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25日 07:27:12
来源：人民日报
最近，两个与老人有关的视频牵动人心。一个在社区，工作人员告诉一名独自冒着寒风大雨到柜台交医保的老人：不收现金，要么告诉亲戚，要么自己手机支付。这让视频中的老奶奶不知所措，满脸无助的神情刺痛了很多人的心。另一个在银行，为激活社保卡，一名94岁的老人被抬到银行进行人脸识别，老人膝盖弯曲，十分吃力，实在让人不忍看下去。
两起事件在网上发酵后，有关部门和单位作出回应，表达歉意也解决了问题，然而回想起视频中老人窘迫的表情，仍不免心酸。每个人终将老去，你我一样，总会有跟不上的一天，难道那时就只能接受这样的尴尬与困顿么？无论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还是提供商业服务的提供者，都不应忽略这样的群体。
新技术运用应提供更多选择，而不能简单做“减法”。网络支付、人脸识别等技术节约成本、提高效率，加强推广无可厚非。不过，在这些技术运用中，要充分考虑各群体接受习惯和实际困难，特别是对那些缺少技术条件或者技能的人群，给出可行的解决方案，这应成为新技术运用的基本理念。
技术更不是便民意识淡漠的“挡箭牌”。在上述视频中，无论拒绝用现金交医保，还是让老年人被抬到银行激活社保卡，不仅背离情理，也明显不符合有关规定，这首先还是便民意识淡漠的问题。对老人群体，不能粗暴拒绝、冷言冷语，更不能人为制造麻烦，折腾他们。只考虑自己方便，不考虑公众方便，这样的服务提供者理应受到舆论批评。
我们也看到，很多地方充分考虑老年群体的需要，设置了很多便民的措施。有些火车站专门为老人提供“无健康码通道”，暖心之举获得众人点赞。以远程认证为例，监管部门也曾明确提出，对行动不便者要提供上门服务，让认证对象切实感受到服务带来的便捷和尊严。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面对老龄化时代，希望我们的办事机构、窗口单位、服务人员都能多些换位思考，利用好数字技术，真正让老年人群体感受到服务的温度。
最近网上流传着一段视频：老人冒雨来交医保，却因为不收现金被拒。工作人员告诉老人“不收现金，要么告诉亲戚，要么你自己在手机上支付”。
老人无奈的眼神和佝偻的身体背后映衬着几个烫金的大字：“为人民服务——毛泽东”。
此时此刻，我真觉得这五个字太刺眼了!
从什么时候起，“为人民服务”变成了挂在墙上供人瞻仰的标语?
先是九旬老人办社保在银行被抱起来进行人脸识别，后又是八旬老人冒雨交医保，却因为不收现金被拒绝。都说现代科技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但对于不会上网、玩不转智能手机的老人来说呢?
老人因为不能扫码坐不了公交车，因为没有健康码乘不了火车，因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而无法交医保……
有很多人说这是老人被科技边缘化。但仔细想想，冷冰冰的不是机器，而是忘记“为人民服务”初心的人!
古人就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每个人都会老去，也正是这些老人年轻时给社会和国家做出的贡献成就了我们年轻人的今天。
所以，无论什么社会，都必须善待老人。
科技的发展带给我们很多便利，这是毋庸置疑的。比如去银行自动办理业务比之前人工一个一个填单子方便快捷了很多，智能化科技化也是一个趋势。
但科技的发展必须要以人为本。
比如，老人冒雨用现金交医保被拒，难道就不能开个特例吗?还有之前的94岁老人被抱起进行激活社保卡，银行如果稍微可以人性化一点，单独帮老人上门去办，哪怕远程视频呢?
办法千千万，但是有没有人愿意去做，有没有人考虑过这些问题成为了难题。
老人冒雨用现金交医保被拒后，宜昌市医保局回应称，“医保征收主体是税务部门，乡镇和村一级有代收代缴职责，可以用现金、银行卡、手机APP等，方式有很多种。这反映了我们当地最基层的村一级社区工作人员办事不够灵活，图简单。”目前正在和当地医保部门、宣传部门一起调查处置。
仅仅把原因归结到社区基层工作人员身上吗?实际上，这件事情令我们心酸，我们要去指责基层办事员，但大概率办事人员也是比较无奈的。
这个窗口是医保签约窗口，不能缴费的，官方回应也是办事不够灵活，也就是反向说明了应该是不能缴费，但是可以灵活变通。
而实际上，应该没有几个基层人员能够变通，规定不能收就不能收，有的地方收了钱还要被说套取客户资金，还会受处分。
在这个利己主义至上的社会里，又有多少人会为了一个老人的便利而冒风险呢?
所以，要反思的不是为什么工作人员没有帮忙扫码付款，而是为什么出了这种不收现金只能扫码的流程制度。
最要反思的是上级主管部门!
这些政府部门从最开始拟定政策的时候，是不是只考虑发的出声音的“大多数”，搞了一刀切，而不管不顾沉默的“大多数”呢?
老人背后的五个烫金大字——“为人民服务”在这些人心里到底只是一个标语还是一点一滴的实际行动?
视频曝光后，为什么有那么多网友注意到了这五个大字?“为人民服务”本来应该是政府部门所有人的基本准则，为什么现在却成了一种人民的奢望?
别忘了当初的共产党就是靠这几个字把人民群众团结起来的——这几个字不是说说而已的口号，而是实打实干出来的口碑。
如果写下这五个字的毛主席看到现在这种情况又会是什么感受?
