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小庆按：这是胡新民同志2013年的一篇旧文。这篇文章，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可以帮助年轻人了解我们曾走过怎样的艰辛道路，我们曾为了中国的发展付出了怎样沉重的代价。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回望历史，是为了回答今天所面对的问题，是为了今天的选择，是为了思考：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我们当然需要有勇气面对“灭人欲”的不幸历史，同样，我们也需要有勇气面对“灭天理”的不幸历史。正视“灭天理”的惨痛历史，对于当下，对于未来，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历史责任问题可以暂时搁置，我们的着眼点是当下和未来。我们关心的问题是：要不要继续走两极分化的道路？要不要支持老知青们对共同富裕的追求？
巴金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中国当代文坛的巨匠。他有一句名言，要讲真话。
巴金已经故去8年，如果他活着，看到当今的社会变化，会讲一些什么真话呢？
巴金与中国锡都云南个旧有着深厚的情缘。年轻时曾经深刻了解过个旧的工人们在旧中国的情况；解放后两度参观，亲眼目睹了新中国成立后个旧的变化。但是，他没有能够看到今天个旧的状况。
巴金的名著《砂丁》，通过个旧工人的故事，展现了旧中国整个工人阶级的缩影。
砂丁，即今天的矿工。旧时，在矿山的采、选、冶生产过程当中，工人按分工不同，各有称呼。采矿背塃者为砂丁，开炉炼锡者为炉丁，运送薪炭者为炭丁。如同当兵打仗之壮丁，栽花弄草之园丁，宰牲做菜之庖丁，烧卤熬盐之灶丁等等一样，都是因职业不同而被称为各种“丁”。
但是，砂丁又是各种劳动者中生活条件最苦、生产条件最差、危险性最大的。特别是在旧中国，砂丁的苦难绝非常人所能想象。凡是那时候到过个旧矿山的善良人们，对此均感十分震惊。
砂丁的苦难，在旧社会一代一代地延续着。贫困交加的农民、衣食无着的贫民，为了生计，为了家庭，来到矿山，希望能从此改变自己的生活与地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砂丁的血泪在流淌，砂丁的悲剧在重演，喂饱的只是那些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砂丁痛苦之上的老板和官员。
出生于大都市的巴金，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前，并不知道云南个旧竟是这样的人间地狱。是他的朋友向他讲述了个旧砂丁的悲惨生活，激起了他极大的同情和愤慨，而创作了他的第一部反映工人阶级生活的中篇小说《砂丁》，由此与个旧结下了不解之缘。
砂丁的遭遇深深地刺痛了巴金善良的心灵，激起了巴金的同情、眼泪、悲伤、愤怒、绝望以及“掩藏在绝望和忧郁下面的光明与希望”，他痛切地感到，砂丁非人的生活闻所未闻，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是那样的无助，人世间竟然还有个旧那样的“死城”，这“逼我拿起笔，替那般‘现代的奴隶’喊冤”。虽然“我没有到过那个城市，不曾接触过那些人物，不了解那里的生活环境”，但“‘死城’是存在的，‘奴隶劳动’是存在的，人们被骗到那里甚至被绑架到那里，戴着铁镣下矿、劳动、受苦、受虐待、最后死亡”，“大多数人的痛苦象一根鞭子似地抽打我的背，逼着我去写作”。
1932年5、6月间，应《申报月刊》之约，巴金创作了《砂丁》这部中篇小说，分两期在《申报月刊》连载。9月，巴金在青岛沈从文宿舍里为《砂丁》写序，10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发行。
如果巴金在今天，他仍然会坚持他当年的看法吗？会不会发现，“砂丁”实际上起来反对的是勤劳致富的矿主们呢？现在，几乎所有的旧社会的地主们以至于从事工矿业的老板们，都被还原了历史真相：他们都是勤劳致富的人。因此，巴金今天的真话完全有可能是为自己的《砂丁》的内容失实而痛感遗憾。
新中国成立后，1960年，巴金造访了个旧。
这一年春天，全国人大组织代表视察，提出若干线路，征求各位代表的意见。巴金报名参加到西南的线路，目的就是到云南、个旧看个究竟。得到批准后，他于1960年3月中旬来到了个旧，住了六天。他把主要时间安排在参观矿山工人的生产、生活上。他上矿山，进坑道，访民居，到处寻找当年所描写的遗址，却什么也没找到。他只听说这里的工人在劳动时曾经从矿渣里挖出当年遗留下来的脚镣，有的甚至还带着枯骨。旧社会的砂丁已经成为新中国的矿工，成了国家的主人，“死城”已经迎来了自己的春天，成了一个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崭新城市。“现在我亲眼看见的却是万里晴空，阳光遍地，满街振奋人心的标语和壁画，人们唱着歌在劳动，人们唱着歌曲去上班，过去充满吵闹和吆喝声的赌场没有了，代替它们的是陈列日用百货的大楼和供应精神食粮的新华书店；过去充满叹息和呻吟的‘伙房’没有 了，代替它们的是一幢一幢三层楼的工人宿舍；矿山上那些过去的‘蛇洞’没有了，代替它们的是宽大的坑道，和开阔的露天矿场。头上顶着清油灯、额边插着刮汗片、手上拄一根木棍、肩上前后扛两个塃包、穿一身麻布衣的砂丁也没有了；现在有的是昂头挺胸的青年和壮年的工人，他们或则只身掌握水枪朝山上的泥土猛射，或则驾驶电铲车用那巨人手臂似的武器铲平整个山坡，或则用风镐、电钻在竖井里坑道壁上打眼，埋药爆破，或则在坑道里驾驶电动车或指挥缆车和飞兜把矿砂运走……”
