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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文明更替?《共产党宣言》论资本主义工业文明 初心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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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5 20:45:25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一、资产者和无产者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

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以前那种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随着新市场的出现而增加的需求了。工场手工业代替了这种经营方式。行会师傅被工业的中间等级排挤掉了;各种行业组织之间的分工随着各个作坊内部的分工的出现而消失了。

但是,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一支一支产业大军的首领,现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

由此可见,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

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它在封建主统治下是被压迫的等级,在公社里是武装的和自治的团体,在一些地方组成独立的城市共和国,在另一些地方组成君主国中的纳税的第三等级;后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是等级君主国或专制君主国中同贵族抗衡的势力,而且是大君主国的主要基础;最后,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资产阶级揭示了,在中世纪深受反动派称许的那种人力的野蛮使用,是以极端怠惰作为相应补充的。它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征讨的远征。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由此可见,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在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关系,封建的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组织,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炸毁,它已经被炸毁了。

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

现在,我们眼前又进行着类似的运动。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重复中越来越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使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

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

但是,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

随着资产阶级即资本的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这些不得不把自己零星出卖的工人,像其他任何货物一样,也是一种商品,所以他们同样地受到竞争的一切变化、市场的一切波动的影响。

由于推广机器和分工,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对工人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因此,花在工人身上的费用,几乎只限于维持工人生活和延续工人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但是,商品的价格,从而劳动的价格,是同它的生产费用相等的。因此,劳动越使人感到厌恶,工资也就越少。不仅如此,机器越推广,分工越细致,劳动量出就越增加,这或者是由于工作时间的延长,或者是由于在一定时间内所要求的劳动的增加,机器运转的加速,等等。

现代工业已经把家长式的师傅的小作坊变成了工业资本家的大工厂。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就像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他们是产业军的普通士兵,受着各级军士和军官的层层监视。他们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他们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经营工厂的资产者本人的奴役。这种专制制度越是公开地把营利宣布为自己的最终目的,它就越是可鄙、可恨和可恶。
手的操作所要求的技巧和气力越少,换句话说,现代工业越发达,男工也就越受到女工和童工的排挤。对工人阶级来说,性别和年龄的差别再没有什么社会意义了。他们都只是劳动工具,不过因为年龄和性别的不同而需要不同的费用罢了。

当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告一段落,工人领到了用现钱支付的工资的时候,马上就有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房东、小店主、当铺老板等等向他们扑来。

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不足以经营大工业,经不起较大的资本家的竞争;有的是因为他们的手艺已经被新的生产方法弄得不值钱了。无产阶级就是这样从居民的所有阶级中得到补充的。

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

最初是单个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工厂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劳动部门的工人,同直接剥削他们的单个资产者作斗争。他们不仅仅攻击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而且攻击生产工具本身;他们毁坏那些来竞争的外国商品,捣毁机器,烧毁工厂,力图恢复已经失去的中世纪工人的地位。

在这个阶段上,工人是分散在全国各地并为竞争所分裂的群众。工人的大规模集结,还不是他们自己联合的结果,而是资产阶级联合的结果,当时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必须而且暂时还能够把整个无产阶级发动起来。因此,在这个阶段上,无产者不是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而是同自己的敌人的敌人作斗争,即同专制君主制的残余、地主、非工业资产者和小资产者作斗争。因此,整个历史运动都集中在资产阶级手里;在这种条件下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资产阶级的胜利。

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机器使劳动的差别越来越小,使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因而无产阶级内部的利益、生活状况也越来越趋于一致。资产者彼此间日益加剧的竞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商业危机,使工人的工资越来越不稳定;机器的日益迅速的和继续不断的改良,使工人的整个生活地位越来越没有保障;单个工人和单个资产者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具有两个阶级的冲突的性质。工人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他们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工资。他们甚至建立了经常性的团体,以便为可能发生的反抗准备食品。有些地方,斗争爆发为起义。

工人有时也得到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这种联合由于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而得到发展,这种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中世纪的市民靠乡间小道需要几百年才能达到的联合,现代的无产者利用铁路只要几年就可以达到了。

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是,这种组织总是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它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的分裂,迫使他们用法律形式承认工人的个别利益。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就是一个例子。

旧社会内部的所有冲突在许多方面都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发展。资产阶级处于不断的斗争中:最初反对贵族;后来反对同工业进步有利害冲突的那部分资产阶级;经常反对一切外国的资产阶级。在这一切斗争中,资产阶级都不得不向无产阶级呼吁,要求无产阶级援助,这样就把无产阶级卷进了政治运动。于是,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自己的教育因素即反对自身的武器给予了无产阶级。

其次,我们已经看到,工业的进步把统治阶级的整批成员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或者至少也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受到威胁。他们也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大量的教育因素。

最后,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所以,正像过去贵族中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

