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肯定的是：尽管多年来多次发出警告，但人们仍未做好准备。诚然，过去几年取得了一些进展，疫苗研发和投入使用的速度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候，世卫组织纠正了许多以往阻碍其对疫情作出反应的制度性缺陷。在其他国家，不管是在欧洲还是非洲，已经站出来填补美国似乎已经退出的全球卫生领导地位。但是，正如新冠病毒所表明的，美国仍然需要更多的东西：
计划和准备
国家储备的个人防护用品远达不到应对新冠病毒或者在任何流行病暴发情况下所需的数量。
向地方卫生部门捐助
这些部门处在每一个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前线，从电子烟相关肺病、复发性梅毒、阿片类药物流行到新冠病毒。
向联邦卫生机构捐助
为了最有效地抗击任何流行病，国家不仅仅需要疫苗和医疗用品，还需要可靠的诊断、先进的疾病监测系统和合理的药物研发。推动这些事务最可靠的方式之一是通过联邦政府的助力。
忘掉孤立主义
当前资料显示，认为病毒会尊重边界的想法是愚蠢的，即认为可以用高墙阻止它们进入，或者用良好的心愿让它们屈服，这是做不到的。限制和取消外国卫生援助，把全球医疗工作者从国外的疫区撤走，破坏国内的医疗保健，这些都使得美国人更容易受到诸如新冠病毒等病毒的威胁。想要遏制这场流行病并防止下一场流行病的发生，最好的策略是：在我们保证本国的抗击之前，还要帮助其他国家抗击这些人类共同的敌人。
【来源平台按】迪利娅娜·盖亚坦芝耶娃（Dilyana Gaytandzhieva）是保加利亚的一名医学记者和中东通讯员。在过去的两年里她出版了一系列关于美军在叙利亚向ISIS走私武器的报告。去年，她受到了保加利亚国家安全机构的压迫，并且无缘由地失去了在保加利亚《每日电讯》（Trud Daily）报社的工作。尽管如此，迪莉娅娜仍然继续她的揭露工作。迪莉娅娜最近首次发表在《南部前线》（South Front）的报告概述了五角大楼在布局全球的生物实验室中秘密发展生物武器的过程。
美军公然违触《联合国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秘密开展对致死性病毒、细菌和毒素生物武器的研究，由此导致数十万无辜群众完全暴露在危险病原体和各种不治之症的威胁中。五角大楼的生物战科学家依靠外交保护，在其所属的覆盖全球25个国家的生物实验室中研发人造病毒。 这些美国生物实验室依托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的一个拨款21亿美元（$2.1billion）名为“共同生物协定”（Cooperative Biological Engagement Program (CBEP)）的军用项目，设立在部分原苏联国家如格鲁吉亚、乌克兰以及中东地区、东南亚和非洲地区。
美国CBEP项目全球生物实验室布局示意图
五角大楼格鲁吉亚生物战卢加尔中心
美军部署在格鲁吉亚的瓦奇亚尼空军基地大约距离五角大楼卢加尔中心生物实验室17公里
卢加尔中心是五角大楼设立在格鲁吉亚的生物实验室，坐落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距离美军瓦奇亚尼空军基地17公里，由私人承建商移交给美军格鲁吉亚医学研究部的生物专家。这家生物安全三级的实验室只对通过安全审查的美国公民开放，他们根据美国-格鲁吉亚国防协作协议在2022年之前享有外交豁免权。
根据《美格国防合作协定》，为五角大楼格鲁吉亚项目服务的美国军人和非军事人员（包括使领馆人员）享有外交豁免。根据美国联邦合同登记处对美在卢加尔中心军事活动的声明，这一声明透露出美军在卢加尔中心研究生物炭疽病和野兔病的生物制剂、诸如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等病毒性疾病，并且在收集生物基因信息为将来的实验做准备。
（一）五角大楼代理人在外交保护下推进生物战
美国国防部国防安全降低局将此类业务通过军用项目外包形式发包给私人公司，以此逃避国会审查，避免抵触法律，并且获得更高自由度。 美国在卢加尔中心的工作人员已经得到了外交豁免，尽管他们并非外交人员。因此，私人公司可以在外交保护下避开东道国（对卢加尔中心来说，就是格鲁吉亚共和国）的直接控制，为美国政府工作。这些实验室所获得的成果通常由CIA提供保护。
目前在第比利斯共有3家私人公司为美国生物实验室工作：西图公司, 巴尔特纪念研究会和迈塔生物科技公司。除了五角大楼之外，这三家私人承包商还为CIA和其它各类政府机构提供生物研究服务。
西图公司已经通过承包五角大楼在格鲁吉亚、乌干达、坦桑尼亚、阿富汗和东南亚的生物实验室项目获得了3.415亿美元，这当中的一半（1.611亿美元）根据与格鲁吉亚的协议分配给了卢加尔中心。
通过西图公司，美国公司获得了安全的生物制剂，并且雇佣了卢加尔中心原有的生物战科学家，而这些科学家为另外一家热忱于为美国推进在格鲁吉亚军用项目的美国公司——巴尔特纪念研究会工作。
巴尔特纪念研究会是卢加尔中心的二级承包商，在卢加尔中心项目中共获得5千9百万美元合同。巴尔特研究纪念会在生物试剂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很早就在为美国生物武器项目服务，在1952年至1966年14年时间内，总共与美军签订了11份合同。
来源：美军在生物战项目中的活动，1977年第二卷第82页
在五角大楼国防威胁降低局设立在阿富汗、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乌干达、坦桑尼亚、伊拉克、阿富汗和越南的生物实验室中，巴尔特纪念研究会为美国政府提供包括高毒性化学制剂和高致病性生物制剂在内的研究、发展、测试和改进工作。迄今为止，巴尔特纪念研究会总得获得20亿美元的联邦合同，在100家美国政府最大承包商中名列第23。
(1)CIA和巴尔特的“清晰视野计划”
“清晰视野计划”是由CIA和巴特研究会根据有关部门授权开展的联合调查，旨在通过拆解和测试苏联时期的炭疽炸弹以获取其传播方式，进而确定炸弹中生物制剂的传播特征。CIA与巴尔特的这项秘密合作计划，在美国政府向联合国递交的生物武器研究声明中被有意省去了。
显微镜下的炭疽细胞
(2)最高机密实验
在过去的十年中，巴尔特根据和美国国土安全局签订的合同操控着一家坐落在马里兰州德克里克堡（Fort Detrick, Maryland）的最高秘密等级的生物实验室（全美生物防御分析和反制措施研究中心，NBACC）。这家公司在2006-2016年间获得了3.444亿美元联邦合同，并且在2015-2026年中将从美国国土安全局获得另一份1730万美元合同。
NBACC被确定为全美最高秘密设施
巴尔特在NBACC中开展的秘密实验包括如下内容：评估粉末分散技术以及气雾化毒素、B.Pseudomalei（三聚氰胺病）等在以气溶胶方式扩散时对非人类灵长类动物的影响。兽类鼻疽具有开发成生物武器的潜质，因此它被归为B类生物恐怖主义因素。B. Pseudomallei（类鼻疽杆菌）是美国在过去的研究中发现的潜在的生物武器。
除了格鲁吉亚卢加尔中心的军用实验，巴尔特早已在位于德克里克堡的生物安全4级NBACC绝密实验室中生产生物恐怖主义试剂。NBACC出具的一份报告中列举出了其所属实验室的16项优先研究内容，包括查证典型的、新兴的和基因工程病原体的生物威胁试剂潜能；从生物威胁试剂潜能中评估激发非传统的、异常的非流行性疾病的可能性；在非人类灵长类动物中克服气溶胶传播局限性以扩大测试能力等。
科学家在NBACC实验室中制造病原体
(3)埃博拉危机中的五角大楼实验室
美国迈塔生物研究有限公司在国防威胁降低局格鲁吉亚和乌克兰项目中得到了价值1840万美元的科技咨询服务合同。迈塔公司的服务包括实证生物威胁研究、病原体发现、疫情应对和临床实验。
迈塔公司在西非埃博拉危机爆发之前就被五角大楼承包以为国防威胁降低局开展工作，并于2012-2015年间因为塞拉利昂这个处在埃博拉疫情爆发中心区的国家工作而获得310万美元。
迈塔生物公司为五角大楼的项目工作在埃博拉危机核心区，在那儿有三家美国生物实验室
2014年7月17日的一份由病毒性出血热联盟起草的报告谴责迈塔公司不根据现有协议报告测试结果并绕过塞拉利昂科学家而工作。这份报告同时揭露出迈塔公司很可能在在实验室里培养血细胞，这一工作被视为如同误诊健康患者一般危险。上述指控都被迈塔公司一口否决。
2011年卢加尔中心，原美国国防部长助理、埃博拉响应美国国防部副协调员安德鲁'韦伯（右一），同时也受美国承包商迈塔公司雇佣
（二）叮咬类昆虫的军事实验
昆虫战是生物战的一种方式，其借用昆虫传播疾病。有消息称五角大楼在格鲁吉亚和俄罗斯进行过此类昆虫学实验。
格鲁吉亚叮蝇
2014年卢加尔中心已经配备了叮蝇并开展了题为“提高对格鲁吉亚和高加索地区白蛉应用的认识”的研究计划。这一项目覆盖着广袤的高加索地区。2014-2015年间，另一个名为“急性发热病监测”的项目也收集了白蛉亚科沙蝇，所有雌性沙蝇并用于测算传染率。第三个涉及到沙蝇收集的项目则在研究沙蝇的唾线特征。
