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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17 旭东 卞小贞 - 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
【学习进行时】“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个场合缅怀英烈，讲述英雄事迹、致敬英雄精神；他号召全社会要崇尚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清明时节，新华社《学习进行时》原创品牌栏目“讲习所”推出文章，与您一起感知习近平的英雄情怀。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
习近平总书记有着深沉的英雄情怀。他曾在多个场合缅怀英烈，讲述英雄事迹、致敬英雄精神；他号召全社会要崇尚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
英雄，一直是习近平心之所系，情之所牵。
永远怀念——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缅怀英烈、致敬英雄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
从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到金寨县革命烈士纪念塔，再到红军长征会师纪念碑；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到烈士纪念日……一回回庄重的鞠躬，一次次深情的凝视，凝结着习近平对英雄的无限追思和深切崇敬。
共和国是红色的，无数的先烈鲜血染红了我们的旗帜。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诞生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儿女。
“每次来缅怀革命先烈，思想都受到洗礼，心灵都产生触动。”2016年2月，习近平赴江西看望慰问广大干部群众和驻赣部队时说。他强调，回想过去那段峥嵘岁月，我们要向革命先烈表示崇高的敬意，我们永远怀念他们、牢记他们。
英雄，在习近平心中重逾千钧。
他曾说，“精忠报国”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标。
他曾引用屈原《九歌》中的诗句“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向英雄表达崇高的敬意。
他曾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内的英烈环廊仔细查找张自忠、左权、杨靖宇等抗日名将的名字。
……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习近平多次强调，我们要在全社会树立崇尚英雄、缅怀先烈的良好风尚。
永不过时——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
中华民族是崇尚英雄、成就英雄、英雄辈出的民族。习近平强调，和平年代同样需要英雄情怀。
在习近平心中，英雄精神永不过时。
追思“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他用诗句“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用以自励。2014年3月，习近平在河南兰考焦裕禄同志纪念馆强调，焦裕禄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永远向他学习。
2017年12月，习近平来到英雄王杰生前所在连队勉励官兵，“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血性胆魄的生动写照，要成为革命军人的座右铭”。
2019年5月，习近平乘飞机、坐火车、换汽车，辗转奔波7个多小时来到江西于都。在当年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习近平动情地说：“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
……
英雄，是引人向前、催人奋斗的灯塔。
纪念英雄最好的方式，就是学习英雄精神，从中汲取力量，传承使命。
习近平曾说，一切民族英雄，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的事迹和精神都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
永远奋斗——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信念之坚，激荡的是英雄之气。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和荣光，一代人更要有一代人的担当与奋斗。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实现我们的目标，需要英雄，需要英雄精神。
近期，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要教育引导全党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
在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中，14亿中国人民并肩战斗，英雄辈出，成为新时代的精神坐标。他们中间，有把生的希望留给他人而自己错过救治的医院院长，有永远无法向妻子兑现婚礼承诺的丈夫，也有牺牲在救治岗位留下幼小孩子的妈妈……2020年9月8日，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谈到了当时的情形。他说：“危急时刻，又见遍地英雄。”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数百万扶贫干部倾力奉献、苦干实干，同贫困群众想在一起、过在一起、干在一起，将最美的年华无私奉献给了脱贫事业。1800多名同志将生命定格在了脱贫攻坚征程上……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时代造就英雄，伟大来自平凡。
2020年12月31日，习近平在二〇二一年新年贺词中深情地说：“向所有平凡的英雄致敬！”
近日，河北邯郸，一对农民夫妇天没亮就起来干活，用三轮车满载1300斤菠菜去卖，结果等了老半天，都没人买，最后被菜贩子以15元的价格整体收购。
看得出，大姐的心里充满了心酸、不甘和无奈。
菜贩的理由是：“他们的菜质量一般，在场都没人收，如果我不收，他们只能丢掉，或者让它烂在地里。”
是菜贩在仗势欺人吗？
还真不一定。
很大可能真的是，他如果不接手，这车品相不佳的菠菜就得当废品处理；他如果接手，挑挑拣拣，运气好的话，能卖出1/3，赚百十来块钱就算不错了；也有可能真的啥都卖不出去。
笔者老家的隔壁县正好属于“南菜北运”、“西菜东运”的重要基地。在当地开始改变传统以粮为主的种植结构，转向种蔬菜之后，老百姓真的体会到了什么叫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下的孤舟——付出与回报之比充满了未知的风险，是死是活很大程度上只能靠运气。
最惨的时候，小苦菜（一种当地常吃的绿叶蔬菜）1-2元一三轮车/板车，甚至白送都没人要；如果种的是白菜，最惨的时候，倒贴钱请人去砍都没人要，但又不能不清，否则白菜烂在地里，土壤带毒，下一茬作物就没法种了。
这是大约20年前，当时笔者的高中地理老师还利用假期帮着长辈运菜到还是重污染的工业城市邯郸，在那里又是另一番景象，老家没人要的小苦菜在当地都快被抢得打起架来。
后来当地农户中慢慢有胆大的开始往北方和华南地区运送蔬菜，逐渐的物流有部分掌控在自己手里，也有了冷链，议价能力开始增强。
但对最大多数的农户而言，依然摸不透市场的行情，是亏是赚全靠运气。面对未知的风险，依然得鼓足勇气，继续种下去。
就在十年前，笔者爷爷去世，因为要办白事，村里就有三家朋友往笔者家里用三轮车直接送花菜（实际根本吃不完这么多），另外还有两三家来问要不要菜的。道理很简单，反正已经亏了，连种子钱、化肥钱都赚不回来（农民一般不算自己的人工），送到恰好要办事的笔者家里，还落个人情。
这一次，邯郸的大哥大姐遭遇的也是类似的情况，他们的长杆菠菜属于菠菜中最便宜的那一类，加上品相本就不太好，可以想见难以卖出个好价钱。
据河南卫视民生频道在河南当地的调查，菠菜分趴地、短杆、长杆三类，价格依次降低，最贵的趴地菠菜约1.5元每斤，最便宜的长杆菠菜要整车卖，约7-8毛每斤。
但河南当地的价不等于河北当地的价，据网友说当天邯郸当地菠菜零售价每斤只有1-3毛，并且热销的蔬菜受产量、气温、品相等因素影响太大，基本上可以说一天一个价——很有可能今天卖能赚不少，但拖一天就直接亏到欲哭无泪。
从西南到华北，时间跨度二十年，本质的东西一直没变。
奇怪的是，农户根本不赚钱，城里的消费者又感觉蔬菜奇贵。
那么钱都去哪里了？都被谁给赚了？
有人说，农户努力学习种植技术、积极了解市场信息、合理规划农业生产，并在一定程度下掌控销售渠道、利用冷链延长保质期减少损耗，至少在农户这一层，问题基本就能得到解决。
可问题是，市场状况瞬息万变，而农业种植本来就有一定的滞后性和稳定性，如何做到信息完全透明？更何况建立渠道、冷链如果不是在整个蔬菜市场的体系成型初期投入的话，需要巨额的资本，小农又如何拿得出手呢？
在市场经济之下的小农，上游的种子、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不再自己手里，下游的加工、运输、销售也不在自己手里，两头都被资本所控制，出现困境乃至破产，那都是必然的。
于是有人开始鼓吹农民退出，资本入局了。他们还给出了这样做的好处：土地集中、资本集中，好干大事，至于其负面效应及连锁反应，他们是装作看不到的。