近期，“放开三胎”“全面放开二孩后生育率反降”“老龄化问题严重”等有关生育和老龄化的热烈讨论接连不断。生育率和放开生育之间的关系，老龄化问题能否依靠提高生育率解决成为了生育话题的讨论焦点。
为此，中国新闻周刊专访人口学家、前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梁中堂。梁中堂介绍，生育率是经济社会进步的结果，生育会日渐成为人们的自主选择，很难通过政策或宣传导向来改变人们的生育观念。
梁中堂表示，老龄化问题不能依靠提高生育率来解决。老龄化作为社会发展的结果，需要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需要关注农村群体老龄化的问题，而此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将作为我国未来老龄化问题解决的重要依据。
“承担老龄化的后果”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看最近有专家提到全面放开二孩未引发生育高峰?
梁中堂：有一拨人对中央普遍二孩以后的这些政策有一种误解。他们认为从单独二孩到普遍二孩是为应对老龄化的紧急考量。实际上不是这样，其实是国家意识到计划生育走入了一个误区，这些(政策)是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放弃。但是有些人，还在过去几十年国家主导的计划生育的宣传思想意识形态中没有走出来。
机构改革把国家卫计委改为卫健委，计划生育这个关键词已经没了，意味着我们国家机关已经没有计划生育的职能了。存在生育率持续下降是因为我们国家的经济生产生活，从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对劳动力有一定追求，到现在人们大多已走入城市，在市场经济体系中改变了从前的单一生产模式。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二孩政策放开，生育率反而连年走低?
梁中堂：这个主要是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的。现在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的生产生活都已经不适宜生那么多的孩子。年轻人不愿意结婚、生孩子，这是由社会多元化造成的，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早在放开(二孩)之前我就说过，中国的老百姓早已经不愿意生孩子了，还在那儿喊害怕放开普遍二孩之后会有生育高潮，我说那你就等着看吧。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生育率的下降是处于正常程度吗?从数据看降得还是很厉害的。
梁中堂：这个过程确实比西方的那个过程来得更猛烈些，基本上从趋势讲还是一个正常的东西。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看老龄化的问题?
梁中堂：西方国家的(老龄化)来了之后是被当做一个很严峻的事去应对的，但我们这来得很突然，总体上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公众，都还处于被动应对中。比如上海的老龄化，从数据看老龄化问题很严重，但是外来劳动力大大解决了这个问题。严重的是哪儿呢?农村。本来剩余的孩子就少，到了劳动年龄外出务工，村里剩下了很多孤寡老人，他们在承担老龄化的后果。
生育率或接近日韩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有一种论调，说要靠大力提高生育率，用新增人口来解决老龄化的问题，你怎么看?
梁中堂：这还是在计划生育那个维度没有走出来，生育率不是你提倡就可以提高的，也不是过去计划生育就可以解决的。
生育率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人类走到这个阶段，寿命越来越长，人类要怎么以这种状态去度过，这是人们正在尝试做的事。按照现在的社会发展形态，这是正常的。
这种论调其实是在放空炮。近年来我们生育率下降，劳动力不足，但是科技和互联网的发展解决了多少劳动力问题，无论什么时候供需都是存在矛盾的，能解决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看一些专家呼吁生二胎、三胎来提高生育率?
梁中堂：管妇女生孩子是很丢人的。政策现在已经不提这个了，但是一些人拐不过这个弯，还在喊话，这是一个过渡阶段的状态吧。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看现在年轻人生育意愿降低?
梁中堂：这是生活方式改变的结果。人做选择，需要有推动他做选择的理由和依据，(不愿生)根本上不是养活得起养活不起的问题，而是他们要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去生活。这是社会进步多元化的一种体现，只是现在人们还不适应这种多元化，还在用原来单一的生命状态来要求、匹配。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我国的生育率具体处于什么水平?
梁中堂：目前我国生育率水平有多高，其实是说不清楚的。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要知道人口总数到底有多少。此前计划生育的超生，形成瞒报漏报的机制，所以这个生育率究竟有多高，说不清楚。但是总趋势是持续下降的，现在我们和日本、韩国应该差不多，反正应该是一个很低很低的状态，甚至比他们还低也不奇怪，一是因为他们没有管控人口的阶段，二是因为我们进入更高发展阶段，比他们更快，所以下降过程比他们快也不奇怪。主要看这一次人口普查吧，这也是我们获得实际人口数据的过程。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看生育和生存?