摄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卫生间里的叮蝇
因此，2015年的第比利斯为叮蝇覆盖。这些叮咬类昆虫在室内、在卫生间终年生活，这并不是以往格鲁吉亚所有的此类种属的典型习惯（以往格鲁吉亚白蛉生存季非常短，只在六月到九月）。当地人抱怨他们在卫生间被这些新出现的苍蝇咬伤。这些苍蝇有着极强的抗寒能力，甚至可以生存在气温零度以下的山区。
(1)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的叮蝇
自从五角大楼2014年的项目开展以来，格鲁吉亚邻邦达吉斯坦共和国也出现了类似的苍蝇。当地人透露，人们在被这些苍蝇叮咬后会发疹，这些苍蝇在室内下水道聚集和繁殖。
左边为格鲁吉亚苍蝇，右边为达吉斯坦发现的苍蝇。
白蛉亚种苍蝇在它们的唾液中携带着危险的寄生虫，而这些会通过叮咬传送给人类。由这些苍蝇袭击导致的疾病，一直受到五角大楼的关注。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时，有部分美国士兵被沙蝇严重叮咬，感染了利什曼原虫病。这一疾病是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本土病，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救治，严重急性利什曼原虫并可致死。
1967年美军的一份名为“亚洲和欧洲苏联国家节肢动物的医学意义”的报告列举了当地所有昆虫类生物的分布以及可能导致的疾病。生活在下水道的叮咬也被列举在内，尽管它们的自然特征是菲律宾式的而非格鲁吉亚或俄国式的。
“亚洲和欧洲苏联国家节肢动物的医学意义”，1967年美军报告
(2)白袍行动：感染昆虫叮咬人类实验
据美军解密报告“美国在生物战项目中的军事行动”1977年第二卷第203页，在1970年和1972年，人体白蛉热测试完成。在白袍行动中，志愿者暴露在受感染沙蝇中让自己被叮咬。白袍行动是1954-1973年间美军在马里兰德克利克堡推动的生物防御医学研究项目。 尽管美国生物武器项目已经正式结束，1982年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在开展一项旨在探究沙蝇和蚊类是否为裂谷热病毒、登革热病毒、奇昆古尼亚热病毒和脊髓炎病毒的载体从而是否具备生物武器潜能的实验。
杀伤性昆虫
埃及伊蚊
五角大楼利用昆虫作为疾病载体的历史相当悠久。根据部分解密的1981年美军报告，美国生物战科学家开展了一系列昆虫实验。这些工作是美军生物武器项目中昆虫战的一部分。
（三）五角大楼：如何以人均0.29美元的代价杀戮62万5千人？
1981年的美军报告比较了两种行动方案：第一种是利用感染黄热病的埃及伊蚊从16个方向同时进攻一座城市，第二种则是兔热病气溶胶攻击，并且在成本和致死人数方面评估二者效率。
Big Itch实验：测试热带鼠蚤作为生物战载体的覆盖范围和生命力的野外实验。
Big Buzz实验：这一实验生产了一百万只埃及伊蚊，其中的三分之一被装入军需品中并通过飞行器投掷到地面，或者在地面上散撒传播。这些蚊虫在空投后仍然存活，并积极地寻找人血。
来源：《昆虫战对北约国家的潜在威胁评价》，美国陆军1981年5月报告
五月节实验：埃及伊蚊通过地面采集方式（ground-based methods）在格鲁吉亚和美国传播，源于美国陆军实验代号“五月节”（May Day）
1981年美国陆军报告中并未提及“埃及伊蚊大批量生产”活动，这意味着该项目仍在进行
埃及伊蚊是有名的黄热病蚊虫，它被广泛用于美军实验。同种蚊虫是登革热病毒、奇昆古尼亚热病毒和寨卡病毒这类可以在新生儿中造成基因性畸形的病毒的可能载体。
1960年美国陆军化学研发司令部生物武器部门在犹他州杜格威试验基地开展野外蚊虫叮咬试验。这一实验在露天中散布成群的饿得发昏的天然雌性埃及伊蚊。
详情参考:《1960年Bellweather计划：户外蚊虫叮咬活动研究》美国陆军杜威试验基地技术报告
(1)美军在格鲁吉亚开展的热带蚊虫和扁虱实验
过去美国昆虫战项目研究过的蚊虫和跳蚤，都在格鲁吉亚收集并且在卢加尔中心开展实验。在国防部国防威胁降低局2014年名为“格鲁吉亚的病毒和虫媒病毒”研究计划开展之后，前所未见的热带蚊虫亚洲虎蚊在格鲁吉亚被首次发现，而埃及伊蚊则时隔六十年在西格鲁吉亚再一次出现。
亚洲虎蚊是许多致病病原体，如黄热病病毒，登革热病毒，奇昆古尼亚热病病毒和寨卡病毒的中间载体
这类热带蚊虫亚洲虎蚊，以往从未在格鲁吉亚被发现，现在也和在格鲁吉亚出现一样，同时出现在格鲁吉亚邻邦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和土耳其。根据欧洲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提供的数据，这类热带蚊虫通常不易在高加索地区存活。
伊蚊只在格鲁吉亚、俄罗斯南部和土耳其北部分布，它们在2014年五角大楼卢加尔中心项目开启后被首次发现
在DTRA另一个名为“格鲁吉亚兔热病流行病学和生态学”的项目中（2013年-2016年）共收集了6148只地面扁虱，其中的5871只从家畜中收集，1310只为跳蚤，还有731只系捕捉获得。在2016年一共收集了21590只扁虱用于卢加尔中心的研究项目。
(2)格鲁吉亚炭疽热疫情爆发与北约人体试验
2007年，格鲁吉亚停止了每年的强制性家畜接种疫苗政策，由此导致家畜患病率在2013年达到顶峰，这一年北约开始在格鲁吉亚卢加尔中心开展人类炭疽疫苗临床实验。
2007年，尽管炭疽疫情爆发，格鲁吉亚政府仍然终止了强制性疫苗接种；七年后的2013年，北约开始在格鲁吉亚开展新炭疽疫苗的人体实验。
（四）五角大楼对俄罗斯炭疽的研究
炭疽杆菌是美国陆军曾经的生物制剂武器化的对象，尽管五角大楼一再宣称他们的项目“仅仅是防御性的”，然而他们却扎扎实实地发展成了进攻性武器。2016年，卢加尔中心工作的美国科学家完成了针对原苏联/俄罗斯人民的基因测序开发55- VNIIVViM炭疽杆菌疫苗的工作，然而这一项目是由国防危险降低局第比利斯生物协作项目的资助并且由五角大楼格鲁吉亚项目美国承包商迈塔公司具体执行的。
2017年美国陆军医学部格鲁吉亚研究院在卢加尔中心主持了由国防威胁降低局资助的名为“基于格鲁吉亚乡村人类和家畜十基因组测序的炭疽杆菌病毒分离株”的深入研究。
(1)34人在格鲁吉亚被蓄意感染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
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是由一种蜱传病毒（内罗毕病毒属）导致的疾病。这种病因为1944年在克里米亚地区被鉴定，所以得名克里米亚出血热。在稍后的1969年，由于刚果地区爆发了此类疾病，故而被命名为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2014年，共有34人（其中包括一名4岁儿童）被感染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当中有三人不幸罹难。同年，在格鲁吉亚的五角大楼生物学家们依托国防威胁降低局名为“格鲁吉亚由登革热病毒和其它虫媒病毒导致的发热病流行病学”研究项目开展对格鲁吉亚病毒的研究。这个项目包括对发热病人的临床实验并收集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可能载体的扁虱进行实验室分析。
导致格鲁吉亚爆发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疫情的原因仍未可知。根据当地兽医部门的报告，仅有一只从被感染的村庄获得的蜱虫检测疾病阳性。
尽管当地政府一再宣称这种病毒是由动物传人的，然而当地动物的血清样本并未检测出阳性病毒结果。缺乏传染源和被感染动物却导致疫情在2014年大规模爆发，这种现象是让人费解的，同时也意味着疫情爆发不是自然原因造成的。
2016年，在五角大楼另一项“格鲁吉亚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和汉坦病毒的血清阳性率与基因歧异度关联研究”项目中卢加尔中心总共为后续研究储备了21590只扁虱用于DNA数据库。
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症状
(2)美军生物实验室应为阿富汗致死性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疫情爆发担责
阿富汗总共报告了237例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例，当中的41例病患在2017年12月不幸罹难。根据阿富汗卫生部门消息，报告病例大部分都在首都喀布尔和赫拉特省登记，其中喀布尔报告的71例中有13例罹难，阿富汗靠近伊朗的边境省份赫拉特省共报告了67例。
