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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非毛反毛拿不回失去民心 子弟兵不会为保56789战场杀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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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2-24 20:51:46 | 只看该作者
张志坤:应高度关注中国资产阶级“三化”的问题
张志坤 · 2022-02-21 · 来源:原创

  当今中国社会的私有资本势力已呈相当规模,并且还在做大做强的发展过程中,这是人所公认的事实。与此相适应,掌握这一资本的社会阶层或集团也蔚然可观,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存在,他们不但掌握大量的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料,而且还以典型的资本主义方式从事各种各样的经济活动,这些人已经构成一个社会阶级,那就是当代中国的资产阶级。

  当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成为中国政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框架下存在、活动并发展着的当代中国资产阶级给中国社会带来诸多方面深刻影响,这其中有一定的积极进步意义,在所谓的“补课”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在这个阶级发展壮大的过程中,由此所带来的危险与破坏也不容低估。
  结合改革开放四十年年来的耳闻目睹,窃以为,当代中国资产阶级在发展中表现出如下几个值得注意的危险倾向。

  其一,买办化
  所谓买办,这个词在近代史上的涵义就是指接受西方雇佣,为洋人做事服务的那些人。现如今中国新兴资产阶级中有相当一些人也是这样,他们或者从办现代洋务起家,完成原始资本积累,或者依托私有资本平台,引进西方资本,把自己同西方势力联结在一起,以便背靠大树,然后在此基础上继续帮助西方国家拓展开发中国市场,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中国的延伸与分支。
  同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情形一样,沿着买办的路线发展壮大,这也是中国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发展途径,这样的一种成长路线,有些人将其冠以高、大、上的所谓“国际化”,但其实质不过是现代版的“买办化”。
  现在,买办化的资产阶级在中国新兴资产阶级中占有相当重要地位,是其中的高端部分,具有明显的引领与导向作用。

  其二,寡头化
  寡头化发展是古今中外一切私有资本的历史路径和基本方向,中国的私有资本也不例外,只不过是来得更加迅猛、更加野蛮、更加不择手段而已。当然,在这个问题上,垮台的前社会主义国家比中国为甚,譬如俄罗斯,在前苏联的废墟上,短短几年时间就造就出数量可观的资本寡头群体。中国当然没有这般猛烈,但诸多金融与资本大款富豪也如园中恶竹一般疯长,那些名列所谓富豪榜的人物,基本上都拥有自己的商业帝国,都成了势倾一时、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能时不时地就把中国的市场搅得风生水起。

  资产阶级的寡头化造就出一系列新面目新类型的财阀,这是又一个社会问题(参见笔者2021年文章《中国究竟有多少商业与资本帝国》)。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的财阀地位显赫,已经世袭罔替,这已经世人皆知。中国的新兴寡头们也有这样的发展趋势,他们也可能形成中国的名门望族、豪门世家,这当然需要时间,从商业与资本帝国的寡头到财阀世家,不但需要资本的积累,还需要血脉传承的积淀,时间对资产阶级同样很重要,所以,他们把握历史的紧迫性也空前强烈。

  其三,两栖化
  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中国新兴资产阶级还表现出两栖动物的倾向:
  一是政商两栖,他们十分羡慕和渴望美国社会那种政商“旋转门”,他们深知这将是保障他们政治地位及应有社会权力的关键举措,因而也渴望在中国建立旋转门、推进旋转门,努力实现旋转门。在这个问题上,一个时期已经有所进展,主要表现是新兴富豪大款们纷纷进入人大、政协参政议政,但目前看却有些踩刹车了,所以旋转门这件事,在中国是渴望强烈但却实现艰难,其难度系数极高;

  二是内外两栖型,通俗地说就是脚踏两只船或者狡兔三窟。当代中国许多名人大款都办理了外籍身份,都把相当的身家转移到海外,转移到他们认为安全的地方,这是其本性与本性之使然。过冬的老鼠都知道要把食物分别储存在几个不同地方,聪明异常的富豪大款们更是深谙此道,他们建立和保持同美国及西方资本主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不仅是同气连枝的问题,更是他们的生存之道,是他们的命根子。所以,用脚投票之类的事情,在这些人身上就再也正常不过了。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这样的倾向,其根源何在呢?
  我们认为,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带有上述倾向并非偶然,而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必然结果,其原因在于:

  一是思想价值原因

  资本有其固有的逻辑圭臬,中国资产阶级所掌握拥有的资本,在基本属性上同西方资本主义意义上的资本没有什么区别,二者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因而其思想价值与逻辑规则也高度一致。精神上情感上站在一起,自然而然就亲近,西方资本主义亲近中国的资本主义势力,中国的资产阶级亲近西方的资产阶级,于是就要买办化,这就是“买办”这个词在中国文化语意下很臭很丑陋但却让资产阶级乐此不疲的原因;

