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0万、1003万!这是两个吉数吗或是劫数?
有文章报:叶剑英元帅女儿叶向真公布:
1,截止2020年,中国有8000万适龄女不能生育!(估计官方不会公布此数,此数字真实性难定)
2,2020年,中国总人口14.05亿,但出生人口仅1003万,创建国以来出生人口最低记录,比1949年刚刚建国的出生人口1950万还少,那时,中国总人口才5.42亿。
这两条消息令人心中一颤,深感是不祥的预兆。该来的,还是来了。
中国有这个星球上人口第一多的优势与自豪,这不仅得益于毛伟人时代,也因为我们是个地理活泼多样,农业为主的大国。中国是世界人口大国之最,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资本主义人的进化还停留在低等动物的丛林法上,所以美帝欲消灭所谓世上的“多余人口”,中国必是首选,不管你是情妇还是政敌。事实上,如果你是惹不起的政敌,敌方反倒无缝可叮,无可奈何。
那么枪炮之战已显得笨拙,科技的深入与广泛,更显得兵不血刃,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率与方便、高明。西方白种人虽没有黄种人心思灵活、深刻,但他们并非不懂得玩阴的比玩阳的更有主动性,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之理。使用的计策学的是我们东方黄种人的三十计:十面埋伏、釜底抽薪。
1,首先,计划生育极端化之一胎化,便可大大减少人口开枝散叶几何级数的增长。
2,利用掌握的生命科技——转基因,通过改变万万年形成的粮种的自然遗传属性,植入破坏性病毒性基因,令人多病、畸形、弱智、丧失生育功能,断子绝孙,并控制粮种,使传统中国粮种的自然遗传性变成一次性粮种,必须依赖他而年年买他的粮种。民族兴亡之按纽被捏在利欲熏心的资本家手中,中国已推广转基因粮种与牲畜。
3,在意识形态上,潜移默化灌输反人类之自私观念于无声处,只图自己活得利索,萧洒,不愿吃生养之苦。其短视之育龄男女已大有人在。
4,当上学、结婚、住房、养老四座大山已修筑成形,挡在普通大众人生路上,眼瞅着爬不上去的山,过不去的奈何桥,对于想生育的,谁不怯阵?这时放开一胎化禁锢政策,鼓励多生,还有多大的实效性?是不是有点儿虚情假意之政?
在认可多生政策后,生育率不增反降,不觉得讽刺吗?一胎化造成了严重社会问题,不得已又开放二胎,早知现在何必当初?不是说毛时代是贫穷与浩劫的代名词吗?为什么一只母鸡下蛋就能供一个学生?三四十元的工资敢生三四个孩子?不是歌功颂德今天的盛世史无前例吗,怎么二人养一个孩子还犯愁?事实胜于忽悠,别把自个忽悠瘸了。
十面埋伏、釜底抽薪。现在14.05亿的中国人口,出生人口仅1003万,比1949年刚刚建国的5.42亿人口的出生人口1950万还少,跌过最低线,死比生多。2020年有权威方面仅预测死亡就会超千万。
8000万适龄妇女不能生育,8000万啦!听起来很恐怖。如果此数字为真,那么大问题来了,8千万育龄妇女开枝散叶那将是什么连索效果,断了8千万生育链,又将阻断多少个生命的再生?不要轻意怪媳妇没生育能力而产生家暴,也许不是她本人的错。8000万啦!这是个小数吗,这是否意味着民族兴亡已近悬崖边?
就算8千万之外还有千万有生育能力的延续民族香火,能保证孩子们个个硬件都是合格品吗?等候孩子们的,仍然是铺天盖地的非绿色食物!多病、畸形、弱智、丧失生育功能之魔鬼如影随行!
还有,我们这么大个农业人口国,却搞极端城市化,似乎欲令所有的人都变成城市市民。极端城市化对人口的集中,投其现代化战争与瘟疫所好,换句话说,现代化战争与瘟疫最欢迎城市化,再经过一次战争对我大中小城市的定点打击,再一次高效率收割生命,削减人口。如此下去,再半个世纪,中国究竟还能存在几亿有用的人?于公于私,于国于民,我们这么大个农业人口国,极端城市化都是缺乏远见之战略眼光的。
现在14.05亿的中国人口,出生人口仅1003万,比1949年刚刚建国的5.42亿人口的出生人口1950万还少,跌过最低线,死比生多。2020年有权威方面仅预测死亡就会超千万。如果8千万不能生育妇女数字有夸大之嫌,但仍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人口将持续大幅减少。笔者早就怀疑,中国真的还有14亿人口吗,真的仍在持续增加吗?这是官方真实报道的数字吗?经得起驳斥吗?
十面埋伏、釜底抽薪,杀人不见血,我们已经惨败,美帝消灭所谓的“多余人口”计划已水到渠成,坐收胜利之果。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殊不知,害人害己,恶有恶报,要完大家一起完,美帝已到因果报应时,美国已呈衰落之相,1,只有78岁行将就木的人当总统;2,瘟疫教训资本主义世界,攻击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带头大哥;3,祸不单行,百年未遇的暴风雪寒流又来,席卷美国22个州……
世事苍茫,天道无常。物极必反,没有商量。
2021年03月08日 08:02:34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户籍制度改革能够创造制度条件让人口流动
劳动力得到更为充分的利用
提高劳动生产率
缓解城市老龄化难题
提高城市竞争力
2018年6月23日,在天津西区行政许可服务中心,落户的市民排起了长队。图/视觉中国
陆铭:户籍制度改革攻坚战在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
本刊记者/苏杰德
发于2021.3.8总第986期《中国新闻周刊》
“户籍制度改革应该是‘十四五’,乃至未来十五年,中国最为重要的改革之一。”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表示。
在他看来,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开始出现负增长,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趋势叠加,很快会带来人口总量负增长。户籍制度改革能够创造制度条件让人口流动,劳动力得到更为充分的利用,提高劳动生产率,缓解城市老龄化难题,提高城市竞争力。
城市人口增长不是规划可以限制住的
中国新闻周刊:“十三五”期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约45%,有人称之为半城市化或伪城市化现象。如果不能将这些人市民化,会带来什么问题?
