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文章（“连三次分配都不懂，还想要共同富裕？”）粗略地谈论一下一、二、三次分配。当然，一次分配是根本，是社会制度（公有or私有）决定分配，而不是相反；至于二次分配、三次分配，说好听一点，就是对一次分配造成的贫富差距的调节。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下，是根本不需要二、三次分配的。
这几天耳朵被磨出茧子的一个词就是“共同富裕不是劫富济贫”，然而，二次分配、三次分配不就是通过制度规范和道德动员的方式让富人拿出一小部分钱接济穷人？本质上难道不就是“劫富济贫”？
无非是“劫富济贫”这个词太刺耳了。
在美国这样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对于作为一个阶级的富人而言，“涸泽而渔”是不可持续的发展。长此以往，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穷人无力消费，生产过剩的危机不可避免；更进一步，穷人就要掀桌子了……因此，调节贫富差距是资产阶级被迫而为的“治理理性”。
至于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何时需要对富人点头哈腰、用道德感化规劝富人“行善”了？
须知，“富人是有原罪的”！
首先，富人的“第一桶金”，或是来自血腥的“原始积累”，或是“化公为私”。双汇“废太子”控诉其父化公为私、肥美损中、偷税漏税、和秘书姘居的长文，看得吃瓜群众一愣一愣的。一位老公知跑到胡舒立浸淫多年的某刊物新媒体发文《不要为双汇“废太子”的“大义灭亲”叫好》，玩起了“亲亲相隐”的那套封建伦理。：
老公知说，“（监管部门）因为儿子的举报而去执法，可能为投资人和国家能挽回一些损失，但与对基本人伦的伤害相比，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大清亡了这么多年了，怎么还冒出这种又臭又长的裹尸布，还好意思吹嘘自己代表“普世价值”？
钻着各种制度和法律漏洞，大把捞钱、榨取穷人血汗的时候，就宣称自己是“民营企业”；这会儿盖子被从里面掀开了，丑恶暴露无遗，就改口说自己是“私人企业”、“家丑不可外扬”、“外人无权过问”……给资本充当乏走狗的大小公知们，做个堂堂正正的“人”不好吗？
不仅仅双汇是从漯河肉联厂“化公为私”来的，几千国企职工几十年的辛苦努力最后富了一个万家；号称“北双汇、南雨润”的另一冷鲜肉巨头“雨润”，同样是先改制一家国营肉联厂，再蛇吞象般地先后廉价兼并十几家不同城市的国营肉联厂，才有了后来的规模；今天数得上号的巨头，至少半数以上都有过类似的经历，特别是某些房地产巨头分明就是靠着将老国企私有化、白白拿到城市中心地带的土地起家的。
至于现在已经发家的资本企业，本来通过“雇佣劳动制”榨取工人剩余价值已属不义。然而，企业家们还不知足，连作为维系劳资关系最低准则的《劳动法》都从来不打算遵守，或是肆无忌惮的安排加班，任意突破最高工时限制还不支付加班工资，或是大量使用劳务派遣工，不给员工缴纳社保，或是使用算法、AI等高科技手段，对员工实行惨无人道的压榨……富人的每一分钱，无不浸染着劳动者的血泪！
说“劫富济贫”都算是客气的了，穷人只不过是想要拿回他们该得的那一部分财富而已，何时变成“富人的施舍”？
不过，富人们终究是不打算“归还”的。就以“二次分配”中的个人所得税为例，2016年据官媒经济之声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税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闫坤在《关于个人所得税若干热点问题的思考与建议》一文中引述有关统计称，近年来工薪收入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占比在65%左右。在目前的税制下，占有社会财富近一半以上的富人上缴的个人所得税却不到个税总收入的10%。
富豪们正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避税，例如“工作在大陆、工资在海外”，或者“钱在企业、不拿工资”。
在类似“开曼群岛”这样的避税天堂注册公司的好处非常多，除了逃避个人所得税，企业家们还可以让在内地的关联企业把盈利做成亏损，把利润做到离岸公司掌上，这样连企业所得税也能逃避。
刘强东和“奶茶”结婚的时候宣布，未来十年他在京东只拿1元年薪。八卦的网民以为他是防着“奶茶”，殊不知人家是防着税务。阿里创始人马云曾在央视一档节目中透露，从1999年开始创建阿里至今自己就没有拿过1分钱工资；曾陷入天价年薪丑闻的平安董事长马明哲，在2009年也决定将开始领取“零元年薪”。
这样的做法是中国富豪从美国“取经”的结果。已故的苹果创始人乔布斯、Facebook的扎克伯格、谷歌的布林和佩奇、甲骨文的拉里、花旗的潘迪特、思科的钱伯斯、惠普的梅格……这些巨头大佬早就加入了“一元俱乐部”。
某财经老干部揭示了真相，“有的企业高管拿一元工资，这样就可以避免缴纳个人所得税，然后把个人开销算在了企业的费用上。”
参照2018年8月31日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个人所得税的构成是：
（一）综合所得，适用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四十五的超额累进税率
（二）经营所得，适用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三十五的超额累进税率
（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和偶然所得，适用比例税率，税率为百分之二十。
举个例子，某企业高管原本年薪1200万（月薪100万），那么他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就应该是1200×35%=420万。
如果他将年薪调整到12万（每月1万），剩下的1188万变成股息和红利，他所缴纳的税就变成了12×5%+1188×20%=238.2万。一下子少缴四成多、近200万的税。
如果他是企业股东或者老板，还可以选择不分股息和红利，将钱存在企业，进一步变成股份或企业资产，这样可以少缴更多的税，还不影响自己的身家。这一大笔钱将来怎么变现？三次分配下成立“自主可控”的慈善基金会就是很好的解决方式了。（具体运作方式见笔者之前的文章《让比尔·盖茨在中国涌现，将是一场灾难！》）
因此，在笔者看来，与其指望富人发善心捐款，不如先把该收的税收了。既然明知富人们逃税的套路，难道还不能反其道而行之，把这些路都堵死？