梁中堂：人类其实就是一直在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寻找应对方法。需要完成工作，才有收入，才能支付一日三餐，有个安安稳稳的地方睡觉。老龄化也是这样的问题，当它出现，人们就解决它。就像劳动力短缺，机器人就出现了，资源不公，一个新的经济形势就出现了。人要积极地去应对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原标题：为什么二孩政策放开，生育率反而连年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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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部长：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 总和生育率破警戒线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民政部部长李纪恒近日撰文表示，我国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要引导生育水平提升并稳定在适度区间，增加劳动力供给。
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下称《建议》)辅导读本中，李纪恒撰写了《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一文。
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方面，《建议》提出，要“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高人口素质”。
李纪恒在文中表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百姓福祉，对“十四五”和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他认为，《建议》坚持系统观念，从我国实现人口均衡发展最需要关注的“少子老龄化”等问题入手，提出了“十四五”时期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思路和任务。
李纪恒表示，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高人口素质。这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持续保持社会活力的治本之策。目前，受多方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
李纪恒表示，落实《建议》要求，要把握人口发展重大趋势变化，制定长期规划，实施人口均衡发展国家战略;要引导生育水平提升并稳定在适度区间，增加劳动力供给，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相协调。
官方数据显示，我国出生人口数量已经连续数年下降。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2019年我国出生人口1465万人，比2018年减少58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比2018年下降0.46个千分点。
从历史数据看，10.48‰的人口出生率也是自2000年以来的最低值。
统计数字显示，2000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771万人，2002年下降到1647万人。此后，在2003年到2013年间，我国出生人口在1600万上下波动。
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议公报指出：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实施全面二孩政策。
受此政策影响，2016年我国出生人口数量回升到1786万，是2000年以来出生人口数量最高的年份。但此后的2017年和2018年又出现了连续下降，分别为1723万和1523万。这一趋势延续到了2019年。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张毅2020年1月表示，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四年来，政策累积效应在前两年集中释放，导致生育率呈现先升后降的现象，2018年出生人口下降幅度明显。2018年后，生育进入政策调整后的平稳期，受育龄妇女数量和结构影响，2019年出生人口略有减少。
张毅表示，从生育孩次看，出生人口中二孩及以上比重明显高于一孩，2019年二孩及以上比重达59.5%，比上年提高2.1个百分点，这说明“全面两孩”政策持续发挥作用。
为什么二孩政策放开 生育率反而连年走低?“放开三胎”“全面放开二孩后生育率反降”“老龄化问题严重”等有关生育和老龄化的热烈讨论接连不断。生育率和放开生育之间的关系，老龄化问题能否依靠提高生育率解决成为了生育话题的讨论焦点。
为此，中国新闻周刊专访人口学家、前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梁中堂。梁中堂介绍，生育率是经济社会进步的结果，生育会日渐成为人们的自主选择，很难通过政策或宣传导向来改变人们的生育观念。
梁中堂表示，老龄化问题不能依靠提高生育率来解决。老龄化作为社会发展的结果，需要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需要关注农村群体老龄化的问题，而此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将作为我国未来老龄化问题解决的重要依据。
关于怎么看最近有专家提到全面放开二孩未引发生育高峰，梁中堂表示，有一拨人对中央普遍二孩以后的这些政策有一种误解。他们认为从单独二孩到普遍二孩是为应对老龄化的紧急考量。实际上不是这样，其实是国家意识到计划生育走入了一个误区，这些(政策)是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放弃。但是有些人，还在过去几十年国家主导的计划生育的宣传思想意识形态中没有走出来。
机构改革把国家卫计委改为卫健委，计划生育这个关键词已经没了，意味着我们国家机关已经没有计划生育的职能了。存在生育率持续下降是因为我们国家的经济生产生活，从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对劳动力有一定追求，到现在人们大多已走入城市，在市场经济体系中改变了从前的单一生产模式。
为什么二孩政策放开，生育率反而连年走低?
这个主要是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的。现在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的生产生活都已经不适宜生那么多的孩子。年轻人不愿意结婚、生孩子，这是由社会多元化造成的，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早在放开(二孩)之前我就说过，中国的老百姓早已经不愿意生孩子了，还在那儿喊害怕放开普遍二孩之后会有生育高潮，我说那你就等着看吧。
网友：是不愿意生吗?是养不起!关于人口和生育问题，广大网友也有不少苦水要倒。
不少网友认为，生育问题不能单独看，需要和就业、教育、养老等问题一起来看：你把生育政策孤零零地提出来，还意识不到问题所在?你就是养羊，也得考虑草料和羊圈是不是充足，何况是人?
35岁就失业，你们解决了吗?不是劳动力不够，是就业岗位不够，哦，你说可以去当环卫工啊!
高房价和股市长熊是最好的避孕神器!
