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斗争=人类文明进步动力 修正主义否阶级对立vs文革极左

焦典

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明？

真正的英语思维 2021-10-05 13:24r=rgba(0, 0, 0, 0.3)]

文化（ culture）源于拉丁文 cultura，原意为对土地的耕耘和对植物的栽培，以后引申为对人的身体和精神两方面的培养。在中国古籍中，文化的涵义是文治与教化。

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的、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

生产工具的革新，科学发明的程度，生产者的文化技术水平，以及教育、文学、艺术、科学在社会的普及状况，是衡量一定历史时期文化发展水准的重要标准。

狭义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有时又用以专指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知识和设施，以与世界观、政治思想、道德等意识形态相区别。

作为社会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同时又给予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以巨大的影响，它的发展有着历史的继承性，新文化总是吸取和利用旧文化的成果而逐渐形成。

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文化具有民族性，通过民族形式的发展，形成民族的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还受着地理环境的影响，越接近原始时代，受的影响也就越大。在阶级社会中，文化具有阶级性。反映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观念、道德准则，在精神文化中往往占据着统治地位。马克思指出：“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8页）。

社会主义文化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是在批判地继承人类历史优秀文化遗产基础上创造发展起来的，是社会全体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它仍在民族形式中发展。

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主张加强国内和国际的文化交流，反对用虚无主义或复古主义态度对待历史上的文化，强调对一切传统的、外来的文化要吸取其精华，抛弃其槽粕。

文明（ civilization）人类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果的总和；人类开化状态和社会进步的标志，与“野蛮”相对。

在中国古籍中已有“天下文明”《周易·乾·文言》），“睿哲文明”（《尚书·舜典》）之说，表明国家和社会面貌的开化、光明，富有文采。英文源于拉丁文 civilis，意思是公民的、国家的、社会的，用以表示国家、社会的进步状态。

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特有的现象，从一定意义上说，自人猴相揖别起，就产生了文明的萌芽。人类脱离动物越远，文明程度也就越高。

古代中国、埃及、印度、巴比伦和希腊，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文明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相对于人类社会发展中的蒙昧状态和野蛮状态而言。社会学家I.H.摩尔根在其《古代社会研究》（1877）一书中，把人类原始社会的发展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三个时期。

恩格斯在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中对此作了肯定，并赋予新义，指出：“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页）。

文明时代的特征一般为：

（1）出现炼铁，发明文字并应用于文献记录；

（2）由分工而产生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个过程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发展；

（3）私有制确立和阶级产生；

（4）国家产生以及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出现；

（5）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确立，取代群婚制。

人类社会由野蛮状态进化到文明时代，与人类的生产活动以及与此相联的精神活动的发展不可分割。当人类学会对天然物的进一步加工时，社会便进入文明的起点，最初的工业和艺术的产生，是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

马克思主义哲学把社会文明现象放在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基础上，作为人类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的积极成果来考察，揭示出社会文明现象产生和发展的根源、动力，它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它的历史进程的规律性和发展类型，并从内容上把社会文明现象的多样性，概括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分别表现人类实践活动中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所取得的积极成果。

文明包括同物质生产活动相适应的各种社会组织形式，其内容是不断变化的。人类历史上有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文明。在不同性质的社会里，文明具有不同的性质、内容和特点。

恩格斯阐明了社会文明现象同所有制和阶级的本质联系，指出私有制的形成是文明时代的开端，推动了社会文明的发展：同时，私有制的存在，又是文明时代一切愚昧、野蛮和落后现象的罪恶根源。他说：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同上书第177页）。在阶级对抗的社会中，文明的发展一直是在对抗中进行的。对一个阶级的新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压迫。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机器在大工业生产中被广泛采用，它产生的直接后果是，“几乎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另方面却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个阶级”（同上书第178页）。

马克思指出：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4页）在这种阶级对抗的社会中，“文明是在‘恶性循环’中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28页），这种文明的发展带有片面性。