直接税、资本利得税、遗产税、房产税……这些一个都不能少，且要精准瞄向那些顶级富豪，但要防止地方官僚为了地方财政向根本不是富人的老百姓收税，例如，农民辛辛苦苦进城打工在老家盖了新房、在县城月供了一套房，你还要以住房面积超标为由对着这样的群体收“房产税”，那就说不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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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两面人封杀
官商勾结官僚资本溃烂 民众再现“打土豪分田地“庆祝场景近日，山东省纪委通报称，青岛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学海因涉嫌严重违纪而落马，青岛市多名当地人告诉记者，在李学海落马消息公布后，其曾任职的城阳区、市南区等鞭炮声不断，当地民众以示庆祝。
观海解局（ID:guanhaijiejv）记者梳理发现，十八大后“老虎”落马之时，市民放炮甚至是拉横幅庆祝的事件并不鲜见。有意思的是，被媒体曝出受到放鞭炮庆祝的不管是落马“老虎”还是“苍蝇”，多数人在位时曾和房地产或“拆迁”有关。
如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落马前有“李拆城”的绰号，落马第二天市民拉条幅放鞭炮送别“李拆城”；江苏省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季建业被当地居民称为“季挖挖”“满城挖”，落马上也受此“待遇”；吉林省副省长谷春被称“谷大扒”，落马后村民放炮庆祝……
李春城
落马第二天市民放鞭炮送别“李拆城”
2012年12月06日，即“十八大”后没多久，据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证实，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一周后被免职。
去年10月12日，湖北咸宁中院公开宣判李春城案，判处其有期徒刑13年，没收个人财产100万元。法院判定李春城受贿3979万余元，李春城当庭表示不上诉。
据《国际先驱导报》报道，2009年11月，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金华村村民因要求停止强拆而做出极端反应。而当时的成都市领导就是因为大力推进拆迁而被坊间称为“李拆城”的李春城。
观海解局（ID:guanhaijiejv）记者在某论坛中发现，12月7日，即李春城落马的第二天，成都市武侯区机投镇果堰村市民打起横幅“坚决拥护党中央对李拆城（李春城）、戴晓明（成投公司董事长）严重违纪被双规大快成都居民人心”、“誓死保卫家园 坚决反对非法拆迁 拥护党中央对李春城双规 市民大快人心”的横幅，并燃放了鞭炮。
季建业
“南京换季”后市民打横幅放鞭炮庆祝
2013年10月17日，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江苏省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季建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两日后，被免职。
据中国网报道，季建业被当地居民称为“季挖挖”、“满城挖”、“推土机市长”。有南京官员表示，季建业落马在“意料之中”。季建业在扬州期间，全城大规模翻新“修旧”，当时城建规模工程量很大，但很多工程公司都是他引进的苏州工程公司。
2009年8月26日，季建业来南京市任副市长、代理市长职务，他一边高调宣称“进了中山门，就是南京人”，一边迅速启动“三中路改造”，此后，砍伐梧桐树、拆城西干道、投巨资上马雨污分流等大量工程，南京这座古城不断被“开膛破肚”。南京有市民称全城“秋叶与灰土齐飞，苍天共黄土一色。”4年间，不时激发民怨沸腾，并不断有人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
季建业被查后，有网友在微博爆料，南京街头民众已挂起横幅，放起鞭炮，庆祝季建业被双规。横幅写道“坚决拥护中央对季建业‘双规’措施”、“坚决反对‘大拆大建’”南京人欢快的简直是奔走相告了。
沈培平
落马后鞭炮被摆成“V”字燃放
2014年03月09日，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云南省副省长沈培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据了解，沈培平被抓后，位于普洱市主干道振兴大道的云南省普洱市金孔雀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原云南思茅交通运输集团公司)门前，十个一万响的鞭炮被摆成一个“V”字形燃放，公司门前挂着“贪腐份子沈培平被查处，罪有应得，大快人心”的横幅。
根据《法制晚报》此前的报道，沈培平任普洱市市长期间，强势推行的旧城改造工程，被视为其“落马”的最大诱因。另外，2010年9月13日，央视《焦点访谈》以“‘旧城改造’与‘商业拆迁’”为题报道了沈培平治下的“普洱式拆迁”。普洱市政府于2010年4月连续出台两份文件。文件中表述：“市政府将对中心城区进行旧城改造，部分地段将进行拆迁，范围涉及500亩土地、1800多户住户。”文件还明确规定了所有住户必须签订完搬迁协议的具体期限。
此次拆迁范围都是普洱市中心城区内最繁华的黄金地段，其中有一大部分甚至建成只有几年时间。然而，在普洱市中心城区还有不少老街区，破旧、简陋，生活设施落后，居住条件差，却不在此次旧城改造范围内。《焦点访谈》最后在节目中表示，与此次拆迁地块位置邻近、价位相当的地段，已经交易的土地出让价为每亩600多万元。按此计算，这500亩土地拍卖后，政府可从开发商那里获得30多亿元土地出让金。
2015年12月3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云南原副省长沈培平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沈培平有期徒刑12年。
申维辰
落马太原市民街头放鞭炮庆祝
2014年4月17日，据新华社报道，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证实，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申维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中央已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现正在按程序办理。
现年58岁的申维辰是今年以来首位被查的正部级官员，政治生涯起于山西，2010年调任中宣部副部长之前，曾担任太原市委书记多年。听说其被查，有太原市民街头放鞭炮庆祝。
《法制晚报》此前报道，申维辰被调查，与其在任太原市委书记期间涉嫌贪腐、在地产项目上存在利益输送等问题不无关系。申维辰在任太原市委书记期间，多次因地产开发问题遭市民非议、举报。
