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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空头政治泛滥 人命共体论智库懒政 宣无历史依托的海市蜃楼 [打印本页]
作者: 焦典 时间: 2021-2-13 16:16
标题: 空头政治泛滥 人命共体论智库懒政 宣无历史依托的海市蜃楼
英法海底隧道贯穿钩心斗角2020-12-03 06:19:36 环球时报 2020-12-03
潘亮
英国脱欧过渡期将于12月31日正式结束，为测试英国“硬脱欧”后的影响，法国当局对连接英法的英吉利海峡隧道的边境管控措施进行测试，结果导致车辆堵塞长达8公里。讽刺的是，30年前的1990年12月1日，英吉利海峡隧道工程首次贯通。如今这条“世界最长海底隧道”，恐怕会再现当初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各种钩心斗角。
近两个世纪的“机关算尽”
号称世界七大工程奇迹之一的英吉利海峡海底隧道虽然举世闻名，但曾在英法两方争议、猜忌和质疑中间拖沓了近200年才得以问世。
法国人希望快速登陆英伦三岛的欲望由来已久，学者德马雷早在1751年发表《古代英法接壤论》，阐明上古时代两国国土连接在一起。但在19世纪初，从伦敦到巴黎需耗时4天，恶劣天气下则可能延长至数星期之久。
1802年，法国与英国签订《亚眠条约》，英法进入短暂的休战期。英国大臣詹姆斯·福克斯访问法国执政官拿破仑之际，法国工程师马悌厄提议建造连通英法的海底隧道，他的提议在当时技术条件下已经相当完备，包括用油灯照明、马拉车厢以及在隧道中途为换马而设的人工岛。但英国对于遭遇欧洲大陆霸主入侵的担忧从没有消失。英国获得的小道消息显示，拿破仑很可能利用海底隧道，并结合用热气球空运部队对英国展开立体夹击。在这种恐慌氛围下，英法海底隧道的设想迅速破灭了。
法国倒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先后在1803年和1849年重提隧道建设，但因为技术问题再遭搁浅。1856年，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与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会面，让两国关系重新转暖，英法海底隧道的提议也重新摆上台面。1881年，英国铁路巨头沃特金爵士和法国苏伊士运河承包商拉瓦利以“英法水下铁路公司”的名义在海峡两侧进行试验性工作。英国一侧挖出直径为2.13米、长为1893米的导洞，法国一侧则掘进了1669米。为证明这场浩大艰巨的工程的顺利进行，沃特金还邀集四方宾客，在地底召开盛大的晚宴。但英国始终对于修建隧道直接连通“一个经常与英国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心存恐惧。据称，沃特金曾暗示，只要有需要，他远在伦敦按动按钮，隧道入口就会被彻底炸毁。在英国议会的阻挠下，该隧道计划于1882年5月被放弃，如今仅留下一小段隧道遗迹。
在1883年和1907年之间，隧道计划被重提11次，但没有任何实质进展。此外，法国人布雷奥在1909年7月25日首次驾驶飞机穿越英吉利海峡。比起纸上空谈的海下隧道，更多的关注被投向已经连接起来的天空。
“世界工程奇迹”背后的算计
进入20世纪后，隧道开凿技术和电力牵引设备的进一步发展让海底隧道计划变得更可行。而两次世界大战中，英法并肩作战的友情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彼此的猜疑。例如在一战中，英法联军总司令福煦元帅断言，如果当时有英法海底隧道存在，英军可以更快抵达欧洲大陆，一战至少可以缩短两年。因此在1919年巴黎凡尔赛会议期间，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主动提出海峡隧道构想，作为两国共同抵抗德国的工具，但元气大伤的法国急于舔复战争创伤，并没有认真回应。
二战后，英法关系更加密切，战后伦敦-巴黎之间旅行人数逐年增加，建造隧道的商业前景一片大好。经过前后近30次讨论，英国和法国政府均认识到建设隧道的必要性。然而新隧道计划于1974年刚动工，就在1975年1月遭到叫停，英国政府以成本为借口取消了建设（项目预算膨胀了一倍），但更多原因是当时英国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身份存在不确定性。
直到1984年11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与法国总统密特朗才达成隧道建设基本协议。按照初步设计，建筑公司在海峡最窄处的多佛尔—加来之间，开凿两条长50余公里、直径7.3米的铁路隧道，其中37公里位于海底。1990年12月1日，英国人格雷厄姆和法国人菲利普打穿最后几厘米岩石，他们在位于海平面100米下的历史性握手标志着“英法友谊的空前牢固”。但讽刺的是，英国媒体近年披露，英国其实早已做好摧毁这条海底隧道以“阻止入侵”的各种准备，包括中断电力供应、放水淹没隧道乃至动用核武器的终极手段。
1994年5月6日，这条海底隧道终于建成，孤悬在大西洋的英伦三岛与欧洲大陆被紧密地连接起来，为欧洲交通史写下重要的一笔。美国土木协会同年将英法海底隧道评选为“世界七大工程奇迹”之一。不过，它的工程花费也从最初的273亿法郎飙升到最终的879亿法郎，超支达220%。
英国与欧洲的“新边界”？
海底隧道开通后，从巴黎到伦敦的旅行时间缩短到3小时。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1994年5月6日乘欧洲之星列车从伦敦启程，前往法国参加英法海底隧道通车庆典。
但随着隧道的开通，许多非法移民搭乘列车前往英国，包括大量的难民和偷渡者。在难民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法国加莱成为伺机偷渡进英国的最后营地，难民曾经强行剪破铁丝网，进入海底隧道爬火车偷渡。这导致为追求“欧洲一体化”而建成的海底隧道转变为英国与欧洲新的边界，英法相互责备对方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但不论英国脱欧结果如何，英国与欧洲大陆的边界问题不会终结，无论是海峡还是隧道，都将在英国与欧洲的边界观念当中被反复检视、争论。▲
作者: 焦典 时间: 2021-2-13 16:26
正式脱欧第一个月，英国对欧盟的出口量立即暴跌68％
2021年02月09日 01:14 新浪网 作者 加美必读
据每日邮报报道，据一项对国际运输商的最新调查显示，由于英国脱欧后的文书工作和新冠疫情危机对英国的港口事务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今年1月份英国对欧盟的出口量锐减了68%。
道路运输协会（Road Haulage Association）进行的研究发现，与去年同期相比，上个月从英国港口前往欧洲大陆的货物出口量出现了大幅下滑。
这一调查结果促使该协会给内阁办公室部长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写了信，呼吁他采取紧急行动，以减少边境的摩擦。另外，该协会还要求戈夫做进一步的工作，如应该迅速增加海关人员的数量（最好从1万加到5万），来帮助公司处理新的繁文缛节。
与此同时，就目前正在进行的关于脱欧后边境检查的争论，英国司法部长苏拉·布拉弗曼（Suella Braverman）表示，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不会让欧盟“随意操纵北爱尔兰”。另一方面，企业老板们在整个1月份都在抱怨，因为与布鲁塞尔的新贸易安排以及疫情都对出口商的打击很大。
除此之外，道路运输协会的首席执行官理查德·伯内特（Richard Burnett）称，调查还发现，由于缺乏货物、货物在英国滞留以及英国公司停止向欧洲大陆出口的问题，大约有65%至75%从欧盟运抵的车辆都是空车返回这些大企业的。伯内特补充说，他发现“部长们选择不听取行业和专家的意见，这令人深感沮丧和恼火”，而这些专家一直在呼吁政府采取更多紧迫的行动。
对此，他告诉观察家报（The Observer），“几乎在过去的六个月里，每一次我们写信都会写很多”，但这一次戈夫并没有太多的书面回应。伯内特提出，“他往往会表示让官员们开始做事。但这些回应完全是在浪费时间，因为他们并没有倾听我们当初提出的问题是什么。”
据悉，英国政府在脱欧之后实施了6个月的宽限期，允许在7月之前暂停对进口商品的全面实物检查。不过，前保守党大法官诺曼·拉蒙特（Lord Lamont）上周曾警告说，与脱欧协议相关的繁文缛节已经使得英国和北爱尔兰之间的大多数业务无法继续维持。