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是和无产阶级实现全人类彻底解放的事业联系在一起的，它主张首先要消除“文明时代”的基础——阶级、私有制，使文明发展的成果真正归社会全体成员享受。同时，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文化，批判继承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培养新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道德、风尚和情操，为每个社会成员的全面自由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把人类文明推向最高的形态，达到共产主义的境界。

以上内容来自《英语思维》（石海浪著）课堂学习笔记

焦典

尼罗河文明,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 黄河文明, 印度河文明
爱琴文明, 古罗马文明, 阿拉伯文明
日本文明, 玛雅文明
早期西欧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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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内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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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全面内乱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一场长达十年、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毛泽东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他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这时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过去几年的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采取断然措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这是在六十年代中期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思想上起主导作用的原因。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是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这篇文章的写作和发表是江青秘密策划的。文章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实际上涉及中央领导层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和北京各报在十多天内没有转载。北京市被批评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毛泽东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这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严重的政治色彩。此后，批判涉及的范围迅速扩大。 　　1966年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开会，起草《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试图对学术批判中已经出现的“左”的倾向加以适当约束。这个提纲经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并向在武汉的毛泽东汇报后，于2月12日转发全党。 　　就在“二月提纲”拟定的同时，江青在林彪的支持下，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的《纪要》，认定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这种严重的政治责难不仅是对着文艺界，而且对着一些中央领导人。 　　与批判《海瑞罢官》大体同时，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遭到诬陷，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被加以“篡军反党”等罪名，遭到软禁。1966年3月底，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委被指责为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于是，彭真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被停止工作。 　　为了在全国发动“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对“二月提纲”进行了全面批判，并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些判断，是把阶级斗争错误地扩大到党的最高领导层甚至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重要根据。会议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进行批判，决定停止他们的领导职务。林彪在会上的讲话中大肆散布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的谎言，竭力鼓吹个人崇拜。会议决定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成立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使之实际上成为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此后，“文化大革命”异常迅猛地发动起来。 　　大、中学校的学生率先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在很短的时间里，由学生成立的“红卫兵”组织蜂拥而起，到处揪斗学校领导和教师，一些党政机关受到冲击。这场运动很快从党内推向社会，社会动乱开始出现。 　　党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主持下作出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领导运动，力图使局势稳定下来。各地工作组在领导运动的过程中，得到多数群众的支持，却加剧了同造反派的对立。在如何对待运动的问题上，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同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分歧日趋尖锐。工作组被指责为“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 　　8月1日至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提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全会通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对于运动的对象、依靠力量、方法等根本性问题作了有严重错误的规定。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发动，党内之所以能够接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观点，是有社会历史根源的。我们党是经过长期残酷的战争后迅速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对于如何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认识。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积累下来的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使人们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新矛盾时容易去沿用和照搬，因而把在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仍然看作占主要地位的阶级斗争，并运用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方法来解决。战争时期在革命队伍里行之有效的近乎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经验，也容易用来作为规划理想社会的某种依据。对马列著作中某些论点的误解或教条化，使人们日益陷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之中。坚持这种迷误被认为是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神圣事业，对这种迷误持怀疑态度者则难以理直气壮地起来反对。这时，毛泽东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的威望达到高峰，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逐渐滋长。加上建国以来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没有能够顺利发展，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这就使为人民尊重的领袖所犯的错误难以得到纠正，也使林彪、江青这些野心家能够受到信用而得势横行。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红卫兵运动迅猛发展。红卫兵运动最初是破除“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随后发展为抄家、打人、砸物。无数优秀的文化典籍被付之一炬，大量国家文物遭受洗劫，许多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干部遭到批斗。红卫兵运动对社会秩序和民主法制的破坏，引起各地党组织和许多干部群众的不满和抵制。但是，这种不满和抵制当时却被认为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0月初，党中央转发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由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下，造反狂潮全面扩展到工农业领域。为进一步克服运动的“阻力”，从10月上旬至下旬，召开了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林彪、陈伯达讲话，将党内不同意见升级为路线斗争，极力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会后，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在全国掀起，中央文革小组策动造反派把攻击的矛头集中转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社会上出现“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和攻击邓小平的大字报。中央和地方的许多领导干部受到批斗，机关工作普遍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基层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组织生活陷于停顿。国家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 　　1967年1月初，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下，上海市的造反派组织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领导大权。这场夺权斗争得到充分肯定。1月中下旬，各地掀起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一月革命”风暴。夺权狂潮一经引发便不可收拾，很快发展成“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 　　“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在党的领导层内，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对“左”倾错误和极左思潮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抵制和抗争始终存在，并不断发展。这种抵制和抗争，或表现为对批判、造反持消极态度，在各自的岗位上坚持工作和生产；或表现为对武斗、破坏持抗议立场，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严厉批评。1967年在老一辈革命家中爆发的二月抗争就是有代表性的重大事件。在这年1月19日、20日召开的中央军委碰头会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坚决反对江青、康生、陈伯达鼓吹军队应和地方一样搞运动的主张。在激烈的争执中，叶剑英、徐向前义愤填膺，奋起抨击江青等人。2月中旬，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再次爆发了老一辈革命家和中央文革小组一班人的激烈斗争。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同志，围绕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广大老干部、要不要稳定军队等“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拍案而起，接连怒斥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乱党乱军的做法。这些老同志的抗争，被江青等人诬为“二月逆流”，受到严厉批判。 　　全面夺权使派性斗争激化。各造反派组织为争权夺利，拉帮结派，争斗激烈，发生无数的纠纷和冲突，以至酿成残酷的武斗。1967年夏秋，谢富治、王力、江青等人乘机提出“彻底砸烂公、检、法”、“文攻武卫”等口号煽动武斗，北京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严重涉外事件。这几个月是“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国家动乱最剧烈、社会灾难最严重的阶段。 　　为了对混乱状况加以约束，毛泽东号召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正确对待干部，并派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还批发了多项命令、布告，以制止武斗蔓延，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国家财产。这些措施，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对制止局势恶化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经过二十个月的社会大动乱和错综复杂的夺权斗争，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委会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实行党政合一、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为党的九大作准备召开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举行。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状况下，会议批准了在江青、康生、谢富治把持下炮制的关于刘少奇问题的“审查报告”，给刘少奇加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一年后，刘少奇含冤病逝。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一起冤案。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512人。当时，全国有党员2200万人，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以至基层党组织大都没有恢复或建立，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九大从始至终被强烈的个人崇拜气氛所笼罩。林彪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核心内容是阐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报告极力鼓吹这个理论的“伟大贡献”和这场“革命”的丰功伟绩，而对于党应该怎样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却根本不予提及。作为“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完全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个理论对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大会通过的党章没有关于党员权利的规定，却把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这种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做法，在党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大会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林彪、江青帮派中的骨干和亲信占半数以上，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许多功勋卓著的革命家被排斥在外。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因而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1】【2】【3】【4】

