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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1963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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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10 02:27:4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
1963年6月14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研究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的来信。
  一切关心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人们,都对中苏两党会谈十分关切,希望我们的会谈有助于消除分歧、加强团结,为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创造有利的条件。
  维护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队伍的团结,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共同的神圣责任。中苏两党,对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负有更大的义务,理应作出更大的努力。
  目前,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存在着一系列的重大原则性的分歧。但是,不管这种分歧多么严重,我们都应当有充分的耐心,寻求消除分歧的途径,以便把我们的力量联合起来,加强反对我们共同敌人的斗争。
  中共中央就是抱着这样的真诚愿望,对待即将到来的中苏两党会谈的。
  苏共中央在三月三十日的来信中,就中苏两党会谈需要讨论的问题,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特别是提出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问题。我们也愿意在这封信里,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原则性问题,谈谈我们的观点,作为我们的建议。
  我们希望,这样阐明自己的观点,会有助于我们两党的相互了解,会有助于在两党会谈中逐点的、详细的讨论。
  我们还希望,我们这样做,会有助于各国兄弟党了解我们的观点,会有助于在兄弟党的国际会议中充分地交换意见。
目录
(一)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只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革命理论为准则,而不能离开这个准则。
  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两次莫斯科会议,经过充分地交换意见,根据协商一致的原则,通过了宣言和声明。这两个文件,指出了我们时代的特点,指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规定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共同路线。宣言和声明,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
  几年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对于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确实有不同的认识和态度。这些不同的认识和态度,中心的问题是,承认不承认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的问题。归根到底,这也就是承认不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的问题,承认不承认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的问题,承认不承认仍然处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的、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人民还要进行革命的问题,承认不承认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占世界人口三人之一的人民还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
  坚决捍卫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的革命原则,已经成为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要的迫切的任务。
  只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只有坚持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才能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
(二)
  什么是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呢?概括地说,就是: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
  在我们看来,这就是现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
(三)
  这条总路线,是从世界现实的全局出发的,是从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的阶级分析出发的,是针对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全球战略的。
  这条总路线,是以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无产阶级为核心,建立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广泛的统一战线的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反动力量的路线。
  这条总路线,是各国人民坚决进行革命斗争,把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进行到底的路线,也是最有效地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路线。
  如果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片面地归结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那就是违反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的革命原则,那就是抛弃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历史使命,那就是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应当表达世界发展的总规律。各国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都要经历不同的阶段,都会具有自己的特点,但是都不会越出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规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应当为各国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指出基本方向。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制定本国的具体路线和政策的时候,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是十分重要的。
(四)
  对于世界政治、经济的总和,世界的具体情况,即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进行具体的阶级分析,这是规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出发点。
  如果避开具体的阶级分析,或者随便找一些表面的现象,作出主观的臆断,就必然不可能得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正确结论,必然滑到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不同的另一条轨道上去。
  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是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向来认为,这些基本矛盾是:
  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
  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
  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
  帝国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垄断资本集团同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
  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根本不同社会制度的矛盾,这种矛盾毫无疑问是很尖锐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把世界范围内的矛盾,简单地看成只是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
  世界力量对比变化了,变得越来越有利于社会主义,越来越有利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而大大不利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尽管这样,以上的这些矛盾还是客观地存在着。
  这些矛盾及其引起的斗争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人们既不能抹煞这些基本矛盾中的任何一个矛盾,也不能主观地用其中的一个矛盾代替其他的矛盾。
  这些矛盾必然要引起各国人民的革命,也只有各国人民的革命才能解决这些矛盾。
(五)
  在当代世界基本矛盾的问题上,以下的错误观点应当受到批判:
  1,抹煞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的阶级内容,没有把这种矛盾看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同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矛盾。
  2,只承认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而忽视或者低估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垄断资本集团同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以及这些矛盾所引起的斗争。
  3,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不需要经过本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就可以解决;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不需要经过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就可以解决。
  4,否认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矛盾的发展必然要引起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紧张斗争的新局面,认为经过“各大垄断资本之间达成国际协定”,就能够调和甚至消除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
  5,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个世界体系的矛盾会在“经济竞赛”中自然地消失,而世界的其他基本矛盾,都会随着两个体系矛盾的消失而自然地消失,出现什么“没有战争的世界”、“全面合作”的新世界。
  显然,这些错误观点都必然会引出错误的、有害的政策,而使人民的事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遭到这样或那样的挫折和损失。
(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一变化的主要标志是:世界上已经不是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民,已经不只是近两亿人口,而是十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
  社会主义阵营是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斗争的产物。社会主义阵营不仅属于社会主义各国人民,而且属于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他们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共同要求,主要是: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的对内对外政策;
  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巩固国防;
  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实行社会主义各国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相互支持;
  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
  反对各国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
  援助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实现这些要求,是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对本国人民应尽的义务,也是对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应尽的义务。
  实现这些要求,社会主义阵营就会对人类历史进程发生决定性的影响。
  正因为这样,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总是千方百计地力图影响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对内对外政策,力图瓦解社会主义阵营,力图分裂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特别是中苏的团结。他们总是力图渗透和颠覆社会主义各国,甚至妄想消灭社会主义阵营。
  怎样正确对待社会主义阵营的问题,是摆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面前的一个十分重大的原则性问题。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目前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联合和斗争的。当世界上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当这个国家由于坚决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和政策,遭到所有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敌视和危害的时候,是否坚决维护这个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每一个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试金石。现在,世界上已经有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这个阵营是由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这十三个国家组成的。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坚决维护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是否维护组成这个阵营的所有国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是否维护社会主义国家所必须实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和政策,这就成为每一个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试金石。
  如果有人不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和政策,不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反而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制造紧张局势,制造分裂,甚至追随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政策,力图取消社会主义阵营,或者援助资本主义国家来攻击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那就是背叛整个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如果有人跟在别人后面,不是维护社会主义国家所必须实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和政策,而是维护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和政策;不是维护团结的政策,而是维护分裂主义的政策,那就是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七)