而两周前，道路运输协会表示，实际上需要12个月的宽限期和紧急财政援助来熨平脱欧后爱尔兰海贸易边界的问题。英国政府方面坚称，在英国和北爱尔兰之间“货物还在有效地运输流动”。
但伯内特1月20日表示，“这是一个资金断崖式流失的问题。政府需要立即进行金融干预。”英国脱欧的协议意味着北爱尔兰必须遵循欧盟的海关规则，现在要在港口对抵达的货物进行检查。但这一安排造成了一片混乱，并引发了北爱尔兰联合派和忠诚派的愤怒，因为他们觉得这种检查破坏了联邦的利益。眼下，英国政府要求欧盟同意采取紧急行动，以减少北爱尔兰边境的摩擦，双方正在努力寻找解决方案。
对此，布拉弗曼在接受《星期日电讯报（the Sunday Telegraph）》的采访时表示，她相信约翰逊会“不惜一切代价”地确保局势得到改善。她解释道，“鲍里斯去年站在欧盟面前挺直了腰杆，因而我们获得了一个很好的协议。所以我真的很有信心，决不会让欧盟来左右北爱尔兰。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确保我们为联邦想出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案来。”
作者: 焦典 时间: 2021-2-13 16:39
苏联在月球“挖土”历经艰险读者报2020-12-12
中国嫦娥五号探测器的月球采样返回之旅，让人类时隔40多年后重新得以完成这一壮举。此前实现月球采样返回的探测器，还得追溯到1976年苏联月球探测器“月球24号”。在苏联先后完成的三次月球采样返回背后，是巨大的付出。
苏联“月球24号”取回的月壤样品
激烈的头名之争
“二战”过后，美、苏两国各自从德国获得了一批火箭专家，并从此开启了本国的航天事业。
当时，苏联急欲在科技方面压倒如日中天的美国，因此对航天技术的重视远高于美国。当美国时任总统艾森豪威尔还在纠结如何从国防开支中省下航天技术经费时，苏联早已大刀阔斧地向太空进军了。因此，苏联不出意外地赢得了人类航天的好几个“第一”。
这一系列“第一”严重影响了当时舆论，《 纽约时报》更是悲观地说，“我们的盟国会离我们越来越远，因为旁观者确信苏联就是未来霸主。这使得新任总统肯尼迪倍感压力，只能选择——向月球进军。
于是，在加加林进入太空后的第三天，肯尼迪召开会议，讨论载人登月的可行性，并随后在国情咨文中首次提出“阿波罗计划”，计划于1967年实现月球往返，得到国会批准。
而此时的苏联也早有登陆月球的意愿，更何况1967年是苏联建国50周年，苏联怎么会坐视美国人在这样大喜的日子里抢走如此重要的一个“第一”呢？
于是苏联月球挖土行动紧随其后，并于1964年出台了《关于月球和宇宙空间考察工作的决定》。
至此，“月球挖土竞赛”正式进入白热化。
为了率先完成这一成就，美苏都采用了“适度冒险”的策略，压缩地面试验数量与周期，而这不可避免地降低了飞行器的可靠性。
美国方面，阿波罗计划出师不利。1967年1月，“阿波罗1号”意外起火，3名航天员遇难。
1967年3月，负责苏联航天员工作的卡曼宁说：“苏联将保证航天员的绝对安全。”然而，苏联的形势更为严峻。
为了在阿波罗成功登月之前完成月球取样并返回，苏联在1969年4月15日之后的一年中，连续开展了6次发射任务，却均以失败告终，错失了拿到月球首个样本的机会。
好在苏联有个比较好的习惯，就是只有航天发射成功后，航天器才会有一个正式的命名。因此，即便连续失败，大家如果只根据有名字的航天器来看苏联航天的话，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1969年7月20日，美国的“ 阿波罗11号”登月，月球挖土头名的殊荣花落美利坚。
苏联艰险的“挖土”之路
虽然头名已失，但苏联仍不愿就此放弃。直到1970年9月，苏联“月球16号”探测器才取得成功。该探测器高约4米，底部直径约4米，发射质量约5.8吨，由下降级与上升级组成。
或许是之前的坏运气都用完了，苏联方面的记录显示，“月球16号”于9月12日发射升空后，飞行超乎预想的顺利，它只完成了一次轨道修正（原计划需要两次甚至更多）就精确地踏上奔月之旅。9月20日，探测器顺利降落在月球正面富海东北部。在地面指令操控下，自动钻孔机被激活，开始钻入月球表面提取月壤样品。7分钟后，钻孔机在距月表35厘米处停止，一套特殊设备通过中空的钻头将取得的月壤装入容器中。然后是最关键的阶段——月壤必须被运回地球。9月21日，“月球16号”的上升级从月球上腾空而起，这是人类航天史上首次从太阳系中的另一个天体上发射无人探测器返回地球。三天后，它携带为101克月壤准确降落到苏联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境内，完成人类首次月球无人采样返回任务。
然而苏联随后发射的“月球18号”探测器试图再次前往月球取样时又遭遇失败——它在降落月面的过程中失控坠毁。这一任务被移交给1972年2月14日发射的“月球20号”探测器。它于2月21日成功地在月球福海软着陆成功，降落地点距离“月球16号”着陆点约160公里。“月球20号”此次任务共采集月球样品55克，但与“月球16号”不同，苏联科学家希望能收集坚硬的月球岩石颗粒。为此它的钻头在下钻过程中曾3次触发自动保护功能，以防止过热。“月球20号”最终成功返回地球，它带回的样本与“月球16号”的样本明显不同，并证实苏联科学家的假设：月海诞生于大约45亿年前。
1976年8月9日，苏联又发射“月球24号”探测器。不同于此前采样任务选择的月球表面样本，这次任务需要挖掘月球表层以下的岩石。8月18日，“月球24号”降落在此前人类未曾涉足的月球危海区域。降落完成后仅过了15分钟，它就打开钻探装置开始工作。钻头首先以常规的旋转模式钻至约1.2米深处，随后改为更强有力的冲击旋转模式一直向下钻探。资料显示，它的总钻孔深度为225厘米，考虑到钻探的倾斜角度，取得的约170克样本主要来自月面以下2米处。苏联对这些样本的研究表明，它们呈层状结构，类似地球的沉积岩。1976年12月，苏联用1克的任务样本交换了美国航空航天局的月球样本。“月球24号”是苏联发射的最后一个月球探测器，也是最后一个在月球上进行软着陆的航天器。这一记录直到37年后的2013年12月14日，才被到访月球的中国嫦娥三号探测器打破。
据统计，苏联共发射11个月球无人采样探测器，但仅有3个取得成功，共采集月球土壤样品326克。相比之下，美国通过“阿波罗11号”有人取样采回的22公斤月球样本就要灵活许多，是苏联整个登月计划取样的近70倍。
百搭的稀世珍宝
自古以来都是“物以稀为贵”，费了这么大劲儿才采回来的月球样本，从其落到地球的那一刻起，就变成了地球上“最昂贵”物件的象征。
而贵重的物品，用来送礼再合适不过了。1978年，中美建交前夕，美国总统特使布热津斯基访问中国时，带来的礼物就是一块嵌在有机玻璃中的月球岩石，只不过重量才约1克。
除此之外，美国还先后向135个国家赠送过月球样本，质量也都很小。国际社会对月球样本的认可程度可见一斑。
当然，除了馈赠，还可以拿来拍卖或者收藏。1993年，苏富比拍卖行以44.25万美元拍卖成交3块由苏联“月球16号”于1970年采集的月球样本，总重约0.2克，这意味着其均价达到了200万美元1克。然而，这并不是其价值的巅峰。当这几块“天外之石”在2018年再次出现在苏富比拍卖行时，其成交价增长至85.5万美元，涨了接近1倍。
虽然月球样本已经贵得离谱，但它们的价值仍然不是可以用钱来衡量的，更重要的是科研价值。同时其研究的过程也需要十分谨慎，除为了避免样本受到污染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研究人员害怕月球样本中存在类似“异形”的有害物种。
由于月壤是月球岩石经过数十亿年的空间风化后形成的，包含不同粒度的岩石碎屑、矿物碎屑、陨石碎屑、撞击熔体碎屑、火山玻璃和各种角砾岩，还有太阳风注入的各种粒子等。因此，科学家可以通过研究月壤中不同的组分，来获得原始月球的物质组成、外来物质、形成时间等重要信息。截至目前的研究显示，月球表面岩石中富含铁、钛、氧等元素，且初步分析其蕴藏着丰富的稀有金属。更重要的是，科学家还在采集回来的样本中发现了含量十分可观的核聚变的理想原料氦-3，它很可能成为未来月球基地的重要能量来源。研究月球的土壤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早期太阳活动情况，从而为了解地球早期经历的相关地质过程提供参考，也有助于将来的载人登月和火星、小行星探测任务。
钻探采样，就是想获得从表面到地下一定深度的样品。月球的月壤从表面到深部，其物质组成、粒度等性质有很大差异，不同深度的月壤记录的月球科学信息也有所差异，因此需要获得地下的样品，而且要连续，保持原始的层理信息。这些样品中包含有太阳风和宇宙射线与月岩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对于了解太阳的活动历史也是很重要的。（来源|《读者报》资料原出处：《中国航天报》焦毅/文《环球时报》柳玉鹏/文）