  二是历史背景原因

  当今人类社会的历史主要是资本主义的历史,社会主义并未成为人类历史的主流。资本主义强、社会主义弱仍然是人类社会的基本态势,两种主义之间的强弱转换还在遥远的历史未来。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仍在全球扩张发展中,中国也必然要受到冲击,想要一尘不染,连革命最坚决的时代都难以做到。资本主义在中国必然生长,各种形态下的资产阶级在中国必然产生,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三是时代环境原因

  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当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与资产阶级壮大最直接和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中国自身。本来,革命胜利后的中国很快就在神州大地铲除了资本主义,如果说社会主义曾经是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幽灵的话,那么,新中国建立以后一个历史时期内,资本主义在中国也成了货真价实的幽灵,而且还是朝不保夕、苟延残喘的幽灵,能料到这个幽灵还可以还魂与复辟的人真没几个。

  后来,改革开放的中国对这个幽灵让步了宽松了。事实上,过去的四十年中,中国的最大的政治让步就是对资本主义的让步,最明显的思想修正就是对资产阶级政策的修正,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让步与修正,中国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才得以蓬勃发展起来,以超过西方经典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而再次登上中国历史的舞台。当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比他们的国内外前辈成长得都更快更顺利,这是不争的事实。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这里无意对这种让步与修正臧否妍媸,更没有指摘××向资本主义投降,这不是事实,历史前行之路从来都弯弯曲曲,类似的反复回旋在古今中外的人类社会中屡见不鲜,不足为怪。

  但是,由此产生的影响及其所发生的作用却不可低估,大致上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成为矛盾斗争的焦点和策源地

  我们经常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进行许多具有新特点的伟大斗争。对于这些新的伟大斗争,我们不能停留在口号与概念上,而必须将其具体化,因为只有搞清其具体的内涵、对象,才能将其落实到具体实践中去。

  伟大斗争当然包括方方面面,涵盖各个领域,其中首要的就是政治领域。在政治领域,伟大斗争的焦点与主要对象在哪里?是什么呢?

  窃以为,焦点就是资本主义,主要对象就是资产阶级,这不是一个愿意与否和“要不要”的问题,而是一个无关主观意愿而“不得不”的问题。因为政治资源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是最重要的资源,有关这个资源的占有与分配永远都是进行时,借用一句时髦的话说,就是永远在路上。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不但要保护自己的经济安全,而且还要保护自己的政治安全,因而就要树立他们在中国生存发展的思想理论体系,也要在中国建立相应的政治根据地和权利保障机制,由此所以引起的思想价值碰撞与资源分配矛盾每时每刻都存在、发生和演变进行着。

  当然,同政治领域一样,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等也都是同样的情形。

  第二,给政治平衡带来新的考验

  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当今中国更是如此。一个时期曾经谈“左”色变,“左”几乎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如果有谁被扣上了一顶“左”的帽子,差不多等于在政治上被宣判为死刑。与此相对应,则是右吃香,右翼势力顶着现代化、国际化的招牌在中国招摇过市、登堂入室、呼风唤雨,一时间风光无限。应该说,他们的确是做大做强了,其具体标志,就是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发展到了空前的规模与水平。当代中国资产阶级是中国右翼的大本营,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山头。

  如此一来,中国政治的主要危险很快就从所谓的“左”转到右的危机上来(参阅笔者2013年《当今中国的主要政治危险是右而不是“左”》等文章)。从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开始,中间经过1989年事件,延续到后来的“私有化风潮”、“宪政风潮”等,右翼势力在中国掀起一场接一场的风浪,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攻卒”,正是因为他们如此活跃,因而也使中国一度成为普世价值的直接受害者,并进一步面临“颜色革命”的强烈冲击,直到今天,颠覆性的可能与危险在中国依然存在,其缘由概在于此。

  这就给当代中国的政治平衡带来全新的考验。

  现在,新兴资产阶级基本上接过中国右翼势力的大旗,全面继承了右翼的衣钵,并且做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拥有比过去右翼势力更广泛的基础、更雄厚的资源和更强硬的靠山,其所具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势力同过去的右翼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俨然已经大到不能倒的程度。

  因此,从理性的政治逻辑出发,针对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就应该既要限制打击,又要安抚鼓励,因为不进行打击限制,则无法稳定中国政治,不鼓励安抚,则经济发展就可能受损受创。在这样的两者之间取中,需要高超而微妙的政治平衡术,形象一点说,大致上可以描述为“左宜右有” 、“左体右用”。人们都知道过去“中体西用”的说法及其相应涵义,现如今的情况也类似,也是左之为体、右之为用,左之右之,宜有体用之道,不可不察也。