在这六天里，巴金还邀请当年的老“砂丁”促膝谈心，听他们畅快地说起矿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召开文学青年爱好者座谈会，了解到共产党员李鑫在矿山从事工人运动时的事迹；观看了“矿工今昔展览室”，感到当年矿山工人所受的种种压迫和折磨，比他写《砂丁》时所能想象的还要悲惨，而今天，“在个旧和在我的祖国的其他地方一样，不仅变化多，变化大，而且年年在变，月月在变，天天在变。数不清的人在为这些大大小小的变化努力！到处都是热浪滚滚的沸腾生活！”“要了解像个旧这样的城市，六天的确太短了。”“我刚刚爱上这个地方，怎么能毫无留恋地离开呢？”
可是“我还要到别处去开会，不能在锡城多停留。匆匆地离开，我觉得好像失去了什么东西。”在返程的路上，他深情地说：“我的心还留在个旧。”
1960年，那是一个什么年代啊？那是一个中国人民遭受“无穷无尽苦难”（吴敬琏语）的年代！毫无疑问，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他完全会重新审视自己的作品，并进行深刻的反思的。这应该是他今天的真话的核心内容。
今天的个旧，虽然城市中心湖滨广场上那座于2003年6月建成的巴金塑像依然挺立，但巴金对那个时代个旧的赞美与祝愿，只能留在历史的记忆中，而且将会一去不复返了！
今天的个旧是什么样子呢？
中国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已累计达69座。和大多数城市人去城空的命运不同，个旧是一个更加特殊的样本。数以万计的矿业工人留守故土，他们所挣扎求存的“工人村”，从昔日的“光荣家园”沦为暴力和毒品泛滥的“法外之地”。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几代产业工人将个旧建设成为“中国锡都”，工人村由此诞生。如今个旧正在转型，“工人村”却成为这个新型工业化城市被遗忘和最疼痛的部分。
这些年来，个旧屡屡对矿区治理整顿，情况却未好转。资源的日趋枯竭，催生了人们的不满心态与求富欲望，这让抢矿更加组织化，也更趋向暴力。2007年，一个犯罪团伙雇用了近百人的背工队伍，装备着猎枪、长刀及自制爆炸物“天雷”，浩浩荡荡开进了个旧市内一个矿区，抢走了大批矿石。甚至连村庄也卷入了抢夺。个旧贾沙乡陡岩村的村民，不满祖辈的山被掏空却无法得利，就曾多次拿着枪械冲进当地矿山，疯抢锡矿与数百斤的炸药。
终于繁华散去，作为资源意义上的个旧却处处可见衰败景象：群山满目疮痍，裸露着被铁铲、炸药与挖掘机刨开的斑驳伤口；数百家选矿厂被勒令关闭，闲置的机器锈迹斑斑；小镇上为矿工而建的电影院也早已关闭，红砖墙上爬满白碱斑。
下岗男工人程武就在这样的小城里等待死亡。进入艾滋病发病期的他，体重由140斤下降至80斤。他曾是纵横一时的抢矿者，因矿而走上黑道、享尽荣华；也因矿而吸毒染病，最终走入绝路。
再来看看下岗女工。45岁的宋爱华不得不艰难求生：来到个旧火车站，开了家只有两个小房间的小歌厅。此时的火车站业已废弃，成为全市著名的红灯区。曾经的铁轨、候车室变成数十间歌厅、酒吧、按摩院，主要收入来源是向客人介绍小姐。刚到火车站时，宋爱华坚守着“工人阶级的骄傲”，不肯做色情生意。她甚至提醒客人哪些小姐吸毒染病，还劝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不要来这儿，“我和她们不一样”。
城市的下滑，还是不由分说地将宋爱华拖下泥潭。2003年，红河州政府决定，将首府由个旧迁往蒙自；同年，个旧陆续关闭7座大中型矿山，失业和贫困人口大量地涌现。生意惨淡的宋爱华，不得不放下尊严，站在街上拉客。“办事”的地点就在沙发上，一次的价格是70元，她这个“老鸨”则可以抽10元至20元。宋爱华总想起几十年前，工人村的家里，木地板总是打磨得锃亮。如今，每个喧嚣的晚上，宋爱华来到店里，看着满是污渍的沙发，忽明忽暗的红色灯泡，感觉屈辱。她甚至不愿坐在沙发上。
还有......
巴金如果活到了今天，他看到了这一切，将会有什么样的真话？他会为个旧的人们能够在网络上自由指点江山、针砭时弊、能够脱离体制的束缚而自由驰骋在市场经济的战场上、能够随心所欲地彰显真实的个性而欢呼吗？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不过有一点也是肯定的，他“邀请当年的老‘砂丁’促膝谈心，听他们畅快地说起矿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只能永远地定格在那个年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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