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

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

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旧社会的生活条件已经被消灭了。无产者是没有财产的;他们和妻子儿女的关系同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再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了;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的资本压迫,无论在英国或法国,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有是一样的,都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法律、道德、宗教在他们看来全都是资产阶级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

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获得的生活地位。无产者只有废除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

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

在叙述无产阶级发展的最一般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循序探讨了现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直到这个战争爆发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

我们已经看到,至今的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立之上的。但是,为了有可能压迫一个阶级,就必须保证这个阶级至少有能够勉强维持它的奴隶般的生存的条件。农奴曾经在农奴制度下挣扎到公社成员的地位,小资产者曾经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下挣扎到资产者的地位。现代的工人却相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的统治阶级了,再不能把自己阶级的生存条件当作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于社会了。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社会再不能在它统治下生存下去了,就是说,它的生存不再同社会相容了。

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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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8 22:56:17 | 只看该作者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人类文明的主要贡献
2022-01-08 19:23:13光明网
3人参与1评论

作者:赵昌文(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那么,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人类文明的主要贡献有哪些?



实现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和世界上许多民族共同的追求。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现代化道路成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模仿的对象。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立足于中国国情走自己的路,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探索,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逐步找到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实现现代化,还要继续走好现代化道路,后面的的目标更宏伟,挑战也更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五个特征,既是对过去的总结,更是对未来现代化道路的筹划。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国人口规模约占全球总人口的18%,相当于当前高收入国家人口的总和。人口规模巨大对现代化的影响是多方面、全方位的,比如现在全国有4亿多人口达到中等收入,还有很多人生活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这是我国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基础,但如果按照当前西方的发展方式和消费方式,现有资源是无法满足需求的,也因此决定了我们必须转变发展方式,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库兹涅茨曲线理论认为,收入分配差距在扩大之后自然会缩小,但如果从更长远的历史来看,这并不是一个常态。西方只有50年代到70年代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短暂地实现了收入差距缩小。从长时段来看,全球收入差距扩大的挑战更加严峻复杂。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一个人口大国实现共同富裕,是前所未有的伟业。我们既要做大蛋糕,又要分好蛋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使全体人民共享现代化成果。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丰富并不必然带来精神富足和人的全面发展,相反,单纯追求物质财富的发展方式可能引发各种社会问题。西方社会道德失范、社会动荡的教训十分深刻。我们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始终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作为不变的追求。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西方早期的现代化国家,有足够的生态空间容纳发展需要,用物理学上的话说就是“熵”可以充分增加。但地球作为一个系统,熵值不能无限增长下去,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面临的生态环境“考卷”越来越难,可以利用的生态空间越来越小。因此,我们必须注重同步推进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绿色低碳的新型发展道路。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与西方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现代化道路完全不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条立己达人的包容性发展之路,不输出殖民、不输出战争、不输出矛盾,既造福中国,又惠及世界,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随着国力的增强以及在全球利益的增多,我国已经站到国际竞争的前沿,在应对外部挑战的同时,我国努力处理好与世界的关系,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根基。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归根到底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之所以能够成功领导迄今以来的现代化进程,至少有这样几个原因。

正确认识和把握现代化规律。我们党高度重视理论建设和科学理论的指导,党的实践创新从来都伴随着理论创新,包括对现代化道路的新认识。正是因为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中,在现代化的每个关键时刻,都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比如,正是认识到旧中国落后的根源,党才带领人民进行了深刻的社会革命,为现代化开辟了道路。再如,在生态破坏、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刚刚出现的时候,就及时吸取其他国家的教训,部署推动生态文明、区域协调发展等重大战略。

充分发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党的领导一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中国共产党严密的组织体系、强有力和广泛的社会动员能力,保证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和整合全社会的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妥善应对国内外复杂多变形势,独立自主地推进工业化、城市化。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共产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和人民利益高度一致,避免很多国家出现的发展障碍。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纷繁复杂的利益中维护和发展人民利益,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

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党主张“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充分利用传统文化中的有益资源。比如,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吸取中国传统文化天下为公、家国一体的有益成分,使得基层治理更有韧性、有弹性。再比如,中华民族兼济天下、以义为先的文化,让我们在国际上能够交到更多朋友,倡导国际公平正义,也为现代化注入了活力。

中国共产党具有深刻的自我革命精神。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优良品格。这让整个党始终保持崇高理想信念和牺牲精神,具有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正因为党坚持自我革命,才能始终保持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正因为党坚持自我革命,主动站在历史前沿探索新问题,才使得中国式现代化能够不断在革新中持续进步。



现代化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世界瞩目中国,不仅在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就本身,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发展并不是按照西方模式进行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人类文明具有独特的贡献。

丰富了对现代化的认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国家出现了发展经济学,是因为大量新独立的国家要探寻新的发展道路。放眼二战后的世界,除了少数老牌发达国家之外,那些照搬西方发展方式的国家,并没有实现发展和繁荣,反而大多陷入动荡和分裂。中国对人类文明的贡献,首先是在理论和实践上证明了,一条新的道路是可行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在一个14亿多人口的国家取得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本身就是对世界现代化的巨大贡献。

