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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毛泽东关于文革的重要讲话（跟帖：历史说文革来龙去脉） [打印本页]
作者: 南湾湖    时间: 2017-1-7 11:44
标题: 毛泽东关于文革的重要讲话（跟帖：历史说文革来龙去脉）
毛泽东关于文革的重要讲话

作者：将军


　
　　1. “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在北京就是没有人听我的话，《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话…，…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
　　(同一位外国党负责人谈话记录， 1967年1月17日)

　　2. “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不过，整个潮流看来，斗来斗去，那些错误的人总是最后站不住脚。”　(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 )

　　3. “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武斗，也没有想到。”(民族复兴网编者按：毛主席还说过，工人阶级没有根本矛盾为何会分成两派?来自：《毛泽东年谱》）
　　(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8日)

　　4. “小组(指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以来，没有一次提出要我主持开会。去年六月以来，代替了书记处，也是独立王国。骂别人独立王国，自己独断独行，否认政治局常委存在……文化大革命，闹一二年，总要停顿。现在有打倒一切的风气。干部统统打倒，怎么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把工人、学生提上来，掌握了权，没有经验，几个月就变了，很不稳定。”
　　(同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记录，1967年2月12日。)

　　5.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
　　(对《伟大的历史文件》稿的修改，手稿，1967年5月18日)

　　6. “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
　　(毛泽东对沈阳军区一份报告的批语，手稿，1967年3月3日)

　　7. “乱是由于阶级斗争，两派斗争，左派同右派斗争。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我曾经给别的外国朋友讲过：第一，天掉不下来;第二，山上的草木照样长，你不信到山上去看看;第三，河里的鱼照样游;第四，女人照样生孩子……我们的政府是靠群众。没有群众，什么事也办不成。”
　　(同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5月16日)

　　8. “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变、察觉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
　　(同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5月)

　　9. “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第39页)

　　10. “有错误，还要帮助他们，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像湖南农民对待地主一样。对待干部不能像对待地主一样，罚跪、坐喷气式、抄家、戴高帽、挂牌子，这种做法我是反对的。这种做法破坏了我们的传统。对国民党的杜聿明、黄维、王耀武还优待嘛! 希望他们错了就改嘛，能站出来。哪有那么多人要打倒啊! 对干部要一分为二嘛! 不能一切都抹杀了，他们过去还打过很多仗嘛……红卫兵、工厂的工人分两派，一个工厂、学校分两派，我想不通。双方都有后台……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
　　(毛泽东同南萍、陈励耘谈话记录， 1967年9月16日 )

　　11. “干部垮得这么多，究竟是个好事还是坏事?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这种人不多，但是能量很大，与社会上坏人勾结在一起。我们不是专为保守派说话，是教育左派的问题……总而言之，打击的面要缩小，教育的面要扩大，包括左派。”
　　(毛泽东同程世清等谈话记录，1967年9月17日 )

　　12. “清理干部得搞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
　　(同黎原、华国锋、章伯森谈话记录，1967年9月18日 )

　　13. “现在我很不喜欢你们给我的四个官衔，什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叫毛主席就行了……”
　　(同曾思玉、刘丰、方铭、张纯青谈话记录，1967年9月20日)

　　14. “中国的事情有一部分干得还可以，有一部分干得不好。如果统统干得好，还搞文化大革命干什么? 正是有个黑暗面，要改变……这是社会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社会上有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它就要在共产党里找代理人。”
　　(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9月30日)

　　15. “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器……我只要求你(指干部)一条，要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下级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动不动就训人。有道理为什么要训人，可以解释嘛，有道理为什么要骂人 ……无政府主义也大大发展了。有那个思潮，暴露出来好，我们就可以教育……乱了一会就不乱了，请他乱，他也不乱了，他闹够了，不闹够不行……一个工厂为什么要分成两派，而且打得那么凶? 这没有道理。他打够了，就不想打了，下面不打了，工人不想打了，群众不想打了，上面头子孤立起来了。中央讲几句话，就是给他一个下台阶的机会，讲早了不行。”
　　(毛泽东同努马扎莱谈话记录，1967年10月3日)

　　16. “这是一次审查干部的好机会……我们有一部分干部不接近人民群众，也不接近下级干部，做官当老爷。对付这些人，我毫无办法，因为国家这么大，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我都没有见过，人都不认识……这回好，群众就整他了……为什么我们不怕乱呢? 因为你不让它乱，这些矛盾就不能暴露出来。”
　　(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 1967年10月12日)
　　总结文革理论的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中，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点归纳为六条：
　　(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17. 搞逼供信，不讲也得讲。我们还是应该重证据，重旁证，不要重口供……凡是拼命地逼，他就会供，供了你就会相信，又会要许多人这样去供。这样做也不好。”
　　(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5月8日)

　　18. “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 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　(毛泽东等同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谈话记录，1968年7月28日 )

　　19. “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学生为人民没作什么好事，怎么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呀?要二十年、三十年做了点好事，才能取得群众信任。”
　　(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吴德谈话记录，1968年8月8日)

　　20. “这一次党政军民来了一个比较大的清理，自己清理，自己暴露……这样可以保持一个时候的安宁，十年到二十年。不能说这一次搞得那么干净了，也不能讲搞的统统很正确，没有搞错。从我们所知道的，不少人还是要平反的。群众要么不搞，一搞起来就很厉害，就不那么文明了，也搞武斗，打人了，戴高帽子，搞喷气式。说我们中国人那么文明，我是不太相信的。群众劲来了，就不那么文明了。所以这需要领导，叫他们不要这么做，他们这种方法不能解决问题。”
　　(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8年10月5日)

　　21. “究竟这个文化大革命要搞还是不要搞?搞的中间，是成绩太少了、问题太多了，还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有?我的意见，错误是有，而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中央，在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军队……过去我们搞南征北战、解放战争，那种战争好打，容易打。那种战争，敌人清楚，就是那么几个，秋风落叶那么一扫，三年半也差不多。这回这个文化大革命啦，比那个战争困难得多。”　(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68年10月13日)

　　22. “清理阶级队伍有一种倾向，就是扩大化……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清理阶级队伍是中央规定要搞的。下面一搞，有些地方就扩大化。在历史上有不少这种事……现在扩大化的问题，我们各级主要领导同志要注意，当成一件主要事情来处理。鉴于历史的经验，各个时期有一种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要使我们的同志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　(在中共九大秘书处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1969年4月11日)

　　23. “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
　　(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69年4月28日)

　　24. “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搞了很多人去搞调查，没有目的地到处乱跑。还有抓人太多，关人太多，解放的人太少。有些人站队站错了，还没有转过来，一个学校那么多教师、教员都不要，怎么办呢?你不改造他?就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也要给出路……关的人太多，统统放了，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毒、破坏，至于写几条反动标语，那有什么要紧?有的人放出来，只要不继续杀人就行了，可以继续进行教育。”
　　(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15日)

　　25. “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
　　(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关于珍宝岛事件的讲话记录，1969年4月28日 )

　　26. “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话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可能有那么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吗?这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辩证法。”“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　(《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559页)

　　27. 中国的文字很有道理，“饭”字缺了“食”就剩下了“反”字。如果老百姓没有饭吃，就要起来造反的，民以食为天嘛。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我们经济形势的好坏，依农业形势的好坏而转移。
　　(曾思玉：《我的缅怀》。见《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39页。)

　　28. “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
　　(《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566、1567页)

　　29.“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对陈伯达“天才论”的批判：《我的一点意见》，手稿，1970年8月31日)

　　30.“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什么‘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踢我啊?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讲假话。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迫击炮。所以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
　　第二条我很不高兴的，就是捉了俘虏虐待。红军、人民解放军不是这样的，他们优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搜腰包，发路费回家，不枪毙，军官都不枪毙，将军那样大的军官都没有枪毙嘛，解除武装了嘛。不论是士兵还是军官，是大军官还是小军官，解除了武装嘛，你为什么还要虐待啊?我们历来就立了这个规矩的。”
　　(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1970年12月18日)

　　31. “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
　　(毛泽东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送审稿的批语，手稿，1971年3月15日)

　　32. “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
　　(同刘丰谈话记录，1971年8月27日)

　　33. “个人崇拜，我和斯诺谈话说过了，当时搞一点也是需要的，你美国也搞个人崇拜嘛。但搞得那么多!我姓毛，工作是党的主席，叫我毛主席，我听了很舒服。什么四个伟大，讨嫌!顶峰问题，六六年七月份我就给林彪打过招呼，他不听，还是那么写。”
　　(同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谈话的传达记录，1971年10月4日)

　　34. “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
　　(同参加武汉地区座谈会人员谈话记录，1971年11月20日)

　　35.“我们党历来的方针，对犯错误的同志以教育为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目前有那么一些人，跟着‘副统帅’，跟着他上当，不光彩。还是跟着党，不要跟着个别人。”(来源同上)

　　36. “明朝建国以前，朱元璋召见一位叫朱升的知识分子，问他在当时形势下应当怎么办。朱升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采纳了他的意见，取得了胜利……(根据形势)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报告的批示，1972年12月10日)

　　37. “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1970年5月21日针对美帝侵略柬埔寨行径，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38. “我们下一代要多找些人学外国语，把外国的好的东西学过来，坏的东西不要，好的东西批判地吸收。”
　　(毛泽东同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王殊的谈话记录， 1972年7月24日)

　　39. “看问题不要只看表面现象，要看实质……我们就算有十亿人口，在联合国也只是一张票，一个小国也是一张票，我奉劝你不要看不起小国……(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是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