焦典

弗·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柏林 1890年10月27日于伦敦

亲爱的施米特：

　　我现在刚刚抽出空来给您写回信。我认为，如果您接受《苏黎世邮报》的聘请，那将是做得很对的。在那里，您总可以在经济方面学到许多东西，特别是如果您随时注意，苏黎世毕竟只是第三等的金融和投机市场，因而在那里得到的印象都是由于双重的和三重的反映而被削弱、或者被故意歪曲了的。但是您在实践中会熟悉全部机构，并且会不得不注意从伦敦、纽约、巴黎、柏林、维也纳收到的第一手的交易所行情报告，这样，您就会看到反映为金融和证券市场的世界市场。经济的、政治的和其他的反映同人眼睛中的反映是完全一样的，它们都通过聚光镜，因而都表现为倒立的影像——头足倒置。这里只缺少一个使它们在我们的观念中又正立起来的神经器官。金融市场上的人所看到的工业和世界市场的运动，恰好只是金融和证券市场的倒置的反映，所以在他们看来结果就变成[1]了原因。这种情况我早在四十年代就在曼彻斯特看到过：伦敦的交易所行情报告对于认识工业的发展进程以及周期性的最高限度和最低限度是绝对无用的，因为这些先生们想用金融市场的危机来解释一切，而这些危机本身多半只是一种征候而已。当时问题是在于要否认工业危机来源于暂时的生产过剩，所以问题同时还有促使进行歪曲的倾向性的方面。现在，这一点至少对我们来说已经永远消失，而且下述情况的的确确是事实：金融市场也会有自己的危机，工业中的直接的紊乱对这种危机只起从属的作用，或者甚至根本不起作用。在这里，还需要确定和研究一些东西，特别是要根据近二十年的历史来加以确定和研究。