阿富汗是25个驻有五角大楼生物实验室的国家之一，阿富汗项目是由美国国防安全降低局投资的美国生物防御项目——“联合生物合作协定”（CBEP）项目的一部分。DTRA在格鲁吉亚卢加尔中心的承包商（西图公司）CH2M Hill和Battelle（巴尔特研究会）早已经承包了美军在阿富汗的工程项目。2013年至2017年，西图公司总共在阿富汗得到1040万美元合同。五角大楼在阿富汗有着在格鲁吉亚同样的承包商，所以两个国家爆发了同样的疫情。
蝙蝠是埃博拉病毒和中东呼吸综合症以及其它致死性疾病的可能宿主。然而，这类病毒传染人的确切轨迹仍然不能确定。在国防威胁降低局生物合作协定项目中有大量研究指向蝙蝠携带的致死性病原体的军事意义。
共有221只蝙蝠在卢加尔中心2014年的研究项目中死亡。
2014年至2016年非洲爆发埃博拉疫情，蝙蝠被认为应当对此担责。然而，目前仍然缺乏确凿的结论性证据可以确切反映病毒如何“飞附”到人体上，同时批评此类病毒是蓄意感染而非自然演化的声音越来越强烈。
(1)制造致死性病毒在美国受法律保护
中东呼吸综合症冠状病毒第一次出现在2012年，它被认为是由蝙蝠产生并直接传染人或骆驼。然而，正如埃博拉病毒一样，这一病毒的确切传播方式仍未可知。 仅在2017年6月，全球15个国家报告了1980例中东呼吸综合症确诊病例和699例死亡病例。
每10个中东呼吸综合症患者当中就有3到4个患者不幸罹难。
就像流感和sars病毒一样，中东呼吸综合症冠状病毒也是由美国合成和五角大楼研究的。这可以由2014年奥巴马政府颁布美国政府对此类“军民两用”研究的临时禁令得到佐证。2017年，上述得到临时禁令终止，相关实验继续进行。甚至包括潜在传染病病原体试验在美国也是合法的。 这类实验着眼于提高病原体的传染力和致病率。
(2)作为生物武器的兔热病
兔热病，以兔子发热病症得名，被归类为生物恐怖主义制剂，它是以往美国研发出的生物制剂。然而，五角大楼对兔热病的研究如同找出诸如扁虱和鼠类这类致病细菌载体一样持续进行。国防威胁降低局在格鲁吉亚主导了大量关于兔热病和其他高危病原体的研究。 高危病原体（EDPs）或者说特选媒介，体现了全球公共健康的核心关切。这些高致病性病原体中介具有成为武器的潜能，其军事意义可以从五角大楼以下研究计划得到证明：2013年-2916年“格鲁吉亚兔热病的流行病学和生态学研究”，在这个计划中有60000种中介载体被收集用于菌株分离和基因分析；“格鲁吉亚人类兔热病流行病学研究”计划；“格鲁吉亚高危病原体导致的人类疾病的流行病学研究与监测”计划，后者利用不明热和出血热或败血性休克病患研究特选媒介。
布鲁氏菌是一种高传染性细菌，而且它有通过气溶胶袭击技术转化为生物武器的前景。
兔热病是美军过去开发的生物武器的一种
来源：1981年美国陆军报告
(3)五角大楼生物实验室在乌克兰传播疾病
在俄乌边境上共有11家五角大楼生物实验室，这些实验室由国防威胁降低局投资。
(3)美国军用项目是敏感信息
乌克兰政府并未取得在其领土的军用生物实验室的主导权。根据2005年美国国防部和乌克兰卫生部达成的协议，乌克兰政府需严禁公众透露有关美国项目的敏感信息，同时乌克兰必须向美国国防部报送危险病原体信息以用于生物学研究。五角大楼根据协定被授权在部分项目中可获取乌克兰的国家机密。
(4)外交庇护下的生物战科学家
根据美乌双边协定设立的国际机构—乌克兰科学技术中心（STCU）主要由美国政府投资并被授予外交机构地位。STCU正式主持工作的科学家都参加过苏联生物武器项目，在过去的二十年内乌克兰科技中心总计得到超过2亿8500万美元的投资，并管理大约1850名项目科学家，而这些科学家都有参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开发的经历。
在乌克兰享受外交保护的美方非军事人员
(5)364名乌克兰人死于猪流感
驻有五角大楼实验室的乌克兰哈尔科夫市曾于2016年1月在短短两天内就爆发了至少有20名乌克兰士兵死亡的类似流感的病毒疫情，超过200人住院治疗。乌克兰政府并未报告哈尔科夫市乌克兰士兵死亡病例，同年5月，全乌境内共有364人死于类似疾病，其中81.3%由甲型H1N1流感病毒诱发——这是导致2009年全球爆发禽流感的同种病毒。
根据顿涅兹克人民共和国的情报消息，美国在哈尔科夫的生物实验室泄露了致死病毒
(6)对不治之症的官方调查
在去年年底，一种类似甲型肝炎的疾病在乌克兰东南部这一处有大量五角大楼生物实验室的地方迅速蔓延。
2018年1月，乌克兰城市尼古拉耶夫有37人因感染甲型肝炎被送入医院，进而当地政府主持开展了名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和其它不治之症”的调查。三年前在该市有100人感染霍乱病菌，这些疾病被怀疑与受污染的饮用水源有关。 2017年夏天，乌克兰城市扎波罗热有60人因感染甲型肝炎被当地医院收治，迄今为止疫情爆发的原因还不可知。 2017年6月，在乌克兰敖德萨地区，有19名孤儿院儿童因感染甲型肝炎被送医救治。 2017年11月，哈尔科夫市报告了29例甲型肝炎病例，从当地受污染的饮用水中分离出了病毒。当地一家五角大楼生物实验室被谴责应为一年前爆发的致死性流感负责，当地人指控当时有364名乌克兰人死亡。
(7)乌克兰和俄罗斯遭受高致命性霍乱感染打击
2011年乌克兰受到霍乱疫情冲击，报告了33例严重腹泻送院病例。第二次霍乱疫情在2014年冲击了整个乌克兰，全乌超过800人感染疾病。到了2015年，仅在尼古拉耶夫至少新增100例登记病例。
在2014年一种名为霍乱弧菌的高致命性变形霍乱杆菌，袭击了莫斯科。这种霍乱菌与在乌克兰爆发的霍乱菌有着高度的基因相似性。 根据2014年俄罗斯抗噬血斑菌研究所的基因研究报告，莫斯科霍乱疫情中分离出的霍乱杆菌菌株与造成邻国乌克兰霍乱疫情的细菌相似。南方研究院是美国在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的承包商之一，曾开展过霍乱项目，也开展过流感和寨卡病毒项目——即所有五角大楼认为具有军事意义的病原体。 除了南方研究院之外，还有两家美国私人公司为美国在乌军用生物实验室工作，即博威公司和迈塔公司。
博威公司特别项目事业部从国防威胁降低局那儿承揽了美军在乌克兰、德国、阿塞拜疆、喀麦隆、泰国、埃塞俄比亚和美洲的实验室项目总计1亿9870万美元合同，其中在乌克兰地区的2008年和2012年两个五年合同价值1亿2850万美元。 迈塔公司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项目中承揽了价值1840万美元的联邦合同，这家美国公司在西非埃博拉危机爆发前后在塞拉利昂总计承揽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310万美元的合同。 南方研究院从2008年开始成为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在乌克兰的主要承包商，这家公司在过去也是五角大楼美国生物武器项目研发生物制剂的主要承包人，在1951年至1962年间共承揽了16份合同。
来源：美国陆军在美国生物战项目中的活动，1977年底二卷第82页
(8)苏联叛徒为五角大楼生产炭疽武器
放大12000倍的炭疽杆菌
南方研究院也是五角大楼2001年炭疽武器项目的承包商。这家承包商在改进生物系统时的总裁是1992年从哈萨克斯坦叛逃至美国的原苏联微观生物学家和生物战专家肯.阿力伯克。
肯·阿力伯克（Ken·Alibek）
肯·阿力伯克是原苏联生物制剂所的第一副主任，这个部门曾负责监管生物武器机构，且阿力伯克本人是苏联炭疽炸弹项目的核心专家。在叛逃美国之后，他被五角大楼的研究项目雇用。
(9)25万美元游说杰夫·赛辛斯为美国智力研究出力
南方研究院曾经游说美国国会和国务院为美国智力研发和国防研发出力。南方研究院的游说活动与美国已经在乌克兰和其它原苏联国家开启的生物实验室项目相契合。 南方研究院花费了25万美元游说杰夫·赛辛斯参议员（现在特朗普政府的总律师长），由此南方研究院获得了诸多联邦合同。
现任美国总律师长杰夫赛辛斯是1997-2017年间的阿拉巴马州参议员
沃森（Watson Donald）
2006年至2016年十年时间内，南方研究院总计花费128万美元用于游说参议院和众议院，国务院和国防部。杰夫。赛辛斯参议员在国会的助手沃森，是现在的南方研究院高级总监。
(10)乌克兰肉毒杆菌毒素中毒的官方调查
2016年乌克兰报告了115例肉毒素中毒病例，其中12例死亡病例。
2017年，乌克兰卫生部证实肉毒杆菌毒素中毒（目前已知的最具毒性的生物物质之一）共有90例新增病例且当中有8例死亡病例，根据当地卫生部门权威人士的说法，疫情爆发与食物中毒有关，且官方已经开展调查。 乌克兰政府于2014年停止抗毒素的供应，且在2016年至2017年疫情爆发时无有效肉毒素疫苗。肉毒中毒是一种由肉毒素引起的罕见的高致死性疾病，而毒素又来源于一种名为肉毒杆菌的微生物。 1gm肉毒素可以杀戮100万人
