | 显示全部楼层
这个千万人口、万亿GDP的省会,为何却是“房价洼地”?
中国新闻网


2022年05月27日 07:15:50 来自北京







中新财经5月27日电(左宇坤)5月以来,多地不约而同驶入了放宽楼市调控的快车道。但当政策数量递增,趋同性也越来越高之时,一个省会城市推出的新政显得尤其不一样。

湖南长沙近日提出“租购并举”的新思路被赞为“调控奇招”。从“房价洼地”到“调控标兵”,这座城市妙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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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一景。 受访者供图

“租出去就算无房”

5月11日,《关于推进长沙市租赁住房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盘活存量房的试点实施方案》出台,在其他地区主要调整限售、限购等楼市政策中,十分吸引眼球。

新政明确,业主可以通过与试点企业签订合作协议的方式,由长沙市住房租赁监管服务平台进行监管,将存量房盘活供作租赁住房,运营年限时间不低于10年。《方案》施行之前,已实现网签备案交房或已办理不动产登记的房屋,盘活供作租赁住房后,不纳入家庭住房套数计算。

简单来说,满足上述要求后,对于拥有多套房、处于限购状态的长沙家庭,随时可以把名下的二手房“盘活做租赁住房”,就可以获得一张、甚至两张全新的“房票”了

这被业内分析人士称为是打通了长沙新房、二手房和租房市场间的通道的“奇招”。

在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分院院长张波看来,长沙新政开拓了一条“租购并举”的新思路,在增加市场的租赁房源供给量的同时,进一步提升了区域内有效的购房潜力,同步对稳定当地房地产交易市场起到了积极作用。

同时,业主要获得二套房资格,要将房屋交予国企进行出租,并对租赁的年限有明确要求。“这在一定程度是提升了市场上租赁房源的供给量,因为是长期租赁,也从很大程度上规避了炒房和投机的问题。”张波称。

而这,早已不是长沙第一次因为房地产“出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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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一景。 受访者供图

“房价洼地”

“长沙作为省会城市,房价已经控制得很好了,努努力还是买得起的。”湖南人刘冉(化名)在外地求学结束后,还是选择回到家乡的省会城市发展置业。

“在北方待了几年,大致了解了一下房价之后,感觉还是很骄傲长沙的房价能这么低,而且性价比很高。可能和周围的成都重庆等城市比不了,但长沙比较不错的小区周围的环境以及商业配备还是很好的。”刘冉认为。

参考中国房价行情网的数据,虽然长沙房价连涨17个月,但目前长沙的新房均价为10649元/平方米。而常常与之对比的其他几个省会城市中,武汉新房均价为19455元/平方米,河南郑州为13861元/平方米,江西南昌为13816元/平方米。

实际上,“房价洼地”的标签已围绕着长沙十余年。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年,太原房价突破7000元/平方米,武汉、合肥房价超过5500元/平方米时,长沙的还不足4500元/平方米,仅略高于南昌。

房价这么低,是因为经济发展不足吗?

其实,2017年,长沙就首次迈入“万亿GDP俱乐部”,也是中部第2个、中西部第4个GDP突破万亿的城市;2021年,长沙GDP超过1.3万亿,位居全国省会城市第6位,在中部地区仅次于武汉。

除去经济原因,或许有生活环境不好的因素?

事实上,截至2021年,长沙已连续第14年获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土生土长的长沙人谭阳(化名)2015年在长沙购买了一套80多平方米的房子,每个月只需要还1500元左右的房贷。

“这让我前几年换工作,待业了一段时间都毫无压力。有乌鲁木齐的朋友和我说,她一周还的房贷都赶上我一个月的了。”谭阳对中新财经表示。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这样一座千万人口、万亿GDP的城市的房价稳定保持低价?在长沙工作了十余年的房地产中介李奇(化名)认为,长沙的调控“秘诀”主要看两点,一是供地量较大,二是严格的限价限售等政策。

湖南中原数据显示,长沙近两年供应和成交天花板相差近40万平方米,除个别月份外,市场长期维持供过于求状态。而在过去五、六年里,长沙楼市的限购和购售力度,远超多个省会城市,基本与核心城市等同,限售力度甚至一度超过这些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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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上俯瞰长沙。 受访者供图

“房住不炒”广邀人才

“在长沙买房给我的感觉就是,虽然不会大涨,但肯定不会亏,而这正是刚需购房需要的。”刘冉最近定下了一套142㎡的毛坯房,单价10600元左右,开车去市中心只要半小时,2024年差不多能交房。“现在精装房多,我更想按自己的喜好来,选到这一套已经很满意了。”

“长沙现在是全国所有大城市里房价和收入比最低的城市,一个普通家庭工作6.4年就可以买100平米的房子,年轻人不靠父母,和伴侣一起就可以轻松交首付供房。”长沙市相关负责人2021年3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

“房价压力小了,虽然工资不太高,但是长沙人心态好、也爱消费。”身在传媒行业的谭阳提到,自己身边的“新长沙人”越来越多,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叠加了“网红城市”的名片,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湖南文化、娱乐、旅游业的发展。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正如长沙岳麓书院门前的这幅对联所言,曾经经历过人才流失的长沙狠抓“房住不炒”,其中一个目的也是为了吸引人才。长沙2021年新增人口超17.85万人,在全国城市中位居第六。

“这个指标的进步,意义很大。”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院长、湖南省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侯俊军认为,人才是会跟着人才走的,长沙市这些年来一直在引进方面下力气、出实招,产生了很好的人才集聚效应。

2022年4月,湖南发布了《关于实施强省会战略支持长沙市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长沙计划到2026年GDP达到2万亿元左右,常住人口突破1200万人,并给出多重配套措施,从产业、交通、互联网、能源、人才引进等方面推进强省会建设。

在李奇看来,“湖南的强省会战略注定了在长沙买房远比在其他地区买房好,光是看当下买房人十分关注的教育资源,差距就会特别大。”(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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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6-6 17:24:24 | 显示全部楼层
市委书记落马背后:用央企之名敛财 关联神秘商人曾举报史文清震动江西官场

[url=]第一财经[/url]

[url=]2022年06月05日 20:53:16 来自北京[/url]








5月初,江西省宜春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二级巡视员袁和庚被江西省纪委监委带走调查。

第一财经记者从权威信源处了解到,袁和庚被查,源于其在江西省高安市担任市长和市委书记期间,本人及其家族成员常年插手当地基建工程,并卷入与多名商人的利益关系。

权威信源透露,袁和庚的司机家中被查抄出巨额现金。目前这名司机已经被宜春市纪委带走调查。另外,据记者了解,袁和庚的外甥以及一名姻亲亲属也一并被带走调查。

上述权威人士告诉记者,袁和庚利用手中权力垄断高安市国、省道的水泥、钢筋、混泥土供应,以致工程建设费用远远超出了同类公路和大桥。“仅高安大道2.6公里的道路,就花费了1.8亿修建;高安大桥的修建,也花费了1.6亿”。

另外,记者调查了解到,袁和庚在高安市历时九年的仕途经历中,一直与一些商人保持长期的密切关系。因与宜春地区以外,甚至江西省外的人脉相连,袁和庚善于拉拢所谓“央企”,以央企之名为幌子,实则与私企联合在高安套取利益。

2014年,中国汽车零部件工业公司(下称“中汽零”)作为央企中国机械工业集团的下属子公司来到高安,联合高安市政府打造中汽高安森泽汽车商贸物流产业园项目(下称“中汽森泽”)。作为高安市招商引资的重点项目,这一项目总体规划2万亩,被列为江西省重点项目。

第一财经记者调查发现,以央企之名获得项目立项和审批后,真正落地高安的项目公司,与相关央企只有“一毛钱“关系——中汽森泽在高安的三家项目主体,中汽零只间接持有其1%的股份。

而这三家主体项目公司,穿透股权最终持有人,持股近99%的,为一名女性自然人。记者继续调查发现,这名女性的背后,又是一名神秘的温姓赣州商人。

2019年年末,这名赣州商人曾化名举报江西省原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史文清,状告史向其巨额索贿,史文清遂被中纪委查办。此事震动江西官场。

不过记者调查发现,这名温姓商人当年在江西真正值钱的产业,并非在赣州,而是位于江西省高安市的这个汽贸物流产业园和商贸城项目。这一项目的取得,以及在高安市8年的运作过程中,袁和庚深涉其中,甚至在高安当地官场,该项目究竟是谁的,已经面目不清。