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失衡、政治动荡、社会动乱的格局至今没有根本改变,应该说人类始终处在探寻一个最理想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福山也认为,“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要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断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对于当前世界的发展来说,中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方向。

给世界走出当前的全球困境提供了钥匙。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格局,导致了一个两极分化的世界:西方国家集中了大量资本和资源,但大量发展中国家缺乏必要的发展能力、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和治理能力,导致全球范围内市场需求不足,市场成为最稀缺的资源。只有尽快推动世界上那些还没有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走上发展的道路,我们面临的全球失衡、资金流动性过剩、民粹主义、民族问题等才能得到解决。特别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世纪大疫情的背景下,世界面临的困难和挑战需要各国人民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才是人间正道。这也是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意义,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可以为世界做出的贡献。

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社会进步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这些的共同价值目标,具体表现为什么形态?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这个话语权过去长期由西方把持,这些价值长期被西方文明形态所注解。我们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把人类几千年来追求的文明,通过中国自己的方式给出了一个答卷。除了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在中国更好地得到了体现外,我们还提出了健康中国、共同富裕、人的全面发展等理念,提出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这些都极大地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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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11 15:31:35 | 只看该作者
习近平“典”论文明多样性|和羹之美,在于合异
来源:央视网
2022-01-11 12:17



编者按: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习近平主席一直强调多样性对于人类文明的重要意义,强调“尽管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论调不时沉渣泛起,但文明多样性是人类进步的不竭动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

推动文明交流互鉴,需要秉持正确的态度和原则。习近平主席多次在联合国舞台上引用中国古代经典名句,阐述中国对文明多样性的主张,借古以开今,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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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杨立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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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维权为何这么难?2022-01-11 15:53:11  来源: 社畜码头公众号  作者:青年马小二




  之前关注到了安徽子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非法克扣雇员工资的事件,今天我又搜索了下进展,发现事情还没有解决。不仅如此,公司李总还要求记者向他道歉,并表示,自己会通过法律手段妥善解决问题,希望记者不要狗拿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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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事件爆出来到合肥当地有关劳动部门介入至今,已经快有两周了,而涉事企业不仅不解决问题,反而显得飞扬跋扈,有恃无恐。劳动部门和媒体的介入下,工人维权尚且那么困难,设想没有媒体的跟踪报道,这事情是不是就可能不了了之了呢。

  为什么工人维权会这么难?

  我想首先是成本问题。老板们的机器不停,每天都可以盈利,而工人只要停下来,就没有收入,在养家糊口的压力下,如果被拖欠金额不是很大,大部分打工人可能都会选择抓紧时间再找一份工作。

  维权意味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可能还要面临着巨大的精神压力——要了解法律条款,准备证据和材料,甚至必要时还要花钱请律师。就算你做好了前期准备,后面还要面临和企业、劳动部门的博弈,其中微妙的僵持和彼此试探颇为考验打工人的“智慧”。在这个过程中,保不齐就有劳动部门拉偏架的情况。这也不难理解,毕竟“店小二”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来发展,“企业家”们肯定是人民群众的代表了,老板们辛辛苦苦为经济做贡献,服务保障当然要做到位,经济上的优惠政策要给,社会上该有的荣誉和地位也要给(“劳动模范”“先进个人”,甚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司法上呢,更应该灵活处理,“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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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竟抓了老板和地主,谁来组织工人生产和帮助农民种地呢?所以为了工人也要保护企业家,毕竟大家都是利益共同体,都要为了伟大复兴奋斗。至于那些胆大的刁民,该抓的一定不手软,不能因为他们影响了大局。

  可是我看评论,有好些朋友还是不明白打工人的难处,甚至指责几个年轻工友不懂法,不守法,非要动用媒体。我觉得这实在有失偏颇,稍微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人都应该知道,工人曾经是我们社会里地位相当高的一个群体,也是知识素养相当高的一个群体。就算是今天,我们新时代的打工人,也绝不是肉食者们的文人们所说的的那样愚昧、偏激。和企业家被高高的捧到天上不同,我们的劳动者们面临着被丑化、污名化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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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在大学的时候下过厂,刚开始,我总以为自己读过几本书,一定要比旁人多懂些道理,多一些抗争精神。可是和周围的大叔大婶们聊过以后才发现自己的幼稚,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非常有趣的经历,甚至是颇为传奇的维权故事。到现在我还记得一位大姐一边笑一边掰着手指给讲工伤核定,“同样都是手指,断小拇指是轻伤,断食指就是重伤残废,赔偿会更多……”,相较之下,我没有他们乐观,更没有他们坚强,毛手毛脚的我在工作中也显得非常笨拙,如果非要说我有哪些“素质”方面高过他们的,那大概也就是我多读了几本书。他们对于《劳动法》之类的法律,也要比我更加的熟悉,他们当然也懂要依法维权,但是当聊到这个话题,大多数人也是默默叹气,说“劳动局不会站在我们这边”,一句话凝练了他们人生中多见识到的许许多多的辛酸和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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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依法维权”,我们不能说没有用处,而是说要辩证的来看。比如在一百多年前,有些国家的法律明确规定了工人每天要工作12小时甚至14个小时,更没有加班费或者五险一金一说。工人完全没有顺从这种法律,而是选择反抗来争取自己的权益。于是法律规定的劳动时长从12小时缩短为10小时,再缩短为今天的八小时。这每一次法律的修订,不都是通过法律之外的斗争推动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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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正是有了历史上那些“违法”的斗争,才有了我们今天的8小时工作制和休息日以及其他福利。所以,法律并不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法律不可避免的带有阶级性,必然会为了维护某种既有秩序与利益而存在。