  美帝国主义者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条件,代替德、意、日法西斯的地位,企图在全世界建立一个空前未有的大帝国。美帝国主义的战略目标一直是:侵略和控制处于美国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中间地带,扑灭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并且进而消灭社会主义国家,把全世界所有的人民和国家,包括美国的同盟国在内,都置于美国垄断资本的奴役和控制之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帝国主义者一直进行着反对苏联、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战争宣传。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美帝国主义确实在准备进行反苏的战争、反社会主义阵营的战争;另一方面,美帝国主义又利用这种宣传作为烟幕,来掩盖它压迫本国人民和向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它的侵略势力。
  一九六○年声明指出:
  “美国帝国主义成了最大的国际剥削者”。
  “美国是现代殖民主义的主要堡垒”。
  “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是美国帝国主义”。
  “近年来国际事件的进程,提供了许多新的证据,证明美国帝国主义是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是国际宪兵,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
  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其结果只能同它的愿望相反,只能促进各国人民的觉醒,促进各国人民的革命。
  这样,美帝国主义就把它自己置于同全世界人民相对立的地位,使自己陷于全世界人民的包围之中。国际无产阶级必须而且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把各国人民的命运,人类的命运,寄托在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和斗争上面,寄托在各国人民的联合和斗争上面,这是现实的、正确的道路。
  相反的,不分敌我友,把各国人民的命运,人类的命运,寄托在同美帝国主义的合作上面,这是要把人们引入迷途。几年来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种幻想的破产。
(八)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
  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是当代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严重地打击着和削弱着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统治基础,是当代保卫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
  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来,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约大多数的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
  因此,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绝不是一个区域性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国际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事业的全局性的问题。
  现在有人竟然否认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的伟大国际意义意义,而借口什么打破民族的、肤色的和地理的界限,力图抹煞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被压迫国家和压迫国家的界限,力图压制这些地区人民的革命斗争,实际上是要迎合帝国主义的需要,为帝国主义在这些地区维持统治和推行新老殖民主义政策制造新“理论”。这种“理论”,并不是真正要打破民族的、肤色的和地理的界限,而是要维持所谓“优等民族”对被压迫民族的统治。这种骗人的“理论”,受到这些地区人民的抵制,是理所当然的。
  社会主义国家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必须真正实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研究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这些地区的人民的革命经验,坚决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把他们的解放事业,看做是对自己的一种最可靠的支援,看做是本国工人阶级的直接的利益。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地打破民族的、肤色的和地理的界限,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没有同被压迫民族的联合,没有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不可能赢得自己的解放。列宁说得很对:“如果欧美工人的反资本斗争不把被资本压迫的千百万‘殖民地’奴隶充分地最紧密地联合起来,那末,先进国家的革命运动事实上只不过是一场骗局。”
  现在,国际共产主义的队伍中,有人竟然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采取消极、鄙视和否定的态度,那在实际上就是保护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背叛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使自己堕落成为社会民主党人。
  对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采取什么态度,是区别革命和不革命的重要标志,也是区别谁是真正保卫世界和平、谁是助长侵略势力和战争势力的重要标志。
(九)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面临着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迫切任务。
  历史赋予这些地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光荣使命是: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争取人民民主的旗帜,站在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最前列,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
  这些地区不愿意受帝国主义奴役的人们是极其广泛的,不仅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也包括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包括一部分爱国的王公贵族。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信任人民群众的力量,主要地是要联合农民,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在农村中进行工作,帮助农民组织起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和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具有头等重要意义。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当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阶层,组织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保持独立性,坚持革命的领导权。
  无产阶级政党和革命的人民需要学会各种斗争方式,包括武装斗争的方式在内。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实行武装镇压的情况下,就用革命的武装力量去打败反革命的武装力量。
  一系列新获得政治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仍然面临着巩固政治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反动派、实行土地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革、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的艰巨任务。对这些国家来说,警惕和反对老殖民主义者采用新殖民主义政策来保持它们的利益,特别是警惕和反对美国的新殖民主义,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有些新独立国家的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并且采取一些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措施。这就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充分估计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步作用,巩固同他们的团结。
  有些新独立国家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随着国内社会矛盾和国际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越来越投靠帝国主义,实行反人民、反共、反革命的政策。这就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坚决反对这种反动政策。
  一般地说,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无产阶级政党在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时候,应当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对于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进步倾向,实行联合的政策;对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妥协和勾结的反动倾向,实行斗争的政策。
  在民族问题上,无产阶级政党的世界观是国际主义,不是民族主义。在革命斗争中,无产阶级政党支持进步的民族主义,反对反动的民族主义。任何时候,无产阶级政党都必须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划清界限,不能做它的俘虏。
  一九六○年声明说:“共产党人揭露资产阶级中的反动派把自私的、狭隘的阶级利益冒充全民族的利益的企图,揭露资产阶级政客为了同样目的利用社会主义口号招摇撞骗”。
  如果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成为地主资产阶级的尾巴,那么,民族民主革命要取得真正的、彻底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即使取得某种胜利,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
  在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无产阶级政党只有独立地提出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内反动派、争取民族独立、争取人民民主的纲领,独立地进行群众工作,不断地扩大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反动力量,才能把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且把革命引导到社会主义的轨道上来。
(十)
  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要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必须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在争取实现这一任务的过程中,在目前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积极领导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进行反对垄断资本的斗争,保卫民主权利的斗争,反对法西斯危险的斗争,争取改善生活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扩军备战、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在美帝国主义控制或者企图控制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主要打击对象是针对美帝国主义,也针对出卖民族利益的垄断资产阶级和国内其他反动势力。
  近年来,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发生的各种大规模的群众斗争,显示了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正处在新觉醒之中。他们的斗争,打击着垄断资本和反动势力,不仅为本国的革命事业展开了光明的前景,而且是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革命的有力支持,也是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有力支持。
  在帝国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革命斗争的时候,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和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同时,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反对垄断资本、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广泛的统一战线。
  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人在积极领导当前斗争的时候,应当把这些斗争同为长远的和全局的利益的斗争结合起来,应当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精神教育群众,不断地提高群众的觉悟,担当起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如果不是这样,把眼前的运动当作一切,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那就是十足的社会民主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列宁早就指出,社会民主党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在任何时候,共产党人必须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问题上同社会民主党划清界限,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和各国工人群众中肃清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影响。毫无疑问,共产党人应当争取社会民主党影响下的群众,应当争取社会民主党内那些愿意反对本国垄断资本和外国帝国主义控制的左翼分子和中间分子,同他们在工人运动的日常斗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实现广泛的联合行动。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了领导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进行革命,必须善于掌握一切斗争形式,并且善于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迅速地用一种斗争形式去代替另一种斗争形式。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只有掌握一切斗争形式,和平的与武装的,公开的与秘密的,合法的与非法的,议会的与群众的,等等,才能在任何情况下立于不败之地。在应当利用和可能利用议会斗争和其他合法斗争形式的时候拒绝利用,这是错误的。但是,如果变成为议会迷和合法主义者,把斗争限制在资产阶级所允许的范围内,这就必然导致取消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十一)
  无产阶级政党对待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必须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从革命的观点出发,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为依据。
  共产党人从来愿意经过和平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是不是可以把和平过渡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的世界战略原则呢?绝对不能这样。
  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向认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都明确地指出:“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而且历史经验也证明,统治阶级是不会自愿让出政权的。”任何旧政府,如果不推它,即使在危机时代也是不会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普遍规律。
  马克思和列宁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曾经提出过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但是,正如列宁所说,革命和平发展的机会,是“革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机会”。
  事实上,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过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先例。
  有人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预言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的时候并没有先例,为什么不可以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预言资本主义将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呢?
