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今天发文揭露“影子股东”成为一些党员干部谋取私利的新方式。文章指出,“影子股东”所寄生的“影子公司”,是领导干部搞隐性腐败的载体和通道,要求加大查处力度,提高监督监管的穿透性,真正发现“狐狸尾巴”、找到“白手套”。
这篇题为《深挖彻查“影子股东”坚决斩断利益链条》的文章提到,江苏省盐城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马俊健近日被“双开”,通报指其“违规在化工企业入股当‘影子股东’,让亲友充当‘白手套’投资借款,默许亲友挂名领取薪酬”。
去年8月被“双开”的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应急管理局原党组书记、局长朱晓军,在担任区城市管理局局长期间,与时任副局长马新华共谋,成立园林绿化公司,由其妻妹、马新华之弟等人持股,朱晓军实际操控、经办企业。该公司在锡山垄断了道路绿化工程,影响极其恶劣。
文章说,这并非个案。近年来,“影子股东”成为一些党员干部谋取私利的新方式,在一些地方甚至逐步成为政商勾肩搭背、贪腐谋利的主要方式。
“影子股东”是指不实际出资或用不符合法定出资形式的要素出资,而占用公司一定比例股份的股东。一些领导干部成为“影子股东”,主要体现为通过非正常政商关系,利用职权或者职务影响力,以他人名义代持公司股份或依据代持股比约定享受企业收益,其本质是以权谋私、隐性腐败。
无锡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梳理该市查处的80余件“影子股东”案件,将利用“影子股东”进行权力变现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亲友挂名,幕后操纵;二是隐形入股,巧取豪夺;三是一家两制,政商合体。
文章指出,“影子股东”所寄生的“影子公司”,是领导干部搞隐性腐败的载体和通道。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纪检监察组组长石青峰受访时说,“影子公司”大多得益于领导干部在业务上的“特殊关照”和“定点推送”,其业务经营范围往往和领导干部职权管辖范围、资源影响领域紧密关联。
驻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纪检监察组在查处人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总裁刘虹案时发现,某地方老板为利用刘虹职务便利和影响力牟利,专门为其“量身定制”成立了一家公司,经营范围刻意与人保投控重合,刘虹以代持方式收受该公司千万股权,先后多次通过该公司以签订虚假金融服务协议的方式收取好处费,自己则为该公司与地方政府合作开发项目全力“协调”。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分析称,党员干部利用职权或者职务影响力为“影子公司”谋取私利,“影子公司”采取股权代持、资金下沉、体外循环、期权腐败等隐蔽方式向领导干部输送利益。有别于请托等“一事一结”的权钱交易,领导干部与“影子公司”的交易合作长期存在,利益输送链较为稳定。
“领导干部利用‘影子股东’牟利,严重破坏政治生态,扰乱市场秩序,影响十分恶劣。”石青峰举例称,刘虹成为“影子股东”后,大部分精力忙于为这家“影子公司”介绍业务、提供帮助,而对人保投控的业务开展越来越心不在焉,他甚至试图把本应由人保投控对接的项目“截留”转手到“影子公司”,这种“内外勾结、吃里扒外”的做法对公司的发展造成严重损害。
文章说,从信访举报和案件查处情况看,一把手最容易发生“影子股东”隐性腐败。石青峰指出,必须加大上级党组织对下级党组织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突出对个人事项申报特别是参股企业问题的核实,推动轮岗交流,经常教育提醒,防止“破窗”。上级纪委要切实发挥好对下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的监督作用,多角度“了解”、全维度“画像”。要经常研判政治生态,分析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具体、集中、重要的问题要紧盯不放,必要时提级办理,查处一个、清理一域。
“影子股东”是“交易下的交易”,必须加大查处力度,提高监督监管的穿透性,真正发现“狐狸尾巴”、找到“白手套”。无锡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指出,要聚焦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重点部门,聚焦大宗采购、房地产开发、工程招投标等重点领域问题,按领域、分步骤开展专项整治;对工程建设、资源交易、政府采购等“影子公司”易于藏身的重点领域,加大审查力度;对利用职权或影响力开展经营活动谋取利益的案件,集中查办、优先办理、快查快结;对存在长期性、固定性行贿及利益输送行为案件,深挖细查其背后的“影子公司”;督促推动行业监管部门建立“影子公司”黑名单,适用信用惩戒、实行资格限制、行业禁入,形成惩治合力。
个别企业党员领导干部利用“影子股东”牟利,发案单位政治生态恶化、治理体系失灵是滋生的土壤,必须优化治理体系筑牢“防火墙”。庄德水指出,要针对“影子公司”的形成条件,掌握其运行的特点规律,密切关注行业内的重点领域、重要岗位、关键环节,加强防范治理。不断完善科技手段,充分利用大数据监测、高额亏损业务预警等,进行异常情况实时纵向横向比对,真正堵住“管涌”漏洞,持续净化企业政治生态、优化公司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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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场监管总局认证监管司司长刘卫军今天表示,将根据反垄断法的规定,加大重大案件的查办力度;进一步提升反垄断监管的能力和水平,健全反垄断的治理体系,增强反垄断的治理能力,增强监管的权威性。
根据央视新闻报道,刘卫军称,将充分发挥典型案件的引领示范指导作用,满足广大经营者对公平竞争环境的期望,切实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切身利益。
刘卫军说,“市场体系的核心在于公平竞争,反垄断法是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基本法律”。
中国近来的反垄断监管不断加强,特别是对互联网平台乱象的整治。近日阿里巴巴接到逾180亿元人民币(37亿新元)的天价罚单后,蚂蚁集团也被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再次约谈,主要是要求蚂蚁对标整改方案深入有效整改。
中国市监总局、中央网信办、税务总局周二联合召开互联网平台企业行政指导会,要求充分发挥阿里案警示作用,限期全面整改问题。市监总局随后公布两批互联网平台企业向社会公开《依法合规经营承诺》,包括滴滴、快手、哔哩哔哩、腾讯等。
图为昆明开尔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少峰接受调查的场景(资料图片)
“开尔行贿案涉及105名国家公职人员,涉及省管干部9人,处级及以下公职人员96人。其中,立案审查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12人,省管干部3人,处级干部3人,其他公职人员6人。党纪(政务)立案24人,省管干部5人,处级干部14人,其他干部5人。”日前,云南省纪委监委推出警示教育片《开尔行贿记》,披露了昆明开尔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围猎”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攫取不当利益最终受到惩治的个中细节,释放出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的强烈信号。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工作报告指出,探索推行行贿人“黑名单”制度,严肃查处多次行贿、巨额行贿行为。实践中,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准确把握和有效执行“受贿行贿一起查”,不因调查受贿而忽略行贿,也不因配合取证而造成行贿无罪错觉,精准施治形成了有力震慑,持续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
靠送钱摆平领导拿下项目,5000元起家的开尔公司短短几年实现年营销2亿元
短短几年间,就将业务做到覆盖云南全省16个州市,在11个州市成立分公司,涵盖全省法院、检察院、公安等单位,年营销额达2亿元。靠着企业法人5000元起家的昆明开尔科技有限公司,在商业版图的扩张上堪称“奇迹”。
这家成立于2002年的公司,主要提供信息化智能化规划、设计、集成、运维等服务。但令人费解的是,作为给各大单位提供信息化智能化技术服务的公司,重心却并不在技术上。从财务报表可见,公司大量费用是营销费;从人力资源配备情况看,公司大量人员是营销人员。
那么,这样一家架构奇特的技术公司又是如何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拿下招标流程严格的政府采购项目的呢?