作者: 焦典 时间: 2021-2-13 17:17
白人殖民者残忍灭绝塔斯马尼亚人2020-12-10 04:17:40 环球时报 2020-12-10
候涛
最近澳大利亚特种部队在阿富汗屠杀平民的事件令世人震惊，然而竟有西方媒体试图为这些暴行“洗白”“脱罪”。如此扭曲的价值观显示出在部分西方人心中顽固的“白人至上”优越感。当年正是这样的心态，导致澳大利亚殖民当局对塔斯马尼亚岛的原住民实施了残忍的种族灭绝政策。
从接触到绑架
塔斯马尼亚岛位于澳大利亚大陆以南240公里。约4万年前，人类通过澳洲大陆其他地区与塔斯马尼亚相连的陆桥进入该岛，但此后海平面上升导致陆桥被切断，当地居民过着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生活，这种情况直到8000年后的欧洲探险家到来。
1772年，马可-约瑟夫·马里翁·迪弗伦率领的一支法国探险队来到塔斯马尼亚岛，开始与当地原住民有了“相对友好”的接触。不过，这种局面很快就被打破了。欧洲探险家们认为，还处于石器时代的塔斯马尼亚人不仅文化原始，而且“人种也落后”，这种居高临下的心态让他们从不顾及岛上原住民的利益，双方摩擦时有发生。
18世纪90年代末期，英国和美国的海豹猎人开始在巴斯海峡以及塔斯马尼亚岛北部和东部海岸活动，塔斯马尼亚人和白人的接触变得更加广泛。这些海豹猎人在巴斯海峡无人小岛上搭建起半永久性营地或定居点，随着海豹贸易的蓬勃发展，“身处荒凉地带无处发泄”的海豹猎人逐渐开始绑架当地妇女，同时杀害男性原住民。历史学家詹姆斯·邦威克的记录显示，这些英美海豹猎人对原住民妇女施加了一系列暴行，包括强奸和鞭打等。一名海豹猎人队长詹姆斯·凯利在1816年写道，海豹猎人的习惯是“每个猎人占有两到五名土著女性，供他们发泄”。据统计，在1808年至1823年间，白人用暴力胁迫原住民妇女作为性奴已经是常态。到1816年，绑架原住民儿童充当劳工也变得很普遍。
迁移政策背后的暴行
这些暴行的逐步升级，与英国的澳大利亚殖民政策密不可分。据统计，1803年英国殖民定居点开建时，塔斯马尼亚岛上的原住民约有4000人到7000人，但到1847年就只剩下47人。美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形容说，“塔斯马尼亚殖民历史从一开始就是残忍的同义词”，“塔斯马尼亚最初是悉尼管理的一个遥远前哨，它成为澳大利亚最顽固罪犯的家园。”自从1803年英国殖民者到达这里后，白人与原住民的摩擦就不断发生，并导致1804年5月发生“小规模冲突”。当时包括老人、孩子在内的一群塔斯马尼亚人试图靠近白人定居点，“他们只是好奇，并没有什么恶意”，但疑神疑鬼的英国殖民者却对他们充满怀疑和恐惧，于是开枪进行了一场屠杀。
从此以后，落在白人手中的原住民遭遇恐怖杀戮的消息开始广为流传。据说，殖民者抓住原住民作为练习射击的活靶子，甚至把他们当作猎狗的食物来源。海豹猎人则捕获原住民年轻女性，用链条将她们锁起来当作性奴隶，这些自诩高贵的白人甚至强迫原住民妇女在脖子挂着口袋，里面装着她们丈夫被斩下的头颅。原住民被迫离开世代居住的海滨地区，躲进陌生的森林，许多人在深山老林里因饥寒而慢慢死去。也有不甘心的塔斯马尼亚人奋起反抗，他们用落后的武器不断发起游击战。
尽管殖民当局不能公开宣扬杀人、抢劫和强奸等暴行，口头上也呼吁“保护土著居民”，然而这些都不过是装装样子而已，事实上白人对原住民的攻击往往不会受到任何惩罚。讽刺的是，殖民当局还以“防止私自杀害原住民”的名义发出悬赏令，“活捉一个成年塔斯马尼亚人奖励5英镑，孩子2英镑”，可想而知的是，这反而刺激了殖民者的追捕行为。凭借先进的武器，殖民者们在这种残酷猎杀中大感刺激，往往把为奖金不去伤害原住民性命的初衷丢在脑后。
对于殖民者与原住民之间愈演愈烈的冲突，塔斯马尼亚省督乔治·亚瑟得出结论，将原住民全部迁移到塔斯马尼亚附近的小岛是“最好和最合理的选择”。1831年，亚瑟制订出“塔斯马尼亚重新安置计划”，弗林德斯岛被选为“合适的地点”，因为从弗林德斯岛“逃跑是非常不可能的”。就这样，塔斯马尼亚人在故土的生存权被牺牲了，他们世代居住的土地成为30年前刚到达这里的白人定居者的奖品。
迁移塔斯马尼亚人的行动自然不可能温情脉脉，殖民当局出动武装人员在塔斯马尼亚岛到处搜寻残余的原住民，稍有不从就被施以武力镇压，迁移行动变成官方许可的杀人暴行，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就是种族灭绝行动。最“顽固”的原住民部落也被传教士乔治·奥古斯塔斯·罗宾逊“征服”了，他许诺原住民们在新定居点可以与失散的亲人们团聚，并得到充足的食物及住所。当然，这些都是谎言。弗林德斯岛如同监狱，子女与父母被迫隔离，“以方便把他们教化为虔诚的基督徒”。封闭的苦闷生活和密集居住导致的疫病使岛上的塔斯马尼亚人迅速减少。到1847年，仅有47名塔斯马尼亚人幸存。
作为“优生学”的试验品
塔斯马尼亚人消亡前的人口数据得到如此精确的统计，并非由于澳大利亚殖民当局对自己的暴行幡然醒悟，而是他们基于当时流行的“优生学”理论，将这种“低级人类”作为研究对象。1871年，最后一名纯正血统的塔斯马尼亚男性威廉·兰恩去世后，殖民者无视塔斯马尼亚人传统的丧葬习俗，将他的遗体挖掘出来搞“研究”。最后一名塔斯马尼亚女性楚格尼尼于1876年去世，她生前多次恳求不要解剖她的尸体，并在遗嘱中希望遗体被火化。然而楚格尼尼并没有如愿，她的骨骼、身体和头发，被分解后送往不同的研究所。她的躯体经处理后，放在塔斯马尼亚州首府的霍巴特博物馆展出，后来又在多家博物馆巡展。直到1976年，澳大利亚政府才遵从她的遗愿将其火化。
但仍有相当部分人断然否认殖民政府的罪责。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基思·温德舒特尔斯在臭名昭著的《土著历史的编造》一书中声称，塔斯马尼亚原住民社会是由于其虐待妇女的传统文化而崩溃，但该书无法解释的事实是，塔斯马尼亚文明已经孤立地存在了近万年，但在白人殖民定居点建立仅73年后就灭绝了。澳大利亚历史学家杰弗里·布莱尼则认为，虽然天花从未传播到塔斯马尼亚岛，但流感、肺炎和结核病等呼吸道疾病以及性病摧毁了塔斯马尼亚人，“塔斯马尼亚土著长期与大陆隔绝，损害了他们对外来病毒的抵抗力”。然而这些疾病都是白人带来的，而且殖民当局也并未试图救治原住民社区的流行疾病。▲
作者: 焦典 时间: 2021-2-13 20:26
美媒：每500名美国人中有1人无家可归 疫情下更多人蜗居车中
2021-02-13 16:22
失业的美国人被迫在停车场“安家”。
海外网2月13日电 据美媒报道，在新冠疫情危机之下，越来越多失去工作和住房的美国人正被迫在车中居住。据估计，每500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人无家可归。
据今日美国12日报道，加州大学旧金山弱势群体中心的学者格雷厄姆·普鲁斯表示：“在危机时刻，我们（美国）系统的脆弱性就暴露了出来。”他指出，在疫情前，就有数百万人难以负担得起拥有一个体面的住所，而新冠疫情使美国的住房危机更加严重。他预计没有永久住房者的人数在全美出现激增。“我担心美国可能会面临流动避难所和‘车辆住所’人口增长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普鲁斯说。
据估计，每500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无家可归，大部分位于在西海岸和东北部。支持无家可归者的人士说，没有永久住房的人数长期被低估。要追踪住在车里的成千上万的人，比追踪住在街上或避难所的人更难，因为他们交经常移动。
西雅图大学法学副教授、无家可归者权利倡导项目主任萨拉·兰金认为，在车里居住是无家可归者发展最快的形式之一，而与无家可归和贫困的所有衡量标准一样，由于疫情加剧了美国人在财务和住房保障方面的种族差距，有色人种在汽车居民中所占比例格外高。
根据美国“全国终结无家可归联盟”的统计数据，非裔、多种族美国人、拉美裔要比全美平均水平和美国白人更有可能无家可归。2020年，一份住房和城市发展报告指出，非裔几乎占无家可归人口的一半，但只占总人口的13%。（海外网 张霓）
作者: 焦典 时间: 2021-2-13 22:47
美国遏制中国有错吗？——国运系列谈（6）
2021-02-12 15:18:01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关棋禹
今天来搞一个似乎奇怪的文章题目，本意是希望能提醒(不敢说启发)人们，在看问题时，能有尽可能深的思考。
美国遏制中国有错吗?