  这是一种荒唐的比拟。马克思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得出了科学的结论;而那些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和平过渡”的预言家,却是从历史唯心主义出发,抹煞资本主义社会最根本的矛盾,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作出了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断。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人,怎么能够从马克思那里找到帮助呢?
  现在,大家都看到,资本主义国家都在加强它们的国家机器,特别是军事机器,其目的首先是镇压本国人民。
  无产阶级政党绝不能把自己的思想、革命方针和全部工作建筑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愿意接受和平变革的估计上面。
  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准备两手,即在准备革命的和平发展的同时,必须对革命的非和平发展作充分的准备。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在艰苦地积蓄革命力量方面,准备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夺取革命的胜利,或者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发动突然袭击和武力进攻的时候,给予有力的回击。
  如果不作这样的准备,就会麻痹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在思想上解除自己的武装,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陷于完全无准备的被动局面,以致葬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十二)
  人类历史上各种不同阶段的社会革命,都是历史的必然性,都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一种客观规律。历史证明,革命没有不通过一些曲折的道路,也没有不遭受某些牺牲而能够取得胜利的。
  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是要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分析具体的历史条件,提出正确的战略和策略,领导人民群众绕过暗礁,避免某些不必要的牺牲,有步骤地去达到自己的目的。是不是可以完全避免牺牲呢?奴隶革命,农奴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民族革命,都不是这样,无产阶级革命,也不是这样。即使革命的指导路线是正确的,也不能完全保证革命不遭受某些挫折,也不能完全保证避免某些牺牲。只要坚持正确路线,革命最终总是要胜利的。借口避免牺牲而取消革命,这实际上只能是要人民永远当奴隶,永远忍受无限制的痛苦和牺牲。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常识告诉我们,革命引起的分娩总比旧社会的慢性痛苦少得多。列宁说得很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即使在最平静的日子里,也经常地而且不可避免地会使工人阶级遭到无数的牺牲”。
  如果谁认为只有革命一帆风顺,事先得到不会遭受牺牲和失败的保票,才可以进行革命,那他就根本不是革命者。
  不管在怎样的困难的情况下,不管革命遭受怎样的牺牲和失败,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应当用革命精神教育群众,都应当坚持而不应当抛弃革命的旗帜。
  在客观条件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无产阶级政党就轻率地发动革命,那就是“左”倾冒险主义。在客观条件成熟的时候,无产阶级政党不敢领导革命,不敢夺取政权,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无产阶级政党即使在平常的日子里,在领导群众进行日常斗争的时候,也应当在自己的队伍和人民群众中进行革命的思想准备、政治准备和组织准备,促进革命斗争的发展,以便在革命条件成熟的时候,不失时机地推翻反动统治,建立新政权。否则,即使客观条件成熟,也会白白地丧失夺取革命胜利的时机。
  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高度的原则性,也要有灵活性,有时也要实行有利于革命的必要的妥协。但是,不能借口灵活性和必要的妥协,而根本放弃原则的政策和革命的目的。
  无产阶级政党要领导人民群众同敌人作斗争,也要善于利用敌人的矛盾。但是,利用敌人的矛盾,是为了便于达到人民革命斗争的目的,而不是要取消人民的革命斗争。
  无数事实证明,哪里有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黑暗统治,那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总是要起来革命的。
  如果共产党人脱离人民群众的革命要求,那么,他们就势必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被抛到革命潮流的后边去。
  如果党的领导集团采取不革命的路线,使党变成改良主义的政党,那么,党内的和党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会代替他们在革命中的地位,起来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在另外一种情况下,资产阶级革命派就会起来领导革命,无产阶级政党政党就会丧失革命的领导权。当反动的资产阶级叛变革命、镇压人民的时候,机会主义路线就会使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不应有的惨重牺牲。
  如果共产党人沿着机会主义道路滑下去,那么,他们就会堕落成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成为帝国主义和反动资产阶级的附庸。
  现在自称为继列宁之后对革命理论作了最大创造性贡献的一些人,自称是唯一正确的一些人,他们真正考虑过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面经验没有,他们真正注意到国际无产阶级的整个运动的利益、目标和任务没有,他们有一个真正的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没有,这些都是很令人怀疑的。
  近几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民族解放运动的经验教训,是很多的。有应当受到人们歌颂的经验,也有使人痛心的教训。各国共产党人和各国革命人民需要认真地思考和研究这些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经验,以便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吸取有益的教训。
(十三)
  社会主义国家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是相互支持、相互援助的。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资本主义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有力支援。否认这一点,是完全错误的。
  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只能采取热烈同情、积极支持的态度,而绝对不能采取敷衍的态度、民族自利的态度、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
  列宁说:“同先进国家的革命者和一切被压迫的人民结成联盟,反对所有帝国主义者,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对外政策。”谁不了解这一点,把社会主义国家对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支援,看成是一种负担,或者看成是一种恩赐,都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背道而驰的。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成就,对于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说来,具有示范作用和鼓舞作用。
  但是,这种示范作用和鼓舞作用,决不能代替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只有依靠自己的坚决的革命斗争,才能取得解放。
  有些人片面地夸大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和平竞赛的作用,企图用和平竞赛来代替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按照他们的说教,似乎帝国主义会在这种和平竞赛中自然而然地垮台,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只要安安静静地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就行了。这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又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有些人还制造一种奇谈,说什么中国和某些社会主义国家要“发动战争”,要通过“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推行社会主义。这种奇谈,正如一九六○年声明所说,不过是帝国主义反动派制造的诽谤。这些人重复这种诽谤的目的,拆穿了说,那就是为了掩饰他们自己反对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也反对别人支持这种革命。
(十四)
  几年以来,关于战争与各平的问题,已经说得不少了,说得够多了。我们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观点和政策,是全世界的人们都知道的,是任何人都歪曲不了的。
  很可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些人尽管谈论自己怎样爱好和平,怎样憎恶战争,却不愿意稍微领会一下列宁关于战争问题所说的简单明白的真理。
  列宁说:“我觉得,在战争问题上,人们常常忘记和注意不够的,以及引起很多可以说是空洞无谓的争论的,主要是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即这个战争具有什么样的阶级性,它是由什么引起的,它是由那些阶级进行的,它是由什么样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经济条件造成的。”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任何战争都是同产生它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斗争分不开的。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为世界全部阶级斗争历史所证实的科学论点,就永远不可能理解战争的问题,也不可能理解和平的问题。
  有各种各样的和平,有各种各样的战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弄清楚是什么样的和平,是什么样的战争。把正义战争同非正义战争不加区别地混为一谈,一律加以反对,这是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观点,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
  有人说,没有战争,革命也是完全可能的。这究竟说的是什么战争呢?是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还是世界战争?