陆铭:已经迁移的人口,难以在居住工作的城市扎根,哪怕已经在城市长期居住的人,也不能平等获得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这种现象被称为半城市化或者伪城市化。在我国城市中,有大约30%的常住人口是外来人口,有待市民化。在个别超大城市,非本地户籍外来人口的一半已经居住超过5年,约20%居住超过10年。一般来说,国家内部跨地区的人口流动,只要能够合法就业,能够加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人们享受的公共服务应该均等化。
这种现象首先造成的问题就是不均等。公共服务应该起到均等化的功能,减少人和人之间的生活质量差距。但是,长期以来,城市公共服务跟户籍制度挂钩,没有本地户籍的人口不能平等享受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现行户籍制度加大了城市内部人和人之间的福利差距。
其次,它还影响中国的经济结构。大量移民不能在城市安居乐业,总想着回到老家,挣的钱总是用来储蓄。如果移民能在城市安居乐业,对未来预期变得更加乐观,收入也不会随着年龄增长出现明显下降,消费就可以释放出来,既能够提高生活质量,也能够改善整个国家消费不足的局面。
第三,它会进一步制约城市化进程。就连长期在城市稳定就业和居住的人都不能平等获得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这给还没有移民的群体释放了城市生活成本高、制度性不平等信号,他们就缺乏了移民动力。反过来,这会使得城市长期劳动力供给不足。目前,劳动力短缺比较严重的特大、超大城市,劳动力供给不足已经带来生产成本上升和服务业价格上升。
此外,数以千万计的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劳动力。如果进城务工这代人的教育问题不能够通过市民化和融入城市得到改善,实际上不利于下一代教育水平提升和人力资源素质提高,不利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中国新闻周刊:很多城市以水资源不足、环境恶化等原因来控制人口规模,这种做法是否有问题?
陆铭:以水资源不足或者环境恶化为由控制人口规模的做法,在理论研究和国际经验上都站不住脚。我用数据证明过城市人口规模跟污染、拥堵只有非常微弱的关系,这种关系微弱到几乎不可能通过控制人口规模来缓解。像上海,在污染治理、城市发展方面管理得非常好,这些其实不是问题。
实际上,水资源是否不足主要取决于一个城市的产业结构。我前几年研究北京缺水问题发现,从2000年到2015年期间,北京人口增长了大概60%,经济总量翻了将近七倍,但是用水量几乎没有变化,甚至有微弱下降,主要原因是什么?北京产业结构调整,工农业产值所占的比重大幅度下降,服务业比重提高,水的使用量并没有大幅度上升,反而出现下降。与此同时,北京通过再生水利用和南水北调解决了城市的供水问题,地下水水位也已经恢复。
如果北京都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其他城市怎么会存在?所以,水资源不足问题不构成城市发展阻碍,至少在中国东部地区的大城市,不能让水资源问题成为限制人口增长的理由。
至于污染,那更不应该是问题。这两年,全国范围内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空气质量大幅度提高,还没有哪一座城市是通过控制人口规模实现改善环境质量的。
中国新闻周刊:过去,地方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地方人口规模的规划时,目标往往远低于城市实际人口的增长速度,这种滞后性会带来什么问题?
陆铭:城市规划滞后于人口实际增长,充分说明一个城市的人口增长不是规划可以限制住的。人口向大城市及周边大都市圈集中有其客观规律,它反映了城市的集聚效应带来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的活力。哪怕城市存在各种问题,人还要往这里跑,说明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如果不客观地认识到这种人口增长趋势,就会在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方面出现滞后,引起公共服务短缺,比如学校学位紧张、医院病床数不够、道路规划不足导致拥堵、地下管线布局也不够,从而导致城市排污、用电等各种各样的短板。
当短板出现的时候,如果我们缺乏理性思考,没有从供给不足、规划不足角度去思考问题,而是把它归结为人太多了,采取措施限制人口规模,制定紧缩性的城市规划,最后会使得城市发展陷入一种恶性循环。
城市群内部的劳动力自由流动将率先实现
中国新闻周刊:“十四五”规划《建议》中,对于上述城镇化和外来人口落户难题,提出了哪些新思路和方向?
陆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革,国家已经提出进一步促进城市群内部积分落户互认等政策。这就意味着至少在城市群内部,落户相对来说比较自由。城市群内部的劳动力自由流动将率先实现,跨城市的市民化将变得更加容易。
中国新闻周刊:在户籍制度改革中,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步伐相对较慢,是否有必要加快节奏?
陆铭:当前,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下的城市已经实现了比较自由的落户。城区常住人口在500万以上的城市数量虽然不多,大概19个,但这部分特大和超大城市的流动人口占全国跨地区和城乡间移民的一半。所以,接下来户籍制度改革的攻坚战,就是在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
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经济比较活跃,发展水平较高,公共服务质量较好,创造就业机会潜力比较大。未来,这些城市应该在推进城市化和吸纳进城务工方面,承担更大的责任,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责任。
至于时间表,要取决于我们改革的决心。一些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按照40%外来人口来算,每年降一个百分点,完成户籍制度改革就需要花费40年。40年是一个太长的历史周期,有可能使得一代进城人承担户籍制度改革的代价,这个代价太大了。
人口不增长甚至负增长的地方不要盲目扩张
中国新闻周刊: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为了让一些人口流出的欠发达地区缩小差距,出现了工业园区、新城的超量建设,你怎么看这些现象?
陆铭:这个问题在中国的确普遍存在。2003年以后,人口仍然在向东部地区集中,但是大量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却给了中西部,而且中西部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这些用地去干什么了呢?第一是建工业园,第二是做新城建设。把建设用地指标引导到了中西部的人口流出地区,导致有需求的地方没有供给、有供给的地方没有需求。
客观地讲,中国有大量的欠发达地区,地理位置条件不够好,特别是一些中西部既远离大港口、也远离大城市的地方。由于我们传统上注重经济总量,每个地方都希望通过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建设了大量工业园。但是客观经济发展规律告诉我们,在一些地理条件差的欠发达地区增加工业投资,不仅没有产生有效的招商引资结果,反而给地方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
更加遗憾的是,有些地方自然风光很好,很适合发展旅游业。但由于片面强调工业发展,招商引资了污染型产业,导致污染加剧,对于城市的发展也是因小失大。教训已经非常深刻了,希望在下一阶段的地方发展,可以纠正这些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有条件的地区按照小城市标准建设县城。县域经济应该如何突围?