《太原日报》2007年6月底曾刊发报道称，太原市政府与某地产商签订《太原龙潭片区改造项目合作协议》。报道称，申维辰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特别是相关职能部门，要积极为龙潭片区改造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确保工程顺利进行。
另据《中国经营报》报道称，就在申维辰“落马”前后，山西多名官员已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这些官员均在申维辰担任太原市委书记期间从事该市房地产开发、相关管理工作。
今年1月份，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原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申维辰受贿一案。
观海解局（ID:guanhaijiejv）记者根据检方指控发现，1992年至2014年，被告人申维辰利用担任山西省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中共晋中地委书记、中共晋中市委书记、中共山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中共太原市委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或者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干部职务晋升或岗位调整等事宜上谋取利益，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9541万余元，应以受贿罪追究申维辰的刑事责任。
苏荣
落马南昌鞭炮声彻夜不息、通宵达旦
2014年06月14日，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苏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观海解局（ID:guanhaijiejv)记者注意到，童话大王郑渊洁父亲2014年6月15日14:30在个人认证的微博中爆料，“正要午睡，电话铃响起，原来是我在南昌的一位老友来电话说：昨晚南昌市鞭炮几乎响彻通宵。我说，又不是中国队取得世界杯开门红，放什么鞭炮？他说是人民群众热烈欢呼大贪官、原江西省委书记苏荣被拉下马。我说：那就痛痛快快地放吧，这比世界杯还有意义。世界杯是往网子里进球。咱们是把老虎关进笼子。”
2008年5月8日，刚刚履职江西半年的江西省委书记苏荣出席论坛，发表了以“深化省情认识加快江西发展”为主题的演讲，在谈到保护江西生态环境时，提出了造林绿化“一大四小”工程建设。“一大”是指确保2010年全省森林覆盖率达到63%，“四小”则分别为：县城和市政府所在地的绿化，乡镇政府所在地的绿化，农村自然村的绿化，基础设施、工业园区和矿山裸露地的绿化。
该工程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争议。实际上，早在2006年，江西的森林覆盖率就已高居全国第二，仅次于福建。但为支持这项工程，江西省前后投入数百亿的巨资。
2014年6月，中纪委发布消息称，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6月25日，苏荣被免去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在2007-2013年间，苏曾任江西省委书记。
根据中纪委的消息，江西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刘礼祖因严重违纪，受到开除党籍处分，降为科员。而担任省林业厅厅长的刘礼祖正是“一大四小”工程的操盘手。随后，“一大四小”被中央巡视组点名批评。
另外，在2014年2月，江西公布了《江西省委关于中央第八巡视组反馈意见整改情况的通报》，其中 “脱离实际”、“好大喜功”、“弄虚作假”、“租田种树”、“成活率低”等措辞严厉。通报还披露了招投标问题，资金挪用、套取、违规转包等经济问题。
谷春立
村民放炮庆祝:“谷大扒”终于走到今天！
2015年8月1日，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吉林省副省长谷春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8月7日，新华网发布消息称，中央已决定免去谷春立领导职务。谷春立被视为十八大后吉林落马的“首虎”。
据媒体报道，谷春立落马后，村民放炮庆祝:“谷大扒”终于走到今天。
谷春立做沈阳市长助理时，曾主政过铁西区。铁西是中国重要的重工业和装备制造基地。当时谷春立有一个绰号叫“谷扒”。而当他主政鞍山后，开始盲目推进城市建设，绰号也由原先的“谷扒”演变为“谷大扒”。当地百姓甚至叫他“一枝梅”，意思是“手一指房子就没了”。
谷春立多次因“强拆”引起市民很大不满。
徐钢
落马2小时后有人放鞭炮庆祝
2015年3月20日，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福建省副省长徐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据澎湃新闻报道，去年中央巡视组进驻福建后，网络上有过不少关于徐钢的负面传闻。有人写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帖子，指出徐钢的问题集中发生在泉州市委书记任上。
上述报道还称，在徐钢落马后的两小时内，泉州已经有人开始放鞭炮庆祝。
观海解局（ID:guanhaijiejv)记者注意到，徐钢曾任泉州市委书记的5年（2008年-2013年），约在2011年上半年出现的一封举报信，称徐钢为“房地产书记”。
曾与徐钢协商拿地的一位地产界人士称，他的项目得到徐钢倾力支持，从立项、拆迁到施工，甚至外围的土方工程，都是徐钢在护航。“有人眼红，想抓徐钢的把柄，最后发现无从下手。”他说，“徐钢像个影子，藏得很深。”
中纪委通报，徐钢严重违反廉洁自律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其妻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由他人出资安排打高尔夫球；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干部选拔任用、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其中，受贿问题涉嫌犯罪。徐钢还存在干扰、妨碍组织审查的行为，与其妻及部分行贿人串供，转移、藏匿赃款赃物。
中纪委表示，徐钢身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严重违反党的政治规矩和组织纪律，严重违纪违法，且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