  现实里,我们总会看到有人谴责工人“违法”讨薪,然而工人“违法”加班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出来制止呢?大量的打工人迫于被辞退的胁迫,或者出于生计压力而“自愿”加班,这种时刻为何没有人指责工人“违反”劳动法超长加班呢?一定要工人索要加班费的时候,才跳出来说,“你违法讨薪”,这对于劳动者是不是太不公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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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进一步来说,在资产阶级法权下讨论劳资的公平意义其实并不大。我想只要稍微读过一些政治经济学,就能认同笔者以下这种说法:私有制下,最公平的劳资关系也不过是资产阶级依据法律对无产阶级进行“合法的剥削”而已。要想真正解决工人维权难的问题,最根本上还是要改变现有的生产关系,要消灭这种人骑在人身上的不平等秩序才能有真正的公平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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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7-24 16:13:44 | 只看该作者
经济学界“何炼成现象”是如何炼成的
中国新闻周刊


2022年07月24日 07:50:38 来自北京







“鸡窝里飞出金凤凰。”

改革开放后,在远离政治和经济中心的西安,没有任何优势条件的省属院校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出了一大批人才,如魏杰、张维迎、邹东涛、石磊等经济学家,刘世锦、张军扩、王忠民等领导干部,另有多位知名企业家和青年学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何炼成的学生。对此,经济学界称之为“西北大学现象”或“何炼成现象”,何炼成自己则用“鸡窝”这句话来自我打趣。

何炼成的开门弟子、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魏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一首歌叫《糊涂的爱》,感叹爱这种东西“说也说不清楚”,在何炼成门下也可以称之为“糊涂的学”,但是有一点不含糊:凡是经过何炼成培养的人,大都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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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照片)何炼成。

“何式风格”

60年代初,西北大学的财经学院分离出去,成立了陕西财经学院,只留下何炼成等8位政治经济学教师,并入马列主义教研室,教政治课。“文革”期间政治课停开,他们被下放到各系当班主任或政治辅导员。

1977年秋,国家恢复高考。在西北大学的几间低矮平房里,何炼成等8位政治经济学教师商议恢复停止招生20年的经济系,最终得到批准,何炼成担任系主任,八个人后来被称为“八大金刚”。但此时招生简章已印发,所以没有考生填报经济系,招生办同意他们从文科考生中挑选。

因此,西大经济系77级新生比其他系新生晚入学了一个多月,他们都是何炼成等几人坐在地板上从其他院系放弃的几千份考生档案中一一挑选出来的。这个班高考平均分居全校第一,“老三届”人数最多,“黑五类”出身比例也最高,之前多因家庭出身或社会关系等问题被刷下来。魏杰、张维迎、冯仑、刘世锦等都在其中。

他们至今记得对何炼成的第一印象:身材不高,白皙稍胖,前额宽阔,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操一口浓重的湖南乡音,穿一身中山装,是当时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对有的新生他还能根据档案照片辨认出来,说得出他们的名字和籍贯。

何炼成此时在国内经济学界已有颇高知名度,魏杰代他去参加一个全国性研讨会,签到时主办方不知西北大学,只知何炼成。何炼成60年代曾提出社会主义制度下划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新标准,认为知识分子创造了价值,应该划归到“生产劳动者”范畴,引发经济学界大讨论,由此成了“新中派”代表人物。“文革”时,他还一度被扣上“孙冶方在西北地区的代理人”的帽子。

在学生们看来,西大经济系是最好的老师上最基础的课,何炼成直到年过八旬还在给本科生上课,主讲政治经济学原理等课程。他讲起课来激情高涨,让人感觉讲课似乎是他天生的喜好。他讲课语言生动,深入浅出,让农村学生想起在家乡时用鸡蛋换盐的故事。张维迎上第一堂课就喜欢上了经济学,他想不到世上还有这样的学问。

何炼成很早就认识到数学对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从77级开始就将数学列为必修课,从数学系请来最好的老师授课,这在当时的大学经济系是少有的。他还鼓励学生去听数学系和物理系的课,让学生日后能使用数学工具研究经济学问题。

