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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发来的邮件
中国官方媒体昨天发文章指出，美国总统拜登早期对华政策“有特朗普主义之嫌”，暗示对中美关系重建前景出现新的忧虑。
中国官方英文报纸《中国日报》昨天刊发社论，称拜登政府迄今为止的做法“几乎没有令人乐观的理由”。文章指出，美国新任领导人的许多政策似乎与前总统特朗类似。
文章引述了上周拜登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讲话，他表示“与中国的竞争将是激烈的”，“我们必须对中国政府的经济滥用行为和胁迫行动予以反击，这种做法削弱了国际经济体系的根基”。
文章还提到了拜登提名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人选伯恩斯（William Burns）周三所作的评论。他称中国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威权对手”，并声称“一个敌对的、掠夺性的中国领导层对美国构成了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
《中国日报》在社论文章中称，“如此煽动性的言论与上届政府的基调如出一辙，其核心是零和思维，认为中国之得即美国之失”，并指出“华盛顿释放此番讯息，无助于重新构建稳定健康的双边关系。”
文章还说，这种方式在过去四年已被证明是一个双输的命题,华盛顿迫切需要改变策略，应重点关注两国广泛的共同利益而非差异。
文章最后说，“拜登宣称，中国要‘动我们的奶酪’，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想要共同分享”，“中国也不寻求挑战或取代美国的经济和地缘政治主导地位。”
特朗普执政四年间，在贸易、科技、人权和香港政治自由等问题上对华强硬，双方关系一度陷入历史最低点。
拜登去年11月赢得大选后，虽然中国外交官员对双方关系的改善表达了希望，但他们也主张，关系恶化完全是华盛顿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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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布局 中美梦外交竹篮打水 缅甸/香港抓手 诬陷新疆【核心提要】山东昌乐县官方给老兵们发的慰问年历，竟然如此“巧妙”地让毛主席像消失了，令人惊叹。配角还能“漏半个脸”，难道毛主席连“漏半个脸”都不配了吗?
今天是元宵佳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本想开开心心过个元宵，但没曾想，网友发来的一封邮件让我坐卧不安，心绪难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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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发来的邮件
他是山东潍坊昌乐县的人，也许是近日关注到红歌会网谈论不少地方的官方宣传画遮挡、淡化毛主席现象，有感而发，想到自己身边的事情。他感慨道：他们那里“一万多老兵家里贴着这张画，看着就别扭。也许不是个事。但，天安门上没有主席像，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昌乐县政府送给老兵们的“2021新春年历”file:///private/var/folders/l1/9cg462ls1cj2fblj4x3z45fw0000gp/T/com.kingsoft.wpsoffice.mac/wps-huyidao/ksohtml/wpsrdwz9l.png
这张画其实就是一张年历，是昌乐县委昌乐县政府送给老兵们的“新春礼物”。上面还有一封简短“慰问信”，写道：“借此新春佳节来临之际，谨向全县烈属、军属、残疾军人、专业复员退伍军人、军队离退休干部及驻军官兵致以诚挚的慰问和节日的祝贺!”
这本是非常正能量的事情，令人温暖。但仔细一看，又很容易发现“不对头”……年历中，这么清晰明亮的图，竟然没有毛主席像!
细细观察了半根烟的功夫，心生感慨：这真是绝了!为了遮挡毛主席，为了不让毛主席“露脸”，这设计师真是别具匠心啊！而那位给设计师提出要求的人，也是操碎了心。
放大之后file:///private/var/folders/l1/9cg462ls1cj2fblj4x3z45fw0000gp/T/com.kingsoft.wpsoffice.mac/wps-huyidao/ksohtml/wpsjAbaGY.png
我们把这个图放大再来看看。
这个图的核心区是天安门城楼实体照片，“不出意外”的话，毛主席画像和两侧的标语都可以正常显示。城楼上方是五角星图案，寓意“党的领导”，“党领导一切”。
华表是常用元素，而既然是慰问退伍军人、老兵等，当然少不了军人元素，所以海陆空三位军人在前面显著位置。
可奇妙的事情就在于，左侧这位军人的敬礼的手臂刚好挡住了毛主席像，而刚好用的是他的袖子，是一个向上半圆的弧形，正好挡住了毛主席的头，“毫无违和感”。
其次，这样还不足以完全挡住，手臂弯曲处还有可能露出毛主席像下面部分。
怎么办?那就给你加一点“喷泉”。这就“毫无违和”地让毛主席像完全消失了!可是，去过天安门广场的人都知道，很少看到有喷泉的。反正我这么多年去过很多次，几乎没有看到过。可是，各地出问题的宣传画中，喷泉是经常出现的，真是“妙用”之极啊。
平顶山的那个问题宣传画多少还露出半个头，这个一点影子都没有了。
此时此刻，不由得想起陈佩斯朱时茂当年那个经典的春晚小品《主角与配角》，陈佩斯对朱时茂非常不满：“配角难道就只配漏半个脸啊?!”
可是，我们伟大的人民领袖、开国领袖，党和军队的缔造者毛主席，竟然“漏半个脸”都不配了!在这个设计的主体画面中，毛主席像确实是“配角”，这个可以理解，但是有任何必要完全遮挡、不漏痕迹吗?说得难听点，难道你们觉得毛主席已经“没脸见人”了吗?
亦或者，你们是在害怕。又害怕什么呢?让老兵们、退休干部们、官兵们看看毛主席，又怎么了?岂不是令人匪夷所思、不可理喻么?!
最近，中央召开了党史教育动员大会，明确强调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正确认识党史上的重要人物，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各级党委各级政府应当积极响应，按照党中央的精神办事，认真贯彻落实。
这首先，就是要正确认识毛主席，正确对待毛主席。希望昌乐县的领导干部对这一批问题年历尽快整改，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从源头上防止类似事情再次发生。
广大的老兵们，如果看到这篇文章，如果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也希望能自觉抵制这样的问题年历，拒绝张贴。建议红歌会网考虑一下，如果需要，也可以由专人负责统计一下人数，可以免费给你们更换为红歌会网年前推出的那款红色年历。经费不够的，再想办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建党百年，不忘伟人!