　　(《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634页)（转载有删节）
作者: 南湾湖    时间: 2018-4-22 13:01
标题: 毛主席说人无完人，哪有不犯错误的人，我也不例外。
“究竟这个文化大革命要搞还是不要搞?搞的中间，是成绩太少了、问题太多了，还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有?我的意见，错误是有，而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中央，在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军队……过去我们搞南征北战、解放战争，那种战争好打，容易打。那种战争，敌人清楚，就是那么几个，秋风落叶那么一扫，三年半也差不多。这回这个文化大革命啦，比那个战争困难得多。”　毛主席这番话意味深长，纵观整个文化大革命，问题出在信息来源不准，陈伯达、康生、江青各有自己打的小算盘误导了意想不到的问题，让毛主席在整个文革过程总是在说搞错了、错怪了、是林彪一类人把文革引入歧途。毛主席临终前几年试图让邓小平主持中央对文革做出正确的导向也落空，这就是毛主席自己评价的“三分”错误。
作者: 南湾湖    时间: 2018-4-22 13:33
揭秘：毛泽东发动“文革”大批刘邓的来龙去脉（1）
本文摘自《毛泽东生平全纪录》柯延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2011年04月14日09:28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刘少奇主动出来承担责任，说：“这段时间，主席不在家，我在北京主持工作，我负主要责任。”毛泽东接过话头，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点燃“文革”导火线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件事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导火线。
　　《海瑞罢官》一剧，是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所作。早在1959年，吴晗就根据毛泽东在当年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关于要学习海瑞精神的指示，根据胡乔木的建议，于6月写作和发表过《海瑞骂皇帝》一文。同年9月21日，又发表过《论海瑞》的文章。《论海瑞》写作出来时，已是庐山会议刚开过，吴晗还加上了一段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话。后来吴晗应京剧表演艺术家、北京京剧团团长马连良先生之约，写了《海瑞》一剧。并接受友人蔡希陶意见，改名为《海瑞罢官》。1961年1月发表于《北京文艺》，并由北京京剧团上演，马连良饰海瑞，裘盛荣饰徐阶，李多奎饰海瑞母亲。《海》剧是写明朝大臣海瑞在任应天府巡抚期间，敢于将曾任宰相的徐阶的第三个儿子徐瑛(强占民田、强抢民女的恶霸)处死，并通令缙绅退田等的故事，宣扬了海瑞刚直不阿、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精神。此剧上演后，毛泽东很高兴，还在家里接见了演海瑞的演员马连良。
　　1962年，江青认为这个戏有“问题”，曾找中宣部、文化部4位正、副部长，提出要批此剧，并耸人听闻地说：“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江青的要求被拒绝。1963年，江青对赞扬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论文章很不满意。1964年上半年，江青插手京剧现代戏会演，扬言“京剧革命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第一仗。”下半年，江青就在北京找了李希凡，要他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李希凡没接受。于是，1965年2月，江青到上海与张春桥密商，由姚文元写了批判文章。
　　文章硬把剧中“退田”、“平冤狱”的内容同1961年至1962年的现实政治联系起来，煞有介事地说：“1961年，正是我国内为连续3年自然灾害而遇到的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1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是一株毒草。”
　　这样一篇肆意制造“罪名”的文章，它的炮制出笼是很特别的。
　　由于人们不知道文章的来由和底细，它又是登在上海的一份报纸上，中央和各地方报纸的编辑部虽然对它很注意，但大都持观望态度。因而一段时间里，除上海外，全国各报都没有及时转载。后来大多数报纸陆续转载了，北京和湖南仍没有转载。
　　北京没有转载，并非出于麻木。中宣部和北京市委都因事出意外，感到震惊。如此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中共党员、民主同盟的负责人之一和著名学者，有违1965年上半年周扬传达的“文化革命5人小组”关于学术批判不要戴政治帽子、点名要经过中宣部、批判要以中央报刊为准的规定，上海“这样做法，还要不要党的纪律？”此其一。其二，11月13日，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市委宣传部长李琪、《北京日报》总编辑范瑾专门开会研究过转载问题，决定先向《文汇报》了解情况，如果姚文元的文章是毛主席定的，《北京日报》就登，否则就不登。由于张春桥严令向北京也向中央封锁消息，《文汇报》不予透底，北京市委、《北京日报》、《人民日报》的询问均无所获。在此情况下，邓拓决定即请示在外地的彭真，彭答暂不转载，待他回京后再定。
　　1967年毛泽东曾说过：“姚文元的文章不过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信号。”此话不假。发出信号是为了观察。上海的张春桥等人在观察，毛泽东也在观察。张春桥等人观察的结果，如他在1966年5月所说的：姚文元文章发表以后，“我们天天等北京消息，天天看，天天盼，北京就是不理睬。”江青将这些情况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观察的结果，如他1967年5月所说的：“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刊登了，但就是北京、湖南不登。后来我建议出小册子，也受到抵制，没有行得通。”毛泽东更增加了对中宣部的不满。认为这些事实更证明了他对中央出“修正主义”的担心和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看法的正确性。
作者: 南湾湖    时间: 2018-4-22 13:33
揭秘：毛泽东发动“文革”大批刘邓的来龙去脉(2)
本文摘自《毛泽东生平全纪录》柯延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2011年04月14日09:28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1965年11月下旬，彭真返京。在听取《红旗》杂志的汇报后，他指示：中央报刊是否发表批判吴晗的文章，还要再考虑一下再说。他要北京市委书记处讨论转载的问题，并说吴晗性质不属于敌我矛盾，对姚文元文章错误的地方也要批判。北京市委书记处研究认为：不同意姚文元文章的第四部分“《海瑞罢官》要人们学习什么东西？”从政治上的批判；如必须转载这篇文章，则加上编者按以表明自己的态度。

　　11月29日，《北京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根据彭真28日的指示写的按语，强调“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实事求是地弄清是非。”30日《人民日报》转载，根据周恩来、彭真意见写成并修改的按语说：“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人民日报》并将姚文元的文章放在第5版“学术讨论”专栏，以此表示了不同于姚文元文章的态度。

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艾思奇、关锋谈话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此言一出，要害由“退田”变为“罢官”，政治批判的分量更加增强。这场以文艺问题为突破口，以1958年“大跃进”以来包括庐山会议、七千人大会、西楼会议和四清运动中的分歧问题为内容的批判，使得人们感觉到了斗争的严重性和尖锐性。
但是人们普遍意识不到，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开始了。制定《五一六通知》在转载姚文元的文章等问题上所遇到的来自中宣部、北京市委及彭真等人的强大阻力，使毛泽东更加坚定了他对中央可能出修正主义和发生反革命政变的估计。他开始避开党中央其他领导人，依靠康生、江青等人帮助他开展这场“文化大革命”。
1966年3月下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康生指定王力起草1个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根据王力的回忆，他所拟的通知只有一句话，即“中共中央通知：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中央批转的《文化革命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以撤销。”这个通知政治局讨论同意。《通知》急送毛泽东，他不满意，说道：“《通知》不应是技术性的，而应是理论性的。”并要党内“理论家”陈伯达另行起草通知。据陈伯达回忆，他领会毛泽东的意思，也就是要他从理论的高度批判《二月提纲》，即要他做一篇大文章。于是他和王力合作，很快在4月初写出了初稿。初稿送毛泽东，他阅后决定成立1个小组来起草通知，并点名陈伯达为组长。4月16—26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实质上是为发动“文革”做准备。毛泽东建议，起草小组到上海工作，于是起草小组成员纷纷前往上海，聚集在上海锦江饭店后楼，名义上是为中央会议准备材料，实际上是在那里讨论、修改《通知》。据有关资料讲，起草小组写完一稿，即由张春桥派人急送杭州。毛泽东看完后加一些话，派人即送张春桥，由他转起草小组。起草小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又进行讨论、修改，再由张春桥派人送毛泽东，毛泽东又加一些话退张春桥……如此上海——杭州穿梭，足见毛泽东对《通知》的重视。当起草小组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时，会开到一半，毛泽东还要徐业夫打电话到上海，又加进了一些话。云密风紧，中国的政治气氛日益紧张。
“五一”节，天安门城楼上不见了往年必上天安门的彭真。如此费力、秘密制定出来的《通知》，应该发挥作用了。1966年5月4~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仍在外地，刘少奇主持会议，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
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批判。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停止、撤销彭真等4人在中央书记处、北京市委、中宣部的职务。会议还决定撤销原来的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这一决定由毛泽东亲笔写在《通知》中。5月16日，会议在很不正常的气氛下，没经过认真讨论就通过了陈伯达主持起草的《通知》，后称《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不愧是一篇理论性的大文章，它罗列了《二月提纲》的十大罪状，逐条加以批驳。《通知》说《提纲》掩盖了这场学术批判的政治性质，是1个为资产阶级复辟做舆论准备的修正主义纲领。毛泽东在文件中亲笔加了许多尖锐激烈的话。他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这个《通知》还根据党、政、军里都混进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估计，发出了将要出现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信号，提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个《通知》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严重估计，以上所引的一些尖锐字句都是他亲笔加写上去的。
作为一个无产阶级党的领袖，毛泽东极为关心他参与缔造的党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命运，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并努力探索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这不能不说是十分可贵和富有远见的。而毛泽东为消除党和政府中的腐败现象和脱离群众的倾向所做的坚持不懈的斗争，也一直赢得了党和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但是，他把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直至混淆敌我，认友为敌，他在人民掌握政权的情况下还要用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方法，既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又不符合中国实际，是完全错误的。《五一六通知》实际上是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和宣言，十年“文革”就是从《五一六通知》通过之日算起。这一天已被人们公认为“文革”正式开始的第一天。“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墨绿色专列风驰电掣般地跨过长江，穿越黄河，在华北大平原上急速飞奔。这是毛泽东主席的专列。毛泽东1965年11月去南方巡视，已经接连在上海、杭州、韶山滴水洞、武昌停留了8个月，差不多是新中国成立后他离开北京外出时间最长的一次。1966年7月16日，他以73岁高龄在武汉畅游长江，然后启程返回。
7月18日晚，他回到中南海丰泽园。得知毛泽东已经回来，刘少奇立即赶去丰泽园，想向他汇报一下工作。可门卫通报后传话说“主席要休息”。刘少奇只得回家，等明天再说。从第二天起，毛泽东陆续听取各方面汇报，阅读材料，了解北京和全国的情况。刘少奇除了向毛泽东汇报，还是继续主持例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处理文化革命问题和各项日常工作。但是，围绕工作组的争论却越来越大了。社会上，小部分学生要赶走工作组，大部分学生要维护工作组，各不相让。常委扩大会上，陈伯达3次提出取消工作组，同样遭到大多数同志的反对。刘少奇、邓小平支持多数同志的意见。在7月22日的常委扩大会上，刘少奇还说：“多数工作组是好的，还是教育帮助，改正错误。赶工作组，有的不应该赶。”邓小平也说：“要教会工作组做工作，有的学校没有工作组恐怕不行。”陈伯达的意见被否决。
然而，刘少奇、邓小平尽管代表了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但他们采取的一系列稳定局势的措施，却同毛泽东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大相径庭。毛泽东终于表态了。7月24、25日，他连续两次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和正在北京开会的各大区中央局书记谈话，明确地表示了他的意见。他说：“有这么一段，运动冷冷清清，就是6月20号左右以后，有许多地方搞得冷冷清清；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只会起阻碍运动的作用；许多工作组，包括张承先的工作组，都是阻碍运动的，都要把它撤出来。对毛泽东的表态，“中央文革”小组以最快的速度作出反应。7月25、26日两个晚上，“中央文革”小组全体出动来到北京大学，参加在东操场举行的两次万人大会。陈伯达、康生、江青在大会上竭尽挑拨煽动之能事，声称“毛主席1个工作组也没有派”，宣布撤销张承先为首的北大工作组，“搬掉这个障碍物”。27日，他们又到北京师范大学，主持召开揭批工作组大会，当场宣布罢免北师大工作组组长孙友余的职务、撤销工作组。康生在大会上还公开放出“彭真策划二月兵变”的奇闻，借以蛊惑群众。形势急转直下。消息像旋风般传遍北京大中学校，产生了极大的轰动效应。反工作组立即成为合法而又时髦的行动。学生们再度躁动起来，在学校内外掀起阵阵狂潮。工作组是肯定留不住了。
7月26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28日由中共北京市委正式下达文件。7月29日上午10时许，人民大会堂中央大礼堂座无虚席。上万名师生挤满了整个3层大厅。这是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召开的北京市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大会由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主持。他首先宣读了关于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接着宣布由总书记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讲话。邓小平讲完后，由周恩来讲话。周恩来、邓小平在讲话中，都对派工作组承担了责任。邓小平说：以新市委名义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是根据中央的意见办的，工作组有好的、比较好的和犯有严重错误的三种情况。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文化大革命要完成“一斗二批三改”三大任务的指示。他们不约而同地用“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句话来表达自己跟不上形势的心情。接下来，是刘少奇讲话。刘少奇讲话结束后，毛泽东从后台走出来，接见全体师生代表。当上万名满怀热情的青年看到毛泽东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激动的心情难以形容。扩音器里响起《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雄壮乐曲。“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响成一片。工作组撤销了，可毛泽东对运动情况仍不满意。他认为前一段运动走了弯路，刚刚兴起的文化大革命被压了下去，为了排除阻力，必须再做一次发动。8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体大会的会场设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141人，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按惯例列席会议。与往常不同的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首都高等学校“革命师生代表”聂元梓等也列席了会议。
作者: 南湾湖    时间: 2018-4-22 13:36
揭秘：毛泽东发动“文革”大批刘邓的来龙去脉(3)
本文摘自《毛泽东生平全纪录》柯延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2011年04月14日09:28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8月1日下午2点45分，出席会议的人员都已到齐，毛泽东宣布开会。他作了简短的开场白，说：“这次八届十一中全会，今天以前算作小组预备会议，从今天起正式开会。大概是1号、2号、3号、4号、5号，开5天。今天开一次大会，全体到，中间开3天小组会，最后开一天大会，就行了。现在请小平同志宣布几件事情。”