  第三,增加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危险性

  俗话说,鱼有鱼路、虾有虾路,各走各的通道。人群也是这样,不同的人要走不同的道。社会也是这样,不同的社会也要走不同的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者之间矛盾的集大成者,就是有关社会历史走向的对抗。这样的对抗在美国有,因为美国也有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尽管目前数量稀少;在中国更加严重,因为在中国有大量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势力,资本势力成为其中的骨干与中坚。

  现在,在我们思维所能理解触及的范围内,摆在中华民族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民族复兴之路,一条是西化同化之路,也就是说,要么复兴,要么西化,除此以外别无他途。

  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回答当然是只能走复兴之路,中国应该开辟自己的历史道路,而不应皈依西方追随他们的脚步与后尘,但这样做,必然要同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构成最大最深刻的战略对立,因而就不可避免要发生同西方资本主义集团的战略斗争。这一斗争将持续很长一个历史时期,这期间会不会出现历史的反复,会不会走出历史的弯路,这样的危险性客观存在,而这一危险则集中体现在中国资产阶级身上,因为每一个中国人都要在这场浩大的战略斗争中站队亮相,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将怎样站队与亮相,这是未来中国最大、最危险的不确定性。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烈冲击下,资本主义向何处去,这已经是在全球范围内所发生的战略拷问,这一拷问将随着中国的复兴崛起变得越来越强烈,个中的道理非常清楚,那就是,如果中国的制度、道路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光彩,则资本主义制度与道路就黯然失色而沉沦不知归路了;同时,当代中国的资产阶级也面临一样的问题,如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框架下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则中国资本主义向何处去的问题也变得越来越迫切。拒绝资产阶级的“三个化”,不但要规范引导资本,不能任其无序扩张泛滥成灾,同时也要引导规范资产阶级,对其加以必要的限制(有关这个问题,请参阅笔者文章《推动和促进中国资产阶级实现民族化》),在这样的趋势与框架之下,未来中国的资产阶级将具有怎样的历史新面目,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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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8-26 20:42:35 | 只看该作者
陈先义:离开了人民,我们什么都不是!
时间:2022-08-26 00:10:51   来源:[url=]红色文化网[/url]   作者:陈先义   
“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
——人民观讨论
陈先义
为什么美国西方对我们屡屡进行颜色革命,但却一直不能得手,因为毛主席那一代人为我们的党创造了与人民鱼水不可分的关系,这个关系,成为我们建党100年来赢得人民拥护的根本保证。这句话,可不仅仅是句口号。而是我们党百年来扎扎实实的伟大实践。老区有一首歌曲唱到:“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天天打胜仗。”这反映的就是那个时候党与人民的真实关系。
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位于江西永新的三湾村。在到达三湾以前,由于部队对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问题在思想上还很不明确,于是出现大量士兵逃亡,于是在这个地方进行了整编,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原来部队叫工农革命第一军,整编后,改叫第一师第一团。永新离井冈山60公里,当时,井冈山上有两个绿林好汉,这两个好汉,一个叫袁文才,一个叫王佐。把这儿有两个好汉的信息告诉毛泽东的,是江西省委派来的联络员宋任穷。宋任穷揣着省委的密信赶到了文家市,并且第一时间把省委的密信交给了毛泽东。不要小看这封信,这封信对于促使毛泽东迈出上井冈山的第一步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也标志着他与农民和农民武装建立关系的最早开始。