伴随着去年10月的一条权威发布,这个令不少人迷惑的问题逐渐揭开了答案。2020年10月16日,云南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昆明开尔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郑少峰涉嫌严重违法,向公职人员行贿,已被留置,配合调查。
“送钱,就可以把一些领导摆平。送钱,一些领导就同意让你做一些项目。”在调查中,郑少峰坦言自己公司高速扩张的“秘诀”就是“送钱”。
调查发现,开尔公司的财务处有一张送礼专用的“资金储备卡”,卡里常年放着过百万资金,名义上是差旅费,实则是行贿储备金。自诩“不懂管理”的郑少峰给予了员工极大的“信任”,“公司里包括我本人送的一些红包、钱,还有他们业务员送的,我们从来不做任何记录,财务上面不允许有任何痕迹。”“他们说需要十万、二十万、三十万、五十万、一百万,我都会答应。”“花得少”反倒会引发公司不满,业务员张家勇回忆,郑少峰曾“点拨”他:“为什么说你获取不到项目?没有舍得花钱,没有更多的开支。”
2010年,郑少峰结识了昭通中院院长陈昌,为扩大公司在昭通的业务,郑少峰在试探中一步步拉近与陈昌的关系。从烟、酒、土特产等礼品到现金,得到“认可”的郑少峰不再拐弯抹角,而是直接跟陈昌讨要项目。此后,陈昌走到哪儿,郑少峰的业务就跟到哪儿。2017年底,陈昌调动到玉溪,郑少峰随之开辟了新市场。十年间,双方各取所需,陈昌利用职务便利为郑少峰承揽了6000多万元的项目,他也从中非法获利400多万元。
据办案人员介绍,陈昌对郑少峰的帮助主要是安排基建办人员打招呼。开尔公司通过他们下面的技术人员把信息参数提供给昭通中院,昭通中院据此作为开标标准,开尔公司同时还会找到几家相同资质的科技公司围标串标,从而成功中标。
一把手等“关键少数”在“诱饵”面前失去底线,招投标等制度设计沦为表面文章
在郑少峰的授意和示范下,开尔公司销售员都铆足了劲送钱摆平领导。其中,因“拿下”21名国家公职人员,搞定了多个项目的业务员殷永平,更是被称为公司的“销售冠军”,最高拿过百万年薪。
提起成为“销售冠军”的原因,殷永平有着自己的“独门秘笈”:“单位的一把手、分管领导和经办人,基本上就是这些”。从一把手到分管领导,从技术员到普通工作人员,只要能成为工程招投标的“关键人物”,开尔公司都设法进行“围猎”。
昆明市西山区法院原工作人员吴浩,是一名技术型干部,其与直接领导、该院司法行政科原科长任凤春,在法院多媒体会议室信息化升级改造、IP地址管理系统采购等项目中具有一定的“话语权”。
任凤春曾对吴浩说,如今社会上的“潜规则”是,要是不给公职人员好处,就拿不到工程,谁给的多谁就能拿到。他们给点好处费,是理所应当。他还美其名曰“多赢”,信息化项目做好了,不管是领导的政绩,还是单位的信息化建设工作,包括经办人也有了业绩,“公司有钱挣,我们有钱拿”。
正是在这样的错误思想引导下,吴浩开始利用手里的权力谋求利益。“销售冠军”殷永平惊叹,吴浩是她在开尔十多年来遇到的唯一一个主动开口索要工程回扣的人。吴浩要求,如果项目中标,就要按照他们的规矩,回扣是项目中标价的15%。
理论上来说,政府招投标项目有着严格的程序。但是,当上级领导毫不避嫌,极力保荐一家公司时,所谓的程序就形同虚设。办案人员介绍,在昭通中院的党组会议上,陈昌直接推荐了开尔公司,他还会亲自打电话给水富、盐津等基层法院院长,直接授意让开尔公司来承建相关信息化建设项目。
“想让哪家公司中标,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不是百分之百,但是我可以给他加分。”熟悉了采购流程的吴浩对于相关的制度设计不以为意,也对开尔公司的围标串标的能力手段十分熟悉,“我们只要挂网就行了,他自己能中这个标,轻车熟路”。
最终,殷永平拿下了这个项目,并给出了合同价10%共计40万元的回扣款。殷永平如法炮制,又“摆平”了多名领导,拿下了多个项目。
除了招投标的相关负责人员,与工程款拨付相关的“一支笔”也是开尔的重点“围猎”对象。楚雄州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周映枢,曾在昭通中院任副院长,主管基建和后勤,其签字至关重要,但是他的贪婪连郑少峰私下里都觉得“刀子太狠,要的太多,让人受不了”。
“市场经济一旦陷入劣币驱逐良币的态势,最终受害的将是每一个企业,每一位市场参与者。”云南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佴澎分析指出,开尔公司的这种做法似乎只要买通了某个领导干部或者关键岗位的公职人员,企业就可以不重视创新、不重视服务,甚至不重视规则,如果这样能够赢得市场和利润,势必就会造成一种恶劣的示范效应。久而久之,将彻底扰乱市场风气,努力创新、踏实肯干的正气低头,剑走偏锋、钻头觅缝的邪气抬头。
破除“围猎”者和被“围猎”者攻守同盟,精准施策打破权钱交易关系网
贿赂犯罪的对向性决定了行为双方形成共同的利益链,围绕权力与金钱相互依赖、相互吸引、相互利用,结成心领神会的攻守同盟。
面对“围猎”与甘于被“围猎”者,云南省纪委监委坚持“查受贿带行贿、查行贿带受贿”,在查处违纪违法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的同时,对行贿人也依规依纪依法进行处理。以开尔案为例,从总经理郑少峰到副总张学奎,以及殷永平、张家勇等多名业务员,都已先后被留置,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制裁。