　　邓小平也用简洁的语言报告了会议出席人员情况和议程。接着是刘少奇作报告。

　　刘少奇报告的前半部分，主要是以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主持者的身份，向全会汇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所做的工作，特别是在国际、国内各方面所采取的重大政策措施。后半部分，他讲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工作，并且在工作组等问题上做自我批评。

　　毛泽东开始频频插话，会场气氛紧张起来。

　　刘少奇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的情况一星期向主席汇报一次。这一段我在北京，文化革命中有错误，特别是工作组问题上出了问题，责任主要由我负……陈伯达同志正式写了一个不要工作组的书面提议，有两条。讨论时，多数同志的意见还是要工作组。最后我也发言，说我是主张要工作组的，工作组这个方式比较方便，要去就去，要撤就撤。”

　　毛泽东插进来说：“当时只有去的问题。”

　　刘少奇解释说：“那个时候已经是撤的问题。我说这个比较简单，要撤，下一个命令就撤了。”

　　毛泽东反驳道：“陈伯达撤了，你们就没撤。”

　　刘少奇只得又解释：“当时我考虑，这样大的运动，北京各院校大部分组织已经瘫痪了，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

　　“怎么会中断呢？”毛泽东又插了一句。

　　场内静寂无声。人们屏息静听着两位主席的不寻常对话。

　　刘少奇继续说下去：“当时我想，是不是下这个决心撤，还是先看一看。这个时候主席回来了，我们就请示。主席就下了决心，撤销工作组。主席头一天就跟有些同志说了。陶铸同志、李雪峰同志也到我那个地方谈了。”

　　毛泽东再次打断了刘少奇的讲话，厉声说：“工作组，不到百分之十是好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组完全是错误的。不管怎么样是做了坏事，一不能斗，二不能批，三不能改，起了一个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起了坏作用。”

　　这天的会议共进行了两个钟头，下午4点40分散会。

　　8月4日下午，按原定计划，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举行全体会议，代表们陆续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刚坐下，有关工作人员宣布，下午不开全体会了，改开小组会。与此同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另外一些人接到通知，下午3点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出席毛泽东召集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在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严厉指责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是路线错误。”

　　刘少奇主动出来承担责任，说：“这段时间，主席不在家，我在北京主持工作，我负主要责任。”

　　毛泽东接过话头，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当叶剑英讲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声色俱厉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第二天，毛泽东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写了一篇异乎寻常的文字。
　　8月4日下午，按原定计划，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举行全体会议，代表们陆续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刚坐下，有关工作人员宣布，下午不开全体会了，改开小组会。与此同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另外一些人接到通知，下午3点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出席毛泽东召集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在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严厉指责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是路线错误。”

　　刘少奇主动出来承担责任，说：“这段时间，主席不在家，我在北京主持工作，我负主要责任。”

　　毛泽东接过话头，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当叶剑英讲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声色俱厉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第二天，毛泽东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写了一篇异乎寻常的文字。
作者: 南湾湖    时间: 2018-4-22 13:37
揭秘：毛泽东发动“文革”大批刘邓的来龙去脉(4)
本文摘自《毛泽东生平全纪录》柯延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2011年04月14日09:28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犹如巨石投入水面，激起层层波浪。密云不雨的局面终于被打开，形势急速发展。

　　8月5日下午，刘少奇按原定安排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会见了赞比亚工商部长率领的友好代表团。回家后接到周恩来电话，要他最近不要公开露面，不要再会见外宾。

　　8月6日晚，林彪结束休养从大连飞抵北京，直接住进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8月7日，毛泽东的“大字报”在全会上印发。

　　8月8日，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

　　原定计划5天开完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现在是无论如何不能如期结束了。从8月8日下午开始，会议转入讨论毛泽东的“大字报”，批评刘少奇、邓小平。

　　弯子实在拐得太急，大多数人思想不通。在讨论刘少奇、邓小平的“错误”时，表示同情者有之，沉默不语者有之，亦赞亦批者有之。自然，也有一些人一反常态，狠揭猛批，用词刻毒。

　　在全会分组讨论的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了几次生活会，批评刘少奇、邓小平。

　　江青不是政治局委员，却成了生活会外的活跃角色。她策动一些人打头阵向刘少奇、邓小平“开炮”。然而并未完全如愿，陶铸第1个拒绝了她。结果，谢富治放了头炮。

　　8月12日，是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最后一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全会在这天改选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们在事先印好名单的选票上画了圈，投了票。

　　重新选出的11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最显著的变化有两个：一是林彪由原来的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二是刘少奇由原来的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

　　刘少奇在选举后当即表示，他保证服从党的决定，努力认识自己的错误，不做任何不利于党的事。

　　这次全会没有重选中共中央副主席，但后来对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4人的副主席职务不再提起，对林彪却仍称他副主席。这样，林彪实际上成了唯一的副主席，没多久便明文称他为毛泽东的“最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检阅百万红卫兵

　　1966年8月18日，首都举行大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从凌晨1时开始，上百万各界代表在统一指挥下，陆续聚集到天安门广场。广场正前方安排的是来自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哈尔滨、乌鲁木齐等外地师生，城楼两旁的观礼台上站着数以万计的红卫兵代表。

　　这天，主席睡不着觉，清晨5点多，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主席便穿上军装准备出发。当时，我们(指陈长江等)没有给主席准备军衣，临时决定找来一中队干部刘云堂的军装，给主席试穿。刘是个大个子，他把仅有的一套干部新军装拿来了，主席一试正好。主席在工作人员的陪伴下，身着军装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作者: 南湾湖    时间: 2018-4-22 13:38
揭秘：毛泽东发动“文革”大批刘邓的来龙去脉(5)
柯延
2011年04月14日09:28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这时，广场上已坐满了人。当主席魁梧的身影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时，整个广场一片沸腾，人们欢呼雀跃，“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上空。主席从天安门城楼上缓缓走下，走过金水桥，来到群众中间。主席边同群众握手边微笑向群众招手致意。我们跟随主席向广场中间走去。周围的群众纷纷站起来，把我们围在广场中间，前进不成，后退不行。我们身后跟着几部汽车，公安部长谢富治站在车前高喊：“我是公安部长，请同志们让主席走。”尽管他扯着嗓子喊个不停，但无济于事，因为喊声早被淹没在人们海啸般的欢呼声中了。我们10几名警卫人员一直寸步不离主席，紧紧围在主席周围，以免人群冲撞主席。当警卫团的机动部队和卫戍区机动部队联合清出一条路后，主席才安全回到金水桥畔，主席一再挥帽向激动万分的红卫兵致意。
当主席重新回到天安门城楼上，广场再次沸腾起来，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10时半，庆祝大会在雄壮的《东方红》乐曲声中开始。林彪发表了讲话，他说“我们坚决地支持你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他还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周恩来总理也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一切革命者应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勤务员，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要坚决反对包办代替，做官当老爷，站在群众头上瞎指挥。”“无论是北京市的革命师生，还是各地的革命师生，主要的任务都是把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搞好。”林彪和周恩来的讲话稿，都经主席审阅过。
大会结束后，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了首都上百万人的游行队伍。主席台上的中央领导不时地向群众招手致意。而游行群众的眼睛都在寻找主席的身影。虽然，往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国庆节都有过这种场面，但此时此刻人们把能亲眼见到主席赋予了不寻常的意义。游行队伍似潮水在天安门前翻滚，源源不断地流过，主席始终站在城楼上，不曾休息片刻。这时，一名红卫兵走过来，把写有“红卫兵”字样的袖章戴在主席左臂上，主席没说什么，就默默地接受了。

　　当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分批会见观礼台上的代表时，广场上的人流立刻骚动起来，很多人都停下不走了，因为他们看不到主席的身影了。于是，主席只好站在城楼上由东向西，又由西向东，不停地挥动着手中的军帽，向广场的观众招手致意。“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又一阵阵地在广场上空回荡。我们都劝主席回去休息。连续接见这么多人还是第一次，担心影响主席的健康。第二天全国各地主要报刊以大量篇幅报道了8月18日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活动。此后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

　　8月31日，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林彪率先戴上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的袖章。他在接见大会上讲话说：“红卫兵和其他青少年的革命组织，像雨后春笋一样地发展起来。他们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文化大革命已经触及政治，触及经济。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的斗、批、改。”“打击的重点，是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定要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接着，周恩来讲话，他说：“永远做人民忠实的勤务员。要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护群众利益，保卫国家财产，造成良好的社会主义的新风气。……在斗争中，要用文斗，不要武斗。……中央决定，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来。”这次接见了50万红卫兵，接见情况与8月18日那天差不多。

　　9月15日，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此时凡来京串联的人均成了主席请来的客人，都要热情接待。前两次接见后有人提出，看不清毛主席。这次安排百万红卫兵分坐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两侧，中间留出8米宽的道路，用12辆吉普车，中间一路四辆分别由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站在车上，缓缓前进。两边各4辆，由我们警卫人员乘坐并行前进，不影响两侧红卫兵看清主席。主席站在车上不断地向红卫兵招手致意，后来几次都是这样做的。这样做红卫兵能看清主席和其他首长，但是主席已70多岁，其他首长年龄也不小了，一次站几个小时确实很累、很辛苦。我们若指挥不当，还有被包围的可能。有两次接见，在准备换车时，群众拥挤过来，在我们警卫人员和机动部队的帮助下才使主席安全返回。每次这样的接见都是对我们警卫工作的一次检验。

　　10月1日，国庆17周年。这天中央首长在中南海勤政殿集中，一起出发到天安门。

　　上午10时，《东方红》乐曲响彻整个广场上空，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民主人士检阅游行红卫兵和各族人民代表。这年与往年不同，没有阅兵，游行成员主要是红卫兵，到12点多游行才结束。这天下午4点多，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都到大会堂一一八所开会。由于晚上天安门广场要举行灯火晚会，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要一起上城楼与大家共同欢度国庆佳节。于是7点多，我们便随主席从大会堂西门乘车到大会堂西北角，即南长安街南口，准备到天安门城楼。可是车刚行驶到南口，红卫兵和群众便拦住车要见毛主席，我们车一停，后面其他首长的车也被堵住，前进不了，顷刻间被包围在万人之中。当中央警卫团领导带机动部队赶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车队得以解围。

　　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1日接见红卫兵时，主席改用敞篷吉普车，在车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11月的北京天气渐冷，涌入北京城急切盼望见主席的人骤然增加，有的排队等不到火车、汽车的人就步行千里到北京，各方面压力很大，吃住都困难，而且天气又冷，很难办。

　　周总理请示主席：“你不见，他们不走啊。”

　　主席说：“不是停止串联，要回原地闹革命嘛。”

　　总理担心地说：“已经来了，天又渐冷，北京市压力很大，要尽快想办法见，让他们快回去。”