陆铭:总体来讲,县域经济的规模不够大,财力不够雄厚。县域经济的局限,其实就是在于经济增长空间。分区域来看,沿海地区,特别是大城市周围的一些县城,经济增长的空间巨大,不用太担心。一些远离大城市、远离沿海地区的县域,经济增长空间会受到局限,人口可能还会进一步流出,甚至会出现人口负增长。这就需要把大城市的经济资源和税收,以转移支付的方式用来提高县城公共服务水平,最终降低不同城市间的公共服务水平差距。
在制定规划和进行投资的时候,要客观认识这种由经济规律所驱动的人口流入流出,人口不增长甚至负增长的地方不要盲目扩张。我反复提醒,如果一个地方的趋势是人口负增长,那么盲目加大投资会使得情况更坏。最后导致投资下去了,但是没有相应的产业和人口增长,地方政府负债增加,可以说是操之过急,得不偿失。
社论
2021年5月3日
中国国家统计局4月29日在其官网发布声明说,2020年中国人口“继续保持增长”,间接否认外界有关中国人口60年来首次萎缩的报道。不过,统计局这个只有一行字的声明却没有公布具体数字,仅表示会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中发布。统计局原定4月公布普查数据,但至今仍无消息。而根据中国其他部门所公布的数据,中国新生婴儿的人数这些年呈下降趋势。中国人口结构的老化乃至萎缩,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据中国媒体报道,自官方在2016年调整“一胎化”基本国策,实行“全面二孩”政策后,该年新生人口创2000年以来的峰值,达1786万,可是之后持续大跌,2017年出生人口下滑至1725万,2018年为1523万,2019年又降到1465万。新生人口急剧减少,在医疗、教育资源集中的城市最为显著,在全国首善之地的北京,2020年户籍人口出生数量仅10万人,创10年新低,更比2019年减少24.3%。
在一些大城市,由于新生人口不及死亡人口,人口总数出现了萎缩现象。在26个地级市近日披露的人口资料中,有八个城市人口自然成长率为负值,包括在经济相对发达的江苏省,其泰州、扬州、镇江、常州、无锡市都出现了人口自然萎缩。城市人口出生率低于农村是各国的普遍现象,经过多年的城镇化努力,中国农村人口在2019年已经少于四成,让生育率不足的现象更为严重。
中国央行在4月中旬发布工作论文警告,中国人口形势已经逆转,人口衰减的速度将超乎想象,而教育和科技进步难以弥补人口下降的影响。但在凡事“讲政治”的中国,人口规模这一客观事实却因此变得政治敏感。这或许是官方一方面否认人口萎缩的报道,另一方面又迟迟没有发布数据的原因。在1979年雷厉风行推动的“一胎化”政策,长期被当作不容质疑的基本国策,导致当局一再错失调整的机会,使得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人口红利耗尽后,必须面对人口萎缩的各种负面影响。
最为直接的影响莫过于对城镇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压力,当人口急速萎缩,现有的工作人口必然要担心日后的养老金制度如何持续。然而提高目前的养老金缴交率,一方面会增加企业成本,并间接推高失业率;另一方面也会压抑社会消费,拖慢经济复苏步伐,甚至进一步打击生育意愿。但是不改革则会面对养老金制度破产的难题,打击社会人心的稳定和中共统治的权威。
诚如中国央行所警告的,中国人口萎缩的挑战并无法用教育和科技进步来弥补。中国要从“世界工厂”变为“世界市场”,借此与美国平起平坐,依靠的其实也还是人口规模及消费能力。
人口萎缩不但会同时削弱中国的生产及消费实力,也会波及中国崛起的大战略和国际影响力。外资在投资决策时,将同时考虑人口相对年轻的印度和东南亚地区。西方世界在评估对华外交时,恐怕也会把未来人口趋势和规模纳入考量。
虽然人口老化和萎缩,是所有发达经济体共同面对的挑战,对于中国而言,其影响却超乎国界。中国崛起一直是后冷战时代的一大国际地缘政治主题,世界经济重心东移亚洲的评断更是立足于这一前提。关于国家未富先老的担忧,一直是中国战略界的主要关切。随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延后公布,中国人口老化乃至萎缩的挑战将愈来愈逼近。这一事实对中国以及世界,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链接
未富先老 人口出生率下降 人口老龄化加速 吹牛幸福感2021年05月06日 07:04:30
来源:[url=]第一财经[/url]
今年4月底,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消息称:据了解,2020年,我国人口继续保持增长,具体数据将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中发布。
在全国人口继续保持增长的同时,不同地区之间也出现明显分化。当前,一些地方的2020年统计公报中已经发布了户籍人口的数据。从数据来看,至少14个城市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包括沈阳、无锡这样的二线城市,主要集中在东北和长三角地区。
需要说明的是,2020年各地统计公报中,有相当多的城市,并未发布人口相关数据。一些发布人口数据的城市,也只是发布户籍人口数据,常住人口数据则要等到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发布时予以公布。
此外,户籍人口的变化包括两部分,即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一些城市虽然自然增长率为负,但由于经济发达、公共服务资源好,吸引外部人口流入,因此户籍人口仍在增长。反过来,一些城市虽然自然增长率较高,但由于经济欠发达,人口外流,户籍人口也会出现负增长。
沈阳等多城人口自然负增长
根据第一财经记者不完全统计,2020年,至少已有14个城市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分别是沈阳、无锡、葫芦岛、鞍山、黑河、抚顺、威海、舟山、泰州、扬州、盐城、镇江、绍兴、常州。
其中,东北唯一特大城市沈阳的最新统计公报显示,2020年末该市户籍人口762.2万人。人口出生率6.68‰,比上年降低1.67个千分点,出生人口性别比107.1;人口死亡率10.02‰,提高1.71个千分点。人口自然增长率-3.34‰,降低3.38个千分点。
实际上,这已经不是沈阳第一次户籍人口增长率告负。根据该市统计公报,2016~2019年,沈阳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1.18‰、-2.53‰、-0.61‰、0.04‰。
沈阳之外,东北还有多个城市2020年人口增长率为负,其中葫芦岛为-7.38‰,鞍山为-5.91‰,黑河为-2.9‰,抚顺已经低至-13.3‰。而这只是部分城市的数据,还有不少东北城市2020年户籍人口尚未公布。结合2019年的数据来看,大多数东北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为负。
数据显示,2019年辽宁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8‰,吉林为-0.85‰,黑龙江为-1.01‰。也就是说,整个东北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都已经为负。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衣保中对第一财经分析,东北人口自然增长率比较低,与青年人口外流有关。由于经济下行,就业机会减少,很多年轻人口流向东南沿海。
数据显示,目前东北三省的人口都出现净流出。其中,2019年黑龙江净流出17.99万人,吉林净流出11.03万人,辽宁净流出4.11万人。
此外,东北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低还有其他因素。衣保中说,东北的城镇化在全国比较早,城市化率比较高,生育意愿比较低。东北以国有经济为主,职工大多是在体制内,这样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得比较严格,东北的独生子女比例在全国是比较高的。即使东北的农村地区,计划生育也执行得比较好。