2020年,温姓商人参与中汽零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一举成为中汽零第一大单一持股股东。混改之前,温氏家族持有中汽森泽旗下经营主体90%的最终受益权;混改之后,温氏家族持有中汽森泽的权益扩大到98.63%。

以央企之名

“十万大军跑全国,有路就有高安车”。高安人用勤奋和耐力成就了“中国物流汽运之都“这个名声。

2014年,彼时还未混改的央企中汽零来到高安。至少从表面上看来,中汽零的主营业务与高安的“物流汽运之都”的定位,看上去气质吻合。

这之后,袁和庚在任高安市市长和市委书记期间,中汽森泽属于高安的“一号工程”。

中汽森泽来到高安最早的年份是2014年5月。知情人士向记者证实,在前期招商引资洽谈过程中都是中汽零牵头。但落到签署协议的时候,签约方突然就变成了主要股份由私人持股的几家项目公司。

落定高安的三家项目公司,分别为中汽高安森泽物流城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森泽物流城公司”)、中汽高安森泽商贸城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森泽商贸城公司”)、中汽森泽置业有限公司。三家公司成立时间分别为:2014年8月、2015年5月、2015年4月。主要运作的主体,则是前两家公司。

天眼查列示的公开信息显示,三家公司的上层持股架构完全一致,均由两家法人持股:中汽高安(深圳)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持股90%;中汽高安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股10%。

持股90%的这家合伙企业,其99%的份额,由一家名称为北京宏家棋腾有限公司(下称“北京宏家棋腾”)的企业持有。

以下图示1所示,为中汽森泽三家项目主体公司的持股架构图(2020年中汽零混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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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示1显示,中汽零对中汽高安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为10%,而后者持有三家项目主体公司的股权比例,也只有10%。这也意味着,中汽零真正持有三家主体公司的股权比例只有1%(10%*10%)。

中汽森泽这三家项目公司,以及为三家项目公司而成立的两家持股公司的上层股权结构,从成立一开始至今,没有变更过。

中汽零混改之前,股权穿透后,自然人宋添秀通过各条持股路径共持有中汽森泽90%的最终受益权。中汽零混改之后,天眼查系统显示,股权穿透后,宋添秀通过8条间接持股路径,合计对中汽森泽三家主体公司的最终权益,持有比例扩大到9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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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这表明,无论混改之前还是之后,宋添秀都是中汽森泽的最终受益人。但8年来,中汽森泽却从未向外界宣告这一事实,一直以央企示人。

迟至2019年10月,森泽商贸城公司因一则房地产广告向高安市民发表公开《致歉声明》,声明中仍然声称:“中汽森泽作为一家有责任有担当的央企,自亮相高安以来,一直非常注重公众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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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中汽森泽商贸物流产业园项目报批之时,袁和庚还是高安市市长。有高安官员向记者透露,项目立项时,时任高安市委书记聂智胜发现了其中的问题,并不同意立项。“袁和庚绕过了书记,擅自做主”。

记者由此致电聂智胜求证,但聂智胜表示早已不在高安任职,不便发表意见。2016年7月,聂智胜调离高安,袁和庚接任高安市委书记。

而在中汽森泽落地高安的这一年,中央已经明确禁止非地产主业的央企从事房地产开发。中汽零间接持有相关项目公司股权比例只有百分之一,从股权结构上绕开了这一禁令。

产业未建,违约先开发房地产

高安市,地处江西中部,距离省城南昌只有60公里,市域经济以建筑陶瓷、货运汽车、机械光电为主导产业。境内人口80万左右,为江西省辖县级市,划归宜春市代管。2021年人均GDP超过6万元,在宜春市辖区内,高安市属于经济和居民生活水平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

高安市引入中汽森泽,本意带动货运物流产业发展。但中汽森泽一拿到地,就开始开发房地产。

上述三家中汽森泽项目主体公司中,虽然是森泽物流城公司先注册,先拿地,但更先开始运作的,却是森泽商贸城公司。

天眼查土地公示记录显示,森泽商贸城公司在高安获得的第一块土地,于2015年9月取得。

仅仅一年后,这家公司开发的“森泽国际商贸城”一期共15栋,其中店面469间取得预售证,于2015年6月开始发售。一期房屋售价最便宜的也要四、五千一平方米。

“违反了跟政府的协议。当时的协议是要求先做产业,再开发房地产,没有想到一开始他们就开发了房地产。”一名了解内情的宜春官员告诉记者,

2017年森泽商贸城一期交房。

2017年,正是中国三、四线城市房地产爆发的年景。主攻三四线城市的碧桂园,在这一年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合同销售额由上一年的3000亿元人民币,暴增至5500元亿人民币,接近翻倍。而森泽商贸城一期商铺在这一年也同样卖得火爆。

不过,森泽商贸城一期交房后,业主们发现房屋质量问题严重,墙面被业主取名为“纸皮墙”。多家业主联名投诉森泽一期房屋质量问题。至今,互联网上仍然能找到反映森泽商贸城一期房屋质量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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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高安一名当时处理此次购房者集体投诉房屋质量问题的官员回忆,“当时为了这个事件(房屋质量投诉),建了两个微信群,每个微信群500人不到,所以估计至少有几百户的业主投诉。然后有老俵们去调查,发现工程的分包负责人有袁和庚的近亲属。当时忌惮于袁的势力,事情就被冷处理了。“

不止一位了解内情的人士透露,在中汽森泽的项目管理、建设过程中,隐现袁和庚多名近亲属及其司机,中汽森泽到底属于谁?已经面目不清。

尽管彼时开发和发售第一期项目已经违反了与高安市政府“先做产业,后做房地产”的协议,但利益的车轮碾压着非议,2018年2月,商贸城二期继续开售。

据上述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参与森泽工程的有一名袁和庚的外甥,在高安人称“余胖子”。不仅仅是森泽的工程,“余胖子”还承接了大量高安市商业、住宅等地产的消防工程,以及市政的绿化工程。比如,“在高安大道两边的广告牌、绿化什么的,其实工程量并不大,按600万结算了给他。正规的园林绿化企业报价比这个低多了。”

而袁和庚的司机,亦系袁的近亲,“姓徐,姑表亲,高安有好多人帮他司机承揽工程”。该知情人士表示,徐姓司机还利用袁的关系,在高安的各乡镇以及机关单位高价兜售其采购的红酒。

除此之外,多名高安官员反映,袁的司机、家族成员以及朋友,也是袁买官卖官的“中介”。“我们当地叫‘卖帽子’,一个镇党委书记(的职位),卖到30到50万元,一些好的地方的一把手(职位),都是卖到上百万的。”

土地“二道贩子“

有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中汽森泽的项目公司,从招拍挂拿到的一些产业用地,等不及开发就转让了。

记者综合天眼查系统“地块公示”栏目,以及江西省自然资源厅网站公开的数据统计,2015年至2019年,森泽商贸城公司和森泽物流城公司,在高安市一级土地市场通过招拍挂拿地20余幅,合计拿地面积约2800余亩。拿地时间集中在2015年至2017年。

“他拿到政府的土地,(有些)一下子就转卖掉了。原来要求是成片开发,不能分包分割的,他就直接分割了。甚至还直接加价高卖赚取差价。有知情人士对记者称。

“在森泽大道以北,米州大道以东,从桃源物流那边开始,那一排,(好多)都是(森泽)转让出去的。”上述知情人士告诉记者。

记者从高安市政府相关人士处获得的土地转让登记信息,佐证了上述知情人士的说法。

2018年9、10月左右,在高安货运汽车产业基地,从森泽物流城公司手中获转土地的基地内企业,据不完全统计有7家。

分别是:高安市常*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江西省宜春***物资供应有限责任公司、高安市鑫*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高安市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宜春市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高安市瑞*汽贸有限公司、江西桃*物流有限公司。

高安市2018年发改委发布的一系列文件也侧面佐证,上述几家公司在该产业园购置了地块。记者选取其中一家名称为高安市常*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发改委批文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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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七家获得地块转让的公司中,记者摘录了其中两家获取较大地块的转让信息:

2018年10月15日土地使用权登记,高安市常*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土地面积31022.77平米,转让价16826769元 ;

2018年9月20日土地使用权登记,江西省宜春***物资供应有限责任公司,土地面积39988平米,转让价21536640元。

据记者从高安市政府人士处获得的上述土地转让登记信息统计,于2018年9、10月转让的这批土地,合计为286929.8平米,合计转让约430亩,转让总价合计为155694420元,平均每亩单价为36.21万元。