反正现在，许多传统农业县的土地都开始集中到少数公司手里，然后农民成了受雇佣农业工人——这种搞法，当然有成功的，但更多的是，公司套完财政补贴后跑路的。
至于渠道，前不久不是各互联网大厂都纷纷入局社区团购，抢着去占领高地吗？这简直是要直接摘菜民生工程“篮子工程”的果实。等它们站稳脚跟，形成寡头垄断后，等待农户和消费者的，那会是一种怎样的景象？
本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合作才是主流，社会化大生产才是主流。看看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被网友昵称为“狼教授”的沃尔夫是如何介绍资本主义国家西班牙的蒙德拉贡合作社的：
这是不是有点似曾相识之感？那个曾经描绘的农村蓝图，如果发展到后来，是不是会有几分相似？
其实教员在50年代搞合作化的时候，面对争论，就认真的警告过，不走合作化、集体化，走小农经济，一定会出现本文开头的困局。
就在教员1965年重上井冈山，思考初心及未来，并写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之际，他充满忧心的问：“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
可惜大音希声，没有人听。
在冰冷的现实面前，终于有人开始懂了。
2021年04月10日 11:45:25
来源：参考消息
据韩联社首尔4月9日援引朝鲜国家媒体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劳动党基层干部大会闭幕时，呼吁执政党进行更加艰苦的“艰难行军”，以缓解人民面临的经济困难。
▲资料图片：金正恩出席朝鲜劳动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七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和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政务局会议。（朝中社）
报道称，金正恩告诫基层党支部书记和党员要做好准备应对摆在前进道路上的很多“困难和障碍”，并提到了上世纪90年代艰苦卓绝的“艰难行军”时期。当时，该国处于极度贫困并面临严重饥荒。
朝中社援引金正恩的话说：“哪怕是一点也好，我要减轻我国人民的辛苦，最大限度地增进人民的物质文化福利，所以我决定从党中央到各级党组织再到全党的支部书记都进行更加艰苦的‘艰难行军’。”
另据路透社首尔4月9日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要求执政党干部进行另一场“艰难行军”。这一表态将该国目前的经济困难同20世纪90年代的困难时期联系起来。
报道指出，金正恩是在周四的朝鲜劳动党第六次支部书记大会闭幕讲话中提到“艰难行军”的。他要求劳动党基层干部在落实劳动党八大通过的五年经济计划时更加积极和负责。
| 卫建林：劳动政治经济学的胜利——合作经济论纲 |
更新时间:2007-09-27 23:43 来源:中国合作经济学会调查与研究总163期 |
一 世界在新自由主义、新帝国主义霸权的蹂躏下被撕成碎片。社会在史无前例的文明废话的喧嚣中，陷入史无前例的贪婪、野蛮、抢劫、欺骗和道德沦丧的恶性循环圈。在几座孤岛般耸立的富人金殿和他们欢庆自己全球化终结性胜利的宴席四周，遍布着失业、贫困、疾病、死亡和绝望的呻吟。我们总是听到一种冷冰冰的嘲弄：这里也许存在着不公平，但是你们除了叹息、哭泣、愤怒，除了俯首听命、当牛做马、任由撕裂，已经不可能有什么作为，“别无选择”! 埋葬工人运动数百年来的成就，肢解工会和其他工人阶级组织，分裂和腐蚀工人阶级队伍，使工人成为仅仅为自己生存而同阶级兄弟进行残酷竞争的单个人，剥夺公共权利，在理论上贬低劳动、无限地抬高资本的历史地位，呼唤和培植自私、贪婪、损人利己与动物性、原始性、自发性，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形态上制造美国崇拜，成为新自由主义的主旋律。 “别无选择”——这是一个和私有制同在的陈腐命题。奴隶主和封建地主阶级，都曾经宣布自己的统治必定传之万世。关于雇佣劳动的天然合理和资本统治永恒性的话语，早已作为资产阶级的精魂，被它融汇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成为精致得密不透风、窒息人类创造力的学说。 但是，尽管蒙受苦难和羞辱，尽管这种苦难和羞辱已经构筑起仿佛不见尽头、没有边际的黑暗隧道，人民却总是踉跄着脚步，在有形和无形的镣铐中挣扎前行、摸索和创造。自有人类社会，历史从来没有凝固于仅仅有利于剥削者的任何一个“别无选择”。人民不会吞下他们只配永久受苦受难的“别无选择”。新的苦难成为历史运动的新的标志：人民在自己的历史教科书上扫荡着谎言，在自己劳动和自己奋争的基地上，再度建立着对自己力量的不可动摇的信任。 人民经由自己的胜利和失败，认识自然也认识社会，认识对手也认识自己。他们逐渐知道，使他们陷入苦难的不是几个恶人，而是一种进行统治的阶级和国家制度；懦怯退让使他们吞下苦果，单枪匹马的反抗又总是收获失败，团结是他们的惟一武器。这种团结，起初在很小的范围，目标也限于争取眼前的、局部的、零散的利益，然后才是地区的、国家的，是作为阶级的行动。——这不是一次性的、直线完成的，而是在螺旋式循环中经历曲折和起伏的历史进程。 资本全球化的凯旋，正在创造一种新的条件，把他们推进到前所未有的、足以使全球剥夺者闻之丧胆的地步：本来意义上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一切过去的失败和胜利，都仿佛成为更大胜利的序幕和预演。这个社会的多数，正在世界历史的本来意义上重新集结起来。他们的力量如细雨润物、潜移默化到社会的每一个细胞和毛孔，而终将聚合为排山倒海、摧枯拉朽的革命风暴。他们正在改变世界的一切。历史属于他们。 合作经济，就是人民的一种选择。 二 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除了把人区分为掌握生产资料从而掌握社会统治权的资本家和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还给人类制造一个资本主义市场。这个市场成为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天堂。被剥夺者的回应，是破坏机器、怠工、罢工和游行示威，直到武装革命夺取国家政权和创立新的国家政权及经济运行制度。同时出现的，是力图在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市场经济范围内，依靠劳动者自己力量减轻剥削程度、维护自己利益的合作经济。 在试图用合作社方式改变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空想社会主义者失败了。1832年，欧文在伦敦创办的劳动产品公平交换市场，仅仅存在一年多。1833年，这位菩萨心肠的改良家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了合作社和职工会的代表大会，并通过一个使工人以和平途径掌握生产管理权利的计划，然而这一计划尚未付诸实施已经流产。 但是工人阶级局部改造旧制度的实践，却在默默无闻脚踏实地地进行中。 1844年，英国一个叫做罗虚代尔的小镇的28位工人，组织消费合作社向社员出售牛奶、面粉等日用品，减少中间商的盘剥。后来发展到购买土地和兴办加工业。他们创造的自愿、一人一票、民主管理、公平买卖、注重社员教育的“罗虚代尔原则”，很快在欧洲国家传播开来，至今成为世界各国公认的合作社原则。 马克思拒绝任何崇拜，惟独对于人民的历史主动精神、人民的创造深怀敬意。在他高度关注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理论斗争的时候，工人阶级在历史进程中的每一个当时看来尚处于萌芽状态的创造性成果，也同样进入他的视野。罗虚代尔合作社出现以后20年，即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马克思在成立宣言中，把工人合作工厂称为“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资本的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更大的胜利”：我们说的是合作运动，特别是由少数勇敢的“手”独立创办起来的合作工厂。对这些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是不算过分的。工人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用事实证明：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是按照现代科学要求进行的生产，在没有利用雇佣工人阶级劳动的雇主阶级参加的条件下是能够进行的；他们证明：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劳动工具不应当被垄断起来作为统治和掠夺工人的工具；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 没有谁比马克思更清楚工人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根本意义。工人合作经济，只有在工人阶级享有国家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的时候，才能真正释放出它的社会能量，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政府总是在其中进行收买并使运动受到阉割。