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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临终遗言 迂回说出人类社会阶级斗争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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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临终遗言出土,颠覆传统,震惊世界

陈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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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临终遗言出土,颠覆传统,震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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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称马王堆考古发掘工作又传捷报。一批春秋时代竹简出土,共168片,包裹在一做工考究的猪皮囊内,囊外涂有约一寸厚的保护层(疑为猪油与其它物质之化合物),使竹简与空气隔绝。猪皮囊内的竹简又被分成21捆(每8个一捆),分别装在丝绸袋内。包装风格很像现今中秋节的高档月饼盒。经考古学家仔细清理,辨认,这批竹简完整地记录了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孔丘先生的临终遗言。这无疑是中国考古史,古代思想史上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笔者陈文伍(陈平)认为,因为《论语》是孔子门人所编辑,难免有孔子门人的意见和当政者的意志在里面, 我认为《孔子临终遗言(文言文版)》或许是更真实地反映了孔子的言论和思想。还有,陈胜、吴广的反秦口号就是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关于霸王项羽的可“取而代之”。看到“不智君王,只知戟可屠众,未识言能溃堤,其国皆亡之。故鼓舌者,必戳之。”笔者陈文伍有点毛骨悚然,原来秦始皇是信了孔子临终遗言才焚书坑儒的?结果秦始皇把自己好不容易打下来的江山给坑了。秦始皇是被孔子遗言给坑了。看来秦始皇还真把孔子和儒教当回事情。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可能就是因为孔子临终遗言《子寿终录》。秦始皇是始皇帝,是想传万万世的,岂可让孔子和儒教的门徒“取而代之”,那还了得。这很可能是直接导致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原因。】



但是,也有认为孔子临终遗言是后人所作。







孔子临终遗言(文言文版)


 《子寿终录》


  子寿寝前弥留少时,唤诸弟子近叩于榻侧。子声微而缓,然神烁。嘱曰:吾穷数载说列侯,终未见礼归乐清。吾身食素也,衣麻也,车陋 也,至尽路洞悉天授之欲而徒弃乃大不智也。


汝之所学,乃固王位,束苍生,或为君王绣袍之言。无奈王者耳木,赏妙乐如闻杂雀鸣,掷司寇之衔于仲尼,窃以为大辱。其断不可长也。鸿鹄伟志实毁于为奴他人而未知自主。无位则无为,徒损智也,吾识之晚矣。呜呼,鲁国者,乃吾仕途之伤心地也。汝勿复师之辙,王不成,侯为次,再次商贾,授业觅食终温饱耳,不及大盗者爽。吾之所悟,授于尔等,切记:践行者盛,空叙者萎。施一法于国,胜百思于竹。吾料后若有成大器之人君,定遵吾之法以驭民,塑吾体于庙堂以为国之魂灵。然非尊吾身,吾言,乃假仲尼名实其位耳。


拥兵者人之主也,生灵万物足下蛆;献谋者君之奴也,锦食玉衣仰人息。锋舌焉与利剑比乎?愚哉!旷古鲜见书生为王者,皆因不识干戈,空耗于文章。寥寥行者,或栖武者帐下,或卧奸雄侧室。如此,焉令天下乎?王座立于枯骨,君觞溢流紫液,新朝旧君异乎?凡王者祈万代永续,枉然矣!物之可掠,强人必效之;位之可夺,豪杰必谋之。遂周而复始,得之,失之,复得之,复失之,如市井奇货易主耳。概言之,行而优则王,神也;学而优则仕,奴耳;算而优则商,豪也;痴书不疑者,愚夫也。智者起事皆言为民,故从者众。待业就,诺遁矣。易其巧舌令从者拥主,而民以为然。故定乾坤者必善借民势。民愚国则稳,民慧世则乱。


武王人皆誉之,纣王人皆谤之。实无异也!俱视土、众为私。私者唯惧失也。凡为君者多无度,随心所欲,迎其好者,侍君如待孺子。明此理,旋君王如于股掌,挟同僚若持羽毛,腾达不日。逆而行之,君,虎也,僚,虎之爪也,汝猝死而不知其由。遇昏聩者,则有隙,断可取而代之。


