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顾之争”再回首
2004年，郎咸平（左）指责顾雏军低价并购国有企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郎顾之争”由此引发。 资料图
朱雨晨
2019年4月10日，农历三月初六，星期三。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是再普通不过的一天。然而，对前格林柯尔集团创始人、原科龙电器董事局主席顾雏军而言，却意义深远——入狱7年、喊冤14年，已到耳顺之年的他，终于等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再审改判。
当天上午9点，身穿一身黑色西服的顾雏军，早早出现在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36号，这是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的所在地。
10点左右，最高法第一巡回法庭公开宣判：撤销原判对顾雏军犯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和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定罪量刑部分，对顾雏军犯挪用资金罪从有期徒刑8年改判为5年。
顾雏军案，发端于2004年那场著名的“郎顾之争”。这场从郎咸平和顾雏军之间的个人纷争发端的争论，不仅改变了两人的命运，而且最终演变成“国企产权改革方向”何去何从的大讨论，一度被喻为“改变了中国经济以及国企改革走向”的“第三次思想大交锋”。
不过，这场“第三次思想大交锋”因当时顾雏军的锒铛入狱戛然而止，并没有分出胜负。如今，伴随着顾雏军案的改判，“郎顾之争”再次回归到大众视野。
缘起：一篇讨顾的“檄文”
时间回溯到2004年8月9日。
这一天，身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的郎咸平，在上海复旦大学发表题为《在“国进民退”的盛宴中狂欢的格林柯尔》的演讲，直指顾雏军以“七大招”卷走了国家的财富。
郎咸平表示，他和学生基于公开的企业财务数据经过3个月的研究后发现，顾雏军先后收购了科龙、美菱、
亚星客车(
10.070,
0.92,
10.05%)以及ST襄轴4家公司，号称投资41亿元，但实际只投入3亿多元。
郎咸平认为，顾雏军的“巧取豪夺”包括“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借鸡生蛋”7种手法，其核心就是通过表面看似无关的交叉关联交易与相应的财务数字游戏制造或盈或亏的假象，实现其低价收购国企、瓜分国有资产的目的。
郎咸平公开质疑顾雏军使用欺骗手段，大量挪用科龙电器现金流去收购……出生台北、留学美国的郎咸平，其风格与内地学者迥然不同，他发言无忌，如直言“国企改革是一场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指责顾雏军，乘着“国退民进”的东风，驾驶着“资本绞肉机”，一路攻城拔寨。
这次演讲，成为“郎顾之争”的导火索，也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争论的开端。次日，新浪网全文刊载了郎咸平的讲演稿；随后，一些纸媒也对郎的发言刊出采访摘要。
一时间，顾雏军成为网络点击率最高的词汇，甚至超过了他获得CCTV中国年度经济人物时的风头。各种评论也随之而来，当然，主要是质疑的声音。
大学讲师出身的江苏泰州人顾雏军，早年靠发明格林柯尔制冷剂而闻名，后下海经商，于1996年建立了格林柯尔制冷剂有限公司。再后来通过多次收购，建立了格林柯尔集团。
有关资料显示，2001年10月，顾雏军以3.48亿元收购科龙电器20.64%的股权；2003年5月，以2.07亿元收购安徽合肥美菱股份20.03%的股权；2003年年底，以4.18亿元收购江苏扬州亚星60.67%的股份；2004年4月，以1.1亿元收购湖北
襄阳轴承(
4.700,
-0.10,
-2.08%)29.84%的股份。
通过资本市场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操作，顾雏军坐拥中国冰箱市场的半壁江山，巅峰时，其旗下拥有5家上市公司。
而就在格林柯尔如日中天之时，郎咸平却突然对顾雏军“发难”。
吊诡的是，据称，在此之前，郎咸平与顾雏军私下交好。2002年6月，郎咸平曾以《从“科龙事件”谈柔性监管》为题，撰文称赞顾雏军入主科龙董事会后年薪只领12元是“一个善良管理人应该做的事情”。
顾雏军后来对媒体宣称，郎咸平此次抹黑自己，是因为收受了他人的400万元。顾雏军给出了具体证据，但至今还没有从郎咸平处得到明确的回应。
面对郎咸平的突然“发难”，顾雏军采取了强硬的回应态度。
当年8月13日，顾雏军聘请香港齐伯礼律师行向郎咸平发出律师函，要求后者详细书面说明有关媒体的报道是否正确记录了自己的讲演；如果媒体没有正确地记录讲演内容，则应要求《东方早报》等纸媒和有关网站撤下讲演稿，并发表更正以及道歉；给顾雏军提交一份演讲稿原文。
收到律师函之后，郎咸平于8月16日召开媒体见面会，公布了这封律师函，不仅声明“绝不会更改或道歉”，并且控诉“强权不能践踏学术”。
2004年8月17日，顾雏军正式向香港高等法院递交诉讼状，以个人名义指控郎咸平对其构成了诽谤罪。后来，这场诉讼因顾雏军很快锒铛入狱而不了了之。
演变：上升到“问题”和“主义”之争
在炮轰格林柯尔之前的2004年7月31日，郎咸平最先炮轰的是海尔。在题为《海尔变形记：一次曲折而巧妙的MBO》一文中，郎咸平认为海尔职工持股会是曲线MBO，与此相对应，自然是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而在炮轰格林柯尔之后的8月14日，郎咸平又抛出《缺乏信托责任：中国股市最大的问题》一文，对TCL公司2003年的财务指标提出质疑。他认为，TCL的产权改革实际上就是一个国有股权稀释的过程。
从对格林柯尔、海尔与TCL三家国内家电业的炮轰质疑中，郎咸平得出的结论是：MBO不适合中国，并开出了自己的药方，即“停止以民营化为导向的产权改革”。
郎咸平对格林柯尔收购科龙、美菱等一系列上市公司的质疑，再叠加上其对TCL、青岛海尔产权改革的批评，引爆了社会各界关于国有资产流失以及国企改革的大争论。
但起初面对郎咸平的接连“炮轰”，中国经济学家曾一度“集体失语”，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是第一个打破这种局面的权威经济学家。