但是马克思仍然高度评价自己时代即便广受掣肘的“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在原则上的优越性和广阔前景，认为这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这种工厂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马克思论巴黎公社，说公社失败了，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公社的原则之一，即他1871年在《法兰西内战》和恩格斯20年后在该书1891年单行本导言中明确肯定的公社的一项法令：把已经关闭和停产的企业交给工人合作社按合作方式经营。 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曾经建议参加国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针对俾斯麦政府向轮船公司资本家提供年度补贴的决定，提出向工人合作社提供同样数额补贴的议案。他相信，如果给资本家赠款似乎是用来振兴工业，那么给工人赠款将产生更大的效果，“请你们把工人和资产者放在平等的地位上。你们每从工人口袋里直接或间接地送给资产阶级一百万，工人们也就应该得到一百万；国家贷款时也应如此。”他说：“至于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最早也最科学地充分认识合作经济这一工人阶级历史性创造的真正价值的仅有的人。 三 列宁同样是从历史创造者的角度、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角度，分析他所处时代的走向和推崇劳动者合作生产的。他为缔造新生社会主义制度的短暂生涯，社会主义苏联70多年的历史起伏，在合作经济问题上留下具有深刻意义的遗产。 十月革命以后的最初年代，从沙皇时代就已经存在的工人合作社，主要控制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手中，在政治上采取一种不合作的甚至敌视布尔什维克和新生社会主义政权的立场。列宁一方面指出，一些合作社领袖被收买和腐蚀的情形，要求派进人员、扩大工人成分以改造“资产阶级合作社”；另一方面看出，即便为资产阶级分子所把握的、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中小资本家的合作社，既然作为合作社，就会程度不同地存在群众主动精神。 这正是列宁关注的重心。他说，“合作社所做的工作无疑是在发挥群众的主动精神，这是它的一大功劳”，合作社建立在群众主动精神之上，“这点是最主要的”。因此，“合作社是资本主义社会建立起来的、我们应当加以利用的唯一的机构”。 他在逝世前一年指出，“我觉得我们对合作社注意得不够”，“目前我们应该特别加以支持的一种社会制度就是合作社制度”，革命胜利初期俄国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这里既包含着十月革命以来俄国新政权某种政策反思的成分，也为其后苏联社会发展进行着重要的提示。 这就是我们从列宁身后世界历史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进一步理解列宁伟大遗训的锁钥。 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在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进程中，很快消灭个体、私人经济，建立起全民所有制经济。它提高了苏联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和维护了国家安全。但是在严峻的国际环境和经验不足的情况下，特别是实现农业集体化存在着缺少耐心的教育、引导和等待的现象。这就使充分尊重和发挥人民历史创造精神的基础不够坚实，使自上而下的命令主义得以发生。正是在这里，繁衍出滋生官僚主义和僵化窒息的条件。 这种状况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已经相当明显。国家运转主要靠官僚集团支撑，上层结党营私、权力膨胀、昏庸腐化。人民群众被排除在国家和企业的权力之外，不再认为自己居于主人翁的地位，而当时执政的这个“共产党”，本质上也已经不同于列宁、斯大林的共产党，不再是代表他们利益的党，他们犯不着继续保卫和维护这个党。离开人民等于取消党，再一次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 随着苏联解体、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苏联人民奋斗牺牲建立起来、给人民带来极大利益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在私有化浪潮自上而下的冲击下，很快退回到个体、私人经济甚至具有殖民地性质的经济。 两种相反方向的历史运动，两种对立的政治立场，症结竟然殊途同归于群众主动性问题。前者急于实现群众的利益而没有为群众主动性的充分发挥、为群众经济和社会管理能力的充分提高创造足够的条件，相反，由此滋生繁衍的官僚主义不仅不能保证群众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而且由于挫伤群众主动性而蕴涵着导致历史停滞甚至倒退的因素。这就成为后者猖狂肆虐的一个历史前提；在这里，人民的权利被剥夺，人民的财产被抢劫和瓜分，重新沦为被压迫者、被剥夺者，加上新自由主义消解马克思主义革命精神、分裂和腐蚀工人阶级的政策，群众历史主动性的再度勃发就不能不经历更多的磨难、需要更长的时期了。 对于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来说最有害的、成为历史变革最大悲剧的现象出现了。这就是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教训时所说的：资产阶级的凡尔赛恶棍……要巴黎人抉择：或是接受挑战，或是不战而降。工人阶级在后一场合下的消沉，是比无论多少“领导者”遭到牺牲更严重得多的不幸。 四 世界风云变换、政局起伏跌宕，但是工人合作社、农民合作社以及不同程度上体现着合作社精神的各种经济组织，却仍然遍布世界各国和几乎所有的行业。它普遍存在于西方发达国家，在第三世界国家也已经相当广泛。从城市到乡村，从工业、建筑业、金融业、保险业、贸易、科学技术、教育、医疗、住宅业、旅游业、新闻出版到农牧渔林业的各个门类，合作社无处不在。 1895年成立的国际合作社联盟（ICA），目前吸收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同行业的合作组织，成为获得联合国咨询地位的最大非政府组织。在皈依新自由主义教条、私有化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最近30年来，我们特别注意到四个方面的实例。 1．以色列基布兹的实例 以色列从建国就把“劳动征服一切”作为民族信条。基布兹是它的主要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其政治纲领，是建立人与人之间没有剥削、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经济平等、政治民主的制度。它的主要准则是：（1）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2）一切权利平等，管理人员由全体成员选举产生；（3）各尽所能，不准剥削，有劳动能力的成员必须劳动，没有劳动能力的成员由集体供养。这些信条、纲领和准则，既没有因为同美国的特殊关系而放弃，也没有因为它的政府实行为世界多数国家反对的对外政策而改变。尽管世界格局的变化使基布兹遇到困难，尽管基布兹的具体管理措施会有所改革，它却继续保持自己的原则存在和发展，成为以色列最大的农工商联合体。基布兹人口占以色列4%，其农业产值和出口农产品占全国总量40%，生产出全国小麦的50%、牛肉的55.4%、棉花的80%。按照一种政治色彩浓厚的提法，基布兹被看作资本主义汪洋大海中的“共产主义绿洲”。 2．俄罗斯和捷克的实例 笔者1999年10月访问距离莫斯科170公里的图拉州，在那里参观谢金诺区的普利什涅集体农庄。在俄罗斯社会混乱、经济衰退、人民生活普遍下降的情况下，农庄所在市和区的负责人称，这个农庄虽然只不过保持着1990年的水平，却仍然是当地最好的农庄。 叶利钦强迫解散集体农庄，许诺给私人家庭农场优惠。但是国家陷入困境，私人农场也纷纷破产。在谢金诺区，90%的集体农庄保留着，和苏联时代相比，发展生产和提高物质文化生活的困难增加了，然而日子比私人农场好过。农庄有现代化的养猪场、养鸡场和奶牛棚。最漂亮的是有健身房、游泳池、篮球场的体育馆，有声乐室、舞蹈室、绘画室、舞厅、会议厅的文化宫。文化宫明亮宽敞的走廊，墙壁上张贴着他们的小演员在州和国家剧场演出和比赛得奖的照片。农庄的领导人说，他们的骄傲，就是有本区最漂亮的幼儿园。 农庄负责人说，现在车臣正在打仗，前线需要粮食。前几天，国防部的军官来向我们要粮食，说最好是小麦，哪怕给点土豆也好。我说，政府不是下令解散集体农庄、提倡私人农场，还要给私人农场优惠吗?去找私人农场好了。他们很尴尬。老实说，在无边无际的土地上，想要找到那些私人农场都很困难，何况他们根本拿不出粮食。我们的仓库里什么都有!但是需要他们拿现金。 1989年，捷克政局剧变，新上台的政府对合作社不是支持而是限制。然而合作社工作者以顽强的自立、自助、自强精神克服困难，使合作社事业顶住风浪，并且有所发展。 目前捷克有全国影响的合作社有四种。（1）消费合作社，有70个基层社，65万社员，办有110个批发商店，5000个零售商店，在零售市场占有率为9%，其中食品占有率为15%。（2）生产（工业生产）合作社，有450万个基层社，32万社员，产品有家具、工艺品、食品、纺织品、建筑材料、化工产品、机械、电器、玻璃陶瓷制品、电脑、照相器材、旅游用品等1000多个品种，占全国工业总产值5%。（3）农业合作社，现有900个，种植土地占全国耕地面积47.7%，产品占全国农产品67%。（4）住宅合作社，有70万社员，提供全国居民住宅的1/5。 3．阿根廷的实例 阿根廷危机以来，一些破产或停产的中小企业的职工接管企业，成立由职工自主经营的合作社，使已经破产的企业起死回生，很快恢复生产，也保住了自己的就业机会。政府对这类合作企业给予保护和扶持，在一定时期免征所得税，为其联系客户，提供技术支持。自主经营的合作社企业已经组成全国复兴运动。