类似开尔公司这样的“围猎”,令人震惊但也并非孤例。在各地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案例中,“围猎”者手段多样且颇为隐蔽,可谓无所不用其极。纪检监察机关一起查,同遏制,让“围猎”者付出代价。
“对党不忠诚不老实,贪欲膨胀、滥权妄为,将公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在任职地区产生了恶劣的社会影响。”7月5日,海南省纪委监委发布通报,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的海南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张美文受到开除党籍和公职处理。调查显示,在张美文涉嫌收受的贿赂中,有1200万元来自海南某公司实际控制人唐某。唐某为攫取非法利益,看准了张美文时任万宁市市长、市委书记等职务的便利,以承诺给予工程好处费等进行“围猎”。张美文面对“诱饵”失去了底线,利用职权为唐某承揽十余个工程项目提供帮助,其中2013年下半年和2014年国庆期间,两次收受其送来的“好处费”各200万元,并表示将上述款项存放在唐某处“保管”。
随着权力与金钱结成的“同盟”越发牢固,张美文的“胃口”也越来越大,授意唐某通过帮其炒股的方式将受贿款“洗白”。唐某对于这样的要求也心领神会,不仅以他人名义为其开设一股票账户,还将代为保管的400万元及其它贿赂款打入其中,共计1200万元供其投资。对于如此巨额款项,张美文知道后也并没有说什么。
面对唐某如此精心策划地“围猎”,海南省纪委监委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多方提取有关证据,依法进行谈话突破,在充分掌握唐某涉嫌行贿犯罪证据的基础上,于今年7月20日指定陵水县监委对其立案管辖,同日进行了立案并批准采取留置措施。
在破除“围猎”者和被“围猎”者攻守同盟时,各地纪委监委贯彻“宽严相济”政策,实事求是对待行贿问题,审慎运用查封、冻结等措施。
比如浙江省杭州市纪委监委在查处此类案件时,强调“三个效果”注重综合施策。如查办的杭州临安某公司法人代表何某行贿案,鉴于其配合调查态度积极、主动退缴不当得利的意愿比较明确,在采取措施过程中,既对其有所制约、又维持了其通过企业经营筹措款项的能力。如对其公司的挖掘机,仅扣押产权证明文件,未扣押实物。何某在解除冻结当日,就主动全额退缴不当得利5531万余元。
探索推行行贿人“黑名单”制度,提高腐败治理效能
受贿与行贿都是毒瘤。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迈向纵深的背景下,国家对行贿罪的处罚越来越重视。
监察法在第二十二条中规定,对涉嫌行贿犯罪或者共同职务犯罪的涉案人员,监察机关可以依照前款规定采取留置措施。《刑法修正案(九)》通过增设罚金刑、严格从宽处罚情节的适用条件等,加大对行贿罪的处罚力度。
在不断完善法律制度的同时,各地纪委监委依规依纪依法探索推行行贿人“黑名单”制度,不断提高治理腐败效能。
云南省纪委监委坚持“查受贿带行贿、查行贿带受贿”,在对受贿案件进行审理处置时,连同行贿人一并提出处理意见,综合运用留置、纪律处分、谈话函询、教育约谈等多种措施强化对行贿人的处理;陕西省在省级层面建立行贿人数据库,将“围猎”领导干部、存在行贿行为的企业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实行动态台账管理。
海南省纪委监委在原检察机关行受贿人员数据库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纪委监委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监督以及反腐败组织协调职能优势,对人员姓名、身份证号码等关键字段进行分类梳理、补录补正,方便办案室组字段查询,提高查询效率。积极协调全省各级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采集2008年以来全省所有贿赂犯罪案件的判决书、起诉书、抗诉书、终结报告等法律文书共计四千余份,涉及行贿人员近万人次,大大丰富了行受贿人员信息库的数据信息,为建立行贿人“黑名单”信息查询系统提供了基础保障。
“监察体制改革以来,海南省纪委监委以科技手段拓宽审查调查信息来源渠道,持续加大对行贿人员打击力度,坚决让‘围猎’者无处遁形、寸步难行。”海南省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2018年以来,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查处涉嫌行贿人员322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73人,有力支撑“受贿行贿一起查”的部署要求落地见效。
编辑/周超
低调,低调,再低调,降低存在感,成为这届大佬需要恶补的自我修养。
对部分企业来说,业务从主要面向消费者转向主要面对企业或政府,本身也不再需要关注度。
这是时代的大趋势,不再需要追逐聚光灯的表演型企业家,而是欢迎噤声谋利益且有社会担当的民族企业家。
作为知名的互联网“大嘴”,王兴被发现很久没更新饭否了。很多人好奇,这位一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大佬为何突然销声匿迹呢?