　　凡是存在着社会规模的分工的地方，单独的劳动过程就成为相互独立的。生产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东西。但是，产品贸易一旦离开生产本身而独立起来，它就会循着本身的运动方向运行，这一运动总的说来是受生产运动支配的，但是在单个的情况下和在这个总的隶属关系以内，它毕竟还是循着这个新因素的本性所固有的规律运行的，这个运动有自己的阶段，并且也反过来对生产运动起作用。美洲的发现是在此以前就已经驱使葡萄牙人到非洲去的那种黄金梦所促成的（参看泽特贝尔《贵金属的生产》），因为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的蓬勃发展的欧洲工业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贸易，都要求有更多的交换手段，而这是德国——1450—1550年的白银大国——所提供不出来的。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在1500—1800年间侵占印度，目的是要从印度输入，谁也没有想到要向那里输出。但是这些纯粹由贸易利益促成的发现和侵略，终归还是对工业起了很大的反作用：只是由于有向这些国家输出的需要，才创立和发展了大工业。

　　金融市场也是如此。金融贸易和商品贸易一分离，它就有了——在生产和商品贸易所决定的一定条件下和在这一范围内——它自己的发展，它自己的本性所决定的特殊的规律和阶段。加之金融贸易在这种进一步的发展中扩大到证券贸易，这些证券不仅是国家证券，而且也包括工业和运输业的股票，因而总的说来支配着金融贸易的生产，有一部分就为金融贸易所直接支配，这样金融贸易对于生产的反作用就变得更为厉害而复杂了。金融家是铁路、矿山、铁工厂等的占有者。这些生产资料获得了双重的性质：它们的经营应当时而适合于直接生产的利益，时而适合于股东（就他们同时是金融家而言）的需要。关于这一点，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北美的铁路。这些铁路的经营完全取决于叫做杰·古耳德、万德比尔特等人当前的交易所业务——这种业务同某条特定的铁路及其作为交通工具来经营的利益是完全不相干的。甚至在英国这里我们也看到过各个铁路公司为了划分地盘而进行的长达数十年之久的斗争，这种斗争耗费了巨额的钱财，它并不是为了生产和运输的利益，而完全是由于竞争造成的，这种竞争的主要目的仅仅是为了让握有股票的金融家便于经营交易所业务。

　　在上述关于我对生产和商品贸易的关系以及两者和金融贸易的关系的见解的几点说明中，我基本上也已经回答了您关于整个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问题从分工的观点来看是最容易理解的。社会产生着它所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职能。被指定去执行这种职能的人，就形成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新部门。这样，他们就获得了也和授权给他们的人相对立的特殊利益，他们在对这些人的关系上成为独立的人，于是就出现了国家。然后便发生象在商品贸易中和后来在金融贸易中的那种情形：这新的独立的力量总的说来固然应当尾随生产的运动，然而它由于它本来具有的、即它一经获得便逐渐向前发展了的相对独立性，又反过来对生产的条件和进程发生影响。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交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多的独立性并且一经产生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替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造成的并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正如在金融市场中，总的说来，并且在上述条件之下，是反映出，而且当然是头足倒置地反映出工业市场的运动一样，在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斗争中也反映出先前已经存在着并且在斗争着的各个阶级的斗争，但是这个斗争同样是头足倒置地、不再是直接地、而是间接地、不是作为阶级斗争、而是作为维护各种政治原则的斗争反映出来的，并且是这样头足倒置起来，以致需要经过几千年我们才终于把它的真相识破。