  如果说的是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那么,这种说法实际上就是反对革命战争,也就是反对革命。
  如果说的是世界战争,那么,这显然是无的放矢。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虽然曾经根据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说明过世界战争不可避免地引起革命的这种事实,但是,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张革命非经过世界战争不可,也永远不会有这样的主张。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消灭战争当做自己的理想,相信战争是能够消灭的。
  但是,怎样才能消灭战争呢?
  列宁是这样看的:“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人类划分为阶级的现象,消灭人剥削人和一个民族剥削另一个民族的现象,从而使战争根本不能发生。”
  一九六○年声明也说得很清楚:“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将最终消除产生任何战争的社会原因和民族原因。”
  现在,有人竟然认为在帝国主义制度和人剥削人的制度还存在的条件下,能够通过“全面彻底裁军”,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这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常识告诉我们,军队是国家机器的主要部分,所谓没有武器、没有军队的世界,只能是没有国家的世界。列宁说过:“无产阶级只有把资产阶级的武装解除以后,才能不背弃自己的世界历史任务,去销毁一切武器。无产阶级无疑会做到这一点,但是这只能在那个时候,决不能在那个时候以前。”
  世界的现实又是怎样的呢?以美国为首的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究竟哪里有一点准备实行全面彻底裁军的影子呢?他们不是毫无例外地都在进行全面彻底扩军吗?
  为了揭露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扩军备战,我们一向认为,提出普遍裁军的主张,是必要的。经过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和全世界人民的联合斗争,迫使帝国主义接受某种裁军协议,是可能的。
  如果把全面彻底裁军当做争取世界和平的最根本道路,散布帝国主义会自动放下武器的幻想,借口裁军来取消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那就是蓄意欺骗世界人民,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效劳。
  为了克服现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思想混乱,我们认为很有必要恢复被现代修正主义者所抛弃的列宁的论点,以利于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以利于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
  防止新的世界战争,是世界人民的普遍要求。防止新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
  现在的问题是,争取世界和平的道路究竟是什么?从列宁主义的观点年来,世界和平只能是世界各国人民争得来的,而不能是向帝国主义乞求得来的。只有依靠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发展,依靠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依靠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依靠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斗争,才能有力地保卫世界和平。
  列宁主义的政策正是这样。与此相反的政策,绝不能引向世界和平,只是助长帝国主义者的野心,增加世界战争的危险性。
  近年来有些人散布一种论调,说什么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的星星之火,会导致一场毁灭人类的世界大战。事实是怎样的呢?恰恰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生的许多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并没有导致世界大战。这些革命战争的胜利,直接削弱帝国主义的力量。难道事实不是证明这种论调是十分荒谬的吗?
(十五)
  全面禁止核武器,完全销毁核武器,是保卫世界和平斗争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必须为此尽最大的努力。
  核武器具有空前的破坏力,所以美帝国主义者十几年来采取了核讹诈的政策,企图用以实现它的奴役全世界人民和称霸世界的野心。
  但是,帝国主义者用核武器威胁其他国家,也使本国人民受到威胁,促使本国人民起来反对核武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同时,帝国主义者妄图用核武器毁灭对方,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在被毁灭的地位。
  禁止核武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帝国主义者如果被迫接受禁止核武器的协定,绝不是因为他们对人类的“博爱”,而只是由于世界各国人民的压力和他们本身的利害关系。
  同帝国主义者相反,社会主义国家依靠的,是人民的正义力量,是自己的正确的政策,它根本不需要在世界上玩弄核武器的赌博。社会主义国家掌握核武器,完全是为着防御的目的,为着制止帝国主义发动核战争。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在历史的发展上和现实的生活中,人是决定的因素。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重视技术变革的作用,但是,如果贬低人的因素的作用,夸大技术因素的作用,是错误的。
  核武器的出现,不能阻止人类历史的前进,不能挽救帝国主义制度的灭亡,正如历史上一切新技术的出现,不能挽救帝国主义制度的灭亡,正如上一切新技术的出现,不能挽救各种旧制度的灭亡一样。
  核武器的出现,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当代世界的各种基本矛盾,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阶级斗争的规律,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本性。
  因此不能说,由于核武器的出现,社会革命和民族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已经消失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原理,已经过时和已经变成陈腐的“教条”了。
(十六)
  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和平共处,是列宁提出的。众所周知,在伟大的苏联人民打退外国武装干涉之后,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在列宁领导下,随后又在斯大林领导下,一直实行这种和平共处的政策,而只是在德帝国主义者举行进攻的时候,才被迫进行自卫战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也一直坚持实行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并且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议者。
  可是,几年以来,有些人忽然把列宁提出的和平共处政策算成是自己的“伟大发现”,自认为对这一政策的解释有垄断权。他们把“和平共处”当做是包罗万象的、不可思议的天书,把世界各国人民的一切斗争成就,一切功劳,都记载在这本天书上面。他们还把一切不同意他们这样歪曲列宁意见的人,都说成是和平共处的反对者,说成是对于列宁和列宁主义都毫无所知,说成是大逆不道的异教徒。
  中国共产党人怎么能同意这样的观点和做法呢?不,这是不可能的。
  列宁关于和平共处的原则是很清楚的,是普通人很容易理解的。和平共处是指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不能随心所欲地加以解释。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当把和平共处引伸到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被压迫国家和压迫国家、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的关系方面,不应当把和平共处说成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内容,更不应当说什么和平共处是全人类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因为,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这是一回事。和平共处根本不容许、也完全不可能触动共处国家的社会制度的一根毫毛。而各国的阶级斗争,民族解放斗争,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另一回事。这些斗争,都是为了改变社会制度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和平共处根本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任何一个国家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只能经过本国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在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不可避免地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行等方面存在着斗争,而绝不可能是什么“全面合作”。
  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这样的和那样的谈判,是必要的。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确政策和各国人民群众的压力,通过谈判达成某些协议是可能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某些必要的妥协,并不要求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承受之也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实行妥协。在任何时候,谁都不能拿和平共处的名义,来要求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放弃自己的革命斗争。
  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共处政策,有利于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国际环境,有利于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有利于孤立帝国主义侵略和战争势力。但是,如果把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局限于和平共处,那就不能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不能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关系。因此,把和平共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是错误的。
  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在我们看来,应当包括下列内容,即: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发展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这三项内容,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缺一不可的。
(十七)
  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以后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阶级斗争的继续,仍然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只是阶级斗争的形式不同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
  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多次指出:
  1,被推翻的剥削者,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