文/石观
| 学四史 除夕央视再遮天安门毛主席像 [color=#999999 !important][color=rgb(153, 153, 153) !important][复制链接] |
| 电梯直达[url=][/url] 楼主 发表于 2021-2-13 22:33:20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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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世界风云急剧变化，出现了大动荡、大改组的局面。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在1974年2月22日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号召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毛泽东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
这是毛泽东生前提出的最后一个国际大战略。这一战略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中国的外交活动范围从此扩展到整个国际舞台。作为中美苏大三角的相对较弱的一边，通过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联合，极大地增强了与美苏霸权主义抗衡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加速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从而在根本上冲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二十多年的封锁，水到渠成地启动了中国融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进程。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毛泽东在四十余年时间里，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的。
从抗日统一战线到“中间地带”理论纵观毛泽东一生思想的发展，“三个世界”的概念，可从1935年12月他在陕北瓦窑堡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及其随后的几篇文章中找到源头。
“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分析了日本侵略者打进中国之后社会各阶级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明确提出了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第172页以下简称《九十年》)1936年7月，毛泽东通过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又将视野扩大到国际，公开向国际社会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毛泽东强调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中国苏维埃和中国人民因此要同各国、各国人民、各党派和各群众组织团结起来，组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统一战线。”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毛泽东在1937年5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进一步提出了“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的战略思想。他指出：“中国不但应当和中国人民的始终一贯的良友苏联相联合，而且应当按照可能，和那些在现时愿意保持和平而反对新的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根据这样的战略思想，毛泽东在1937年7、8月间发表的《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方法和前途》《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等著作中，提出了比较具体的抗日的外交政策。随着形势发展，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哲学原理不断解决新出现的矛盾，于1940年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有理，有利，有节”。
毛泽东是在中国革命中成长起来的领袖，他对于中国国情，对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对于中国革命在世界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深刻的认识。因此，他高度评价抗日统一战线：“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性的作用。”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统一战线的旗帜，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成为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与此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直接倡导和积极推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发挥了引领作用。作为直接效应之一，中国共产党和美国建立了半官方联系。
二战结束后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争取美英苏三国赞助中国的和平，特别是希望美国运用其影响制止国民党发动内战，对内政策的目标是建立有国共两党和其他党派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然而，此后由于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内战和美苏冷战的出现，毛泽东原先的设想失去了实现的可能。
从1946年3月起，无论是国际形势还是国内形势都在迅速恶化。“毛泽东不同意苏联领导人所作的悲观估计和‘不准革命’的错误主张。他在1946年所写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一文中指出：世界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九十年》第282页)这篇短文表明，毛泽东没有被一时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他对美苏之间不会爆发战争有十分清醒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他极其鲜明地提出，美苏之间的妥协并不要求各国人民跟着实行妥协，“各国人民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斗争。”因此，“我们必须打败蒋介石”，“我们能够打败蒋介石”。毛泽东的这篇文章不但回答了如何判断战后国际形势的问题，也解决了国际局势的发展与中国革命前途之间的关系问题，标志着毛泽东在思想上摆脱了以往美苏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前途这种观念的束缚，对后来的新中国外交具有长期的指导意义。
1946年8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第一次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第一次提出了著名的“中间地带”的理论。他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4页。)
毛泽东关于“中间地带”的理论，从中国革命的视角，对各种国际政治势力作了独具特色的划分，指明了中国在国际斗争中的实际地位，明确了现阶段中国革命在国际上的敌友关系。因此，这个理论在消除党内外对于国际国内形势的悲观估计和妥协思想的同时，为战后时期中共的国际统一战线政策奠定了基础。它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一脉相承，互为支撑，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国际斗争中有了更加明确的主体意识和自我主张。
毛泽东的过人之处是能够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找到最有利于中国革命发展的道路和策略。
随着1947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初步形成，战后美苏妥协的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于中国处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的阵营和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中间地带”，所以毛泽东深刻地洞察出美帝国主义反苏叫嚣的真正目的。就是说，中国革命不但不会引发美苏冲突而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也不会导致美国对中国的赤裸裸的武装干涉。
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会议期间，毛泽东针对与会人员在苏联和英美的关系问题上存在不同的意见的情况，将1946年4月起草的关于“中间地带”的分析材料印发给与会人员，并详细解释了自己的意见。此报告于28日获得会议通过。在报告中，毛泽东在指出“蒋介石发动的战争，是一个在美帝国主义指挥之下的反对中国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的反革命的战争”后，首次使用了“帝国主义阵营”和“反帝国主义阵营”的概念，并把中国革命力量看成是“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标志着毛泽东在完善“中间地带”理论的同时，还接受了“两个阵营”划分的理论，以此说明中国革命在世界革命中所处的位置，强调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联系与不可分割性。这两个理论到后来都被毛泽东加以进一步的发展，前者形成“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并发展到后来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后者则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向苏联“一边倒”外交政策的理论依据。
曾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的著名外交家钱其琛在总结新中国外交时指出：“当时美国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对新中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的政策，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为了反对美国的侵略和战争政策，维护世界和平，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以利恢复经济和发展我国建设事业，毛泽东提出了‘一边倒’的战略。这就是站在社会主义一边，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同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从两个中间地带到三个世界划分早在1949年4月30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中就提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这就是延续至今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肇始。
因此，“一边倒”并不是无条件地倒向苏联一边，或是与美的绝对对抗。“一边倒”所包含的外交方针和政策是全方位的，毛泽东并没有把这一时期的外交方针和政策仅仅局限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内。虽然有段时间毛泽东没有提“中间地带”，但中国的外交政策实际上还是依据毛泽东的“中间地带”理论制定的，即为了对付对中国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威胁最大的美帝国主义，不仅要依靠和联合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要积极争取和联合处于中间地带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甚至对包括英、法等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应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以最大限度地达到利用矛盾，反对主要之敌的目的。这就为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开辟了道路。从1950年至1951年，中国除了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外，还同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四个亚洲民族独立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同瑞典、丹麦、瑞士和芬兰四个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也建立了外交关系。1954年6月，以“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为内容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中国与印度和缅甸相互关系的准则，分别写入中印、中缅联合声明。这种突破意识形态束缚，不以两大阵营划线的外交政策，极大地改善了中国周边环境，给世界处理国与国之间的争端提供了很好的先例，因而“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九十年》第477页)。1954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同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话时重提“中间地带”(即谈话中的“中间地段”——引者注)，并将西欧国家划入了中间地带。毛泽东表达了要同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和平共处，因为“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60页)。1954年10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访问中国。当时，中苏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双方发表的联合宣言中也写进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这在实际上把中苏两党的关系和两国的关系巧妙地作了区别。从1954年9月至1956年，中国又与挪威、南斯拉夫、阿富汗、尼泊尔、埃及、叙利亚、也门、锡兰等国先后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同英国、荷兰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此后，“积极支持亚非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运动，成为我国外交工作的重要任务。”“中国在国际上得到的支持也主要来自于亚非拉国家。”(《九十年》第537页)
当1960年代初赫鲁晓夫从追求同美国平起平坐共同主宰世界的外交战略出发，一心想把中国纳入他的战略体系轨道，并为此不断对中国施加种种压力时，毛泽东毅然放弃了“一边倒”的外交路线。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中间地带”理论，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论断，对中间地带的内部结构进行了更为精细的分析，突出了中间地带力量的多元性质。1963年9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以戴高乐为代表的，有六国共同市场，都是些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东方的日本，是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不满意，对苏联也不满意。东欧各国对苏联赫鲁晓夫就那么满意?我不相信。情况还在发展，矛盾还在暴露。过去几年法国人闹独立性，但没有闹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矛盾也有明显发展，关系紧张得很。”(《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06-507页)