治天下者知百姓须瘦之。抑民之欲,民谢王。民欲旺,则王施恩不果也。投食饿夫得仁者誉,轻物媚予侯门其奴亦嗤之。仁非钓饵乎?塞民之利途而由王予之,民永颂君王仁。


御民者,缚其魂为上,囚其身为不得已,毁其体则下之。授男子以权羁女子,君劳半也。授父以权辖子,君劳半之半也。吾所言忠者,义者,孝者,实乃不违上者也。


礼者,钳民魂、体之枷也。锁之在君,启之亦在君。古来未闻君束于礼,却见制礼者多被枷之,况于布衣呼?礼虽无形,乃锐器也,胜骁勇万千。


乐者,君之颂章也。乐清则民思君如甘露,乐浊则渔于惑众者。隘民异音,犯上者则无为。不智君王,只知戟可屠众,未识言能溃堤,其国皆亡之。故鼓舌者,必戳之。


吾即赴冥府,言无诳,汝循此诫,然坦途矣!切切。


言毕,子逝


孔子临终遗言(白话文版)


  孔子临终前,叫他的弟子们都跪在了他的床旁边。孔子虽然说话声音小且慢,但精神却很好。并开始嘱咐弟子们:我多年来游说各国的君王,但最终也没有看到秩序恢复,舆论一律的局面。我这一辈子,没吃啥好的,没穿啥好的,乘的车也很不像样。快到死了我才明白,上天让我享受的东西我却没有去享受,实在是太不明智了。


你们跟我学的那些东西,都是些为了巩固君王的王位,控制老百姓,或着是歌颂君王的学说。但君王听不进道理,美妙的音乐他们听起来就像是麻雀喜鹊乱叫。他们随便给了我一个司空的官来糊弄我,是对我的莫大侮辱。这样的君王不会长久。我的伟大理想没有实现是因为我只知道给他人做奴才,而不知道自己当主子。手中没有权利,就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是白白浪费自己的智慧,这一点我知道的太晚了。唉,鲁国啊,你是我当官路上的伤心之地呀。你们可千万不要走我的老路,当不成国王,也要当侯,再不行也要成为大商人。当教书先生最多也就是混口饭吃,还不如江洋大盗活得滋润。


我给你们说的这些都是我悟出来的,但你们必须记住:只有行动才能事业昌盛,只是空谈便一事无成。把一个想法真正地付诸实施了,胜过把一百个想法写在竹子上。今后那些有作为的君王,肯定会按照我的办法管老百姓,并且为我修庙塑像,把我当作老百姓顶礼模拜的精神偶像。然而,他们并非真心尊崇我以及我的说教,不过是借我的名字巩固他们的王位罢了。


 拥有军队的人才有可能成为人君,他们把老百姓看得就像虫子一样微不足道。出谋划策的人只能给国王当奴才,要想吃好的穿好的还得看主子的脸色。再能说会道的舌头能和军人的利剑比试吗?太愚蠢了。自古以来很少见到有书生当君王的,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掌握军队。智慧都消耗在了写文章上。即使有个别实践者,也不过是给掌握兵权的人打下手,或者给那些想图谋篡位的人当谋士。这样怎么能号令天下呢?


君王的宝座是建立在白骨之上,君王的酒杯里盛满了鲜血。各朝各代都如此。君王总是希望他的帝国能世世代代存在下去,然而这只能是痴心妄想。如果财物可以通过打劫得到,强悍的人就会效仿。如果王位可以被抢过来,那些英雄豪杰就会想办法夺取。这样就会没完没了的你争我夺,得到的会失去,其他人再夺到,再失去。就和自由市场上的紧俏商品一样,经常换买主。概括地说,实践得法者就可以成王,那就是神;读书读得好可以当官,但终究也不过是个奴才;谋划精道经商可能成功,那就是富豪;迷信书本而不怀疑书本的人就是愚蠢之人。


聪明的人在夺取天下时,会声称他这样做是为了老百姓,所以追随者就很多。等他的事业成功了,原先许的诺言就不见影了。但他会换个说法,让老百姓拥戴他为王,而老百姓也觉得应该是这样。所以,想得天下的人必须善于借助老百姓的力量。民众愚蠢了,国家就稳定;老百姓聪明了,世道就会乱。