神经肉毒素是成为主要的生物武器隐患，因为它易于生产和运输。神经肉毒素会导致肌肉麻痹、呼吸衰竭，不及时救治会导致死亡。
1克晶体的神经肉毒素，在充分发散时可以杀害超过1百万人口。它可以通过气溶胶传播，或者污染使用水和食物。
(11)五角大楼生产活病毒、细菌和肉毒素
肉毒杆菌毒素曾象炭疽、布鲁氏杆菌和兔热病菌一样被美国陆军用于试制生物武器。尽管美国生物武器项目已于1969年被官方宣布终止，然而各种文件显示军用实验从未停止。目前，五角大楼仍一如既往地在杜威试验场象生产和测试其他军用品一般生产和测试活性生物试剂。
(12)当前的试验
西部沙漠测试中心2012年功能报告
(13)以往的试验
来源：1977年美国陆军报告135页
美国陆军2012年报告透露出美军在杜威实验场的一处特殊军用设施内生产和测试生物制剂，这处设施由美国陆军测试和评估司令部监管。 杜威试验场的生命科学部移交给了生物制剂生产部门。根据美国陆军报告，这个部门的科学家在Lothar Saloman生命科学试验场生产并测试气雾化生物试剂。
杜威试验场
美国犹他州杜威试验场生产的生物试剂目录
来源：西部沙漠试验中心2012年功能报告
生命科学部由气溶胶技术部门与微生物部门组成。气溶胶技术部门将生物试剂和固态物气雾化，而微生物部门则生产用于室内和户外试验所用的毒素、细菌、病毒和试剂状生命体。
1500升发酵罐
生产车间干燥和研磨待测试物质
在生物制剂生产之后，科学家还尝试将其装入气溶胶喷射器。
技术人员分散活性生物制剂以进行灵敏性鉴别测试
(1)神经肉毒素和炭疽菌的气溶胶实验
文件显示美国陆军生产、占有并测试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毒物质——神经肉毒素。2014年美国陆军部从迈塔生物公司购买了100毫克神经肉毒素用于杜威试验场的实验。 2007年的实验数据显示当年美国陆军部从迈塔生物公司购入了数量不明的肉毒素。2012年西部沙漠实验中心的报告记载，该实验场完成了神经肉毒素气溶胶实验，同时也完成了炭疽杆菌、鼠疫杆菌、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的气溶胶实验。
来源：西部沙漠试验中心2012年功能报告
(2)杜威试验场的野外测试项目
美国陆军的文档和照片显示五角大楼已经开发出多种传播方式以开展生物恐怖主义袭击，其中包括通过爆炸形式。
来源：西部沙漠试验中心2012年功能报告
生物/化学污染物扩散试验
液体扩散
粉末扩散
扩散试验场
美国陆军报告列举了多种扩散技术，包括生物气溶胶喷雾器技术。这种喷雾器又被称为微空气传播器（音译“科德宝”“美克爱”），美军早已完成开发并在杜威试验场开展试验。这一报告还记载，这类武器可以车载或通过泵压系统压缩到背包大小，如此可适应单兵作战，增强投放准确度。科德宝喷雾器每分钟可以释放50到500毫升生物液，相当于12升罐量。
气溶胶喷射
(3)美国窃取了侯赛因萨达姆生物武器工厂的细菌
苏云金杆菌是生物杀虫剂中广泛运用的昆虫病原菌。阿勒哈卡姆苏云金杆菌是2003年美国主导的联合国特委会在伊拉克收集到的一种细菌，因其是在阿勒哈卡姆的一处伊拉克生物武器生产设施中被发现的，故而得此命名。在五角大楼的部分野外试验中，这种细菌也被应用于生产转基因玉米，以增强抗虫害能力。CIA拍摄的照片表明这些细菌是美国在伊拉克获取的，CIA还记录了在阿勒哈卡姆科学家公寓复原包括生物杀虫剂在内的各种样品的过程 CIA：总共97件样品—所有样品均有标签，且与载片上的单一细胞蛋白质和生物杀虫剂具有一致性—也包括可以用于生产生物战试剂的菌株，2003年在伊拉克一位科学家的住处被复原。
苏云金杆菌
美国联邦合同登记处的消息透露五角大楼利用从侯赛因萨达姆在伊拉克的生物武器工厂中夺得的细菌完成试验。
国防威胁降低局关于细菌实验室分析与野外试验的联邦计划
试验在科特兰空军基地完成，科特兰空军基地是美国空军装备司令部核武中心驻地。这里是测试测试武器的地方，这意味着意味着生物菌斑的野外测试也被归为武器测试这一类。
科特兰空军基地
一部分测试在风洞平台上完成
(4)生物菌斑的野外测试
五角大楼现在正在工作的内容完全是它以往工作的内容，这意味着生物武器项目从未终结。包括1949年至1968年间公开进行的生物菌斑测试在内，美国陆军一共开展了27次此类生物菌斑测试，尽管1968年尼克松总统官方宣布该项目终结。
来源：美国陆军在美国生物战项目中的活动，1977年第2卷125-126页
(5)在车臣的野外测试
推动美国在格鲁吉亚卢加尔中心军用项目的国防威胁降低局，被指控在车臣和俄罗斯试验一种未知物质。在2017年春天，当地群众报告称有无人机在靠近俄罗斯边境的格鲁吉亚地区飞撒一种白色物质。消息来源处强调既非格鲁吉亚警察，也不是美方非军事人员在俄格边境活动。
(6)俄格边境的920万美元军用项目
国防威胁降低局早已充分渗透入俄格边境地带，主导一项名为“格鲁吉亚陆地边境安保计划”的军事项目。与该计划有关的活动被外包给了一家美国私人公司，即帕森政府服务国际公司，国防威胁降低局以前就曾与帕森公司在黎巴嫩、约旦、利比亚和叙利亚签订类似的边境安保计划合同，在五角大楼俄格边境安保计划中，帕森公司已经获得了920万美元。
2017年，车臣地区当地市民注意到俄格边境附近有无人机喷射器出现
(7)美国国防部测试转基因昆虫以传播转基因病毒
五角大楼至少在基因编辑中投资了6500万美元，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依托国防威胁降低局的安全基因工程得到了7个科研团队，使用一整套名为CRISPR-Cas9的基因工程技术开发适用于编译昆虫、鼠类和微生物基因的工具组。
在另一个名为“昆虫种属”的军用项目中，制造转基因昆虫以向植物传递修改基因。这个项目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总共拨款1030万美元，不仅编辑昆虫基因，同时也编辑虫媒病毒。“生态优先工程”则是第三个持续运转的昆虫基因组军用项目。五角大楼研究意向是合成能够抵抗一定温度的基因改造生物，从而改变生物习惯和食物来源。
(8)转基因人类
除了改造昆虫和虫媒病毒的基因之外，五角大楼还尝试制造转基因人类。
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推动的高级哺乳动物基因组编辑工具项目寻求创造一个人体生物平台，将之用于转录新的基因信息，进而以此改变人类的DNA次序。
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想要将第47条人造染色体嵌入到人类细胞中。这条染色体将会转录新基因，并将用于制造人体。同倍体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在此项目中已经获得了2个合同，最高价值110万美元：2015年~2016年大约100600美元源于政府初次购买研究，而2015年~2017年大约999300美元合同联邦合同登记处并没有载明具体用途。这家公司只有两个雇员，且以往无生物研究记录。
(9)绝密的人造病毒研究
2008年至2014年间，美国总计投资大约8亿2千万美元用于人造生物研究，国防部是主要投资人。关于人造生物体的军用项目多是绝密的，在当中有大部分绝密研究由神秘的美军顾问组JASON完成——例如为五角大楼进行的噬菌病毒和基因编译研究，以及为国家反恐中心开展的人造病毒研究。JASON是一个独立决策顾问机构，主要为美国政府在国防事务和科技事务方面提供咨询服务。这家机构在1960年被证实存在，而JASON出具的报告绝大部分都是绝密等级的。由于行政手续原因，JASON的项目由美国麦特公司运作，这家公司与国防部、国务院、CIA和FBI都有合作关系。从2014年开始，麦特公司已经从国防部获得了大约2740万美元合同。
尽管JASON报告都是绝密的，美国空军题为“生物技术：基因改造病原体”的研究报告却百密一疏地透露出JASON组正在研究的内容——5组具有生物武器用途的基因改造病原体。它们分别是：二元生物武器（两种病毒的致命组合），宿主交换病（动物病毒传人，类似于埃博拉病毒），隐形飞机式病毒和人造疾病。人造疾病可以针对特定人类族群制造，这意味着它们可以成为种族灭绝生物武器。
(10)种族生物武器
种族生物武器（又名生物基因武器）是一种假设的主要用来伤害特定人种或只对特定基因组有效的武器。尽管明面上种族生物武器的研发未曾被公开证实，却有文件显示美国在收集俄罗斯人和中国人的生物资料。
美国空军在特定地收集俄罗斯人的RNA信息和滑膜组织样本，这使得莫斯科对处于暗处的美国种族生物武器工程的担忧不断提升。
除了俄罗斯人之外，美国还在中国收集健康人士和癌症患者的生物资料，美国国家癌症研究会从中国的成都、郑州和临县地区收集了300套活人生物样本。在另一个题为“中国食管鳞状细胞癌血清生物标记物发现研究”的联邦项目中，总共分析了349个从中国病患采集得到的血清样本。
美国国家肿瘤学会收集来自北京中国肿瘤医院患者的生物资料
美国通过一系列的联邦计划收集了中国人的生物资料，报括唾液和癌症组织。在这当中，有如下资料：来源于健康人的淋巴瘤DNA基因样本，来源于乳腺癌患者的乳腺癌组织块DNA样本，来源于50个有三例及以上肠胃癌患者的家庭的唾液样本，从北京肿瘤医院得来的基因型50单核苷酸DNA样本，从北京得来3000名胃癌患者和3000名健康人员的基因型。