还有网友把这一问题直指社会制度需要改革：在我国，年轻人不愿意结婚，不愿意生育，更多是来自社会的压力，经济压力和心理压力，让很多年轻人望而却步，特别是巨型压力下的恐惧感。教育、就业和房子是压在年轻人头上的三座大山。
能不能够找得到工作、读得起书、看得起病、住得起房、养得起老，影响了我们每一个人对明天的预期，而与此关联最大的，就是生孩子的意愿。
红雨 综合自第一财经、中国新闻周刊、网友评论等
2020年12月04日 15:57:24
来源：今日说保
不要回避，我国出生人口数量已经连续数年下降了！
最近看到了一组实打实的官方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9年我国出生人口1465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这一人口出生率也是自2000年以来的最低值。
近十年我国出生率变化
一、全世界都在下降的出生率
2015年10月，我国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放宽，开始全面实施二孩政策。
政策实施后的第二年，我国出生人口数量回升到1786万，是进入千禧年以来出生人口数量最高的年份。
但从2017年开始又连续出现下降，一直到2019年，人口出生率打破了2000年以来的最低值，发出了警戒信号。
不过，出生率下降趋势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我们从7个发达国家、中国以及同样有着14亿人口的印度都可以看到，出生率均呈现出下降趋势。
当然，发达国家早就过了人口红利期，出生率下降速度相对要平缓很多。
中国从1970年开始经历了生育率的快速下降，1980年总和生育率已经从6左右降至3以下，到20世纪90年代已降至替代水平以下。
中国和世界八国的生育率变化趋势
虽然生育率下降是全世界的趋势，但是不同收入的国家还是有所区别。
高收入发达国家的生育率最低，下降趋势也最为平缓。
随着收入水平层次的下降，总体生育率水平则上升，低收入国家的生育率最高。
其中，中高等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生育率下降趋势最为明显。
不同收入水平的收益率变化趋势
二、为何生育率下降那么可怕？
为什么生育率持续下降，国家会觉得问题很严重，甚至要全面推行二胎政策呢？
这是因为生育率下降的同时，还伴有严重的老龄化。
所谓"老龄化社会"，指的是60岁以上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数量10%以上，或者65岁以上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数量7%以上。
根据这个标准，中国在2000年就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了。
更为恐怖的是，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发展极快。2019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达1.76亿，占比达到12.6%。
中国很可能在2025年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即65岁以上人口数量超过总人口的14%。
中国已经是世界老龄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到2035年就要进入超级老龄化阶段了。
这个老龄化速度远超美国等发达国家！
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老龄化进程对比
根据联合国预测，预计到2050年前后，我国老年人口数将达到峰值4.87亿，占总人口比例达到34.9%，届时我国每三个人中就会有一位老年人，养老压力可想而知。
中国老龄人口增长趋势（数据来源：泰康）
此外，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和新兴药物的创新，以前困扰人类的致死性疾病正在逐渐变成可控制的慢性疾病，人类预期寿命大约每10年会增长2~3岁。
预期寿命的增长，将会使得更多的老人带病长期生存，进一步加剧我国的养老压力，也会给我国的社保基金长期稳定运行带来不小的挑战！
生育率下降，将会导致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劳动力人口缺乏，给国家交社保的人口数量也会降低；老龄化程度加剧，又会导致社保支出金额增加。
一进一出，将会加大社保基金的收支缺口。
从2014年开始，我国社保基金已经连续6年出现收支缺口，2018年更是超过了6000亿元。
与此同时，我国养老金发放却每年在涨，今年已实现了16连涨。
这将导致社保基金收支缺口进一步扩大。
社保基金缺口日渐扩大
为了弥补社保基金缺口，国家财政从2011年开始就显著提升了补贴比例。2018年补贴占比已超过22%。
社保基金财政补贴比重扩大
此外，国家从2018年开始又在推动国资划转社保的工作，要求央企、国企按照集团母公司10%的股权比例划转社保。
根据国企67万亿的资产规模来估算，预计完成划转的国资将超过6万亿元。
目前，国资划转社保工作正在分三批次进行。
国资划转社保三批次共计6038亿元
生育率下降和老龄化加剧的危害，在不远的未来就会逐渐显现出来，社保基金首当其冲，将承受巨大的运营压力！
但无论是财政补贴，还是国资划转社保，都只能短时间内缓解社保基金的压力，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三、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出生率下降、老龄人口增多是一个大趋势，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可以取得一定的效果，但不能抱太乐观的态度，也永远不可能再回到从前。
要在趋势之下，从根本上解决社保基金承受的压力，目前有两条路可走。
一条路走起来可能大家心里不是特别情愿，就是延迟退休！
还一条路走起来比较坎坷，但必须要走，就是养老体系"三支柱"建设。
1、不情不愿的延迟退休
先说这延迟退休。
今年11月，在国家"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已经明确指出将"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提到延迟退休
延迟退休喊了这么多年，这下是要动真格的了。
正式实施后，预计每年会推迟几个月的退休时间，逐步达到预设的退休年龄。
虽然很多人不希望延迟退休，但和欧美日等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相比，我国的退休年龄的确太早了。
日本普遍退休年龄在65岁以后，美国的退休年龄也在62岁到70岁之间。
而我国的退休年龄一直是男性60岁、女性50岁退休（女干部年满55岁）。
延迟退休年龄，可以有效延长劳动人口的工作时间，增加社保缴纳时间，减少养老金领取时间，大大缓解社保基金的运营压力。
所以虽然现在很多人不情不愿，甚至有些抵触情绪，但延迟退休的趋势难以阻挡。
2、前路坎坷的养老体系"三支柱"
延迟退休可能还有些不情愿，但养老体系"三支柱"建设确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第一支柱是大家最为熟悉的基本养老保险，这是属于我国社保体系中的养老保障，在我国覆盖率超过了90%。