一些地方还出现工人“夺厂运动”，驱逐老板及其管理人员，自主组织起来，民主管理，继续生产。当传统原料供货商联合进行抵制的时候，他们得到原住民合作社的帮助。这种类型的工厂也已经召开自己的全国性代表大会，成立全国工人自我管理工厂联合会，与失业工人的义勇队全面合作，提出占领所有已关闭工厂，公开老板隐藏的商业机密；成立统一的工人基金；工人有权在任何时候撤换不称职的工人代表；要求国家银行对工人自我管理企业优先提供低息贷款。 4．巴西农村实例 巴西农业合作社成立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目前一些合作社已经成为包括农牧业生产、加工、仓储、贸易的产业集团，在创造就业岗位、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合作社对社员和员工进行培训，开办幼儿园、学校，建立医院、文化体育场所，有些还有自己的报纸和电视台。巴西每个州有合作社协会。全国也有代表性机构。 合作社特别受到无地农民的欢迎。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农业机械化，大量农民被农场主裁减，失去生活依托，成为无地农民。他们组织起来艰难斗争许多年，政府不得不把一部分土地廉价卖给他们甚至分给他们。但是重新分得土地以后，既无资金，又无农具，没有力量抗御自然灾害和参加市场竞争，仍然处于弱势地位，为生活所迫，又会失去土地，再次成为无地农民。在合作社，他们互相帮助，依靠集体的力量和建立一种民主平等的关系，就能够生活下去了。巴西将合作化确定为农业发展战略。 无论发达国家或是第三世界国家，社会发展程度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组织程度。合作社是有利于促进社会发展的一种组织形式，在缩小两极分化、增加就业、保护环境、加强食品安全、维护社会公正方面，已经并正在发挥积极作用。 五 合作经济组织在一些地方、一些时候失败，在另一些地方、另一些时候又会崛起，正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成为新自由主义废墟上的神奇的现实。 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巴黎公社、俄国十月革命到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世界人民的伟大实践和灌注其中的历史主动精神，标志着自有人类社会以来的辉煌篇章。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统治世界的30年，成为人民群众历史主动精神遭受侮辱和践踏、日趋衰微的30年。新自由主义的最大罪孽，就是用垄断资本的利益、史无前例的强制和欺骗规范世界，企图在全球范围削弱和取消民族的、人民大众的首先是工人阶级进行历史探索和创造的主动精神。 但是伴随着新自由主义最大罪孽的，还有它的最大错误，它的政界要人、将军、金融家、舞文弄墨的理论贩子和各色跟班，沉溺于欢庆胜利的盛宴而傲视人民，自以为一个苏联共产党下台和苏联解体，就注定人民主动精神在人类历史上的永久消失。他们不懂得也不可能懂得，人民主动精神，这才是历史进步的永恒的、决定性的力量。 工人阶级创造的、已经存在160多年的合作经济，有着特别深厚的根基。资本主义全球凯旋的狂风暴雨，社会主义失败的凄风苦雨，都不能将合作经济斩草除根。它不同于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经济，又不同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但是能够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在不同民族历史与文化背景和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上，既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又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新自由主义动摇和肢解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倾覆社会主义政权和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削弱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与主权，在全球掀起铭刻着它的掠夺标记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改革，但是也许只是一个小企业、一个村镇、一个城市社区，也许只是一种产业、一个生产环节，也许只有三五个人、一二百人，也许拿不出厚本的理论著作和规章条款，甚至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最猖獗的时期和最猖獗的地方，合作经济仍然如巨石重压下的藤蔓，坚韧地存在着、产生着、生长着。 合作经济生命力、适应性和发展空间的秘密，来自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的勇敢的“手”和主动精神。不完善的制度压抑群众历史主动性，黑暗的制度扼杀群众历史主动性。但是任何社会都不可能离开劳动、离开劳动者的“手”而维持即便一天。这种“手”创造着社会物质财富，同时创造着摆脱压迫而自由劳动的社会要求。 在资本主义以新自由主义的形式把空前的灾难强加给人类的时候，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是这种苦难的最大承担者，也是走出这种苦难的历史道路的开拓者。 合作经济在资本主义的以色列的存在，在埋葬社会主义的俄罗斯和捷克的存在，在阿根廷、巴西这些饱受新自由主义摧残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再生，无论怎样弱小和不完善，但是毕竟传递着历史运动的一种信息：从社会底层和经济细胞激发和培育群众主动性，实现劳动者的不同形式的团结与合作，正在成为走出新自由主义乃至资本主义噩梦的一个新的起点。 六 20世纪90年代初，弗郎西斯•福山把苏联解体、新自由主义凯旋宣布为“历史的终点”。不过三五年的时间，这种不可一世的得意姿态和终点之说，就成为一种笑料。世界各地已经陆续出现各种文字的著作，从不同角度论证新自由主义终结、资本主义终结的主题。一种方兴未艾的思潮生机勃勃。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各国人民抵制、抗议新自由主义斗争基础上出现的，以替代新自由主义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作为研究对象的“替代学”。 它本身也歧见纷纭。但是甚至德国神学教授乌尔里希•杜赫罗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替代方式》，虽然以《圣经》为准绳，倡导“使教会生活获得新生”，也仍然从关注群众主动性提出问题。他主张在社区、地区和国家层面，“在自主、平等、参与性民主和团结的基础上建立分享资源的体系”。他本人就是名为“凯罗斯一欧罗巴”的争取经济公正的民间运动的创建者之一。神学成为人民呼声的一种渠道的另一个例子，是在拉丁美洲人民反对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奴役中产生广泛影响的“解放神学”。 更多的替代学著作没有杜赫罗这样的神学色彩。 詹姆斯•彼德拉斯的《替代拉美的新自由主义》，强调的是萌生新的生产方式。他注意到，发生在巴西、巴拉圭的抢夺土地、农民合作社以及种植可可的玻利维亚农民，都与合作的生产方式有联系，并与城市工人阶级结盟。他说，占领一家工厂、市政大楼或一块土地，并不仅仅出于物质上的需要，“而且也是为了肯定他们自己的自我价值、尊严以及自我管理能力”。 一位美国学者为自己的著作起名叫做《反对资本主义》。他以40万字篇幅论证的替代模式，就是经济民主或者说“工人的自我管理”。 衡量社会变化深度的真正标尺，在于工人阶级历史创造性和群众主动精神提高的程度以及他们从历史运动客体向主体转化的程度。人民的不幸是值得同情的，但是人民的解放从来都是人民自己的事业。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把个人的意志强加给历史。马克思的告诫之一，是不要做“自夸制造出革命”的人。甚至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也“不能强迫”人民“接受任何替他们造福的办法，否则就会断送自己的胜利”。这就是无情的历史辩证法。 当新自由主义改革削弱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吞噬属于人民的巨大资源和财产的时候，当世界由于民族的和人民大众的创造力被剥夺殆尽而在垄断资本的镣铐下呻吟的时候，重新呼唤、培植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主动精神，已经成为社会进步的紧迫问题。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斗争，总是首先开辟他们身边的、存在巨大扩展空间的活动天地。一家工厂、一块土地也许微不足道。但是一旦由组织起来、团结起来的群众自己来管理，它就成为群众展示、发展、锻炼自己，提高历史创造性和社会管理能力的舞台。只要他们有了自己的运动——不管这种运动采取什么形式和达到怎样的规模，只要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运动，他们就会有这样的舞台。 从这里起步的历史运动，愈益社会化的劳动的实践，将必然地走向生产资料“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中”，走向“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走向“每一个民族都将有同一个统治者——劳动”的时代。 劳动把人类社会推进到2l世纪，使劳动政治经济学带着新的社会能量，注定在新世纪的历史活剧中扮演一回主角。 中国合作经济学会调查与研究总163期 |