去年7月2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决定，依法对福建省原副省长徐钢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隋凤富
黑“首虎”落马后民众放炮庆祝
2014年11月27日，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党委书记隋凤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隋凤富是中共十八大后黑龙江首个落马的省部级高官。当日晚上,得知隋凤富落马的消息后,黑龙江省黑河、绥化、齐齐哈尔、佳木斯等地多个农场的职工自发集合到场部,放鞭炮庆祝。
据媒体报道,在隋凤富主政农垦的9年时间里,大兴农场多收取职工管理费用逾12亿元。
2015年02月13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纪委对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省农垦总局原党委书记隋凤富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隋凤富违反廉洁自律规定，收受礼金；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干部选拔任用、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其中，受贿问题涉嫌犯罪。
中纪委表示，隋凤富身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严重违反党的政治规矩和组织纪律，严重违纪违法，且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审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隋凤富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目前，隋凤富已被公诉。
曹鉴燎
鞭炮声中奔走相告：曹鉴燎终于被抓了！
鞭炮声来自黄埔大道边已经拆了一半的冼村，蜗居在这个繁华都市圈里，由多栋密密麻麻的“握手楼”堆积成一片独特的城中村。一些房子已经被拆成一片废墟和瓦砾，另外一些房顶上高高地插着五星红旗，依然有人居住。众多冼村的村民笑逐颜开，互相道贺：“曹鉴燎终于被抓了！”
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同一时间，在一路之隔的天河区猎德村，记者看到村民们正在村头的祠堂摆宴席庆祝。
根据媒体报道，曹鉴燎落马，很大可能与其在天河区任职期间城中村拆迁、改造和城中村土地转让有关，由冼村村集体腐败窝案牵连。政府内部很多人都知道他跟一些房地产开发商很熟，而这些开发商又涉及到早期在珠江新城等地拿地的问题。 返回腾讯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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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时代培养的财政部长
他叫吴波，新中国第五任财政部部长。
2000年，84岁高龄的吴老签订第一份遗嘱，内容如下：
我参加革命成为一个无产者，从没有想过购置私产留给后代。因此我决定不购买财政部分配给我的万寿路西街甲11号院4号楼1101、1103两单元住房。在我和我的老伴邸力过世后，这两单元住房立即归还财政部。我的子女他们均已由自己所属的工作单位购得住房，不得以任何借口继续占用或承租这两单元住房，更不能以我的名义向财政部谋取任何利益。
我去世后后事从简，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火化后骨灰就地处理不予保留。
立遗嘱人：吴波
2000年10月9日
归纳一下，就是三层意思：
1、我是一名无产者，所以不准备购买财政部分配给我的190平大房子；（今天的市值，早已经超过2000多万）
2、我去世后，房子不允许子女继承，必须立即归还财政部；
3、我的子女不许在我身后以任何名义向财政部谋取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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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时代的县委书记
七十年代，农村正处在大兴水利、大搞农田建设的时期。
那时的县委书记，要亲自去作试验田，还要带头到工地参加劳动。
有的县委书记长期在农村蹲点，住在农村、吃在农村，和农民一块干活，真是“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称得上是人民的好长工了。
比如：晒得最黑的是湖南浏阳县委书记陈再仁。
我冒失地问陈书记：
“你为什么晒得这么黑?”
他说：
“我的脸比较宽，容易显胖，而老百姓最不喜欢肥头大耳的县委书记，尤其是我们浏阳县，是个革命老区，我们教育群众的最好方法，是进行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教育，为了让自已缩短与群众的差别，我坚持参加劳动，使自已晒得黑一点，瘦一点，能更好地接近群众，为群众办事。现在看来，效果不错，不少群众不叫我书记而叫陈老头了。”
还有，跑得最快的是湖南汝城县委书记的曾春桃。
1973年，我去汝城县龙虎洞水库配套工程的工地上采访，从车窗里看到一个很热烈的劳动场面，我要小车司机停车让我们下去拍些照片。
车停了，我们直奔工地了解情况，正好一对对担土民工朝我们前方跑来，听说他们在搞劳动竞赛，看谁担得重，跑得快，通过跳板不跌倒，就是优胜者。
我本能地拿着相机拍下了这一难得的瞬间，当我打听跑在最前面的民工是谁时，大家都咯咯地笑了起来。
有位小伙子对我说：
“那就是我们的县委书记，怎么样，帅不帅?”
我连声说：
“帅极了!帅极了!有县委书记带头，难怪工地这样的活跃。”
还有，穿得最土气的湖南邵东县委书记刘中心。
1973年，我去邵东县采访“农业学大寨”。
走进这个县境内就听到巨大的爆破声，闻到浓浓的火药味，到处写着“石山不炸平，坚决不收兵!”等标语横幅。
我准备先找县委书记刘中心了解情况，然后下去拍照，不料刘书记不在，县委办公室的同志接待了我。
他们开玩笑地说：
“记者要找我们的书记，可不容易，我们的书记叫刘中心，他基本上不坐办公，哪里搞中心工作，哪里最繁忙，他就在哪里现场办公，县委有台旧吉普车他不坐，说下农村还是单车好，车子留着接待客人。”
经打听，才知道他在火厂坪公社龙兴大队指挥改造乱石山。
我坐着县委的车子赶到了火厂坪公社，可公社办公室的负责人说：“书记来来去去从不打招呼，都是直接上工地，你们去工地找他吧!”