(11)五角大楼如何帮助烟草公司从埃博拉危机中获利？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曾投资1亿美元用于从烟草植物中生产疫苗。 该计划中囊括的公司都归美国最大烟草公司所有——Mediacago, Inc.为美国菲利普莫斯公司共同所有；而肯塔基州生物加工公司是美国雷诺烟草公司的子公司，是英美烟草公司的孙公司。现在这些公司从烟草植物中生产流感和埃博拉疫苗。 1亿美元的“蓝色天使”项目是为应对2009年爆发的H1N1流感疫情发起的。Medicago获得了2100万美元，在一个月内生产了100亿支流感疫苗。 蓝色天使项目经理人约翰朱利亚斯博士解释称：“尽管有诸多其他种类植物和其他新型蛋白质生产平台可供选择，然而美国政府仍然执意投资烟草基础工业。”
植物基疫苗生产方法是通过人体对目标病毒的免疫反应分离特殊的抗体蛋白来起作用的。就像昆虫和植物之间发生的那样，抗体蛋白的基因被转录到细菌上，由此植物开始生产可用于疫苗生产的蛋白质。 五角大楼为何在多种植物中选择投资烟草植物生产疫苗的动机还不清楚。已知的是：菲利普莫斯公司投资的Medicago公司花费了495000美元以“投资高技术支撑公共健康意愿申请”的由头游说了美国国防部、美国国会和美国健康和公共服务部。由此，五角大楼投资烟草公司去开发新技术并从疫苗生产中汲取利润。
(12)生物实验是战争罪行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8条规定生物试验是战争罪行，然而美国并不是这一条约的缔约国，所以无须为它的战争罪行遭受清算。
来源：https://www.sott.net/article/375 ... bs-Around-The-World
原标题：《Pentagon Biological Weapons Program Never Ended: US Bio-labs Around The World》
【作者：迪利娅娜·盖亚坦芝耶娃（Dilyana Gaytandzhieva）；察网编译自《南部前线》（South Front）2018年1月29日。】
2019年8月，出于安全考虑，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下令临时关闭位于马里兰州德里特里克堡（Fort Detrick）的生物研究设施，该实验室处理世界上一些最危险的病原体和毒素。 德里特里克堡（Fort Detrick）的研究人员一直在研究67种被政府认为是对人类，环境和动物的潜在威胁的物质和毒素。
这项决定是在6月份的一次检查发现研究实验室未能运行足够的系统以净化该工厂废水的能力之后作出的。 CDC暂停了所有研究，包括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USAMRIID）的项目。 USAMRIID研究致命疾病，包括埃博拉，炭疽和引起瘟疫的细菌。德里克堡（Fort Detrick）之前曾管理过军队的主要生物武器计划。
一、德里特里克堡关闭原因卫生官员于2018年首次报告了Fort Detrick存在安全问题。暴风雨破坏了蒸汽消毒厂，该消毒厂位于基地的实验室用来处理废水。
该基地使用了新的去污系统来取代工厂。但是，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说，实验室没有执行新的消毒程序，新系统出现了机械问题和泄漏。
早些时候，美国陆军医学研究所宣布在Fort Detrick实验室进行一项实验，该实验涉及用活性埃博拉病毒感染恒河猴，以测试他们正在开发的治愈方法。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在2019年指出的几项实验室违规行为涉及感染了“选择剂”的“非人类灵长类动物”，其身份不明-在所有收到的文件中都将其删除，因为公开该剂的身份和位置会该机构说，这危害公共健康或安全。除埃博拉病毒外，该实验室还与炭疽和天花等其他致命病菌合作。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将某些选定的药物定义为“已确定对公共健康与安全，动植物健康或动植物产品构成严重威胁的生物制剂和毒素。”
以下是CDC在视察Fort Detrick期间观察到的一些违规行为：
观察1
严重级别：严重
CDC报告说，一个人多次进入房间而没有必要的呼吸防护，而房间中的其他人正在尸体检查桌上用非人类灵长类动物进行手术。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写道：
【“不规范的程序导致操作员的呼吸暴露于气溶胶选择剂。”】
观察2
严重级别：严重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报告说，实验室在毒素和精选药物方面不能确保对员工的培训进行了正确的验证。
他们的报告说：
【“通过检查在BSL3和ABSL3实验室工作的实验室人员的视频，可以识别出这些故障。” “ [这些]表示[实验室]用于验证人员的手段，即他们认为培训无效，从而导致职业暴露的风险增加。”】
CDC继续规定，多次看到未佩戴适当呼吸保护装置的实验室人员“部分进入”一个房间，在该房间中，被感染的非人类灵长类动物被“关在笼子里”。他们还观察到一个实验室工作人员在没有手套的情况下将废物处理在具有生物危害性的垃圾箱中。
观察3
严重级别：中等
在此违规观察中，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更详细地介绍了工人在处理生物危害性废物时不戴手套的事件，并写道“生物安全性和围堵程序必须足以容纳选择剂或毒素。”
他们建议采取的纠正措施是，确认相关人员已接受戴手套操作以防止接触危险材料的培训。
观察4
严重级别：严重
在此观察中，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指出，美国陆军传染病研究所“在系统上未能确保实施与选择药物和毒素有关的风险相称的生物安全和遏制程序。”
观察到的违法行为包括“实验人员撑开门”，同时从相邻房间移走“大量生物危害性废物”，“ [增加] [房间]逸出并被抽走的空气污染的风险。在那里工作的人“通常不戴呼吸防护装置。”
观察5
严重级别：中等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报告说，实验室未能防范未经授权的选择。他们写道，在清洁被选定试剂污染的东西时所穿用的个人防护设备已被存储在CDC出于安全原因而修改过的设施区域内的敞开式生物危害袋中。
他们写道：
【“通过在该地区储存受管制的废物，该实体并没有将访问限制在获得访问许可的人员范围内。”】
观察6
严重级别：中等
CDC报告说，实验室有人没有保持准确或最新的毒素库存。
观察7
严重级别：低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报告说，Fort Detrick实验室的建筑物没有“密封的表面，以方便清洁和去污”。其中包括导管盒周围的裂缝，天花板上的裂缝以及生物安全柜上方接缝的裂缝。
二、德里特里克堡历史
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Frederick）西北地区开设了一个小型的单人运营机场。1931年，该机场成为Detrick Field，以中队外科医生弗雷德里克·路易·狄特里克少校的名字命名，弗雷德里克·路易斯·狄特里克是马里兰州新市场的本地人。德特里克博士生于1889年，1931年6月去世。死后两个月，他以德特里克博士单位的营地的形式进入了德特里克球场，该单位是第 29 师的第 104 航空中队马里兰国民警卫队。
1939年， Detrick Field的草地机场被停机坪所取代。改进后的设施一直用作学员培训飞行员中心，直到美国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
1940年，德里德里克菲尔德（Detrick Field）全年从弗雷德里克市（Frederick）正式租赁。
1941年12月– 1942年1月，日本轰炸珍珠港之后，最后的军用飞机离开了德里特里克菲尔德。104 航空中队的所有资产被再分配潜艇巡逻义务的大西洋海岸。
1942年的3月至9月美国陆军航空队的轰炸机中队部署到英国，在这之前8人居住在德特里克空军司令部。
1943年 Detrick Field停止了作为航空中心的运营。
1943年3月，政府为Detrick Field购买了更多土地，并将其设施更名为“ Camp Detrick”。该设施成为美国陆军生物战实验室（USBWL）的站点；它负责研究生物遏制，净化，气体灭菌和药剂净化。最初的两个指挥官-威廉·培根（LTC）威廉·培根（London William S.