何炼成喜欢组织课堂讨论,每次讨论由一位同学主讲,其他同学提问,实际上是让学生自己讲课。开学后两三周,张维迎第一次主讲,以绵羊与斧头为例讲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关系,得到了何炼成的表扬。

讲完每个章节,何炼成还会要求学生写一篇论文,他逐字批改,详尽点评,一夜之间能批完厚厚的一摞。张维迎写过一篇关于陕北农村收入分配的短文,何炼成建议他向报纸投稿,使他这个本来有些自卑的陕北农村学生备受鼓舞。

何炼成总是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对学生提出的一些当时看来“离经叛道”的观点,他不仅不会批评,还会加以鼓励,唯一的要求是言之有理,论之有据,能自圆其说。

刘世锦回忆,如果学生因“离经叛道”的观点招致外界批评,何炼成会主动承担责任。他带出了一种积极探索出新同时又尊重不同意见的健康学术风气。从全国范围来看,西大经济学研究氛围宽松而严谨,这对西大出成果、出人才至关重要。

何炼成认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学生超过老师,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特别是对他们这一代老师来说,由于历史原因耽搁了近20年,专业基础打得并不十分牢固,再加上对前沿经济理论和实践知之甚少,知识陈旧,亟须更新。而青年学生比他们机遇好,接受新事物快,正是他们学习的对象。因此必须坚持学术民主,不唯上,不唯书,不唯师,只唯实。

几次课堂讨论和作业之后,何炼成把魏杰叫到办公室,问他是不是学过政治经济学。魏杰入学前曾在西安师范专科学校当过8年政治经济学老师,读过于光远的《政治经济学》和徐禾主编的《政治学概论》,还在此基础上读过《资本论》。何炼成听后决定,每十天给他布置一道题目,还给他开列参考书,要他写读后感。何炼成对他的每一篇读后感都会仔细批阅,当面讨论,把他引入研究前沿。魏杰的文字功底和逻辑思维就这样被一手训练出来,很多人说他的行文和讲话有“何式风格”。

这样的训练持续了一年多后,何炼成鼓励魏杰报考1979年秋季招生的研究生。这一年的报名条件中有一条弹性规定:具备大学本科同等学力即可报考。魏杰顺利通过考试,提前结束本科学业,和其他四人一起成了何炼成的研究生“开门弟子”。

西北大学77级物理系半导体专业的张宝通也在这五人之中。他的考研申请最初被经济系拒绝,他找到何炼成争取,何炼成顺手出了两道题让他当场作答,他由此得以参加考试并被录取。

几位毕业生的硕士论文题目都相当“冒险”。魏杰的论文提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方向是强化市场的作用。当时国家还实行计划经济,论文答辩时受到“这是不是在否定计划经济”的质疑,何炼成却坚定地支持他。魏杰说,后来的实践证明他们的研究方向是符合改革开放的发展趋势的。

魏杰认为,这一届毕业生的扎实功底和前瞻性研究让西北大学经济系真正开始在全国崭露头角,这是“西北学派”的初始形成期。正是这样的训练,让“西北学派”的学子们始终能踩在时代的点上,站在理论的前沿。

1985年,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成立,何炼成担任院长。1986年,石磊考上西北大学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师从何炼成。

石磊发现,这个不热闹的地方很容易让人沉下心来钻研学问,且不拘一格,学风活跃。师生们争论成风,有时端着饭碗从食堂一路讨论到宿舍。

“革故鼎新”的《资本论》课

西大经管学院有一个传统:各专业学生和各种进修班都要上《资本论》专题课。何炼成主讲的《资本论与当代市场经济》是西大经管学院在全国独树一帜的特色课。对很多学生来说,这是让他们最害怕也最有收获的一门课。

何炼成曾回忆,《资本论》课经历了三次大讨论。

第一次是80年代初。第一届5名研究生中,两位对学《资本论》不感兴趣,认为这是100多年前写的,是一些“教条”,教学方式又是“教条主义”,学起来没兴趣,因此经常逃课,甚至拒绝参加考试。何炼成找他们谈心,指出这种认识的错误,同时大力改进教学方法,增加小组讨论和座谈,鼓励师生开展学术争鸣。经过这些工作,两人的认识都有了改变。张宝通回忆,这样的沟通方式使研究生有了独立思考的空间。

第二次是在80年代中后期,由于西方经济学的大量引进,师生都感到新鲜,学习劲头特别大,而觉得《资本论》是“老一套”。对此,系里加强了对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开设了西方经济学原理、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学等课程,也没有放松对《资本论》的教学,而且通过与西方经济学的对比,还加深了对《资本论》的理解。

第三次大讨论发生在世纪之交,讨论焦点是《资本论》是否“过时”了。何炼成说,我们的回答是“没有过时”,因为这是对客观规律的总结。过去一般认为《资本论》是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根本对立的,这是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的,但现在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经济政治的主流,经济国际化与全球化的趋势加强,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席卷全球,在这种情况下,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具有逐渐接近、交叉甚至趋同的趋势,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符合客观发展规律的。