人们都对周武王赞誉有加,对殷纣王却大肆声讨。实际上他们是一路货色。他们都把国土和百姓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财产拥有者最怕的就是失去财产。大多数国王往往干什么都没有节制,想咋胡来就咋胡来,只要你们投其所好,伺候国王其实就和哄小孩一样容易。明白了这些道理,你们就会把国王玩弄于股掌之中,对付同事就像拿起一根羽毛一样轻松,很快就会飞黄腾达。如果不这样的话,国王就会像老虎,同事就是老虎的爪子,你突然死了都不知道是咋死的。遇到你伺候的君王是个糊涂蛋,那就有机可乘了,你就应当毫不犹豫地夺取他的王位。


统治国家的人明白要让老百姓穷的道理,老百姓的欲望少了,就会感谢国王。老百姓的欲望多了,国王给了老百姓好处,他们也不领情。你给饥饿的人一点吃的,他就会赞誉你仁慈,你把轻的礼物送给大户人家,连他家的佣人都瞧不起你。仁慈难道不是个鱼饵吗?把老百姓赚钱的路都堵死,而他们想要什么只能从国王那里得到,老百姓才会称颂国王仁慈。


控制老百姓的方法,上策是控制他们的思想,不得已时才把他们关在监狱里,杀头是下策。让男人把女人都管住,国王就只用管一半的老百姓。再让父亲把子女都管住,国王就只用管四分之一的老百姓。我所说的忠、义、孝实质是不违背上级的意思。


所谓礼,就是锁住老百姓灵魂与肉体的枷锁。锁住或者打开全由国王说了算。自古以来也没见过礼能约束国王的。而那些制订礼的人却有不少蹲了大狱,更何况普通老百姓呢。礼虽然摸不见,但却是锐利的武器,胜过千万勇敢的军人。


所谓乐,就是歌颂国王的文章。舆论一律了,老百姓思念国王就像久旱盼甘露一样,如果让老百姓想说啥就说啥,那些煽动群众的人就会得利。不要让老百姓胡说八道,那些犯上做乱的人也就无计可施了。不明智的国王,只知道刀枪可以镇住百姓,却不知道言论也可以把大堤毁了。所以,他们的国家都完蛋了。对于用言论煽动百姓的人,一定要格杀勿论。


   我是就要死的人了,绝不会胡说,如果你们按照我说的去做,必会走上阳关大道。一定记住我说的话。


  说完这些话后,孔子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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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10-27 23:01:53 | 只看该作者
刘继明:革命、钟摆与“中间文学”
2021-10-25 23:35:46作者:刘继明来源:作家刘继明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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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汪晖先生及会议组织者的邀请,使我有机会跟大家一起重访二十世纪中国文化革命的现场。对我来说,这既是一次学习的机会,也是一次向二十世纪伟大的人民革命纪以及那一代革命作家或左翼作家致敬的机会。

  作为一个当代作家,我可能同专注于对历史进行知识考古学式的研究和发掘的学者们不同,更习惯直接面对当下的中国和世界。来参加这个会之前,老田向我推荐了柄谷行人的一篇文章《我为什么不搞文学了》,其中有一段话:“完全丧失了政治向度的文学,就变成了娱乐。而在1990时代之后,文学已经从一切重担下‘解放’了。但是与此同时文学也终结了。当然,作为娱乐的文学还残存着,毋宁说还很兴盛,但是却丧失了连接理性和感性的想象力。亦即,丧失了名为社会主义的理念。”对他的观点,我相信不仅是我,在座的很多人都赞成,而且感同身受。柄谷行人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归结为文学和文学批评都丧失了“连接理性和感性的想象力”,老田和我交流过他的看法,他认为这是因为现代社会中人们成了工具,而不是主体,如果不能对这种“客体化”的处境有所超越,“批判的想象力”便无处立足,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出现一个真正的“新社会模板”。

  我大致赞同老田的观点。但他说的“新社会模板”亦即一种理想的社会图景还是含糊了些。在一个整体工具化的时代,所谓“新”和“旧”只有相对的意义,无法作为价值评判的标准。对此,凡是经历过四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和文学蜕变过程的人都有很深的体验,所以,我觉得还是像柄谷行人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归结为“丧失了名为社会主义的理念”这样直接比较好。