　　主席和总理决定，11月25日、26日两天全部接见完。两天安排300多万人，谈何容易。东西长安街、天安门和西郊机场都安排满了。一天150多万，连续两天，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分乘吉普车接见红卫兵。由于在车上站的时间太长，有的首长下车后，脚都走不了路了。

　　从主席的言谈话语中，我隐隐感觉到主席接见红卫兵有时是不情愿的，而是红卫兵逼着主席非见不可，不然就不走。因此，有时接见就成了主席的一大负担。

　　一次，主席对我讲：“这些红卫兵娃娃来了，你不见，他们不走，天冷了，了不得。”

　　我见主席面有倦容，便不由地问道：“昨天见了，今天还要见？”

　　主席说：“累也要见，不然娃娃们不走，你有什么办法。”“这是逼上梁山呀！”

　　主席8次接见红卫兵，共有1100多万人次。像主席乘敞篷吉普车接见上千万红卫兵，我每次仅能带20多人，分坐在两边车上保卫主席，真正遇到群众拥挤和包围，就很难办。好在8次下来，安全保卫工作没有出现大的纰漏。
作者: 南湾湖    时间: 2018-5-18 07:43
标题: 这回这个文化大革命啦，比那个战争困难得多
毛主席说：“究竟这个文化大革命要搞还是不要搞?搞的中间，是成绩太少了、问题太多了，还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有?我的意见，错误是有，而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中央，在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军队……过去我们搞南征北战、解放战争，那种战争好打，容易打。那种战争，敌人清楚，就是那么几个，秋风落叶那么一扫，三年半也差不多。这回这个文化大革命啦，比那个战争困难得多。”，纵观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由于刘少奇问题毛主席只是从伪证中改变了对他的看法，所以文革就是问题太多了。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左倾机会主义的表演破坏了中国共产党的集体领导，导致文革被否定是毛主席晚年“这回这个文化大革命啦，比那个战争困难得多”论断。
作者: 南湾湖    时间: 2018-5-20 07:45
米鹤都：特别是中学红卫兵实际很早就解体了，1967年到1970年是各地的造反派在执政。大量迫害人致死、更残酷的事都是这一时期由成年人干的。 清理三种人是把表面那些打砸抢的、还有造反派头子抓了，但是依然有一些漏网之鱼，还有大量具有文革思想体系的人留在台上。现在有一个误区，就是文革这十年的既得利益者究竟是谁，是哪一批人，是不是搞清楚了？
作者: 马楚生    时间: 2018-5-20 08:38
”纵观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由于刘少奇问题毛主席只是从伪证中改变了对他的看法，所以文革就是问题太多了。”请问，你有什么证据来证明”毛主席只是从伪证中改变了对他的看法”？
作者: 南湾湖    时间: 2018-5-20 21:29
1966年9月5日，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林彪、周恩来、王任重等开会。毛泽东说：关于少奇同志的生活会，不要再开下去了。越开调子越高，一定要说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再讲下去就是彭罗陆杨一帮了。我讲讲历史。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批判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并没有说他反党，以后是他自己搞分裂组织托陈取消派，才被开除出党的。八七会议之后，瞿秋白搞盲动主义，也只讲是路线错误，后来又有立三路线。六届四中全会，出来一个罗章龙另立中央，但有许多好同志如李秋实、何梦雄都排斥在外是不对的。王明路线统治了四年，造成很大损失。我们从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五年一直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李立三、王明，七大还是选举他们为中央委员。请大家想一想，我们是怎么对待张国焘的?张国焘另立中央，另立中央也算了，难道说其中没有好人?有好人，如徐向前、李先念，还有四方面军的一大批干部。张国焘不走，现在还是会坐在这里开会的。我们历来采取这种政策，看来是有效的。一、一个不杀。二、团结犯过错误的人，改正错误。世界就是这样的，永远没有清一色。批得厉害，是为了改。看他们改不改，我看不改的少。洪洞县里百分之九十九是好人，百分之一至二是坏人。我劝不要整民主党派的人，看看《水浒传》，如卢俊义就是个大地主，还有不少起义将官。王明路线使我们党吃的亏最大，但我们却从三个师发展到了一百万军队。只要路线正确，人少一点不怕。我们这些人是剩下来的一些“残余分子”，做工作谨慎一点好。历史就是历史。希望犯错误的同志谦虚一点，向人家学习一点，不要“自以为是，好为人师”，这是最危险的。
作者: 南湾湖    时间: 2018-5-20 21:34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受到批评，不再参与中央领导工作。10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全国开展了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热潮，刘少奇处于受批判的地位。但在这时以及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毛泽东仍把刘少奇作为党内问题和人民内部矛盾对待，并不是要打倒他，也没有要对他立案审查。

　　是什么促使毛泽东改变了对刘少奇的态度？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听信了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二是“文化大革命”恶性发展的结果。

　　首先是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阴谋陷害。林彪、江青集团中的骨干分子，几乎都是靠反刘少奇起家和攫取高位的。他们当然不愿意看到继续保留刘少奇的任何职位，从而留下可能对他们的地位和野心构成威胁的障碍。同时他们懂得，不经过毛泽东点头，打倒刘少奇是不能实现的。于是，他们借用群众揭发和专案工作等名义，竭力对毛泽东施加影响。

　　早在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尚未结束，林彪的妻子叶群于8月11日、12日两次找总参谋部作战部一位副部长，向他口授诬陷刘少奇的材料，要写成书面揭发上报。13日，林彪在住处找这位副部长谈话，要他把书面揭发改成向林彪和毛泽东写信的形式上报，并说：“这样更政治化些。”当天，林彪就把这位副部长写的信和诬陷刘少奇的材料批送江青，要她“酌转”毛泽东。

　　在诬陷刘少奇的阴谋家当中，康生是一个十分毒辣的角色。也是在1966年8月13日，康生让他的妻子曹轶欧出面，向中央一位领导同志写信，揭发王光美的所谓“问题”，并攻击刘少奇包庇王光美。这封揭发信在部分中央领导人中间作了传阅，最后也报到了林彪手里。9月16日，康生亲自给毛泽东写信，重新提出1936年薄一波、安子文等61人经组织决定出狱一事，并把它挂在刘少奇的帐上，说什么“少奇的决定，就使这些人的反共叛党合法化了”。这是康生很阴毒的一招，使毛泽东把刘少奇和整个干部队伍的问题看得更加严重。

　　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极左思潮的影响下，群众中也捕风捉影地揭发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特别是许多红卫兵、造反派，为显示自己革命，都想在打倒刘少奇问题上立大功。于是，把许多道听途说、张冠李戴的事情，郑重其事地整理成书面材料层层上报。

　　林彪、江青一伙利用这一情势，有计划、有预谋地将这些材料择要报送毛泽东，有的并在一定范围内印发传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形形色色的揭发材料，包括说刘少奇三次被捕叛变等假材料，源源不断地都通过各种渠道摆到了毛泽东的面前。

　　不难想见，当毛泽东接二连三地读到和听到这些材料时，不能不为所动。特别是毛泽东原先闻所未闻的所谓刘少奇历史上几次“被捕叛变”等情况，终于使他从根本上改变了对刘少奇的看法。从毛泽东以后的多次谈话看，在这些连篇累牍的材料中，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所谓“被捕叛变”问题。后来他在同外宾以及内部谈话中，在讲到刘少奇问题时，一再说“那时还不知道他的历史情况”，是“我们红卫兵现在查出来的材料”，并多次讲了所谓“被捕叛变”的例子。

　　其次，随着“文化大革命”局势的疯狂发展，“打倒刘少奇”逐渐成为运动进程中所不得不采取的步骤。进入1967年以后，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全国各地造反派纷纷抢印夺权，派性恶性膨胀，局势混乱不堪。毛泽东虽然采取了命令解放军“三支两军”、号召大联合、停止串联等一系列措施，但未能奏效。这种骑虎难下的局面，很需要有一个表面上符合运动逻辑的举动，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人们的注意力，统一各方面的思想。当时已经别无良方，只有把刘少奇的性质再次升级。

作者: 南湾湖    时间: 2018-5-20 21:35
　1967年2月前后发生了谭震林、陈毅、叶剑英(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老革命家拍案而起，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激烈批评的所谓“二月逆流”事件。同时，所谓“向走资派夺权”的部署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干部群众的不满，受到了普遍的抵制。毛泽东既然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当然不能容忍这种种行为，于是认为运动遇到了“刘少奇代理人”的抵抗，“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现象”。这样，为了击退所谓的“复辟逆流”，为了通过“集中矛头、团结对敌”来克服派性，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全国性的动乱，就不得不一错再错，把刘少奇问题彻底端出来。

　　林彪、江青一伙在打倒刘少奇问题上起了极为卑劣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除了不断向毛泽东递送诬陷材料外，还利用各种机会煽风点火，在群众中制造打倒刘少奇的舆论，使之成为既成事实。

　　1966年12月18日下午，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在中南海西门单独召见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指使他发起打倒刘少奇的行动。果然，蒯大富回校后，立即筹备公开煽动“打倒刘少奇”的大规模行动，即所谓“12·25大行动”。12月25日，蒯大富率领5000余名造反派，在天安门广场召开“誓师大会”，又分五路到北京主要闹市区广播、演讲、散发传单，大量张贴“打倒刘少奇！”、“和刘、邓血战到底！”等大标语、大字报，并且醒目地贴上了天安门城楼。12月27日，北京各高等院校造反派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公然宣称“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段当权派，是中国现代修正主义的祖师爷、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一时间，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狂潮，强使群众接受“倒刘”现实。

　　与此同时，江青等人有意发动各方面的力量，制造“倒刘”舆论。

　　12月30日，江青、姚文元、王力、关锋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到清华大学，向组织“12·25大行动”的蒯大富表示“坚决支持”。

　　12月31日，江青单独召见刘少奇的女儿刘涛，拉拢说：“是毛伯伯和我对你好，还是刘少奇、王光美对你好？所以你要明白，要彻底跟刘少奇划清界线，要跟毛伯伯和我走，不要跟他们走。”在江青的策动下，刘涛写了大字报。

　　1967年1月4日，康生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把准备好的一卷刘少奇讲话材料交给蒯大富，叮嘱他“回去后要组织批判”。蒯大富接受任务后，几天内就组织人马贴出了一大批大字报。1月10日，康生在中央高级党校煽动说：“说刘少奇是全国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你们党校对全国的贡献。”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亲自出马，直接指使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去批斗刘少奇。从1967年1月1日起，刘少奇在住处接连受到围攻、揪斗。
作者: 南湾湖    时间: 2018-5-20 21:36
　1月6日，清华大学的造反派设下所谓“智擒王光美”的圈套，绑架了王光美(后在周恩来干预下释放)。

　　1月9日，谢富治在接见全国公、检、法系统赴京代表时，号召“全国政法战线立即行动起来，向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刘少奇、邓小平开火！”

　　由于江青一伙的策动，到1966年底、1967年初，“打倒刘少奇”的活动蔓延到全国，并且愈演愈烈。毫无根据地攻击、丑化刘少奇的行为到处出现，对此不但没有人出来制止，而且不容许人们提出任何相反意见。全国已经形成“打倒刘少奇”的舆论环境。

　　对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就在这种种复杂背景下开始了。

　　成立专案组

　　专案的本意是指需要专门处理的重要事件或案件。在“文化大革命”中，它被作为审查、打倒干部的一种最常用的方式，难以数计的干部被列为专案对象。红卫兵、造反派都可以擅自设立专案组，给他们要打倒的干部罗织种种罪名。其结果是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一大批干部遭受迫害。