第二支柱是企业年金/职业年金，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参加就叫职业年金，民营企业参加就叫企业年金。目前第二支柱的参与是企业自愿的。
第三支柱是个人商业养老保险，也是近年来国家大力推广的保险。
养老保险制度"三支柱"体系
在这养老"三支柱"体系中，我国长期处于失衡状态，严重依赖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的覆盖面有限，资产份额也严重不足。
截 2019年末，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 累计结存6.29万亿元，全国企业年 积累基 总规模为1.80万亿元，第三支柱刚刚起步，规模尚小。
我国养老"三支柱"的资产规模
从养老金资产占GDP的比重来看，2019年我国养老金总资产约占GDP的12.27%。而全球养老金资产规模前22名的国家或地区的养老资产占GDP的平均比重就已经高达67%。
我国目前养老金替代率仅有42.9%，低于国际劳工组织建议的最低标准55%，更是远低于世界银行建议维持退休前生活水平不下降的70%标准。
仅仅依靠"第一支柱"基本养老金是远远不够的，要想实现养老基金可持续发展，必须让"第二支柱""第三支柱"也转起来！
这方面我们倒是可以向美国学习。
美国是建立养老保险制度较早的国家之一，发展至今已形成非常成熟的"三支柱"体系。
比如著名的401k、403b计划（属于第二支柱），以及传统IRA、罗斯IRA账户（属于第三支柱）等。
美国养老保险三支柱体系
在"三支柱"体系建设过程中，我国也在做有益的尝试。
比如税优健康险、税延商业养老保险，通过税优、税延政策，鼓励我们普通消费者购买。
其中税优健康险可以享受每年2400元（每月200元）的税前扣除政策，税延养老保险每年起征点可以提高12000元和应税收入的6%的较低值，延税到退休之后再按照7.5%的一口价税率来征收，还可以在年度个税综合汇算时抵扣个税。
三项可以抵扣个税的保险项目
不过，税延商业养老保险目前只在上海市、福建省（含厦门市）和苏州工业园区试点推行，试点范围有限，因此保单总共只售出了4万多张，收取保费1亿多，和预期有较大差距。
而且，税优健康险和税延养老险在操作流程上略显繁琐，节税、延税力度也有限，因此缺乏吸引力，需要进一步的政策鼓励。
尽管刚刚起步，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延迟退休和养老"三支柱"体系建设将会成为解决社保基金运营压力的利器！
2020年12月07日 19:37:19
来源：第一财经
低生育率是当前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多个调查研究报告显示，低生育率现象在国内已经普遍化、趋势化，专家指出，提高生育意愿必须要有一系列的公共服务制度安排。
浙江：放开二胎未能扭转少子化趋势
浙江省统计局、浙江省发改委日前联合发布了《浙江人口结构及其变化趋势分析》（下称“报告”）。报告指出，新时代浙江省人口发展形势正加快转变，面临出生人口下降、人口流动分化加剧、人口老龄化加速、城镇化比例持续提高等诸多新形势和新特征。在今后一段时期，这些趋势可能进一步加剧，并对新时代该省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基础性影响。
数据显示，浙江出生人口从2013年的54.9万人增至2017年的67万人，2018年回落到62.8万人，2019年进一步回落到60.9万人；人口出生率从2013年的10.01‰逐步升至2017年的11.92‰，2018年回落至11.02‰，2019年进一步回落至10.51‰。
报告指出，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后，浙江出生人口和出生率都有大幅提高，但生育高峰期很快于2017年到来，早于政策出台时的预期。2017年常住出生人口达67万人，粗出生率为11.92‰，2018年开始常住出生人口明显回落。同时，自2014年“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以来，浙江的二孩出生比例在明显提升后趋向稳中有降。根据计划生育统计报表结果，2017年浙江二孩出生率达到53.37%的历史新高，但2018年就下降到50.09%。
报告认为，浙江重新回到适度生育水平难度巨大。一是育龄妇女规模减少。目前的育龄妇女（15-49岁）人群自身大多为独生子女一代，其中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20-29岁）相当于俗称“90后”群体，其人数也明显减少。
二是生育意愿较低。调查显示，浙江省育龄女性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65个，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14个。
三是生育成本巨大。根据全国生育意愿调查，经济负担重排名育龄妇女不打算再生育的十大原因之首，其中，浙江省的比重虽然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也达到了46.9%。此外，几乎所有的被访者都认为学前教育支出对他们来说负担较重。而对于双职工家庭而言，子女照料和家庭服务严重依赖家庭代际支持。
图：2017年育龄妇女不打算再生育的原因分布（%）
图片来源：《浙江人口结构及其变化趋势分析》
报告指出，“全面二孩”政策下，浙江常住人口出生高峰已经在2017年出现，预计今后出生率将逐步缓慢下降。“十四五”期间，浙江年均出生人口可能在60万人左右，比“十三五”时期有所减少。0-15岁常住少年人口总量和比重将缓慢回升后转为下降，“全面二孩”政策仍然不能扭转浙江的少子化趋势。
同时，按照联合国标准，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4%，即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浙江已于2019年超过这一标准。10-15年后，预计65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21%-26%，进入超老龄化阶段。
二孩效应减弱后，如何刺激生育
不止是浙江，其他地区 “全面二孩”效应也在明显减弱。比如在山东，“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头两年里，山东一度成为“二孩大省”，其中2016年二孩出生占比超过六成，达到63.3％，远超一孩。当年山东出生率达17.89‰，全年出生人口177.06万人，位居全国各省份之首。2017年继续高出生率，全年出生人口174.98万人。但到了2018年，出生人口明显减少至132.95万人，2019年继续下滑至118.39万人。
今年3月，安徽省统计局发布的《人口发展现状与挑战》报告显示，2019年该省人口出生率下降，自然增长人口创40年来新低。报告指出，当前安徽育龄妇女继续减少，生育意愿持续低迷。一是育龄妇女减少。二是生育意愿低迷。受养育成本高、托育服务短缺、医疗资源不足、学前教育缺乏等因素影响，适龄生育群体的生育意愿在下降。
陕西省统计局今年4月发布的2019年陕西省人口发展概况显示，随着“全面二孩”政策效应减弱，2018年开始，全省人口增长进入稳定期，出生率、出生人口逐渐开始下降。2019年，全省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1.219，比上年下降0.013。2019年，全省人口出生率为10.55‰，比上年下降0.12个千分点，全年出生人口40.83万人，比上年减少0.25万人，连续第二年出生率和出生人口下降。全省人口出生率和出生总量回落，主要受育龄妇女总量规模、年龄结构和生育水平变化影响。