1943年至1945年，德特里克营地成为二战期间进行详尽的生物战研究工作的地点。之所以选择该站点是因为它是其偏远地区的理想地理位置，与华盛顿特区以及Edgewood兵工厂的邻近，Edgewood Arsenal是美国化学战研究的所在地。该地点还进行了300万美元的设施建设，覆盖了240名官兵和1,530名应征人员。
1946年购买了额外的土地
1952年略微购买了500多英亩土地，以扩展永久性的研发设施。
1956年，最初确定为戴特里克营地作为和平时期生物学研究的永久性设施，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颁布。该职位被更名为Fort Detrick，其任务是继续进行生物学研究，并保持世界领先的需要特殊收容措施的生物制剂研究园区的地位。
1962年收购了一小块土地，使总土地面积达到今天的1200英亩。
1969年11月11日为退伍军人节。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要求美国参议院批准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该议定书禁止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尼克松总统向戴特里克堡保证说，它的研究工作不会受到限制。
1969年11月25日，尼克松总统宣布在美国禁止进行进攻性生物学研究。德里特里克堡（Fort Detrick）的研究仅专注于防御措施-公共卫生考虑，诊断，预防措施以及生物战感染的治疗。德里特里克堡的全球电信活动保持不变。
1971年，尼克松总统来到德特里克堡宣布他正在德特里克堡国家癌症研究所创建弗雷德里克癌症研究设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HEW）（当时的卫生与公共服务部）被授予Detrick堡A区约68英亩和70座建筑物的所有权。
1972年，美国陆军医疗队（USAMU）成为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USAMRIID），在美国陆军医学研究与发展司令部（USAMRDC）的管理下在Fort Detrick进行研究。
1973年，国家癌症研究所（NCI-Frederick）在德里特里克堡（Fort Detrick）的土地和1971年HEW拥有的建筑物中成立。
1994美国陆军医学研究与物资司令部（USAMRMC）在陆军医学部改组期间成立，是陆军医学司令部的主要下属司令部。在USAMRMC之下对Detrick堡的美国陆军驻军进行调整，提高了管理效率，并巩固了支援职能。
2002通过建立国家生物研究机构间联合会（NICBR）和国家机构间生物防御园区（NIBC），进一步巩固了Fort Detrick在公共卫生领域科学卓越中心的地位。
2008年，美国陆军驻军德特里克堡（Fort Detrick）接管了银泉森林格伦附楼。这是2005年一轮的基地调整和关闭（BRAC）措施的一部分，该措施对Fort Detrick产生了积极影响。
2008国防医疗后勤中心开业，作为所有服务中主要医疗后勤实体的住所。
截至2010年代初，Fort Detrick占地1200英亩（490公顷）的校园为一个从事生物医学研究与开发，医疗物资管理，全球医学交流以及外国植物病原体研究的多政府社区提供支持。它是美国陆军医学研究和物资司令部（USAMRMC）的所在地，其生物防御机构是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USAMRIID）。它还拥有国家癌症研究所 -Frederick（NCI-Frederick），并且是美国国家生物研究机构间联合会（NICBR）的所在地，国家跨机构生物防御园区（NIBC）。
德里特里克堡（Fort Detrick）有约7,900人在工作。该基地是弗雷德里克县最大的雇主，每年为当地经济贡献超过5亿美元。
三、德里特里克堡驻扎机构
以下部队和其他单位和组织位于Fort Detrick设施中：
1、美国国防部
（1）美国陆军医学研究与物资司令部（USAMRMC）
-美国陆军医疗物资局（USAMMA）
-美国陆军医疗物资发展活动（USAMMDA）
-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获取活动（USAMRAA）
-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USAMRIID）
-远程医疗和先进技术研究中心（TATRC）
-美国陆军环境健康研究中心（USACEHR；现为USAMRICD的一部分）
（2）第114信号营
（3）第21信号旅
（4）第302信号营
（5）第六医疗物流管理中心（6MLMC）
（6）A公司第53信号营（SATCON）
（7）空军医疗后勤办公室（AFMLO）
（8）空军医疗支持机构，全球医疗支持培训和演练（AFMSA / SGPX）
（9）国家医学情报中心（NCMI），前身为武装部队医学情报中心（AFMIC）
（10）化学生物医学系统（CBMS），联合项目管理办公室
（11）公司B，第4轻型装甲侦察营，第4水师 陆战队储备
（12）国防合同管理局，DCMA巴尔的摩
（13）301st Signal Company（电缆与电线） 第1部门
（14）联合医疗物流功能开发中心（JMLFDC）
（15）联合准备临床咨询委员会（JRCAB）
（16）战斗伤亡护理医疗通讯（MC4）
（17）海军医疗后勤司令部（NMLC）
（18）技术应用办公室（TAO）
（19）美国陆军信息系统工程司令部 Fort Detrick工程局
（20）此外，Fort Detrick是Raven Rock Mountain Complex（乌鸦岩山综合体）的支持设施。乌鸦岩山综合体（RRMC）是一个充当“地下五角大楼”（colloq）军事设施与地下核掩体，地堡有陆军，海军和空军的紧急行动中心。
2、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
（21）弗雷德里克国家癌症研究所（NCI-Frederick）
3、美国农业部
（22）外来病杂草科学研究室
4、美国国土安全部
（23）国家生物法医分析中心（NBFAC）
（24）国家生物防御分析与对策中心（NBACC）
四、德里特里克堡相关危险信息
1、2009年，作者HP Albarelli出版了《可怕的错误：弗兰克·奥尔森的谋杀案》关于弗兰克·奥尔森之死的秘密冷战实验以及中情局在德里特里克堡进行的实验。该书基于FOIA下发布的文件以及许多其他文件以及对警察和调查人员的采访。
2、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雅各布·西格尔（Jakob Segal）声称Fort Detrick是美国政府“发明”艾滋病毒的地点。
3、USAMRIID曾是FBI关于2001年炭疽热袭击科学方面的主要顾问，该事件已感染22人，造成5人死亡。在从一开始就帮助科学的同时，它也很快成为FBI对可能的肇事者进行调查的重点。2008年7月，就在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即将就此事件提起诉讼之时，USAMRIID的一名美国顶尖生物防御研究人员自杀身亡。科学家布鲁斯·爱德华兹·艾文斯（Bruce Edwards Ivins）曾在USAMRIID工作18年的人被告知即将面临的起诉。FBI在2008年8月将Ivins认定为炭疽袭击的肇事者仍存在争议，政府正在进行多项独立调查以解决他的罪魁祸首。尽管用于攻击的炭疽制剂具有不同等级，但所有材料均来自同一细菌菌株。它被称为Ames菌株，最初是在USAMRIID上进行研究的。随后，将Ames菌株分发到美国境内至少15个生物研究实验室以及海外6个地点。
4、环境保护署在2008年6月表示，计划将该基地列入该国污染最严重的地方的超级清单。2009年4月9日，“德特里克堡B区地下水”被添加到列表中，该列表目前包括马里兰州内的其他18个站点。
5、2012年，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该报告审查了Fort Detrick的两项潜在健康危害调查：2009年由有毒物质和疾病登记局和弗雷德里克县卫生局进行的公共健康评估以及马里兰州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县的一项癌症调查。报告发现，两项研究无法证明人们是否受到了戴特里克堡B区有毒污染物污染的地下水的伤害。此外，不可能进行更多的研究来建立联系，因为尚未收集有关早期暴露的数据，现在无法获得或可靠地估计这些数据。
【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丁爸 情报分析师的工具箱”，授权察网发布】
【原编者按】这是近期齐泽克对“新冠”疫情的另一篇时评。齐泽克在文中说，冠状病毒潜在地打击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它带来的痛苦将使人们反思现存的社会形式，从而寻求一种新的全球性组织，以调控经济，甚至在必要时限制民族国家的主权——齐泽克将这称为共产主义。小编对齐泽克的这一观点持保留态度。实际上，将共产主义的到来寄希望于某种偶然的契机，这种观念在西方左翼理论界中已经屡见不鲜。从历史上看，反核扩散、环保主义、平权运动，这些契机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缝隙中曾经并且仍然间或地出现，但从不曾使我们更加接近共产主义。一个人白天感受到霸权主义、金融危机、或者疫情，于是他走上街头去反对资本主义，而当他晚上回家，他又会从电视上的球赛中重新加深对资本主义法则的认同，或者在家庭劳务的分配中理所当然地遵循资本的逻辑。这正是许多西方左翼理论家们的失误之处，他们忽略了，资本主义赖以存续的种种意识形态，最终都从属于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意识形态，试图绕过生产关系、绕过服务于这一生产关系的国家机器，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取缔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正是因为这种跳跃的倾向，齐泽克又在这里重复了他的一个错误，即相信主权在超越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过程中起着消极作用，而无视主权在当今世界时常防御着这一体系的深化。这一点请读者台鉴。
感谢本文译者宋尚诗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文末附有原文链接，欢迎读者点击查阅。
冠状病毒的持续蔓延也激活了蛰伏于我们社会中的大量意识形态病毒，如假新闻，偏执的阴谋论和种族主义的爆发。
对“隔离”的医疗方面的刚需在另一领域发现了自己的回音，即，在意识形态的压力下也有着同样的“隔离”：隔离那些威胁我们身份认同的敌人，并与之划出一道清晰边界。
但也许另一种——更加有益的——意识形态病毒会席卷并可能感染我们：它让我们去思索别一种社会：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社会，一个在世界范围内齐心协力、相互合作的框架下自我实现（actualizes itself ）的社会。
现今经常听到这样的推论：冠状病毒可能导致中国的共产主义统治（communist rule）分崩瓦解，就如同（戈尔巴乔夫本人承认的那样）切尔诺贝利灾难导致苏共的落幕。但这儿出现一个悖论：冠状病毒也将迫使我们重新发现共产主义——它建基于信任人民与相信科学之上。
在昆汀·塔伦蒂诺的《杀死比尔2》的最后一幕，贝娅特丽克丝(Beatrix)用“五雷摧心掌”(Five Point Palm Heart Technique)制服邪恶比尔——它是所有武术招数中最致命的。用指尖对对手身体的五个部位分别击打，当对手走了五步后，其心脏爆炸，尔后摔倒在地。
这当然属于某种武术神话，真正的徒手格斗不可能做到这样。但在电影中，贝娅特丽克丝(Beatrix)施此招后，比尔平静地与她和解，走了五步后，果真死去……
赋予此攻击极大魅力的是“时间”：从被击中的那一刻到终于暴毙所间隔的时间。比如，只要我安静地坐着，我仍可与你愉快交谈，但一旦我起身行动，心脏就会爆破，我就倒毙。
这与冠状病毒的流行会导致中国的共产主义统治分崩离析的想法是否相似？就像某种社会性的“五雷摧心掌”被施加在该国的共产主义政权之上，当局仍可以坐着、监视并继续执行隔离政策，但社会秩序的任何真正变化（如信任人民）都会导致其垮台。
鄙人观点要激进得多:冠状病毒的流行实则是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一击“五雷摧心掌”——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一意孤行，是时候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了。
可悲的事实，我们需要一场灾难
几年前，詹明信（ Fredric Jameson）用一些以宇宙大灾难（如威胁地球生灵的小行星，或致死的病毒）为主题的电影，引起了人们对乌托邦之可能性的关注。此类全球大灾难催生了全球团结，我们之间的微小分歧开始变得微不足道，我们均致力于寻找解决办法——这正是我们当下的光景。重点不是施虐般地享受广泛蔓延的痛苦——相反，重点在于我们要反思一个可悲的事实，即我们需要一场灾难，才能让我们能够重新思考我们这个社会的基本特性。
这类全球协作的首个粗略模式（vague model）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我们从它那里得到的不再是往常官样文章式的呓语（gibberish），而是不带慌张的准确警告。这些组织理应获得更多的行政权力。
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因在美国倡导全民医疗而受到怀疑论者的嘲笑——难道来自冠状病毒的教训还不够让我们去着手整合起某种全球医疗网络吗?