　　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

　　此外，还有侵占和粗暴地毁灭经济资源这样的情况；由于这种情况，从前在一定的环境下某一地方和某一民族的全部经济发展可能完全被毁灭。现在，这种事情大部分都有相反的作用，至少在各大民族中间是如此：战败者最终在经济上、政治上和道义上赢得的东西往往比胜利者更多。

　　法也是如此：产生了职业法律家的新分工一旦成为必要，立刻就又开辟了一个新的独立部门，这个部门虽然一般地是完全依赖于生产和贸易的，但是它仍然具有反过来影响这两个部门的特殊能力。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而为了达到这一点，经济关系的忠实反映便日益受到破坏。法典愈是很少把一个阶级的统治鲜明地、不加缓和地、不加歪曲地表现出来，这种现象就愈是常见：这或许已经违反了“法观念”。1792—1796年时期革命资产阶级的纯粹而彻底的法观念，在许多方面已经在拿破仑法典[2]中被歪曲了，而就这个法典所体现的这种法观念来说，它必然要由于无产阶级的不断增长的力量而日益得到各种缓和。但是这并不妨碍拿破仑法典成为世界各地编纂新法典时当做基础来使用的法典。这样，“法发展”的进程大部分只在于首先设法消除那些由于将经济关系直接翻译为法律原则而产生的矛盾，建立和谐的法体系，然后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影响和强制力又经常摧毁这个体系，并使它陷入新的矛盾（这里我暂时只谈民法）。

　　经济关系反映为法原则，也同样必然使这种关系倒置过来。这种反映的发生过程，是活动者所意识不到的；法学家以为他是凭着先验的原理来活动，然而这只不过是经济的反映而已。这样一来，一切都倒置过来了。而这种颠倒——它在被认清以前是构成我们称之为思想观点的东西的——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它，我以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以家庭的同一发展阶段为前提的继承权的基础就是经济的。尽管如此，也很难证明：例如在英国立遗嘱的绝对自由，在法国对这种自由的严格限制，在一切细节上都只是出于经济的原因。但是二者都反过来对经济起着很大的作用，因为二者都对财产的分配有影响。

　　至于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即宗教、哲学等等，那末它们都有它们的被历史时期所发现和接受的史前内容，即目前我们不免要称之为谬论的内容。这些关于自然界、关于人本身的本质，关于灵魂、魔力等等的形形色色的虚假观念，大都只有否定性的经济基础；史前时期的低级经济发展有关于自然界的虚假观念作为自己的补充，但是有时也作为条件，甚至作为原因。虽然经济上的需要曾经是，而且愈来愈是对自然界的认识进展的主要动力，但是，要给这一切原始谬论寻找经济上的原因，那就的确太迂腐了。科学史就是把这种谬论逐渐消除或是更换为新的、但终归是比较不荒诞的谬论的历史。从事于这件事情的人们又属于分工的特殊部门，而且他们自以为他们是在处理一个独立的领域。只要他们形成社会分工之内的独立集团，他们的产物，包括他们的错误在内，就要反过来影响全部社会发展，甚至影响经济发展。但是，尽管如此，他们本身又处于经济发展的起支配作用的影响之下。例如在哲学上，拿资产阶级时期来说这种情形是最容易证明的。霍布斯是第一个近代唯物主义者（十八世纪意义上的），但是当君主专制在整个欧洲处于全盛时代，并在英国开始和人民进行斗争的时候，他是专制制度的拥护者。洛克在宗教上就象在政治上一样，是1688年的阶级妥协[3]的产儿。英国自然神论者[4]和他们的更彻底的继承者法国唯物主义者，都是真正的资产阶级哲学家，法国人甚至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哲学家。在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哲学中，德国庸人的面孔有时从肯定方面表现出来，有时又从否定方面表现出来。但是，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因此，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十八世纪的法国对英国（而英国哲学是法国人引为依据的）来说是如此，后来的德国对英法两国来说也是如此。但是，不论在法国或是在德国，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文学的普遍繁荣一样，都是经济高涨的结果。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的最终的支配作用，在我看来是无疑的，但是这种支配作用是发生在各该领域本身所限定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例如在哲学中，它是发生在这样一种作用所限定的条件的范围内，这种作用就是各种经济影响（这些经济影响多半又只是在它的政治等等的外衣下起作用）对先驱者所提供的现有哲学资料发生的作用。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这一作用多半也是间接发生的，而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则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