　　“文化大革命”中在对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之前，先成立了“王光美专案组”。令人惊讶的是，对设立专案组审查刘少奇、王光美这样重大的问题，既没有正式的决议，也没有正式的书面文件。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众多怪事之一。现在，我们只能根据当时留下来的零星材料，结合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大致看出成立专案组的过程。

　　1966年冬，在极左思潮泛滥、“倒刘”气氛日浓的情况下，各地冒出了一些揭发刘少奇、王光美有“历史问题”的材料。在12月的一次中央碰头会上，议论了这些情况并提议组织班子进行审查。但当时刘少奇还是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因此不便直接设立审查刘少奇的专案组，决定先设立王光美专案组。大约在12月15日至18日之间。拟出了一个“王光美专案小组领导成员名单”。这份手写的、字迹潦草的“名单”侥幸保留了下来。它既没有标题，也没有日期，更没有注明是在什么会议上、由哪些人研究决定的。然而，就是这份无头无尾的“名单”，却是设立“王光美专案组”的依据。“名单”全文如下：

　　谢富治(组长)

　　江青 汪东兴

　　萧华

　　叶群

　　伯达(顾问)

　　据当事人回忆，“名单”中江青换成汪东兴，是江青出于某种原因自己提出来的。要陈伯达当顾问是林彪提议的。从字迹看，圈掉江青，添上汪东兴，是林彪的手迹，“伯达(顾问)”几个字则是陈伯达所写。这两处的字体和其余名字的字体不一样，显见是后来所作的增改。大概是为防止同别的材料搞混，保管的工作人员在“名单”的上方加了“王光美专案小组领导成员名单1966.12.18.富治同志交来”几个字。
作者: 南湾湖    时间: 2018-5-20 21:36
“领导小组”确定后，从军委办公厅、公安部等单位抽调了四名工作人员。1966年12月18日晚，由谢富治(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汪东兴(当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主持，在中南海西楼的一个小会议室里，召集抽调来的人员开会，正式成立专案组。当时宣布“名称暂叫中央办公厅丙组”，指定军委办公厅的一位秘书处长负责。

　　会上，谢富治拿出上面介绍的那份“王光美专案小组领导成员名单”，交给专案组一位工作人员，要他们好好保存。

　　1967年3月，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恶性发展，刘少奇问题明显升级，毛泽东似乎也改变了原来的态度。3月9日、10日，陈伯达、康生在部队军以上干部会上讲话，点名对刘少奇从历史到现实进行了系统的批判。3月21日下午7时30分，毛泽东、林彪等部分中央政治局常委接见与会人员后，留下来议论一些问题。议论中对有人提到“刘耀祖案中涉及刘少奇在1927年叛党嫌疑问题”作了研究，决定把这方面的材料交“丙组专案办公室”即“王光美专案小组”的办事机构“调查研究”。据戚本禹回忆，这项工作当时指定由康生分管，议论时没有记录，后来也没有形成文件或会议记录。康生似乎对这种方式有点心虚，而这件事又归他管，所以事后他特地让工作人员写了一份备案性质的简短材料。这份材料中记载有：“共同研究之后，决定：”“关于刘少奇1925年在长沙被捕、1927年叛党嫌疑及1929年在沈阳被捕等材料，交丙组专案办公室调查研究。”康生亲笔在这份材料的下面注了一行字：“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五日林彪、恩来、伯达、康生都看过。”

　　这份既无抬头又无落款的很不正规的材料，就成了对国家主席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的依据。

　　据参加过“刘少奇专案”工作的肖孟回忆：1967年夏，有一次肖孟问康生，设立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有没有文字的指示？康生说，毛主席在西郊机场接见红卫兵时他曾汇报过，并写过一个备忘录交给了中央办公厅负责人。

　　现在分析，康生所说的“备忘录”就是这份书面材料。

　　需要指出的是，这份书面材料表明，当时只是决定把有关材料“交丙组专案办公室调查研究”，并没有说要成立刘少奇的专案组。但康生、江青等人在后来的实际操作中却设立了一个相当庞大的“刘少奇专案组”。

　　刘少奇当时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凭这样一纸不伦不类的所谓“备忘录”，就对一位经过中共中央全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高级领导人立案审查，充分说明“文化大革命”中法制的破坏是何等严重！庄严的党章、宪法已成了一纸空文。

　　这个专案组的名称很混乱。1966年12月刚成立时叫“王光美专案小组”，对外叫“中央办公厅丙组”。1967年3月康生在那份“备忘录”中又把它叫做“丙组专案办公室”。1967年5月中旬，谢富治向“丙组”人员宣布：“丙组”改为“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对外叫“五○四组”，组织上归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领导。在该专案组的内部文件中，也是几种名称混用，有时单独用“王光美专案组”或“刘少奇专案组”，有时用“刘、王组”。
作者: 南湾湖    时间: 2018-5-20 21:37
这个专案组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定案后继续存在，大约到1973年6月以后才结束使命。这过程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虽然专案审查刘少奇从1967年3月就已正式开始，5月以后进展加速，但一直到1968年4月中旬以前，关于刘少奇案情的各种请示报告和对外联系工作仍用“王光美专案组”名义，1968年4月下旬起才用“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名义。这可能也是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心虚的一种反映。

　　专案的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变动更大。1966年12月刚成立的领导成员中有萧华(当时任总政治部主任)，不久萧华遭到诬陷迫害，当然也就不可能再参与此事。1967年9月11日，谢富治亲笔写了一个便条：“王光美专案成员于下：江青、谢富治、戚本禹、汪东兴、叶群组成王光美专案小组。请总理、伯达、康生同志批。原来的萧华同志不再参加了。”

　　这时的“王光美专案小组”，实际上已经是“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谢富治再次被任命为组长。当时戚本禹还被任命为副组长，过了没多久，他也被揪出打倒。

　　究竟有多少人参加了“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的工作，现在已经难以准确统计。专案组的组织机构几经改组、扩充，工作人员也就不断调整、增加。1966年12月刚成立“王光美专案小组”时，只有几名工作人员，以后陆续增加到数十人。工作人员中有相当一部分只参与了某一项工作或一段时间的工作，经常有人调进调出。有一个时期还在专案组之外成立了若干个“外围组”，担负一些次要工作。至于从一些省、市、地方部队、红卫兵组织中抽调人员配合工作或参与局部工作的，那就更多了。例如：集中关押该案嫌疑犯的北京第二监狱，一次就从军队借调了100多名干部做审讯工作。为查所谓“1929年刘少奇在沈阳自首叛变”的证据，仅沈阳一地就组织了400人的“彻查队伍”查阅敌伪档案。

　　专案人员中有些人因不被信任而调出或清除出专案组，有的甚至被关押坐牢。1967年11月，谢富治等下令将公安部调来的人全部撤出，另从军队调来一批干部取而代之。曾担任专案具体负责人的肖孟，被江青点名批评为“右倾”，于1967年11月被逮捕入狱。

　　尽管专案人员有很大变动，但这项工作一直处于江青、康生的操纵之下。前台的直接负责人则主要是谢富治。

　　1968年2月22日，谢富治在专案组的一份报告上批道：“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6月27日下午，谢富治又向专案组人员谈了这一问题。当时一位专案人员的笔记本上就记载着谢富治这样的指示：“今后，应当原原本本的向江青同志报告，并要把犯人的原件供词送上。”“要有组织观念，脑子里要有个江青同志，重大事情要请示江青同志，有利于把案子搞好，有利于把叛徒抓完，有利于把文化大革命搞好。”据戚本禹回忆，中央常委要康生分工负责刘少奇一案，说：“主席把这样重要的工作委之于康生，康生很高兴。那时陈伯达与康生闹矛盾，把康生的夫人从中央文革办公室挤走了。康生情绪一度不太好。主席委托他这项重要任务以后，他的情绪又好起来。”

　　整个专案工作过程受江青、康生、谢富治这三个人操纵和直接指挥的痕迹是非常明显的。要事都要向他们直接汇报，专案材料和工作报告都要首先经过他们之手才能上报或作进一步处理。他们还不断地划框框、定调子，然后要专案组搜集材料。稍不如他们的意，轻者批评、整顿，重者调离、关押，一直到按他们的旨意行事，达到他们的要求为止。

　　江青一伙不择手段制造伪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对刘少奇一案进行了复查。结果证明，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主持下搞出来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没有一项指控是符合事实的。他们采取弄虚作假、断章取义、逼供信等恶劣手段，拼凑材料，伪造证据，报送中央和毛泽东，欺骗全党和全国人民。

　　伪证为什么能够制造出来？原因很复杂，主要是林彪、江青一伙的有意迫害，而“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路线，则为他们的非法活动提供了条件。到1966年底，“打倒刘少奇”的行动已经从北京蔓延到全国。12月，北京地区一些老红卫兵，因为刘少奇鸣不平，被“中央文革”下令抓了起来。
作者: 南湾湖    时间: 2018-5-20 21:46
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陶铸，也因为有过一些保护刘少奇、邓小平的言论，被打成“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于1967年1月被突然打倒。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从普通群众到高级干部，只准说刘少奇坏，不准说刘少奇好。同时，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局势下，社会秩序一片混乱，法制破坏殆尽，使江青、康生之流得以为所欲为，以售其奸。

　　伪证是怎样制造出来的？现在看来，直接的手段主要是刑讯逼供、弄虚作假，间接的手段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

　　(1)先定性，后罗织罪名。1966年12月下旬，在尚未对刘少奇作任何审查的情况下，江青一伙就宣称刘少奇是打倒对象，鼓动造反派采取“倒刘”行动。12月31日江青在同刘少奇女儿刘涛谈话中说：“你要知道刘少奇的问题早就定了，现在不解决，是因为怕全国人民转不过弯来。”到了1967年，根据一些揭发材料成立了刘少奇的专案组，但还没有来得及进行调查核实，江青、康生等人却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中，提到刘少奇时总要毫无根据地冠以“反革命”、“大叛徒”等帽子。1967年4月1日公开发表的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更以权威的口吻宣称：“你(指刘少奇)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8月4日康生对专案组人员说：“刘、邓、彭、罗、陆、杨等是老干部、是老革命吗？他们是一贯的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叛徒、老反革命。”谢富治曾对专案组工作人员说：“对刘、邓、陶要作拼死的斗争，坚决打倒。办案就是伟大的革命，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在一段时间里，专案组费尽力气仍未找到能说明刘少奇所谓“自首叛变”的证据。江青对此大为恼火，1968年3月13日在专案组会议上说：“我觉得你们现在主要是思想不解放，右倾保守，要解放一下思想嘛！”她武断地说：“刘少奇是个大叛徒、大内奸、大特务，小将整理的材料，比你们整理的好。你们现在的材料有进展，但有好多东西没有超过红卫兵的材料。”

　　(2)对办案人员威逼利诱。江青、康生等人对抽调来参加专案组工作的人员，用又打又拉的手段不断施加压力，严密控制。平时，他们一再强调专案对象都是敌人，对这些人要狠。1967年10月23日，谢富治在中央专案小组办公室会议上说：“所有列入专案的，都是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要同这些人作坚决的不可调和的斗争，绝不能施仁政，不能妥协。”康生说：“现在打的是尖锐的隐蔽的国共战争，没有坚强的阶级(立场)，专案是搞不好的。”康生还假惺惺地对办案人员说：“你们的前途很伟大，不要骄傲，你们是中央信任的干部。一个同志为党中央所信任，所依靠，比什么级别都重要。”“你们填干部履历表，填上哪年哪月在中央搞专案，比提级还光荣。”江青也多次吹捧“搞专案的同志是无名英雄”、“是毛主席的好战士”。但当办案人员稍有不慎，或有不同意见，轻者被他们斥为“右倾”，重则逮捕入狱，有的受到处分或被送回原单位批斗。“刘、王专案组”的领导成员换了三次，有两个人被关进监狱。

