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黄非
当代国际政治对“制裁”并不陌生。尤其是自冷战结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屡次动用这一经济武器，试图对他国的内政选择和地区之间的冲突产生影响，改变行为主体的选择。这些制裁手段，有些经过了联合国的程序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如针对朝鲜和伊朗的核计划的制裁 （在美国单方面撤出伊朗核协议之前） ；有些则更多反映了美国及其核心盟国一意孤行的政治意志——如针对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委内瑞拉查韦斯-马杜罗政权，还有俄罗斯2014年后的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
但是，今日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 （allies and partners） 因俄乌冲突而采取的迅速、全面的制裁，仍然将经济武器的运用提高到一种全新的高度和深度。这一反应，当然首先对应的是此次战争的独特和突出之处：这是二战之后欧洲主权国家最大规模的常规战争，不出意外的话也将是最为血腥的一场战争。
根据各种资料的统计，开战至今 （3月24日） 乌克兰内部离散600万人，逃离国境300万人。也就是说在短短一个月内，乌克兰这个3300万人口的欧洲领土第一国家 （不含俄罗斯） 就有三分之一人口背井离乡。而根据美国国防官员的预估，光是俄罗斯方面的军事伤亡就有30000-40000人，其中包括高达7000-14000人的阵亡。作为对比，苏联在入侵阿富汗期间的整个十年阵亡了15000人。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联军在整个入侵阶段的阵亡不过区区400人左右。
冰冷的数字背后，反映的是不断裂变和恶化的现实：冷战后的欧洲安全秩序，面临全面崩塌的危险。西方同盟能够克服长期存在的分歧和“搭便车”困境，在短时间形成统一、协调的反应，不得不说主要出自这一因素。
全面制裁：被拔断血管的俄罗斯
不同于2014年充满漏洞和不温不火的措施，西方同盟此次似乎并不打算再“留有余地”——它们不再幻想可以通过“威胁实施但没有实施”的制裁，意图使普京的俄罗斯改变自己的行为；标志性的动作，就是对普京本人及其亲密伙伴圈子，直接施加经济、金融、交通上的禁止性措施：不少俄罗斯寡头的寡头，不但在伦敦的户头被冻结，其豪华游艇也在英国、法国、意大利被抄没。这实在是对“私有财产神圣”的巨大讽刺。
经历过最初的徘徊和踟蹰之后，一向对俄罗斯持怀柔态度的德国，甚至匈牙利，都支持了将俄罗斯银行剔除SWIFT系统的决议。西方盟国全面禁止了高技术原件 （电子产品、精密机械、技术转让） 对俄国的供应。美联储和欧洲央行甚至做出了前所未有的举动：全面冻结俄罗斯央行的欧元和美元外汇储备，在必要时刻也不会放过俄方持有的现货黄金。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机构在正式制裁体制之外，迫于“道德”压力和“社会”压力，采取迅速的“大撤退”。 这与这些大资本闷声发大财的过往行为模式，同样是巨大的背离。除了波音、空客、拜耳这些工业巨无霸之外，宜家、麦当劳、万事达和VISA等消费和金融企业也纷纷宣布暂停或退出在俄罗斯的运作。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俄罗斯面临来自西方同盟政府和民间双重的夹击。这对于西方同盟来说，并不意味着毫无代价的单方面施压。
能源之外，俄罗斯同时是世界重要的粮食、化肥、工业原材料出口国；对俄罗斯出口的打击，意味着欧洲和美国本来就不太理想的通货膨胀局势会进一步恶化。 许多欧洲公司和金融机构，如德国的大众、阿迪达斯，在俄罗斯有着不容忽视的市场。而欧洲的能源巨头，更是与俄罗斯的国有垄断公司们有着深入的合作。英国石油公司BP宣布，退出自己在国有垄断企业俄罗斯石油 （Rosneft） 的20%股份以及一切往来；一直不愿意承受巨大损失的法国能源巨头道达尔 （Total Energies） ，也终于承受不住巨大压力而宣布终止俄罗斯业务。这都会给他们带来非常可观的损失。
当然，面对潜在的制裁和威胁，俄罗斯并非毫无准备。在2014年克里米亚-乌克兰危机以后，为了应对西方更进一步的封锁和鼓励，莫斯科采取了所谓“堡垒俄罗斯” （fortress Russia） 计划。具体来说，就是在经济对外依赖高的部门，逐步实现国产替代或确保不同于西方联盟的来源；减少外债和对国际资本市场的敞口；采取正统和保守的财政政策，尽可能积累欧元和美元外汇，以在紧急时刻用来捍卫卢布汇率。这些措施，显然低估了此次欧洲回应的强度和俄罗斯“自力更生”的能力。