简单地看，当然有错。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主动地融入了美国主导的国际社会，承认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遵守了美国领衔制定的国际规则，在很多事情上，尽可能地跟美国合作，没有在任何一件事情上主动跟美国较劲，没有在主观上挑战美国的意思，虽然不是组织形式上的盟友，但按有些舆论讲，已经是准盟友的关系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还不满意，反过来还遏制中国，美国就是做得不对嘛。
但要从美国的角度看呢?似乎可以有3种看法：
1.中国确实大变样了，已经抛弃了原来的意识形态，国家体制也在逐渐地发生变化，彻底地融入西方社会可能只是时间问题，美国应当借此再加一把劲，把中国彻底地拽到美国的阵营中来。
2.不可轻易地相信中国人的表面语言和做法，因为中国公开讲了在韬光养晦，那是“36计”的故乡，非常讲玩韬略，中国最终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并不清楚，美国还是需要防范的，所以，美国应当既拉拢中国，也要谨慎地对待中国。
3.不管中国是真心实意地融入西方社会，还是韬光养晦，中国在一步步地强大是事实，这在客观上不能不影响到美国的国运，况且其“崛起论”确实令美国不安，所以美国还是清醒一点好，把中国当做潜在的敌人是最恰当的选择。
这个分析对不对呢?应该差不多吧?那美国确定了哪种看法?从现实看似乎是确定了第三种看法，所以把中国当成了潜在的敌人，也就是现在已经明确的“战略对手”，如此，遏制中国就是必然的了。
其实这是我几年前写的文章，现在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如我们提出了构建人类MY共T体等新概念，美国已经明了我们要干什么，所以遏制中国是必须的，而且从简单的遏制已经变成了歇斯底里的遏制。
那美国遏制中国的做法到底对不对呢?从中国的角度看当然不对，但要从美国的角度看就是对的。，
我不是站在美国人的立场上说话，而是通过客观分析，得出的客观评价。
美国人是站在美国的立场上看问题的，不可能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看问题，是不是?所以，从美国人的立场角度讲，包括从客观的角度讲。
现在是什么样的世界?也就是什么样的人类演进时代?还是丛林法则的时代嘛，还是人类演进不太文明的时代嘛，所以美国遏制中国是没有错的，现在就是这样的世界现实。
所以中国人抱怨美国对中国不友好没有必要，从现有的世界现实看也没有道理。
所以须知道，要想让美国不敢遏制中国，要想让美国尊重中国，不是依靠美国如何如何，而是得依靠我们中国自身的力量，特别是自身力量的怎么使用。
也就是还有问题的另一个层面，就是为什么美国敢于对中国肆无忌惮地欺负?
美国遏制中国的动机虽然是存在的，但遏制能否得心应手是另外一码事，而事实是确实得心应手，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为什么?这也是中国更应该深层次考虑的问题，也就是说，不要光是埋怨美国欺负中国，中国也应该在自己身上找找原因。
举个例子，记得小时候看过一个笑话，说有一个小偷进了一家人家偷东西，当进屋后，突然看见屋里有人，是两口子，吓得想跑，但看见那两口子并没有反应，愣了一会儿后，就尝试着拿点东西，没承想，那两口子还是没有反应，而且还露出了怕小偷的样子。由此，小偷胆子大了，不是偷了，而且明晃晃地拿了很多东西，而且还翻箱倒柜，开始翻最值钱的东西，并有时用手里的刀吓一吓那两口子。那两口子果然不敢动，老老实实的。最后小偷胆子越来越大，还把那女人拽过去欺负，那男人虽然是咬牙切齿，但仍然是挺着不敢动。事后女人问男人，你怎么这么完蛋?男人说，凡事要看大方向，人的生命安全是最宝贵的，不就是损失点东西吗?不就是你被欺负了一下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两个人的生命还存在，如果反抗，小偷用刀子把咱俩杀了怎么办?
这个例子中显示的所谓道理虽然构不成真正的道理，但在有些人看来是有道理的，就像我们的“战略定力”论，要看大方向。
所以不要埋怨美国肆无忌惮地欺负我们，怎么欺负我们也不反抗，人家当然是得寸进尺、不用顾忌。
所以本文的落脚点在这里：我们不能再对美国温良恭俭让了，否则，只能是自食恶果。
国运如何，不能靠别国的施舍，应当靠自己卓有成效的努力之奋进。
作者: 焦典 时间: 2021-2-14 19:54
金君达：蓬佩奥找到新工作，目的很明确
2021-02-07 08:04:45来源：观察者网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金君达】
每次换届，前任政府重要官员的去向都备受关注。近期，蓬佩奥和彭斯两位特朗普政府高官在右翼智库获得新工作，也让外界猜测二人很可能继续利用智库平台，推广强硬政策主张。
在此之前，《更长的电报》等来自美国智库的报告引起中美舆论关注，类似报告似乎成为外界判断拜登外交政策的依据。作为整体，智库对美国政策制定的影响力日益重要，但智库之间彼此竞争，其政策主张未必能付诸实践，大可不必过于担忧。
蓬佩奥加入哈德森基金会，被解读为将继续反华路线。图片截自nypost
智库的本质是政治说客
政治游说是美国政治的一环，由于美国立法系统需要由职业政客来制定专业领域提案，说客是政府与利益集团之间必然产生的中间人。然而专业游说集团在美国声誉很差，虽然理论上任何个人或组织都可以雇佣游说集团，但通常只有大企业和大型利益集团才有资源维持长期游说，部分集团（如美国商会、步枪协会）甚至拥有专属说客。
为了监督和限制游说活动，联邦法律如《1995游说公开法》要求说客进行登记和信息公开，但这些法规对于游说活动的实际监督能力有限，无论是说客还是利益集团都能够以多种手段回避监管。在当今美国政治中，没有明确客户的智库在政治决策中地位日益重要，曾经标榜其“学术中立性”的智库事实上也在承担游说功能。
美国智库起源于20世纪早期的进步主义时期，该时期的美国社会广泛关注国内改革，智库作为能够提供专业建议、又没有特别利益绑定的“公共利益机构”发展起来，例如卡内基和布鲁金斯学会。该类智库的学术背景比较强，有时被称作“没有学生的大学”。
1945年二战结束后，美国面临一系列新涌现的国际问题，以兰德公司为代表的一批安全性智库应运而生，该类智库又被称为“政府承包商”。
大名鼎鼎的兰德公司
六十年代，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发展带来了第三批智库建设，彭斯加入的传统基金会（1973年建立）、蓬佩奥加入的赫德森基金会（1961年建立）都属于该时代的智库。这些智库被称为“宣传型智库”，与先前的智库不同，宣传型智库积极参与公众辩论；它们带有强烈的利益倾向，往往为大企业鼓吹自由市场政策，传统基金会就是其中代表。
随着智库市场开始趋于饱和，美国智库间需要竞争政策影响力。智库通过公开和私密两种途径扩大影响力，其中公开途径包括筹办会议、开设俱乐部、接受采访、发表文章和演说、在国会听证会作证等。私密途径则包括“输入”和“输出”，“输入”即引进诸如彭斯、蓬佩奥的前政府雇员，“输出”即主动加入参选人、政客与议员的顾问团队，以及承包官方课题。
例如布鲁金斯智库专门设有一类“实践性学者”，其中既包括加入政府以应用其学术理论的学者，也包括具有公共事务经验，愿意参与学术理论讨论的前官员。蓬佩奥有个人政治野心，将来可能竞选参议员甚至总统，彭斯则是特朗普时期美国保守派的实际领袖，这两人下野后自然成为智库招揽的对象。
智库影响力神秘但可观
由于涉及非公开活动和私人关系，智库的影响力很难客观量化，但通常可通过如下方法对智库进行评估。第一是国际上公信力较强的智库排名。前述的布鲁金斯学会、传统基金会、兰德公司，均属于公认影响力巨大的美国主流智库。
第二是智库发表的报告。美国智库经常发布公开报告，以扩大其公众影响力，例如近期美国主流智库大多发布了对华外交报告。智库报告为了打动听众往往建立一套宏大叙事，强调问题的严重性，并主张系统性的应对方案。
例如近期《更长的电报》一文，首先提出了一个意识形态二元对抗的模型，然后主张美国所有外交政策必须以此为依据，并批判特朗普朝三暮四、漫无章法的推特外交。这种报告提出的政策建议往往需要一系列的具体措施才能出台，因此我们很难评估它们的具体政策影响，只能进行历史追溯。
例如2003年小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有报道认为该政策的雏形为1997年的“新美国世纪计划”（PNAC）；该计划于1998年1月致信克林顿总统，要求采取激进政策解除萨达姆政府的武装，以维护美国对海外地区的控制力。这封信得到了十位政界要员的签名支持，从当年的军事强硬派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到近期仍然活跃的理查德·阿米蒂奇和约翰·博尔顿。
再往前追溯，1992年切尼的幕僚长利比与拉姆斯菲尔德的副手沃尔福维茨在《纽约时报》发文，主张美国应追求对欧亚大陆的完全统治，对任何潜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持有者进行先发制人打击。这种故事的证据存疑，甚至带有阴谋论色彩，可能夸大美国政府和说客的战略布局能力。
第三是亲历者陈述。以传统基金会为例，该组织的安全政策专家贝克·斯平曾撰文阐述该基金会推广导弹防御系统的过程。根据斯平的记载，1995年基金会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领袖赫尔姆斯进行密谈，说服后者于1997年阻挠克林顿政府继续参加《1972反弹道导弹条约》；同时基金会设立专门的“导弹防御委员会”对国会议员进行游说，推销其宙斯盾舰升级计划。从类似文章可以看出，智库在其专业领域往往拥有丰富政治资源，能够影响美国内外政策。但该类文章难免受到保密限制影响，具有一定滞后性，而且可能带有自夸嫌疑。
对于一些近期流传广泛的报告，我们目前很难知道该政策建议是否被美国政府采纳。例如于2020年6月3日发表在《外交政策》上的《拜登可以结束偷窃政治》一文及其后续研究报告，该文以反腐为主题，提出美国应进行长臂反腐管辖；后续报告则尤其提出美国应调查中国海外投资中的“腐败”行为，为此必须通过配套立法并建立专职监督机构。
当前，拜登政府提名的国际开发署长官鲍尔公开叫嚣“如果有哪国领导人赞扬‘中国模式’，我们就对他进行腐败调查”，拜登政府也将反腐列为其意识形态外交的三大主题之一（其他主题为反专制和选举安全、人权问题），这似乎说明反腐研究报告得到了一定采纳。但在具体法案通过、机构组建之前，外界很难确定《偷窃政治》一文究竟引发怎样的政策影响。
客观对待激进智库言论