事实上,不止王兴,诸如马云、刘强东、周鸿祎、、张一鸣、黄铮等也集体沉默了。其中,刘强东也仅在6.18有过短暂“复出”而已。
如果说网红是挖空心思地蹭流量,那么这些互联网大佬们,则一心只求做个“小透明”,让所有人都看不到的那种“小透明”。
某种意义上讲,互联网头部企业掌权者的集体性交替,可以说象征着一个时代的落幕,以及另一个时代的开启。在这一过程中,有大环境的变化,有企业的动荡,也有大佬们自身的浮沉,上述种种交互作用,最终必然是有人得意,有人失意。
面对这次集体性沉默,大佬们定然会各有各的理由,但特殊性中到底包含着普遍性;那么,到底该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
1
大佬的修养:谁漂谁倒霉
从时间维度看,2019年甚至更早的2018年,一切都在悄悄起着变化。彼时,王兴在饭否上“发出疑问”,“中国第一代互联网大佬哪个会先真的退休?何时,以何种方式?陈天桥先生除外。”不想,一语成谶,互联网大佬们真的纷纷选择了退出前台。
而就在2018年,刘强东于达沃斯论坛上被问及是否会退休时,还明确表示“我相信65岁之前应该不会。”但就是这一年,某些事情的发生,强制加速其退休计划。也正是在这一年,马云正式宣布不再担任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后来,黄峥、张一鸣也先后宣布放弃一肩挑。
马云包括刘强东和黄峥,都可以说是在激流中勇退。马云卸任时55岁,刘强东则为45岁,黄峥为41岁,张一鸣为38岁,可谓一个比一个“跑得快”。
作为企业的“灵魂”,他们为何要在年富力强时选择退休?对他们来讲,除了那些看着“体面”的理由外,其实还有诸多难言的地方。
如果说马云等大佬是因退休而销声匿迹,那么还未退休的王兴呢?仍在美团一线的他,为何低调至此?这个问题的答案值得深思。
与上述诸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雷军,8月6日,雷军宣布尝试做一档对话节目《雷军请你超大杯》,就像上边醒目的海报一样,整件事做得极其高调。遍览整个互联网企业,可能也就小米的创始人还在不厌其烦的刷热度。
那么,原因为何呢?
原因便是,不是所有大佬都能有张一鸣的幸运,在其身后站着能够稳定局面的管理层。看不出二号人物的小米,还需要雷军继续在一线“奋斗”。
对大佬们的“安静”,很多人都会归因于大环境的趋严。换言之,监管部门开始整顿互联网,在短期内客观上提高了市场风险,因此大佬们只能谨言慎行。
比较容易忽视,或者不被重视的一点是,当前民众中间涌现出了反资本的情绪洪流。在洪流之下,基本上是“逆之者亡”。
在前一方面,包括面对监管服软的蚂蚁金服、被七部门入驻监管的滴滴以及被反垄断的阿里、美团等等。这些事,一句话总结下来,就是监管正在教互联网大厂和互联网大佬们做人。
而在后一方面,不管是新疆棉事件,还是鸿星尔克事件,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民众情绪的重要性。
在这种情况下,大佬们都恨不能收回之前的语录,更遑论重新凡尔赛了。举例来说,还有谁敢说先完成“1个亿的小目标”吗?不仅不敢如此,大佬们还得“担心”被算旧账。
低调,低调,再低调,降低存在感,成为这届大佬需要恶补的自我修养。
对互联网企业来说,粗放型的劣质化发展模式基本走到了尽头,而新的发展思路及模式必然需要经历转型的阵痛,以及必不可少的时间。
在这个过程中,大佬们的自我修养愈来愈成为一门“必修课”,不夸张的说,这门课是真正的国货崛起与民族品牌出现的先行条件。
2
事业的接续:后浪推前浪
对大佬们来说,不讲话有时是没必要,有时则是因为满肚子的苦。除了马化腾、王兴外,其他主要的互联网企业如阿里、京东、字节跳动、拼多多等都进入到了“二代目”,并不再需要“老一辈”在台前表演了。
对部分企业来说,业务从主要面向消费者转向主要面对企业或政府,本身也不再需要关注度。因此,大佬们发声与否,可能在根本上还是取决于是否有利于自己的事业。
小米的业务方向还没转变,接班人也看不到踪影,自然得雷军事必躬亲。需要注意的是,在多位联合创始人离职之后,雷军已经52岁了,但小米依然没有真正的二号人物。
下一个十年,小米的竞争环境更为复杂,雷军能否像张一鸣信中所言跟上“年轻的想法”是一个问题。
雷军表示,小米不再需要他之时,就是他退休之日。但这种消极应对,对小米真的好吗?
某种意义上讲,接班人问题关系到创始人的事业如何在自己抽身之后,依然能够继续发展,是必须正视的大问题。因此,挑选一个合适的后继者,就成为重中之重的事情。总的来看,互联网企业因创始人的个性与企业文化已经融为一体,使得“信任”变成关键资格。
在这方面,除了阿里马云的继承者张勇外,比较成功的例子还有字节跳动。2021年5月20日,张一鸣宣布卸任CEO,联合创始人梁汝波将接任。
对张一鸣来说,梁汝波不仅是联合创始人,更是大学同学,更是同宿舍的室友。信任度没问题,能力没问题,接班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对字节而言,在“退”的背后,其实也彰显着“进”的野心。张一鸣看似放权,实则是在蓄力冲击“全球化”。正如他自己所说,“将领导公司全球战略和发展,更专注于长期重大课题的探索和战略思考”。
可以说,刘强东和张一鸣选择沉默,在这一点上取得了高度共识,他们都在为自己掌舵的大船寻找新的航向。
刘强东不仅亲自带动筹备京东资本,而且跟妻子章泽天还参投了红杉中国、奇绩创坛、拾玉资本、高榕资本等旗下的基金,准备下一盘更大的棋。
对企业家而言,长期聚焦人才建设和行政事务,缺乏深度思考,会变得对外界越来越不敏感;对以变化为特性的互联网来说,失去对变化的适时反应能力,也就意味着死亡。
因此,为了自己事业的持续,大佬们可以有苦不说,可以放弃台前的热闹喧哗。
3
时代的趋势:噤声谋利益
沉默并非一定是面向死亡,也可能是高歌猛进。当前,消费互联网时代渐趋结束,产业互联网开始蓬勃发展,但其关键不再是面向消费者端,而是面向B端,如前述的企业和政府。
这个时代,不再需要追逐聚光灯的表演型企业家,而是欢迎噤声谋利益且有社会担当的民族企业家。
但有一点比较例外,那就是那些拥有面向消费者业务的公司,其实是需要掌舵大佬刷热度的,比方说美团的王兴。遗憾的是,在当前的情绪洪流里,王兴嘴巴再大也难说出花来。
对美团来说,不仅屡次爆出剥削外卖小哥,而且还因“二选一”被反垄断调查;此外,就连王兴点评华为造车一事,都被大众指责过是“夹带私货”。因此,不管是美团本身,还是王兴自身,于当前情形而言,不说显然要比说好。
而在接班人这件事上,王兴和雷军可以说是“同病相怜”。不止雷军渐渐成为“孤家寡人”,王兴亦是如此。
2014年,王兴的清华师弟杨俊离职;2017年,王兴的创业伙伴赖斌强离职;2016年,被王兴挖过来的清华同学杨锦方离职;2020年,王兴的清华同学王慧文宣布退休。
面对老同学们的相继“离开”,以及老朋友老对手们的“退隐”,王兴还能肆意战斗下去吗?