随着波音、苹果等西方企业退出俄罗斯市场，不单是俄罗斯的机械制造、航空工业、国防工业受到巨大打压，中产阶级的西方化生活同样面临完全停摆的危险。而莫斯科将自己的美元敞口转换为欧元，显然是错误地假设了欧盟面对自己战略动作时采取决定性回应的决意与能力。实际上，仅仅是由于美国财政部的默许，俄罗斯几天之前才能动用已被封锁的户头上的美元，偿还到期的外币债务利息，避免国债的技术性违约。
换言之，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在军事准备上可以说是仓促和不完善的，但在经济和社会领域，莫斯科的计划（如果可以说有一个计划的话）同样充满仓促和窘迫的痕迹。 正如远超克里姆林宫预期的抵抗和困难，让战线的结局难以预测和控制一样；在经济和社会意义上，整个俄罗斯国家的运作也在走向某个未知的节点。
一个高度融入全球贸易体系的发达经济体，突然被拔断了进出的神经和血管，俄罗斯事实上陷入了1917-1923年苏联所面对的帝国主义封锁同样境况。这一经济武器的新实验到底通向何方，它是恢复秩序的稳定器还是触发崩盘的导火索，是为国际政治开辟了新的行动空间，还是徒劳无功的自作聪明，采取制裁的西方盟国同样没有把握。
制裁前传：经济武器在现代战争中的崛起
要探索这一未知海域的航海图，预判可能到来的风暴和礁石，就有必要回到我们人类社会的过去当中去寻找一些线索。常常被公众所遗忘的历史角落里，往往藏着通向理解的钥匙。具体到当下这场经济和金融的战争，历史也许提供了远比我们最初所预料到的更为适切的启示。康奈尔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尼古拉斯·穆德 （Nicolas Mulder） 的新书《经济武器：制裁在现代战争中的崛起》 （Economic Weapon: The Rise of Sanctions as a Tool of Modern War） 就是一部非常合适的向导。
如果我们追溯人类社会充满暴力和冲突的过往，不难发现，与作战并不直接相关的物质和经济面相，自古就是战争的固有组成部分。不管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时代雅典同盟，对不服从其意志的城邦进行的海上封锁，还是在拿破仑战争中，法兰西帝国针对不列颠的“大陆体系”，从经济和物质上切断对手的战斗能力，一直都是元帅和将军们武器库中的法宝之一。
但是，现代经济条件下的“制裁”则是相对晚近的产物。它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针对中央同盟的海上封锁与金融制裁。这一 “经济总体战”，是借助于19世纪以来的工业革命和全球化，以及西方领先工业国的统治地位才变得可能，但采取这种措施却又剧烈地动摇了这一全球经济的基础。
拿破仑战争之后，世界经历了第一次交通、运输、能源和工业的革命，整个生产和消费的供应链，不再局限于民族国家的范围，而是扩散到了被西方帝国主义势力覆盖、被蒸汽机和电报线所连接起来的整个世界市场。参与进这一全球市场的经济体，越是整合进这一过程，就越是服从于伦敦在能源 （煤炭） 、金融资本还有海洋运输上的统领地位，且相应地改造自己的国内制度与法律。
19世纪的欧洲充满了大大小小的战争，也充满了列强对第三世界的掠夺和强制行为。统治精英们，一方面把战争和冲突当成是国际政治中无法避免的常量，另一方面试图控制战争冲突对正在涌现的这一全球互相依赖的新经济环境的破坏。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国际公法规定了公海自由、中立国权力，和交战国之间保护敌国侨民财产的原则。
于是我们发现，在19世纪，国与国之间的交战，并不自动转换为各自国民、公司之间的敌对。俄罗斯的革命者亚历山大·赫尔岑虽然流亡海外，却仍然能从自己的遗产中获得收入，资助革命事业；英国和法国虽然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与俄罗斯敌对，但俄罗斯政府的债券仍然能在巴黎和伦敦获得融资。
第一轮全球化，在国际法上制造了某种“公”对“私”、“商业”对“政治”的分离，这体现了其启蒙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色彩。它承认战争是实现政治目的的合法工具，却想把战争的影响和其实现的方式严格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内。
这一秩序对外的基石，是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对世界剩余部分的宰制和权力优势；对内的基石则是全欧洲的精英，不管其国内政治倾向是保守、激进、革命还是改良，都对维持这一人员、资本、信息、物质之网络的无限畅通有着基本共识。