“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对中国外交摆脱两面受敌、寻找新的战略发展空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64年1月27日的中法建交。“毛泽东果断决定，抓住这一时机，与法国达成建交。”“中法建交震动了整个世界。”(《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第663页)中法建交对中国与西欧未和我建交国家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值得一提的是自新中国成立起就与中国保持商务关系的意大利。在中法建交的冲击下，出于摆脱美国控制和发展经济的考虑，身处“第二中间地带”的意大利主动向中方提出互设贸易机构的建议。经过双方努力，中意于1964年11月30日签订《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意大利对外贸易协会关于互设商务代表处的协议》，同意在双方首都互设民间商务代表处并享有主要的外交特权待遇，开创了中意贸易发展的新局面。这也是当时中国外交在“第二中间地带”的又一次胜利。在这个时期还先后同日本及欧洲的奥地利等国家建立和发展了商务关系。
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特别是在国防科技中的不断突破(例如氢弹和人造卫星等)，中国在亚非拉国家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1971年10月中国重返联合国，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外交局面。从1970年起，与我国建、复交国家迅速地逐年增多，中国成为世界上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另一方面，此时苏联转守为攻，与美国争夺霸权，对世界和平构成了极大威胁。而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特别是1969年珍宝岛事件的爆发，更使毛泽东直接感受到了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最严重也是最现实的威胁。根据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对中国的外交战略作出了重大调整。
毛泽东的“第三世界”的概念，源自于“两个中间地带”理论时期。继1954年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后，为经济建设创造外部和平环境，始终是毛泽东考虑最多的外交战略。提出“两个中间地带”本身，也是为了进一步突破冷战时期国家关系中意识形态框架的束缚，以结成最广泛统一战线抗衡美苏的霸权主义。1963年9月30日，新中国成立14周年招待会前的几个小时，毛泽东在审阅周恩来当晚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稿时，加了这么一段话：“我们向全世界一切愿意同我们建立和加强友好关系的国家、政府、党派、团体和个人，表示敬意!”同时，毛泽东还对讲话最后的祝酒词做出了修改。原文中，周恩来提出要“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的同志和人民的伟大团结干杯”。而毛泽东则在这句话之后，又加上了“为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的同志和朋友的伟大团结”的表述。除了外交礼节性的考虑，这个修改同时也体现了新中国从建国，到抗美援朝，再到中苏论战的展开以及美苏、美欧以及美国和中东关系的变化而产生的对于世界和平与解放进程，以及自身社会主义建设诉求这一整体战略眼光的发展变化。10月2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第一次正式提到了“第三世界”的概念。他提到，西方报纸上有两种“第三世界”的说法，一种指亚非拉，另一种是指西欧共同市场。“共同市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事情，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出现的。共同市场之外，还有以英国为首的七国自由贸易联盟。不仅六国同美国有矛盾，七国同美国也有矛盾。东方经济上强的国家是日本，它同美国的矛盾正在发展。”(《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266页、第268页)1964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会见法国议员代表团时说：“不许世界上有哪个大国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我讲得很粗。不管资本主义大国也好，社会主义大国也好，谁要控制我们，反对我们，我们是不允许的。”(《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之《中法之间有共同点》)这明确地表示了中国坚决反对任何霸权主义的决心。1970年6月，毛泽东在会见非洲外宾时谈道，我们愿跟你们非洲站在一个行列。就是亚非拉，第三世界嘛。我们把自己算作第三世界的。第一次明确表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此后，他又多次在接见外宾时表述了对第一、二、三世界和“超级大国”概念的理解。1974年2月22日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明确、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2月25日，他又对外宾补充他的观点说：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
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中，第一次向全世界阐述了毛泽东的这一理论：“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加强团结，并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就一定能取得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斗争的新胜利。”“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邓小平的发言在国际论坛上公开表明了毛泽东通过划分三个世界，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特别是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统一战线的主旨，以及“不称霸”的主张。“五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的发言‘是根据毛主席的历次指示写的，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并报请毛主席审阅’;要求各单位认真学习讨论，领会精神，贯彻执行。”(《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528页)
由于提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不做超级大国，不称霸，把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作为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基本立足点，中国与亚非拉国家的关系取得重大进展。又由于侧重于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中国得以冲破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不仅同美国关系改善，而且与日本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也继续发展。到1976年10月，中国已同世界上110个国家(当时联合国有140多个成员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愈益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务虚会议上，邓小平深情地说：“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毛泽东同志在他晚年为我们制定的关于三个世界的战略，关于中国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共同反霸，并且同美国、日本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决策，是多么英明，多么富有远见。这一国际战略原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984年5月29日，邓小平在论述当代中国外交的基本点时，再次强调：“中国的对外政策，在八十年代,实际上到九十年代,甚至到二十一世纪，主要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这是我们对外政策的一个基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43页。)
当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遇到巨大挫折的时候，国际、国内都出现一股企图否认“第三世界”存在、贬低第三世界地位的思潮。邓小平同志则鲜明地指出：“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44页)他还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正确性及其重大意义，对第三世界的命运特别是发展问题始终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并且表示编辑出版他的文选，关于“第三世界”的观点要全部如实收入。
2021年1月4日至9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对非洲五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中国外长连续第31年新年首访选择非洲，充分体现了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不管风云变幻，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反对霸权主义，捍卫多边主义的决心。
“2010年7月，习近平同志提出编写《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的任务，并在编写工作启动后亲自审定编写工作方案，作出长篇重要批示，给予重要指导。本书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室务委员会具体领导下，历时六年编写完成。在编撰过程中，注意吸收《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第二卷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精华，并积极吸收党史研究最新成果。”
“这部权威通史类党史基本著作的出版，是党史学界取得的重大研究成果，也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青少年学习党史提供了一部重要的教科书。”
“中国20世纪50年代后期60年代前期，是一个艰辛探索和积极进取的年代，是一个艰苦奋斗和意气风发的年代。带有那个时代特色的社会风尚和精神面貌，铭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史册上，弥足珍贵，永远不会过时。”
“2020最后一期#国家大剧院艺术微课堂#来了！预祝大家新年快乐呀~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由作曲家何占豪、陈钢创作于1958年，于1959年首演，是献礼‘新中国成立10周年纪念’的音乐作品。乐曲以越剧中的曲调为素材，综合采用交响乐与我国民间戏曲音乐表现手法，依照剧情发展精心构思布局，是二十世纪最成功的中国经典音乐作品之一。本期艺术微课堂我们邀请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曲作者之一：何占豪老师为大家讲述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音乐故事。”
“这只琴弦上的‘中国蝴蝶’，代言着中国人从古至今忠贞不渝的情爱，飞过了沧海，飞向了永恒，它不仅是中国文化符号，更将成为全人类共享的艺术经典。”
“有人说，60年来，《梁祝》的影响力依然代表着中国音乐的巅峰水平，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60年了，《梁祝》还那么红，其实我并不开心。如果10年能出一个精品，60年可以出6个精品。为什么好的作品出不来？真正的经典老百姓才会传唱。所谓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夸奖。最好的评委是人民大众。”
“我们的专家要把眼睛放下来，教育界和专家要自问，青年为何写不出中国特色的音乐来。”
湖南韶山毛泽东纪念馆昨天发布公告，从2021年3月1日起对韶山毛泽东故居进行全封闭保护性修缮施工，计划“五一”劳动节前夕恢复对外开放。
据中新社报道，毛泽东故居位于湖南韶山市韶山乡韶山村土地冲上屋场，坐南朝北，属于土木结构的“凹”字型建筑，东边是毛泽东家，西边是邻居，中间堂屋两家共用。1961年，中国国务院公布韶山毛泽东故居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毛泽东故居曾在1952年进行了第一次加固性维修，基本上恢复了原貌。1967年，进行了第二次大维修。2004年，故居进行了自开放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封闭式维修。
1973年7月，毛主席青年时代的朋友、美籍华人医生李振翩和夫人汤汉志夫妇回到了阔别25年的祖国。8月2日晚上，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李振翩和夫人汤汉志。李振翩说：现在中国人地位提高了，我们在国外也觉得他们看得起中国人一些了。毛主席说：其原因之一就是中国赶跑了日本帝国主义。第二就是打败了美国的走狗蒋介石，他跑到台湾去了。再就是派志愿军到朝鲜，打败了美国人。李振翩说：“我希望中美两国能友好，美国太强大了。”毛主席笑了，说：“两好才合一好，不能一厢情愿呀!”(《毛泽东会见李振翩照片背后的故事》《党史纵览》2012年第6期)
“两好才合一好，不能一厢情愿呀!”这是第一句话。
要使美国愿意与中国平等相处，而不是中国只能当附庸，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中国自强起来。抗美援朝是中国走向自强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要使中国在世界上讲话算数。因此，毛主席提出了说话算数的问题。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加强军队建设问题。毛主席在会上提出了研制、试验核武器的任务。他说:“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10年功夫完全可能。”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震惊世界。美国不得不改变对中国的态度。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解冻。中国终于成为了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的一角。简单地说，没有中国的参与，世界上的大问题无法解决。
1973年4月20日，毛主席在会见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时就说：“尼克松为什么到这里来啊?就是他那个事不大好办了，要找我们啊。”
1975年10月21日晚，毛主席会见第四次访华的基辛格。毛主席说：“你昨天说美国无求于中国，中国也无求于美国……如果双方都无所求，你们为什么要来北京，我们为什么接待你们和总统?”(见《毛泽东年谱》)
“如果双方都无所求，你们为什么要来北京”。这是第二句话。
回到当下，如果中国有足够的优势使美国有求于中国，拜登也会来北京的，也会对中国领导人说“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因此，“两好才合一好，不能一厢情愿呀!”
