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记者节，中青报曹林担任了“新闻与你同行”记者节活动的形象大使。
昨天中青网的官微推出的活动宣传片中曹林说了一句话：“新闻是历史的底稿”，这句话说的真动听呵。
方方曾经解释自己写日记的动机，要“把非常时期的人和事记录下来”；后来，方方又放言，要把那些骂自己的人一一记录下来。
尽管笔者也曾批评过方方，但笔者是赞成方方的“记录”的，而且笔者也声明过要捍卫方方说话的权利，正如笔者无比赞同曹林的这句“新闻是历史的底稿”，只是曹林和方方们应该有觉悟：当你们以自己的视角和立场记录历史的时候，别人也在记录你们。
去年3月1日，曹林大喝一声：“停止妖魔化外国抗疫！”
这一幕作为历史，被很多网友截图记录了下来。
同样被系统记录的还有笔者就曹林文章所发感慨的“违规通知”：
这算不算作为“历史底稿”的“新闻”呢？至少对笔者来说算是吧。
曹林所谓之“妖魔化外国抗疫”，不过是让网民、专家和媒体人们“咸于争论”的“中国和欧美的抗议政策孰优孰劣”，这样的争论到现在都快两年了还一直没有中止。从最开始的通过对中国的污蔑为欧美的抗疫无能甩锅，到后来的神吹欧美的神药和躺平式抗疫下“自由”、“开放”倒逼国内也“共存”、“开放”，到今天，我们总算明白了最开始的争论究竟是为了什么。
尽管美国“赢得”了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的全球双“冠军”，欧洲今天又成了大流行的震中的事实摆在面前，但这样的争论到今天也没有一个最终的胜负，例如吹嘘“神药”的姿势就一直没太大变化：
截图于2021年11月8日
方方2020年2月27日的日记
“中药就是特效药”被中国的事实证明了，但某些人就是不予承认，心心念念地还要盼着美国的“特效药”，一有风吹草动就大吹特吹。即便这个新的“特效药”真的有效，脑子有病的人才会放弃一个疗程一百元人民币的已经被证明是特效药的“清肺排毒汤”，去选择一个疗程700美元的未经大规模验证的美国“特效药”。当然，不排除医药资本集团为了赚钱，操纵媒体去制造“精神病人”。
这些新闻以及新闻背后的“妖魔化国外抗疫”的争论不都是正在发生的历史吗？往小了说，这是抗疫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历史事件所发生的路线斗争；往大了说，这又何尝不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国际范围的阶级战争呢？
在这样的战争中，各路媒体、媒体人、记者站到了不同的立场，曹林的立场也是很鲜明的，尽管这次当记者节“形象大使”他又是扮演了一次“绣红旗”的角色：
当然，曹林当年还讲了很多比这更出格的话，从中我们也能看出曹林对人民领袖毛主席以及他所缔造的党的仇视，但通过曹林以形象大使身份出来“绣红旗”的行为，我们也能看出曹林及曹林背后的人的狡猾之处。
又如前几天对“上海烟花”的尬吹，曹林就冲锋在了前面：
这些人为什么要吹“烟花”？笔者在前几天的文章已经谈过了，那就是抨击其他地方是“防卫过当”，实际上还是在变相地鼓吹“开放论”、“共存论”。
意外的是，曹林们的媒体战队出现了一位猪队友，抛出了一篇《江西的红灯与上海的烟花》，成为全国网民痛斥的对象：
笔者说过，合肥日报这篇荒唐的文字不过是一边倒地“烟花尬吹”所带来的恶果。而曹林立刻就来了个大变脸，转发了一篇别人写的文章为自己两天前的“尬吹”进行找补，以彰显自己的“理中客”：
如果“新闻是历史的底稿”的命题在某些人那里真的能够成立的话，一众公知和媒体人为什么又要强烈地抨击“挖坟”行为呢？“挖坟”不就是在挖历史吗？而曹林这样一个大报主编被网友反复“挖坟”，还能够成为主流媒体界屹立不倒的“常青树”，这样的现象本身就是一件值得人们记录的历史。
当然，曹林之类代表不了所有的中国记者和媒体人，中国记者节到来之际，我们还是应该向那些有良知的中国记者致以深深的敬意，感谢他们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纷繁复杂却又真实的世界，为这个时代的历史留下了“底稿”。
电视剧《觉醒年代》中有这样一个场景，《京报》创办人邵飘萍到北大为新闻研究会授课，在课堂上邵飘萍问在座同学，做好一名新闻记者最重要是什么，侯京健饰演的青年毛主席作出了这样的回答：
电视剧里的这段演绎，跟真实的历史场景未必完全一致，却又相对客观地展示了毛主席的新闻观。
1918年秋，毛主席第一次来到北京，并在北大图书馆做起了书记员；10月，“北大新闻研究会”成立，在李大钊的建议下，毛主席参加了这个研究会，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亲任会长，著名新闻人、《京报》总编辑邵飘萍也应邀授课，讲授报纸出版、新闻采访知识。
所以，电视剧《觉醒年代》这段情节的历史背景大致是准确的。“新闻研究会”的这段经历对毛主席来说非常重要，正是在这里，毛主席接受了中西方新闻学基础理论教育，学习了现代传媒理念，初步掌握了采访写作、出版发行的“十八般武艺”，开始了自己的记者生涯。
1919年7月，年仅26岁的毛主席创办了湖南省学联刊物《湘江评论》，并亲自担任主编，《湘江评论》的大部分文章都是出自他的手笔。9月《湘江评论》被湖南军阀张敬尧查封，毛主席又接手主编《新湖南》。1925年，毛主席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创办并主编了国共合作下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机关刊物《政治周报》。
1926年3月，毛主席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7年3月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名篇。另外，他还相继在《新青年》《女界钟》《申报》《大公报》《民国日报》上发表文章数十篇，引起广泛关注。长沙《大公报》聘请他为“特约记者”时，连续3天刊登特别启事：“本报添约毛润之先生为馆外撰述员。”足见当时毛主席在报界影响之大。