应该看到，智库报告与政治人物讲话、社交平台活动等信息一同构成了美国的政治环境，如果政治环境在某个议题上达成共识，美国决策者和民众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些信息输出者的影响。例如美国社会当前反华情绪不断攀升，国会两党将反华当做“政治正确”；而美国智库早在奥巴马访华之后就开始输出“中美对抗”论，一个典型例子是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对华态度的转变。
当代美国精英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优越感根深蒂固，一方面意识形态能够为美国霸权提供合法性，一方面它也是国内矛盾的调和剂；从2009年以来，多个美国智库高度重视所谓“中国威胁”，因而成为中美关系的积极破坏者。
在2020大选尘埃落定后，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很快发布题为《中国对民主：最伟大的游戏》的报告，为拜登的“民主峰会”倡议呐喊助威。由于美国智库对拜登新政府“拨乱反正”寄予厚望，许多智库都在近期的外交报告中采取类似调门；这些报告很可能影响拜登施政，对中美关系缓和起阻碍作用。
但在具体政策实施上，智库报告很难全盘付诸实践，我国不用对诸如《更长的电报》、《中国对民主》这类报告太过敏感。
冷战活化石：更长的电报
第一，当代美国智库实质上仍是利益集团的政治说客，这种现象往往导致智库的政策主张具有明显倾向性，不同智库之间也会产生竞争。
民间监督组织Transparify对美国35家主流智库进行调查，发现其中25家在资金来源上不透明。《纽约时报》2016年刊文声称，尽管主流智库标榜其学术独立性，它们仍然成为背后金主的游说工具。虽然对抗中国成为政治正确，但美国智库利益立场不同，在策略建议方面自然存在争议；例如在TPP问题就存在不同政策主张，而其背后是美国跨国资本、金融精英联盟与本土资本、本土劳工联盟的的角力。
第二，智库为扩大其影响力往往会尽可能全面地罗列政策建议，类似我国古代谋士的上中下三策。一些建议可能引起广泛关注，但并不具备可行性，也难以真正成为政策或法案。缺乏政治人脉的特朗普或许会聘请博尔顿等激进人士参与施政，但政治经验丰富的拜登拥有大量专业阁僚和顾问，能够过滤一些明显会招致外交事故的决策。美国媒体炒作智库报告，一方面是彰显其“言论自由”，另一方面则是向总统和国会施压，但美国政府完全可以有选择性地接受建议。
第三，智库报告本质上是争夺有限的政治资源，除了彼此竞争，还要与专业游说公司、民间组织、外国和官员自身竞争。2019-2020年的第116届国会期间，美国众议院提出了数百份涉华提案，但只有15项获得表决通过，立法竞争之激烈可见一斑。传统基金会等大型智库往往直接联系议员个人，彭斯和蓬佩奥将来可能成为智库联系两院共和党的“特使”；但在席位过百的国会，说服多数议员通过立法也绝非易事。
总而言之，彭斯等人加入的智库是强硬外交政策的积极推手，传统基金会等组织在将来可能推出更多旗帜鲜明的报告。与彭斯等人类似，大量曾经活跃在美国政坛的强硬派也在通过智库发挥影响力，美国智库动向值得我国重视。
但总体而言，智库仅仅代表美国部分群体的利益，智库观点未必转化为拜登政府的官方态度。未来美国仍将出现诸如《更长的电报》的报告，以及来自前政客的大嘴言论；我们可将这些动向视作美国近期重要舆情，但应理性看待其影响力。
作者: 焦典 时间: 2021-2-15 13:39
什洛莫·本—阿米：自由主义外交的终结
时间:2021-02-15 07:22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什洛莫·本—阿米
去年12月11日，时任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将承认摩洛哥对西撒哈拉争议领土拥有主权，这显然是为了回报该国决定同以色列建交。外界迅速谴责此举为公然违反外交准则。但是，特朗普对旷日持久的冲突所采取的这种轻率态度，却在不经意间证明了一个重要观点：那就是皇帝（在这里是主流外交手段的代名词）根本没有穿衣服。
可以肯定的是，特朗普自己就曾赤裸裸地站在世界舞台上，比如他声称已在与朝鲜的关系上取得了突破，或者大肆吹嘘其政府根本不可行的中东“和平计划”。但无论在美国抑或其他国家，他的前任也没有哪个能够解决上述冲突，尽管他们都奉行了备受尊崇的外交准则。
上述准则与二战后出现的自由世界秩序密不可分。2005年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的“保护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原则，即全世界致力于保护民众免遭种族灭绝、战争罪、种族清洗和反人类罪之害，就是这种自由主义外交的典范。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离实现这一愿景却是越来越远。在联合国安理会基于保护责任原则，首次授权实施军事干预行动的利比亚，联合国特使来来往往，但该国的未来却是由单方面采取行动的外国列强所决定的。而且，在安理会陷入僵局后，人们再也没有以保护责任原则为由采取军事干预行动，尽管所谓人民的政府，此后又干下了几场引人注目的大规模暴行。
联合国的集体安全制度屡屡失败，可以部分归咎于自由世界秩序本身的衰落。早在特朗普上台前，美国就越来越不愿意充当这一秩序的担保人（在利比亚，总统奥巴马曾誓言美国将扮演“幕后领导”角色）。再加上俄罗斯奉行咄咄逼人的修正主义，中国放弃“和平崛起”，以及欧盟只专注于处理自身生存的事务，更是加速了自由世界秩序的式微。
然而，从以巴冲突到西撒哈拉争端，这个世界许多最艰巨的外交挑战，均在上述情况出现前就已存在。即使在全盛时期，自由主义外交也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尤其因为它经常将治国之道，视为完全脱离不断变化现实状况的一种表现艺术。
就以西撒哈拉之争为例，这是非洲历时最长的领土纷争。1975年，随着西班牙准备放弃对该地区的控制权，国际法院驳回了摩洛哥对该地区的领土声索，并裁定当地的撒哈拉人（Sahrawis）有自决权。不过，摩洛哥很快就入侵，吞并了这片领土。
自那以后，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西撒哈拉是全世界人口最稀少的地区之一，1975年仅有居民约7万人，今天或许有55万人，在面积约为西班牙一半的这片区域中生活。其中有三分之二人口是摩洛哥人，不少是在吞并行动后迁移到那里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允许西撒哈拉自决的理由是值得怀疑的。更能反映当地现实的恰当策略，是在摩洛哥王国内部赋予西撒哈拉地区自治权，而这恰恰是特朗普所认可的计划。2013年，奥巴马曾在与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的联合声明中支持这一做法。
通过改变人口结构来实现对被占领土的政治控制，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约60万以色列人目前生活在西岸地区，混居在275万巴勒斯坦人当中。伊朗一直在将什叶派穆斯林迁居至叙利亚的广大地区。在土耳其入侵北塞浦路斯近46年后，来自土耳其本土的定居者大约占该地区人口的半数。
这样的所作所为永远不应被认可，但假装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也无助于解决问题。如果当事各方长期处于悬而未决的外交状态，无视实际权力平衡或冲突时间，就会有利于强势一方将既成事实永久化。摩洛哥西撒哈拉纷争和以巴冲突皆是如此，一味沉迷于欺骗性的两国模式，使得和平几乎不可能实现。
事实上，当阿拉伯国家拒绝和以色列签署协议时，它们往往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巴勒斯坦人至少有两次都是这样的情况。同样，叙利亚拒绝以色列2000年归还戈兰高地的提议，导致了更糟的情况：2019年，特朗普政府正式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
尽管按照国际法，特朗普的行动不可接受（即使你认可以色列在1967年六日战争中使用武力合法），但不可否认的是，自由主义外交的长期失败，使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这也是更大规模单边兼并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
例如，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最近再次因长达数十年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Nagorno-Karabakh）飞地争端而爆发军事冲突，两国最终在俄罗斯的斡旋下达成协议，使得阿塞拜疆吞并大量领土的行为合法化。俄罗斯派出维和部队执行这项协议，而联合国却不见踪影。
特朗普确实要对外交和其他领域的许多问题负责。但事实是，他所无视的那些外交准则，并没有在世界许多持续时间最长的冲突中产生效果。而且，尽管他经常行为莽撞，但却很有可能在本来看似无解的冲突中产生效果，最明显的莫过于延绵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阿以冲突。
毕竟，因为特朗普，摩洛哥、巴林、阿联酋和苏丹都已跟随埃及和约旦，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特朗普许诺印度尼西亚如果跟以色列建交，就给予其数十亿美元的援助，但该国却拒绝接受。特朗普还积极斡旋，在海湾阿拉伯对手之间实现和平，目的是抗衡卡塔尔、伊朗和土耳其之间关系的不断深化。
尽管总统拜登正确地拒绝了特朗普有毒任期的诸多方面，但捍卫前政府为数不多的成就，对拜登将是有利的。但是，要想重振自由主义外交，至关重要的是为跨大西洋联盟注入新的活力。这就需要一个更具凝聚力，且取得现在所缺乏的硬实力的欧盟。
作者Shlomo Ben-Ami是以色列前外交部长，现为托莱多国际和平中心副主席。他著有《战争伤疤，和平伤口：以色列与阿拉伯的悲剧》（Scars of War, Wounds of Peace: The Israeli-Arab Tragedy）。
英文原题：The End of Liberal Diplomacy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21.