从全国数据来看，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的首年即2016年，我国出生人口达1786万人，创下了本世纪以来的新高。2017年，二孩效应延续，出生人口达到1723万人，是新世纪以来第三高的年份。但到了2018年，二孩效应明显减弱，当年出生人口仅为1523万人。2019年，全年出生人口1465万人，比2018年减少58万人。从人口出生率看，2019年为10.48‰，创历史新低。
根据第一财经记者统计，“00后”与“10后”共有32564万人，而“80后”与“90后”合计为42393万人。如此算来，本世纪前20年，比上世纪最后20年少出生了10375万人，减少幅度约四分之一。
面对出生率下降的趋势，今年以来，包括山西、河南等不少地方出台了鼓励生育的措施。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分析，鼓励生育要落到实处，对准痛点，真正解决人们“生不起、养不起”等问题。当前，我国不少农村的人口出生率还不错，但是在大都市，受高房价、高生活成本等因素影响，生育率低了很多。因此，解决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民生问题，对提高生育率十分关键，“提高生育意愿必须要有一系列公共服务制度安排。”
安徽统计局的报告建议，应刺激两孩生育意愿，包括充分保障女性劳动权益，消除就业隐性性别歧视，确保生育权益的落实；建立完善并逐步实施两孩家庭生育津贴、购房补贴、奶粉补贴、税费减免、男性陪产假等奖励和优惠政策；广泛宣传“全面两孩”生育政策，营造良好的生育环境和社会环境，增强两孩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让适龄的生育群体愿生、敢生，等等。
2020年12月07日 21:28:48
来源：第一财经
在中国老龄化程度逐渐加深、生育率逐渐降低的同时，延迟退休的脚步也渐行渐近。现在各省份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是何种情况呢？
通常，人口按0~14岁、15~64岁、65岁及以上分为三个年龄段进行统计分析，其中15~64岁年龄段为劳动年龄人口。这一年龄段人口占比的高低可以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流向。
第一财经记者根据《2020中国统计年鉴》数据，结合各地统计公报数据，梳理统计了31个省份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数据显示，当前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最高的是北京，天津、内蒙古位居二、三位；老龄化较深的东北地区，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并不低，相反，中西部一些人口大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普遍较低。
人口流入改善沿海省份年龄结构
从31个省份的数据来看，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前十名分别是北京、天津、内蒙古、黑龙江、广东、吉林、辽宁、上海、山西和陕西。
其中，北京以78.12%位居第一，天津以77.64%位居第二，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两大直辖市吸引了大量的外来青壮年人口流入。
根据2019年北京市统计公报，2019年末全市常住人口达2153.6万人，比上年末减少0.6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745.6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34.6%。
同期，天津全市常住人口达1561.83万人，比2018年末增加2.23万人。其中，全市户籍人口1108.18万人。也就是说，天津人口净流入达到了453.65万人。
与京津类似情况的还有上海、广东、浙江和江苏等地。根据浙江省发布的人口数据公报，2019年末，全省常住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830.7万人，占比为14.2%，比上年上升0.6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浙江跨入深度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4%），2019年全国深度老龄化省份增至7个，苏浙沪集体迈入深度老龄化。
尽管如此，长三角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并不低，其中上海达到73.7%，位居第8；浙江达到72.91%，位居第13；江苏也达到了71.13%，位居第18，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在深度老龄化的情况下，长三角还能保持较高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主要原因就在于有大量的劳动年轻人口流入。
以浙江为例，浙江省统计局、浙江省发改委近期发布的《浙江人口结构及其变化趋势分析》报告显示，2011~2014年，由于大规模推动机器换人、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浙江常住人口呈小幅净流出态势。随着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从2015年起，常住人口重新开始净流入，且净流入规模不断扩大，由2015年的3.3万人扩大到2019年的84.1万人。2017~2019年，浙江人口增量分别为67万、80万和113万人，连续3年居全国第二位，仅次于广东；人口净流入量分别为31.3万、49.0万和84.1万人，2017年和2018年列广东之后，居全国第二位，2019年居全国第一。
该分析报告指出，人口净流入的不断增加，说明浙江吸引了全国其他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大量劳动力就业，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浙江的外来人口主要来源地包括安徽、河南、贵州、江西、四川等。全社会年龄结构呈现“两头低、中间高”的橄榄状特征，社会负担相对较轻，仍处于人口红利期。
安徽省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林斐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现在大城市对人口的落户门槛越来越低，有利于吸引年轻人，改善这些城市的年龄结构。另外，看一个区域的年龄结构，要将三个年龄段联动来看。
比如一些地方的少儿占比较高，相应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就有可能较低。广东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75.46%，居第六，虽然也有大量的外来劳动人口流入广东，但其出生率较高，少儿占比较高，当前广东是我国年龄结构最年轻的省份之一。