天眼查信息显示,森泽物流城公司自2015年1月,至2019年8月陆续拍下14幅地块的使用权,合计面积为1652亩。

这14幅土地的性质,有一块为仓储用地,其余均为其他商服用地。天眼查的地块公示信息显示,仓储地块的拿地成交价约为8万元/亩,商服用地拿地的亩单价在17万至31万元之间,按加权平均来计算,商服用地拿地均价为21.84万元。

按此商服用地从一级市场的拿地加权均价计算,森泽物流城公司转让给下家的土地差价,约在十几万元每亩。

“不止,森泽实际拿地价肯定比公示的价格要低。”有了解转让情况的高安土地部门官员告诉记者。

从高安市政府关于货运基地招商情况的文件,以及高安市政府发改委的相关文件来看,在高安货运产业基地,中汽森泽扮演了一个类似于“招商和土地的二道贩子”的角色。

对于从一级市场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企业,后期再转让土地时,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

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企业,转让房地产时,至少要满足前提条件之一——完成开发投资总额的25%以上。

落到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对于国有土地建设的投资强度,在《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基础上,各地又有各自的规定。比如,江西省国有土地建设的投资强度,由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原国土地资源厅)做出具体规定。

根据《江西省建设用地指标(2018版)》规定,28个工业行业类别平均投资强度每亩需要达到232万元。2011版工业行业类平均投资强度也需要达到每亩185万元。

多名熟悉内情的人士告诉记者,上述转让的土地并没有达到规定的投资强度,甚至以净地的形式就转让了。“肯定没有开发(就转让),”高安一位官员告诉记者。

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王佑强律师对记者分析称,国家对土地转让的规定非常严格。《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刑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均对此有明确的规定。

“企业从政府出让取得土地使用权,一定是对政府的产业规划和投资有所承诺的,如果没有实现当初的产业引资承诺,就分割转让出去,接手方对政府又没有义务,那政府产业规划的初衷又如何保证?如果这其中涉及非法买卖土地,违法获利超过50万的可以入刑。“王佑强律师表示。

据记者了解,中汽森泽的土地问题,高安当地反映很大,省级主管部门亦有所关注,在袁和庚以及森泽背后老板的运作下,始终“被捂着“。一位退休的土地官员向记者透露,其实中汽森泽的土地问题,“省里早已有所关注,每年审计厅下来换审,土地审计这一块,森泽的土地流转资料是被调取得最多的。”

另外,多名知情人士向记者证实,在中汽森泽物流城的产业园区内,园区道路建设的初始规定是:12米至24米宽的道路,由中汽森泽公司负责修建;超过24米宽度的道路,由市政府安排修建。但实际执行中,这个要求被更改了。“他们打了个协议的擦边球,最后园区内所有的道路都变成了24米宽的规划,这样森泽公司又省下一大笔钱。”

“很多人(官员)虽然反对,但也是敢怒不敢言。”上述知情人士称。

5月初,袁和庚被省纪委调查的消息宣布后,高安市民间流传着一首打油诗,诗中尤其提到了森泽商贸城。“中汽森泽商贸城,搞得百姓气死人。高安房产高富帅,整个宜春它最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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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后神秘商人温杭州

上文写到,中汽森泽三家主体开发公司,追溯到最终的股权持有者,是一家2013年9月在北京注册成立的公司——北京宏家棋腾。而北京宏家棋腾100%的股权,由一名叫“宋添秀”的自然人持有。

尽管宋添秀是中汽森泽这个高安“一号工程”的最终所有人,但高安人几乎没有人听说过这个名字。在高安主理森泽事务的,主要是温氏家族成员——温贤权、温佳艺,熊贤春等人。

其中熊贤春担任中汽森泽旗下两家公司的法人代表,温佳艺担任两家公司的总裁。

记者获知,上述人员只是温氏家族在高安的代理人,真正森泽的实际控制人,则是宋添秀的丈夫——温杭州。

2017年,北京宏家棋腾为宋添秀雇用的一名司机,因劳务纠纷将北京宏家棋腾告上了法院。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透露了宋添秀是一名女性,她的丈夫名为温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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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二审民事判决书(2017)京02民终12521号

温杭州又是谁?作为中汽森泽背后真正的老板,高安市少有人知道此人。

更少有人知道的是,温杭州还有一个名字,叫温和魁,而温和魁正是将江西省副省级干部史文清拉下马的企业家之一。

2019年12月,一篇媒体文章《一位副省级高官的敛金术和多面孔》将江西省原人大副主任、赣州市原市委书记史文清向企业家索贿的行径公之于众。江西赣州商人温和魁向媒体展示了被史文清索贿1亿多元的相关证据。

据接触过2019年末举报史文清索贿材料的知情人士告诉记者,知道温和魁即是温杭州,是因为当时温和魁举报时提供的身份信息,显示举报人真实名称并非其自称的“温和魁”,真名为“温杭州”——在相关材料中,温和魁提供的部分书证显示其签名为:温杭州。

上述公开举报史文清的材料显示,“温和魁”自称,因2011年在江西赣州投资了一个省重点基建项目,2012年4月至10月,被史文清先后索贿逾亿元。

举报材料还显示,2015年至2018年,“温和魁”继续被史文清索贿超亿元。不过,据公开履历资料,史文清2015年2月已经调离赣州市,赴任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

记者致电温杭州,对于宋添秀是否是其妻子的提问,温杭州没有表示否定。

前述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2019年末,当时温杭州在举报史文清之时,曾跟人透露过他在江西宜春有一份汽运城产业。

在记者问及中汽森泽三家项目主体公司是否为央企时,温杭州回答说:“我混改了40.5%的股权,怎么不是央企呢?”

业内人士则对记者表示,北京宏家棋腾参与了中汽零的混改,并不代表北京宏家棋腾的私企身份变身为央企,更不能代表北京宏家棋腾间接控股的中汽森泽可以称为央企。“即便参与中汽零的混改,也是2020年的事情了”。

记者问及中汽森泽的股权是否99%由北京宏家棋腾公司持有的问题时,温杭州让记者自己去查公开信息,但对于记者根据公开渠道查询到的股权结构信息的准确性时,温杭州予以否认。温杭州说:“你看到的这个是错误的吧。”

从股权结构图来看,三家中汽森泽主体公司的大股东就是中汽高安(深圳)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如图1所示,该合伙企业持股三家主体公司90%股权)。

天眼查系统显示,这家合伙企业99%的出资人(LP),为北京宏家棋腾。而中汽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这家合伙企业的GP(管理人,持股1%)。

据2019年举报时提供的信息,“温和魁”为江西赣州宁都人。知情人士透露,他从赣州来到宜春之后经人介绍结识了袁和庚。

根据天眼查查询到的信息,温杭州在赣州的产业最早开始于2002年,彼时温杭州在赣州注册了一家公司,名为赣州鸿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06年12月被吊销,目前仍然处于未注销的状态。

从公开资料来看,温杭州自2009年起,将其业务重心转入江西宜春和北京两地。

温杭州最早来到宜春,是在2009年,彼时温杭州在宜春市奉新县成立了一家公司——江西赣源矿业有限公司,意图拿下该县仰山乡的一处锂矿资源。

据奉新县一名官员回忆,“他的叫价没有别人高,但公司刚成立就参加拍卖,所有(采矿)资格、手续办理得很快。”

2010年,温杭州在北京设立北京森洲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名下没有公开拿地信息。

公开信息显示,除北京森洲置业有限公司外,温杭州在北京最重要的布局,便是北京宏家棋腾。这家公司不仅持有中汽森泽绝大部分股权,还深度绑定了带有“中汽零”名号的几家公司股权。

2012年,中汽零在天津组建一家私募股权基金管理人公司(GP公司)——中汽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中汽零投),北京宏家棋腾作为发起人持股比例为20%。宋添秀任该公司董事。公开信息显示,中汽零投的管理规模为5亿-10亿元。

中汽零投目前管理三只基金。其中一只正是中汽森泽三家主体公司持股90%的合伙企业。




温杭州夫妇名下的北京宏家棋腾公司,参与到中汽零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在2020年。混改之前,中汽零由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国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2020年7月,随着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责任退出股份、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转让部分股份,北京锦上添花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宏家棋腾两家私人企业进入,成为中汽零的新进股东。