  但如果接受柄谷行人的说法,又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难题,即我们现在不仅“丧失了名为社会主义的理念”,而且整个世界已经深陷在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境遇里,这种境遇持续时间之长,大大超出了人们特别是左翼知识分子的预料。何时能够重建“社会主义的理念”,似乎成为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当然希望这种境遇早点结束,但现实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自有其运行和发展的规律。

  在这里,我想给大家谈谈《多余的人》。《多余的人》是我和江苏作家沙黑合作的一部长篇小说,目前尚未出版,只是在网上连载了部分章节,就被叫停了。《多余的人》还有个标题《一个人的文革》,听这个题目大家可能就知道这部小说写的是什么,也知道为什么在网上连载被叫停了。

  我为什么要给大家谈这部小说呢?因为小说中有个叫范公望的中学教师提出的一个观点,跟这次会议的主题有关系。这个范公望五七年曾经被划为右派,文革初期,他为了改变自己的政治地位,积极参加运动,后来摇身一变投靠了“当权派”,再后来成了一个坚定的文革反对派,埋头著述,写成一部理论著作《形式论纲》,在这部后来被焚毁了的著作中,他提出了一个“钟摆论”:“当社会只需要一分‘革命’时,你只能给它一分,但你却一下子给出了十分,或者是把那一分‘革命’维持的时间太长,这就多了,这就是‘用尽’,结果呢,人们必将对‘革命’产生厌倦和反动,被‘革命’批判和驱逐的也就会卷土重来,‘革命’走向它的反面,成了‘不革命或反革命’。将来有一天,这种‘不革命或反革命’,大约同样也会把自己‘用尽’,历史就这样一往一复,像钟摆似的重复着左一下右一下的动作……”。

  范公望企图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找出某种规律,但由于他采用的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而是从形式逻辑出发,得出的结论显然也是形而上学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尽管如此,我觉得对我们分析和把握“短二十世纪”及“短二十世纪”之后的世界和中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在“短二十世纪”的视野中,中国革命曾经出现过两座高峰,一座是1949年革命,另一座就是1966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国革命的大叙事中,文革是1949年革命的延续,甚至可以说,1949年是1966年革命的“因”,1966年革命是1949年的“果”,没有1949,就没有1966,换言之,没有1966,1949也就失去了方向感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所以毛泽东才说“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还很长,更艰巨,也更伟大。”所以他才觉得自己一生中干了两件大事,一件事是建立新中国,另一件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文革想解决的是革命“第二天”的世界性难题,但也许由于用力过猛,如同火箭尚未将导弹运送到预定的太空轨道,便耗尽了能量。结果就出现了范公望所说的“革命”被“用尽”,“走向它的反面,成了‘不革命或反革命’”,也就是从左边摆到了右边,历史就这样一往一复,像钟摆似的重复着左一下右一下的动作”,至于何时从右边摆到左边来,谁也无法预测。

  其实,范公望的“钟摆论”并非凭空杜撰,而是对中外历史经验的某种总结。中国古代的王朝更替,无一不是统治阶级的压迫掠夺超过了被统治阶级承受的极限,使“钟摆”摆向另一边,导致了王朝的覆灭。压迫的越残酷,摆动的力度和幅度也越强,时间频率越短。西方所谓的民主国家也是如此,“钟摆”摆动的幅度和时间周期除了受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影响,还由于政党轮替的选举制度使“钟摆”始终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和幅度之内摆动,维持着长时间的平衡状态,所以保证了资产阶级“千年王国”永续不变。但如果遇上世界性的大动荡,这种平衡也会被打破。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引发的全球性资本主义危机,导致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风起云涌,并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成功,逐渐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互相对峙的两大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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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说,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钟摆都是从右向左摆动的,但这一趋势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被逆转了,钟摆开始从左向右摆动(中国则以1976年或1979年为时间节点)。这是“短二十世纪”结束的标志。这个态势一直持续到二十一世纪初的第二个十年。从那时到现在,世界政治进入了一种中间状态,即左右两种政治达成了暂时的平衡,这种平衡既是各种经济社会思潮和力量激烈博弈和妥协的产物,也是威权主义和精英政治对社会大众实施强力控制和洗脑的结果。“中间状态”的政治(或曰“中间政治”)在国家治理上也许是成功的,但在文化上却极为保守和平庸,它跟一切“右”的或“左”的政治形态不同,不像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那样,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和远大政治理想,在价值观上暧昧含混、在行动上犹疑不定,警惕和拒绝任何带有左右标签的政治实践,把保守主义、实用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精英主义混搭在一起,以民主的名义压制民主,以革命的名义否定革命,构建出一种超阶级的共同体意识形态。“中间政治”能否摆脱治乱循环的周期振荡,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平衡阶级矛盾——尽管按照马列毛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矛盾论,它是很难实现的。