现在党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全党认真学习党史。关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特别要注意不能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割裂开来。简单地说，在讲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时候，不要忘了强调“当附庸更不是社会主义”。当附庸不是不可以富起来，但作为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要当西方国家的附庸，是没有任何可能性的。因此，没有强大的国防，就没有国家的经济发展;没有国家的工业化建设，中国就永远成为不了现代化国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年经济特区取得的成就，当初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调动全国的资源支持下发展起来的。不能忘了这个根本问题。
2021年2月24日的《参考消息》刊登了美国《外交》双月刊网站2月18日的文章《美国对华彻底放弃接触将是一个错误》，作者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和春华集团董事长胡祖六。文章指出：“尼克松访华之后，中国经历了数十年的经济增长，创造了大国贫困人口最大幅度减少的历史。”
这也可以说是旁观者清吧!
今天，小兵收到一个令人万分悲痛的消息：毛主席女婿、李讷丈夫王景清同志于2021年3月1日早上六点五十八分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九十四岁。
噩耗传来，全国热爱毛主席的红色网友们，顿时陷入了巨大的悲戚之中：一位毛主席的战士，又离我们而去了;又一位继续革命的斗士，再也不能放射光辉了。
小兵想到了，曾经在纪念毛主席的活动中，上传的那一张张王景清同志和李讷的照片;小兵更是感到惋惜，直到王景清同志去世时，才第一次那么深入地去走近他的历史，走近他的思想深处。
王景清同志是陕西榆林人，毛主席女儿李讷的第二任丈夫，曾担任毛主席等重要领导的卫士。退休后，他在千方百计、不畏艰难地照顾李讷身体的同时，更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坚持高扬革命的红旗，出任中国红色文化国际交流促进会会长，并以70多岁高龄亲自到榆林市、神木县、府谷县等昔日神府佳榆革命根据地，走访老革命、查阅了很多史实资料，终于写出了《神府红军游击队》一书。
神府红军游击队：游击队斗恶地主，乡亲们高兴，都积极参加红军!
书完稿后，王景清又马不停蹄地亲自担任编剧和制片人，用电视连续剧的形式，生动再现了当年陕北神府地区第一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神府红军游击队的从7人发展壮大到2000余人的光辉历史，为宣传革命传统、弘扬红色精神做出了突出贡献。
王景清同志，无疑是践行毛主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是大公无私的楷模，是坚持继续革命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楷模，是令人尊敬的、德高望重的老革命。
这是王景清同志的故居，位于神木县马镇镇盘塘村
1927年，王景清出生。
1936年，他9岁时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儿童团。
1938年，小小年纪的王景清，因为思想进步、体格健壮，被选入八路军120师第三卫生所担任卫生员，正式参加了革命工作。为了照顾好重伤员，他天天给伤员们打饭、喂饭、接送大小便;洗澡、搓背、扫卫生，他也是样样都干;他在冰天雪地中挑热水;他还时常唱歌跳舞，给伤病员带来了欢声笑语!
1940年，王景清经过三个月的新兵训练，以良好成绩光荣加入了八路军神府军分区独立第六营，跟随部队开往神(木)府(谷)县边境地区，随后又转战安、定、靖三边的边境地区，打击国民党顽固军队(当时也叫政治土匪)，保卫了陕甘宁边区北部边境的安全。
1942年，参加甘泉县守卫延安南大门和盐池保卫战。他还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到南泥湾开荒种地，受到了上级和地方政府的表扬;他像张思德同志那样伐木烧炭，并在劳动中光荣负伤。
随后，他因表现突出，政治可靠，参加了陕甘宁边区警备第三旅的组建，负责保卫党中央毛主席。也是在这时候，他来到延安，第一次从杨家岭下来的人群中，看到了毛主席的爱人。令王景清怎么也想不到的是，这位端庄美丽、热情真诚、朴素大方、可敬可爱的女同志，日后竟然成为了他的岳母大人。
1944年，王景清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年，他才17岁。
1947年，国民党进攻延安，毛主席率领中央前委转战陕北。王景清去到西柏坡，担任刘少奇的随身警卫。
新中国成立后，王景清调中央警卫师任保卫干事。
1951年，远赴抗美援朝战场，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朝鲜开城谈判代表团警卫处四级警卫参谋，参加了板门店和平谈判的安全保卫工作，继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奉献着青春和力量。
1953年，王景清归国疗伤并学习文化。部队首长总是教育他，我们党、国家、军队能有今天繁荣强大，都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好。从此，一辈子要好好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永远革命的信念就牢牢地记在了王景清心头，从未再忘怀。
1958年，王景清任中央警卫师三团参谋长，在南京军事学院进修学习四年后，又继续在中央警卫师工作。
1965年，王景清任昆明军区警卫团长。
1966年，他在昆明机场遇见了老首长许法善同志，老首长特意将随身携带的《毛泽东选集》赠送给他，并扉页上题词，希望他能加强学习——“景清同志：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一辈子革命化的人。”
王景清同志，此后牢记老首长的教导，始终没有忘记学习毛主席，没有忘记宣传毛主席，没有忘记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1976年，王景清调任怒江边防军分区参谋长，后又调任云南省军区怒江军分区参谋长。
1983年，离休后的王景清来到北京，与李银桥夫妇的重聚时，第一次结识到李讷。
此时的李讷，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工作、生活和身体健康都是一团糟。但李讷在毛主席身边受到的艰苦朴素作风的熏陶，使她养成了深沉大气、果敢坚毅、不轻易示人颜色的气质。她安于清贫，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
而这一切，李银桥夫妇都看在了眼里：
他们知道，毛主席曾经郑重地对子女说，希望他们不要找高干子弟做对象;希望李讷要在下面选择对像，要找个一般人。
他们知道，李讷在江西省“五·七”干校劳动时，曾经与出身工农家庭的小徐，产生感情，坠入爱河。毛主席还曾送给他们一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作为结婚礼物，但婚后的隔膜与矛盾让他们走上了离婚的道路，这对李讷造成了沉重的精神创伤……
于是，在李讷小时候的保育员韩桂馨等人的共同撮合下，王景清开始和李讷进行交往，从彼此相识，到相知，再到相互慰藉，终于在1984年，他们重新组建了家庭。
婚礼是非常简单的，他们没有声张，只摆了一桌酒席，仅仅只一桌。这样的婚礼，仿佛预示着，他们的结合，将从此与清贫相伴，风雨同舟。
婚后，李讷与前夫的儿子改名为王效芝——效仿毛润芝。这样的举动，仿佛向天下昭告，毛主席虽然离我们远去了，但毛主席的后代依然在走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全中国的正义之士，也并没有忘记毛主席的丰功伟绩。
婚后，人们看到了一个相亲相爱的普通再也不能普通的家庭：
从小瘦弱多病的李讷和革命战争年代右眼、左肩和颈椎都受过伤的王景清相互扶持、相互关心着。
李讷曾笑对友人说：“在家里，老王是大师傅，我是清洁工。”
这对老夫老妻，也和绝大多数中国北方家庭一样，需要在冬天里备上几百斤大白菜，需要自己拉板车来运煤取暖，需要自己做板凳、修窗户;他们买回来的2斤猪肉，需要会分几顿吃;在前往解放军305医院途中的公交车站，他们和普通人一样，相互搀扶着去挤公交……
他们，也在反映医疗报销问题时遭到冷遇，就像当年巍魏同志的女儿魏平在北京领取国家抚恤金时遭遇到的一样：《谁是最可爱的人》不知道，巍魏没听说过。
他们，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总是两个人在一起：王景清的存在，犹如给了容易跌倒的李讷另一双腿;从李讷坐上轮椅的那一刻起，王景清又成为了在她身后默默推车的人。
但他们，甘愿享受这共度经历的37年的“品甘苦而不觉苦”的生活!