其中,北京宏家棋腾持股40.5%,一举成为中汽零单一最大股东。温杭州也随后成为了中汽零的副董事长。

天眼查系统显示,2022年1月,混改后的中汽零,被列为“被执行人”,截至记者发稿,这一记录仍未消除。该被执行案件的原告是江西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政府,被执行标的为1.8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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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6-8 22:12:09 | 显示全部楼层
上海首轮集中供地834.7亿登顶,36幅地块平均溢价率3.5%
2022-06-08 20:08:01来源:观察者网

【导读】 “预期未来各地楼市及土地市场政策总体继续宽松,各地‘因城施策’进入精细化调整阶段。同时,对于楼市短期内复苏无望的绝大多数城市而言,这也在客观上督促其逐步摆脱土地财政,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如能顺利渡过难关,长期来看,有利于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文/张志峰 编辑/马媛媛)6月8日下午,历时5天的上海2022年第一批集中供地落幕,36幅涉宅地块均顺利成交,总金额达到834.72亿元,超过杭州,刷新成为全国榜首;然而平均溢价率3.5%,仅排在22城中位。
业内普遍认为,这一结果不温不火,总体符合预期。
一方面,刚刚解封的上海,经历了2个多月的停滞之后,市场预期产生变化,叠加全国楼市下行影响,房企所面临的资金等各方面压力倍增,对于拍地“有心无力”。
另一方面,为提高企业拿地热情,上海对于此次土拍条件的放松极尽所能,既大幅降低了资金准入门槛,又扩大了楼板价到房地联动价之间价差,为房企留足了利润空间。
事实上,土拍规则松动的不止上海。截至目前,除郑州与长春之外,参与集中供地的22城中已有20城完成首批土拍,总出让金超4700亿元,仅占去年全年2.25万亿土地出让金的21%,除极少数热门城市热门地块之外,低溢价与高流拍的情况并未有明显改善迹象,各地在土地出让金与成交规模锐减的同时,均有适度松绑出让条件的情形。
让利吸引房企参拍
6月8日下午,随着青浦区重固镇毛家角路地块被大名城以8.88亿元底价竞得,上海首批集中供地圆满完成,36宗地块全部成交,总成交价834.72亿元,超过杭州的826.8亿元登顶。
央国企依旧为本次土拍主力。其中,招商蛇口成为本次土拍最大赢家,共斩获4宗地块,总成交价169.45亿元;中国铁建收获3宗地块,总成交价69.26亿元;华发与厦门建发联合体摘得2宗地块,保利、越秀、中建等规模较大的央国企也各有斩获。
而参与度最广的莫过于上海本土国资,如上海城投、上海金桥、奉贤发展、临港集团、上海纺织、浦发集团、上海海港新城等原本在住宅开发领域表现不多的企业,成为参与本次土拍的最大团体。
公开资料显示,此次上海供应的36宗地块中,16宗仅有1家房企报名,最终因无人竞争以底价获得,占全部出让地块近半数,国资兜底意图明显。
同时,亦有部分热门地块受到追捧,如6月1日竞拍的4宗地块中,3宗触发中止价进入一次书面竞价环节,其中就包含本次土拍中单价最高的“地王”项目——徐汇区斜土街道地块。
该地块起始价为43.2亿元,总面积23639.7平方米,房地联动价为13.1万元/平方米。最终由招商、香港置地、徐汇城投以47.3亿元联合竞得,溢价率9.6%,成交楼面价86285元/平方米。
值得注意的是,同为“内环核心”的另外两宗地块则罕见地出现低溢价成交现象,其中杨浦区平凉社区地块由上海城投以10.27亿元竞得,楼面价约74302元/平方米,溢价率仅1.7%;普陀区中山北社区地块由招商蛇口以62.5亿元0溢价摘得,楼面价64581元/平方米。
这在一向被视作房地产风向标城市的上海,极为罕见。
要知道,这还是在上海考虑到刚刚复工复产,对于土拍规则大力调整,大幅让利给房企的前提下。比如取消“招挂复合”,房企拍地前冻资比例由1.3倍降至1.1倍,加大多数土地起拍楼板价与房地联动价格之间价差等。
同策研究院研究总监宋红卫向观察者网表示,今年上海的利润空间要优于以往,地价房价比平均在50%以下,拍地的房企基本都有一定的利润空间。
不过,在上海中原地产资深分析师卢文曦看来,上海刚刚经历2个多月疫情,为房地产市场发展增加不确定性,且相关房企缺少资金的情况变得更为严重,因此大量地块的参拍积极性不高。
不同城市间分化加剧
不只是上海市内不同地块冷热分化较大,在全国范围内,不同城市之间的分化速度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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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22个集中供地城市除郑州与沈阳之外,均已完成2022年首批集中供地,整体较强的如深圳,8宗住宅用地竞价全部触顶、揽金193亿元,整体溢价率高达15%。
再如杭州,在其他城市纷纷大幅削减供地数量时,依然“量大管饱”,在首次集中供地中一次性推出60幅地块,最终仅1幅流拍,总成交价826.8亿元,溢价率6.4%;成交总价仅略低于上海,而其供地面积,却高达562万平方米,遥遥领先与所有其他城市。
值得一提的是,杭州本土民营房企如绿城、滨江,也因此收获满满,一跃进入全国房企拿地排行榜TOP5。要知道,TOP5中其余3家分别为大型央企华润、中海以及厦门国企建发。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告诉观察者网,土拍市场较热的深圳,主要因为其大量土地储备为城中村改造,本身参与招拍挂的土地资源较少,因此遭到开发商哄抢;
相反,更多的城市土地市场则更显冷清。
例如天津,原计划出让的30幅土地,最终中止竞拍或流拍的地块占比高达80%,成功出让的6宗地块溢价率也仅有0.6%;长三角热门城市无锡,尽管8宗地块均成功出让,但几乎全部为底价成交。
此外,同一城市内部的冷热分化也十分严重。
典型如合肥,首批集中供地推出32幅地块,其中13幅因无人问津而流拍,流拍率超过40%;而剩余19宗地块中,除2宗保障性住房之外全部溢价成交;其中,又仅有2宗没有达到最高溢价,剩余15宗涉宅地块均触顶15%最高溢价率,进入竞品质阶段被继续争夺。
不过,有机构统计数据表明,从总体竞拍结果来看,流拍地块合计占比17%,较去年第三批次集供地有小幅上涨,但明显低于去年第二批次集中供地32%的流拍占比;底价成交地块合计占比61%,较去年二、三批次明显降低;且溢价成交地块和触顶成交地块占比较去年二、三批次明显增多,土拍市场回温迹象明显。
随着时间进入6月份,不少城市已经开始进行第二批次土地出让,且土拍规则进一步优化。
首先是青岛、武汉、厦门、重庆、济南、郑州等城市将今年的集中供地频率,由去年的3批次调整为4个批次。
其次,为促进政企间良性互动,调动企业参拍积极性,各地因城施策,在土拍细则方面做出了不少调整。
如北京,在第二批集中供地出让中明确规定,参与预申请后竞得商品住宅用地的企业,其50%土地开发建设补偿费由原来成交后30个自然日内缴清延长至成交后4个月内缴清。
再如一向在土地市场和商品房销售市场表现不佳的长春,明确表示要持续加大土地“去库存”的力度,严格执行“增存挂钩”机制,优先消化存量土地,通过整合、置换和储备等方式有效盘活存量和低效用地,持续加大“去库存”力度,推进土地资源高效利用。
而在5月30日的首批集中土地出让中,长春大幅缩减土地出让力度,仅推出2宗地块,其一还在开拍之前提前终止,最终仅以底价成交一宗。
按照长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此前发布的2022年度供地计划,其今年拟供应住宅用地606公顷,同比减少约66%。其中,棚户区改造用地和租赁住房用地占比43.73%,明确要充分满足民生需求。
国金证券发布研究报告认为,本轮地产下行与历史上的下行周期不同,数据的下行幅度、预期的悲观程度、行业和企业的艰难程度,都是史无前例的。因此不必担心政策刺激会矫枉过正,继续“托底式放松”,只会求其中者得其下。
有房企人士向观察者网指出,预期未来各地楼市及土地市场政策总体继续宽松,各地“因城施策”进入精细化调整阶段。同时,对于楼市短期内复苏无望的绝大多数城市而言,这也在客观上督促其逐步摆脱土地财政,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如能顺利渡过难关,长期来看,有利于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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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6-22 00:05:40 | 显示全部楼层
为什么很多年轻人对国家充满信心对自身一片迷茫?土地财政脱不了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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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小时前