  任何文化都离不开政治的影响。正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上升时期都曾经产生过辉煌灿烂的文化,涌现过许许多多体现本阶级审美理想的文学作品,“中间政治”形态下同样也会产生中间形态的文学,我称之为“中间文学”。“中间文学”允许甚至宣扬形式上的“多样化”,但在价值观和立场上却像“中间政治”希望掌控对现实和历史的全部解释权、命名权那样,警惕和拒绝任何偏离主流意识形态的倾向和探索,视其为异端,并不惜通过一切手段将其区隔和屏蔽掉,因而不仅丧失了“连接感性和理性的想象力”,而且丧失了连接现实和历史的想象力,由历史虚无主义掉进了历史犬儒主义的泥淖。

  同无产阶级上升时期刚健质朴、生机勃勃的文学相比,“中间文学”是平庸保守的。中外文学史上一切杰出的作家和作品,无不源于其对既定文化秩序的大胆冒犯和挑战,因此,“中间文学”只有突破“中间政治”的思想禁忌,才能在感性与理性、现实与历史之间建立起新的想象力,而这往往意味着“中间政治”的平衡状态将再一次被打破。

  按照范公望的“钟摆论”,“中间政治”的平衡打破后,历史将开启新一轮的震荡周期,至于是向右还是向左摆动,只有天知道。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当然希望这个“新”是“革命”的,而不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的,因此毋宁说是一种“旧”的回归。
  (本文系在清华大学“短二十世纪的文化与革命”学术工作坊的圆桌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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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10-27 23:03:17 | 只看该作者
会议通知 | 短二十世纪的文化与革命[color=rgba(0, 0, 0, 0.3)]TIAS [url=]清华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url] [color=rgba(0, 0, 0, 0.3)]1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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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二十世纪的文化与革命”
学术会议

2021年10月23日-24日

主办单位: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


会议简介


短二十世纪是战争与革命的世纪,文化在这个世纪中占据着独特的位置。二十世纪的文化变革不仅是革命政治的产物和革命机器的重要环节,更“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文化变革为政治和社会变革创造了全新的价值、范畴和主体,同时,文化与政治的相互渗透又不断拓宽这“文化”本身的边界。

二十世纪的文化变革不仅触发了语言、文学、美术、音乐、电影、戏剧与建筑等形式的革新,亦在教育、史学、哲学、政治经济学诸领域掀起巨浪;它致力于妇女解放和家庭领域的改革,要求novyi byt和“灵魂深处的革命”。二十世纪的解放政治也重绘了全球的文化版图,创造出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世界青年联欢节、亚非作家会议、新兴力量运动会等一系列全新的,旨在打破旧的中心/边缘关系的文化交往形式。而二十世纪文化变革的特殊性,便在于它服务于一场全方位的“再造新人”的社会实验,这场实验要求多数人口的文化教育与普及,更要求这一人口克服其臣属性,获得“自觉”,打破旧文化所依凭的等级结构,一跃而成为文化的主人。

值此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举办此次工作坊,重访二十世纪中国与世界文化变革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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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名单



仓重拓 清华大学陈向向 贵州民族大学初金一 耶鲁大学冯淼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高华鑫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贺桂梅 北京大学何吉贤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江棘 人民大学老田 民间学者李放春 重庆大学梁展 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林彦 清华大学路杨 中央民族大学罗岗 华东师范大学马海波 青海民族大学毛尖 华东师范大学邱士杰 厦门大学宋念申 清华大学孙晓忠 华东师范大学王洪喆 北京大学王璞 布兰代斯大学王行坤 天津师范大学吴舒洁 厦门大学熊鹰 清华大学徐启轩 香港理工大学阳和平 北京对外经贸大学易晖 中国现代文学馆袁先欣 清华大学张晴滟 中央戏剧学院张翔 首都师范大学赵庆云 中国社科院历史理论研究所钟雨柔 多伦多大学朱羽 上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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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防疫及场地方要求,本会议暂不对外开放。请对会议感兴趣的师友关注我们的后续报道。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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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李光满的“深刻变革”:不能以善良愿望代替客观现实