从城市之间来看,人口的增长包括了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包括沈阳在内的个别中心城市,虽然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但由于公共服务较好,就业机会较多,能吸引东北地区其他地市人口流入,因此总人口仍在增长。比如,沈阳在落户门槛放宽的情况下,有不少省内普通地市的人口迁入,因此2019年户籍人口还增加了5.8万人。
但辽宁乃至东北的普通地级市,不仅本身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而且青年人口也在继续流失,因此这些城市的人口降幅进一步扩大。
衣保中表示,东北的普通地级市大部分产业结构比较单一,产业不发达,导致就业机会少,年轻人口外流,整体老龄化程度比较高。年轻人口外流越多的地方,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就越低。
这些长三角城市也在列
人口自然增长率告负的城市不仅有东北城市,也有无锡、常州、镇江、盐城、扬州、泰州、绍兴、舟山、威海等城市,它们属于江苏、浙江和山东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这其中,第二经济大省江苏最为密集。
无锡、常州、盐城三市是多年来首次出现人口自然负增长。只不过,对于无锡和常州这两个苏南城市来说,虽然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但由于经济发达,加上户籍门槛放开,因此流入人口较多,这两地的户籍人口仍在增长。数据显示,2020年无锡户籍人口增长了6.13万人,常州增加了1.63万人。相比之下,苏北地区的盐城户籍人口减少了6.86万人。
在第二经济大省江苏,整体的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较低。数据显示,2019年江苏人口自然增长率2.08‰,比上年下降0.21个千分点,这一数据位居全国倒数第六,仅比东北等地高。
江苏的出生率、人口自然增长率较低,一方面,江苏经济发达,工业化和城镇化较早,加上计划生育执行较严等因素,长期以来人口出生率比较低;另一方面,相比浙江和广东,江苏吸引的省外净流入人口较少。
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田伯平对第一财经分析,江苏外来人口少,与经济发展模式有关。广东、浙江是以市场为中心,依托各种全国性的市场做后盾,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外来人口留下来的空间更多,市场内部的雇佣人员和围绕市场而发展的人员都比较多。相比之下,江苏是以制造业为主的,是生产中心,而不是一个市场中心,这样一来,流入的人员也会比较少。
江苏之外,浙江的绍兴、舟山,山东的威海等地也出现了人口自然负增长。人口自然增长率在很大程度上也跟人口的老龄化程度有关。2019年,GDP总量前四名的经济大省,山东、江苏和浙江三个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
展望未来,越来越多的城市将进入人口自然负增长时代。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教授认为,在生育政策没有调整的情况下,按照目前的趋势,“十四五”期间的年出生人口很可能跌破1000万大关。“作为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一年的出生人口数量如果不到1000万的话,这是一个什么比例?分到31个省份,每个省份能有多少数量?如果按照这个趋势发展,用不了几年,我们的总人口数量就可能出现负增长。”
在这种情况下,城市之间的分化将更加明显。随着青年人口不断向大中城市集聚,大城市虹吸效应不断显现,相比之下中小城市人口外流,这些地方的楼市、消费都将受到影响。
最近七普数据即将公布,有关生育率和人口相关的问题在网络上引发了很多讨论。尤其以前段时间央行相关论文为节点,引发了普遍的焦虑性讨论。虽然国家统计局在日前公布2020年我国人口仍然正增长,但在未来可见的下降预期下仍难平舆论焦虑。
在这场讨论中,普遍性存在的除了焦虑情绪之外,还有很多自相矛盾和精致利己的言论。借着这一话题,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都在表达自己的诉求。在互联网公共讨论中,谁声音大谁有理依然是主要模式。人口问题一言难尽,最近沉思录也会推出几篇文章讨论,今天先来一篇,虽然篇辐不算短,也只能先讨论几个基本问题。
目前网络上对于生育率下滑问题的担心主要有两点,一是未来二十年里恐怕找不到足够多的年轻人来工作交税,养活老龄化社会。二是劳动力人口的下滑,将会导致社会创造财富的能力下降,去工业化等,进而造成消费能力不足与经济下滑。尤其对于老龄化问题,很多人已经到了谈老龄化而色变的程度。
针对这个问题,很多人认为是由于996与房价让年轻人得不到喘息,房子面积太小大城市居住环境过于密集,所以要让年轻人们买得起房,通过政策鼓励生育,将政策与生娃数量挂钩,学发达国家搞生育福利政策等等。也有人认为是生育率是城市化,工业化发展,高等教育等普及的副产品,所以应该逆转城市化,引入宗教和移民等等。
这些观点都有其道理,但这里首先有几个功利性的认识需要澄清。首先,一个社会只有为了提升人口出生量,才应该去提升居民生活环境,提升劳动者福利待遇吗?显然不应该是这样,社会的发展本来就应该让大多数人活的更好,这些是本来就要做的事情,而且功利性的去针对某一群体发福利,而不是整体上让社会更公平,在很多国家都已证明效果并不好。当然现实中大部分国家解决人口问题确实基本上是倒向功利目的。我们更不应该为了人口问题让社会形态倒退,利用宗教和移民推动生育率的那些现成例子也不可取。
引入移民显然不是什么好办法。且不提中国并不具备什么同化移民的文化基础与氛围,单就数量来说就不现实——如果要维持正常人口更替,那么每年要补齐数百万的人口差额,去哪里找这么多的移民?像德国一样搞难民(移民)经济,少数人猛吃政府补贴的移民语言/职业技能/住房补贴,大部分人多交一份移民税来养活这些暂时还不能(以后也不一定会)参与社会劳动的新人口?更别提移民肯定更愿意呆在经济发达且并不缺乏劳动力的一二线地区,而不是去三四线城市优化当地人口结构,引入移民的结果更有可能是缺人的地方没人去,不缺人的地方却挤满了人。
另一个功利性误区是,老龄化应该被妖魔化吗?最近网上的人口讨论中,很多人提出一个社会健康的人口结构应该是金字塔型或准金字塔型,大概即年龄越往上人口越少。如果按照这个标准,那世界上总和生育率前五六十名的国家可能都算健康的人口结构,只要你忽略他们的平均寿命和经济发展水平。
然后,社会上应不应该有越来越多的老人?按照我们上面的观点,社会发展是为了让大多数人活的更好,那显然社会上本来就该有越来越多的老人。然而最近互联网上支持金字塔结构的声音中出现了这样一种观点,他们可能是在经过简单计算后觉得以现有的老龄化水平再实现金字塔结构不现实,又或是本质上并不想看到人口继续增长,抢夺资源的人更多,只希望人口结构按自己希望的方式保持,又提出了一种更精致的观点,即人口减少不可怕,人口减少的同时还结构老龄化才可怕。如知乎等平台有不少人大胆预测几十年后中国将剩六亿老年人和一亿年轻人。
这种观点很有意思,不可怕的人口减少是什么样的?按上面的逻辑,平均预期寿命可能要再低个十几年才行。另外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老龄化的达成其实需要很高的社会条件要求,一个很生动的例子是,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在没有战乱的情况下平均寿命骤降。所以一个社会如果环境出现倒退,就不可能维持高平均寿命。比如美国目前就已经出现人均预期寿命降低的情况。精致利己主义者们所期望的东西显然不符合大多数普通人的需求。