伊朗卫生部副部长哈里奇（Iraj Harirchi）出席记者招待会时，曾淡化冠状病毒的蔓延程度，声称并不需要大规模的隔离，结果第二天，他发表了简短声明，承认自己感染了冠状病毒，并进行自我隔离（在第一次出现在电视上时，他就已经有了发烧和虚弱症状）。哈里奇补充道：
【“这种病毒是民主的，它不区分穷人和富人，政客和平民。”】
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我们确同舟共济。很难忽视这样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事实:将我们凝聚起来并推动我们走向全球团结的力量，在日常生活中，竟表现为严格的管控——以避免人际的亲密接触，以至于到了自我孤立的程度。
我们不仅仅是在应对病毒威胁——其他灾难也在虎视眈眈或已然爆发:干旱、酷热期、大风暴等等。面对所有这些情况，答案不是恐慌，而是胼手胝足地致力于某种有效的全球协作机制。
只有在虚拟现实中才会感到安全吗？第一个需要驱散的幻想来自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访问印度时的相关言论——疫情会很快消退，我们只需静待疫病的激增（spike），然后生活就会回归正常。
面对这些过于简单的希望，首先要接受的是，威胁将持续存在。即使这股浪潮退去，它也会以新的、甚或更险恶的形式重新出现。
因此，我们可以预期，病毒的传播将影响我们与周围人事（包括自我身体）最基本的互动——避免碰触到那些（隐形的）脏的东西，不要触摸钩子，不要坐在马桶或公共长凳上，避免拥抱他人或握手。我们甚至可能对自己自发的手势都更加谨慎：不要扣鼻子，不能揉眼睛。
因此，不止国家和其他机构会控制我们，我们也学会了自我控制和规训。也许只有虚拟现实才是安全的，就连超级富豪自由活动的开放空间也被限制在他所拥有的岛屿之内。
但即使是在虚拟现实和互联网的层面上，我们也该提醒自己，在过去数十年里，“virus” 和 “viral”（病毒）这两个词语，主要指那些感染网络空间的数字病毒，而且，至少在它们的毁灭性打击（如损毁数据或硬盘）爆发以前，我们甚至都没意识到其存在。现今之所见，是其原始语义的大规模回潮：病毒感染在现实和虚拟的双重维度齐头并进。
资本主义泛灵论（animism）的回归
另一个奇怪的现象是资本主义泛灵论的凯旋而归，把市场或金融资本之类的社会现象视为活的实体。如果阅读大型媒体的报道，读者会得到如下印象：我们真正该担心的不是成千上万的亡灵（和成千上万的将死之人），而是“市场正变得紧张”这一事实。这种冠状病毒正日益扰乱世界市场的平稳运行，据说，增长率可能会下降2%或3%。
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清楚地表明，全球经济亟需被改组，以便不再受制于市场机制吗?当然，我们此处谈论的不是旧式的共产主义，只是指某种能够控制和调节经济的全球性组织，以及在必要时，该组织能够限制民族国家的主权。各国在过去的战争背景下能够实现这一点，而现在，所有人都在事实上接近一种医疗战争的状态。
另外，我们也不惮于留意到该流行病的某些潜在有益的副作用。该流行病的一个症状/象征（symbol）是被大型游轮困住（隔离）的乘客——我很想说，（游客）远离这种污秽之船真是越早越好。（我们只需注意到，前往孤岛或其他高级度假胜地旅游将不再是少数富人的特权了，这一情况正如数十年前乘飞机那样。）汽车生产也受到冠状病毒的重创——这还不算太坏，因为这可能会迫使我们考虑个人交通工具的替代方案。类似例子不胜枚举。
匈牙利总理维克多·奥尔本（Viktor Orban）在最近的讲话中说：
【“并没有所谓的自由主义者（liberal）一说。一个自由主义者只不过是有文凭的共产主义者罢了。”】
如果情况正好相反呢？假设我们是把所有关心自由的人统称为“自由主义者”，而把那些认为在全球资本主义深陷危机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彻底变革（radical changes）方可拯救自由的人称为“共产主义者”？那我们更应该说，今天，那些仍然自认为是共产主义者的人，是有文凭的自由主义者，他们认真研究为何自由价值观会受到威胁，并意识到只有通过彻底变革才能拯救它们。
原文链接：https://www.rt.com/op-ed/481831- ... pitalism-communism/
【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保马”，原标题《冠状病毒是对资本主义“杀死比尔”式的重击，并可能导致共产主义的重现》，宋尚诗翻译，授权察网发布】
生态多样性（ecological diversity）是诸如物种，景观元和HLZ生态系统等研究对象丰富性和空间分布均一性的综合。生态多样性这一概念包含HLZ（Holdridge life zone)生态系统多样性，景观元多样性和物种多样性。是物种景观元等研究对象丰富性和空间分布均一性的综合，包含了空间尺度因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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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多样性同样关系到我们的健康和这个星球的健康。实际上，你的健康和这个星球的健康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依赖自然环境去帮助我们恢复健康。多少年以来，人们从自然世界中寻找对于伤病的治疗方法。植物为现代医药提供了有效的成分，比如制作阿斯匹林的成分。顺势疗法的医药也是大量利用植物成分的。从金钱的角度看，入药的植物的价值是无法算清的。世界上这些以植物作为基础的药物的总价值大约是6千亿。
生态多样性的经济价值是多数人并不了解的，传统医学的医生依赖植物和药草治疗疾病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在现代，人们也十分欣赏传统医学的疗效。比如说，东部非洲的Maasai人以他们的传统方式做肉、牛奶或血制品时，他们会加入一些树皮,这样的方法做出来可以减少胆固醇。
然而，对入药植物和动物的收获也并不都是好事。实际上，对这些植物、动物的需求导致这些物种濒危。传统药物用乌龟入药导致这个物种的极度衰落。
我们反复地从地球的药柜中搜寻药物。我们需要保护生态多样性，以便大自然的药柜能够储有现存医药的成分，和未来我们需要抵制新的疾病时制造新药的所需成分。
在一些城市中，尤其是在夏天，呼吸外面的空气是不健康的。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减少汽车尾气污染、工厂废气污染、发电厂的空气污染来保证现代生活。是的，我们都知道这些，但是你知道生物多样性对于环境的自动清洁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吗？你知道生物多样性帮助清洁空气吗？
树和其他绿色植物吸入二氧化碳--这种主要由汽车尾气和工厂排放的产生的温室气体，然后还给自然纯净的氧气。生物多样性是这个世界的空气净化器。
然而，我们持续不断的砍伐树木,把它们切开运往各地。世界上，492种树木物种已经有濒临灭种的危险。我们已经砍伐掉曾经装点着地球的大约一半的树木。我们砍伐但不修复，如此已经伤害了地球的肺。就像一个一天要抽10包烟的瘾君子，一直吸烟，而损坏的肺一块块地被切掉。我们的肺还剩多大一块？
另外,在许多地方，我们引入外来入侵物种。在过去的200年里，我们将一些树种从世界的这一头运到那一头。这种行为有的已经发展到一种产业的规模，像桉树和藤条。也有一些退休人员或旅行者从他们的家乡将土产的植物或是树木带上，随他们旅游。
问题是，这些植物完全适应它们原本的生长地，它们却并不适应新的地点生长。它们也许比当地物种需要更多的水，或者需要杀虫剂来帮助它们不被当地的虫子蛀食。
我们必须尊重自然的安排，不要强迫某些特性的改变。顺其自然。这样，地球的肺能呼吸得更舒服些。
所有的生命都离不开水，所以，生物多样性也与水资源有关。
因为我们只有有限的水--不是说我们将来什么时候都能从火星上运一船下来--生物多样性、特殊的不同生态系统净化我们的水：森林、土壤和细菌、小溪与云彩一起运作--实际上是过滤，才使我们重新喝到水。没有生物多样性，这个世界就会变得贫瘠与中毒--更像火星--然后我们就不能再生存在地球上了。
所以，问题是，你已经准备好搬到另一个星球上去生活了吗？
我们一直在遭遇奇怪的气候
科学证据是无法驳斥的：地球的气候正在变化。整个地球上一直发生着奇奇怪怪的事情--珊瑚礁死亡、大型泥石流、不寻常的倾天大雨、一些地区的持续干旱。不管是因为工业排放原因还是自然因素的原因，世界对这些现象的应付机制依旧是相互紧密联系的，从生态系统方面到生态系统中的各类生命间。
例如，在地球上的许多地方，人们发现当他们砍伐森林后，它们的乡村和城镇就容易遭遇洪水。当这种洪水来时，就比以往的洪水要更凶猛、更快速。为什么？不是火箭的推力让它们变得更快，而是因为树可以用它们的根保持水土。根在湿潮季节里吸水并在夏天放出水分来。这是一种自然调节方法。
你有两个选择：
1， 帮助保护生物多样性
2， 什么都不作只是去承受
同样的，人们一点也不考虑生物多样性，甚至很少考虑风暴可能造成的危险就把珊瑚红树林全部清除。红树林是自然暴雨的良好缓冲区，同时也是富于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当它们被砍伐，这个缓冲区就不复存在了，无论是对于人类还是其它的物种。
当我们忽视我们应该得到的教训的时候，这个世界上人们的做法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山坡坍塌，整个群落全部被冲走，造成生命的丧失。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也正在用极度悲痛的方式伤害着我们人类。也许是我们拾起我们早就该得到的教训的时候了。
1995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NNEP)发表的关于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巨著《全球生物多样性评估》(GBA)给出了一个较简单的定义：“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和它们组成的系统的总体多样性和变异性”。用句通俗的话说：生物多样性是由地球上所有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它们所拥有的全部基因以及各种各样的生态系统共同构成的。
生物多样性的意义主要体现在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对于人类来说，生物多样性具有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和潜在使用价值。
直接价值生物为人类提供了食物、纤维、建筑和家具材料、药物及其他工业原料。单就药物来说，发展中国家人口的80%依赖植物或动物提供的传统药物，以保证基本的健康，西方医药中使用的药物有40%含有最初在野生植物中发现的物质。例如，据调查，中医使用的植物药材达1万种以上。