后来，好不容易在去乱石山的田野里碰上了他。
他留着很深的头发和胡子，穿着一身破旧衣服，肩上挂着一个黄色旧挎包，衣服和鞋子上还有很多黄泥浆，看得出他刚从工地下来。
这就是毛时代的县委书记，晒得最黑，跑得最快，打扮得最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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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现在的干部脱离群众？
现在的干部是不是脱离群众？
从反腐败的数据来看：十八大以来，即：2012年12月至2021年5月，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省部级以上的领导干部392人、厅局级干部2.2万人、县处级干部17余万人、乡科级干部61.6万人！
多么惊人的数字啊！
这其中，上到正国级的康师傅，下到“我要统治你们一百年”的恶霸村支书狄治民，还有那些不大不小的蛀虫，既有吸毒的湖南湘阴市长龚卫国，也有“秒射”的重庆北碚区书记雷政富，亦有被下属高呼“大哥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副局长李伟，还有贪腐17.88亿的华融集团老总赖小民······
最近这些数字和案例还在不断刷新，贪腐的数额也在不断创新高！
比如，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原书记李建平，涉案金额高达30亿余元，这个数字远超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赖小民的17.88亿元、山西省吕梁市原副市长张中生的11.7亿元以及陕西省委原书记赵正永的7.17亿余元，被称为“内蒙古反腐败斗争史上迄今第一大案”。
贪腐成这样，足以证明这些干部是脱离群众的！
他们背叛了人民群众，变成了人民的对立面——官僚资产者！
这些人的蜕变是因为社会的大环境变了，他们掌握权力，必然会被异化。
那么对于一般的公务员呢？他们是怎么脱离群众的？
他们陷在“以当官为荣”的意识形态的捆绑之中，处在等级制度的内耗中而不能自拔，这些人更多的是关注自己的级别和待遇，哪里有精力和心情去关心老百姓的冷暖？他们即使有些许乐趣，那也是可怜的、自私的、有限的乐趣。
这样的人生岂不悲凉？谈何意义？
至于，领导干部的一年是这么度过——
1/3的时间负责招商引资，也就是和企业家打成一片；
1/3的时间负责向上级部门“讨饭” “要项目”；
还有1/3的时间就是开会念稿子。
一年当中，偶尔几天抽出时间下乡访贫问苦。
现在的干部，既不从事生产，也不从事流通，仅仅是坐在办公室指手画脚，坐在宾馆酒店觥筹交错，房子不是他们盖的，汽车不是他们产的，道路不是他们修的，粮食不是他们种的，快递不是他们送的，桥梁不是他们架的······但是却下去走马观花、指手画脚、吃喝拉撒！美其名曰：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脱离生产，脱离实践，能不脱离群众？
退一万步讲，这个社会需要专门从事管理的人才，但是我们要问：他们到底有没有发现问题？有没有研究问题？有没有解决问题？
也许，他们有些人本身就是问题的制造者？
这样下去，迟早要出大问题！
记住毛主席的话：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新华社北京3月24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全文如下。
近年来，我国税收制度改革不断深化，税收征管体制持续优化，纳税服务和税务执法的规范性、便捷性、精准性不断提升。为深入推进税务领域“放管服”改革，完善税务监管体系，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发展，现就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围绕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深化税收征管制度改革，着力建设以服务纳税人缴费人为中心、以发票电子化改革为突破口、以税收大数据为驱动力的具有高集成功能、高安全性能、高应用效能的智慧税务，深入推进精确执法、精细服务、精准监管、精诚共治，大幅提高税法遵从度和社会满意度，明显降低征纳成本，充分发挥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二）工作原则。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确保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实到位；坚持依法治税，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不断优化税务执法方式，着力提升税收法治化水平；坚持为民便民，进一步完善利企便民服务措施，更好满足纳税人缴费人合理需求；坚持问题导向，着力补短板强弱项，切实解决税收征管中的突出问题；坚持改革创新，深化税务领域“放管服”改革，推动税务执法、服务、监管的理念和方式手段等全方位变革；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各项改革措施，整体性集成式提升税收治理效能。
（三）主要目标。到2022年，在税务执法规范性、税费服务便捷性、税务监管精准性上取得重要进展。到2023年，基本建成“无风险不打扰、有违法要追究、全过程强智控”的税务执法新体系，实现从经验式执法向科学精确执法转变；基本建成“线下服务无死角、线上服务不打烊、定制服务广覆盖”的税费服务新体系，实现从无差别服务向精细化、智能化、个性化服务转变；基本建成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和“互联网+监管”为基本手段、以重点监管为补充、以“信用+风险”监管为基础的税务监管新体系，实现从“以票管税”向“以数治税”分类精准监管转变。到2025年，深化税收征管制度改革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建成功能强大的智慧税务，形成国内一流的智能化行政应用系统，全方位提高税务执法、服务、监管能力。
二、全面推进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和智能化改造
（四）加快推进智慧税务建设。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着力推进内外部涉税数据汇聚联通、线上线下有机贯通，驱动税务执法、服务、监管制度创新和业务变革，进一步优化组织体系和资源配置。2022年基本实现法人税费信息“一户式”、自然人税费信息“一人式”智能归集，2023年基本实现税务机关信息“一局式”、税务人员信息“一员式”智能归集，深入推进对纳税人缴费人行为的自动分析管理、对税务人员履责的全过程自控考核考评、对税务决策信息和任务的自主分类推送。2025年实现税务执法、服务、监管与大数据智能化应用深度融合、高效联动、全面升级。