在毛泽东看来,这样的农民武装,代表的就是我们的父老乡亲,是人民。于是,毛泽东派人联系袁文才、王佐。对毛泽东要率红军上井冈山,袁文才是有疑虑的,他写了一封内容婉转的信给毛泽东,他说:“毛委员,鄙地民贫山瘠,犹汪池难容巨鲸,片林不栖大鹏,贵军驰骋革命,应另择坦途。敬礼,袁文才叩首”。这封信非常委婉地拒绝了毛泽东和红军。这封用大字写在宣纸上的信,被毛泽东夹在了一本光绪年间印刷的《四书》里,幸运地得以保存下来。后来在湖南株洲的旧书市场上,被收藏者发现并且收藏,使这一文物得以流传。
但我们不知道毛泽东给袁文才写了一封怎样的回信,我们只知道,就是毛泽东的这封回信,真正地打动了袁文才,他说:“毛委员是真正有大学问的人,看了他的信,真的是胜读十年书啊!”
袁文才派来与毛泽东接头的代表叫陈慕平。因为这个陈慕平在广州农民讲习所听过毛泽东演讲,就是他把毛泽东的回信交给了袁文才。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一个较长的时期,党内党外的许多人都认为毛泽东此举就是投靠了土匪,甚至他们还认为毛泽东自己当了山大王。这种看法,在党内一直持续很多年,甚至传到了第三国际斯大林哪儿。党内有人认为毛泽东依靠的不是工人,也不是依靠农民,而是依靠流氓无产者起家的。
毛泽东确实是在井冈山起家的,但他依靠的确实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军队,这支军队后来被劳苦大众称为“人民子弟兵”。至于“人民子弟兵”这五个字的精髓,早就深置于中国的军事制度之中。
关于这一段历史,韩毓海先生在他的著作里做了详细解读,他说:
什么叫子弟?所谓子弟,对应的应该是父老。刘邦入咸阳,曾经“与父老约法三章”。项羽兵败,也曾经说了一句:无颜面见江东父老。但是什么是父老?这得研究秦汉唐的中国基层制度。这个制度的核心,就是保伍制度,即五家为一保,选拔最为忠勇的基层负责人,在古代墨家学说里,他们也被称为侠。在老百姓眼里,他们便是立足乡村扶危济困,替老百姓抱打不平的好汉,这些好汉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民心。这些人平时维持治安,战时便应召入伍,打完仗再回来,用今天能够理解的话说,老百姓叫这样的人为父老。
那时候,所谓父老,就是基层的复员军人,就是军烈属。从宋朝以后,国家以募役法代替了兵役制,以基层的家族制度代替了过去的保伍制度,基层有了朱熹的乡规民约,但是没有了军事编制,基层有了乡绅,但是没有了军烈属。王安石变法,就是要在基层建立保甲保马制度,而到了明代王阳明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恢复了秦汉唐的保伍制度,并且立足这样一个制度,建立了一支民兵武装。毛泽东就是从这些历史中领悟了人民子弟兵和发动群众的真谛。毛泽东1973年在政治局会议上说:鲁迅是圣人,而我只是贤人。
贤人不是士大夫,士大夫代表官家,而贤人代表的就是老百姓,代表的是基层领袖,正是由于有了贤人的存在,中国乡村的治理,便转入思想教育,而思想教育,就是启发百姓的觉悟。这种思想有一个主导,即以百姓为父老,才可能带出子弟兵。毛泽东正是从基层百姓那里,发现了天理与良知。正是依据这样一个思想,早在党的六大结束不久,毛泽东就提出一个重要理论,在闽西他写了一篇文章,即《反对本本主义》。这是毛泽东就如何联系人民,把人民作为父老而不是一切从本本出发,要从人民利益出发的最早文献。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问计于父老,才能找到科学的方法。才能真正做到为人民谋利益。
毛泽东为了确保部队与人民的关系,把他的治军理论概括为朗朗上口的王道。为了便于基层好读好记,毛泽东干脆把这个王道编为后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此在全军推广。秋收起义部队在文家市,毛泽东又为部队制定新的组织形式,士兵委员会。经过九死一生,毛泽东才把起义部队带到了井冈山,就在毛泽东和袁文才接洽的时候,驻守在湘赣边界的起义部队突然举行哗变,第一师第一团团长陈浩趁毛泽东不在军中,打算拉着队伍投靠国民党第十三军军长方鼎英。
毛泽东脚伤未愈,便拄着棍子从井冈山赶到茶陵。这天正是毛泽东的生日,毛泽东在茶陵召开营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在会场当场揭露陈浩的叛变行为,宣布撤销他的职务,立即予以枪决,就这样,在千钧一发之际,毛泽东把这支队伍,从茶陵带到了宁冈。
1927年11月,红军稍微稳定以后,毛泽东领导的第一师便在宁冈龙江书院创办教导队,毛泽东亲自授课,这就是抗大的前身,也是国防大学最早的雏形。毛泽东通过这种办学方式,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毛泽东在这个阶段的工作,叫做收拾民心。收拾民心,不仅仅靠纪律,更主要的是靠与人民同甘共苦。
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特使曾经就一个问题专门请教毛主席,他说:“在毛主席之前没有任何人领导农民革命获得胜利,您是怎么启发农民,使他们这么勇敢地跟着你革命的?”毛主席很淡然回答:“很简单,我们共产党人与农民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服,农民感到我们不是一个特殊阶层,我们没收地主的土地,还把它分给农民。”1956年,毛主席在中央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说:“我赞成和平时期逐步缩小军队干部和军队以外干部的薪水差额,但不赞成完全平均主义。我历来主张军队要艰苦奋斗。我们长征路上过草地根本没有房子,就那么睡。朱总司令走了40天草地,也是那么睡,都过来了。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吃树皮、树叶。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祸同当。过去我们就这样干过的,为什么现在就不能干呢?我们只有这样干了,才不会脱离群众。”