　　1968年3月13日江青在八个专案组会议上批评“刘、王专案组”说：“有个案子我很不满意。王世英说他半身不遂，还能全家去照像，摔了一跤，也没有死。你们右顾，不要嫌我说话尖锐，王世英是怎么回事？我看肖孟对他就是有包庇。”6月27日，谢富治专门召集专案组开会，批评专案组向江青请示汇报不够，其中说：“你们老犯错误，老不转变，怎么行呢？是否仍按肖孟的胆大包天办事？”肖孟曾是专案组的负责人之一，后来被关进秦城监狱5年。1979年12月他在回忆中说：“他们不断给专案施加压力，反右倾。在调查、看材料中，如实反映某些情况时，就以客观主义、扩散专案材料等罪名，停止专案人员工作，查封档案材料，有的被赶出专案组，甚至被关起来。搞专案的人思想负担很重，精神压力很大。在我被关进秦城监狱后，甚至有这种想法，宁肯坐牢，也比按那些人的旨意味着良心办事为好，倒感觉自慰一些。”

　　(3)剥夺被审查人申诉、申辩的权利。无论是刘少奇、王光美本人，还是那些牵连进来的审查对象，都没有机会也不准诈为自己申诉、申辩。在专案组存在的3年时间里，从未同刘少奇、王光美接触过，一次也没有听取过他们的表述。据专案组负责人肖孟回忆：“专案组曾向江青、康生、谢富治等提出这个问题，但他们拒不同意专案组和刘少奇同志见面和接触。这一方面说明专案组的人不信任，另外，怕露出破绽，甚至怕专案组受影响而不能按着他们的指令办事。”

　　对其他受到牵连的人和所谓“嫌疑”人员，一旦被列为审查对象，就只能交代问题，不准申辩和上诉。这些人只要一申辩，便被斥为“不老实”、“翻案”、“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受到更加严厉的批斗。审讯时对为自己辩护的供词，不写入审讯记录，不准写书面材料，即使写了也被扣压，不让办案人员上报和转送。有时办案人员反映一点这方面的情况，就要被扣上“右倾”、“为某某人翻案”的罪名。
作者: 南湾湖    时间: 2018-5-20 22:20
标题: 你知道周恩来“文革”中为何不保刘少奇
自1967年3月起，刘少奇的问题似乎明显升级，毛泽东好像也改变了原来的态度。
        1967年3月9日、10日两天，在北京召开的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陈伯达、康生点名对刘少奇从历史到现实进行颠倒是非的诬蔑，旨在打倒刘少奇的问题上打通全军高级干部的思想。10天以后，在一次有毛泽东、林彪等参加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正式决定将运动中揭发刘少奇的所谓“历史问题”的材料交“王光美专案组”调查，指定由康生分管这件事。此后，刘少奇完全落入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魔掌。谢富治是刘少奇专案组的组长，康生是政治局常委中分管刘少奇专案的，江青虽没有头衔，但却是抓刘少奇专案的“主帅”。应当说，对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在当时的环境下做到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但是，就像他保贺龙那样，后来他也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1967年3月21日，周恩来接见财贸系统的造反派，当造反派指责周恩来在对待老干部的问题上与中央文革的口径不一样时，周恩来说了这么一句话：“毛主席没决定，当然要负责保护。”这句话，很能反映周恩来在“文革”中保护干部方面所处的艰难处境和所采取的斗争策略。只要毛泽东没有决定要打倒，周恩来就会想方设法以毛泽东的支持来挡住林彪、江青一伙射向老干部的枪弹，保护老干部。


         对刘少奇，毛泽东本来并没有“彻底打倒”的意思。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他还肯定了刘少奇写出的《在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的检讨提纲(草案)》，他在上面批道：“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并且，毛泽东还提出过开九大时要选刘少奇、邓小平当中央委员。后来，江青、康生一伙不断向毛泽东提供有关刘少奇所谓“历史问题”的假材料，毛泽东的认识和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想保刘少奇也保不住。


        在刘少奇的问题上，许多学者都谈及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通过关于刘少奇的决定时唯一没有举手的陈少敏。首先要肯定，在当时的那种历史氛围中，陈少敏的这种勇气确是难能可贵。陈少敏不举手，表示不同意中央关于刘少奇的决定，从直接效果上来说，她这一票也改变不了刘少奇当时的命运，事实也确是如此。周恩来当时要这样做(不仅仅是投票时，包括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其直接效果也不外乎如此，根本不可能改变刘少奇的命运。试想，在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如日中天之时，加上毛泽东的偏听，从组织原则上来说周恩来的反对票也是处于绝对的少数。但是，由不举手这一举动所引起的政治后果就大不一样了。以陈少敏当时的身份和地位，她公然表示不同意打倒刘少奇，所带来的后果可能是自己受到更严酷的政治打击和迫害，对当时的中国政坛产生不了什么大的影响。如果周恩来也这样做，由于他所处的位置，其政治后果就不仅仅是导致他自己下台的问题，更关键的是将会对当时的中国政坛产生一系列的举足轻重的连锁反应，整个中国的政治和权力格局将发生于党、于国、于民十分不利的大裂变：那就是周恩来被彻底打倒失去合法的斗争权力，中国政坛将会沦为林彪、江青一伙的天下。

       需要指出的是，在对刘少奇的错误处理上，周恩来的内心是十分痛苦的。新近出版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周恩来年谱》(1949—1976)公布了这样两条材料：1969年3月11日，正是九大召开前夕，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讨论九大的政治报告。毛泽东说：报告中可以不提邓小平，但要提刘少奇。第二天，邓颖超给周恩来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你要紧跟毛主席，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对事对人要放眼量，力戒急躁和激动，力争保持你的身体情况能坚持工作。因昨日蒲老(作者按：指为周恩来看病的著名老中医蒲辅周)告我，望你应戒着急和激动，以免影响心脏波动。”

        细心琢磨这两条材料，不难看出它们的内在联系。周恩来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时候情绪激动？恐怕是与对刘少奇的处理有点关系。对刘少奇的处理，在1968年10月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已经通过了由江青、康生、谢富治等凭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宣布“把刘少奇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但那毕竟还是在党的中央会议上。如果要在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公开提刘少奇的所谓“罪行”，那就等于将党中央对刘少奇的错误处理公之于世了。因为九大的政治报告要向全国、全世界发布。这一做法，周恩来是有看法的。

        后来，在张春桥等起草、林彪所做的九大政治报告中，一开始就点出：文化大革命“这个伟大的革命风暴，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揭露了以刘少奇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赞同打倒刘少奇，对周恩来个人来说，无疑又是一次痛苦的违心之举，但对党和国家的江山社稷来说，确又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作者: 南湾湖    时间: 2018-5-21 13:39
标题: 头脑发热就狂言出口，所以许多问题都是后人否定的依据
文革中很多都是头脑发热就狂言出口，所以许多问题都是后人否定的依据：
      1967年3月，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恶性发展，刘少奇问题明显升级，毛泽东似乎也改变了原来的态度。3月9日、10日，陈伯达、康生在部队军以上干部会上讲话，点名对刘少奇从历史到现实进行了系统的批判。3月21日下午7时30分，毛泽东、林彪等部分中央政治局常委接见与会人员后，留下来议论一些问题。议论中对有人提到“刘耀祖案中涉及刘少奇在1927年叛党嫌疑问题”作了研究，决定把这方面的材料交“丙组专案办公室”即“王光美专案小组”的办事机构“调查研究”。据戚本禹回忆，这项工作当时指定由康生分管，议论时没有记录，后来也没有形成文件或会议记录。康生似乎对这种方式有点心虚，而这件事又归他管，所以事后他特地让工作人员写了一份备案性质的简短材料。这份材料中记载有：“共同研究之后，决定：”“关于刘少奇1925年在长沙被捕、1927年叛党嫌疑及1929年在沈阳被捕等材料，交丙组专案办公室调查研究。”康生亲笔在这份材料的下面注了一行字：“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五日林彪、恩来、伯达、康生都看过。”

　　这份既无抬头又无落款的很不正规的材料，就成了对国家主席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的依据。

　　据参加过“刘少奇专案”工作的肖孟回忆：1967年夏，有一次肖孟问康生，设立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有没有文字的指示？康生说，毛主席在西郊机场接见红卫兵时他曾汇报过，并写过一个备忘录交给了中央办公厅负责人。

　　现在分析，康生所说的“备忘录”就是这份书面材料。

　　需要指出的是，这份书面材料表明，当时只是决定把有关材料“交丙组专案办公室调查研究”，并没有说要成立刘少奇的专案组。但康生、江青等人在后来的实际操作中却设立了一个相当庞大的“刘少奇专案组”。

　　刘少奇当时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凭这样一纸不伦不类的所谓“备忘录”，就对一位经过中共中央全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高级领导人立案审查，充分说明“文化大革命”中法制的破坏是何等严重！庄严的党章、宪法已成了一纸空文。
作者: 马楚生    时间: 2018-5-23 08:26
”赞同打倒刘少奇，对周恩来个人来说，无疑又是一次痛苦的违心之举，但对党和国家的江山社稷来说，确又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违心之举？是作者的猜测还是造谣？拿出靠想象编剧出的东西能当这证据？
作者: 南湾湖    时间: 2018-5-25 22:44
对刘少奇，毛泽东本来并没有“彻底打倒”的意思。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他还肯定了刘少奇写出的《在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的检讨提纲(草案)》，他在上面批道：“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并且，毛泽东还提出过开九大时要选刘少奇、邓小平当中央委员。

　　后来，江青、康生一伙不断向毛泽东提供有关刘少奇所谓“历史问题”的假材料，毛泽东的认识和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想保刘少奇也保不住。

　　在刘少奇的问题上，许多学者都谈及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通过关于刘少奇的决定时唯一没有举手的陈少敏。首先要肯定，在当时的那种历史氛围中，陈少敏的这种勇气确是难能可贵。

　　然后，我们不妨作些冷静的比较。

　　陈少敏不举手，表示不同意中央关于刘少奇的决定，从直接效果上来说，她这一票也改变不了刘少奇当时的命运，事实也确是如此。周恩来当时要这样做(不仅仅是投票时，包括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其直接效果也不外乎如此，根本不可能改变刘少奇的命运。试想，在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如日中天之时，加上毛泽东的偏听，从组织原则上来说周恩来的反对票也是处于绝对的少数。但是，由不举手这一举动所引起的政治后果就大不一样了。以陈少敏当时的身份和地位，她公然表示不同意打倒刘少奇，所带来的后果可能是自己受到更严酷的政治打击和迫害，对当时的中国政坛产生不了什么大的影响。如果周恩来也这样做，由于他所处的位置，其政治后果就不仅仅是导致他自己下台的问题，更关键的是将会对当时的中国政坛产生一系列的举足轻重的连锁反应，整个中国的政治和权力格局将发生于党、于国、于民十分不利的大裂变：那就是周恩来被彻底打倒失去合法的斗争权力，中国政坛将会沦为林彪、江青一伙的天下。