1992年,十四大召开前,何炼成参加了十四大报告有关问题讨论。1993年,他又参加了国家教委主持的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材编写会议。这些,都触发了他的思考。

他认为,一些理论框框应该突破,也已经在突破。如当时不敢提“资本”,其实资本和资金并没有什么区别,“把猫叫个咪,是一个东西”。他还提出,以雇工8人作为划分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数量界限是硬套《资本论》中的论述,但《资本论》是以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为历史背景的。他建议不要划分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在政策对待上一视同仁,可笼统称为“民营经济”。

他说,开设《资本论》课程这几十年,其关键词是“革故鼎新”。以前讲《资本论》,无形中把它单纯当做政治课来讲授,忽略了它作为经济学论著的价值。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教学应突出其专业性和科学性,使学生感到这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课程而自然产生学习兴趣。

“西北学派”

1991年,西北大学经济学专业成功申请博士学位授予点。魏杰认为,这是“西北学派”最终形成的时期。

石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西北学派”的特点是以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但不拘一格。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中,高校门派分明,事实上分歧很大。西北大学强调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以及理论与现实相结合,形成了相对完整的话语体系和相对独立的方法论体系。

发展经济学,是何炼成为“西北学派”选定的主攻方向。

2001年,高帆从西北大学经济学专业六年制本硕连读班毕业,考入何炼成门下攻读博士学位。

他说,何炼成的发展经济学研究是与政治经济学相结合的,以阐释中国这个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规律为指向,这是何炼成对发展经济学的本土化创新。其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问题始终是其研究重点。

何炼成注意到,在改革初期,中国行政管理体制带有明显的经济政策制定系统和执行系统合一的特征。当时中央政府并无“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改革方案,因而鼓励各地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胆探索,这使得中央各项较为原则的改革指令在各地的执行过程中被“创新”或者说“走样”,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诸侯经济”的发展势头。承认这种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局面:各地政府营造的“小环境”氛围对民营经济乃至整个地区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红灯亮了绕着走、绿灯亮了赶快走”的地区往往民营经济繁荣,而反复在“姓社”“姓资”问题上“统一认识”的地区则往往发展缓慢,这与发达国家主要由于经济、文化原因造成经济发展差异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何炼成看来,当时的陕西就属于反复争论达十年的地区,因而造成经济的滞后,使得1993年前后陕西农村人均纯收入在全国各省区中处于倒数第二三位。他认为,首先应该将国有制企业的比重降到30%左右,将集体企业的比重提升到40%以上,适当将私有制企业的比重增加到接近30%。他将这种所有制结构称为“飞机模式”,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为主导(机头),集体所有制为主体(机身),个体、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为补充(机翼)。

2001年,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成立,其前身是成立于1986年的西北大学经济研究所,何炼成是首任所长。他的得意门生魏杰、张曙光、刘世锦、邹东涛等都先后担任过所长或兼职研究员。

年过七旬后,何炼成每天很重要的工作还是批改作业。他每天浏览学界动态,每个月发表一篇文章,每年出一本书,经常外出参加研讨会。73岁时他根据身体状况判断自己活到84岁不成问题,因此做了未来十年的规划。

为了巩固学科,他直到晚年还亲自带队为申请教育部文科重点基地而奔走。那时石磊作为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也在牵头这项申请,在柜台交材料时与他相遇。石磊非常惊讶,因为很少有老一辈专家亲自在一线做这样的具体工作。

现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是全校规模最大的学院,也是全国经济学基地和人文社科研究基地。

何炼成说,作为导师总是希望把优秀毕业生留在自己身边,让学院越办越好,为此他们甚至采取过各种“卡”的办法,但留住人留不住心,多数人还是想尽一切办法走了,这一度让他很伤感,觉得过去的心血白费了。但后来他发现,出去的学生成长成才很快,这些人不但没有忘记母校,而且对导师的感情有增无减,对母校也从各方面给予帮助。这使他们认识到,及时把学生推向社会才是最好的,就是要让学生踩在自己肩上,攀登经济学高峰。

学生们都说,何炼成是一个“明白人”。刘世锦说,把优秀学生送出去是一件痛苦的抉择,但何老师总能看得远一些,真正视为国家为社会培养、输送人才为己任。

魏杰说,何炼成晚年依旧很有信念,甚至有一种童真。他有时会给魏杰写信,对魏杰的最新研究以及全国经济学研究动向提出自己的看法,魏杰觉得何老师的有些想法比他自己还要前卫。

2020年,何炼成92岁,与魏杰作了最后一次长谈。他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理论解释上还做得远远不够,没有从理论上说清楚是什么在真正推动中国发展,要继续做深入研究,这样世界才会了解和承认“中国模式”,甚至有可能问鼎诺奖。如果不能把中国经济增长要素真正总结好,“把坟头哭错了”,经济发展就有可能发生反复。