2006年3月，中央批准职级为副部长级。2006年8月，中央批准享受中央、国家机关部长级待遇。其在任林县县委书记期间，主持修建了举世瞩目的人工天河——红旗渠。
本文是2018年杨贵去世后我写的纪念文。
红旗渠工程于1960年2月动工，至1969年7月支渠配套工程全面完成，历时近十年。该工程共削平了1250座山头、架设151座渡槽、开凿211个隧洞（总长 53.7公里）、修建各种建筑物12408座、挖砌土石达2225万立方米——如把这些土石垒筑成高2米、宽3米的墙，可以从广州经北京到哈尔滨。
红旗渠总干渠全长70.6公里（山西石城镇～河南任村镇），干渠支渠分布全市乡镇，其中干渠、分干渠10条，总长304.1公里；支渠51条，总长524.1公里；斗渠290条，总长697.3公里；农渠4281条，总长2488公里；沿渠兴建小型一、二类水库48座，塘堰346座，共有兴利库容2381万立方米，架渡槽151个，总长12.5公里，还建了水电站和提水站。
红旗渠的建成，彻底改善了林县人民靠天等雨的恶劣生存环境，解决了56.7万人和37万头家畜吃水问题，54万亩耕地得到灌溉，粮食亩产在红旗渠修建前后分别为100公斤和476公斤。红旗渠因此被林县人民称为生命渠、幸福渠。
“花钱有任务，项目有指标，不求效果佳，但求不扣分。”如果各地没有充分了解贫困户需求就去制定奖补指标和贷款任务，就会让扶贫工作规划失去科学性和精准性，“大水漫灌”助长了贫困户“等靠要”的思想，无法有效地激发贫困户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
一个县14个贫困村中有11个“拍脑袋”选择了大棚蔬菜产业，共新建大棚2200多亩，仅大棚造价就在2000万元以上，但多数都成了摆设
每个贫困户每年必须要完成一定量的贷款任务，为通过考核验收，“户贷户用”变成了“户贷企用”。原本精准到人的金融扶贫政策，变成了一些企业低成本融资的新渠道
一位基层扶贫第一书记坦言，每次县里下发这类考核指标，他就夜不能寐，连做梦都在想着完成任务指标，根本无心其他工作
2021年04月24日 18:50:34
来源：[url=]陕西发布[/url]
4月23日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频道在《经济半小时》栏目中，报道了我省商洛市洛南县灵口镇两个村脱贫攻坚工作存在的相关问题，陕西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立即成立调查组对所报道问题进行全面深入调查，有关调查结果将及时公布。
陕西省人民政府新闻办
2021年4月24日
此前报道：
记者调查陕西洛南脱贫掺假 手机被当地水利局工作人员抢走并遭辱骂
陕西省洛南县是个偏远的小县城，在秦岭南麓的山区里，受区位和自然条件的限制，这里曾经是国家级贫困县，脱贫攻坚一直是当地一项重要的任务。直到2020年2月，洛南县终于退出了贫困县序列。
按照脱贫攻坚的要求，村里需要把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等的五保户进行集中安置。然而如今，原本可以住在安置点里的五保户们却要自寻住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来看记者在陕西的调查。
四月中旬，记者来到了洛南县灵口镇上河村的五保户集中安置点。2019年，上河村将这个老村部改造成了集中安置点，用来安置村里的四户五保户。但记者走进这个五保户安置点院落，首先看到的是院子里堆放的大量杂物，一楼房间的门口也被杂物堵住了，在院子里四处查看了一圈，记者并没有看到居住在这里的五保户。
一位大姐告诉记者，五保户们并不住在这里，而是另有他人。
住在这里的是附近干工程的一个工程队。为什么给这些五保户修建的安置点，房间修建好了、物品准备好了，但却让工程队住，而没有让该住进来的五保户住呢？
这位大姐介绍道，从她住进这个院子就一直没有通水，取水设施旁，记者看见水泥池子已经废弃了，水管上的水龙头也早已不见踪影。
在这个只有七八平米大的破旧砖房里，记者见到了上河村的这位五保户冷大爷。一提起集中安置房，冷大爷就连连摇头。
这座年久失修的土坯房就是冷大爷的家。集中安置点没法正常生活，这个土坯房住着又太危险，无奈之下，同村冷大爷的这位亲戚就让冷大爷住在了自家这个原本用来存放杂物的小砖房里。
当地村民告诉记者，为了迎接上级脱贫攻坚的验收检查，这些五保户集中安置点的修缮工作都是匆忙进行，水都没有接通，村里的干部就急着让五保户们集中居住进去。而随着洛南县摘帽脱贫后，这些五保户的生活状况早已无人无津。
程线军是一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在程线军家门口，记者看见了这张“商洛市洛南县农村饮水安全明白卡”，上面对饮水安全标准有明确的规定：水质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达到20升/人/日以上，供水到户或人力取水往返时间不超过20分钟。
那么，作为建档立卡贫困户，程线军家真实的用水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程线军说，几年前，他咬紧牙关、东拼西凑买来了这辆拉水用的三轮车，一次最多可以拉一吨水。
陕西省洛南县灵口镇上河村村民 程线军：
夏天就是一罐水用十几天、二十天，去拉一回水至少得俩小时，俩小时烧油就得二三十块钱。
一路盘山而下，记者遇到了恰巧要去拉水的村民丁先锋，他给记者画了一个拉水的路线图，并告诉记者，这算是最近、最方便的一个取水点了。
为了更准确地调查脱贫群众家庭用水的实际情况，记者决定跟着丁先锋一起去拉一趟水。从村里出发，行驶了半个多小时，记者和村民终于从陕西省来到了河南省的这个蓄水池。丁先锋和儿子轻车熟路地做起了准备工作，把一节节水管接起来连到塑料桶里之后就开闸接水。在接水的过程中，为了防止管子断开，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里，丁先锋就这样一直用手抓着接口处，眼瞅着水罐即将灌满，记者却发现，水里明显能看到很多的杂质。
丁先锋告诉记者，在当地，像他这样有车有桶可以自己去拉水的村民其实并不多。由于大多数劳动力都已外出打工，现在大多数村民还要花钱请人拉水，再把拉来的水存在旱窖里，折算下来，一吨水需要花费50到60元钱。
这根管子里流出来的水，就是这位村民从取水点拉回来的水，她告诉记者，用纱布裹住管子，就算过滤了。由于取水困难，村民们只能是省之又省。记者看见，即便是洗衣机里的废水，他们也不舍得直接倒掉，还要拿个盆子接着。
按照中央规定的脱贫工作要求，确保饮水安全是脱贫攻坚中最基本的底线，但记者在上河村调查发现，虽然村子已经退出了贫困村的序列，然而从五保户到建档立卡贫困户，大家的饮水安全问题却始终没能得到解决。随着调查的深入，记者在灵口镇还有更多的发现。
灵口镇三星村同样是在2019年退出了贫困村的序列。乔春娥是三星村的村民，在她的眼中，家里从来不出水的水龙头，就是一个中看不中用的摆设。她告诉记者，这个长满了青苔、直径不到两米的水池就是周围十几户人家的水源。
乔春娥娴熟地撇开水面上漂浮着的杂物，记者看到在水中还有蝌蚪和一些浮游的生物。乔春娥告诉记者，这个水洼可是周围十几户街坊眼中的宝贝，等到天气热一点或是农忙的时候，大家伙甚至抢着来挑水。
为了解决吃水难题，三星村的村民们想尽了各种办法，除了去水洼里挑水，这位村民还在房檐上铺设了管子，这样雨季来临时就可以把雨水收集到自家的旱窖里了。
在灵口镇的走访中，记者发现，很多面临饮水难题的乡亲们都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在他们家中的“明白卡”上，饮水一栏却都打上了饮水安全的标志。
为了反映吃水难题，记者和当地的部分群众来到洛南县扶贫开发局，询问饮水工程的事情。
陕西省洛南县扶贫开发局工作人员：
水不是我们管的事情，是水利局管。
为此，记者又跟随村民一起来到了洛南县水利局。明白村民的来意后，这位水利局的工作人员给出了这样的回复。
记者：这么多年一直挑。
陕西省洛南县水利局工作人员：不可能这么多年，你调查得清楚不清楚，你下去调查一下去，看咋解决。这么多年没水吃，群众咋生存的。
记者：买水，50块钱一桶水你们知道吗？
陕西省洛南县水利局工作人员：不知道，你知道吗？
记者：三星村也没水你们知道吗？
陕西省洛南县水利局工作人员：不知道。
就在记者、村民还在和这位工作人员攀谈时，另一位水利局的工作人员已经拨通了灵口镇乡镇干部的电话。
电话那头，乡镇干部要求到水利局反映情况的村民接电话。当记者、村民再次和乡镇干部确认信息时，电话那头乡镇干部的说法却又含混起来，着急地确认来水利局反映情况的村民的身份信息，随后就匆匆挂掉了电话。
一番询问下来，老百姓反映的问题依旧没有解决，但记者在洛南县水利局的门口，却看见了这样一个展板，其中工作任务的第三项是“深化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强化责任担当，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这项工作在具体工作措施这一栏清楚地写着：坚持巩固“两不愁三保障”安全饮水突出问题解决成果。
看见记者在拍摄水利局的大门，这位在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现场抢走了记者的手机，并要求记者立刻离开。
截至节目播出前，老百姓反映的问题，当地的有关部门依然还没有去调查核实解决。而当地部分群众的饮水问题依旧是原来的老模样。
五保户安置点，住的并不是五保户；无水可用的村镇，水利部门竟然“政绩斐然”；面对质问，当地干部在意的却是谁家的亲戚如此大胆。“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这是中央斩钉截铁的工作要求。脱贫攻坚更不是纸上谈兵，个别基层部门欺上瞒下的做法让脱贫攻坚的成果打了折扣，贫困的帽子可以摘下，攻坚的成果容不得半点掺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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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真为人民服务 形式主义官僚机器锈住不正常运转 厕所革命乡村振兴与农村集体经济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实施乡村振兴的目标任务是：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新旗帜和总抓手。振兴乡村必须立足当前中国农村的现实基础，充分利用当前农村的制度条件。