最近,各地楼市松绑政策井喷式出现
从新一线省会到三四线县城,降低首付、契税优惠、放宽年限、取消限购、鼓励公积金贷款等等措施五花八门,虽然提振效果微乎其微,暂时看不出来,但是从这些地方上的举措,到房地产被纳入实体经济接受救济,背后的态度显而易见。
于是就有很多朋友跑过来问我,大家感觉很麻,房住不炒喊了那么多年难道真就是一句空话?
今天,让我们一起探究中国未来发展的源动力,聊聊房地产,或者说土地财政这个话题。
01
今年因为各种因素的叠加,经济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差的,相信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了。
但今年其实也是中国经济重大改革的年份,仅仅是上半年,就发生了两件重大的经济事件,一件是我们之前聊过的全国统一大市场,第二个就是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计划的收官
这两件事儿是怎么跟房地产,跟土地财政联系到一起的呢?
这我们就需要梳理一下为什么每次经济出现问题都会把房地产这个“夜壶”拿出来,或者说土地财政在经济当中是起什么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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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来,全球经济在87.5%的时间里完全躺平,直到1750年到1950之间,才逐步爬起上扬,但真正进入狂飙只是近半个世纪的事情。
那段200年的加速期,刚好就是三次工业革命。
为了驱动这三次工业革命,从殖民美洲到进攻中国,欧美用对外掠夺加内部创新互相配合的方式完成了能源、材料、劳动力还有知识的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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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聚集的过程,以资本形式呈现,带动一整个经济链条的运转,最终产物是一整套工业化的基础架构——市场、基建、科研体系、原料供应链以及保护这一切的军事实力。
这就是资本的原始积累
那么问题就来了,后发国家怎么完成原始积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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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战之后,虽然老欧洲的殖民帝国体系被打崩了,以美国为核心建立起了覆盖大部分国家的自由贸易体系,后来随着苏联解体这个体系扩张到了全球。
但是,后发国家完成工业化,成为发达国家的案例,少之又少,通过那种大卫李嘉图所说的,国家不干预让企业自由参与国际竞争的方式成功的,一个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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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成为发达经济体的主要就是两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非常特别就是有一些东欧国家,在苏联解体之后,通过加入欧盟成为了发达国家。
欧盟无疑是伟大的创举,有点类似,假设越南加入了中国,那自然越南的经济,会在十几二十年后逼近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水平。这种模式对于中国未来进行地缘和经济的扩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很显然它不能解释我们现阶段的发展。
另外一种模式就是我们身边的那几个东亚卷王的模式,就是通过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实现工业化成为发达经济体。
韩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新加坡都是如此,其实中国大陆也是如此。
这个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大量国家失败的实践说明,那套工业化的基础架构,是不可能靠私人资本或者外资投资完成的。
说白了,你这个地方如果人都受过教育素质还可以,原材料供应链都很齐全,基建道路电力自来水都有,法律执行得不错,治安也不错,短期内也没有挨打的风险,那自然会有很多人愿意来投资。但如果这些先决条件都没有,你指望别人来送人头那是不现实的。
那既然要说投资,就不得不谈到一个问题,就是钱从哪里来?你说穷人为什么穷,哦他不知道投资,这不是扯淡嘛,他没钱怎么投资?
而且这个政府投资的资金来源,最好不要通过税收来,首先欠发达国家早期收不上来几个税,而且收的税也是从自己家的经济体里抽出来的血液,把血液抽出来再打回去,效果肯定远远不如从外界输血或者造血。
新中国最早的工业化是靠朝鲜战争打出威名之后,来自苏联的资金和项目援助,以及近乎免费的知识产权资源,我们得到的是东北重工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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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们搞了农产品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城乡二元、财政金融统收统支这些制度安排,相当于从农村收税,推进了国家资本的积累,获得了遍及全国的工业化体系。
但是从农村能收到的税毕竟有限,当时农民的苦自不用说,而看似在这套体系当中获益的工人,也是同样二十年不涨工资。
1957到1978年22年间,全国职工年收入仅仅增加了7块钱,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收入仅仅相当于1957年85%。农民家庭平均年收入由72.95元增加到133.57元,扣除物价增长因素,年增长不足1%。
而即便全国人民这样省吃俭用搞积累,中国的工业基础设施依旧与西方发达国家是天壤之别。
于是70年代初中美关系缓和之后,中国政府立马勒紧裤腰带,在1972年和1977年,两次大规模引进西方技术,特别是成套化工基础设施,中国的化肥产量和化纤产量这才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粮食产量再上一个台阶,的确良衬衫成为了一代人心中的美好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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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是钱确实不够了,特别是第二次,面对原定计划所需的180亿美元外汇和1300亿总投资,当时中国全国财政收入也才874亿,当裤子都买不起了。
所以改革开放之后政府大规模投资的钱从哪里来呢?
02
那些走在我们前面的东亚经济体,为了搞这个钱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日本靠朝鲜战争带来的订单起飞了,韩国和台湾靠越战的订单也削了一波,在早期靠驻地美军的消费也能赚不少外汇,甚至韩国和日本都组织过女孩出去卖,新加坡早期靠收过路费,后期靠投资,还有就是大量举债,借美元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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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大家也能看出来,这些前面的石头,很多中国都摸不了。
什么美军订单驻军消费之类的自不必说,大量举美债其实也不可能,因为大量举美债会使得经济被美国控制,美元的汇率波动和美元债的利率波动是美联储控制的,它可以操作一次剧烈波动打得你还不上债,货币直接崩盘,整个国家资产就被收割了。
有些国家本来就是美国的殖民地,那说白了这就当交保护费了嘛,但中国并没有这样的打算。
改革开放初期,中央捉襟见肘,对于各地经济特区的发展就是一个态度:要政策给,要钱没有。
很多人以为中国经济是走那种从做出口加工贸易,然后慢慢积累资金,进而一步步招商引资、产业升级的。
比如,深圳蛇口工业区,就是吸引港资进行建设,包括三通一平的基础设施。
但蛇口工业区之外整个深圳乃至珠三角怎么办呢?
港资能帮你搞一个蛇口的基础设施,说白了还是因为人家也是中国人,有一定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因素在,一般的外资根本不可能帮你搞这个。
加上工业区本身就有税收优惠,政府直接收不到太多钱,而光靠加工衬衫的微薄利润更不可能支撑起桥梁公路等基础设施,外资都不愿意进来。
所以在蛇口开发几年后,深圳就极度缺乏发展建设资金。
按照时任深圳市副市长的李传芳的说法,当时“恨不得把一块钱掰成三四块花”。
正当缺钱缺得焦头烂额之时,发现似乎有香港这块石头可以摸着过河。
1986年,香港地产大佬霍英东被请到深圳,传授香港发展经验,土地财政的万恶之源来了。
深圳说了缺钱的难题,霍英东哈哈一笑:
“脚下的土地不就是钱吗?”
土地是财富之母,日后身披国旗下葬的霍英东用这个非常古老的秘诀,敲开了中国未来三十年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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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深圳代表团跑到香港考察一个月后,交出了一份报告。
报告写道:
“港英政府十分珍惜1066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在高峰年代的1980至1981年度的卖地收入占当年总收入的37%。更为重要的是,香港政府通过供应和拍卖经过规划的土地,有效地控制着整个城市建设,控制了基建规模,刺激并带动了金融、股市和香港整体经济的发展。难怪专家们说,香港政府把仅有的一点点土地玩活了。”
这么一点土地,居然能够带来如此大的效用,本就是土地国有的大陆动心了。
03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极大地压缩了地方政府的税收比例,但却将当时规模很小的土地收益划给了地方政府,从此奠定了地方政府走向“土地财政”的制度基础。
1998年,住房商品化改革,房地产的爆发给土地财政添油加火,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2003年土地招拍挂等一系列制度创新,“土地财政”体系进一步完善。
税收分成大减的地方政府不仅没有衰落,反而迅速暴富。急剧膨胀的“土地财政”,帮助政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积累起原始资本。城市基础设施不仅逐步还清欠账,甚至还有部分超前(高铁、机场、行政中心)。
从名称上看,土地财政似乎是地方政府的一种收入,但实际上更准确的说法是土地金融,为了理解方便,可以大致上类比为企业去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土地拍卖,相当于政府把土地资源打包上市融资。
每拍卖一次土地,就相当于增发一次新股。
房产商相当于是券商、托盘商,把股票盘下来包装一下再卖出去。
对于老百姓,先买房就相当于打了新股,就可以分享到城市未来发展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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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可以用房子进一步融资,房产的抵押和担保成为了很多人创业的启动资金或者周转资金,当然其实很多人融到钱之后,又去打新股了。
地方政府拿到这个钱不是留在自己的账户上的,而是拿去投资开发土地三通一平,补贴工业用地,为企业减税,大搞基建,当然也有很大一部分通过拆迁补偿给到了市民。
从1999年到今天,中国各级政府的土地出让相关收入一路增长到每年三四万亿元,意味着土地相关建设、投资、补贴也高达每年三四万亿,再加上地方政府利用土地财政进一步撬动的城投债或者专项债三四万亿,再加上因此带动的社会投资少说也有几万亿,要知道中国的GDP一年也就是一百万亿多一点,这一项就就带动了十几万亿的投资。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夜壶”那么好用,房地产为中国各地地方经济发展、民间融资提供了堪比美国股市加债市一般的超级金融市场,中国一不靠卖资源,二没有举大量外债,更没有丧权辱国,就完成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相当于你左脚蹬右脚自己上天了,这毫无疑问是经济史上的奇迹啊。
但当土地和房子变成了类似股市的融资工具的时候,问题也就随之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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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股价是会透支公司未来收益的,当我们买入一只股票的时候,很多时候并不是它现在的盈利能支撑起它的股价,我们看的是未来预期,是这个公司未来十年二十年能发展到的高度。