东北劳动力占比并不低
近年来养老金支出压力较大的东北地区，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其实并不低。
数据显示，2019年，黑龙江15~64岁人口占比为76.25%，位居全国第4；吉林这一比例为74.94%，位居第6；辽宁这一比例为73.88%，位居第7。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衣保中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东北的人口流动性比较大，尤其是很多老年人过着“候鸟式”养老的生活，一到冬天，他们就会去海南等南方地区。因此，虽然从户籍人口统计上看东北老年人口比重较高，但从在住人口来看，其实没有那么多。但他们领了养老金却不在东北消费，所以整体来说东北的养老金负担还是很重的。
2019年1月，海南省政协发布的《进一步加强“候鸟群体”服务管理发挥“候鸟人才”作用的调研报告》显示，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海南候鸟人口为164.77万人，约为海南户籍人口总数的17%。其中，三亚候鸟人口数为41万人，约为三亚户籍人口总数的70%。
少儿占比较低，是东北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高的另一大原因。数据显示，黑龙江0~14岁年龄段的占比为9.97%，在31个省份中位列倒数第一；辽宁这一占比为10.2%，位列倒数第三；吉林这一占比为11.76%，位列倒数第六。
数据显示，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都位居全国后三位，人口自然增长率都为负数，也是全国仅有的三个自然增长率为负的省份。
衣保中分析，出生率低有历史原因，东北的一大特点是国企占比较高，很多就业人员都在国企、行政事业单位，计划生育执行得比较严格，独生子女占的比例相当高。
因此尽管东北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高，但实际上近几年人口持续下降。数据显示，2019年三省人口共减少了42.73万人。
中西部大省劳动力外流多
从31个省份的数据来看，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最低的10个省份分别是贵州、山东、湖南、河南、安徽、新疆、四川、重庆、西藏和广西。除了山东，主要都是中西部地区省份，其中不乏人口大省、劳动力资源丰富的省份，比如湖南、河南、安徽、四川等。
林斐说，中西部这些人口大省，流出的都是青年劳动力，导致了劳动力人口占比下降。
安徽省统计局今年3月的一篇分析报告指出，当前安徽人口红利优势减弱，抚养负担持续加重。从数量来看，安徽省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16年达到峰值，自2017年起开始逐年减少，2016~2019年分别为4318.0万人、4317.2万人、4311.4万人和4275.3万人；从占总人口的比重来看，自2016年起已连续4年下降，2015~2019年分别为70.06%、69.69%、69.02%、68.18%和67.16%。
第一财经记者梳理了20个省份2018年户籍人口、常住人口数据后发现，长江中游、西南、河南等地人口密集，是主要的人口流出地；广东、浙江、上海、京津则是主要的人口流入地。
其中，河南人口净流出达到1301万人，也是目前唯一一个人口净流出超过千万大关的省份。河南东南部的一些地市都是人口净流出大市，比如周口人口净流出规模达到279.76万人，信阳、商丘、南阳的净流出人口也在200万人上下。
人口净流出第二位的省份是贵州，达到928.23万人；四川、安徽和广西的人口净流出都超过700万人；湖南、重庆、湖北和湖南的人口净流出在200万~500万人之间。
一方面，这些地方的人口大量外流到沿海发达地区；另一方面，这些地方的出生率也不低，0~14岁人口的占比较高，因此整体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就比较低。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尽管近年来部分沿海地区正加快做好教育资源配套，增加教育产品供给，但对很多大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来说，子女留在老家的比例仍然占据大多数，因此老家的少儿人口占比会比较高。
尽管人口外流较多，但近年来随着沿海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尤其是中西部中心城市的崛起，当地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目前外流的人口也在逐渐减少，回流到中西部的越来越多。以安徽为例，安徽省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安徽省首次出现外出人口回流现象，此后连年回流。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叶青说，类似武汉、成都这样的大城市，当前与东部沿海大城市的差距比较小，整体发展层次比较高，就业机会也多，对人才比较有吸引力，甚至吸引了不少在北上广深工作的人回流。
2020年12月18日 23:02:08
来源：潇湘晨报
在“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下，有些家庭，私下找人鉴定胎儿性别，人为决定胎儿的存留。造成男女比例失调等不良后果。
这也给非法开展胎儿性别鉴定的黑色产业链提供市场需求。在利益的驱使下，有人铤而走险，置法律于不顾，组织为他人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因此受到了严厉的惩处。
近日，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审结全区首例“寄血验子”行政处罚执行案。
寄血验子
是指中国放开二胎政策后，黑中介利用专门的器具将孕妇抽出的静脉血转运至境外检验，从而辨别胎儿性别的非法服务项目。
黄某、林某二人采取为孕妇抽取血样后送往香港基因检测公司的方式，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黄某主要负责向孕妇抽血，而林某负责组织、联系孕妇，安排妊娠妇女采血、提供咨询和解答疑问，寄送血样标本、告知孕妇鉴定结果，每例收取一定费用。
经核实，2015年至2017年期间，林某、黄某共组织386名孕妇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多名孕妇因被告知胎儿性别后选择终止妊娠。
行政机关经审查认定，黄某、林某二人共同组织上百名妊娠妇女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违法所得135万元，二人的行为违反了相关行政规定，作出没收黄某、林某违法所得135万元，并处以警告及分别罚款3万元的顶格处罚。
经相关行政部门申请强制执行后，思明法院依法对该行政处罚裁定予以强制执行，查封黄某、林某名下银行存款、车辆等，并对两人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
延伸阅读：寄血验子不合法且风险高