　　需要指出的是，在对刘少奇的错误处理上，周恩来的内心是十分痛苦的。新近出版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周恩来年谱》(1949—1976)公布了这样两条材料：1969年3月11日，正是九大召开前夕，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讨论九大的政治报告。毛泽东说：报告中可以不提邓小平，但要提刘少奇。

　　第二天，邓颖超给周恩来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你要紧跟毛主席，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对事对人要放眼量，力戒急躁和激动，力争保持你的身体情况能坚持工作。因昨日蒲老(作者按：指为周恩来看病的著名老中医蒲辅周)告我，望你应戒着急和激动，以免影响心脏波动。”

　　细心琢磨这两条材料，不难看出它们的内在联系。周恩来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时候情绪激动？恐怕是与对刘少奇的处理有点关系。
作者: 南湾湖    时间: 2018-6-10 13:10
毛主席对干字说得很形象，他进行文革的目的还是让老百姓过好日子，但是：中国的文字很有道理，“饭”字缺了“食”就剩下了“反”字。如果老百姓没有饭吃，就要起来造反的，民以食为天嘛。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我们经济形势的好坏，依农业形势的好坏而转移。
作者: 南湾湖    时间: 2018-6-10 13:14
“饭”丢了“食”任何政治就会失民心。正如毛主席批评的：“小组(指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以来，没有一次提出要我主持开会。去年六月以来，代替了书记处，也是独立王国。骂别人独立王国，自己独断独行，否认政治局常委存在……文化大革命，闹一二年，总要停顿。现在有打倒一切的风气。干部统统打倒，怎么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把工人、学生提上来，掌握了权，没有经验，几个月就变了，很不稳定。”空洞斗来斗去政治，失去了“食”，缺少了“干”所以大多数百姓对文革不积极，失败就是个时间问题了。习主席就在干字下功夫，精准扶贫实现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得民心于天下。
作者: 南湾湖    时间: 2018-7-17 23:19
      江青、康生一伙不断向毛泽东提供有关刘少奇所谓“历史问题”的假材料，毛泽东的认识和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想保刘少奇也保不住，只能因势利导。
       文化革命毛主席原本意思，是要教训那些忘掉共产党初心的老干部们，不要搞官僚主义，要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道路。毛主席没有打算在肉体上惩罚任何一个干部，江青这些人搞花架子，为了自己的野心把文革引入歧途。
作者: 南湾湖    时间: 2018-7-22 10:13
标题: 实话实说：悼小鲁：人正不怕影子歪
       推荐者按：“历史就是历史，历史 可能因为非当事者的不了解而被错误理解，更会被一些小人去夸大扭曲，但当事人 的说明可以证明历史的事实，包括“西纠”与其他红卫兵的不同之处和被歪曲之处。问题是，如今说起文革和红卫兵就好像只有“西纠”，为什么对当年周总理的企图 和江青为什么反对“西纠”这些历史事实却不好好想想，对那些对国家和民族造成 万劫不复的真正罪犯和黑手们却等闲视之呢？”我们学生觉得说得很对。
       去年（2017）初夏回到北京，约小鲁一聚，他欣然应允。6 月 1 日那天他和往常一样，穿着老式的白衬衣，斜挎着一个普通的深蓝色的挎包，骑着老式的28 寸永久牌自行车来到东长安街某写字楼，自行车往路别一锁，快步流星地进了大楼。他那似乎永远是笑脸的面容，多少年没有变。
好多年不见了，虽然小鲁的头发白了许多，他的神情还是那么乐观。我悄悄 对身边的老宋说，“听好多人说了，小鲁总是骑辆破车参加朋友聚会，他可真有一种‘老农’本色啊！”。于是，就有了下面这张在大厅里的合影。那天在走廊大厅里 遇到了一群戴着红领巾的孩子，我们这才意识到当天是六一儿童节。小鲁风趣地说，“咱们今天聚会是过儿童节了”！


寒暄之后，快人快语的他自然地转入了忧国忧民的话题，尽管这些年他经历了这么许多，舆论时常把他推向风口浪尖，当时安邦的事情正在发酵，自然也提到安邦事发的一些原委，小鲁非常坦然对待， 因为他从来都是人正不怕影子歪。
朋友在第一时间转来小惠通报小鲁不幸突发心脏病离世的消息，十分震惊和悲痛。不知道他怎么会在有心脏病多年的情况下还那么大意，太替他惋惜！
听说小鲁有心脏病已经有十多年了。记得是在十多年前在北京希尔顿饭店偶遇罗点点，她当时的办公室就在饭店后面的东方大厦写字楼。点点见面十分热情高兴，说有几年不见了，前些日子小鲁 60 大寿，几个朋友在家聚会，大家还回忆咱们标准国际公司成立时的一些“老人”，其中小鲁还一一提起包括我的名字。我问点点小鲁近况，点点说他身体不太好，患有心脏病，当时我是大吃一惊。一晃这又是十多年了。
这些年没少见网络世界里对小鲁的流言蜚语，对他许多无中生有的造事成为坊间的新闻，什么文革中“打砸抢”的红卫兵“西纠”头头，“中国首富”和“安邦的实际控制人”等等。他率先向在文革中的母校老师道歉和主张反思文革，赢得了老师和同学们以及社会上的高度评价，而总有一些不怀好心的文革余孽和不明事理的说他“作秀”，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也时不时跟着起哄。十／八／大之前他发表致十／八／大／党／代表的公开信，信的内容其实很简单，就是以一个老党员的身份呼吁当选的党代表们自己带头公布财产，就是这样阳光正义的言论最终也未能发表。他也曾经接受过一些媒体的采访，《陈小鲁回忆录》也出版了，在朋友圈里还能时不时听见小鲁的时评和见解，更多的人开始认同他的政治理念，也总希望多多听到他对形势的看法。一面是，反对反思文革和反对改革的一些势力不断对小鲁的妖魔化；另一面是，小鲁的感召力，个人魅力和威望丝毫不减。
看到到处流传的网络谣言，深感谣言杀人，造谣者可恶！一直想为小鲁说几句公道话，因为认识小鲁的人都知道他是光明磊落不计较的人。有两件事情过去一直在心头没有公开说出来，几次和朋友谈及想在网络发声，替小鲁澄清，有朋友劝说，网络浑浊，如今中国是人心涣散，没有信仰，媒体和公权力都在腐败，说实话已经没有人听了，中国的舆论场成了说不清理还乱的地方，整个社会少有共识，随它去吧。
如今斯人已去，死者为大，此时不为死者讨回公道，还死者清白，更待何时！ 下面就说说我所了解的 2 件事。
一件事情是关于小鲁，标准国际公司和“广深铁路”上市。外界有人断章取义，把小鲁接受采访时谈及在“广深铁路”上市项目做咨询服务的收入拿来大做文章，渲染那是小鲁的“第一桶金”，赚钱“得来全不费功夫”，还有说的更难听的“上下嘴皮一动，陈公子 60 万元就得手”，云云。这类写手连屁都不懂，凭主观臆断就可以对他不满意的人和事口喷狗屎，实在卑鄙。
而事实是什么呢？1992-93 年期间，小鲁从海南亚龙湾项目回京后，与朋友共同创办了“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咨询公司”，小鲁是董事长，何迪出任总经理，我挂了一个总经理助理，与小鲁共事了一段时间。“广深铁路”上市项目是我们当年参与作为财务顾问的不多的几个上市项目之一。90 年代初中国股市问世不久，企业经营发展普遍都有资金困扰，上市也是困难重重，每一个企业上市都不是一年半载就可以实现的，企业也缺乏经验需要指导，这个过程是费时耗神的。军人出身的小鲁其实没有多少商场经验，更重要的是，他根本就没有“商人习气”，对于上门或者公司开发的项目，他从来没有“要价”和“讨价还价”的概念和习惯，对中外客商有求必应。不管是朋友介绍来的项目和客户，还是主动登门的，他从来都是倾力相助，时常连条件都没有提出或者谈定，就替客户忙上了。我参加过几次与客户的谈判，对于小鲁从不主动提条件就开始为客户出主意和提门道，甚至开始安排协助，感到他太好说话，“真正的商人的不是”。其实，这恰恰反映了小鲁为人的一面，是他诚恳待人的体现。“广深铁路”上市项目可以说是典型的一例，如果按照这个项目上市的规模，要是在国外公司上市提供财务顾问服务的收费标准，标准国际公司本应收取更多的财务顾问和咨询服务费用。而小鲁没有也从来没有“狮子大开口”，而是人家给多少就多少。可以负责任地说，在“广深铁路”上市项目的收入不仅很低，低的离谱，而且没有一分钱进了小鲁的个人腰包。标准国际的起步业务也不是“广深铁路”，张口就来说这是小鲁的“第一桶金”也是一派胡言！
90 年代初外国投行观望多年后尤其是在 89 后，对进入中国举棋不定，许多来咨询了解中国的政策走向和市场准入，小鲁领导下的标准国际做了大量招商引资的事情，为企业搭桥，外国投行开始纷纷在北京设立代表处，他们派来所雇用的中国留学生对中国情况不甚了解，都靠标准国际指点，这些得益于小鲁和标准国际的“关系”还真没有给小鲁和标准国际什么报答。据我所知，“不贪，不计个人利益” 和“热情相助”，是所有认识小鲁，与他有过交往的人对他的人品的一致评价！有 人拿标准国际说事抹黑小鲁，还真捞不到什么“稻草”。
第二件事情是关于“西纠”。我没参加过“西纠”，当年也没有参加过首都红卫兵，无“派性”可言。但今天我应该把我父亲作为当年周总理派到北京成立“红卫兵联络站”的小组成员中的一员，可以说是“西纠”的见证人之一告诉过我的话，也来说一说。
1966 年文革爆发，北京市委先于瘫痪，红卫兵运动兴起，北京市即各区委办的领导也都靠边站了。周总理派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的雍文涛到北京工作，并选带一些人进驻北京成立了“北京市红卫兵联络站”，当时下设东城区和西城区两个站，我父亲被派到了西城区负责联络站的工作，后任卫戍区司令员的李钟玄（曾任总参情报部副部长，北京军区副司令）是军人出任“红卫兵西城区联络站”主任， 我父亲出任副主任。西城区是中南海及中央、国务院主要机关所在地，也是许多中 央和各部委领导人的居住地。文革一开始后，中央各部委也基本瘫痪了，北京市改 组了，许多工作都由中央调集的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在承担。
西城区是四中，八中，师大附中等许多重点学校的所在地，红卫兵“破四旧”，抄家游行批斗集会来势汹涌，事件不断。父亲到了西城区后就是“救火队”， 主要精力不得不投入到做学校即红卫兵的工作，颇于奔命，与红卫兵有很多接触， 其中按我父亲的回忆主要有四中等学校的孔丹、董良翮、黄小珍、何迪，江东生、 还有秦晓，陈小鲁等人，他们也时常到“联络站”来。父亲在他写的《征程回忆》 的回忆录中主要提及了“西纠”的这些主要“头面人物”。
红卫兵运动造成了很大的社会混乱，父亲得知，受周总理“旨意”由时任总理秘书和国务院副秘书长的孔丹的母亲转达意思，孔丹和董良翮这些人开始筹划成立“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1966 年还没有“军管”一说，成立“西纠”无非是一种“以夷制夷”的策略，用红卫兵中的一部分阻止另一些红卫兵的胡作非为，成立“西纠”就要按照周总理的意思把社会秩序给维持起来，防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西纠”成立了需要搞宣传，要到处贴布告，发传单，发“西纠”通告、通令之类的广而告之，需要买油印机、油墨、纸张、浆糊之类的。于是，“西纠”的何迪，董良翮等就来找我父亲，我父亲从当时在中办的老战友那里也听到了“西纠”有中 央背后支持的消息，于是就给“西纠”批了一点经费，其实也不过就是几百块钱购 买宣传用品，支持他们把学校、街道和胡同里的秩序维护起来，防止继续“打砸抢” 乱批斗乃至人命事件的发生。
“西纠”要推动“正常秩序”当然受到了其它一些红卫兵和机关造反派的不 满，有人向中央文革小组告密，说我父亲为“西纠”提供经费，与“西纠头面人物”有往来。1966 年 11 月中旬，东郊工人体育馆开大会，中央领导人周恩来总理，陶铸副总理都到场。康生向红卫兵讲了他出访阿尔巴尼亚情况后，江青突然站起来， 叫在场的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北京市委书记雍文涛，两位领导同志站起来，指责 他们支持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对他们搞突然袭击，要他们做检查，我父亲当时在 场，听了不寒而栗。江青“中央文革小组”从来都是这样高突然袭击，还派来人调 查，并且由这些幕后黑手操纵一部分造反派在西城区开始张贴“揪出西纠后台王XX”的大字报和成立“揪王联络站”。这个“揪王联络站”成了在中南海之外西单一带“揪刘少奇联络站”之后的搞集会静坐的 2 个“联络站”之一。父亲在一段时间里不得不东躲西藏，在卫戍区和“支左”解放军的保护下工作和生活，有家都不敢回。
父亲在 2003 年开始写回忆录，其中专门写了这一段历史和经历。我帮助父亲整理书稿出版，特地问过父亲，那时“西纠”成立的背景和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父亲的回答是明确的。他那时负责西城区的事情，是第一线的见证人，他说“西纠” 不是搞“打砸抢”的红卫兵，恰恰是因为红卫兵“破四旧”乱批斗过了头才应运而 生的，而且是总理的意思，他们不是干坏事的。
红卫兵的造反运动是毛泽东鼓励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 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文革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文化浩劫和人道灾难。屁股总是要有人擦的。如果说当年红卫兵运动给社会和无数人带来了灾难，那么在 这场灾难中一直试图以各种方式去修正和阻止这场灾难的最大人物就是周总理，而 周总理就试图用“西纠”去阻止灾难的扩大和延伸。
50 多年过去了，当人们回顾文革历史和红卫兵运动时，受害者，加害者有很多都成为了一体，许多事情的真相随着当事人的离去而混淆不清，加上在那个年代，红卫兵中许多是未成年的学生，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红卫兵运动即是有组织的，也是无组织性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是他们的“哲学”，几个人弄一拨就可以到处胡作非为，谁都可以组织“战斗队”印个红卫兵袖标，冒牌私印“西纠”的红袖标去干坏事也毫不奇怪。战战兢兢的受害人见到红卫兵都害怕，有些人当时没有搞清楚其他红卫兵和“西纠”的区别也完全可能。我父亲作为 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老党员、老八路、他本人在文革期间也被打成过“走资派”， 挨过斗被游过街，被搞喷气式站台示众。父亲从不说假话，而且还记忆力超强，他 所亲历过的联络红卫兵的工作，他亲口告诉我的不会错。我想如果由红卫兵自己， 由“西纠”自己的人来辩护必然是缺乏说服力的，尤其象在风口浪尖上的小鲁。
我不指望通过我父亲的说法来改变一些人的看法，但是历史就是历史，历史 可能因为非当事者的不了解而被错误理解，更会被一些小人去夸大扭曲，但当事人 的说明可以证明历史的事实，包括“西纠”与其他红卫兵的不同之处和被歪曲之处。问题是，如今说起文革和红卫兵就好像只有“西纠”，为什么对当年周总理的企图 和江青为什么反对“西纠”这些历史事实却不好好想想，对那些对国家和民族造成 万劫不复的真正罪犯和黑手们却等闲视之呢？
其实，如何正确评价“西纠”不重要，重要的是对文革不能不反思。文革不能彻底清算，中国就不能走出社会撕裂和实现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这也是小鲁这些年来希望以自己的行动来推动的事情。
小鲁走了，他走的真不是时候！众多朋友都不敢相信小鲁的突然离去，深感惋惜。既然走了，我希望他的走可以把这些对历史对一些人物的歪曲也带走，让历史还他一个清白，让不实之词在阳光下无处躲藏！
安息吧，小鲁！
王新民
2018-03-02 写于 Vegas。
作者: 南湾湖    时间: 2018-8-19 20:58
我个人的错误是，北大我一个人也没有保。但是我也没有指示学生去批斗某一个人，去搞某一个人。它(“文革”)是一场灾难，但是这场灾难也教育了人民。