全新模式：全球化时代的制裁有何不同
这一共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转换为交战集团之间的总体战而不可避免地瓦解了。世界第一次面临彼此密切交织的社会之间的殊死搏斗。这就为将经济力量运用为战争手段，并打破“公”与“私”、“民间”与“政府”之间的区隔，开启了全新的可能性。一方面，是德国试图利用无限制潜艇战消耗协约国继续战争的能力；另一方面，则是英国和法国远为创新和大胆的全面计划。
他们不但运用皇家海军的优势对德国和奥地利进行海上封锁，收缴“敌侨”在本国的财产，还利用伦敦和巴黎金融中心的地位，切断德奥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融资。这种全面的干预，不可避免地涉及对大致上自我规制的金融行业前所未有的政府干预，也进一步破坏了中立国在交战双方之间自由贸易的权力。可以说，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式微与第一次全球化公私分明的法律秩序的瓦解，是同步进行的。
建立在这一秩序废墟之上的“国际联盟”和凡尔赛体系，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回应。既然有限的、不干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军事冲突已经不可能，欧洲列强证明自己有能力突破经济互相依赖的限制而发动毁灭性的战争，那么就必须有某种更加强有力的、超越权力政治的安排来维护世界的秩序。
国际联盟所建立的国际法体系，有一个致命的缺陷：他虽然提供了法律上的平等和形式上的仲裁机制，将交战国区分为“侵略者”和“受害者”，但它缺乏一个主权国家政府所特有的执行自己仲裁的强制力。 而法国政府提议在战时联盟的基础上建立统一国联军队，因超越了英美所能容忍的底线，由此不了了之。
经济制裁，由于其在大战中表面上的有效性、成本的低廉，以及不太容易引起公众抗议，从而在国际联盟的结构中占据了一个特殊的地位。在缺乏明确的军事力量的前提下，由国联成员国共同将侵略方“开除出”国际经济体系，就成了唯一具有威慑力的“核武器”。
如果说，战时的协约国封锁，还主要是为了消耗中央同盟国国力的一种战争手段；那么，随着威尔逊的加入，“经济武器”又获得了一种全新的面相：它通过对“侵略者”一方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施加不可饶恕的成本，促成“侵略国”一方的公共舆论，转而反对本国政府的侵略行径。
侵略带来的巨大经济和社会成本，本身又会让潜在的侵略国政府三思而后行。因此，就像核武器一样，制裁越是可怕，造成的无辜伤亡越是严重；它所实施的前景越是明确和透明，它就越能避免自己被真正实施，而仅仅作为“达摩克里斯之剑”而存在着。
我们在这里不难看到，两战之间制裁的兴起，和当今制裁被广泛、甚至泛滥应用的逻辑是重合的。它代表着西方盟国以“道德”和“法律”的名义，在现代经济和军事条件的限制下所发展出的一种全新控制模式。当前针对俄罗斯的制裁虽然在形式和范围上是全新的，然而，它反而更接近《国际联盟盟约》第16条所规定的“经济武器”的本来面目。
在某种程度上，冷战以后的新一轮超级全球化，恢复了19世纪英国霸权时代“公私分明”的表象——至少对于世界的重要经济体而言，政治上的不满和分歧，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跨国资本自由流动、全球开花的格局。而俄乌战争，则某种程度上像是重复发生的“一战时刻”：它提醒我们，全球化虽然主要的是一个经济现象，但它所依赖的政治基础是脆弱和充满张力的。
制裁与脱钩：西方制裁会走向怎样的终局？
那么，这次西方同盟对俄罗斯的制裁会走向什么终局呢？其实，我们也可以从两战之间国际同盟和西方同盟运用“经济武器”的历史中获得一些线索。因为，不管是在1922年还是在2022年，经济施压的成功实施取决于几个预设：
第一， 制裁的施加方 （英法、美国及其同盟） 控制了国际市场的信息、原材料、资本、技术的流动，并且占据了道德和法律的高地；
第二， 相对于直接的军事干预，对“侵略国”实施的贸易封锁对制裁方的成本是可控的，其政治阻力也更容易克服，经济制裁的技术特点有着军事行动所不能比拟的灵活性；
第三， 制裁可以有效改变“秩序破坏者”对成本和收益的计算，从而改变他们的行为；
第四， 制裁可以制造敌国内部的摩擦和不合，破坏统治者和臣民之间的关系。如果统治者由于贪恋权力和利益而无视制裁的破坏，那么本质上热爱和平和贸易的人民总归是可以逼迫他们的政府做出改变。