按照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也禁止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实施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应当由实施机构三人以上的专家组集体审核。通过血液DNA检测胎儿性别的行为在我国是不合法的，无论是由中介采血送检，还是自己寄血送检，都涉嫌违法。
而将血液寄往境外检测，检测机构是否具有资质、检验报告的真伪、检验结果是否准确，这些环节均无人监管，过程不透明，一旦出现误诊，孕妇难以维权。目前，国内已出现多起出现误诊导致孕妇“误堕胎”的案例。
2021年12月17日 17:45:18
来源：[url=]第一财经[/url]
2020年，我国共有11个省份的老年人口总量超过了1000万大关，其中山东最多，是唯一一个超过2000万的省份，江苏和四川紧随其后。
中国老龄化在加速，但不同地区情况不同。另外，由于各地人口密度和人口总量不同，老年人口的数量也不同。那么，我国哪些地方的老年人口更多？未来哪些地方银发经济的发展空间更大？
第一财经记者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2020年31个省份的老年人口总量和占比等数据梳理发现，2020年，我国共有11个省份的老年人口总量超过了1000万大关，其中，山东最多，是唯一一个超过2000万的省份，江苏和四川紧随其后。从老年人口占所在省域常住人口比重来看，有10个省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了20%。
山东老年人口超2000万人
数据显示，11个老年人口超过千万大关的省份，分别是山东、江苏、四川、河南、广东、河北、湖南、浙江、湖北、安徽和辽宁。这11个省份中，除了辽宁，其余省份均为常住人口超过了5000万的人口大省。
这其中，山东老年人口已经达到了2212.1万人，比第二名江苏至少多出360万人，是唯一一个超过2000万大关的省份。
从常住总人口来看，七普数据显示，山东常住人口为10152.7万人，位居全国第二，比位居第一的广东少了2449万人左右。不过，山东的老年人口比广东多了566万人。从人口结构来看，在出生人口相对较多的情况下，山东的老龄人口和少儿人口占比较高，而中间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低，这与山东近年来人口外流有关。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山东的传统产业占比较高，包括煤、钢等重化工业突出，新兴产业与广东江浙差距很大，因此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不如江浙等地。
不过，老年人总量大，这也意味着未来银发经济发展前景大。此前11月29日，天眼查联合百度财经发布《大健康时代新机遇：未来生活的前置思考》报告显示，山东养老企业数量位居全国第一。
表：31个省份老年人口数量及老龄化程度（人口单位：万人）数据来源：第一财经记者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整理
11省超千万
山东之后，江苏和四川这两个省份的老年人口均超过1800万人，位居第二和第三。两省的常住人口均超过了8000万，分列四、五位，而老年人口却高居二、三位，这与两地老龄化程度较高有关。数据显示，江苏和四川的老年人口占比均已超过了21%，位居第六和第七位。
其中，江苏老年人口占比为21.84%，在GDP前四经济大省份中最高。整体上，江苏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较早，另外，过去苏中等地计划生育执行较为严格，长期以来人口出生率较低，目前，苏中的南通、泰州地区，老龄化程度在全国位居前列。
数据显示，2020年南通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30.01%，位居全国第二。也就是说，南通每100人里，就有30个老年人。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高达22.67%，位居全国第一。泰州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22.01%，位居全国第三。此外，扬州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也达到了19.99%。
户籍人口第一大省河南老年人口也接近了1800万人，位居第四。第一经济大省广东常住人口已经达到了1.26亿，稳居第一，比江苏和四川均多了4000多万。不过，广东的老年人口却只有1556.51万人，比江苏和四川均少了200多万人，仅位居全国第五。
这里面的一大原因在于，广东也是省外人口流入最多的省份，省外流入人口达到了2962万人，比第二名浙江多了1300多万。广东省统计局分析指出，由于外省流入人口的年龄结构相对年轻，使得广东常住人口老龄化进程较全国缓慢，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比全国低 4.92个百分点。
在11个老年人口超过千万的省份中，只有辽宁的常住总人口低于5000万人。七普数据显示，辽宁全省人口为42591407人。其中，60岁及以上人口为10954467人，占25.72%，65岁及以上人口为7417481人，占17.42%，两个占比均位居全国第一。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 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0.29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7.11个百分点。
这其中，抚顺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高达30.85%，位居全国第一。丹东这一占比也达到了29.04%，锦州这一占比为28.59%。
实际上，包括辽宁在内的东北地区老龄化程度都比较高。由于近年来东北经济下行，就业机会不多，因此年轻人口持续外流，而外流的人口是以青年人、劳动人口为主，加上生育率较低，因此老龄人口占比较高。
老年人口多的地方，未来银发经济的发展空间也比较大。
此前12月9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负责人郝福庆表示，银发经济市场前景一片光明，社会效益日益彰显。发改委将会同有关部门研究编制相关专项规划，制定老年用品和服务目录、质量标准，引导老龄产业集群发展。
另一方面，一些区域老年人口多，老龄化占比高，与农村的青年人口大量流入到城市尤其是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强省会城市，在这种情况下，人口流出地区的老龄化较为严重。根据民政部2016年的摸底排查，全国共有农村留守老年人1600万，占农村老年人口总数的约12%。这些老人中，虽然有不少老人想到大城市投靠子女，但受限于住房等问题，只能继续留守家乡。在三孩时代叠加老龄化高峰即将到来的情况下，我国的住房、医疗等公共服务政策也应相应调整，积极支持留守老人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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