2021-10-27 23:25:39作者:青年毛思想信仰者来源:赤浪青年  橘子洲头

  时隔多日,李光满先生终于重申了他的“深刻变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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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些日子,李光满提出“深刻变革”以后,歪屁股胡锡进和海内海外大大小小的右翼媒体,包括一部分右翼思想倾向的自媒体,一拥而上,大加挞伐,一片“wg2.0”,没有肃杀氛围也要创造肃杀氛围。可见那些人,嘴上不承认阶级斗争,实际阶级斗争的那根弦绷得很紧,只不过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搞阶级斗争。说得好像中国资本势力还是摇篮里的小宝宝,好像是人民在压榨资本而不是资本在压榨人民……
  奇哉怪也!
  面对种种亲资媚资的奇谈与怪论,李光满先生表现出了他的勇气。他敢于坚持自己的相对进步的观点,虽暂避其锋芒,但终究不在强大而歇斯底里的舆论战对手面前低头。他不但在立场、观点、对人民的态度上比胡锡进之流进步,在观点的一贯性鲜明性上也比表面上经常摇来摆去、把人民当猴耍的胡编强多了。
  但是,我们同时也认为:李光满先生的“深刻变革”论,仍在值得商榷之列。
  当然,我们首先是认为:胡锡进暗里声援的海内外右翼舆论,即引导中国走上全面的、完全露骨的资本主义道路的舆论,是彻底反动的,不但有违于中国劳苦大众的利益,而且不符合中国大多数人民对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强烈渴望。
  这个方案,即海外帝国主义舆论和海内自由派公知舆论开出的药方,当然也是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但却是从最反动的立场上做出的回答,是要拉着我们走上一条彻底的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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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说中的“邪路”,这就是!
  对于业已形成垄断,成为剥削压迫中国人民的主要角色的资本势力,包括国内私人垄断资产阶级、外国(主要是美西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等,这个药方,是完全迎合的,甚至就是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开出来的。这个药方,自由化的药方,不但要求维持资本剥削体系,而且要求不要限制资本,要求任由资本势力为所欲为,连资产阶级的、孙中山式的节制资本的政策取向都要加以反对。
  难道不是最反动么?
  按照这种主张,不但不会有什么“深刻的变革”,而且会导致更严重的倒退,资本主导的秩序将更加巩固化,中国人民势必更深地沦为资本的奴隶。人民能在自由化中得到的一些可怜巴巴的、资产阶级性质的“自由民主”,比起他们失去的东西来,简直是不值一提。
  当然,胡锡进是不是完全赞成自由化?
  那也不是。
  胡锡进是以“中派”的面目出现的:既不左也不右,这个右就是指的全盘自由化。但是,胡锡进在对资本的态度上,是与右翼一致的,一样把资本当爹供着或当孩子宠着。即,胡锡进可能在政治自由化上有所保留,但在经济自由化上是跟右派一样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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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们之前所讲的,所谓“老改开”的思路。
  这样一来,就有了两种药方:全盘自由化和部分(经济)自由化。
  然而,众所周知经济是社会的基础构造;当经济基础被形形色色或官或民的资本家掌握,本来就还不巩固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或早或晚都会被掏空,变成一个徒有其表的空壳子。
  近年以来,尤其是今年以来,还有一种药方,那就是主张反垄断、主张动一动资本势力;但同时,也并没有明确主张触及资本主义私有制,至少暂时有所保留——这种带有进步色彩的、孙中山式的思路,确实能对“改革”进行改革,形成一种“再改革”。
  这就是所谓“新改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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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要说清楚,为什么要给改革打上引号。
  因为,几十年来在某些人的一手操弄下,只有最反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革才配叫“改革”。我们的改革,只要偏离了科学社会主义道路,他们就大为赞赏,不吝溢美之词。在他们看来,改革开放不需要坚持社会主义,不需要在科学社会主义的轨道上推进,他们心目中那个“改革”终极目标就是改得跟今天欧美资产阶级社会完全一样。
  谁搞臭了“改革”?就是那些装都不装一下的,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的海内右翼公知,和海外帝国主义者;以及很会装的,对改革本来应该坚持的社会主义性质持模棱两可态度的机会主义者。在美帝国主义者看来,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当然应该是跟美国、西方越来越像,他们一直认为全世界都应该走他们的道路!