分析完上面几个误区,我们进一步的讲,很多问题其实也不是生孩子就能解决的。人口多少与就业的关联性其实并不是严格的反比。举例来说,很多中低端制造业,在现在还没到人口老龄化的时候就已经很难过了,毕竟那些“吃不了苦”,看不到在流水线上拧螺丝这种高端工作“长期发展前景”的年轻人们早就选择了只干日结或者干脆提桶跑路,这一类在劳动力并不算太匮乏的情况下都招不到稳定员工,只能靠骗或者强迫学生进厂的地方,根本就活不到劳动力真的匮乏的时期。
对于现在的市场来说,一般的劳动力匮乏吗?现在一个青壮年劳动力半夜骑着电动车跑上几公里送一份外卖的配送费(还不是外卖员拿到手的费用)才6~9元,这显然不是劳动力值钱的体现,加班不给加班费,30岁以上找工作难,35被裁员,这显然是说青年劳动力还不够稀缺。并且,资本也不会在劳动力稀缺这种问题上未雨绸缪提前布局,劳动力不稀缺时多榨榨汁,真稀缺了就涨价,如果涨价不现实挣不到钱,那就裁员关门转移资产一气呵成,这才是商业的逻辑。
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减少营收提高待遇很难。因为资本的逻辑就是大鱼通吃小鱼饿死,财富越多增长越快。在一个封闭系统内想要达成双赢非常不现实,甚至可以说互相矛盾的——商业的逻辑需要尽可能的压低成本提高利润,而社会的逻辑则是需要让大部分人获得尽可能多的合理收入,以提供足够的消费能力。如果一个社会发展到大家都很富足并且资本收益也在不断提高,那这要么是一台永动机,要么压根不是一个封闭系统,还有看不到的第三方在支付维持这套系统运转的代价。
比如,北欧国家能够提供充足社会福利的前提是处在资本主义全球化食利链条的特殊位置,高额的赋税,资源(如挪威)、高科技产业(如瑞典),以及足够少的人口基数;美国中下层的富足生活依靠的是美元的购买力溢价以及能够用纸从其他国家进口实物的垄断地位。而如果没有高赋税或者无限印钞特权呢?那劳资双方一定得有一方过得非常不舒服——除非真的有一个零消耗无限供应各种物资,同时还无限收购所有产品的万能许愿机存在。
所以,对于大部分只能自力更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不进行产业升级,缺少创造和开拓市场的企业,大家都满足于吃红利,等到红利没了新增人口就又变成了负担。至于指望通过生育解决养老,只能说是比把老人都送进养老院好一些的选择。孩子得先照顾好自己才有精力和资源去照顾长辈,在现在年轻人大部分和父母分隔两地的情况下,指望每年靠数量不多的假期来照顾老人是不现实的。
同时,消费能力不足的现象,现在其实也已经有了端倪。按照目前越买越穷,越穷越买,工资有限但商品无限,每天都有新的广告冒出来告诉你不立即购买OO或者XX你就不算人的趋势来说,未来必然会有更多的年轻人承受不了这种时刻更新需要不断追逐的高压而选择躺平,践行日本草食一代年轻人的低欲望生活方式,远离消费,远离婚姻,远离一切打扰他们平静生活的东西。
所以,如我们前面所说,社会的发展要求必须提升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和劳动待遇,但不能指望这个解决人口出生率的问题,这会掩盖真正的问题。同样也不能指望多生人口就解决一切问题,这也会掩盖真正的问题。
很多观点很容易就找到反例,北欧很多国家高福利低生活压力生育率长期低靡,只能靠非婚生子短暂的反弹一段时间,西欧以法国为代表,出生人口目前移民和非婚生子是主力。日本韩国最近这二三十来年里对于工作时间,最低工资方面的立法与执法也越来越严格,越来越倾向于劳方,生育补贴政策也不错,生育率照样触底不反弹。移民机构吹捧的生育政策最好的新加坡,出生率世界倒数。我国东北地区房价普遍偏低,生育率很早就全国垫底。
反之人口总和生育率超过3的国家,除以色列是发达国家外,大部分是生存环境很差,人口密度大,移民群体看都不看的第三世界国家。即使我们把生育率拉低到所谓的人口自然更替率2.1来看,结论仍然差不多。我们也可以观察土耳其这个国家,土耳其内部越是靠近欧洲部分生育率越低,生育率最高的区域位于东南部库尔德地区。
为什么会这样?各国低生育率有一些各国的具体特殊原因,但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社会体除以色列这种依靠极端宗教群体的奇葩小国,无一例外的都出现生育率低迷肯定有一些共通的原因。
大部分人起码能明显感觉到两个共通因素,一个是当代社会结婚率的显著下降,一个是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城市化群体的生育期望越来越低。这实际上是一种资本主义发展到晚期阶段后,其主导的现代化进程必然会产生的一种现象,除了这两点,还有一些多方面因素共同造成了发达社会生育率难以挽回的降低。今天篇幅原因先不展开讲其他原因。
针对结婚率显著下降的问题,有两种思路,一种是非婚生子。这在如今的北欧,和法国为代表的西方是生育的重要支柱。但实际上晚期资本主义阶段,指望非婚生子成为生育支柱并不可持续。北欧是很典型的例子,通过非婚生育率的提升实现了一段短暂时代的总体生育率回升,但在大环境因素动荡后,在资本主义框架下,北欧式高福利和平权只是资本主义食利链条灌养出的温室花朵,一但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体系产生衰退,不可避免的受到波及。
尤其对于我国这种规模的国家来说,指望大规模的非婚生子显然是不现实的。所以既然在目前的社会阶段,婚姻和家庭单位还在承担历史使命,那是不是应该尽量挽回结婚率,延缓结婚率的降低?确实是这样,这是国家和社会本分应当做的事情。但挽救结婚率对生育问题的影响仍然一言难尽。
这里我们仅拿我国目前的情况举例,我国的结婚率降低有发展中的固有因素,但全球发达社会结婚率的走低又有共同的因素。
如果只是想要生孩子,并不在乎孩子之后会如何也不准备去管的话,那么其实这部分人在什么情况下都会生育,他们的子女显然也不包括在如今下降生育率缺口里。所以这部分人首先就可以被排除出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
接下来,对于那些选择不生的群体,我们首先假设一个真空中的球形平均社会人A,其所有的背景与特质都落在钟形曲线的中段,永远高于后50%而又低于前50%——之所以要设想这么一个不存在的人,而不是用“我有一个朋友”来举例,原因很简单:代表性。我们当然可以通过“我朋友”“我邻居”“我同学”这种例子来证明任何想要证明的观点,但是这种证明没有意义。
那么,面对这个50%A,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观察结果?以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与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为准,A的基本画像如下:男性,汉族,15~59岁之间,初中文化水平,城镇居民(农村户口),已婚,家庭人口3人,就职于第三产业,家庭可支配年收入33616元。
接着,我们再把观测对象进一步细化,以尽可能高配的方式把年轻群体从这个大样本里提取出来。那么A就变成了如下的状态:男性,汉族,29岁,高中文化水平,三四线城市居民,但在一、二线城市工作,年入约10万元。
那么,这个A现在应该在做什么?这其实并不难猜:小公司职员,网约车司机,快递行业从业者,外卖骑手,小区保安,餐饮行业,工厂日结,诸如此类。而50%A的这个群体,他们的人生历程与生活会是什么样子?首先,如果他们运气足够好的话,现在他们征信应该还算干净,不欠网贷,现金流也能维持一个正流入的状态;其次,因为不在家乡城市工作,他们的大部分收入花在了维持生活上——他们至少需要用收入的30%来支付房租水电吃饭话费等日常生活必需品的费用。在一切都往少了算,且假设他们自控能力强大不会盲目消费,那么他们的年结余大约会在5~7万左右。
而一个每年最多存上5~7万的人,他们靠什么结婚?又靠什么生育呢?现实里有很多路线,但同样的问题都是几乎没什么容错空间,一旦因为各种原因,如自控能力不足——想象一下在大城市里花钱有多容易——钱没攒下来,或者手艺没学成,就容易变成深圳挣钱深圳花,回家倒欠三万八的结局。而另一种更现实,更容易的可能,则是一切随缘,不再烦恼——能结婚就结婚,不能结婚就算了;能生就生,生不起就拉倒。
如果对于以上结论不那么满意,那么我们可以稍微把A在钟型曲线的位置上往前推一推,把50%的一般开局换成前30%的良好开局,局面是否有所改善?