李讷在毛主席活着的时候，没有享受到任何特殊照顾;李讷夫妇，在毛主席逝世后，也没有享受到任何特殊的待遇。
婚后，人们更看到了一个战斗不息的革命家庭：
李讷和王景清出现在公共场合，都是和毛主席相关。
2006年9月9日，在毛主席逝世30周年的日子，李讷等人来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完父亲的遗容后，李讷又握着毛主席纪念堂管理人员的手表示感谢：谢谢你们对我父亲的照顾。
1996年和2007年，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女儿、南街村荣誉村民李讷和王景清曾两次来到南街村。李讷高度肯定了王宏斌班长说的话：“摸过夜路的人最知光明的珍贵，受过饥寒的人深知毛主席最亲”。
李讷兴奋地说：来到南街村，我好幸福啊!王景清则说：“我感觉南街村搞得很好，是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实践，而且是实践的榜样，在全国树起了一面旗帜。”
他们，拿出了自己省吃俭用的1万元，捐给了南街村，让班长他们注意保重好身体。
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和脚步，回答着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拷问!
2010年，李讷参加郑州的活动结束要离去时，围拢的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河南人民想念毛主席”等口号!
2013年，毛主席的女儿李讷和王景清到河北省刘广营村参加毛主席铜像揭幕典礼大会。
现场人山人海，一位50来岁的村民说，只有毛主席才有这种威望。许多农村妇女看到李讷时纷纷说：李讷没有什么大架子，就跟乡亲们一样，不像一些大官的子女!
人民群众，也和毛主席的女儿们在一起，也用自己的行动和脚步，表达着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敬之情，表达着对毛时代一切美好事物的向往，表达着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决心。
……
王景清同志，永垂不朽!
接过革命前辈的接力棒，我们继续前进!
红色小兵
2020年3月2日
江涌
解放战争，将欲独占中国而扶蒋反共的美国势力驱逐出大陆；抗美援朝，将美军从鸭绿江赶回三八线，不得不签订停战协定；金门炮战，吓得护航美舰抛弃蒋舰落荒而逃，将美国拉回大使级会谈；抗美援越，最后给美军留下狼狈而痛苦的“西贡时刻”；……美国独步天下，唯独与新中国较量，少有胜算；美军打遍天下无敌手，但是与中国解放军交手，屡屡以失败告终。“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1]正是从对美斗争取得一系列伟大胜利当中，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共产党领导下的亿万中国人民，敢同恶鬼争高下，“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2]，与一切强大的反动势力作斗争，必须多谋善断；一旦采取斗争策略，不可优柔寡断，必须坚决斗争，“如无坚决斗争精神，则结果将极坏”。[3]
敢于斗争，坚决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鉴于法西斯这一共同的敌人已被消灭，意识形态之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之争很快浮出水面，英美迅即在东西方之间拉起“冷战”铁幕，社会主义国家总体上（除了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团结在苏联周围，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展开竞争斗争，而中国在朝鲜战场上（代表着社会主义国家）与美帝国主义展开殊死战争。两大阵营对垒十分明显，尽管西风凛冽，但是总体上，东风压倒西风。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后，社会主义阵营失去了坚强的领袖，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联领导人，丢弃斯大林这把刀子，不断背弃列宁主义，惧怕两极对峙会恶化国际局势，导致世界大战的爆发，惧怕核战争会毁灭世界，由此普遍执迷“和平主义”，积极奉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的“三和路线”。在所谓“戴维营精神”的鼓舞下，赫鲁晓夫还敦促中国紧随其进行外交战略调整，甚至不惜牺牲中国的台湾（建议中国像苏联内战时期处理“远东共和国”那样处理台湾问题，即让台湾暂时脱离大陆），同美国达成防止核扩散协议（实际是对中国实行核封锁），以向美国示好，以妥协退让求和。苏联不仅自己不敢斗争，而且指责中国为维护正当权益（如对印度挑起的边境冲突而采取的必要斗争）妄加指责，称中国的正当正义行为“阻碍了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威胁国际和平。凡此种种，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苏联把和平的希望寄托在同美国达成协议上面，而不是依靠进一步增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依靠社会主义阵营、世界民族独立运动、世界工人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联合斗争，不能不发人深省。[4]
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苏联领导人希望化敌为友，以妥协退让换取和平，甚至永久和平，这只能是幼稚的一厢情愿。美西方资产阶级政府、垄断资本集团以社会主义为敌、以苏联中国为敌不会根本上改变，帝国主义的本性不会改变。1964年1月17日，在接见斯特朗、爱德尔等人时，毛泽东特意询问“美国现在主要是注意苏联，还是注意中国”，“美国现在是不是在积极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爱德尔认为，从美国报刊所表现的，在当前，在短期内，苏联是主要的敌人，从长期来看，中国是主要敌人。毛泽东对此表示赞同。[5]因为短期内苏联有强大的实力和抗衡美国的能力，但是苏共领导人目光短浅，苏联发展潜力有限，所以苏联只能构成现时的短期的威胁；但是，中共领导人则不然，他们目光如炬，深谋远虑，中国人民勤劳勇敢，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国发展潜力无限，所以认定中国是未来的长期的敌人。肯尼迪及其国务卿迪安·腊斯克（1909-1994年）断言，中国己经成为两个主要的共产党国家当中最危险的一个——并非对美国的安全，而是对世界和平构成的危险。[6]“树欲静而风不止”。与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试图缓和世界紧张局势的良好愿望相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敌对阵营却加紧了围剿世界人民革命的行动，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及其运动的遏制。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苏联对帝国主义失去应有的戒备，丧失敌情意识与斗争意志，最终被“和平演变”，“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历史与实践清晰表明，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列主义的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以斗争求得缓和”[7]的正确性与科学性，有效地抵御防范美西方处心积虑的“和平演变”，确保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与有保障安全，为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与精神基础。
敢于斗争，敢于与一切强敌做坚决斗争。与俄罗斯（苏联）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不同，近代中国一直遭受大小帝国主义的欺压，中国人民付出极其巨大努力与代价，赶走了帝国主义，涤荡一切污泥浊水。中国共产党很清醒，尽管建立了新中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是“帝国主义分子历来是看不起中国人的，对他们也得教训教训，使他们的头脑清醒过来。”[8]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向任何压力低头，不惧怕任何帝国主义施压，“我们在政治上不排外，在军事上不挑衅，有理有利有节，我们又何惧之有呢？”[9]尤其是对于美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认清了它的最凶狠、最狡猾本性，早就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积极斗争，而且在斗争中（诸如抗美援朝这样的伟大斗争中）取得了前所未有、世人想像不到的胜利，不断增强对美斗争的信心。“我们有一句老话，小米加步枪。美国是飞机加原子弹。但是，如果飞机加原子弹的美国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那么，小米加步枪的中国一定会取得胜利。全世界人民会支持我们。”[10]当中国自己搞出“两单一星”之后，面对苏修美帝南北夹击、腹背受敌的局面，中国处变不惊，“横过身来战斗”，以“备战备荒为人民”加以应对，并努力在斗争中改变于我不利的局势态势。今天，我们有了强大的经济实力与国防能力，面对美西方遏制之变局，应当更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信心！只有斗争，敢于斗争，让美帝国主义明白，“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11]，如此才能维护民族应有尊严与国家正当利益。
敢于斗争，敢于在事态发端进行及时斗争，防止敌人得寸进尺，得陇望蜀，非常必要。1950年10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与王季范和周世钊攀谈时说：我们急切需要和平建设，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有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抵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帝的侵略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我们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们的头上，以台湾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12]
朝鲜战争打消了中国人民自解放战争以来一直对美军存有的疑虑，不仅从战争中获得了自信，而且更加坚定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必将战胜帝国主义阵营的信心，这是毛泽东后来提出“东风压倒西风”的一个重要依据。他认为中国军队在抗击美帝侵略者的战斗中获得了实际经验。“对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三十三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跟它打了三十三个月，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这是一条了不起的经验。[13]
善于斗争：争取多数，反对少数1965年4月11日，毛泽东在会见阿联总统外交事务顾问萨布里和夫人一行时说：历史证明，帝国主义是可以被打败的，“我们有几句话，就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一个一个地打破，总有矛盾可以利用”。[14]