  2,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经常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分子。
  3,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在国家机关职员中,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包围和腐蚀作用,也会产生一些蜕化变质分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4,国际资本主义的包围,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威胁以及和平瓦解的阴谋活动,是社会主义国家里阶级斗争继续存在的外部条件。
  实际生活证实了列宁以上的论断。
  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即使在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以后的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都不能说,那里已经完全没有像列宁所反复痛斥过的资产阶级食客、寄生虫、投机倒把者、骗子、懒汉、流氓、盗窃国库者这类分子;也不能说,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不需要或者可以放弃列宁所提出的“清除这些由资本主义遗留给社会主义的传染病、瘟疫和溃疡”的任务。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逐步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贯穿着整个历史时期。这种斗争时起时伏,是波浪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斗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一九五七年宣言说得好:“对于工人阶级说来,取得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革命的终结。”
  否认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中的阶级斗争,否认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是错误的,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违背马克思主义的。
(二十二)
  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规定了兄弟党关系的准则。这些准则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实行联合的原则,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的原则,独立自主和平等的原则,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则。
  我们注意到,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的来信中说,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上级党”和“下级党”,所有共产党都是独立的和平等的,它们都应当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互相帮助的基础上建立它们之间的关系。
  共产党人可贵的品质是言行一致。只有不仅在议论上,而且更重要的在行动上,真正坚持而不是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真正遵循而不是破坏兄弟党相互关系的准则,才是维护和加强兄弟党团结的唯一正确的途径。
  如果承认兄弟党关系中是独立和的原则,那就不能允许把自己置于其他兄弟党之上,不能允许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不能允许在兄弟党关系中实行家长制。
  如果承认兄弟党关系中没有“上级”和“下级”之分,那就不能允许把自己一党的纲领、决议、路线当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强加给别的兄弟党。
  如果承认兄弟党关系中的协商一致的原则,那就不应当强调什么“谁是多数,谁是少数”,依恃所谓多数来强制推行自己的错误路线,实行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政策。
  如果同意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应当通过内部协商的途径来解决,那就不应当利用自己的和别人的党代表大会、领导人的讲话、通过决议和声明等方式,公开指名攻击别的兄弟党,更不应当把兄弟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
  我们认为,在目前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存在着分歧的情况下,强调严格遵循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党关系准则,是特别重要的。
  目前,在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中,苏联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苏阿两党、两国关系问题,是如何正确地对待兄弟党、兄弟国家的问题,是要不要遵守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对于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具有原则性的意义。
  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这是一回事。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这是另一回事。绝不能把这两个根本不同性质的问题相提并论。
  你们在来信中,一方面表示“不放弃关于苏共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之间关系能够得到改善的想法”,一方面又继续攻击阿尔巴尼亚同志采取“分裂行动”。这显然是自相矛盾,无助于苏阿关系问题的解决的。
  究竟是谁在苏阿关系方面采取了分裂的行动?
  究竟是谁把苏阿两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
  究竟是谁把苏阿两党、两国的分歧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
  究竟是谁公开号召改变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的领导?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明明白白地摆在全世界面前的。
  苏阿关系恶化到现在这样严重的地步,苏共领导同志难道真的不感到自己的责任吗?
  我们再一次真诚地希望,苏共领导同志能够遵循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主动寻求改善苏阿关系的有效途径。
  无论如何,怎样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是一个必须郑重对待的问题。只有严格遵守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才是对帝国主义反动派所谈论的“莫斯科之手”之类的诽谤的最有力的回击。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要求,对于大党和小党,对于执政的党和没有执政的党,都是没有例外的。但是,大党和执政的党,在这方面负有特别重大的责任。过去一个时期社会主义阵营中所发生的一系列令人痛心的事件,不仅损害有关兄弟党的利益,而且损害有关兄弟国家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个事实有力地证明,大国大党必须谨记列宁的遗训,千万不能犯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
  苏共同志在来信中声明,“苏共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采取任何一个步骤,来在我国各族人民当中播下对兄弟的中国人民以及其他国家人民的恶感”。我们不愿意在这里追述过去许多不愉快的事实,但愿苏共同志能够在今后的行动中恪守这个声明。
  几年来,虽然我们面临一系列违反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的严重事件,遭到许多强加给我们的困难和损失,我们的党员,我们的人民,采取了十分克制的态度。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持和维护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二十三)
  为了实现各国兄弟党一致协议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必须同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各种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宣言和声明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或者说右倾机会主义。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是现代修正主义的代表。
  声明特别指出:
  “各国共产党一致谴责国际机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变种--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理论’的集中表现。”
  声明接着指出: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的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宣布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用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同一九五七年宣言相对抗,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起来,使自己的国家脱离了社会主义阵营,使它依赖美国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所谓‘援助’”。
  因此,声明就得出这样的结论:
  “进一步揭露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领导人,为了使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不受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反列宁主义思想的影响而积极斗争,仍然是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一项必要任务。”
  这里提出的问题,正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
  直到最近,铁托集团还公开声明坚持他们的修正主义纲领,坚持他们同宣言和声明相对立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
  长时期以来,美帝国主义及其北大西洋集团的同伙,用了几十亿美元豢养铁托集团。铁托集团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打着“社会主义国家”的旗号,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人民革命事业,充当美帝国主义的别动队。
  说南斯拉夫发生“一定的良好趋向”,说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说铁托集团是“反帝力量”,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完全没有根据的。
  现在,有人企图把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引进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来,公然撕毁一九六○年兄弟党会议的一致协议,这是绝不能允许的。
  几年来,修正主义思潮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泛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许多经验和教训,充分证明了宣言和声明所作的关于修正主义是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可是,有些人公然说什么主要危险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或者说什么教条主义的危险不小于修正主义,等等。这究竟有什么原则性呢?