当前中国农村最重大的战略是乡村振兴，最重要的制度条件是农村集体所有制。乡村振兴显然离不开农村集体经济，如何利用农村集体经济的条件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很多值得讨论的空间。
本文中，笔者重点讨论了当前乡村振兴战略所遇到的组织困境，讨论了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在组织农民方面的优势，分析了当前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存在的缺陷，提出了通过重新设计当前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来重新组织农村和农民，从而为乡村振兴提供组织资源的设想。
一、乡村振兴的前提毫无疑问，乡村振兴的主体是亿万农民群众，只有亿万农民组织起来，自己动手创造美好生活，“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总要求才能实现。在当前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出农村、进城务工经商的背景下面，亿万农民群众本身也是变动的，是需要通过制度和资源来进行组织与动员的。缺少组织的一家一户式个体农户显然不可能成为振兴乡村的主体。
在传统中国农村社会，农村基层是宗法性质的结构，一家一户式的小农加上封建宗法制度，使农村处在一种缺少发展的超稳定状态，基层社会是自治的，离国家权力很远，只能为国家提供有限税赋。晚清以来，中国被迫开启现代化进程，国家加重了从农村的资源提取，由于缺少强有力的现代化基层组织体系，农村出现了普遍的基层治理内卷化现象，即国家从农村提取的资源远远少于农民实际承担的税赋，结果是：国家只有限地增加了从农村提取的资源，农民却已不堪忍受各种经济盘剥。农村因此成为中国社会与政治不稳定的一个根源。
1949年后不久，我国即建立起“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农村以生产队为基本生产和分配单位。人民公社体制有两个优势：一是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为中国工业化提供原始资本积累；二是人民公社将农民组织起来，在农业生产、水利建设、农田改造、教育医疗以及文艺诸方面进行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公社的缺点是很难真正在农业生产上做到按劳分配，存在“干多干少一个样”的问题，从而难以调动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分田到户以后，农户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农户个体生产积极性被激发出来，并在很短时间内实现了农业大丰收和农村大发展。但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分田到户以后，虽然农户有了很强的个体生产积极性，国家却很难再向农民提取税赋资源了，即国家向分散的个体农户收取税费必须通过乡村干部这个中介，乡村之间很快形成利益共同体，这个利益共同体十分类似杜赞奇所讨论的20世纪上半叶华北普遍存在的“赢利型经济”，结果，分田到户仅仅10年时间，农村普遍出现了农民负担过重、干群关系紧张、村级债务恶化等严重的“三农”问题，以至于到20世纪90年代，解决“三农”问题成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进入21世纪后，党和国家断然采取措施取消了农业税和专门面向农民收取的税费，这得益于中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城市工商业，农业GDP只占约10%。取消农业税以后，国家从分散农户那里提取税费资源的难题也就不复存在。
取消农业税以后，国家不仅不再向农民收取税费，而且向农村大量转移资源。当前，国家每年转移到农村的资源总量高达2万亿左右。国家大量向农村转移资源，极大地改善了农村基础设施，缓解了农村贫困，提高了农民的发展能力。不过，总体来讲，国家向农村转移资源并未同时提高农民的组织能力，甚至出现了国家转移资源越多农民越是“等、靠、要”的问题。在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国家为农民建设基础设施，农民却当钉子户坐地要价的情况。
如果说，国家出钱为农村建设基础设施和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具有必要性的话，那么建设农村美好生活则应当是农民自己的事情。农村基础设施如水利、电力、道路、通讯等，基本公共服务如基本医疗、义务教育、基本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扶贫等，在中国已经完成工业化、国家财力充足的情况下，由国家来提供农村基础设施与基本公共服务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和有效的，虽然效益还有再提高的空间。
提高国家资源转移到农村进行建设效益的最重要之处在于：国家资源下乡应当与农民组织能力的提升结合起来。只有当国家向农村转移资源提升了农民的组织能力，这样的资源转移才是最有效的。农民的组织能力主要表现在他们表达需求偏好的能力和一致行动的能力上。中国农村地域广大，不同地区的情况差异极大，即使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也存在着不同地区的特殊性，但仅仅靠自上而下标准化的资源输入也还不够，且也往往是低效的。
如果国家转移资源不只是要建设基础设施和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而是要建设农民的美好生活，要实现乡村振兴，就必须要将农民组织起来。不将农民组织起来，仅靠个体的分散农户，振兴乡村是没有任何可能性的。
总体而言，将农民组织起来，以农民为主体，让农民自己建设自己的美好生活，是乡村振兴的基本前提与条件。
二、农民的构成“谁是农民”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很复杂。乡村振兴必须以农民为主体，必须将农民组织起来。但问题是：农民是谁？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农业为主的农村社会，农户固守乡土，很少有外出的机会，从农户家庭来讲，大多数农户家庭都实行性别分工，男耕女织，既有农业收入，又有家庭副业收入。人民公社时期城乡体制分割，农民流动受限，农户家庭收入主要来自土地。
分田到户以后，农民生产经营积极性被调动起来，过去隐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凸显出来，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松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进城务工经商。进入20世纪前后，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城市和沿海地区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全国劳动力市场逐渐形成，农村劳动力在全国城市寻找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机会，中国城市化骤然加速。分田到户时，中国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土地承包的基本原则是“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2016年全国土地承包权确权颁证，目前正推动农村土地“三权分置”。也就是说，只要具有农村户籍的农民都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很多已经没有农村户籍的农村人口，分得承包地后一直享有土地承包权，家庭人口减少的农户家庭仍然可以保有土地承包权，因为“减人不减地”。
这样一来，在当前中国农村，“谁是农民”就成了一个复杂的问题。大致说来，农民有以下几种不同的含义：
第一种，全家留村且耕种自家承包地的农户。
第二种，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承包地由中老年父母耕种的农户。
第三种，有承包地但自己不耕种，将承包地流转给他人耕种的在村农户。
第四种，主要靠租入土地耕种的农户。
第五种，在农村从事副业生产或雇佣劳动的农户。
第六种，将土地经营权流转、外出务工经商，可能还会回来种地的进城农户。
第七种，将土地经营权流转且已在城市安居的农户。
第八种，祖籍为农村但既不在农村经营又没有承包土地的家乡人。
第九种，其他。
以上九种农户，可以进一步清理为以下五种农户家庭：
第一种，全家都在农村（村庄）生产生活，主要收入来自土地、农业和农村的农户家庭。
第二种，青壮年子女进城务工经商，中老年父母留村务农的“半工半耕”家庭。
第三种，全家进城但仍然有农村承包土地，将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出去，随时可能回村要回承包地耕种的农户家庭。
第四种，全家进城不再需要土地经营权的农户家庭。
第五种，其他，比如本村外出工作的家乡人。