作者: 焦典 时间: 2021-2-16 02:46
历史学家蔡鸿生先生逝世，享年88岁
2021-02-15 22:11
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朱绍杰
2月15日，记者从相关方面获悉，历史学家、中山大学教授蔡鸿生先生于当天下午四点半左右仙逝，享年88岁。
蔡鸿生教授，1933年出生于广东省汕头市，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2006年退休。长期从事中外关系史的教学和研究，已刊论著探讨下列课题：（一）唐代粟特、突厥文化，（二）俄罗斯馆与中俄关系，（三）岭南佛门僧尼史事，（四）广州与海洋文明，（五）历史研究的学理与方法。
蔡鸿生先生是中山大学中外关系史学科的资深教授，曾受教于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岑仲勉等先生。蔡鸿生先生在中国与西域文明、南海文明和西洋文明的关系等领域，进行过广泛而具体的研究，多有创获，形成了鲜明的治学风格。
蔡先生不仅自身学业有成，更长期坚持在教学一线，善待学生，因材施教，培养了一批学术新秀，并向兄弟单位输送学术骨干。蔡先生耄耋之年，仍读书撰文，身笔两健，为学界所推崇。
2018年，蔡鸿生先生就其论著《广州海事录：从市舶时代到洋舶时代》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该著既有时代背景的系统把握，又有落实到人事和细节的考证，发前人未发之覆，显出了海事史的“人事本质”。(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羊城派 pai.ycwb.com)
附 | 2018年蔡鸿生先生访谈（节选）
对历史研究的“热点”要作“冷处理”
羊城晚报：历史研究者如何处理碎片化的材料？如何还原陌生的海事历史？
蔡鸿生：我们做研究的时候要贴近历史过程，不能浮在表面，听风就是雨。历史资料要变成历史事实还差得远，其中有一条很重要，就是要把这些东西过程化，上面说的海上保护神的例子就是过程化，一条链条不能有“缺环”。
里面还有一篇《宋代的广舶海商及其伦理》。我们说到广州海舶，通常都是讲来广州的蕃舶，没有讲出去的船，广州出去的船就叫“广舶”，泉州开出去的就叫“泉舶”。广州的船开出去，一路上会经历什么？
首先要备淡水。过去珠江比现在宽，船停在珠江江面，船出发要汲水，宋代的船汲水的地方叫“小海”。船离岸之后，市舶司的官员还会一路监控，怕你走私或者带铜钱走，那时是禁止货币外流的。官员会一路跟到溽洲，这是个重要地点，就是现在台山的广海，广舶在这里就正式驶入大洋了，这里有三处瞭望哨所，到这里才“放洋”。
广海放洋后，经南中国海，到马六甲海峡，可以一路做生意。那时候海上航行靠季风，八九月份出发，等第二年西南风起才回来，所以就要在海外过冬，叫“住冬”，位置在马六甲海峡左边，地名南巫里（今印尼的亚齐）。住冬的时候要补充货物、修理船只。之后有的船继续去印度洋，有的船就在那里回头了。汲水、放洋、住冬，这些搞清楚之后，大抵上就过程化了。
羊城晚报：当下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越来越关注。在这种热潮中，历史研究者应该注意什么？
蔡鸿生：我们做历史研究的就是用历史的符号，融入时代内涵。但我们的定位与其他“一带一路”研究不同，别人做的大量是经济、外交方面的，我们的责任就是“到位”而不“越位”，把历史上的“海上丝路”做实、做深、做细，“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
历史观察最忌平面观察，我们要立体化观察。首先是纵向观察，从古到今、从前到后；接下来是横向观察，这一百年里，东边如何西边如何；再下来就是由表及里，比如我们经常看到一些面上的繁荣热闹，但其实缺乏物质基础；最后要注意动、静变化，很多事情有条文、规章制度，但实施效果如何呢？
比如研究历史上的法律条文，包括与海事密切相关的市舶条例，要心知其意，还要注意案例。条文是“静”的，案例是“动”的，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现在有相当一部分文章是在一个平面上重复的，没有深化。
我们的历史研究要冷，不要热，研究是冷静的、个人的，不受人干扰，这是精神生产的特点。学问必定要个人下功夫，独立思考、持续钻研。我们也要学会让自己“退烧”，自己写的东西，冷静下来过一段时间再看，经过“冷处理”，才会发现还有修改的余地。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作者: 焦典 时间: 2021-2-18 01:43
美苏在冷战中三次爆发“粮食战争”
环球时报
发布时间：02-0208:33《环球时报》社官方帐号,优质创作者
标题：美苏在冷战中三次爆发“粮食战争”
美国动用政治手腕 苏联忽视粮食安全
刘磊娜 李 媛
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间数十年的对抗，对当时乃至之后的地缘政治格局产生了深刻影响。但其中双方展开的三场粮食战争却鲜为人知，它为美苏争霸时代的终结埋下了伏笔。
美国打“粮食牌”，苏联认栽
二战后，美苏两国凭借它们的国际政治地位、稳定的政局环境和良好的经济成效，进入发展黄金期。在农业领域，美国成为世界上主要粮食出口国，苏联则拥有世界上最多耕地资源，曾占据世界粮食出口总量的45%。但双方对待粮食安全的重视程度却有差别。美国一直将粮食贸易作为外交手段来敲打反美国家，基辛格就直言，“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人”。
苏联方面，虽坐拥丰富的农业资源，但斯大林等领导人却把成为超级工业化国家当作发展目标，有人甚至提出“要大炮，不要面包黄油”的口号，农业成为“服务包括国防军工在内的重工业配套产业”。为此，斯大林执政期间强制推广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施行土地、生产工具和牲畜公有化。这导致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自上世纪40年代起，粮食产量逐年下降，但苏联领导人却认为，“有卢布和导弹，就不怕没粮食”。到斯大林去世时，该国农业产量仅为1940年水平的40%，新上台的赫鲁晓夫意识到，粮食成为国家安全的软肋。
在新领导人推动下，苏联国内展开轰轰烈烈的拓荒农耕运动，粮食产量也在5年内大幅增产。但赫鲁晓夫的农业改革仍在集体农庄框架下进行，未触及土地产权这一核心问题，农业出现复苏迹象后又陷入低增长率“怪圈”。同时，急于求成的大规模垦荒也造成土地肥力下降，1962年起苏联粮食出现歉收现象。西方媒体称之为，苏联国内第一次粮食危机。但苏联领导人却宣称，牛奶和黄油很快就将赶超美国。
现实窘境逼迫赫鲁晓夫逐渐向西方国家低头，并动用黄金储备到国外购买粮食。美国趁机要求苏联低价向其出口石油，以换取粮食出口援助。在触动国际油价重创苏联能源经济后，美又对粮食出口设置诸多限制，美苏间粮食贸易处于断流状态。苏联被迫认栽，转向加拿大求援求购。那段时期，苏联人自我调侃，“赫鲁晓夫表演了一个魔术，在境内种植却在加拿大收割”。
与粮食危机同时冲击苏联政坛的是，党内政治斗争和古巴导弹危机。最终勃列日涅夫将赫鲁晓夫赶下台，苏联错失改革农业生产结构的机遇期，继续坚持重工业化建设基调，在粮食问题上采取拓荒生产和外购模式。
苏联用计“脱困”
进入上世纪70年代后，苏联国内粮食连年歉收，特别是1972年的自然灾害加大其粮食缺口，苏联开始停止向东欧加盟共和国提供谷物，国内面粉市场也出现供应难题。
“吃一堑长一智”的苏联领导人为避免重蹈覆辙，策划了一场粮食抢购“暗战”。首先，苏联外交部对外宣称1972年将成为近20年来最大丰收年。另一方面，尽管美国政府掌握了一些苏联农业减产的信息，但情报部门上报的卫星图片却显示，苏联各个产粮区“到处都是金灿灿的麦田”。原来，苏联小麦品种属于穗大粒小型，大部分颗粒都是中空的，实际产量低，但气场强大。
在确信苏联粮食产量将迎来大丰收后，美国各地粮商开始抛售囤积的粮食，苏联还暗中鼓动美大陆谷物公司等商业公司向美农业部发起游说。此外，苏联暗地派出的采购员，也以饲料谷物的价格分批买走美大量粮食。蒙在鼓里的白宫还在当年7月向外宣布，美国同意随时提供5亿美元贷款专供苏联之需，苏联今后3年可购买价值7.5亿美元的谷物。资料显示，这段时期，苏联以低价采购了近3000万吨粮食，美方少赚了约30亿美元。但另一方面，这也暴露了苏联粮食紧缺的境况。
苏联政府的采购行为直接导致美国粮食、农产品、饲料和肉类价格大幅上涨，其中肉类价格上涨36%以上，同时带动世界各国粮食价格大幅上涨。收获季节真相曝光后，美国大为恼火，出台对苏粮食出口限制规定。
对此，苏联继续施展两手策略，一面公开“丰收迹象”，通过正常渠道购买一定量的粮食，一面派代理商与美国粮商大量交易，同时扩大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进口力度，成功应对了1977年国内粮食产能严重下降可能出现的不利局面。但尝到甜头的苏联政府为此忽视了对农业体制改革，同时采购也动用了大量的外汇储备，特别是其将粮食安全寄托于主要战略对手的做法，为美国以粮食贸易为手段实施反制留下了隐患。
粮油战加剧战略失衡
上世纪80年代，美苏博弈加剧，时任美农业部长布洛克向总统卡特建议，通过控制粮食来将各国安全系于美国身上。针对苏联进军阿富汗，美国政府宣布“对苏部分粮食禁运”。面对美国“用饥饿让苏联人屈服”的意图，苏联政府大幅动用外汇黄金储备，并加大游说力度，卡特围困计划效果不彰，并严重损害了美农场主利益，最终在次年大选中败给里根。
执政后的里根政府推行了著名的“逆向石油冲击”战略，即通过“粮食贸易自由化”来麻痹苏联，强化苏联对美国粮食依赖。另一方面不断压低石油价格，来挤压苏联外汇储备，迫使苏联不断加大贷款额度。
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球农业歉收，粮食价格上涨，负债累累的苏联无法如期付款给外国供货商，国家信用不断下跌，很多粮食进口渠道中断。面包和食盐等基本食物的紧缺也破坏了苏联国内生活秩序。时任戈尔巴乔夫助手的切尔尼亚耶夫曾表示，他曾驱车到莫斯科大大小小的面包店，货架上全是空的。粮食市场引发民众不满情绪加重，甚至出现军队倒卖军火换购粮食的丑闻。西方则趁机在苏联加盟共和国内煽动离心倾向，动摇了苏联大厦根基，为超级大国崩盘埋下伏笔。▲
作者: 焦典 时间: 2021-2-18 01:44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内涵的多维阐释
金民卿 · 2021-02-17 · 来源：《毛泽东研究》2021年第1期
在长期的实践和理论创新过程中，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体内涵、根本原则、科学态度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性传播等多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进行了多维阐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规定了正确发展方向。
作者简介：金民卿，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毛泽东研究》2021年第1期
摘要:
在长期的实践和理论创新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体性内涵;辨析了两种马克思主义观的根本区别，阐发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态度;揭示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丰富内涵，阐发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则;从基本理论走向具体实际的维度，强调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从具体实际走向科学理论的维度，强调了“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的任务;从中国理论走向世界的维度，强调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际性传播的任务。这些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涵进行了多维阐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规定了正确发展方向。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毛泽东无疑是一座高山仰止的丰碑。他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飞跃，创立并不断发展完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继毛泽东之后，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从来没有停止过，不断实现新的历史飞跃，创造出新的理论成果。在长期的实践和理论创新过程中，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体内涵、根本原则、科学态度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性传播等多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进行了多维阐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规定了正确发展方向。
01 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体性内涵
1938年10月12—14日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主题报告中深度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并对自己长期的实践和理论探索做了理论提升，第一次完整系统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他讲道:“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与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干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新中国成立后，他在编辑《毛泽东选集》时对这段话稍微作了修改，其中“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但是基本内容没有改变。这段话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首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这个科学命题的提出，标志着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长期的艰辛探索，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关系的认识上，实现了重大的理论提升，从自发上升到自觉、从个人认知上升到集体共识，为更好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应用，创造了宝贵的认识基础和思想前提，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上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其次，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构成要素。毛泽东的这段话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多要素互动的过程性存在，这个过程内在地包含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主体、理论客体、实际客体、结合过程、理论方向、发展成果等核心要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主体就是以中国共产党人为核心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理论客体就是用以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际客体就是包括中国现实实践、历史文化和民族特点在内的中国具体实际，关键环节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紧密结合，理论方向是形成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根本目的是指导中国实践并形成实践、政策、制度等方面的创新成果。
最后，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体性内涵。综合来看，毛泽东的论断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多要素互动的自主创造性过程，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自主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在坚持和发展的基础上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02 辨析两种马克思主义观的根本区别，阐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态度
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分界线，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关键问题，关系到能否确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能否形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主体，能否准确把握中国具体实际这个实际客体，进而能否通过主体把理论客体和实际客体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并形成创新成果，也就是说能否真正形成并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和理论进程。教条主义的假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神秘化、本本化，当作不可更动的教条;而实事求是的真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来切割现实，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具体实际相结合，找出解决问题的答案、形成科学的理论创新成果并用以指导改造世界的实践。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上，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影响甚大，对中国革命的危害很深，毛泽东本人也深受其害。为此，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反复强调要批判和清除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理论联系实际的真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就已经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这个论断已经阐明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但这个论断当时并没有成为全党的共识，而且神秘主义和教条主义当时正在中央盛行，毛泽东的正确态度恰恰是批判的对象。长征到达陕北之后，毛泽东就着力批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用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来教育和武装全党，全面系统阐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