同样的,按照尽可能高配的原则,我们假设所有30%A都能踩准节拍永不犯错每次人生选择都能精准选中一般意义上的最优解(不包括12年买十万个比特币这种超规格解),那么这意味着两点:1.他们能够考上大学,同时选中计算机或金融这一类来钱的专业,毕业后也能找到相关工作。2,他们的父母会在房价上涨之前提前为他们买下婚房。
在人生的前半程都走对路的前提下,我们可以看到前30%A的生活相对于50%A出现了质变:毕业之后便有机会从事软件相关行业,配合上一二线城市户口,可以在家乡工作不用租房吃外卖,那么在拒绝恶性消费的前提下,他的年可支配收入有一定概率提升到12~20W的程度。甚至于,其中运气最好的幸运儿更是存在脱离中层,跨越阶级的可能。
不考虑极少数的最幸运儿,对于占绝对多数的普通30%A来说,在可支配收入提升到20W左右,没有房贷重压的前提下,他们的结婚生育率会有提高吗?也许会,但提升恐怕非常有限。
对于一、二线城市居民来说,即使是有房的人,结婚与生育的成本仍然高昂:生育意味着女方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失去劳动能力,如果她们的工作属于高收入类,那么她们选生育基本上等同于选择终结自己的职业生涯。如果女方有一个还不错的工作,同时也希望在职业上更进一步的话,生育对于她们显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同样的,即使女方愿意做出这样的牺牲,同时她的单位也保障了她一切劳动法规定的权益的前提下,男女双方的收入是否可以支持女方怀孕之后的额外支出?仍然不容易。所以,就像我们之前几次文章强调过的那样,我国分蛋糕的问题,不能再回避。
即使我们不这么悲观,一切都往好的方向考虑,假装大家都在工作城市有无贷的新房;所有人都能找到月到手一万以上的收入,不至于硕士毕业也有可能要去送外卖;世界上还存在公务员之外的稳定工作,生育仍然是一件需要慎重考虑的事情。因为这样的人已经可以算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定义的城市“中产”,而就像我们上面说的,实际上中产是自带节育属性的。网上讨论中常说的中产阶级再生产成本,比如鸡娃和教育投入,结论很明显,很多人已经从纯功利的角度认为在生孩子和教育方面投资不符合收益预期,很可能无法实现自身阶层地位的延续。
问题是有可以一直维持再生产的庞大中产阶级群体吗?本质是不可能的,就像我们上面说的,要么有个永动机,要么有个看不到的第三方在支付维持这套系统运转的代价。所以整个中产阶级的阶级跃升和再生产本质上是无法一直满足的。
现在我们再乐观一点,假设大家都不功利了,就是想生孩子,那么在一个现代社会中,每家能生多少呢?实际上,我们从社会成员基本权益和女性权益角度出发,每家生两个是当代社会比较现实的选择。原因很简单,如果继续推动教育扩大和平等,那么提升大学入学率甚至更高学历录取率是必然,同时,想真正做到女性社会权益和男性等同,推动同样的教育和职场时长显然是必然。再考虑到适当的私人生活空间,那么,以35岁为界限,一个公平发达的社会实际上女性适育年龄实际上应该不到十年,十年里生育抚养两个孩子才比较符合现代的生活标准。那么根据人口自然更替率为2.1的理论,实际上预期生两个孩子也远达不到2.1的标准。
当然,真有这样的预期,虽然即使做到这种程度,改变主意的人也不见得会有太多,更有一部分即使改变主意也错过了最佳结婚、生育年龄的人,但以中国的人口基数而言,我们把这个预期打个折扣,哪怕只有其中小部分选择生育,也会好不少。
所以回到文章开始的结论,让大多数人生活的更好,让劳动者的权益更有保障是社会应当做的事情,这个事情的副产品是让一部分人更有结婚的愿望,愿意生孩子。注意重点是副产品,不是目的本身。是一部分人,而不是问题的根本。至于中产,让大多数人更公平比让中产维持地位更重要。我们应该去做这些事情,但不能因为这些事情就逃避忽视问题的本质。
所以不管是结婚率还是生育率,并不是资本主义现有模式框架可以解决的问题,我们要关注更本质的问题,以后我们继续讨论。下一篇聊聊中产阶层为何在在公共生育问题讨论中占有主导地位。
最近几天,对“躺平”的声讨,可谓一浪高过一浪。
昨天的文章《一句“三点几,饮茶先”,让多少打工人瞬间破防》中,笔者引用了“南方日报”的《“躺平”可耻,哪来的正义感?》,有网友留言“南方XX,最是资本爪牙!”
这话当然没错,但这次对“躺平”的声讨,不止一位来头都比“南方”大多了。
比如中科院主管,多家顶级科研单位主办的《中国科学报》:
再比如下面这几位:
从社畜到996.ICU、从996.ICU到打工人、从小镇做题家到城市蹲族,各路精英都不着急,可这次为什么就急了呢?
此前年轻人普遍是口嗨,发泄一下不满,并无太多实际行动,真正付诸行动的大概只有“混迹”于珠三角工厂里的“三和大神”和“00后提桶者”。
在精英们看来,这些付诸行动的人数有限,本来就是社会的loser,不值一提。
但当“躺平”向野火一样在年轻人中蔓延时,各路精英们慌了,再这样下去,韭菜该如何割呀?
于是,各种警告、劝诫和大帽子就来了。
有人说:“骨子里,是孩子们的迷茫和颓废,是被骄纵坏了的懒惰和无能,是无聊无趣和自暴自弃。却被带了节奏,美化成对自由和平等的向往,对强权的无声抵抗,对不劳而获和两极分化的控诉。社会问题,被无限放大。自己的问题,却忽略不计。”
然后希望孩子们收起“魔眼”,全心“奋斗”。
这话说得够冠冕堂皇的。
说到奋斗,各路精英千方百计想弥合两种不同“奋斗”的巨大差异。
一种奋斗是,国家社会都属于自己,自身本来就是社会的主人,虽然物质条件不发达,但不需要为了住房教育医疗等问题发愁,因此可以不计回报地奋斗,两弹元勋和王进喜那代工人是典型代表;一种奋斗是,为了养家糊口,在资本市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换取一份可怜的工钱,在996成为普遍的今天,其代价是健康的消逝及猝死的风险。
不涉及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组织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及奋斗为了谁,空谈“奋斗”,不是耍流氓是什么?
何况声称要躺平的年轻人,又有几个不会去“奋斗”了?