（五）稳步实施发票电子化改革。2021年建成全国统一的电子发票服务平台，24小时在线免费为纳税人提供电子发票申领、开具、交付、查验等服务。制定出台电子发票国家标准，有序推进铁路、民航等领域发票电子化，2025年基本实现发票全领域、全环节、全要素电子化，着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六）深化税收大数据共享应用。探索区块链技术在社会保险费征收、房地产交易和不动产登记等方面的应用，并持续拓展在促进涉税涉费信息共享等领域的应用。不断完善税收大数据云平台，加强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持续推进与国家及有关部门信息系统互联互通。2025年建成税务部门与相关部门常态化、制度化数据共享协调机制，依法保障涉税涉费必要信息获取；健全涉税涉费信息对外提供机制，打造规模大、类型多、价值高、颗粒度细的税收大数据，高效发挥数据要素驱动作用。完善税收大数据安全治理体系和管理制度，加强安全态势感知平台建设，常态化开展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和检查，健全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确保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加强智能化税收大数据分析，不断强化税收大数据在经济运行研判和社会管理等领域的深层次应用。
三、不断完善税务执法制度和机制
（七）健全税费法律法规制度。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加快推进将现行税收暂行条例上升为法律。完善现代税收制度，更好发挥税收作用，促进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推动修订税收征收管理法、反洗钱法、发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加强非税收入管理法制化建设。
（八）严格规范税务执法行为。坚持依法依规征税收费，做到应收尽收。同时，坚决防止落实税费优惠政策不到位、征收“过头税费”及对税收工作进行不当行政干预等行为。全面落实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推进执法信息网上录入、执法程序网上流转、执法活动网上监督、执法结果网上查询，2023年基本建成税务执法质量智能控制体系。不断完善税务执法及税费服务相关工作规范，持续健全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
（九）不断提升税务执法精确度。创新行政执法方式，有效运用说服教育、约谈警示等非强制性执法方式，让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做到宽严相济、法理相融。坚决防止粗放式、选择性、“一刀切”执法。准确把握一般涉税违法与涉税犯罪的界限，做到依法处置、罚当其责。在税务执法领域研究推广“首违不罚”清单制度。坚持包容审慎原则，积极支持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以问题为导向完善税务执法，促进依法纳税和公平竞争。
（十）加强税务执法区域协同。推进区域间税务执法标准统一，实现执法信息互通、执法结果互认，更好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简化企业涉税涉费事项跨省迁移办理程序，2022年基本实现资质异地共认。持续扩大跨省经营企业全国通办涉税涉费事项范围，2025年基本实现全国通办。
（十一）强化税务执法内部控制和监督。2022年基本构建起全面覆盖、全程防控、全员有责的税务执法风险信息化内控监督体系，将税务执法风险防范措施嵌入信息系统，实现事前预警、事中阻断、事后追责。强化内外部审计监督和重大税务违法案件“一案双查”，不断完善对税务执法行为的常态化、精准化、机制化监督。
四、大力推行优质高效智能税费服务
（十二）确保税费优惠政策直达快享。2021年实现征管操作办法与税费优惠政策同步发布、同步解读，增强政策落实的及时性、确定性、一致性。进一步精简享受优惠政策办理流程和手续，持续扩大“自行判别、自行申报、事后监管”范围，确保便利操作、快速享受、有效监管。2022年实现依法运用大数据精准推送优惠政策信息，促进市场主体充分享受政策红利。
（十三）切实减轻办税缴费负担。积极通过信息系统采集数据，加强部门间数据共享，着力减少纳税人缴费人重复报送。全面推行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拓展容缺办理事项，持续扩大涉税资料由事前报送改为留存备查的范围。
（十四）全面改进办税缴费方式。2021年基本实现企业税费事项能网上办理，个人税费事项能掌上办理。2022年建成全国统一规范的电子税务局，不断拓展“非接触式”、“不见面”办税缴费服务。逐步改变以表单为载体的传统申报模式，2023年基本实现信息系统自动提取数据、自动计算税额、自动预填申报，纳税人缴费人确认或补正后即可线上提交。
（十五）持续压减纳税缴费次数和时间。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对标国际先进水平，大力推进税（费）种综合申报，依法简并部分税种征期，减少申报次数和时间。扩大部门间数据共享范围，加快企业出口退税事项全环节办理速度，2022年税务部门办理正常出口退税的平均时间压缩至6个工作日以内，对高信用级别企业进一步缩短办理时间。
（十六）积极推行智能型个性化服务。全面改造提升12366税费服务平台，加快推动向以24小时智能咨询为主转变，2022年基本实现全国咨询“一线通答”。运用税收大数据智能分析识别纳税人缴费人的实际体验、个性需求等，精准提供线上服务。持续优化线下服务，更好满足特殊人员、特殊事项的服务需求。
（十七）维护纳税人缴费人合法权益。完善纳税人缴费人权利救济和税费争议解决机制，畅通诉求有效收集、快速响应和及时反馈渠道。探索实施大企业税收事先裁定并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健全纳税人缴费人个人信息保护等制度，依法加强税费数据查询权限和留痕等管理，严格保护纳税人缴费人及扣缴义务人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严防个人信息泄露和滥用等。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因疏于监管造成重大损失的，依法严肃追究责任。
五、精准实施税务监管
（十八）建立健全以“信用+风险”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制度，充分发挥纳税信用在社会信用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建立健全纳税缴费信用评价制度，对纳税缴费信用高的市场主体给予更多便利。在全面推行实名办税缴费制度基础上，实行纳税人缴费人动态信用等级分类和智能化风险监管，既以最严格的标准防范逃避税，又避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健全以“数据集成+优质服务+提醒纠错+依法查处”为主要内容的自然人税费服务与监管体系。依法加强对高收入高净值人员的税费服务与监管。
（十九）加强重点领域风险防控和监管。对逃避税问题多发的行业、地区和人群，根据税收风险适当提高“双随机、一公开”抽查比例。对隐瞒收入、虚列成本、转移利润以及利用“税收洼地”、“阴阳合同”和关联交易等逃避税行为，加强预防性制度建设，加大依法防控和监督检查力度。
（二十）依法严厉打击涉税违法犯罪行为。充分发挥税收大数据作用，依托税务网络可信身份体系对发票开具、使用等进行全环节即时验证和监控，实现对虚开骗税等违法犯罪行为惩处从事后打击向事前事中精准防范转变。健全违法查处体系，充分依托国家“互联网+监管”系统多元数据汇聚功能，精准有效打击“假企业”虚开发票、“假出口”骗取退税、“假申报”骗取税费优惠等行为，保障国家税收安全。对重大涉税违法犯罪案件，依法从严查处曝光并按照有关规定纳入企业和个人信用记录，共享至全国信用信息平台。