生物多样性还有美学价值，可以陶冶人们的情操，美化人们的生活。如果大千世界里没有色彩纷呈的植物和神态各异的动物，人们的旅游和休憩也就索然寡味了。正是雄伟秀丽的名山大川与五颜六色的花鸟鱼虫相配合，才构成令人赏心悦目、流连忘返的美景。另外，生物多样性还能激发人们文学艺术创作的灵感。
间接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是指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无论哪一种生态系统，野生生物都是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成分。在生态系统中，野生生物之间具有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它们共同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野生生物一旦减少了，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就要遭到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也就要受到影响。
潜在使用价值野生生物种类繁多，人类对它们已经做过比较充分研究的只是极少数，大量野生生物的使用价值还不清楚。但是可以肯定，这些野生生物具有巨大的潜在使用价值。一种野生生物一旦从地球上消失就无法再生，它的各种潜在使用价值也就不复存在了。因此，对于尚不清楚其潜在使用价值的野生生物，同样应当珍惜和保护。
大家公认的生物多样性的三个主要层次是物种多样性、基因多样性(或称遗传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这是组建生物多样性的三个基本层次。
物种多样性
常用物种丰富度来表示。所谓物种丰富度是指一定面积内种的总数目。到目前为止，已被描述和命名的生物种有160万种左右，但科学家对地球上实际存在的生物种的总数估计出入很大，由500万到1亿种。其中以昆虫和微生物所占的比例最大。
基因多样性
代表生物种群之内和种群之间的遗传结构的变异。每一个物种包括由若干个体组成的若干种群。各个种群由于突变、自然选择或其他原因，往往在遗传上不同。因此，某些种群具有在另一些种群中没有的基因突变(等位基因)，或者在一个种群中很稀少的等位基因可能在另一个种群中出现很多。这些遗传差别使得有机体能在局部环境中的特定条件下更加成功地繁殖和适应。
不仅同一个种的不同种群遗传特征有所不同，即存在种群之间的基因多样性；在同一个种群之内也有基因多样性──在一个种群中某些个体常常具有基因突变。这种种群之内的基因多样性就是进化材料。具有较高基因多样性的种群，可能有某些个体能忍受环境的不利改变，并把它们的基因传递给后代。
环境的加速改变，使得基因多样性的保护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基因多样性提供了栽培植物和家养动物的育种材料，使人们能够选育具有符合人们要求的性状的个体和种群。
生态系统多样性
既存在于生态系统之间，也存在于一个生态系统之内。在前一种情况下，在各地区不同背景中形成多样的生境，分布着不同的生态系统；在后一种情况下，一个生态系统其群落由不同的种组成，它们的结构关系(包括垂直和水平的空间结构，营养结构中的关系，如捕食者与被捕者、草食动物与植物、寄生物与寄主等)多样，执行的功能不同，因而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也不一样。
总之，物种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最直观的体现，是生物多样性概念的中心；基因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内在形式，一个物种就是一个独特的基因库，可以说每一个物种就是基因多样性的载体；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外在形式，保护生物的多样性，最有效的形式是保护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我国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在全世界占有十分独特的地位。1990年生物多样性专家把我国生物多样性排在12个全球最丰富国家的第8位。在北半球国家中，我国是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我国生物多样性的特点如下。
1．物种高度丰富 我国有高等植物3万余种，仅次于世界高等植物最丰富的巴西和哥伦比亚。
2．特有属、种繁多 我国高等植物中特有种最多，约17 300种，占全国高等植物的57%以上。581种哺乳动物中，特有种约110种，约占19%。尤为人们所注意的是有活化石之称的大熊猫、白鳍豚、水杉、银杏、银杉和攀枝花苏铁，等等。
3．区系起源古老 由于中生代末我国大部分地区已上升为陆地，在第四纪冰期又未遭受大陆冰川的影响，所以各地都在不同程度上保存着白垩纪、第三纪的古老残遗成分。如松杉类植物，世界现存7个科中，我国有6个科。动物中的大熊猫、白鳍豚、羚羊、扬子鳄、大鲵等都是古老孑遗物种。
4．栽培植物、家养动物及其野生亲缘种的种质资源异常丰富 我国有数千年的农业开垦历史，很早就对自然环境中所蕴藏的丰富多彩的遗传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培植繁育，因而我国的栽培植物和家养动物的丰富度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无与伦比的。例如，我国有经济树种1 000种以上。我国是水稻的原产地之一，有地方品种50 000个；是大豆的故乡，有地方品种20 000个；有药用植物11 000多种等等。
5．生态系统的类型丰富 我国具有陆生生态系统的各种类型，包括森林、灌丛、草原和稀树草原、草甸、荒漠、高山冻原等。由于不同的气候、土壤等条件，又进一步分为各种亚类型约600种。如我国的森林有针叶林、针阔混交林和阔叶林；草甸有典型草甸、盐生草甸、沼泽化草甸和高寒草甸等。除此之外，我国海洋和淡水生态系统类型也很齐全。
6．空间格局繁复多样 我国地域辽阔，地势起伏多山，气候复杂多变，从北到南，气候跨寒温带、温带、暖温带、亚热带和热带，生物群落包括寒温带针叶林、温带针阔叶混交林、暖温带落叶阔叶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热带季雨林。从东到西，随着降水量的减少，在北方，针阔叶混交林和落叶阔叶林向西依次更替为草甸草原、典型草原、荒漠化草原、草原化荒漠、典型荒漠和极旱荒漠；在南方，东部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分布于江南丘陵)和西部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分布于云贵高原)在性质上有明显的不同，发生不少同属不同种的物种替代。
生物多样性同样关系到我们的健康和这个星球的健康。实际上，你的健康和这个星球的健康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生物多样性的经济价值是多数人并不了解的，但在医药公司的科学家们正在忙着从植物中寻找治疗一些特定疾病的特定药物成分。就在不久以前，专家们在太平洋紫杉树和马达加斯加长春花中发现了用于治疗癌症的植物成分。也许，某一天我们能够从一株植物上发现杀死艾滋病病毒的植物成分。
侵晓窥语
戏剧大师郭宝崑在《灵戏》里，写了一则寓言故事：有一只叫做“残”的神兽，为了一己的存活，吞噬了世间的一切生物，甚至吃了自己，最后只剩下一张嘴。另一只叫做“祥”的神鸟，在人间大旱时，毅然为干枯的大地奉献体内的水，最后甚至把头颅切了下来，让身子里的水流尽，灌满了大江大河。
这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人类对待大自然的态度，似乎更接近“残”——那不断蚕食世间一切的生物。
今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把气候变化的威胁，列为今年全球最应该关切的课题。疫情暴发以后，全球被迫减少飞行、海运等，稍微缓解了全球碳排放和能源消耗量。很多城市出现罕有的蓝天白云景色，令人感叹。当然，这不表示地球就因此有复原的机会。温室气体在大气层内可达百年以上，绝不是几座城市封城几个月就能够避免的。我们绝对须要尽快实行全新的生活方式。
但我们的习惯似乎赶不上变化。疫情期间，外卖和送餐服务激增，国人竟然额外产生了133万公斤的塑料垃圾。我们为了方便，在无意识消费的情况下，加重了地球的负担。
在这期间，全球食品过剩也是大问题。本地鸡蛋商就由于供应过剩，丢掉了25万个鸡蛋。全球餐饮业备受打击，大量的鸡蛋、牛奶等食品被丢弃，腐烂的食物会释放甲烷，大大增加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去年的澳大利亚丛林大火，为全世界敲了警钟。今年1月，全球地面和海洋表面温度，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20日，瑞典北部北极圈内的温度一度超过30摄氏度。由于疫情关系，一次性塑料口罩的需求大增，也已经构成了海洋里的严重污染。
对很多人而言，全球暖化似乎不是个迫切的民生课题。但这样的意识，甚至比全球暖化更严重呢！
我们都听过温水煮青蛙的故事，而人类已经变成故事的主角了。在渐渐升温的地球上，我们无警觉地过着不利于地球环境的生活方式，持续下去只能有一个可预见的结果：为地球上的一切生物招灾惹祸。
要怎么跳出这锅温水呢？首先必须承认，各大城市目前的运作方式，正在助长全球变暖。
我们实在不该执着于从前的生活了。“我们回不去了”——意味着应该换个思维方式。何不趁这个机会，大胆想象一个崭新的可能性？
能不能够想象一个完全利用清洁能源运作的地球？想象我们和自然界共生共存的新生活？意识到自己是大自然的一分子，而不是大自然的征服者？
我在和本地剧团戏剧盒制作《水·土：二部曲》时，导演郭庆亮对土著实里达人与大海的关系特别感兴趣。我因此花了一点时间去了解。在实里达人的世界观里，大海是一个生命体。实里达人与大海为伍，向大海学习。他们不向大海掠夺，对大海是有敬意的。
他们与大海有着紧密的联系，充分认识他们在自然界里的位置。而我们自工业革命以来，就切断了和大自然的联系，以致地球生病，自己（人类）也生病了。
全球面临气候危机，我们是应该采取新视角了。小至个人，大至企业和国家，都不能再以“利己”为出发点。为了下一代，我们愿意作出什么牺牲？
听起来好像电影题材，仿佛我们都成了拯救地球的主角，是不是太伟大了？但看看我们可以在短短几百年，就把环境破坏成这个样子……所以，不要低估我们的能力。
我们的确是在拯救地球；而且必须马上进行。
（作者是剧场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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