对于何炼成的这一未了心愿,魏杰认为有朝一日终会实现,只是实现者不一定是当红经济学家,而可能是低调踏实做研究的人物。

近年,何炼成患上阿尔茨海默病。张维迎前两次去看他,他还能说出张维迎的名字,最近一次去探望,他却只是握着张维迎的手微笑,似乎想不起他是谁。

2022年6月18日,94岁的何炼成去世。

他去世后,张维迎写了一曲《信天游》:羊羔羔吃奶双腿腿跪,成为你的学生我好陶醉。黄河里无路水推舟,启蒙路上你领着我大步走。一层层石头一层层沙,坚实的基础你打下。壶口里行船浪花大,有你的保护我何惧怕!……何老师,您慢慢走,慢慢走,再听我一曲信天游!一曲信天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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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8-12 01:23:00 | 只看该作者
入职仅37天!62岁女工夜班期间猝死 工伤认定背后现3大争议


红星新闻


2022年08月11日 18:55:11 来自四川省








62岁的河南村民谢金针,为了补贴家用,和38岁的侄女董小玲今年7月外出务工。

她们一起在河北石家庄晋州市一家食品公司当临时工。据谢家人介绍,谢金针每天工作时长在12小时左右,入职以来仅有1天时间休息,甚至连续多日上夜班等。最终,8月6日,谢金针在入职仅37天后,于凌晨夜班时间倒地猝死……

由于未与食品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入职时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没有鉴定猝死原因等,谢家家属仍然与食品公司未就责任认定和相关赔偿问题协商一致。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不受劳动法保护?猝死地点未在工作岗位,是否不属于工伤?这一事件背后存在的矛盾争议,或许与更多“临时工”的维权都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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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配图:劳动法 图据ICphoto

入职37天后

62岁女工夜班时间猝死

为了补贴家用,早已过了50岁女性法定退休年龄的谢金针,离开家乡河南项城李寨镇后韩村,经中介介绍来到河北省石家庄晋州市。她于今年7月1日,成为河北家家红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食品公司”)的一名员工。

8月6日凌晨0点10分左右,正上夜班的谢金针,在员工用餐时间倒地猝死。这一天,距离谢金针正式入职仅过去37天。

对于猝死原因,谢金针儿子的朋友韩先生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我们都认为谢阿姨的猝死,和食品公司不合理的白班夜班工作安排、长时间过劳工作有着直接关联。”

据韩先生透露,谢金针一共上了22天白班和14天夜班,期间仅休息一天。

对于食品公司的排班制度,与谢金针一同入职的董小玲(系谢金针侄女)告诉红星新闻,自己和谢金针的工作时间安排完全一致:7月1日至7月12日为白班,从5时40分上到17时40分,连续这样上了12天。

“每天工作时间至少12个小时。”董小玲称,在其和谢金针7月12日19点多结束白班后,她们的工作转换为夜班。也就是说,夜班是从7月13日17时40分开始,上到第二天5时40分。这一周期的夜班要到7月22日早上,才算完成。

据董小玲回忆,白班夜班大轮换后,她和谢金针于7月22日这天休息。到了7月23日5时40分,她们又开始新一轮的白班夜班周期。

对于上述工作时间安排,为谢金针介绍工作的中介张红军,证实了董小玲的说法。

谢金针猝死的8月6日凌晨,是她连续上夜班的第5天。

面对亲人突然逝去,谢金针的家属认为食品公司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河北家家红食品公司认为谢金针的猝死和他们没有直接关系。该公司经理魏鹏就此事回应红星新闻称,“因为谢金针是突然倒地,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医院还没来得及做任何检查,所以不能确定死因。”

魏鹏表示,公司方面已向谢家家属提出,希望对方进行死亡鉴定,但家属不同意。

韩先生则对此表示:“死亡时间和地点已经很明确了,做鉴定等待时间很长,我们觉得没这个必要。”

目前,双方依旧没能就谢金针猝死后的相关责任认定和赔偿问题达成一致。红星新闻记者多方采访了解到,双方对于该事件的认定还存在三大尚待解决的争议。

争议一:是否超时加班?