  一个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必须把原则放在第一位。不能合原则去做交易,忽而赞成这个,忽而赞成那个,忽而主张这样,忽而主张那样。
  为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为了维护宣言和声明的原则立场,中国共产党人将继续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一起,对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在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要危险修正主义的同时,共产党人也必须反对教条主义。
  一九五七年宣言说,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这就是说:
  一方面,必须时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如果不这样做,就会犯右倾机会主义或者修正主义的错误。
  另一方面,必须经常从实际生活出发,密切联系群众,不断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独立地制定和实行符合本国情况的政策和策略。如果不这样做,机械地抄袭别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策略,盲目地接受别人强加的意志,不加分析地把别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决议当作自己的路线,那就要犯教条主义的错误。
  现在,有些人正是违背了宣言早已肯定的这个基本原则。他们借口什么“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他们又把主观臆造出来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药方,说成是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而强近别人无条件地加以接受。
  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许多严重现象,正是这样发生的。
(二十四)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经验是:革命能不能得到发展和胜利,取决于有没有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党。
  必须要有一个革命党。
  必须要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
  必须要有一个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革命党。
  必须要有一个善于把领导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联系起来的革命党。
  必须要有一个能够坚持真理、改正错误,善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革命党。
  只有这样的革命党,才能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才能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如果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党而是资产阶级的改良党,
  如果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而是修正主义的党,
  如果不是无产阶级先锋队而是资产阶级尾巴的党,
  如果不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党而是代表工人贵族利益的党,
  如果不是国际主义的党而是民族主义的党,
  如果不是自己能够思索,能够自己动脑筋,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工作,深知本国各阶级的准确动向,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又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只是人云亦云,不加分析地照抄外国经验,跟着外国某些人的指挥棒团团打转,那就是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样样都有,成为一个大杂烩,而单单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性的党,
  这样的党,就绝不可能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绝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绝不可能完成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
  这是各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自觉的工人,一切先进分子,需要深思熟虑的问题。
(二十五)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分歧,有责任分清是非。为了团结对敌的共同利益,我们历来主张经过内部协商来解决问题,反对把分歧公开在敌人面前。
  苏共同志知道,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论战,是某些兄弟党的领导人挑起来的,是强加在我们身上的。
  公开争论既然被挑动起来,那么,这种争论,就只能在各兄弟党的平等基础上进行,只能在民主的基础上进行,只能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
  我们认为,某些党的领导人,既然公开攻击了其他兄弟党,挑起了公开的争论,就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利禁止被攻击的兄弟党公开回答他们。
  某些党的领导人既然自己发表了大量的文章攻击其他兄弟党,那么,为什么不把其他兄弟党答辩的文章在自己报刊上公开发表出来呢?
  最近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遭到了最荒唐的攻击。那些攻击者大喊大叫,不顾事实,捏造了许多罪名,硬加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把这些攻击我们的文章和言论,在我们的报纸上发表了。
  苏联领导人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苏联真理报一九六三年一月七日的编辑部文章,苏共代表团团长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六日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苏联真理报一九六三年二月十日的编辑部文章,这些也在我们的报纸上全文发表了。
  苏共中央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和三有三十日的两次来信,我们也全文发表了。
  我们对于若干兄弟党攻击我们的文章和言论,有些已经作了回答,有些还没有回答。例如,对苏共同志的许多文章和言论,我们都还没有直接回答。
  我们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是,一共写了七篇文章回答攻击者。这些文章的题目是: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
  《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
  《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
  《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
  《评美国共产党声明》。
  你们在三月三十日的来信的末尾,指责中国报刊对苏共进行了“毫无根据的攻击”,大概指的就是这些文章。把我们回答攻击者的文章叫做“攻击”,这完全颠倒了是非。
  既然你们把我们的文章说成是“毫无根据”,是那么坏,那么,你们为什么不像我们发表你们的文章那样,也把我们的这七篇所谓“毫无根据的攻击”的文章,统统公开发表出来,让全体苏联同志、全体苏联人民去思考,去判断谁是谁非呢?当然,你们也尽可以逐条驳斥这些你们认为是“毫无根据的攻击”的文章。
  你们说我们的文章“毫无根据”,说我们的论点是错误的,可是,又不如实地把我们的真正论点告诉苏联人民。这种做法,总不能说是对待兄弟党之间讨论问题,对待真理,对待群众的严肃态度吧。
  我们希望,兄弟党的公开争论能够停止下来。这个问题,必须根据兄弟党的独立、平等地、协商一致的原则来处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谁都没有权利单凭自己的意图,想发动攻击就发动攻击,想禁止对方答辩就下令“停止公开争论”。
  苏共同志知道,为了给召开兄弟党会议创造良好的气氛,我们已经决定,从一九六三年三月九日起,对于兄弟党同志对我们的公开指名攻击,暂时停止作公开的答辩。我们保留公开答辩的权利。
  我们在三月九日给你们的信中说,关于停止公开争论问题,“需要我们两党和各有关兄弟党讨论一下,达成一个能为各方接受的公平的协议”。
  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原则性问题的意见。我们这样坦率地提出这些意见,正像我们在这封信开头的时候所希望的,会有助于彼此之间的了解。当然,对于这些意见,同志们可以赞成,也可以不赞成。但是,在我们看来,我们在这里所谈的问题,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需要注意和解决的中心问题。所有这些问题,以及你们在来信中提出的问题,我们都希望在两党会谈中和世界兄弟党代表会议中进行充分的讨论。
  此外,还有一些共同有关的问题,例如,批判斯大林问题,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重大原则性问题,等等,我们也希望在会谈时坦率地交换意见。
  关于举行举行两党会谈,我们在三月九日给你们的信中,曾经建议赫鲁晓夫同志到北京来,如果不方便,请苏共中央其他负责同志率领代表团到北京来,或者由我们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去。
  你们在三月三十日的来信中表示赫鲁晓夫同志不能到中国来,也没有表示愿意派代表团到中国来,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去。
  你们在三月三十日的来信中,邀请毛泽东同志访问苏联。毛泽东同志早在二月二十三日同苏联驻中国大使的谈话中,就已经明确谈过他现在不准备访问苏联的原因。关于这一点,你们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中共中央负责同志在五月九日接见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时候,已经通知你们,中共中央将派出代表团,在六月中旬前往莫斯科。后来,根据苏共中央的要求,我们又同意把两党会谈推迟到七月五日举行。
  我们真诚地希望,中苏两党会谈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能够为准备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作出贡献。
  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各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在兄弟党一致协议的宣言和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中国共产党愿意同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一起,同全世界革命人民一起,为了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为了维护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解放事业的利益,为了维护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世界和平事业的利益,继续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
  我们希望,国际共产主义队伍里今后不再重担出现那种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的现象。
  中国共产党人坚决相信,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世界革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在促进世界人民革命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斗争中,必将进一步团结起来,克服种种困难和障碍,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
此致
  共产主义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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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7-13 00:35:33 | 显示全部楼层
毛主席为什么会批苏联修正主义“全民国家”“全民党”是政治掩饰的幌子?