同样的道理,房价也会提前反应一座城市未来的发展,中国大城市的房价反应的其实是中国未来会成为世界中心的预期。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对国家发展充满信心,但是对自身的未来一片迷茫。
好比你看到一只科技股,它的业务增长迅速,核心技术扎实,企业文化卷翻天,并且有很深的护城河,唯一的缺点是,它市盈率200倍,你麻不麻?
更为难受的是,正如每一家公司的成功永远是正确的战略加上出众的执行,并不是你定下一个好的方向,未来的预期就能实现,同样,国家的发展也是每个老百姓实实在在地干出来的。
科技大厂后面加入的员工,固然是没法像创始团队那样上市套现财务自由,但他们至少得到了大厂的身份地位和实实在在的高薪。
那没有买到城市发行的股票的年轻人,外地人,穷人,得到了什么呢?他们得到了高房价,高房租,被高房价推高的生活成本,被高房价带起来的创业成本,更不要说还有很多人建立在高房价上的傲慢。
而这一切随着大家吭哧吭哧地努力工作,只会愈演愈烈。
这种强烈地负反馈机制的存在,让人感觉极其无力,很多人担心年轻人现在不结婚不生小孩了中国未来怎么办。这都是小问题,最恐怖的数据是,连杜蕾斯的销量都跌完了,年轻人现在连嗯都不打了,那还结毛婚生毛小孩。
我们平时上网冲浪会发现有很多人对于中国的发展,重大的进步,老在那儿冷嘲热讽,而中国啥时候倒霉了,这群人反倒很兴奋,还有就是在一些社会问题的讨论当中,有群人老在那儿怼天怼地唯恐天下不乱,就好像中国有很多人理解不了国家的发展和稳定对每个人的意义一样。
但我觉得其实并不是这样,他们只是有点破防了。
因为确实有不少人自己的人生体会就是,国家越发展,产业升级越成功,房价就会越贵,他们就越惨。在这样的情况下能不破防才彰显了一个人内心的强大。
这是当今中国社会割裂最重要的原因。
05
土地财政造成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绑架国民经济和金融系统的房地产泡沫
既然是发行股票嘛,就一定会有涨有跌,但问题就在于,土地财政对于GDP和就业的影响太大了,一但这种股票一跌,新股发行不出去,投资就要大幅缩水,当年的经济和就业就会扑街。所以地方政府就会想办法救市。
常规的手段,降个利息减个税什么的就不细聊了,有一些操作真的非常爆炸,即便是放到真正的金融市场上也是足够奇葩的。
比如前些年地方政府的城投债,是一种以公司名义借的债,但其实是政府担保的。它的作用大致上就是,在股票下跌的时候,没有券商,也就是房地产商愿意承销新股了,地方政府自己搞了一个公司借钱来买自己的股票,先把基建、招商引资搞起来,让股票涨起来。
这就很像现在美国一些大公司借公司债买自己公司的股票,推高股价给高管发高额奖金。
再比如所谓货币化棚改,涨价去库存,就是市盈率太高没有股民买新股了,这时候就人为地拆一些老房子,给房主发钱,让他们去打新股,这个操作我在金融市场上就找不到对应的了。
连续几波这种级别的救市操作之后,房价现在已经涨到了一个,它不涨就不会有人买的程度,只能运用各种手段让它继续上涨,这样一来就绑架了为房地产提供融资的金融系统。
泡沫到一定地步,房价涨幅超出了社会财富新增速度,分无可分、涨无可涨的时候,无论是政府还是老百姓都陷入了债务泥潭
从2000年开始,伴随着房价飙升,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从5%一路涨到了60%多,松鼠般喜欢储蓄的国民性早就是过去时了,不但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六个荷包被房价掏空,95后、00后们还没出校园,就被网贷、信用卡割了韭菜,早早过上了负翁的生活
在买房的人当中,收入最低的四分之一,其家庭贷款年利息是年收入的两倍,也就是说完全要靠长辈资助来还贷或者就只能断供了。
这就是这一轮房地产出现危机的原因,房价必须继续上涨才有人买,而之前已经掏空六个钱包了,还哪来的新钱包,可以说土地财政已经发展到了竭泽而渔的地步。
2022年4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6454亿元,同比少增8231亿元。住户贷款减少2170亿元,同比少增7453亿元。
一句话讲,那就是老百姓不消费不买房,商家也不扩大经营了
老百姓没钱,房地产熄火,土地财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土地财政无法持续,地方经济就失去了增长引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也就更加捉襟见肘。
土地财政这种融资工具,对于港英政府来说是完美的,因为香港原本就不是他们的地盘。
正如末代港督彭定康所说:“香港是借来的地方,借来的时间”,他们只要物尽其用即可,根本就不用考虑土地财政后期的负面影响,甚至可以理解为一种高级的挖坑手段,所以香港的土地财政本来就没有被设计成可持续的。
现在回头来看,在我们在引入了土地财政这个行之有效工具之后,应该对它进行一些修正,比如在新股好卖的时候地方政府不要把融来的钱花光,而是留一部分准备金应对股市下跌的周期,但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对它进行有效的修正,反倒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这就造成了目前极为困难的局面。
中国现在每年大学毕业生已经达到千万级别,年青一代上大学的比例已经在50%以上,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还远不能满足这样数量级的大学生的就业需求,如果不得不降低大学招生比例或者把大学生赶去电子厂,这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会极度的痛苦。
而且现在国际秩序的主导者,占据产业链顶端的国家视我们为最大的竞争对手这个事实,我们也无法改变。
还要加上一点就是,中国两千年的作为已知文明世界中心的这种文化传统,使得我们不可能像日本或者俄国那样,心安理得地接受我们不会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先进最富有的国家。
甚至于我们的国名本身就是世界中心的意思。
在疫情之前我没事儿经常去非洲走走看看,我觉得那边的人在世界观方面跟我们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他们眼中中国美国都是地上天国,他们对于很多东西中美有而他们没有是心安理得的,而中国人一旦发现有某个东西美国比我们先进下意识的反应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落后?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
这种文化属性根本没有办法改变。
因此虽然中国已经完成了基础的工业化,但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还是要继续下去,我们的产业升级只有一升到顶或者中道崩殂这两种可能,不存在日本那种停留在中间的选项。
06
于是真正要解决土地财政问题,找到替代土地财政的金融引擎是问题的关键
如果没有行之有效的替代方案出现,虽然我们无法判断短期楼市的涨跌,但长期来说基本上可以判断,土地财政还将继续下去,就算这波房价崩了,其实际效果将会是给了一些人抄底的机会,问题不会得到根本解决。就像生活在现在楼市泡沫中的香港年轻人也并不比90年代的香港年轻人幸福。
这种金融引擎的替代方案存在吗?
这就要回到今年的两项重大经济改革措施了,统一全国大市场,和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计划的收官。
现在我们前面有两块石头可以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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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块石头当然是美国。也就是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由中央政府大规模举人民币债。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以上的两项政策可以理解为,为了大规模举债,提前合并各地政府和国企资产负债表,扩张自身信用。
但是这条路现在显然还处于初级准备阶段,我们先不展开讨论,有兴趣的朋友还是建议去读一下翟东升老师的《货币权利与人》这本书。
第二块石头呢,就是英国的另外一个前殖民地,新加坡了。
如果说殖民地时代的香港跟中国大陆的相似之处,在于土地由政府控制的话,新加坡跟我们的相似之处,就是我们都有大量的国企,大规模的国有资产。
2020年,全国国企央企事业单位的资产总和高达635万亿元,净资产131万亿元,如果能把国企资产盘活,哪怕创造个几个百分点的收益,是不是就可以补上那三到四万亿的土地财政了呢?
按照新加坡的经验来看,是完全可行的。
我们来看一下香港和新加坡的财政收入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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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018年为例,香港政府收入4650亿港币,由各基金转拨800亿,这块与卖地有关,占了15%;新加坡政府收入737亿新币,政府投资收益164亿新币约合923亿港币,占了18%。
无论金额还是比例,在其他收入结构相似的情况下,新加坡政府国有资产投资收益与香港卖地收益基本差不多,可以说新加坡是靠国企的投资替代了土地财政,进而建设起了居者有其屋的城邦社会。
而新加坡国企最先进的地方在于,按照淡马锡总裁、李显龙夫人何晶说法“政府一开始就让国营企业独立运作,不干涉专业经营与策略的制定,这是新加坡国营企业成功的最大原因。
而国家由主要管企业经营转向主要管资本,正是国企三年改革行动最核心的部分。
2022年5月,“三年行动”完成进度超过90%。实现国有企业董事会应建尽建,企业高管经理人制度应签尽签,全国省一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比例达到98%,一台超级经济发动机的雏形已经显现。
07
怎么理解呢?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中国人对于国企认识的变迁
中国在50年代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国企一度占据了几乎所有领域,但是后来发现,问题很大,效率实在太低。
于是改革开放之后,在前期血淋淋的教训和外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双重影响下,很多人转而认为只要是国企都不行,要全盘私有化,好在国家守住了关键的底线,确保了重要战略领域依旧由国企掌控
后来我们进一步发现,国企退守战略领域,别的领域全都给到私企并不是最优解,因为这样国有资本就分享不到大部分领域的收益了,贫富差距就会难以控制。而且国企适合进入的领域其实跟是不是战略领域无关,主要影响来自于企业生产的产品的同质化程度。
因为传统意义上国企是官僚系统,是对上负责的,只要组织能力够强,在比如像发电,提供端到端的铁路和航空运输,石油开采和精炼,钢铁这些产品同质化程度很高的领域,完全可以达到很高的效率,因为用户不会在意家里用的电是LV还是李宁,达到标准就行,这点上用户需求和上面的需求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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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类似汽车,电子产品,化妆品,体育用品,服装箱包,餐馆,理发,按摩这种你也不知道用户会有怎样的奇怪需求的领域,需要大规模试错,国企那种对上负责的模式明显是行不通的。
而很显然,世界上最同质化的产品,就是钱本身。
用户完全不会在意为他提供服务的公司背后的钱是谁的,如果国企从管企业经营变为管钱,那就可以放手进入到几乎所有的领域了,进而可以从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经济增长当中直接获取收益。
2022年,“国企三年改革行动”刚刚进入收官年,国家就颁布了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限制地方政府的权力,我觉得这很可能不是巧合。因为当经济增长的引擎切换的时候,组织结构也要随之发生变化。
土地财政是全国的地方政府都在搞的,炒地皮的模式比较简单,大家还是有这个能力的。
但是大部分的地方政府很显然没有能力去评估一个科技项目或者一个文化旅游项目值不值得投资的能力,如果这个阶段再放开让全国的地方政府一起去搞,未来30年中国将会大规模涌现类似水氢发动机、天下第一水司楼之类的项目,达到人类玄学的巅峰,这就不理想了。
不过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我写这个稿子的时候是2022年的5月31日,在目前这个时间点,这个新一阶段的金融引擎要如何展开,还有太多不清晰的地方,如果说完全展开是走100步的话,美国方案目前最多只走了5步,而新加坡方案也就走了30步
这决定了在旧引擎濒临失效,新引擎尚未展开的今天,我们千万不能浪。
人的一生啊,不仅要靠个人的努力,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
而取代土地财政的下个30年的金融引擎到底是什么?它现在进展到了什么地步?我相信是这个时代最值得关注的历史进程之一,不亚于94年的分税制改革和98年的住房商品化改革
具体的投资建议我就不给了,大家自己体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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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7-5 00:17:46 | 显示全部楼层
知乎 发布于 2020-05-10 23:21 多鱼讲故事