　　关于宗教，我在论费尔巴哈的那本小册子［注：弗·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编者注］的最后一章里已经把最必要的东西说过了。

　　因此，如果巴尔特认为我们否认经济运动的政治等等反映对这个运动本身的任何反作用，那他就简直是跟风车作斗争了。他只须看看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那里谈到的几乎都是政治斗争和政治事件所起的特殊作用，当然是在它们普遍依赖于经济条件的范围内。或者看看《资本论》，例如关于工作日的那一篇，那里表明，肯定是政治行动的立法起着多么重大的作用。或者看看关于资产阶级的历史的那一篇（第二十四章）[5]。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末我们又为什么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

　　但是我现在没有时间来批评这本书［注：保·巴尔特《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编者注］了。首先必需出版第三卷［注：《资本论》。——编者注］，而且我相信，例如伯恩施坦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很好地完成。

　　所有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他们总是只在这里看到原因，在那里看到结果。他们从来看不到：这是一种空洞的抽象，这种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在现实世界中只是在危机时期才有，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均衡：其中经济运动是更有力得多的、最原始的、最有决定性的），这里没有任何绝对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对他们说来，黑格尔是不存在的。

　　至于谈到党内争吵，反对派的先生们硬是把我拉了进去，使我没有任何选择余地。恩斯特先生对待我的行为，除非称之为幼稚，是无法形容的。[6]至于这个人有病，为了生活而不得不写作，那我表示遗憾。但是这个人具有如此丰富的想象力，以致不把别人的话读成相反的意思，就连一行也读不下去，这样的人可以把自己的想象力用于其他方面，而不能用于社会主义这个非幻想的方面。让他去写小说、剧本、文艺评论和诸如此类的东西：这样他只会损害资产阶级教育，从而对我们有利。也许他那时会成熟起来，在我们的领域里也能有所作为。但是，应该说，这个反对派所表现出来的一大堆幼稚的胡说八道和绝对愚蠢的东西，是我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没有遇到过的。而这些极端自负、目空一切的无知青年竟然想规定党的策略！我仅从倍倍尔在维也纳《工人报》上发表的唯一的一篇通讯中[7]所了解到的东西，比从这些人的全部胡说八道中了解到的更多。而他们自以为，他们比这位如此惊人正确地了解情况、如此有说服力地简单描绘情况的头脑清楚的人更了不起！这都是些失败的美文学家，而即使是有成就的美文学家，也是令人厌恶的家伙。
　　如果《人民论坛》停刊，我感到很遗憾。在您主持编辑下看得很清楚：这个理论内容多于时事内容的周刊，已经能拿出一些东西来，而我也知道您有一些什么样的撰稿人！但在《新时代》成为周刊以后，是否能和《新时代》同时坚持下去，看来确实是有问题的。无论如何，您本人将会很高兴摆脱编辑的一切甘苦，并且有时间从事纯新闻工作以外的其他事情。在今后一些日子里柏林还会有最近这次争吵的各种余波，而谁要是卷了进去，就会一事无成。

　　发表我那封信的片断没有坏处[8]，但最好还是不要这样做。信是凭记忆写的，写得很快，又没有查对等等，因此总有一些考虑不周的说法会被我们在莱茵称之为小捣蛋鬼的那种人抓住的，天知道他会从中引出什么样的谬论。