  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帝从来没有放弃过“冷战”,因为它从来没有放弃过它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它侵略性地向全世界推广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模式,包括在看似人畜无害的影视作品中推广资产阶级的美式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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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美国没有放弃那一套,还在不断挑起关于发展道路、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争论,那么,我们单方面自废武功,又有什么用呢?
  这就好比还没有结束战争,你就宣布:为了和平,我放下武器。而对面的敌人还没有解除武装呢!
  这是比宋襄公还宋襄公的做法。
  其结果,只能是敌人冲杀过来,我们死伤惨重,甚至有不少人选择投降。
  当然,回过头去讲理论自信、讲国际话语权,不能否定有进步。问题是,怎样才能牢牢确立理论自信?怎样才能有力地跟国际帝国主义争夺话语权?
  只有“重新发现”马列毛主义,只有把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作为我们的匕首和投枪。
  同样,反垄断、节制资本、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等口号的出现,中国人民反资本意识的觉醒,中国舆论场上反资本话语的强势——这些都是有进步意义的,人民的觉醒尤其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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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是,作为一开始的“左派国家”,我们不要自己把路走窄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利用商品经济,甚至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和不管什么阶级专政(其结果就往往是给资产阶级专了政),一昧“发展”——这是两码事。后者的结果,一定是搞资本主义,一定是富者越富、穷者越穷,一定是背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初心。
  “深刻变革”,任何形式的“深刻变革”,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都有其主客观条件。
  从主客观条件看,中国人民主观上的反资本觉悟是有了,但看来还不够,还要更强些,特别是青年人需摆脱小资产阶级功利主义、享乐主义、自由主义等等的影响,树立无产阶级观念;客观上,资本力量的日子比过去难过些了,但新冠疫情并没有对其形成根本性的冲击,他们还能照旧过下去甚至借疫逐利大捞一笔,而多数人虽然生活也受到了疫情冲击,但并没有被彻底颠覆,大体上也还能够按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的方式继续活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不管哪种形式的变革,都显得缺乏直接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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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疫情只是冲击了世界资本主义秩序,并没有真正终结世界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长时期。这种在新的革命趋势出现后,仍较长时期维持旧秩序甚至在旧秩序下有所发展的现象,在世界革命历史上并不是没有过。如1815年拿破仑被迫二次退位后到1848年欧洲革命之间;如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到1905年俄国革命爆发之间;如俄国革命历史上1907~1912年的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在中国,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也出现过相对长的革命低潮期,蒋介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权还在中国维持了22年的全国反动统治。
  因此,我们恐怕只能说,“深刻变革”所必需的条件仍在形成中,所需的能量仍在蓄积中。我国乃至世界确实都需要一场社会主义指向的“深刻变革”,但她显然还没有来临,不能以善良愿望代替客观现实。我们最多处在一场深刻变革的前奏期,或者说这场“变革”的性质还有待于我们去塑造,好比中美之争也是刚刚展开而无法完全判定其性质。
  以前不懂毛教员的伟大。什么叫阶级斗争?就是你死我活,源于利益的不可调和。看看自由派公知、体制内两面人如胡锡进、西方主流媒体,怎么样在一唱一和就知道了。倒不是说他们回回都串通好,而是那种自觉性:你开一个话茬,我就接过来。这就是阶级斗争自觉性,他们是资产阶级立场的阶级斗争自觉性。
“共同富裕就是共同贫穷”
把“共同富裕”跟劫富济贫联系起来,试图抽掉共同富裕的正当性,至少限制共同富裕的充分展开,就是一个例子。胡锡进直接从外媒(联合早报)搬过来“劫富济贫”说法,连那个配图都是联合早报的。表面上,胡某人大义凛然,实际上他是暗示共同富裕“不太行”,就差直接叫板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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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面临的,就是不可调和的矛盾。怎么办?只有解决我们内部的资本问题,然后辐射到全世界,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否则,在未来,21世纪的余下岁月是没有中国劳苦大众的立足之地的,历史只会被彻底颠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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