就在这次讲话中,毛主席说了这样一段著名的话:“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有这里头出来的。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
我们可以说,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是一大批有灵魂的政治和军事精英,而这个精英队伍在毛主席的倡导下,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队伍。挫败秋收起义哗变之后,毛主席很不容易把队伍带到井冈山。
1927年10月到1929年2月,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毛泽东率领红军,克服了难以想像的困难,战胜了数倍于己的敌人,红军由原来的1000余人,发展到10000余人。创造这一奇迹的就是毛泽东人民子弟兵的建军思想,这个思想,到后来形成了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但是后来情况发生变化,这个变化的核心问题就是对毛泽东人民观的赞成还是反对。说到底就是对农民队伍的认识问题。
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当时形成了以工人为主导的领导层,这主要受到苏俄革命理论的影响,有人照搬苏俄经验。其中有些领导认为,井冈山就是一个土匪窝子,红四军不是布尔什维克组成,而是由流氓无产者组成,有些人主张就是要清洗。在这些被清洗的人中,其中就包括袁文才和王佐。
1928年在莫斯科,党的六大做出了一个《农民运动决议案》,其中第七章关于“父老与子弟兵”和《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的内容,这明显是针对毛泽东的理论和思想及其实践的。决议案明确指出,在暴动期间帮助过共产党的土匪头子,必须实行清洗。那时在共产国际和左倾思想指导下的中共中央,对什么叫子弟兵根本一无所知,因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历史根本不了解,对中国传统基层蕴含的革命性力量更是缺乏了解。这时候发生一件事,1929年1月14日,蒋介石发兵3万会“会剿”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率领3600名红军离开井冈山,希望以此调虎离山。指示刚刚上山的彭德怀同志负责留守,让袁文才王佐协助他负责留守。就在这个期间,党的六大文件开始传达到了井冈山,正是因为文件内容,使留守部队发生内讧,恰恰朱德毛泽东下山了。结果袁文才和王佐属于六大文件被清洗的对象。在被追杀时,袁文才被击毙,王佐在追逃时掉到河里活活淹死。这表明六大的错误决议对中国革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袁文才和王佐是迎接毛泽东上山的好战友和同志,毛泽东听说后是怎样一种悲愤心情。毛泽东是在返回井冈山的路上知道这一消息的,当时他非常悲愤和恼怒。
一直到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时,他还惦记着这样两位好同志。接见井冈山代表时,毛主席拉着王佐和袁文才遗孀的手说:“王嫂子、袁嫂子,你们可好?我是毛泽东啊!”袁文才的遗孀谢梅香端详了好久,方才说:“毛委员,是您?您回来了?您苍老了!一定是操劳的!”王佐的遗孀兰喜莲则说:“毛委员,您记得吗?那天晚上在茅坪开会,我炖了鸡,您那时好瘦啊。”说完,兰喜莲泪如雨下。毛泽东连连叹息,王佐和袁文才两位同志,他们对于中国革命胜利都是有大贡献的。
见完故人,毛主席夜不能寐,写下了《念奴娇·井冈山》,其中有诗句曰:
犹记当年烽火里,
九死一生如昨。
犹有豪情,
天际悬明月,
风雷磅礴。
这首诗表现了毛主席对这两位红军领导干部的深深怀念和惋惜。
袁文才和王佐,在毛主席眼里,代表的是井冈山父老,是真正的大侠,那是人民的的代表。在他离开井冈山迎击敌人后的短短几天里,出了这么大的问题,毛主席心情的悲愤和恼怒可以理解,红军还怎么再回井冈山呢?于是,此后的红军,开始了闽西赣南根据地建设的艰苦时期。在接受惨痛教训之后,党和人民的关系,成为我们的党和军队永远不可偏移的生命线。历史证明,一旦这个关系被破坏,革命将付出惨重代价。
“离开了人民,我们将一事无成”,这句话是毛主席反复告诫全党同志的,也是我们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致胜的法宝。革命战争年代这样,今天,即使在和平建设时期,依然如此。
离开了人民,我们将一事无成,让我们9671万共产党员们记住毛泽东主席的这句教诲吧,我们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我们无私利可求,我们唯一追求的是人民的利益。
离开了人民,我们将一事无成!
离开了人民,我们将一事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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