毕竟,“退隐”也完全可能导向积极的结果,特别是大转向的时代趋势加持下。在这方面,周鸿祎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直白地讲,他就是噤声谋利益或者闷声发大财的典型。
当周鸿祎被问及为什么变得低调时,他解释道,“做企业、政府的业务必须要低调”。没错,周鸿祎的低调,正是因为业务转向。
总之,一个大佬高不高调,不只取决于其个人性格,更取决于他所在公司的需求,特别是业务面向。
而在眼下,上述因素都不得不让位于大时代的要求,这个时代,体制内外从上至下,大家都不再喜欢高调的互联网大佬了,这是真正的时代大势,是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的大势。
正因为这一切都是明牌了,大佬们才纷纷选择沉默乃至退隐,他们越来越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无论对他们个人还是他们打造的公司而言,沉默真的是金子。
21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官方消息: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副部级官员周江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杭州是长三角中心级经济重镇,且为经济大省浙江省会,是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同意成为的15个副省级城市之一,受省级行政区管辖,其市委书记为副部级,其副书记为正厅级。
通常副省级城市的市委书记、市人大主任、市长、市政协主席均为副部级,副职为正厅级;市辖区政府为副地(厅)级,市政府的行政机构为副厅级。
因而,本次周江勇落马对于政坛和商界震动极大,他是十九大以来落马的第75位省部级高官,也是今年以来的第13位。
同时,自2015年浙江省政协原副主席斯鑫良落马、2016年由浙江副省长转任宁波市长的卢子跃落马之后,周江勇是浙江五年来第一个、十八大以来第三个副省级以上的老虎。
所以案发当晚,浙江省委迅速做出了反应,第一时间召开常委级别的会议,传达中央对周江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
袁书记亲自主持会议,并郑重强调:浙江省委坚决拥护中央的一切决定。
1从21日开始,中文网络上有关“周江勇家族涉嫌在当地一家公司IPO前突击入股5亿人民币”的消息流传甚广,也有媒体记者就此多方求证,但目前未获正面回应。
不过比较搞笑的是,就在22日晚间,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集团竟然“此地无银三百两”得跳出来“不打自招”:
且,这是一份没有红章篆刻的声明,辟谣的目标人物也非常模糊,语气力度更并非通常常识里的严肃。
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这不是在辟谣,而是在紧急割席;甚至,其紧迫感还有那么一丝「这则声明并非蚂蚁自己制作发出、而是受到幕后更大人物的临时指示进而祭出」的味道……
需要看到,今年4月份时,外媒就有披露过我中央层面会对去年“拍死蚂蚁”风波中涉及官商勾结之为进行调查的相关重磅信息。
该信息当时放出后,阿里系、蚂蚁系、云峰系相关公司的股价应声下跌;但是在境内流传不久后,有关报道就被资本控下的舆论平台全数公关抹掉。
还是先回到周江勇的话题。
有一张图是回避不掉的,2019年天猫/淘宝的双十一盛典,作为副部级大员的周书记亲自给财阀站台。
就在其时的两个月前,意气风发的周书记还带领着杭州市政府与阿里巴巴集团签订了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
在签约仪式上,周书记动情发言:“杭州支撑着阿里巴巴,阿里巴巴也改变着杭州。一座城市与一家企业,因为相信而相融,因为共生而共荣。”
阿里巴巴集团,宛如“杭州市第二政府”。
再往前看,杭州与阿里签约的五天前,2019年9月7日,杭州市委、市政府公开举行授予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功勋杭州人”荣誉称号仪式,周书记不用多说,还是亲自出席,笑容满面得为马云颁授证书和印章。
马粑粑那天也满意地赞道:“杭州市政府和阿里巴巴,定义了一种全新的政企关系。”
请注意,当时距离马云卸任阿里巴巴一切职务,仅剩三天。
一切都显得那样的“急迫”,那样的“用力”。
不得不说,周书记的一系列动作在那个阶段也确实给阿里系帝国吃下了一颗定心丸,财阀帝国的脉络也得以继续扩张,尤其是马云实际控制的蚂蚁集团,在他台面上卸任阿里职务后,蚂蚁上市被提上日程。
周书记对阿里巴巴集团的关注是众人皆知的,在杭州衙内也非秘密。
今年4月10日,中国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消息,责令阿里巴巴集团停止违法行为,依法处罚款182.28亿元人民币。
三天后,周书记立刻主持召开杭州市委常委级别的会议,针对阿里被罚事件,研究部署进一步推动杭州市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工作……
2翻开周书记的仕途履历,有一个细节这两天一直被外界忽视:2000年3月-11月,周书记在宁波市领导干部经济管理研究班学习,并赴美国培训……
当时的周江勇是鄞县鄞江镇党委书记、镇人大主席,一个正科级干部去美国培训什么?