中国共产党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土地上孕育成长，由不成熟到成熟有一个成长过程；新中国也是在一穷二白的极其落后的基础上诞生的，也有一个由弱到强的成长过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高瞻远瞩，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以及中国人民特有的智慧，与一切帝国主义尤其是强大的美帝国主义周旋，在不同时期因为主次矛盾以及矛盾的主次方面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对美斗争策略，即对美斗争策略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地点和条件而转移。如，针对美国在抗战时期“扶蒋用共”、抗战后期“扶蒋压共”以及抗战之后的“扶蒋反共”的帝国主义加机会主义政策，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灵活地用革命的两手对待美国的反革命的两手。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逐步形成，毛泽东以“盟友”对待美国、以“战友”对待美国人（军人），邀请美方在延安设立美军观察组，要求八路军新四军积极配合美军作战、搜寻保护对日本实施轰炸的美国空军跳伞人员。抗日战争胜利初期，积极利用国际国内有利形势，一方面与美蒋明争暗斗，军事上积极调整部署，做最坏打算；另一方面也努力“中立美国”，认同美国作为国共和谈的“调解人”的角色，延缓内战的爆发。“这种‘中立美国’只是在对蒋斗争中的一种策略”。中共中央指出：采取这一政策，并非不反对美国殖民地化中国的政策，也非不抗议美国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和参加中国内战的政策，更非在美军进攻我们时采取不抵抗政策。相反地，对于美政府这种帝国主义政策应持坚定的立场，严正的批评和坚强的抵抗以反对之。[15]
面对强敌，不仅要敢于斗争，而且要善于斗争，要争取最有利的局面，往最好处努力，做最坏打算，应对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留有余地。毛泽东主张国际斗争要“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决斗争，留有余地，后发制人”[16]，“世界上的事情还是要搞一个保险系数”。[17]他强调，处理对美关系要把最可能的困难估计进去，“抗美援朝战争时，我是放在美国占领鸭绿江这一个基础上来考虑问题的”，[18]因此，“做好了一切准备，即使发生最困难的情况，也不会离原来的估计相差太远”，“根本的就是这两条：一是争取最有利的局面；二是准备应付最坏的情况”。[19]
面对美国这样的强敌，善于斗争，凝聚磅礴力量，不断壮大自己。人多力量大，人多是力量大的必要而非充要条件；人多，倘若是一盘散沙或一袋土豆，也没有力量。人多要有力量，必须组织，必须团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足有移动泰山的力量。弱者战胜强者，必须团结一切力量。新中国在帝国主义的敌视中成立，只能“一边倒”向苏联，加入社会主义阵营，这样便有了战略依靠。“我们是新起的国家，困难多，万一有事，有个帮手，这减少了战争的可能性。”[20]但是，中国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与公平正义原则，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敌人缩小到最少，只剩下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少数亲帝国主义分子，即同帝国主义有密切联系的大资本家和大地主。对我们来说，朋友越多越好，敌人越少越好。”[21]
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团结朋友，孤立敌人，这是毛泽东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形成的战略思想。新中国成立后，在如何对付美帝国主义问题上，他仍然坚持这一思想，强调要善于分析，结成广泛国际统一战线，团结多数，孤立美国当局。1954年7月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总结日内瓦会议期间对美斗争的经验时指出，我们抓住了和平这个口号，“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来孤立那些好战分子，就是孤立美国当局，主要还是那里头急于要打仗的那一派”。在这个方针之下，谈判中该让的就让，该坚持的必须坚持，这样就“达到联合多数、孤立少数（就是美国当局）的目的”。[22]“要巩固团结，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不管什么人，不管是黑人、白人或是黄种人，不管他信什么宗教，是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或佛教，也包括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只要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反对帝国主义走狗的，都应该团结，只不包括帝国主义在这些国家内的走狗。”[23]
争取与团结多数，主要是团结“中间地带”[24]集中为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25]1956年9月25日，毛泽东在政协礼堂会见拉丁美洲十一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时说：美帝国主义是你们的对头，也是我们的对头，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对头。它的手伸到全世界。它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主义。全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互相帮助，在各个地方砍断它的手。[26]
在中苏关系不断恶化、社会主义阵营走向破裂之际，毛泽东在原先的“中间地带”理论基础上，提出了“第二中间地带”思想[27]，超越了过去以意识形态划线（东西方或东西风）的传统做法，主张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同“所有受到美国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28]西方并非铁板一块，可以分化利用，要争取与团结多数，包括美国的西方盟友，防止形成“反华大合唱”。在此基础上，要争取与团结多数，还包括与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实际相对立的美国人民。斯大林指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市场的斗争以及它们想把自己的竞争者淹死的愿望，在实践上是比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29]当英美垄断资产阶级努力把德国法西斯祸水引向东方苏联的时候，斯大林领导的苏共就成功地利用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毛泽东指出：“在目前世界上这样四分五裂的形势下，一块铁板那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30]他提出，要广泛做工作，不仅对广大中间地带和周边国家要做工作；对英国、法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凡是有可能也要做工作，充分利用矛盾，分化孤立。同时，即使在美国内部也是有矛盾的，“也不是没有文章可做”。他提出：“对美国要使它分化，使它孤立，孤立以后它总要分化的。”“至于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要团结那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但是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31]
又斗争又合作，以斗争求合作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美国（统治阶级）也有两面性，即帝国主义的反动性以及资本积累的合理性；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有两面性，即遏制和接触，遏制是帝国主义的本质体现，接触是资本积累的必然要求。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一方面肯定美国对华的帝国主义基本政策不可能改变。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维持在中国的权益，加强对中国政府的控制，而不可能真正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另一方面，在帝国主义矛盾尖锐化、特别是日美矛盾尖锐化的情况下，美国在中国经营了近百年的权益受到了挑战，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受到威胁，因而美国局部的对华政策也必然发生改变。毛泽东强调，美国政策的两面性，决定我们也应当对美国采取两面政策和有区别的政策，把斗争和联合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争取美国援助中国抗战。这就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所确定的对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不斗不相识，不斗不成交。抗美援朝，经过第五次战役，美国发觉，美国遇上了一个真正强大难缠的对手，这样便没了开始那份傲慢，那样充满无比信心的胜算。于是中国便有了“打打谈谈，谈谈打打”策略，即文斗与武斗相结合，军事之外的政治与外交在中美斗争中有了一席之地，而且不断扩大。1954年9月，第一次台海危机爆发，中美之间再次剑拔弩张。为避免信息不畅、彼此误判而再度开战，中美双方都有意通过谈判的方式，缓解台湾地区的紧张形势。在英国、印度等国的斡旋下，1955年8月中美两国选在欧洲进行大使级会谈。这一谈，竟然创造了一个历史记录，到1970年2月的最后一次会谈，中美会谈举行近15年合计136次。值得一提的是，在那个近乎隔绝和充满敌意的年代，作为两国进行官方接触的唯一渠道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有助于中美双方互相探视、了解彼此的政策意图，对避免误判与缓和两国间的紧张关系起到了积极作用。其中，1962年台海危机的消解，就是两国通过大使级会谈渠道进行合作的典型例子。中美大使级会谈，某种意义上，是隔绝年代中美两国关系的“测试仪”和“减震器”。当然，不能忘记，这个“仪器”是中国积极斗争的结果。
真正的共产党人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32]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一生都在战斗，都在斗争。但是，斗争不是目的，是手段，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手段，是实现和平发展、趋利避害的手段。毛泽东在《又团结，又斗争》一文中指出：“统一里有斗争，天下万物皆然。如果有人认为只有团结而没有斗争，那他就还没有学通马克思主义。统一与斗争是统一战线的两个基本原则，那末这两者是不是半斤与八两呢？或者说斗争更重于统一呢？回答都是否定的！”[33]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中他又提出“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34]
不是为了斗而斗，中国根本不是什么“好斗的公鸡”，斗是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维护中国的安全，实现中国的发展；更崇高一些，即为了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发展。与美帝国主义作斗争，是中国应有的生存发展权利，也是中国应尽的国际义务。因此，对美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即又斗争又合作，以斗争求合作。“只有一个方面是错误的：只有斗争，不要团结，是‘左’倾错误；只有团结，不要斗争，是右倾错误。这两种错误我们党都犯过，经验很痛苦。后来我们总结了这两种经验，采取了‘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必须斗争的就作斗争，可以团结的就团结起来。”[35]毛泽东曾经做过这样形象的比方，陕北的毛驴很多，毛驴驮了东西是不愿意上山的，但是陕北老乡赶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但是，驴子会踢人的，我们要提防它，这就是又要联合又要斗争。[36]对美斗争，似可借鉴赶驴上山。当然，美国不只是陕北的毛驴，而是武装到牙齿的老虎，有真老虎的一面，也有纸老虎的另一面。