随着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城市化加速，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和农户家庭进城务工经商，其生产生活都脱离了农村，之前相对封闭的村庄不复存在，农民发生了巨大分化。表现在与土地的关系上就是土地耕种者（经营者）与土地承包者之间正在分离，村民与村庄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空前多样。比如：从村庄外出工作的人员，全家进城的农户，老年父母留守的农户，全家留村的农户。从与土地的关系上讲，有农户仍然耕种自己的承包地，有农户将土地出租出去。租出土地农户又分长租和短租，短租的目的一般是为进城失败留下返乡退路。
在村庄边界已被打破，大量农户进城务工经商的情况下，农户与土地关系变得十分复杂，农户与村庄利益关系也变得十分复杂。在某种意义上，当前的村庄已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村庄，因为村民已极大地分化了，村庄利益多元化了，甚至大量农户家庭全家进城且退出农村人情圈，多年不回村过年了。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村庄与作为土地承包者集合体的村庄，重合度越来越低。
在村民分化、村庄利益诉求多元化的情况下面，之前的村庄组织体系很难再有效发挥作用，村民自治也越来越困难，全国农村普遍出现了村级组织行政化的趋势。正因为难以将农民组织起来，农村缺少接应上级资源的能力，自上而下的各种资源难以有效输入农村。如何在新形势下将农民组织起来就成为乡村振兴的根本问题。
三、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优势将农民组织起来，关键是要让农民有能力对接国家资源，将国家资源转变为自己建设美好生活的能力，这其中有两个最为重要且紧密联系的方面是：其一，谁来种田及如何种好田，这个方面的关键是要设计什么样的土地制度；其二，农民集体能否自主进行公共事业建设。其中关键是能否利用好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优势。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中国农村土地制度。
中国实行土地公有制，土地是生产资料。20世纪80年代以来实行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村社集体有土地的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一般是按人均分，按户占有。第一轮土地承包的承包期为15年，1998年前后第二轮土地承包实行延包30年不变，并且2002年通过、2003年施行的《土地承包法》第27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2006年《物权法》出台时将土地承包权界定为用益物权，2016年开始全国土地确权进一步强化了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
当前农地制度上面临的问题有两个：
一是分田到户时，为了公平，一般都是先将土地分级分等再按人均分，这样均分的结果是不仅每户承包地面积都很小，而且承包地块分散，十分不利于土地耕作和经营。如何将细碎化地块集中起来形成连片耕种，成为几乎所有农村土地经营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是随着越来越多农村劳动力和农户家庭进城，这些进城农民或农户不再种地，而将土地流转出去收取租金。但问题是，进城农户大多会为防止进城失败而保留随时收回土地耕种的权利，所以大多数流转都是非正式、无固定合同期限的自发流转，流入土地的农户不可能在土地上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流入土地农户的经营规模可能扩大了，却可能因为地块分散、基础设施薄弱而陷入农业投入大而收益小的困境。
在很多丘陵地区，一个中农户种约有50亩地，这50亩地却分散在全村东西南北各处，甚至是跨村从亲朋那里流转过来耕种的，耕种难度大，收益较小，因为土地细碎而造成一定程度的土地抛荒。越是强调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越是进行土地确权，就越是会固化土地中的既得利益，越是难以改变土地地块细碎和土地产权分散的问题，也就越是难以形成适度的经营规模及有效率的土地经营。
也就是说，当大量承包土地农户进城，耕种土地的农户往往不只是耕种自家承包地时，或者说当承包土地农户与经营土地农户发生分离时，之前稳定承包经营权的制度就可能会造成农业效率的损失。
那么，如何建立畅通的土地流转制度，既保护承包农户的权利，又保护经营者的权利，同时提高农业效率，形成适度规模的有效率的农业？当前中央的政策是推动农地“三权分置”，即将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分开，承包土地的农户有土地承包权，经营土地农户有土地经营权，承包土地农户将经营权流转给经营户，经营户因为有了经营权就可以以经营权作为抵押物获得金融贷款，就可以对耕地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就可以形成适度的规模经营。
但问题是，理想很美好，实现起来却很难。首先，很少有农户愿意将自己承包经营权中的经营权流转出去，尤其是“三权分置”将“经营权”作为可以抵押贷款的物权时，农户就不愿以很低租金长时期地以正规合同将土地流转出去，因为这样的土地流转意味着他们不仅失去了部分土地权利，而且不能再随时返回农村耕种土地。当前全国绝大多数进城农民选择非正规的无期限、无合同式的土地流转，即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只有一种情况下农户会愿意转让出具有物权性质的经营权，即流入土地的经营户愿意支付高额租金且一次性付清长期地租。显然，很少有农业经营者有能力一次性支付高额长期土地租金。如此一来，在“生不增、死不减”的确权制度下面，中国农村细碎、小规模土地经营的格局难以改变。
比农民进城造成承包者与经营者分离更基本的农业经营问题是分散小农难以解决产前、产中和产后合作问题，这可能造成农业效率的损失。
分田到户之初，一般提“农村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除了强调分田以外，还强调集体的“统一经营”，在取消农业税之前，村庄集体的一个重要职能是为农户提供农业生产的统筹，通过收取“三提五统”（即村级三项提留和五项乡统筹）和共同生产费，为农民提供诸如抗旱排涝、修建道路等服务。
2006年农业税取消以后，村社集体不再向农户收取共同生产费，国家规定经村民会议通过可以收取不超过人均15元的“一事一议”经费，用于农村公共事业建设。显然，人均15元的收费太低，而且全国绝大多数地区根本就没有进行过“一事一议”的筹资，村社集体统的功能丧失，亿万农户重新回到中国历史上的分散小农状态。村社集体既无法组织农民，也没有组织农民的动力，村社集体与农户脱节。离开村社组织对农户的组织，国家无法面对亿万分散小农。结果，进入21世纪以后，国家向农村转移了大量资源，农村社会却仍然缺少活力。
笔者在农村调研中发现，乡村干部普遍认为，过去向农民收钱难，现在给农民分钱更难。国家大量资源下乡并没有真正激活乡村社会，解决农民问题，满足农民诉求，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农村社会的不满。
如何提高国家资源的效率，激发农民的主体性，让农民组织起来，成为当前“三农”问题和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根本性问题。
广东省清远市农村进行农村综合改革的过程中有一些探索值得总结，尤其是土地整合和资金整合的经验。所谓土地整合，就是在土地确权时“确权不确地”，将外出务工不种地的农民的土地集中起来发包给种地农户耕种，同时进行资金整合，通过农民授权，由村集体统筹使用国家转移到每个农户的农业综合补贴。这样就在集体收入与每个农户之间建立了联系，村社集体掌握一定的资源（即整合的资金、土地），具有一定的供给农村公共品的能力，同时因为集体掌握的资源与每个农户之间都有密切联系，甚至有些资源本身就是农户授权村社集体使用的资源，农户就会对村社集体使用资源的效率进行监督约束，在村庄熟人社会，村干部也通常会有能力（因为有资源）及意愿（因为是村民的资源）来回应农民的公共品诉求。通过土地整合和资金整合，清远农村不仅通过集体流转解决了土地细碎化的问题，而且发挥了回应农民公共品需求、解决农村公共服务不足的能力。
清远市农村综合改革的经验值得仔细讨论，其中的土地整合和资金整合是两条十分重要的线索。实际上，在当前时期最有可能将农民重新组织起来的条件恰恰是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国家转移的资源。如何从体制上再造农民集体，这是当前能否解决“三农”问题及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问题。
四、国有农场的经验借鉴除农村集体所有制以外，中国农地制度还有国有农场。国有农场的土地是国有土地，过去实行国营。在20世纪80年代，受农村经营体制的影响，国有农场也普遍实行了土地承包制，只是承包年限相对较短，农场保留了较强的统一经营管理的权力。国有农场将土地承包（租赁）给职工经营，同时收取承包费，并且有相当程度的经营管理权限。因为粮价持续低迷，在20世纪90年代，与农民不愿种田弃田抛荒外出务工经商一样，国有农场也普遍出现了因为负担太重职工家庭不要承包地的情况。
2006年国家取消农业税以及附着在农业税上专门向农民收取的各种税费后，土地不再承担农业税费，土地利益凸显出来，全国出现了农民争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冲突。之前为不缴农业税而声明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其承包地已经调整给其他农户耕种，甚至在1998年第二轮土地延包中承包给了其他农户。取消农业税后，因为土地利益巨大，之前放弃土地承包权的农户通过上访等渠道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在强大压力下，很多省市自治区不得不在2004年前后对第二轮土地承包进行完善。