财政包干制
分税制
土地财政
土地财政的困境

因为主要也都是科普的,所以前3个项目我是直接拿《“土地财政与分税制:一个实证解释”》,基本是复制粘贴,穿插着一点我的理解,算是帮助大家找到好理解的内容。

不是洗稿,就是直接借鉴。作者是孙秀林 周飞舟两位老师,

财政包干制

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期主要的生产要素和产品价格采用的是所谓计划与市场并行的“双轨制”形式,政府的计划和决策仍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在财政包干体制下,地方政府通过扩大信贷和投资规模不但能够有效促进地方经济总量的迅速增长,也能够迅速增加财政收入。

财政包干制自1985年开始实行,1988年得到进一步完善,采取的是“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办法,其主要精神就是“搞定完上解基数、超收多留”。

在财政包干体制下,流转税是主要税类,主要税收来源就是企业。

这里就不得不普及一个概念了,增值税是什么?

增值税是对制造业企业征收的主要税种,按照原料入厂和产品出厂的发票差价进行征收。

比如说我们做企业,买东西花了100块,卖东西卖了200块,那么增值税就是针对的就是200块到100块之间这100块进行征收的税种,

而增值税作为流转税具有如下特点:不论企业是否盈利,只要开工生产,就会征收增值税。即使企业不赚钱,产品的出厂价也会高于原料入厂价,因为出厂价中包含了工资、生产设备折旧等成本,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增值税必然要高。

另外,企业规模越大,即产品流转规模越大,增值税越多。由于包干基数并不区分税种,所以工商企业税收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所以只要多办、大办“自己的企业”甚至自己属地内的企业,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就都能迅速增长。

大家发现这样做的有什么问题呢?这样做的最大问题不是别的,是政府如果想要提高自身收入的话,是完全没有盈利的需求的,他们只要扩大经营规模就可以了,而这种情况下企业竞争力是可想而知的。

以流转税为主的税收体制与基数包干的财政制度相结合,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地方政府发展地方企业尤其是乡镇企业的积极性。

增值税与企业的投资、雇工规模呈正比,却与企业的盈利缺少直接的对应关系,所以只要依靠贷款和筹资不断增大企业规模,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就能随之增加。

乡镇企业对财政的贡献分为税收和利润上缴这两部分。其中税收部分一般由县政府和乡镇政府分享,利润上缴部分则归其所有者—乡镇政府或村集体。

在县、乡、村三级组织中,县政府相对比较关注企业的规模,在现实中的表现是,县政府最容易帮乡镇企业运作到贷款,而相对不太关注乡镇企业盈利与否。

乡镇企业对地方政府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利润上缴,这一部分主要归乡镇和村集体所有。县政府能够从中获益的是对企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无论是企业上缴利润还是行政事业性收费,都属于县乡政府的预算外、甚至非预算收入,这部分收入既没有包干,也不会与上级分享,在苏南很多地方属于灰色收入部分。这是由地方政府尤其是乡镇政府完全控制的收入部分。

这项改革虽然增强了国营企业的活力,但国营企业的利润率并没有明显的提高,在财政包干制下明显提高的是国营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在国营企业“税前还贷”和“含税承包”的体制下,企业规模不断增大,这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是相辅相成的。

乡镇企业由于其产权结构不够明晰,在经营和管理方面存在效率问题,这些问题在进入1990年代面对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市场竞争时显得愈来愈突出。虽然地方政府更关注乡镇企业的规模,但一些乡镇企业的亏损正在造成地方政府的坏账。

地方政府纷纷加大投资规模,大办地方企业,这带来了重复建设、地区封锁、市场分割等问题。

但最严重的问题还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央的财权受到了威胁,地方和中央税收分配中地方拿走了太多好处,中央在这一时期对地方的控制力下降了。