我查了问,问了查,暂时一无所有。
但是我看到的是,从美国归来后,周江勇立刻像坐了火箭一样急速蹿升,两年之间四次升职。
至海归十二年后,2012年2月,周江勇迎来仕途重大进阶:任宁波市委常委、宁波杭州湾新区开发建设管委会党工委书记。
这标志着时年45岁的周江勇正式进入了一个「圈子」,我后文再说。
进入圈子之后,周江勇在浙省内的核心城市任职调动如走马观花。
2013年3月-2016年1月,用了不到三年时间,从舟山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党工委副书记、新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坐到了舟山市委书记、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浙江省海洋港口发展委员会副主任(兼)的位置;
2017年2月,任职温州市委书记;
半年后,升任浙省常委;
一年后,官至省会杭州市委书记,升任副部级。
美国镀金的效应如此强大?这我想起了百余年前的“留美预备学生”。
当年美国人的战略非常先进,相比于打压欺侮屠杀中国人——这太暴力也太不体面了,美国人更愿意出资培养中国的精英带路党,洗脑培训调料成熟后,再把他们送回中国,在中国各级政府的关键要职担任管理,让中国成为美国的卫星仆从国。
除却百年前的旧史,周江勇的留美履历还让我想起去年浙江的一只老虎:浙江富春山居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郭林平。
“我女儿一定要送到国外一流的大学深造”,这是郭林平的自白。
真的想问一句:美国就这么好?
近代以来,多少有过“赴美经历”的人成为了民族败类、叛国团伙,21世纪了,中国人、特别是精英官僚阶层的人士还在为美国马首是瞻,实在让人无语。
同时,留学需要金钱,但浙江倒是最不缺的就是钱,尤其是民间的热钱,尤其之尤其是信贷——改革开放后国内第一家“钱庄”就诞生于1984年的温州,拉开了高利贷死灰复燃的时代大幕。
郭林平的罪名也有这样一条:“通过民间借贷活动等金融活动获得大额回报,影响公正执行公务”。
如果没有过去这个周末的冬窗事发,以周江勇的轨迹和积攒的人脉路线,包括他的年纪,此后成为省部正级、乃至进入中央应是没有疑问。
但是没有如果,人总得为自己的冒险买单。
去年4月,杭州召开全市推进疫情防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暨深化作风建设和综合考评大会上,周书记曾当众“揭短”,还说了一句著名的名言以警示全市干部:“当时代抛弃你的时候,连一句再见都不会说。”
这句鸡汤其实马云范儿十足,非常有“演说味儿”,像极了马云曾在浙商大会说过的:“企业不要和政府结婚…”
然而回到现实,阿里系确实没有和政府结婚,而恐怕是偷偷摸摸的“偷情”……
针对多年来的“偷情”,蚂蚁集团回应后不久,23日上午,杭州市纪委监委通告:将以抓好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为切入点,部署开展影响亲清政商关系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包括:
① 领导干部防止利益冲突事项自查自纠;
② 领导干部违规借贷专项治理“回头看”;
③ 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
蚂蚁风波,余波未消。
3再来观摩一番周江勇的「圈子」。
就在周书记落马前三天,杭州市委原副书记马晓辉主动投案,交代问题;
再一个月前,退休已六年之久的浙江省委省政府原接待办主任张水堂,主动投案,交代问题;
再两个多月前,宁波海曙区原党委书记褚孟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浙江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
马晓辉,浙江慈溪人,实为宁波人,为周江勇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1996级同学,与周江勇都在温州、杭州等省内重镇先后任职,还曾在褚孟形的老家当过县长;
张水堂,浙江淳安人,实为宁波人,与褚孟形妻子、浙江合创(宁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敏春,关系密切;
褚孟形,浙江宁海人,实为宁波人,马晓辉多年的浙江省内(宁海县)主政同事。
目前,还有一个浙江宁海籍(实为宁波人)的副省级官员进入了舆论视线。他在2010年2月后与周江勇共同任职宁波市;一年后,他们的队伍中又插入了时任宁波市环境保护局局长、党组书记褚孟形。
……………
「圈子」,就是这么形成的。
如今,山头主义下的圈子文化,伴随着拍死蚂蚁的余波,被彻底的一锅端。
昔日令氏家族在山西省内的“西山会”,苏氏家族在江西省内的“赣帮”等,在十八大后悉数被打掉。
包括刚刚卸任的内蒙古大员布小林——标志着乌兰夫家族完全退出了内蒙政坛——都彰显了党中央打掉山头、割除宗族门阀的决心。
近代以来,浙江/上海商人曾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百年前,正是在江浙沿岸,稀权于商、巨贾入仕,在江浙沪造就了参天大树般的买办阶群。
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学生工人的政变经费从哪里来?虞洽卿﹑王一亭﹑吴蕴斋的“上海商业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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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浙江省内腐败和宗族势力的被揪出,可谓“承前启后”:承蚂蚁集团事件清算之前,启浙江试点共同富裕示范区之后。
不论是彻底整顿势力盘根错节、利益链条犬牙交错的蚂蚁集团,还是为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实践(包括7月份刚成立的浙江省领袖思想研究中心的打造)做铺路,扫清污浊都是奠基之必须。
就在今年4月阿里巴巴被重罚后,马云的湖畔大学随即显示被勒令停止招生,今年的所谓“一年级课程”全部被叫停。
湖畔大学,是比财阀本身更恐怖、更恶性的「党阀」,因为它是堡垒式的、摇篮式的。
一个党阀会所,竟然被冠以大学之名,用竖立朝圣形象的做法铸起山头,这比柳传志的“泰山会”(http://m.wyzxwk.com/content.php?classid=28&id=436927)走得还要远。
马云曾公开炫耀式地说过一句让人非常脊背生寒的话:“如果你们到湖畔大学来学习如何赚钱,那你们来错地方了……”
而眼下,社会主义铁拳两头出击,两头肃清。
蚂蚁这块大蛋糕去年秋天到底吸引来了多少人,目前仍无确切名单。
但除了那些藏不住的大人物,连一些看起来是小人物的家伙,似乎也绷不住:周江勇倒下的同时,宁波市鄞州区司法局副局长徐光耀、湖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原党组书记、主任沈小龙、温州市瓯江口开发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祥崇等人,目前均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预估市值两万亿的蚂蚁,真的有毒!