说白了,年轻人所谓的“躺平”,不是不去辛苦的工作,只是不想拼死拼活不想把命搭上,只是想过上班有间歇休息到点下班下班能正常休息和陪家人的生活而已。
“三点几,饮茶先”,这要求很过分吗?
对于两种“奋斗”,年轻人拎得清。在团团昨天那条“当代青年从未选择'躺平'”的劝诫微博下,青年人是这么回答的:
这回应多么掷地有声啊!
于是,评论被关了。
知乎上有人发了个问题:“袁隆平爷爷,吴孟超爷爷,还有贝壳创始人,最近失去了好几位有贡献的人,中国还会出现这样的后辈吗?”然后直接被喷到爆炸,很简单,前两位群众自发悼念,后一位将全国二手房市场拢在手里大肆吸血之辈,有多少人的评价是“恭喜病魔战胜了他”。
个中道理应该不难懂,可是各路精英非要揣着明白装糊涂,还要非说是什么年轻人“被带了节奏”,这就有点不要脸了。
真想年轻人不躺平,很简单,先把屁股坐正了,再来劝年轻人。
年初对拼夕夕买菜部门女孩深夜下班路上猝死,之后当地劳动监察部门进驻,调查其用工问题,这么久了,出结果了吗?不但结果没出,前不久,连续的几起劳动仲裁都裁定拼夕夕没有加班、没有违法。
神之城今天刚好出台了项新规,已经从某种意义上消灭了加班,反正营商环境不是小好,而是大好。
在这种环境下,不躺平行吗?
一个月多前的胖谈还算说了句人话:
至于剩下的那些“精英”,不去找始作俑者的麻烦,却整天盯着“躺平”的年轻人,这算什么?
说句实在话,他们该庆幸现在的年轻人只是选择了“躺平”,亏得还好意思用百年前的青年来说事。百年前的青年选择不躺平,后来发生了啥,大家都清楚;再说,百年前的青年站起来前赴后继,英勇牺牲,“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这“幸福”当然不包括资本家骑在劳动者头上肆无忌惮地拉屎屙尿,否则他们还奋斗个啥。
还是那句话,先把屁股坐正了,再来劝年轻人。
近期各地陆续公布了2021年的人口数据,一些新一线城市、二线城市的人口增量较大。这其中,中西部七个GDP万亿城市的人口数据均已揭晓。
从数据来看,武汉新增人口超120.12万人,在全国位居第一,城区人口大概率已经超过了1000万并晋级为第8个超大城市;成都新增人口达到了24.5万人;西安总人口超过了1300万。
武汉一年增加120.12万
目前,中西部共有重庆、成都、武汉、长沙、郑州、西安、合肥7个城市的GDP总量突破了1万亿大关,是中西部最具竞争力的“七小龙”。近年来,“七小龙”的经济快速发展,中心城区人口规模迅速扩大,对人口的集聚能力和对周边的辐射能力都很强。
在人口变化方面,2021年7城人口均实现增长,其中有5个城市人口增量超过10万人,3城增量超过了20万人。
中西部七个GDP万亿城市2021年人口数据(数据来源:第一财经记者根据各地统计公报,公开数据整理)
武汉市发布的2021年统计公报显示,年末武汉全市常住人口1364.89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20.12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1154.15万人,占总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84.56%,比上年末提高0.25个百分点。
120.12万的人口增量,在全国所有城市中也高居榜首。另外,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武汉常住人口数1244.77万人,郑州以1260.06万人首次超越武汉,成为中部地区常住人口最多的城市。到2021年,武汉反超郑州,成为中部地区人口第一城,郑州(1274.2万人)则退居中部第二。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叶青对第一财经分析,2020年武汉受疫情影响大,很多工地、企业关闭,一些人离开后还没回来,或者虽然回来了,但在第七次人口普查时,没满足常住人口“居住满半年”的登记条件。疫情之后,尤其是2021年武汉经济满血复活,原先在外的人员大量回流。不仅是省外人员回流,而且湖北地市州的人口也很多流向武汉。同时,很多大企业第二总部落地武汉,光谷的创新科技企业集聚,武汉也留下了很多大学生。
此外,武汉城区人口规模的变化也引人关注。
去年9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图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超大、特大城市人口基本情况》显示,我国超大城市已达7座,按规模依次是: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广州、成都、天津。
超大城市是指城区人口1000万及以上的城市。城区是指在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区、市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所辖区域和其他区域,不包括镇区和乡村。在上述图表中,中部第一大城市武汉的城区人口规模已经达到了995万人,位居全国第八,位居特大城市(城区人口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城市)首位,距离超大城市门槛仅差5万,可谓近在咫尺。
按照人口流动的规律,大城市新增的流入人口中,主要流向城区。因此在2021年新增120多万人口的情况下,武汉城区人口超过1000万。“这是肯定的。”叶青说,这么大的人口增量,武汉城区人口肯定已经超越千万大关了。
今年1月,武汉市2022年政府工作指出,武汉实现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任重道远。报告提出,武汉要紧扣“治理高效”,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要答好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时代考题”。
西安总人口超1300万
西南的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成都人口增量在中西部城市中仅次于武汉。成都市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1年末成都市常住人口为2119.2万人,与2020年末相比,增加了24.5万人。
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四川人口仅增长1万人。成都的人口大幅增加了24.5万人,也说明了四川地市州的人口仍在继续向成都集聚。
这也是很多中西部省份出现的现象,即全省人口出现微量增长乃至减少的情况下,省会城市作为所在省域的单级核心城市,人口仍在显著增长。例如,西北的龙头城市、副省级城市西安总人口首次突破了1300万大关。数据显示,年末全市常住人口(含西咸共管区)1316.30 万人。同口径比较,比上年末增加了20.3万人。而西安所在的陕西全省人口比上年减少1万人。
中部省份湖南比2020年七普时人口减少了22.19万,不过,省会长沙比2021年末增加了17.85万人,比2020年七普时多了18.51万人。
在人口大省河南,2021年河南人口减少了58万人,但省会郑州增加了12.62万人。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牛凤瑞分析,从人口在全国空间布局来看,中部、西北、东北等地的人口仍在向东南沿海集聚。另一个是各省域内部,中小城市、农村人口向中心城市流动。一些省份虽然总人口在下降,但是省会城市人口仍在增加。
此外,合肥去年增加了9.5万人。重庆虽然只增加了3.5万人,在7个城市中增量最小。但作为一个直辖市,重庆的总人口超过,面积达8.24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中等省份。其中,大量的人口分布在下辖区县,尤其是渝东南、渝东北地区,由于这些地区经济欠发达,所以人口大量外流,不仅流向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也有大量人口流向重庆主城区,近年来,主城区人口规模增长较快。
在国家统计局发布2021年人口数据后,各地也陆续发布了当地数据。
31个省市自治区中,有16个省市自治区常住人口出现下降,15个省市自治区常住人口增长 ,其中浙江、广东和湖北增量位居前三。
数据显示,31个省份中,共有15个省份2021年常住人口实现增长,这其中,位居前5的是浙江、广东、湖北、江苏和福建。