　　十分感谢您预先祝贺我还有一个月才到的七十岁生日。我目前感到身体非常好，只是还必须保护眼睛，不能在煤气灯下写东西。但愿能继续如此。

　　我的信该结束了。
　　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　弗·恩格斯

---

注释：

[1] 恩格斯指1842—1844年自己在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所属的纺纱厂实习经商。这几年在恩格斯世界观的形成以及他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第286、484页。

[2] 拿破仑法典——这里指资产阶级法体系，即在拿破仑第一统治下于1804—1810年通过的五种法典（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商业法典、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第383、488页。

[3] 鉴于1890年9月16日《人民呼声报》上发表了恩斯特的文章，他歪曲恩格斯的意见，企图把恩格斯说成和“青年派”（见注353）持有一致的观点，恩格斯写了《答保尔·恩斯特先生》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93—99页），其中附了他1890年6月5日给恩斯特的信的一部分。——第409、491页。

[4] 指1688年政变。政变的结果，在英国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并确立了以土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妥协为基础的、以奥伦治的威廉为首的君主立宪制（从1689年起）。英国资产阶级历史著作把这次政变称之为“光荣革命”。——第489页。

[5] 自然神论者是一种宗教哲学学说的拥护者。这种学说承认神是世界的无个性的理性的始因，但否认神对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干预。在封建教会世界观统治的条件下，自然神论不止一次地从唯理论立场出发，批判中世纪的神学世界观，揭露僧侣的寄生生活和招摇撞骗行为。但是，自然神论者同时又与宗教妥协，主张为人民群众保留具有合理形式的宗教。——第489页。

[6] 关于工作日那章，见《资本论》第1卷第8章；第24章标题为《所谓原始积累》。——第490页。

[7] 大概是指1890年10月10日《工人报》第41期“在国外。德国”栏内的通讯，注明“10月7日于柏林”。——第492页。

[8] 指1890年9月27日《柏林人民论坛》第39期发表了恩格斯1890年8月5日给施米特的信的一部分（见本卷第432页）。——第492页。

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

焦典

《中国的民主》白皮书：比美国的民主更广泛、更真实、更管用 © AFP 2021 / Greg Baker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政治
11:57 2021年12月04日(更新 11:58 2021年12月04日) 缩短网址 0 76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2月4日发布《中国的民主》白皮书，系统介绍中国民主价值理念、发展历程、制度体系等。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培炎表示，美国的民主制度不代表大多数选民的利益和国家整体利益。中国的民主比美国的民主更广泛、更真实、更管用。
中国驻俄大使张汉晖
© SPUTNIK / KIRILL KALLINIKOV
中国驻俄大使：美国召开“民主峰会”是莫大的讽刺和滑稽的闹剧

据中国国新办网站消息，《中国的民主》白皮书指出，中国的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
针对中美民主制度的优劣，田培炎在4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美国的民主制度下，政治人物是利益集团的代理人，而不是代表大多数选民的利益和国家整体利益；为了选举他们可以随意许诺，当选后却很少能兑现承诺。他们表面上受选民的监督，但只要当选，选民就拿他们没有办法，只能等下一次选举。“中国人民不喜欢更不需要这样的民主。”

他还表示：“中国的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履行职责过程中必须接受党和人民全过程、全方位、全领域的监督，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于为人民谋利益。对不能依法履职、发生违法违纪行为的人大代表，选民或者选举单位可以依法取消代表资格或者进行罢免，不需要等到换届选举。这样的民主，比美国的民主更广泛、更真实、更管用。”
田培炎还援引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在中国进行的13年连续调研数据称：“他们的调查显示，中国人民对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满意度高达93%。中国的民主制度和美国的民主制度孰优孰劣，公道自在人心。 ”

此外，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郭振华表示，在中国，宪法和选举法都规定全国人大代表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都要受选民和原选举单位的监督，选民或原选举单位都有权罢免自己选出的代表。十三届全国人大成立近四年来，有10人被依法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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