六、持续深化拓展税收共治格局
（二十一）加强部门协作。大力推进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信息化，通过电子发票与财政支付、金融支付和各类单位财务核算系统、电子档案管理信息系统的衔接，加快推进电子发票无纸化报销、入账、归档、存储。持续深化“银税互动”，助力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加强情报交换、信息通报和执法联动，积极推进跨部门协同监管。
（二十二）加强社会协同。积极发挥行业协会和社会中介组织作用，支持第三方按市场化原则为纳税人提供个性化服务，加强对涉税中介组织的执业监管和行业监管。大力开展税费法律法规的普及宣传，持续深化青少年税收法治教育，发挥税法宣传教育的预防和引导作用，在全社会营造诚信纳税的浓厚氛围。
（二十三）强化税收司法保障。公安部门要强化涉税犯罪案件查办工作力量，做实健全公安派驻税务联络机制。实行警税双方制度化、信息化、常态化联合办案，进一步畅通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工作机制。检察机关发现负有税务监管相关职责的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责的，应依法提出检察建议。完善涉税司法解释，明晰司法裁判标准。
（二十四）强化国际税收合作。深度参与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国际税收规则和标准制定，持续推动全球税收治理体系建设。落实防止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行动计划，严厉打击国际逃避税，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维护我国税收利益。不断完善“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支持发展中国家提高税收征管能力。进一步扩大和完善税收协定网络，加大跨境涉税争议案件协商力度，实施好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的双边协定，为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提供支撑。
七、强化税务组织保障
（二十五）优化征管职责和力量。强化市县税务机构在日常性服务、涉税涉费事项办理和风险应对等方面的职责，适当上移全局性、复杂性税费服务和管理职责。不断优化业务流程，合理划分业务边界，科学界定岗位职责，建立健全闭环管理机制。加大人力资源向风险管理、税费分析、大数据应用等领域倾斜力度，增强税务稽查执法力量。
（二十六）加强征管能力建设。坚持更高标准、更高要求，着力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税务执法队伍，加大税务领军人才和各层次骨干人才培养力度。高质量建设和应用学习兴税平台，促进学习日常化、工作学习化。
（二十七）改进提升绩效考评。在实现税务执法、税费服务、税务监管行为全过程记录和数字化智能归集基础上，推动绩效管理渗入业务流程、融入岗责体系、嵌入信息系统，对税务执法等实施自动化考评，将法治素养和依法履职情况作为考核评价干部的重要内容，促进工作质效持续提升。
八、认真抓好贯彻实施
（二十八）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切实履行职责，密切协调配合，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税务总局要牵头组织实施，积极研究解决工作推进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加强协调沟通，抓好贯彻落实。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按照税务系统实行双重领导管理体制的要求，在依法依规征税收费、落实减税降费、推进税收共治、强化司法保障、深化信息共享、加强税法普及、强化经费保障等方面提供支持。
（二十九）加强跟踪问效。在税务领域深入推行“好差评”制度，适时开展监督检查和评估总结，减轻基层负担，促进执法方式持续优化、征管效能持续提升。
（三十）加强宣传引导。税务总局要会同有关部门认真做好宣传工作，准确解读便民利企政策措施，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正确引导社会预期，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2021年10月22日 10:45:08
来源：观察者网
“ 如果你今天早上花了3美元买咖啡，这已经比55家大公司纳的税还要多了。”
10月20日，在拜登政府为其大规模支出法案犯愁之际，拜登发推痛批耐克等55家大公司不纳税，称“这是错误的，必须改变”。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拜登援引的数据来自税收和经济政策研究所（ITEP） 4月发表的一份报告。报告显示，2020年，包括耐克和联邦快递在内的55家大公司，并未缴纳联邦所得税，这些公司的税前收入接近405亿美元。
税收和经济政策研究所报告：《55家公司2020年没有为其利润缴纳联邦税款》
对企业和富有个人增税一直是拜登政府的重要经济议程，也是拜登基建计划的重要资金来源。此前，拜登政府曾提议，要将企业税率从2017年特朗普时期的21%提高到28%，同时将年收入40万美元以上人群的最高个人所得税税率从37%提高到39.6%。
对此，白宫称，这是“为了让中产阶级获益”。《金融时报》21日报道称，白宫发言人安德鲁·贝茨（Andrew Bates）表示: “总统正在经济增长领域进行颠覆性的投资，让中产阶级获益，让最富有的纳税人和大公司支付他们应付的份额，但不对任何收入低于40万美元的美国人增税。”
9月，众议院民主党人正式提议，将收入超过40万美元人群的资本利得税率从20%提高到25%，另外对500万美元以上的个人征收3个百分点的附加税，并且对富人家庭继承的遗产增税。
企业方面，民主党人提出，将企业税税率提高到26.5%，低于拜登期望的28%。众议院民主党人还在考虑将美国企业海外收入的最低税率从10.5%提高到16.5%，并将最高一档的资本利得税税率上调至28.8%。
路透社9月报道，美国国会税收联合委员会估计，一旦计划成行，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人的税款将上升10.6%。对高收入个人的征税将在10年内为财政提供1万亿美元，对大公司的税收则将提供9636亿美元。
不过，联合委员会的分析还称，众议院的计划可能会打破拜登不对收入低于40万美元人群加税的承诺，因为20万至50万美元收入的人群将在2023年面临0.3%的增税，收入5万至7.5万美元的人将在2027年面临1%的增税。
不出意料，拜登的增税计划遭到了共和党人的强烈反对，就连温和派的民主党人，亚利桑那州的参议院基尔斯滕·西内马（Kyrsten Sinema）也强烈反对该法案。对此，《金融时报》称，这迫使白宫和民主党人考虑其他替代方案，如对股票回购征税，以及对账面利润征收最低税等等。
今年8月，拜登的1万亿美元基础设施法案在众议院成功通过，但目前却在众议院陷入激烈争议，停滞不前。