首先，必须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强调了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至关重要性。他提出，学习理论是胜利的条件，“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使之向着胜利，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实际运动的了解，就不能有胜利”。为此，一切有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研究中国革命运动的基本情况和发展趋势，并去教育广大党员群众;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应该着重地研究这些东西。他急切地提出，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要形成一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中国要“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同志”。
其次，必须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但是必须把它作为行动指南而不是死板的教条，必须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加以坚持和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是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只有这个行动指南，只有这个立场与方法，才是革命的科学，才是引导我们认识革命对象与指导革命运动的唯一正确的方针。”这就是说，一定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思想精髓而不是个别词句，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运用到中国具体环境、具体实践当中，而不是当作神秘教条抽象地运用。
最后，必须根据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和中国历史文化特点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虽然是科学真理，但并没有穷尽真理，而必须在同各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中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1938年8月5日，毛泽东在抗大第四期班上讲话时指出，马克思主义没有完，是空前而不是绝后，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论新阶段》报告中，毛泽东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实际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形成生动活泼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延安整风过程中，他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进行深入丰富的理论创造、形成新的理论观点，这才是真正地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在党的七大上，他再次指出，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绝对化和神秘化，“全世界自古以来，没有任何学问、任何东西是完全的，是再不向前发展的”，推动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是党的一个重要任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出来的“新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民族特征创造性结合的理论成果。
03 揭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丰富内涵，阐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则
毛泽东全面阐述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内涵，突出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根本原则，并反复阐明这个结合是自主创造性的、具体生动性的结合，而不是教条主义的、死搬硬套式的机械结合。
建党之前，毛泽东在评价十月革命经验及其与中国的关系时，就已经提出要根据中国实际来借鉴俄国经验。他先是从党的领导、指导思想、客观条件、党员先进性、工农阶级支持等方面概括了十月革命的经验，“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他接着又指出:“中国如有澈底的总革命，我也赞成，但是不行(原因暂不说)。所以中国的事，不能由总处下手，只能由分处下手。”这就是说，中国如果能够像俄国那样，通过一次总体性的革命起义达到根本改造的目的当然好，但中国与俄国情况不一样，不能照搬俄国经验，而要根据中国实际走与俄国不一样的革命道路。青年毛泽东对待十月革命经验的态度，在他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得到了升华和延展。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就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不能陷入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明确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要求。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他把这个原则作了进一步展开，指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而不能当成教条，不能只记住马克思主义的字母而丢弃了它的立场观点方法，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的具体斗争中去。之后，毛泽东对这个根本原则作了反复论证和强调。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他深入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在总结中国共产党18年历史经验教训时，把是否能够和善于“结合”作为衡量党成熟程度的主要标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强调:“一切外国的东西……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
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突出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根本原则。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结合的不同程度影响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的兴衰成败。在党的幼年时期，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具体国情认识的肤浅，中国革命遭遇了严重的曲折;随着理论认识的深入和实践探索的展开，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个结合的自觉不断加深，中国革命开始走向了正确的道路。在中国共产党内，长期存在着违背这个原则的思想作风，不注重研究中国的现实、历史和文化实际，只是生吞活剥地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而不会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运用到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中，这种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际相统一原则的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危害极大。为此，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真正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和理论武器，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毫不动摇地根据实践发展和中国具体特点来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继续强调这一根本原则。在《论十大关系》中，他指出，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他又说:“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这就是说，理论与实践要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在深入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上，毛泽东突出地强调这个结合的两个特点。一是结合的自主性。《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强调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立自主性。随着党在政治上、理论上的日益成熟，毛泽东越来越突出地强调，必须独立自主地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1943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解散共产国际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中国共产党人必将继续根据自己的国情，灵活地运用和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服务于我民族的抗战建国事业。”1944年7月，毛泽东在接受英国记者斯坦因采访时再次强调，中国人对任何理论和经验都决不能无条件地照搬照抄，“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
二是结合的创造性。毛泽东突出强调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创造性本质。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观察、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在理论上形成新的创造，在实践上取得革命胜利:“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如果只是口头上讲联系，行动上又不实行联系，那末，讲一百年也还是无益的。”
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则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这个结合是中国人自主地而不是依附性地结合，是创造性地而不是教条式地结合，是坚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综合性过程。决不能把马克思的某些字句看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圣药，那种把经典作家的个别词句、国外经验和外来指示视为圣旨的依附性做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简单叠加、硬性拼凑的做法，决不是理论联系实际而只能是“隔离”实际，是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则相背离的。
04 从基本理论走向具体实际的维度，强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理论任务
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根本原则的论述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内涵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独立自主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创造性地结合起来的理论和实践创新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首先就存在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走向中国具体实际的环节，这个环节被毛泽东概括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从历史和逻辑上来看，这个具体化是动态的、复合性的，是民族化、时代化、实践化、大众化的共时性横向展开过程。
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民族性特点相结合的民族化过程。在谈到如何在中国革命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时，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这就是作为世界性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民族特点相结合的民族化过程。毛泽东在这方面做出了富于独创性的探索。1930年，他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个极富民族特色的话语，阐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他用“实事求是”来阐释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一科学阐释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民族文化有机结合的典范。他还用“有的放矢”这个中国古老成语，表述了“理论联系实际”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时代化过程。这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性理论同当代科学理论、当代社会实践相结合，使之能够展示出当代性价值。在谈到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时，毛泽东指出:我们所要的理论家……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真正领会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学说，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这样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理论家。这就是说，只有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发展着的实际相结合，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并用以解决当代实际问题，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家，才真正能够让马克思主义形成当代性力量。
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具体性实践相结合的实践化过程。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指导实践并通过实践来改造世界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延安整风的过程中，毛泽东特别强调有的放矢的问题，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到解决中国问题的实践当中，形成强大的革命实践力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就是说，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真理应用到具体实践当中，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强大实践力量。只有真正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和解决实践问题的创造性理论，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那些脱离实践的空洞理论则是无用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同群众性实践相结合的大众化过程。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但是，理论不同群众的思想和实践相结合，不转化为群众的思想认同和行动意志，就不能产生物质性力量。为此，马克思主义必须转化为广大群众能够并乐于接受的形态，转化为群众自己的思想观念，成为一种集体意识，才能真正掌握群众并形成强大的群众实践力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之所以能够发挥巨大作用，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同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为中国人民所掌握和运用。正如毛泽东所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毛泽东本人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想大师，他撰写了《矛盾论》《实践论》《新民主主义论》等一大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著，深刻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并把它们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实现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同时，这些论著以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文风，打破了理论家同接受者的间隔，使马克思主义同广大干部群众实现直接对接，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经典之作。