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农村取消了农业税，国有农场土地相对较多而职工相对较少，取消土地承包费可能造成严重问题。国有农场保持了土地承包收费，改土地承包为土地租赁，职工租赁土地必须要出租赁费。随后，全国国有农场普遍推行“两田制”，将农场土地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身份田，二是租赁田，凡是农场职工都可以分到一定数量的身份田（几亩至几十亩），身份田不缴纳租赁费，租赁田则需要缴纳租赁费。例如，安徽皖河农场2008年实行“两田制”，每个职工都可以分到4亩身份田，其余土地则作为租赁田租赁给职工耕种。租赁田每五年调整一次，职工必须承担租赁费（笔者2016年调研时，租赁费为470元/亩）。按规定，因为土地是生产资料，如果农场职工自己不种地，就需要将租赁土地退还给农场，农场再另外招租。
简单地说，当前国有农场土地制度与农村集体经营制度有两点重要不同：
第一，国有农场职工租赁土地必须缴纳租赁费，这个租赁费通常比市场租金略低；
第二，职工租赁了土地只能自己耕种经营，不允许流转。
国有农场与农村经营体制的以上不同，使得国有农场的土地制度远优于当前农村土地制度，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因为租赁土地每五年调整一次，且租赁土地需要支付租赁费，除非需要土地进行农业生产，否则进城务工经商的农场职工就不会索要土地。如此，土地回归生产资料的性质。
第二，因为土地是生产资料，没有形成利益固化，有调整的空间，国有农场就可以按农业生产的需要进行土地租赁，表现出来的就是国有农场解决了农村经营中普遍存在的土地细碎化的弊病。
第三，因为国有农场仍然保留了较大的土地支配权，国有农场普遍具有较强的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能力，具有较强的农业生产统筹能力，普遍具有共同生产服务的能力。
第四，因为可以收取土地租赁费，国有农场不仅具有提供农业服务的能力，而且实际上也办了社会，提供了除了经营之外的公共服务。农场还具有较为强大的再分配能力。这些都是当前农村极欠缺的方面。
第五，对农场职工来讲，当职工家庭觉得种田划算时，他们就留在农场种田，不仅可以种自家身份田和租赁田，还可以优先从农场获得其他职工退还给农场的租赁田。若外出务工经商有更高收入，职工家庭决定外出务工经商不再种地，他们就可以将租赁土地交还农场，由农场再租赁给愿意种地的职工家庭。进城务工经商职工家庭一旦回到农场，他们可以再从农场获得租赁土地耕种。这样一来，农场土地制度就可以很好地适应城市背景下职工流动的现实，既让土地成为职工的保障，又防止土地成为农场职工进城获得更多利益机会的牵绊。
实际上，当前农村土地制度安排中最大的麻烦之一就在于：国家一方面试图通过强调农民的承包权来保障农户利益，为农户提供保障或进城失败的退路，一方面又强调经营权流转来保障土地经营者的利益，从而提出农地“三权分置”制度。但问题是，只强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而不强调其生产资料的性质，就很难真正有效应对经营者与承包者分离所造成的农地保障与经营不兼容的困境。
在国有农场土地制度为农村经营体制提供的经验中，最重要的也许还不是农业经营和土地保障方面的，而是国有农场通过保留对土地的支配权，包括收取租赁费、五年重新租赁调整土地，租赁土地不得流转等。这使得农场可以借对土地制度的安排运转起来，或者说，如此土地制度安排使得农场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具体表现在统筹农业生产、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农场利益再分配等方面，农场从而具有很强的对接国家资源的能力，比如在国家农业土地整理项目中，国有农场比农村实施要有效率得多。农场体制的最大优势其实就是具有资源再分配能力，从而可以对接国家资源，并依据农场实际进行建设。这正是当前农村体制最为缺乏的。
五、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一种设计当前农村土地“三权分置”，主要是希望通过赋予经营权以物权性质，从而为土地经营权进行农业生产提供保障，同时允许农民保留承包权以保护农民的权利。但问题是，一旦经营权被物权化，就必然会挤压承包权，比如，土地承包户将经营权流出之后就丧失了经营权，就不能再随时要回经营权，土地本身作为生产资料的保障作用就大幅度下降了。
进一步的，以土地确权为基础的“三权分置”可能造成不可移动土地上附着高强度利益，造成地权整合和地块连片的高成本。更重要的是，“三权分置”可能造成村社集体的进一步弱化，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虚置，村社集体行动能力丧失，村庄公共性丧失，甚至可能造成村庄内生组织能力丧失。这在当前土地确权的村庄已表现得十分明显。
那么，什么样的农村土地制度既可以解决当前农地细碎化的问题，化解当前农村土地承包者与经营者分离造成的困境，还可以保障农民的土地权利，提高农村社会的组织能力呢？
沿着农地“三权分置”的思路，将农村土地划分为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现在的主流思路是集体占有土地所有权，农民平均分配承包权，农户可以将土地经营权流转给土地实际经营者，从而保障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也保障土地经营者的经营权。显然，土地经营者的经营权是由土地承包者让渡出来的，或者说土地承包者有权利将土地经营权让渡给土地经营权。
我们来比较一下国有农场。国有农场的土地所有者是国家，农场代国家行使所有权，农场职工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租赁权。但是，农场土地是生产资料，不是财产，承包或租赁的土地只能自己耕种，不能流转出去，也就是说，农场职工不具有让渡土地经营权的权利。
以农场的土地权利安排来反观农村土地权利安排，可以进行这样一种土地权利的“三权分置”，即相对限制农户的承包经营权。具体来讲，村社集体土地集体所有，全体村社成员具有平等的土地承包权，承包土地的农户以家庭为单位经营土地，从土地中获取生产收益，承包土地的农户可以且仅可以自己种地，不允许土地流转，若承包土地的农户进城或者因其他原因不再种地，农户需将承包地退回村社集体，集体给予退回土地农户一定的地租补偿，这个补偿略低于市场土地租金。村社集体将农户退还的土地经营权招标，优先满足本村社集体成员扩大农业经营规模的需要，并按市场价格收取租金。同时，为了形成相对的土地连片成块、适度规模经营，村社集体有权在一定期限内对村社集体土地进行调整。
也就是说，土地“三权分置”，允许村社集体占有土地所有权，农户有耕种土地获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户不耕种土地则需要将土地经营权退回村社集体，农户承包权作为一种收益权，可以从村社集体中获取租金收益（类似返租倒包）。从土地确权上看，只确权不确地，农户种地就确地，不种地则以承包权来获得集体给予的返租收入（即地租补偿）。承包土地农户将土地经营权退还给集体的同时，享有地租补偿。若进城失败返回家乡种地，村社集体就应当将农户的承包权落地，让农户可以耕种与承包权面积、土地品质相近的土地（即承包地）。
这样一来，土地制度设置就可以同时解决土地细碎化和城市化背景下土地承包者与经营者分离造成的问题，同时可以保证进城失败的返乡农民仍然有地可种。更重要的是，因为村社集体有权收回不种地农户的土地经营权，并且有权为耕作便利调整土地，村社集体就具有了公共性的权利，就有能力回应农民的需求，能为农民提供一定数量的公共品。
同时，以土地权力配置为核心，村庄中承包土地且自己耕种的农户，承包土地但因外出务工不耕种土地将土地经营权退还村社集体同时获得地租补偿的进城农户，以及优先满足村社集体成员的流入土地也可以通过村社集体将土地经营权流转给外来大户，就在村社集体中享有不同程度、不同份额的土地权利，这些土地权利又都是可以计量的，从而是可以“算平衡账”的，这样就可能通过土地制度的重新设置与赋权来塑造一个具有利益计算能力或算平衡账能力的真正的村社集体。这个村社集体可以组织起来，为农民提供农业生产方面的公共服务，提供生活方面的公共服务，甚至提供村庄治理诸方面的公共服务。
更重要的是，通过土地权利分配将农民组织起来，使村社集体重新具备算平衡账的能力，则自上而下的国家资源转移就可以转移对接到村社集体，村社集体就可能依据当地公共事业的需求进行最有效率的建设，从而激发出农民的主体性，让农民自己组织起来建设美丽乡村，振兴乡村。
六、小 结乡村振兴是一个战略，并非是一个短时期的政策，乡村振兴的前提必是将农民组织起来，否则，由国家直接面对亿万小农户，无论国家如何支持农村，国家也绝无可能满足地域极其广大、情况千差万别的农村发展需求。将农民组织起来最有效的办法是利用当前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通过科学设置集体土地的权利，使所有农民利益与土地联系起来，并造成对村社集体的赋权，从而重新激活村社集体，形成村社集体“算平衡账”的能力，真正将农民组织起来。
毫无疑问，乡村振兴的主体是农民，同时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乡村振兴的主体并非分散的个体农民，而是且只能是组织起来的农民。一旦农民组织起来，村社集体就可以成为对接国家资源、激发农民积极性、建设美丽乡村中最重要的具有主体性的平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也就有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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