16个省市自治区常住人口减少
从目前各省市自治区公布的数据来看,2021年共有16个省市自治区常住人口不同程度地减少,这些省份多数集中在北方,包括黑龙江、辽宁、吉林、河北、甘肃、内蒙古、北京、天津、陕西、山西、江西等。
其中有10个省市自治区减少的数量超过10万人 。河南、黑龙江和云南减少数量位居前三,分别为减少58万人、46万人、32万人。辽宁、吉林、湖南减少数量也都超过了20万人。总体来说,人口下降的省份主要来自东北、华北、西北和中部地区。
从2021年常住人口变化来看,浙江、广东、湖北、江苏和福建人口增量位列前五,而这几个省份2021年的人均GDP在全国除港澳台外的31个省市自治区中分别排在第5、第7、第9、第3、第4。
除湖北外,另外四个省份均位于东南沿海,净增人口之和达到186.1万人。其中浙江增加72万人,人口增量位居全国第一,具体来看,浙江2021年出生人口为44.9万人,死亡人口为38.4万人,自然增加人口仅为6.5万人。因此,浙江人口的增长主要还是受益于人口流入。
广东增量为60万人,江苏和福建增量分别为28.1万人和26万人。
据红星新闻,从各省市自治区的人口数据统计中发现,多个省份出现了“强省会”或者是“强市”的人口“虹吸”现象。
以陕西为例,陕西10个地市已经全部发布了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其中除西安常住人口增加外,铜川、宝鸡、延安、汉中等其余9个地市的常住人口数均为下降。
在湖北,相比于2020年的数据,2021年除省会武汉外的宜昌、黄冈、荆门、荆州、十堰、鄂州等市的常住人口数均有下降。在江西,省会南昌常住人口新增18万,上饶、宜春、九江、吉安、抚州等市的常住人口数量均下降。
不过在广东等一些经济较发达省份,各城市之间的常住人口增加较为平均。以广东省为例,2021年常住人口佛山、广州、东莞、深圳、中山、江门、惠州、珠海、肇庆等均有增加。
11省市自治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
另外,目前有27个省市自治区发布了2021年的出生人口相关数据,从人口自然增长率来看,有11个省市自治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值,包括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内蒙古、湖南、湖北、上海、江苏、河北和山西。
人口自然增长率指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人口自然增加数(出生人数减死亡人数)与该时期内平均人数(或期中人数)之比,用千分率表示。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出生率-人口死亡率。
多个省市自治区自然增长率是多年来首次转负。其中,江苏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1.12‰。2021年江苏出生人口数约为47.98万人。据媒体结合《江苏统计年鉴2021》数据梳理发现,这也是1978年以来(该年鉴公布有1978年以来的数据)首次跌破50万大关。在湖南,2021年出生人口为近60年来首次低于50万。
从出生人口来看,中国第一人口大省广东占据第一的位置。
数据显示,广东2021年末全省常住人口12684万人,比上年末增加60万人。全年出生人口118.31 万人,出生率9.35‰;死亡人口61.12万人,死亡率 4.83‰;自然增长人口57.19万人,自然增长率4.52‰。
广东也是全年出生人口唯一在百万人以上的地区。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全国出生人口1062万人,照此计算,广东的出生人口占全国出生人口的比重达到了11%。
广东之后,另外两个亿级人口大省河南和山东2021年出生人口分别为79.3万人和75.04万人,分列二、三位。这其中,河南2021年出生人口创下了1978年以来的新低,继2020年首度跌破100万大关后,2021年再度跌破了80万大关。
包括河南在内,多个省份2021年出生人口创下了数十年来的新低。江西省统计局的分析指出,2021年全省出生人口较快下降,2021年全省出生人口比2020年减少5.04万人,出生人口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首次低于40万人。出生人口下降主要受婚育年龄推迟、“二孩政策”效应减弱等因素影响。
此前,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1年末全国人口141260万人,比上年末仅增加48万人。2021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34‰,比2020年下降1.11个千分点。国家统计局分析,人口增长持续放缓是由于出生人口继续减少,这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是育龄妇女人数持续减少,二是生育水平继续下降。
2021年各地的出生人口如何?目前,已经有28个省份发布了2021年的出生人口数据。
根据四川省卫健委发布的《2021年四川省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1年四川出生人口57.1万人。二孩及以上孩次占比为43.36%,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8.3。
第一财经记者据此计算,2021年四川人口出生率约为6.82‰,比7.52‰的全国平均水平低了0.7个千分点。
数据显示,多个省份2021年出生人口创下了数十年来的新低。比如,江西省统计局的分析指出,2021年全省出生人口较快下降,2021年全省出生人口比2020年减少5.04万人,出生人口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首次低于40万人。湖南2021年出生人口为近60年来首次低于50万人。人口大省河南的出生人口自1978年以来首次低于80万人。
从出生人口数量来看,28个省份中,仅有5个省份2021年出生人口超过了50万大关,分别是广东、河南、山东、四川和河北。这其中仅有三个省出生人口超过60万人,分别是广东、河南和山东,仅有广东1个省出生人口超过100万大关。
数据显示,自2018年超越山东成为第一生育大省后,广东已连续4年位居第一。2021年,广东出生人口为118.31万人,连续两年成为唯一一个超过百万大关的省份。
值得注意的是,从广东各地公布的人口出生率来看,汕头、揭阳、东莞、湛江等地名列前茅。这其中,粤东的汕头出生率达到了13.2‰,同处潮汕地区的揭阳达到12.86‰,粤西的湛江达到了12‰,而即使是珠三角的东莞,公布的户籍人口出生率高达12.03‰。佛山的户籍人口出生率为11.53‰。
广东省体改研究会执行会长彭澎对第一财经分析,像粤东的潮汕、湛江等地,他们吸引的外来人口比较少,人口增长是以自然增长为主,虽然这些地方近年来生育意愿也在降,但是受传统的生育文化影响,相对其他地区,这些地方的生育意愿仍比较高。
相比之下,珠三角的东莞、佛山等地的出生率也比较高,主要与外来人口流入较多有关,尤其是东莞和深圳,外来人口远超户籍人口,佛山的外来人口占比也达到了一半左右。而即便是户籍人口,也有相当一部分是近年来新落户当地的。整体来看,流入的人口以年轻人群为主,这些人群也是生育的主力,因此珠三角的东莞、佛山等地生育率也比较高。
不过,从常住人口变化来看,2021年广州、深圳两个一线城市的增量都低于10万人,增量在全国各城市中都未进入到前20。在广东21个地市中,去年人口增量最大的是佛山,达到了9.38万人,广州为7.03万人位居第二,东莞和湛江分列三四位。一线城市深圳则仅增加4.78万人,仅位居第五。
表:广东21市2021年人口变化
▲数据来源:第一财经记者根据各地公开数据整理
彭澎说,广州、深圳这两大一线城市、超大城市受到的影响很大,尤其是广深不少服务业比如专业市场、会展、酒店住宿等受疫情冲击很大。此外随着新一线城市加快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流入到新一线城市,而不再到一线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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