欧洲金靴 · 2022-07-12 · 来源:金靴文化公众号




毛主席的论断极其深刻地揭示了自赫鲁晓夫开始的苏联修正主义政权的阶级实质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面目:以所谓“全民国家”“全民党”的幌子为政治掩饰,对苏联人民实行反动专政;在“建设共产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的说辞下复辟资本主义,对苏联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
  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雷日科夫曾说过一句话:
  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一定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一切也就完了。
  作为执政组织,当你掌握的权力仅意味着要承担起保障公众的利益和满足,当人民所要求你承担的重大责任使你总在担心自己能力不足——这样的权力,对掌权者就是一种“负担”。
  相反,如果权力意味着能够给个人及个人背后逐渐生成的「政治门阀」带来好处且社会责任处于次要地位时,那么权力的真正意义也就丧失了。
  斯大林生前曾批评过:
  挑选工作人员常常不是根据客观的标志,而是根据偶然的、主观的、庸俗市侩的标志。有人常常挑选所谓熟人、朋友、同乡,对个人忠实的人,吹捧自己上司的能手,而根本不考虑他们在政治上和业务上是否称职!
  可能让斯大林同志想不到的是,自己溘然长逝后不久,这样的现象就被变本加厉的放大,苏共高层的组织体系逐渐成了赫鲁晓夫等人的“权利游戏”。
  赫鲁晓夫上台后,大力推行干部更换制度,利用其排斥异己、借以撤换反对自己的人,扩大自己的势力。
  斯大林逝世后的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一级党政主要领导,到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时,仅八年时间就已更换了80%。
  这种对干部过于频繁地更换和调动,不仅造成人心不定、缺乏安全感、干部队伍丧失应有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也使领导干部没有足够的时间积累经验。
  同时,从主观角度出发,这样的人员调动的根本目的,还是出于赫鲁晓夫集团的政治野心。
  列宁曾这样批判美帝国主义:
  在那里,一方面是一小撮卑鄙龌龊的沉溺于奢侈生活的亿万富翁,另一方面是千百万永远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劳苦大众。
  只是,从1954年开始,苏联自己却一步步地走上了这条美式的道路。
  如毛主席评价苏联修正主义时说的那样:
  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
  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
  毛主席的论断极其深刻地揭示了自赫鲁晓夫开始的苏联修正主义政权的阶级实质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面目:
  以所谓“全民国家”“全民党”的幌子为政治掩饰,对苏联人民实行反动专政;在“建设共产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的说辞下复辟资本主义,对苏联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
  自50年代中期开始,赫鲁晓夫集团为培植资产阶级势力,在各级领导人员和一般工农群众之间实行了差别极大的工资等级制度,且千方百计利用职权捞取经济收入。
  下图是经过1956-1960年所谓的“工资改革”后沿用的黑色冶金企业领导人员的工资表。
  1960年,苏联“体制内”法定的职工最低工资是为27-35卢布,对比之下,经理、专家之类人员工资可高达十倍以上。
  根据1970年苏联《经济报》的数据,企业经理(厂长)、专家等领导人的工资在250卢布以上,他们的人数占所谓“大生产集体领导人(车间主任以上)”人数的10.6%;而“非熟练的体力劳动工作者”有22.6%的人工资在80卢布以下,其中在法定最低工资60卢布以下的占了1.6%。
  其他从事体力劳动或手工劳动的普通苏联工人中,有1.2-1.3%的人工资在最低工资60卢布以下。
  ……………
  新生的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通过高工资、高稿酬、高奖金和贪污盗窃等种种手段获取高额收入,过着极其奢侈的生活。
  如哈萨克建筑材料和构件联合公司的经理,竟然能够在短时间内造了两层楼的“哥德式”私宅。
  当时在苏联国内盖小洋房成风,亚美尼亚甚至有个农庄主席占用农庄的建筑材料,剥削庄员们的劳动,给自己建造了一所高级别墅,房屋建筑面积616平方米,庭院里有喷泉、四周有坚固的围墙,老远就看得见这位农庄主席的三层楼房。
  鞑靼自治共和国明泽林区图凯集体农庄主席兼党委书记,也有三辆小汽车和一辆带座斗的摩托车,且只准他一人使用,成了他的私人车队……
  苏共党内、苏联国内的阶级景观,自二十大之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也使社会主义阵营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分歧,为日后的苏东剧变与国际共运陷入低谷埋下了不可逆的历史伏笔。
  1971年3月,苏共二十四大召开,勃列日涅夫在大会上反复强调所谓“加强法制”,波德戈尔内随即发表电视讲话,说严格遵守法律是每个人的“首要义务”…
  紧接着,苏联官方的报刊公开叫嚷:要把注意力特别放在加强劳动生产纪律上”、“法院、检察院、仲裁部门、公证组织、警察机关和其他行政机关应当更坚决地进行加强法制的工作”(据《苏维埃俄罗斯报》记载)。
  大造舆论的目的,是苏修集团加强对苏联人民控制的诉求。
  1966年,苏修当局正式设立所谓“社会治安部”,在国内各大城市增设摩托化民警部队。
  两年后,当局又把“社会治安部”改名“内务部”,规定它的任务是对人民的反抗“组织坚决而及时的反击”。
  当时,这个服务于苏修维稳组织的秘密警察达七十万人之多。
  1970年秋天,苏修在十五个加盟共和国恢复了司法部,并配合着发展了数以万计的所谓“人民纠察队”,在工厂、农庄、机关、团体设立了九十多万个监察组、监察哨,还建立了全国范围的“同志审判会”网,其成员约二十万人。
  但是,这种背叛阶级属性、激化社会矛盾的统治方式,并不能阻挡苏联人民的觉醒,反而以一种狼狈且污化的形象于苏联存在的七十年时间里成为了一条主线,只不过在50年代末之后被人为地忽视。
  单说罢工,仅60年代就有1962年的诺沃切尔卡斯克城反对提高肉类和黄油价格的斗争、1963年敖德萨码头工人抗议食品涨价的罢工、1965年埃里温人民的斗争、1968年克里米亚鞑靼人在奇尔奇克城的游行示威、1967年奇姆肯特城的大暴动、1968年至1969年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橡胶制品厂举行的罢工、1968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附近的一个小镇霍罗尔发生矿工争取面包的斗争。