05 从具体实际走向科学理论的维度，强调“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的理论任务
在《论新阶段》中，毛泽东就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深入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实践经验，把中国实际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创造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1941年，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讲话中，他向全党明确提出了一个重要科学论断、重要理论任务:“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他号召不仅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时也必须把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这个科学论断、重要任务的提出，使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界定更加成熟完备。具体来说，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立足中国具体实际，在回答和解决实践问题中创造新理论。中国实际首先是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各种实践问题，实现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化，首先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和研究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各方面问题，形成科学的理论观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毛泽东突出强调中国人根据中国实际创造新理论的重要性。但是，中国尚没有完成和做好这个工作，“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论程度。我们还没有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阶段。你们看，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我们究有多少人创造了可以称为理论的理论，算得科学形态的、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理论呢?特别是在经济理论方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已经一百年了，但是还没有产生一本合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的、真正科学的理论书”。为此，他要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死的教条，而应该充分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刻地、科学地分析和解释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种问题，对每一个问题都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分析，探索中国历史和革命实践的发展规律，形成新的科学理论，把中国实际提高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他再次强调必须立足中国具体实际，总结中国实践经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创造中国自己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他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多次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大问题做出论述，提出要像马克思撰写《资本论》、列宁撰写《帝国主义论》一样，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创造新的经济学理论，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规律。
第二，把中国人的丰富实践经验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中国实际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中国人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丰富经验。把实践经验提升到理论高度以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途径。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创造的许多经验，构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资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重要基础。把中国经验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形成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之义。毛泽东多次指出，知识分子应该同从事实际工作、具有丰富经验的同志结合起来，同广大人民群众结合起来，把科学理论和实践经验结合起来，既反对教条主义又反对经验主义，既把理论用于实践又对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提升，使经验带上条理性和综合性，上升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不断地把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经验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的过程，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长期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理论化、系统化的结果。
第三，推进中国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化的良性互动。中国历史、民族特点和传统文化是中国实际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推进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提升，就是中国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过程;同时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相结合，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土壤中生长，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文化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方面重要内容。延安时期，毛泽东多次讲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相结合、创造新理论的问题。1943年5月，中共中央在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1944年7月，毛泽东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并不意味着忽视中国文化遗产，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对这些历史文化进行批判的吸收，并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加以创造发展。毛泽东不仅这样提出问题，而且在理论探索的过程中切实来解决这个问题，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大力推动传统优秀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文化化的良性互动。例如，他给中国文化中的“实事求是”传统赋予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在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理论提升的同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中国化转化，创造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06 从中国理论走向世界的维度，强调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性传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成果的国际化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积极主动地向世界宣传和解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在扩大自身理论影响、得到客观公正认知的同时，向人类文明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贡献中国的理论智慧。在这个方面，毛泽东在行动上做出表率，在理论上做了重要阐述。
在对外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成果和政策决策方面，毛泽东与斯诺的交往堪称典范。1936年，他热情接受斯诺采访，详细介绍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重要主张，通过他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观点。斯诺的《西行漫记》一经问世就轰动全世界，毛泽东认为“这是一本真实报道了我们的情况，介绍了我们党的政策的书”。这本书对中国和世界人民客观公正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政治理念产生了重大影响。1939年9月，斯诺再次到陕北采访，毛泽东向他详细介绍了陕甘宁边区情况及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斯诺不久撰写了《为亚洲而战》一书，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和政策。1960年，斯诺来到中国考察新中国的情况，毛泽东同他详谈了中国社会变化、人民的生活状况、经济建设的困难和发展计划、世界形势发展、中国在国际关系上的原则立场等，斯诺于1962年写出了《大洋彼岸》(又名《今日的红色中国》)一书，把新中国的发展变化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向西方世界传播。
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十分重视对外传播党的政策主张和理论成果。1936年，长征到达陕北不久，毛泽东就指示杨尚昆成立编委会，筹备编写《红军长征记》，对外传播党的主张。他们向广大红军指战员发函指出:因为进行国际宣传的需要，准备出版《长征记》。他向各部队发出电报，号召各首长并动员和组织干部撰写有关长征的文稿，强调这件事情“事关重要，切勿忽视”。一批参加长征的红军指战员撰文记述长征经历，向世界宣传党的主张。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际传播的一个重要步骤。毛泽东在革命战争时期多次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把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主要矛盾、中国革命的对象和任务、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主联合政府等观点，通过外国记者向全世界公开。例如，他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就是通过美国记者路易·斯特朗向世界公开发布的，毛泽东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积极向国际社会宣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向各国政要、理论家等介绍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和经验，宣传毛泽东思想及党的重大政策主张，对世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给许多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很好的参考。例如，他亲自主持编审《毛泽东选集》并在国外出版，当时苏联哲学家尤金到北京参与《毛泽东选集》的编审工作，对毛泽东著作深入研究，把《实践论》《矛盾论》寄送给斯大林，斯大林读后指示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公开发表，此后《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俄文版相继出版发行，在世界上引起很大轰动。
再如，他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就是多次在国际场合中传播并得到国际社会认同的。1971年11月15日，中国重返联合国时，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在大会发言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指出:“没有经济上的独立，一个国家的独立是不完全的。亚、非、拉国家在经济上的落后，是帝国主义的掠夺造成的。反对经济掠夺，保护国家资源，是独立国家不可剥夺的主权。中国仍然是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国家，也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国家。中国与绝大多数亚、非、拉国家一样，是属于第三世界的。”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时系统阐述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的这一理论:“在‘天下大乱’的形势下，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经过长期的较量和斗争，发生了急剧的分化和改组，……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国际上得到广泛传播并得到高度认同，归结起来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虽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但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大发展，是人类文明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思想就“不是在个别的方面，而是在许多领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它不仅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而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具有世界性的意义。时至今日，国际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几乎没有不谈毛泽东思想的;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也把毛泽东思想作为重要理论参考甚至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对外传播自己的理论主张时，坚持正确的导向和原则，从来就是积极主动的、独立自主的，决不为了走出去而刻意迎合他人，当然也不搞强加于人的恶意思想扩张或意识形态渗透。毛泽东曾就对外宣传工作多次作出批示，要求以平等的态度来做好宣传工作，决不能把中国的观点强加于人，不要夸大自己的成就，不要自吹自擂，“不要在任何对外文件和文章中提出所谓毛泽东思想，作自我吹嘘”，不要提“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1956年3月14日，在同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客人谈话时，毛泽东明确提出，外国人学习中国一定要结合本国实际，不要照搬中国经验。“你们听我们的意见，要分析，要从你们本国的实际出发”。1956年4月29日，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党的代表谈话时指出，“中国的经验只能提供作为参考，照抄则不可。各国应根据自己国家的特点决定方针、政策，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特点结合起来。中国的经验，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即使是好的经验，也不一定同别的国家的具体情况相适合。照抄是很危险的，成功的经验，在这个国家是成功的，但在另一个国家如果不同本国的情况相结合而一模一样地照搬就会导向失败。照抄别国的经验是要吃亏的，照抄是一定会上当的”。正是因为坚持这样的原则要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对外传播，在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的同时，给人类文明输入了新的先进文化因子，丰富了世界思想理论的内容，促进了世界的和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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