毛主席被称为“新华社首席记者”，那是在解放战争的决胜时期，也是毛主席一生中为新华社撰写新闻最多的时期。1948年10月，党中央和毛主席获悉国民党欲乘冀中解放区兵力空虚，偷袭石家庄，袭扰西柏坡。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毛主席一方面做好让中央撤离的准备，一方面接连在新华社发出4篇新闻稿，《动员一切力量歼灭可能向石家庄进扰之敌》、《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蒋傅军进扰》、《偷袭石家庄敌军行动迟缓》、《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将敌妄图偷袭石家庄的真实企图、具体部署讲得清清楚楚，展示出了解放区军民严阵以待、誓歼来敌的气势和决心，缔造了毛主席“用一笔退敌十万兵”的传奇。
毛主席为《人民日报》撰写的1949年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以及为新华社撰写的《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等一篇篇简短有力、气势磅礴磅礴的新闻稿，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指引着中国革命一步步走向胜利。
“中国记者节”，又怎能不首先纪念这位开启了新中国新闻事业的“首席记者”呢？而纪念他最好的方式，就是莫过于重温他的新闻观。
毛主席的新闻思想有很多独特的内容，第一条就是“严禁扯谎”。
1931年3月14日，毛主席在中央苏区下发了一份通令《怎样办〈时事简报〉》，明确指出：报纸“严禁扯谎”。他认为，“文字和材料都要是有鼓动性的”，但鼓动性并不代表要说假话，“例如，红军缴枪一千说有一万，白军本有一万说只一千。这种离事实太远的说法，是有害的。”
1946年，土改工作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新闻界出现了严重的“左”倾思想：夸大成绩、隐瞒缺点，对土地改革中的复杂性和斗争性视而不见。这造成了群众的极大不满，毛主席对于这样的作风立刻予以纠正。转战陕北之后，毛主席东渡黄河路过山西时，接见了《晋绥日报》的编辑人员。在讲话中，毛主席又强调：“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
1958年，报纸上开始弥漫着“浮夸风”，毛主席非常怀疑和担心。11月11日，毛主席同志在与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谈话中讲到，“记者头脑要冷静”，“记者到下面去，不能人家说什么，你就反映什么，要有冷静的头脑，要作比较。”
80年代，历史虚无主义和反毛风浪甚嚣尘上的时候，吴冷西站出来说了句公道话，“后悔当初没有听毛主席的话”。1987年至1997年间，吴冷西带病写出了对研究当代历史具有重要价值的回忆录《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他在书中回忆道：
毛主席这些话我虽然听到了，但是被前面所说的关于解放思想、提高风格、敢于创新等等大量的议论压倒了，因而没有足够的重视。随着大跃进高潮的到来，也冲昏了头脑。
但新闻的真实性是怎么来的呢？“盲人摸象”这不叫真实性。
毛主席认为，新闻真实性最基本的是要实事求是地调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1930年5月，毛主席针对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发表了《反对本本主义》，文章开篇就点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鼓励大家迈开两脚，去工作的范围多走走，多了解情况，而不是一顿瞎说。为此，他举了一个例子，唐朝一个太守审案前，先调查清楚原告和被告周围的人和环境，再根据调查的结果进行审问。这叫勾推法，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方法，“记者和编辑要学会这种调查研究的方法。”
这其实就是电视剧《觉醒年代》里，青年毛主席说的，“分析、论证，去伪存真，由表及里”。
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期间，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真实”：一种是由土改的个别先进典型，想要一步到位建成共产主义，不顾及其他地方的客观事实；而另一种则是由个别差的典型，得出了情况特别糟、“合作化”搞早了的结论。部分报纸报道了某些地区的具体做法，但各地有各地的特殊性，一些方法并不能作为指导性的经验在全国推广。对于两种极端化的清晰，毛主席都是不赞成的，毛主席指出“有的消息，我们就不是快登慢登的问题，而是干脆不登。” 不宣传，是以免传播一些不成熟的、错误的经验。后来出现的“共产风”以及再后来用小岗全面否定大寨，不过是错误倾向重新占据上风的表现，都是违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坚持新闻真实性不能忽视新闻的阶级性。毛主席认为，“在阶级消灭之前，不管通讯社或报纸的新闻，都有阶级性。资产阶级所说的‘新闻自由’是骗人的，完全客观的报道是没有的”。
而由这一点来检验曹林们，就比较容易看清楚他们了。
曹林也经常喊打破“信息茧房”：
然而，我们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对每一个问题进行细致分析的话，不难发现，曾以“反对派”面目出现的曹林们，不过是打破了一种“信息茧房”，又在打造另一种“信息茧房”，他们的真实立场不过是游走于“权”与“资”之间。
既然曹林已经有了“新闻是历史的底稿”的觉悟，那就更应该觉悟到，这样的底稿必须是站在大多数人民立场，要能经得起人民和历史检验的。笔者认为，这也是一切记者和媒体人应有的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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