20日，拜登在演讲中承认，他的基础设施法案必须有所缩减，但仍认为他的法案能过关。据美联社报道，拜登说：“这个计划从我提出的那一刻起就被宣布为死路一条，但我认为我们会让他们大吃一惊，因为我相信人们已经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了。”
今年9月，美财政部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最富有的1%的美国人年均未缴欠税高达1630亿美元，约占年均6000亿美元未缴欠税总额的28%。而最富有的5%的人累计未缴欠税3070亿美元，所占比重超过总额的一半以上。
《纽约时报》9月指出，美国政府长期以来都了解美国最富有的纳税人的逃税问题，但是试图矫正问题的立法措施几乎都以失败告终。
《华尔街日报》指出，增税的压力只会落到那些遵守规则的 “工薪阶层”身上，而富人的大部分财富都没有受到国征税影响。富人通过借贷、持股、向海外转移财产等方式避税，“他们缴的税甚至比他们的秘书还少”。《华尔街日报》称，该计划不会真正打击超级富豪，超级富豪只是假装目标。与往常一样，这将对许多不那么出名和强大的人造成更大的打击。
中共中央于2021年11月12日（星期五）上午10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央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王晓晖，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权，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山介绍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并答记者问。
凤凰卫视记者:
中国已经将实现共同富裕正式提上了日程，目前中国经济增速正在放缓，是不是会对实现共同富裕带来挑战？中国在经济增长压力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共同富裕？谢谢。
韩文秀:
关于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这就指明了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和努力方向。推动共同富裕，解决发展问题是第一位的，分配问题也很重要，但不能仅仅靠分配来实现共同富裕。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虽然已经超过1万美元，但还没有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水平，即使把现在所有的国民收入全部平均分配，也还达不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没有捷径，不是变戏法，必须靠14亿多中国人民艰苦奋斗来实现。
第一，推动共同富裕，需要实现高质量发展。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仍然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新时代的发展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要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持续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从源头上打好共同富裕的基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保障人民在参与发展中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权利公平，共同创造社会财富，共同分享发展成果。可以说，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就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一主要矛盾的过程，是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优化分配结构的过程，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
去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中国率先恢复经济增长，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展现了中国经济的强劲韧性。经济波动是短期现象，共同富裕是长期目标。中国经济拥有健康的基本面、巨大的内需潜力和发展空间，完全能够实现长期持续健康发展，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供更为雄厚的物质基础。
第二，推动共同富裕，需要构建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初次分配对于最终分配格局的形成具有基础性作用。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激励引导社会成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创新创业富裕起来。初次分配既要讲效率，又要讲公平，要规范分配秩序、合理控制初始分配差距。再分配要增强对分配差距的调节功能，通过完善税收制度、提高直接税比重、加强税收征管，更好发挥收入调节功能。同时，还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低收入者和困难地区的支持与帮扶，更好地发挥兜底提低的作用，努力使橄榄型分配结构的两头更小一些、中间更大一些。再分配也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既促进公平，又考虑效率，防止顾此失彼。总之，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使收入分配调节既能够分好蛋糕，又有利于进一步做大蛋糕。
第三，推动共同富裕，需要企业“办好自己的事”。企业家为共同富裕做贡献有多种渠道和方式，最基本的就是要做到合法诚信经营，照章纳税，履行社会责任，善待员工和客户，保护劳动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办好自己的企业，为社会创造财富，这是企业的“本分”，也是为共同富裕做贡献的“正道”。同时，国家鼓励支持企业和企业家在有意愿、有能力的情况下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这在客观上也会起到第三次分配的作用。随着我国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和更多的人富起来，加上国家激励政策的完善，我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将会迎来一个大发展。但是，慈善捐赠是自愿行为，绝不能“杀富济贫”“杀富致贫”，不能搞“逼捐”，因为那不符合共同富裕的本意，也不可能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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