最后， 哪怕以上所有目标都无法实现，有效的经济制裁也可以削弱敌对国的经济实力，使得对方在一场真刀真枪的战争中难以和西方同盟对等战斗。
| 当地时间2022年3月23日，俄罗斯莫斯科，当地超市内面临部分消费品短缺。
然而，正如两战之间的历史和当代历史所共同揭示的那样，这些预设在不同程度、不同环境下，其真确性都不是无懈可击的。
如果说1921年联盟对欧洲边缘小国南斯拉夫可以挥舞经济大棒，成功劝阻对方停止进攻阿尔巴尼亚，那它对待自己在大战中的前盟友、在经济和地理上都足以自给自足的苏维埃俄国的封锁就是全面失败的。英国和法国在1920年代无法拉上美国参与进国联的制裁机制，一如美国和盟国在2022年无法拉上世界“其他”人口和经济大国参与进针对俄罗斯的制裁——这种时刻，困扰制裁的“单边性”和“集体行动的困境”，不断削弱经济武器的有效性。
再者，法国1923年对鲁尔区的占领，与其说是为了执行任何国际正义，不如说就是赤裸裸为了从德国工业的核心地带抽取重建资源。“经济制裁”到底真的是对道义的维护，还是霸权主义自私自利行为的说辞，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分辨。西方同盟站在道德的高度采取经济和金融制裁，并不能掩盖这背后所具有的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之利益考量。
至于说制裁可以改变被制裁方的精英和民众的行为，同样预设了某种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投射——在威尔逊等自由国际主义者看来，国家的最高目的无非是为了繁荣和生活水平，国家的施政总是要受到公共舆论的约束，而公共舆论总归是属于像美国人那样“开明的自利主义”的个体的控制的。这其实产生了一个难以回避的矛盾：如果制裁要能像自由主义者设想的那样产生改变行为的效果，那么被制裁国家多少需要和西方同盟在内政和外交上有相似之处。
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不管是精英还是民众，暂时的经济福祉可能都不是他们想要不顾一切愿意追求的目标。普京总统没有因为制裁的前景就放弃发动全面军事行动，这说明制裁作为一种“威慑力量”没有能改变俄罗斯精英的计算。
对于想要推翻整个帝国主义国际秩序的苏联来说，经济制裁和孤立只是验证了马克思和列宁的论断，二战后苏联更是建立了整个经济互助委员会体系，基本和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平行发展，这时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制裁带来改变。对于深刻铭记一战中协约国封锁之苦的纳粹领导人和第三帝国民众来说，“经济制裁”的恐惧，反而激发他们建立“生存空间”，打造不依赖于英美法“犹太人霸权”的经济-地理体系。
也就是说，经济武器所带来的压力，如果超过一定的限度，引起“全面脱钩”，反而从规训的工具变成制造不稳定的离心器。换言之，西方的制裁，或许会在短期内对俄罗斯社会制造巨大压力，但随着俄罗斯距离统一的全球市场越来越远，其内部政体越来越离开西方的自由主义模式，经济武器所能造成的影响也就越来越低。美国对伊朗和朝鲜实施的“极限施压”，并没有达到自己想要达成的目的，因为它们早就习惯了在西方的重压下生活，挥舞制裁的大棒并不能再多改变什么。
最后，经济武器是否真的可以在国际对抗中替代军事干预，同样是值得怀疑的。结束两次世界大战的，归根结底是战场上浴血拼杀的结果，经济制裁最多提到了辅助作用。现代经济的复杂程度和总体战的管理技巧，可以让发达的工业社会在长期短缺条件下，维持军事工业共同体的运转。如果一战和二战时的德国还不够明显的话，那么冷战时期一直处在“自我封锁”下的苏联，持续对经济远为发达的西方同盟构成军事威胁长达几十年，就更明白不过地说明问题了。
经济压力“也许”最终会导致对方在竞争中落败，但它对于迫在眉睫的战争之结果是否有根本影响，则缺乏实际的验证。如果说最终乌克兰和俄罗斯两方可以获得一个谈判下的和平，那么给予乌克兰方面谈判筹码的，一定更多是其军事上的抵抗，而不是西方的经济压力。
黄非，全球史专业学者，译著有理查德·埃文斯《捍卫历史》即将出版。本文原标题为“制裁：一柄困惑之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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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3-26 13:2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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