律师:工作12小时不合法

公开资料显示,河北家家红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5月,地址位于河北省石家庄晋州市朝阳经济开发区,是一家以食品制造业为主的企业,主要市场领域为罐头生产销售。

今年38岁的董小玲在该公司属于“年轻群体”,主要承担挑拣装成罐头桃片的工作,属于整条流水线的头道工序。董小玲告诉记者,62岁的谢金针主要负责灯检工作,即通过灯光照明,检查桃片上是否存在斑点,属于最后一道工序。

董小玲表示,虽然她和谢金针上班的班次安排一致,但因谢金针负责最后一道工序,“算起来,夜班有时候一天都不止12个小时。”

食品公司经理魏鹏解释称,员工正常每天上班时间控制在10小时左右,超出的时间属自愿加班,公司对此会发放每小时12元的加班补贴。

董小玲否认了“自愿加班”的说法,“我们每天的上班时间是固定的,不存在是否自愿加班。”

在董小玲的记忆里,她和谢金针进厂前,中介并没有告知他们上班需要值夜班。她还说,和她们一同从河南乘车到晋州找工作的同镇村民一共23人,但最后只留下12人,原因就是受不了夜班和长时间无休的工作时间。

谢金针每天工作12小时是否符合我国劳动法要求?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辉回应红星新闻称,劳动法规定劳动者每天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因此,如果谢金针的确每日工作时间都长达12小时,那么这种安排并不合法。

“但是,谢金针62岁的年龄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所以不受劳动法的保护,只能参照民法典的相关要求。”王辉表示,目前民法典中对工作时长安排虽没有具体规定,但从公序良俗的角度分析,也不应让她超负荷劳动。

争议二:是否为工伤?

律师:认定要求是工作岗位和工作时间

根据家属出具的死亡医学证明,谢金针在被送达医院抢救前,已无生命体征。据韩先生及董小玲介绍,8月6日凌晨0点10分左右,是谢金针猝死的具体时间。“当天这个时间,是上夜班人员的吃饭时间。”

公司经理魏鹏和中介张红军都表明,该时间确系谢金针的上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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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金针的死亡证明 受访者供图

但在死亡地点上,据魏鹏介绍,谢金针不是在公司食堂倒下的,甚至不在规定的工作区域内。“谢金针晕倒在公司放编织袋的地方。”之所以谢金针会出现在该区域,系打算“顺走”一些公司编织袋。该画面已通过公司监控记录下来,目前,当地公安机关人员已对此进行了取证。

董小玲则称:“这些编织袋本就是公司不要的东西,平时经常有人去拿,公司方面也没有制止,所以不存在‘顺走’一说。”

董小玲还表示,谢金针确实是在去拿编织袋时,晕倒在了公司放编织袋的地方。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辉就此分析指出,对于工伤的认定,相关法律有明确规定,如果员工是在工作岗位上发生意外,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可被认定为工伤。但是谢金针猝死的地方不属于工作岗位,拿编织袋也属工作之外的自发性行为。

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律师丁香对此持同样看法,“工伤的认定要求是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目前死者家属如果需要认定工伤,只能通过法医鉴定等形式,证明谢金针的猝死和过度劳累有直接因果关系。

争议三:超法定年龄等还能赔偿吗?

律师:建议上诉到法院依法维权

中介张红军告诉红星新闻,像62岁的谢金针这样的“大龄”临时工,并不鲜见。每年桃子成熟前后,他都会介绍一批工人前往上述食品公司,“我们和公司签了劳务派遣的协议,只要不超过64岁,就会被招为临时工。工作一两个月就离开公司。”

张红军说,由于是招聘的临时工,所以在进厂前,谢金针并没有和食品公司签订劳务合同,也没有正式的入职体检,仅通过中介和公司签订了劳务派遣协议。

据张红军介绍,谢金针的两个儿子和食品公司协商赔偿事宜,提出了赔偿150万元的要求,遭到公司拒绝。

公司经理魏鹏对此表示:“公司方面对谢金针的死并不负有直接责任,出于人道主义关怀,只能给予10万元的经济补贴。”

魏鹏还表示:“如果不愿意接受这笔赔偿,家属可经过法律程序,让法院来判决公司到底需要承担怎样的代价。”

韩先生告诉红星新闻,家属此前已向石家庄晋州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递交了劳动仲裁,8月9日,他们收到了委员会送来的“不予受理通知书”。

据家属提供的通知书内容显示,该案决定不予受理的原因系“主体不适格”。记者查阅了解到,“主体不适格”,即在法律关系中,参加人的身份、资格、权利义务、权利能力或行为能力不合乎法律规定的要件或成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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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劳动仲裁部门认为“主体不适格”,不予受理此案 受访者供图

石家庄晋州市劳动仲裁委员会一名工作人员对此回应称,之所以出现“主体不适格”,主要因为谢金针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动仲裁没有管辖权,所以无法受理。该工作人还表示,此种情况只能建议上诉到法院依法维权。


王辉律师同时认为,死者家属目前最重要的,就是主动寻求法律帮助,维护个人合法权益。“家属方也需要积极取证,确定猝死的具体原因。如果单位有过错,那么单位就承担责任;如果个人有过错,也需要承担责任,需要双方按比例承担责任。”

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律师丁香也表示,“即使不能认定为工伤,公司也同样需要给予丧葬费、抚恤金等赔偿,具体金额要参照当地劳动保障部门的要求。”

8月10日下午,红星新闻记者致电石家庄晋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对此称,目前已经接到了家属方的相关投诉,接下来会对这一案件进行调查核实。

红星新闻记者 杨雨奇 实习生 席聪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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