今年2月初,中央第四巡视组曾向浙江省委反馈在浙江的巡视情况,其中就包括向周书记进行了通报。
时任中央第四巡视组组长赵凤桐当时就有提到,巡视发现杭州市委贯彻落实领袖对杭州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还不够有力”、“推动形成高质量发展新格局还有差距,一些重点领域权力运行监督制约还不到位”、“领导班子加强自身建设还有差距,党建工作责任落实不够有力。”
周书记彼时表态:“对于巡视组反馈意见,我们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坚决整改。”
而结果,却是眼下全国人民群众大吃特吃的瓜。
可以看到,中央巡视组提出的“党建工作责任落实不够有力”,就是非常直白地点明了浙江省和杭州市在干部管理上无组织原则、无党性纪律。
还是前文提及的“山头主义”。
2015 年 10月29日,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领袖曾有语重心长又雷霆万钧的发言:
“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党章中的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
“如果有了自己的私利,那就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党内不能存在形形色色的政治利益集团,也不能存在党内同党外相互勾结、权钱交易的政治利益集团。”
“党中央坚定不移反对腐败,就是要防范和清除这种非法利益关系对党内政治生活的影响,恢复党的良好政治生态,而这项工作做得越早、越坚决、越彻底就越好。”
压灭山头主义和宗亲主义,这样的组织原则打磨,始于毛主席。
毛主席曾有剖析:“一个地方的革命党、革命军队起来打敌人,就很自然地形成各个集团、各个山头。所以我说山头主义是中国社会的产物,是中国革命特殊情形的产物,应该承认这个东西。”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各个革命根据地长期开展相对独立的游击战争时,就出现过一种带有小团体主义和宗派主义性质的错误倾向,毛泽东那个时候就批之为“山头主义”。
后到抗日战争时期,党和革命队伍内部又一度严重地存在带着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倾向,妨碍着党的团结和战斗力的增强,也使得延安整风和七大在党史中的地位格外重要。
就主观原因而言,毛主席认为山头主义是由党内教育不足造成的,从三湾改编、古田会议,到延安整风、党的七大,建政建国之前,党和军队的每一次重要自我革新无不带有鲜明的“去山头”、“去门阀”、“去宗亲”的色彩。
因为山头的一旦形成,一定会伴随着封建性质的地方独立王国的拔地而起,紧跟着的就会是严重的腐败和全国革命凝聚力的下降。
这在国际形势波谲云诡的背景下,就更加凸显危害性和大力整治的必要性。
国际反华势力呈现歇斯底里、孤注一掷的状态,美西方集团谋求转嫁内部无法承载的压力、以对华战争行为释放国内危机——百余年前如此,百余年后依然如此。
众多资本构成错节、与境外勾结不清的互联网财阀们,近一个月以来已经因为各类政策重拳市值蒸发了近八万亿,但这仍旧不会是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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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就在五天前,摩根士丹利发布了报告,称“中国正在重置其经济底层逻辑”,鲜明又忧心忡忡地表示:
“我们正站在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在经过数十年消除绝对贫困的努力后,北京正在将其监管优先级进行调整,更加关心可持续性、社会公平、数据安全,和自主可控。中国对于金融科技、大科技巨头、课后教育、数字货币,以及碳排放的限制升级正是这次逻辑重置的体现。”
“经济方面的影响:在新的逻辑范式下,中国似乎正在尝试将经济利益分配向劳动者倾斜,这将会带来企业盈利占比的下降。”
“我们相信近期的监管收紧反应了中国底层逻辑的改变,并不只是针对互联网巨头。”
“在过去十年中北京的核心目标是保持双位数的收入增速,并消除绝对贫困,给予经济增速以最高权重。可是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不均衡,这促使本届政府转向‘共同富裕(getting rich together---common prosperity)’作为新的发展目标,并将包括社会平衡、供应链可控、数据安全等引入了新的政府KPI。”
“过去9个月的政策制定反映了这一目标。简单来说,我们认为中国正在平衡上升中的企业利润,和下降中的劳动者补偿,让劳动者更多分享到经济体发展的收益。”
…………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静候更多刮骨疗毒的风浪。
2021年08月26日 07:53:27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周江勇的落马并不突然。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郭芳
此前,坊间传闻已久,而围绕周江勇亲属的举报一直在持续。
“举报信就像雪花片一样”
“举报信就像雪花片一样。”宁波当地一家农商行的内部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据这位内部人士透露,周江勇的妻子是宁波当地这家农商行的党委副书记、监事长。“在那里就是挂个职,平时很少来,每年获利几千万元。这导致了银行内部职工的义愤填膺,他们一直在联名举报,已经持续了很久。去年10月中旬,中央第四巡视组进驻浙江,他们又再次实名举报。”
持续不断的举报,在坊间已经传得沸沸扬扬,“这个事情,周是知道的。”内部人士说。
周江勇的问题,并不止于他的妻子。
7月15日,海曙区人大官网发布一则信息——《关于许可对区十一届人大代表周文勇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决定》。鉴于周文勇涉嫌走私废物罪,海曙区人大常委会决定,许可对周文勇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但如今在海曙区人大官网上已经找不到这则信息。
据多方信息源透露,周文勇是与周江勇家族关系密切的亲友,与周江勇的弟弟周健勇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甚至有一种说法,在周文勇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前,周健勇已在山东被控制。
此时的周江勇应该已经嗅到了危险的气息。
而在如潮的举报期间,“浙江官场一度有传闻他要调往南方某省当省长,但后来一直悬着不动,悬而未决往往意味着有问题。”一位通达当地政情的人士分析说。