分税制

因此,1994年中央出台和和实施了财税体制改革,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分税制。

分税制最核心的内容在于采用相对固定的分税种的办法来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收入。

分税制将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三大类。

税种中规模最大的增值税被划为共享税,中央和地方按75%和25%的比例共享。中央税还包括所有企业的消费税。2002年实行的所得税分享改革更是将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由地方税变为中央地方共享税种,2002年按中央、地方各50%的比例分享,2003年起则按中央60%、地方40%的比例分享。

这可以被视为中央对财政收入进行集权的标志。

首先,在增值税大部分上缴中央财政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与地方企业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增值税的分享并不区分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和隶属关系,这使得所有地区的地方政府陷入财政收入突然减少的困境。

由于中央政府并不承担企业经营和破产的风险,所以增值税分享以后,地方政府兴办、经营企业的收益减小而风险加大了。而且,由于增值税属于流转税类,按照发票征收,无论企业实际上盈利与否,只要企业有进项和销项,就要进行征收。

对于利润微薄、经营成本高的企业,无疑是一个相当大的负担。再者,增值税由完全垂直管理、脱离于地方政府的国税系统进行征收,使得地方政府为保护地方企业而制定的各种优惠政策统统失效。在这种形势下,地方政府兴办工业企业的积极性遭受打击。

从以上对分税制的制度效应分析中可以看出,分税制无疑是促成乡镇企业大规模转制以及国有企业股份化的主要动力之一。

土地财政

与私有化浪潮相伴随的重要现象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方式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即由过去的依靠企业税收变成了依靠其他税收尤其是营业税。

与增值税不同,营业税主要是对建筑业和第三产业征收的税收,其中建筑业又是营业税的第一大户。所以,地方政府将组织税收收入的主要精力放在发展建筑业上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分税制和所得税分享改革对地方政府造成的压力迫使地方政府通过发展建筑业和增加预算外的收费项目以及非预算资金来寻求新的生财之道。伴随迅速发展的城市化而兴起的“经营城市”的模式正与这种需求密切相关。

到这里就明白了一件事情,现在分税制之后,地方政府开始穷了,但是最不幸的他们现在依然要负担起经济建设的重任,总结来说就是:

钱少了,事还得干,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只能找属于自己独享的税种发力,而对地方来讲就是营业税以及卖地了。

按照《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只有地方政府有权征收、开发和出让农业用地,供应日益紧缺的城市建设用地,并且征收农业用地的补偿费用等成本远低于城市建设用地出让价格。地方政府低价征收农业用地,进行平整、开发后,可以通过招标、拍卖或挂牌等形式在土地二级市场出让。

这就是传说中的卖地。

地方政府通过这个过程迅速积累了规模巨大的土地出让收入。利用大规模的土地出让收入和已征收的大量城市建设用地,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担保和土地抵押的方式取得更大规模的金融贷款以投入城市建设。

这样,土地收入—银行贷款—城市建设—征地之间形成了一个不断滚动增长的循环过程。这个过程不但塑造了区域繁荣的工业化和城市景象,也为地方政府带来了财源。

这些财源除了包括通过土地征收、开发和出让过程中直接得到的土地收入之外,还包括城市建设过程中迅速增长的以建筑业、房地产业等营业税为主的预算财政收入,这些收入全部属于地方收入,无需与中央政府共享。

“对土地实行征收”的权力是垄断的,土地征用的主体是国家,土地征用是一种政府行政行为,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地方政府代表国家行使征地的权力,地方政府代表国家垄断土地资源。地方政府将集体农业土地通过“土地征用”这一过程转化为“国有土地”之后,“单位和个人”因为进行建设而需要使用土地的,就可以“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这也是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用地的主要来源。

土地财政的困境

而在这个过程政府对原有的一些税收就显得不那么在意了,那些企业应该缴纳的企业所得税跟个人应当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来绝大多数政府都是进行了象征性征收。

因为这些税收征收难度比较大,而且认真征收这种税对政府来讲实际上短期是完全没有好处的,因为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地价上涨来收割当地企业主和个人增加的收入(挣钱买房),所以说政府完全没有动力征这部分税。

这跟房产税的逻辑也是一样的,房产税的出台明明是可以给政府带来每年稳定收益的,但为什么政府都不愿意在本区域响应号召征收房产税呢?原因无他就是害怕征收房产税后房价下跌后带来的政府收入短期减少。

而这又牵涉到地方政府的为难之处了,地方政府想要发展首先得有钱,而各地政府批项目的资金哪里来?如果完全从中央来的话就很容易就造成僧多肉少钱不够分的情况。

换句话吧,除非那种特别有关系或者特别重大的项目,各地政府想要发展的途径无非就是招商引资跟疯狂卖地,前者是从别的地方去拿钱,后者则是通过另一种税收去发展自身,当然这方面还牵涉到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地方债”,在这里是讲政府税收跟土地财政,暂且不提。

所以这就慢慢加重了地方政府对房地产的依赖了,不卖地没有钱,没有钱地方没办法发展,不发展没有政绩,没有政绩就升不上去。

所以归根到底这个问题还是一个:得卖地。

但卖地卖着房地产就涨了,而房地产一涨地方政府其实内心也是开心的,因为涨了的房地产意味着政府可以把地卖出更高价了,但终究,这些涨出来的房地产本身就是一种剪走居民的存在。

到现在,绝大居民都被剪过一轮了,换句话说:羊秃了,再剪就不好剪了。暴涨的房地产已经变成了一座大山压在年轻人身上,那些既得利益者的后浪拥有选择的权利,而绝大多数的人都成为后浪下面深不可测的海洋了。

“土地财政”终于引来了危机,地方财政终于出问题了,当然这也不是地方财政第一次出问题,早在2014年左右很多地方的土地财政已经维持不下去了,但是“好在”2015年那波房地产暴涨又帮助地方政府续了一波大命。

可命运的转折点会迟到却不会缺席,土地财政在经济下行的今天再次遭遇了新的危机。目前我们国内的情况也是这样的,过去的几十年内地方政府过于依赖土地财政而对地方的偷税漏税选择性执法的恶果到今天终于显露出来了。

房住不炒的口号喊了再喊,再不拉房地产的话地方政府已经丧失了主要的收入增长点。其他方面企业的收入由于近期的疫情影响而遭到很大影响,而如果这个时候地方政府依然选择拿企业开刀的话必然把这些企业再逼走,迫使这些企业倒闭,那么人员失业,经济就会更差,就会形成一个新的恶性循环。

目前地方政府迫切需要增加他们自身的收入,各地政府迫不及待要求高速收费也是迫切需要财政收入的另一个原因,这里牵涉到就是地方债的问题了。

历史的十字路口再次到来,当前地方政府的财政困境近乎无解,假设房住不炒基本国策落实的话,他们又去哪里找到新的收入呢?或者说他们说会不会去降低成本去艰难度过呢?(体制内人员的工资)

这或许才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但可以预料的是,在未来假设房地产真的出现大规模下跌的话,地方政府必然要寻找新的经济来源,而那些代表新的经济来源的可能的税收才是我们要关注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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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老陈2020-05-11
今明两年的大宽松,最后钱会去哪里。
2015年下半年-2017年的暴涨,棚改货币补偿,非上市企业公司债,信托,国有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保险,银保券基信托穿插通道绕监管,县级平台路桥等公益资产注册而大量发债,完全是一个有组织有预谋的系统行为,就算是为了解一时的困难,两年半都没实质性引导,如果说2015年底还没反应过来,暴涨的房价、出让收入、银监基金协会的数据,居然没有在2016年三季度都还没实质性调控,这是不应该的。就算是为了去库存解三四线地方债,度都掌握的很差。一线以外,新一线少数的,其余地方财政谁不是土地收入超50%,大部分都在60%以上,如果工业差点的非沿海城市,70%还要往上,岂止是疫情,2019年三季度开始,各地市、区开展各种层级宣传制造业回归,宣传共克时艰,希望规模以上企业能增资扩产招人,头痛才医,短期来得及么。现如今,长三角大湾区大涨,二线开始反弹,备案价大幅提升,新产业短期就没法支撑。之前控制的差,之后话说太满,最近一段时间来,政策反应严重滞后,和信息越来越方便传播行成鲜明对比,其实这反映出来的问题更大。
分税制没有实质性调整,基本面不会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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