在艰难渡过三年自然灾害之后的1962年，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向全党全国人民发起动员，“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斗争。”[37]半个多世纪以后，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我们要准备进行伟大斗争。所谓伟大斗争，依照毛泽东同志的解释，“因为很艰巨，才很伟大。不艰巨就不能说伟大。”[38]对美斗争是一场异常艰巨的斗争，因此自然是一场伟大斗争。有鉴于此，对美斗争要有耐心、有韧性、有定力。对美斗争，使之与我有限与适度合作，一定时段中与中国相向而行，中国以斗争求团结（与美国人民）、求合作（与美国资产阶级），经由和平与发展，不断满足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
斗争时防“左”，合作时防右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不断恶化，恶化到两国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临界状态。与此同时，美国陷入越战泥潭，国内反战、民权运动高涨，与苏联全球争霸处于守势。这样，在中美苏大三角中，中美苏客观上不是孤立的而是紧密交织在一起，中国“一边倒”向苏联，是因为美国敌视中国、美苏关系紧张，而中苏分裂起因于美苏缓和，中苏关系一定程度地反映了中美关系。就中国来看，中美矛盾要小于中苏矛盾；就美国而言，美苏矛盾要大于美中矛盾。陈毅等四老帅历时7个月近20次研讨得出的研究报告也证实了这一点，“由于美苏矛盾大于中美、中苏矛盾，就必然会制约它们的对华政策，同时也为中国外交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报告建议应该主动利用美苏矛盾，在对美关系上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认为“这种战术上的行动，可能收到战略上的效果”。[39]毛泽东据此认为，中国不能被“孤立”了，“两霸”要争取“一霸”[40]，于是做出了“联美抗苏”的战略谋划。1971年3月，毛泽东抓住了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华访问的破局时机，实现了“小球推动大球转”，这样便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
1973年2月17日，亨利·基辛格基辛格第五次访华，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这位美国特使，并用一句话概括了中美关系，“现在我们把我们的关系叫做什么friendship(友谊)。”“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hand-in-hand（手携手）”。[41]用“友谊”来表述中美关系，对毛泽东而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确切地说自美军观察组到访延安之后，还从来没有过。但是，即便在“友谊”或所谓“准联盟”的“蜜月期”，毛泽东也没有忘记美国的帝国主义本质，认为美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和扩张的本性不会改变，由此一再告诫相关部门和人士，合作时防右，斗争时防“左”。
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多次吃了极左极右、忽左忽右的亏。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断送了大革命，而后便是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都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带来严重损失。1945年召开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一右三左做了清算，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间特别长久，所给党和革命的损失特别重大”[42]，红军和根据地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工作损失近乎百分之百，所以清算得也最为认真和深刻。实际上，只会遵照“远方”指示的王明教条主义路线，不仅在与国民党斗争时（土地革命战争）表现极左，而且在与国民党合作时（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表现极右，否定共产党的独立自主，要求“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并纠正了建国以来出现的“左”的错误。社会主义事业是无比恢弘与伟大的事业，无相关经验可循——苏联解体后应有诸多教训可鉴——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左的或右的错误，关键在于能够及时发现错误并加以纠正。其实，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办事处理问题，不会时时恰到好处，出现左或右的情形是实际，也很正常。“我们党三十八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43]正确的处理方法是“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44]1973年11月基辛格（身份已是美国国务卿）第六次访华，与周恩来谈话时提出美国与中国之间应设立热线，美国愿意把事先侦知苏联的军事情报及时提供给中国。11月1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集周恩来谈对这次中美会谈的看法，“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他指出：“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45]过去的“左”，我们已经领略，“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不分青红皂白，盲目排外。后来的右，我们也经历，“美国的月亮比中国圆”，不问是非曲直，崇洋媚外。
美国尽管呈衰落趋势，但依然是当今世界头号强国，有意愿也有能力影响中国发展战略目标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顺利实现。虽然中美关系在不断恶化，但是中美之间仍有庞大复杂的共同利益或共同威胁：中国经济在世界的份量越来越重，美国垄断资本越来越难以割舍中国市场；美国霸权、全球治理所遇到和要处理的形形色色的国际事务，需要中国配合；……，凡此种种，决定了中美之间某种形式的合作仍然存在，一些合作的扩大或深化仍有可能。中美之间仍然会既合作又斗争，只是斗争正在成为基调、主旋律。对美国而言，遏制政策占据主导，接触政策成为辅助。历史的螺旋正在再现改革开放前30年（准确地说，是新中国成立后20年）的中美关系，当时斗争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合作时防右，斗争时防‘左’”的告诫，对当前正确处理中美关系仍不失指导意义。
坚强的原则性与灵活的策略性美国（统治阶级）具有两面性。垄断资产阶级寄生性腐朽性不会改变，获取垄断超额利润的目的不会改变；作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政府，只会代表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因而在政策上必然与历届政府保持基本的连续性，这是不变的一面。但是，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资本主义内外矛盾的变化，垄断资本的积累方式，金融资本的投机方式会不断改变；具体某届政府因代表的利益集团不同，分赃形式不同，而表现出一定的“个性特征”，这是变的另一面。也就是说美国资产阶级与作为前台代理人美国政府具有变与不变的两面性。在美国变与不变的两面性面前，中国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不是无能为力的，需要积极的斗争，促使美国改变，收敛它不变的一面，伸张它可变的另一面，使之以比较务实与合作的态度与中国交往。当然，美国不变的一面，使我们必须对美国的国际战略有清醒认识和估计，不能抱有前苏联领导人曾经坚持的“三和”的幼稚幻想，美帝国主义这个老虎是要吃人的，只是吃的时点方式会有所不同；而变的一面，又可以为我所用，促成中美合作，允许甚或鼓励美国资本继续与中国往来，从中国市场赚钱，而中国从合作中发展自己的生产力。当然，中美合作，除经济发展外，还可以应对一些共同的安全威胁。
强大的美国有变与不变的两面性，力量相对薄弱的中国应当坚持原则与保持灵活的统一性，这样在竞争斗争中就可以扭转被动、赢得主动。毛泽东指出：虽然理想一定要有，但是还要结合一个东西，叫做“现实”。我们是有理想的现实主义，或者叫做革命的现实主义，我们不是无原则的现实主义。理想主义是原则性，现实主义就是灵活性，理想主义的原则性与现实主义的灵活性要统一起来，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现实主义。[46]因此，对美斗争与合作时，既讲原则性又讲策略性，原则性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原则性涉及国家核心利益，主权、政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不可以当交易筹码，“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手指头都不行。”如，领土是国家生存发展的根基，是国民安身立命的场所，是国家的核心利益。核心利益是不能当交易筹码的。国际社会包括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美国不仅一直阻止中国对台湾的收复，完成国家统一，而且试图将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支持台湾当局明里暗里搞独立。1954年8月4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周恩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上作外交报告，代表中国政府再次强调：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决不容许美国侵占，也决不容许交给联合国托管。“如果外国侵略者敢于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敢于侵犯我国主权和破坏我国领土完整，敢于干涉我国内政，那么，他们就必须承担这一侵略行为的一切严重后果。”[47]
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如中印边界划定与领土纠纷），由于我们的战略力量达不到（如南海部分岛礁水域），在这种情况下，又要求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如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策略是根据一定原则确定的。一定要原则性很强，然后策略性才能灵活，没有坚强的原则性，就说不上灵活的策略性，那就会变成姑息，变成屈服。”[48]正是基于“坚强的原则性”与“灵活的策略性”的辩证原则，毛泽东严厉批评了那种“革命是不能妥协的”的“左”倾观点。他指出“革命是不能妥协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妥协”，这是哪一条马克思主义？我们跟蒋介石妥协了两次。美国的总统要来，请。坐在这里吹了一个钟头。专门勾结美帝、日本、西德、英国这些坏人的是我。人家自己要撤兵，有一个国家死也不让撤（指阿尔巴尼亚——引者注），说是世界革命风暴在亚洲，亚洲革命风暴中心在越南。如果不打了，就不得了了，就是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咱们就是那号人物。我就不理，你奈何得了我吗？鄙人就是右倾机会主义！[49]显然，“虎气”的毛泽东在这里充分展示了“猴气”的另一面，他正话反说，表明了对国际形势的客观判断和对美国政策的务实态度，体现“坚强的原则性”与“灵活的策略性”的高度统一。