种种迹象已经很明显,但周为什么不主动投案?面对如潮的举报,周究竟是怎么想的、怎么向组织上交待的?从表面上看,直至案发,出现在公务场合的周江勇均未表现出异常。
在周江勇被查后,浙江省委常委会连夜开会强调,决不能让政治上、廉洁上有问题的人蒙混过关、投机得逞。
这或许可以解读为,周曾经抱着幻想可以“蒙混过关、投机得逞”的。
随仕途蔓延的周家商业版图
周江勇是宁波人,仕途起步于宁波,主要履历在宁波、舟山、温州、杭州四市,曾任宁波市委常委、舟山市委书记、温州市委书记、杭州市委书记。
而其家族的商业版图亦主要追随他的仕途足迹。
周文勇涉嫌走私废物罪被抓之前,其商业版图颇具规模。据天眼查APP显示,周文勇一共参股、控股13家企业,涉猎机电、能源、石油化工、汽车销售、投资、担保、管理咨询等诸多领域,主要集中在宁波鄞州区和海曙区。
周文勇的商业版图数据来源:天眼查APP
其中,宁波永仕电机有限公司收获了当地政府部门较多的政策红利:被列入宁波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名单,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多次获得技改补助资金……
2021年4月,周文勇与其他股东一起成立了宁波华茂弘骏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周文勇持股65%。
这家新成立不久的管理咨询公司,被坊间视为周家贪得无厌的注脚——由此被合法化的咨询费、居间服务费给外界无限遐想。
在周文勇的商业版图中,最重要的一笔,是其控股的宁波永润工贸科技有限公司。这是一家专业生产润滑油基础油和低凝白油的石油化工类企业,总投资 1.5 亿元,占地 80 亩,年生产能力 3 万—5 万吨,主要生产汽 机油、柴机油、横机油。周文勇占股51%,第二大股东周健勇占股40%。
据多方信息源透露,周健勇是周江勇的弟弟,他的社会身份是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但他更像是一个商人,是宁波永润等4家公司的股东,涉足石油化工、地铁支付、大数据领域。在过去多年,周健勇与周文勇一直密切合作。
2021年1月,在宁波鄞州区科技局的推荐下,两人合作的宁波永润还获得了软银中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8000万元的风投基金。
周健勇的商业版。数据来源:天眼查APP
在周健勇的生意中,最受关注的还是地铁支付和大数据业务。
2019年,《中国科技投资》在《与时俱进创新创业 言传身教培育英才 ——记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周健勇教授 》这篇报道中讲述了周健勇的创业故事:在得到很多地铁集团认同的情况下,2017 年,周健勇带领团队创立了优城联合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城联合”),这是一家聚焦“地铁互联网 +、行业信息化、地铁新 经济”三大业务领域发展的民营科技企业。公司的技术和服务理念同时获得了阿里、腾讯、银联等认可,成为了这些公司的战略合作伙伴、技术合作伙伴。优城联合与投资方阿里巴巴(蚂蚁金服)携手深耕宁波、输出 浙江,面向全国。
据天眼查APP显示,蚂蚁科技集团全资控股的上海云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是优城联合的股东之一,出资166.67万元,占股14.28%。
数据来源:天眼查APP
上述那篇报道称,作为一家深耕城市轨道交通行业的互联网公司和大数据公司,目前“优城联合”技术研发实力及业务覆盖城市均处于全行业领先,近年来先后落地宁波、温州、徐州三地。
之后,在2019年11月,优城联合作为大股东投资创立了杭铁优城(浙江)科技有限公司。据天眼查APP显示,其中,优城联合占股55%,杭州地铁集团占股31.5%,而蚂蚁科技集团全资控股的上海云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又投了135万元,占股13.5%。
数据来源:天眼查APP
周健勇和优城联合作为该领域的初创者,能够搭上杭州地铁集团和蚂蚁科技集团,大概不是一般的创业者敢想象的。
而此时,周江勇已经调任杭州市委书记一年有余。
从宁波到舟山、温州再到杭州,从公开信息看,周健勇的生意主要追随周江勇的仕途足迹。
天眼查APP显示,优城联合拿下的订单主要集中在杭州、宁波、舟山。例如,2019年12月,优城联合中标了宁波市鄞州区国资委控股的鄞城集团下属的两家房地产公司——宁波市鄞州区新城房地产有限公司和宁波市海曙区悦邻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托管项目。
这很难不引发外界联想。
蚂蚁集团声明撇清干系
周健勇曾以“产学研”成功的典范现身说法称:“我的公司每年卖给长城十万吨基础油,这可以说是民营企业第一家,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以理念打动,用技术交流,让别人觉得你是不可复制的、最新颖、最有前途的,而你必须拥有的是什么?就是无穷无尽的知识。”
但这种说法更多地被看作一个笑话。
周健勇的合作者们究竟是看中了他的技术和知识,还是周江勇的权力影响力?答案似乎不言自明。
周江勇落马后,有自媒体称:2020年11月,在浙江一家金融科技公司IPO之前,周江勇家族耗资5亿元抢先购买股份,后上市被叫停获退5.2亿元。
这一说法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以至于周健勇的合作者蚂蚁集团出来声明说:蚂蚁集团在此前IPO发行过程中,不存在谣言中提及的相关人员入股情况,更不存在突击入股及退款相关情况。
真相终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多个信息源透露,周健勇已在山东被控制。
另有消息称,周江勇的姐姐也已被控制。
即使在亲戚中,周家的遭遇也未能获得同情。周江勇的一位远亲说,周对他们总是疾言厉色、很小气的,“我们从来没在他那里做过一次生意。但他家里的兄弟和外面的很多朋友在他主政区域内都拿到了项目,完全不避嫌。我曾经劝过他不要接触外面的朋友,不然容易出事的。”
周江勇落马后,杭州市纪委监委立即部署开展影响亲清政商关系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专项治理主要聚焦在三个方面:领导干部防止利益冲突事项自查自纠、领导干部违规借贷专项治理“回头看”以及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
显然,这是来自周江勇案的警示。
连夜召开的浙江省委常委会强调,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警钟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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