  这里面比较有典型性的就是诺沃切尔卡斯克流血事件。
  发生在位于图兹洛夫河与阿克塞河畔之间,该地有电力机车、矿山设备、化学和食品等工业。
  1962年6月初,一场持续数日、震惊苏联最高层的工人罢工流血事件就爆发在这里。
  根据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伊万舒京于事发后数日呈交苏共中央的书面报告,事件经过大致如下:
  1962年6月1日上午7点半左右,新切尔卡斯克电力机车制造厂铸钢车间的八九名工人聚在一起议论物价上涨,逐渐地,越来越多的工人加入了谈论。
  车间主任见状,就劝说他们去干活,但激愤的工人们走出车间,来到工厂的小公园里继续聚众谈论物价上涨、生活难以为继的情况。
  恰在此时,官僚作风严重的厂长库罗奇金走过来,直接命令工人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去。
  可工人们却把他围住,指责“车间劳动条件差”、“厂内缺乏安全技术保障”、“日常生活处境窘迫”、“工资太低”,特别是1962年初该厂又重新调整了职工们的计件工资定额,结果使工人们的工资下降了 30%。
  一方面是工资下降,一方面是物价上涨,再加上工厂的劳动条件差、安全没有保障——该厂的绕线绝缘车间曾发生过200名工人中毒事件。
  所有这些使得工人们的情绪越来越激愤,而厂长蛮横而冷漠的回应使得工人的情绪进一步升级,人群中开始叫骂起来……
  一看情势不妙,厂长赶紧逃到厂部去了,工人们紧追其后拥向厂部。
  随后,工人们开始打出要求增加肉类、牛奶供应和提高工资的标语牌。
  上午11时30分,厂部大楼前的广场上已经聚集近五百人,要求厂长出来对话。
  此前,州委书记马雅科夫、州执行委员会主席扎麦京、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伊万诺夫、州国家安全局副局长拉扎列夫以及一批安全局工作人员陆续赶到了工厂,下午三四点钟州委第一书记巴索夫也赶到了工厂,可领导们都躲进了厂部大楼。
  这时,厂部大楼前的广场上已经聚集了四五千人,不少市民也参加了进来。
  但州委、市委领导一直呆在厂部的厂长办公室里,而没有选择走到工人中间去。
  随即,工人们冲进了厂部大楼,要求领导出来对话。
  下午16时30分,州委第一书记巴索夫通过扩音器发表讲话,人群暂时安静了下来。但他刚讲了几句就被叫嚷声打断:“我们早就看到了告人民书,我们又不是不识字。你说说看,我们往后该怎么生活,工资定额降低,物价却上涨了!”
  州执行委员会主席扎麦京试图讲话也被立即打断,骚动的人群冲向麦克风,但电线被立即切断了。
  在向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报告了这一紧急事态后,晚上18时,苏共开始动用警察维持工厂秩序,但抵达工厂的一支两百名警察队伍被工人击溃逃离。
  晚上20时,五辆满载士兵的汽车和三辆装甲运输车驶向厂部大楼前的广场。但军队的行动并不顺畅,人群向汽车和装田车迎面跑去,挡住了去路,车辆被迫停下,以致“载有士兵的车辆在口哨声、叫嚷声和玩笑声中调转车头返回”。
  此后,人群一直聚集到深夜……
  6月3日,骚乱被平息。
  科兹洛夫在地方广播电台发表讲话,将整个事件的责任推给一些“流氓和煽动者”,他说:
  同志们,我们有信心查明导致如此严重局势的原因。但是现在就可以断言,一些流氓分子是骚乱的教唆者…… 这些行为旨在反对人民国家的利益。你们城市一些没有觉悟的工人受流氓分子的挑动……一小撮流氓、酒鬼和挑拨离间者带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
  后至70年代,苏联的群众斗争态势进一步得到发展。
  如1972年6月25日,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发生了成万人参加的斗争,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也常有罢工发生。
  尽管苏修的武装维稳力量百般镇压,但苏联人民的反抗仍在不断增长。
  还是回到篇首雷日科夫的那句话:
  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一定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一切也就完了。
  对布尔什维克真正的考验,从来就不仅是同君主专制的斗争,也不仅是在沙皇监狱及流放地的战斗表现。
  对这些曾以革命者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的执火人而言,更加困难得多的考验是当自己的党在取得政权、掌握了几乎无限权力下的表现。
  列宁时期的革命者们,面临的是逮捕、坐牢、苦役甚至绞刑架,若能从监狱中逃出,不是转入地下就是逃亡国外。
  但是后来那些持苏联各高等大学文凭和口喊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口号入党的人,眼睛瞄的则是飞黄腾达带来的金钱、地位、特权、美女……以及由党和国家完全包干的一切物质与精神满足。
  经过这一系列的变动,苏联特权阶层控制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
  即毛主席1965年5月重登井冈山,在山上与王卓超等人谈及苏联修正主义特权集团时所评述的: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
  列宁对于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党内可能出现权谋私、脱离群众、皇室贵族化的腐败现象,是早有警觉的。
  1922 年召开的俄共第十一大上,列宁特别作出规定,要对党的干部“个人发财企图,必须无情地加以制止,绝不允许把党看做向人民谋取地位、待遇的手段”。
  有一次,列宁发现莫斯科市委常委会以根据不足、需要“复查”为借口包庇市里一些严重侵犯群众利益的领导干部时,他愤怒地写信给中央政治局,建议给莫斯科市委以严重警告处分,要求向所有省委重申,凡是有一丝一毫试图对法庭“施加影响”以“减轻”共产党员罪责的人,中央都要将他开除出党。
  信的末尾,列宁还愤慨地写了个附言:
  可耻和荒唐到了极点,执政党竟然庇护自己的坏蛋!
  列宁认为,一个干部如果把权力、地位、待遇看得高于一切,就会把革命理想抛到九霄云外。物质欲望越膨胀,思想信仰就越少。
  苏联覆亡前,社会上就有不少人猛烈抨击:
  一些领导干部开始滥用人民委托给他们的权力,他们关心的不是人民,而首先是自己的官位和地位,以及物质享受与奖赏。他们不承担任何责任,不解决任何问题,却年复一年地在自己的位置上坐得稳稳当当。
  苏联著名学者阿尔巴托夫在他的《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一书中有这样的论述:
  这些人从来没有相信过一天党的信仰和传统。
  而且,这些人与有些真诚信仰资本主义制度的年轻人还不一样。
  因为在他们的心中,信仰是可以随时改变,或者说是无所谓信仰的。
  他们多数人对权力和特权的渴望要胜于其他活动动机,这些是看风使舵的反复无常的人,法国人管这叫做'翻新的上衣’。
  这些人曾是勃列日涅夫分子,后来是戈尔巴乔夫分子,现在又成了叶利钦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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