在对美斗争中，毛泽东强调要两手准备，即“两手对两手”，就是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即以打对打，以谈对谈，在战争与和平两条战线上与对手展开坚决而巧妙的斗争。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阻挠，或刻意制造“两个中国”，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迟迟得不到恢复。对此，毛泽东提出“对付美国人是要有一点办法的”，要有两手准备：第一是坚决斗争；第二是不要着急。这里所说的“不要着急”，不是说真的不在乎、无所谓，而是要保持战略耐心，先做好自己的事情。后来，毛泽东又提出，对付帝国主义要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条是坚决反抗；另一条就是开会谈判。在他看来，帝国主义也是两条腿在走路，一条是压迫，一条是欺骗。我们支持开会谈判，目的就是要揭露帝国主义的欺骗性，“暴露它们那一条腿有病”。[50]在抗美援朝时如此，边打边谈，边谈边打；抗美援越也是如此，军事的与政治的（外交的）都用上，表现出无比的耐心与定力。1955年至1970年期间，中美通过各自在日内瓦、华沙的大使进行了136次大使级会谈，马拉松会谈，斗志斗勇，最终斗出尼克松访华并签署《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使两国关系加快走向正常化。
中苏关系破裂，在共同威胁之下，中美不断靠近，联合抗苏，这样的过程与事实表明：在国际关系上，国家发展更具弹性，未来蓝图更具弹性，而现实威胁更具刚性，国家安全更具刚性。1969年12月8日，基辛格在年终的记者招待会上宣称，“我们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对其他国家——包括共产党国家，特别像共产党中国这样的国家——的判断，将以它们的行为为依据，而不是以国内的意识形态为依据。”[51]识时务者为俊杰，奉行实用主义的美国如此，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的中国在策略上应当更具有灵活性。
注释：[1]《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7-288页。
[2]《愚公移山》（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1页。
[3]《对美蒋的主要政策不是让步而是斗争》（1946年7月6日），《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6页。
[4]《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49年1月6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第908页。
[5]《赫鲁晓夫的日子不好过》（1964年1月17日），《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13-514页。
[6][美]孔华润著《美国对中国的反应》，张静尔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页。
[7]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页。
[8]《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79-380页。
[9]《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报告》（1949年4月17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3-324页。
[10]《原子弹吓不倒中国人民》（1955年1月28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37页。
[11]《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101-106页。
[1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0-231页。
[1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62-163页。
[1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0页。
[15]《中央关于对美蒋斗争策略的指示》1945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第455-456页。
[1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63页。
[17]《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46页。
[1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70页。
[19]《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71页。
[20]1950年4月10日，毛泽东在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2页。
[21]《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2页。
[2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6页。
[23]《从历史来看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一九六四年七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版，第386页。
[24]“中间地带”思想，毛泽东早在1946年就已提出，当时主要指亚非拉那些正在争取解放运动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
[25]《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4页。
[2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35页。
[27]“第二中间地带”理论形成于1963年，包括欧洲、日本、加拿大等美国以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
[28]《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巴拿马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版，第355页。
[29]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见《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5页。
[30]《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7页。
[31]《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3页。
[3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541页。
[33]《又团结，又斗争》（一九三九年二月五日），《党的文献》1995年第4期，第15-16页。
[34]《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5页。
[35]这是毛泽东同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拉丁美洲一些党的代表谈话的一部分，参见《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页。
[36]《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374页。
[37]《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1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302页。
[38]吴冷西《十年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39]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中共党史资料》第42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56-96页。
[40]《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1页。
[41]王永钦《打破坚冰的岁月》（六），《党史纵横》1997年第8期。
[42]参见《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
[43]1959年7月26日，毛泽东对李云仲关于目前经济生活中的一些问题的来信而写的批语，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9页。
[44]1960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中央工作会议各小组讨论情况的汇报，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7页。
[4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6页。
[46]《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1页。
[47]《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16页。
[48]参见《周恩来年谱》1955年2月3日，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49]《毛泽东同张春桥、王洪文的谈话记录》1973年7月4日。
[50]1960年5月7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见非洲十二个国家和地区访华代表团时的讲话，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89页。
[51][美]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一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249页。
2022年3月23日，甘肃省平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兰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胥波受贿一案，以被告人胥波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受贿所得及孳息，依法没收，上缴国库；尚未追缴到案的违法所得，继续追缴。
经审理查明，2003年至2020年，被告人胥波先后利用担任皋兰县县长、榆中县县委书记、兰州市副市长、常务副市长等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款支付、土地使用权审批、规划手续办理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他人所送财物折合人民币3154万余元。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胥波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受贿罪。被告人胥波到案后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事实,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有坦白情节；认罪悔罪，依法可从轻处罚。鉴于被告人胥波受贿时间长，部分赃款尚未追缴到案，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文/魏子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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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菲大规模演习开启前，美航母进入南海】3月22日-24日，美海军“林肯”号航母打击群经菲律宾圣贝纳迪诺海峡自菲律宾海进入南海活动。
航母此次行动适逢美菲大规模演习。3月28日-4月8日，美菲将开启“肩并肩”演习（Balikatan），演习期间将进行两栖登陆和海岸防御等一系列训练。
据美海军陆战队第三师发言人披露，今年的“肩并肩”演习“规模空前”，分别有 5100 名和 3800 名美菲官兵参加。因疫情原因，该年度例行演习 2020 年被取消，2021年规模缩减，仅有 225 名美国士兵和 736 名菲律宾士兵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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