当年8月28日，张维迎在“中国企业家深圳高峰会”上表示，“最近兴起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个中国企业家队伍的舆论。我们不能低估这种舆论对中国企业生存发展的危害性”；“知名学者的社会责任还包括说话应该非常慎重，因为你的言论会带来相当的社会效应，对社会的舆论方向产生一定的影响”。
几小时后，郎咸平对张维迎的讲话作出回应。
由此，“郎顾之争”演变成经济学界和企业界共同关注的关于国企改制的争论。
随着争论的不断深化，学术领域迅速分化成两大阵营，媒体将其戏称为“挺郎派”和“反郎派”。
率先声明支持郎咸平观点的是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左大培研究员。他表态要坚决站在郎咸平一方，坚决支持他反击顾雏军的一切行动。他认为，最近几年集体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所谓“改制”，成了极少数人对公有财产、甚至中小股民财产的疯狂侵吞。
南开大学教授韩强也积极声明支持郎咸平和左大培的观点。他指出，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要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不否认国有企业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是，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防止贱卖国有财产是涉及到企业职工切身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大问题。对这样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学者都应该本着向人民负责的道德良知实事求是地进行评论。”
还有支持者认为，从表面上看，郎咸平的矛头所向是顾雏军等大名鼎鼎的企业家，但其重要意义还是在于提示着我们在国家的经济制度上可能存在着的漏洞。其正在做的一切，与其说是对具体的企业和企业家的挑刺，倒不如说是为我们的政策和制度在找漏洞。
而“反郎派”的主要观点则是：
吴敬琏对郎咸平提出的立即停止国有企业改制的观点表示反对，也不赞成郎咸平认为的国有企业境况不错。
张维迎提出“不要妖魔化中国企业家”，如果没有民营企业家创造的就业机会，如果没有民营企业家创造的税收和其他财富，社会不会这么稳定。不可否认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可能存在着国有资产流失，但需强调的是，这个总体过程是创造财富的过程而不是瓜分财富的过程。
声称对科龙情况有所了解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对于郎咸平对格林柯尔的指控表示质疑。他认为郎咸平所说的顾雏军通常先进入被收购公司，当上董事长，掌控了人家资产转让的定价权，然后压价卖给自己的“故事”根本不靠谱。
周其仁认为，科龙的主要教训就是没有及时发起并完成产权改革。如果科龙在创业时期就完成改制，那么格林柯尔入主科龙不会那样容易。所以，没有合法股权的保护、激励和约束，企业家来控制企业靠不住。他认为，中国出一个好公司不容易，为长治久安，不留历史性遗憾计，唯有大胆改，加快改，千万不要被无谓的指控吓住。
“学者不能把企业家作为敌人。”华东政法大学商学院名誉院长汪康懋认为，郎咸平的做法显然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有失偏颇。 2005年7月29日，在各种揣测和猜疑当中，顾雏军被立案侦查，争论嘎然而止。郎咸平应时而发：“这印证了我的推断。”“郎顾之争”从表面上似乎有了一个结果：郎咸平，一战成名，成了有良知的“郎监管”；当初力挺格林科尔的经济学家们，集体缄默；顾雏军，后来被法院认定犯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和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挪用资金罪，被判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款680万元。
结局：重回原点的法律意义
2012年9月6日，提前刑满释放的顾雏军开始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2017年12月28日，最高法宣布直接提审两起重大涉产权案件，分别为张文中案和顾雏军案。
2018年6月13日，最高法开庭再审顾雏军案，检辩双方在法庭上展开激烈交锋，庭审长达15个小时。2019年4月10日，最高法公开宣判。
“郎顾之争”的14年曲折令人扼腕。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燕曾以《郎顾之争：重回原点的法律意义》为题，撰文对“郎顾之争”进行分析与反思。
她说，如果用一幅图来更直观地表示“郎顾之争”中争议主题的多层次性以及从事实基础到大词之争的泛化与混沌的过程，便是如同一个不断扩展开来的同心圆，起点或者根基是顾氏收购科龙的会计处理，这也是郎咸平作为公司财务学者公开叫板顾雏军的底气。
而依次扩展开来，有财务造假、企业家信托责任、国有资产流失、国退民进等，最外圈是私有化、新自由主义等。越到外圈，参与者越多，影响或声势也越大，但离整个争议的事实基础也越远。当最后证监会对科龙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广东高院对顾雏军定罪量刑时，有心人惊奇地发现，它们与当初郎咸平对顾雏军的指控已经没有任何关联性。
刘燕指出，从法律的角度复盘郎顾之争，也是在拷问法律在社会变革、特别是国企改革中的角色。
置换到更广阔的国企改革场景中，刘燕赞同秦晖教授的主张，国企改革的终极衡量标准是公平至上，它可以落实为起点公平或机会公平，但无论如何都需要程序上的公开透明。后者正是法律应该做、也擅长做的。通过约束改革方案的制定与实施过程，法律将尽可能保证起点公平、机会公平、程序透明，以实现最终的公平至上。
发表于 2022-1-8 13: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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