——— 聂元梓

聂元梓最近又赶着写了几份材料，寄了出去。这些材料散落在她的书桌上，表达出她20多年来一贯的坚持。

“文革”初期的北京高校“五大领袖”之首、因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而名声大噪的聂元梓是“文革”史中难以跳跃过的角色。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1968年她就在“文革”的派系斗争中失去人身自由，接受劳动改造。“文革”结束后，1983年，聂元梓被以“反革命煽动罪、诬告陷害罪”正式判刑17年，并于1986年10月16日获得假释。

在监狱中，聂元梓拒穿囚衣，她一直认为自己无罪。18年失去人身自由的日子，让她彻骨难忘“经历过这样多风雨的人，再坚强也都会有自杀的念头。”但她活了下来。

假释后，依据国一办司字133号文件精神和北京市劳改局的通知规定，她不断表示希望回到原单位北京大学，但一直没有获得回音。至于摘掉“反革命”帽子的平反诉求，更如石沉大海。

刚出狱的时候，聂元梓生活困苦，“到处流浪，住在学生、亲戚家，所有关系都住过了。都是社会上认识或不认识的人给我钱，才活下来。”这之后，她曾有过一段从商的经历，但并未因此致富。

1998年，北京市民政局给她每个月600元钱的救济款(现在涨到2600元)，次年，她又获得了医保。2006年4月，她住进北京市民政局免费借助的楼房内。

出生于1921年的聂元梓是个老革命，17岁就加入共产党，自称曾在太原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油印情报刊物。这是她革命生涯的起点。30年后，在全国第一高等学府北京大学任职的她，开始投入另一场革命的洪流，声望和权势扶摇直上，但仅仅维持了两年，就跌入深渊。

20世纪70年代，她在接受劳动改造时受伤，导致腰椎骨错位，影响到腿部神经，现在走长一点的路，就要坐轮椅。晚年，她还患有心脏病。但整体而言，近90岁的她的身体还算不错。“最近我因为不活动，吃得太少，没有提高饮食质量，血压太低了，经常头晕，现在我是尽量多吃饭，也吃些提高血压的中药。”她说。

她的神志还保持罕见的清醒，记忆力也惊人的好。每提及一段往事，她都能巨细弗遗描述相关细节。2005年，她撰写的回忆录出版，为我们理解“文革”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在网上，也有人批评她缺少忏悔的精神。

如同她的回忆录，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她更多表达的仍是辩解。人到暮年，她仍是一个具有操控话题能力的人，有时记者试图从她所描述的事件中跳开，她会再度返回，按自己的思维逻辑将其讲完。

自2007年底，南方都市报对聂元梓先后进行了三次专访，前后对话约9个小时。我们刊发这篇访谈，并不意味着认同她的观点。

很小参加革命从事情报工作

南都：你很小就参加革命，那时对革命会有很深的理解么？

聂元梓：我家是个大地主，我父亲是知识分子，把所有的家产无私地贡献给了共产党。有许多同志在我家里吃住、治病都是他负责任。(滑县)地下党的县委就是在我们家成立的。我家里有两个烈士，我的侄子和嫂子。还有六个人蹲了敌人的监狱。

所以我很小就知道共产党和国民党、法西斯、蓝衣社等等。唯物论、辩证法那时候我不理解，看我大哥(聂真，解放前曾任滑县县委书记、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民运部部长等职，解放后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兼党委第一副书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等职)向其他的哥哥姐姐讲这些书的时候都是偷偷摸摸，我以为他们在说鬼故事呢。我要再长大一点才知道它是什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要保护党的利益，放学回家一看见查户口，就赶紧跑回家里叫我哥哥姐姐藏书。

南都：你自传里说16岁给毛泽东等人做情报，还记得当时所做情报的内容么？

聂元梓：那个时候北方情报局把我从“抗日救国牺牲同盟会”学兵队12连调出来，我二姐聂元素和刘贯一假扮夫妻，和我作为一个家庭存在，找了一所房子住下来。他们两个出去跑情报，我在家里看家，他们跑来的情报我用蜡纸去复印，只复印一份，然后交给北方局，他们转交给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

所做情报的内容已经不记得了，当时的领导是王世英，他教育我：不知道的事情不该问就不要问，不应该说的事死也不应该说。光记得有画一些情报的图，其他的内容没有刻意记，因为是机密，不让我讲。

南都：解放后，有没有继续从事情报工作？

聂元梓：我在太原失守后，就没有做情报了。本来调我到开封去做，但到了开封以后，我看到学生轰轰烈烈要抗战的情绪特别高，我也想投入到那个热流里面去，就到了前方。后来就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了，在日本签了投降书还没有交接的时候，我们穿过敌占区占领东北，跟国民党抢地盘去了。写那张大字报的时候，我已经从东北调到北大。

我认为大字报符合五一六精神

南都：你的成长经历，会不会影响你后来对国家发展的意识？

聂元梓：我的这个性格，就是为革命奋斗牺牲的思想品质，是从小养成的。所以看到不符合党的利益的事情就容易提意见，这影响到我工作上的态度及后来写大字报。

我自己感觉我是漏网的右派，1957年抓右派的时候我正好在人民大学进修哲学。在职干部进修哲学，不参加人民大学的组织生活，不参加他们的会议，原工作单位我也不参加，所以没有机会“放炮”，就漏网了。我写大字报，也是感觉根据党的利益……

南都：写“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时，有中央高层的授意么？

聂元梓：没有。大字报写好后，我有给曹轶欧(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的夫人)看，她说符合五一六精神。

南都：你那时是发自内心认为，五一六通知的精神是对的？

聂元梓：那当然啦。我和陆平的感情也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开始他对我很好，我对他也非常好，非常感谢他，他接收我到北大工作，给我安排工作，又给我安排住的地方，都是非常好的啊。

作者: 南湾湖    时间: 2018-8-19 20:59
南都：你们写的大字报，对陆平有很猛烈的批判，你怎么解释？

聂元梓：那时的大字报不是光针对陆平，那是根据对毛泽东思想和五一六通知精神的理解而写的。

开始批评陆平的时候，我并不是给他开批斗会，只是叫他去听一听哲学系存在什么问题，他就头上出汗、手发抖。我看见后心里很不舒服，但又觉得这些问题他应该听听群众的意见。

之前因为学校党委书记江隆基划右派没那么狠心，比较实事求是一点，右派划得少，所以中央认为江隆基这个人不行，太右了，才把陆平调来。陆平调来以后那就搞得很火啦，这个人很左，而且搞个人唯心主义，搞小集团，他捕获了好多右派。北大反右派时抓了六七百名右派。除了这些，在业务里面还有“红专”的问题，一搞得好就说你是“白专”、就是反党等等，整人。我认为，这种状况，不符合革命的党的利益。

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时人大和北大两校合组了一个人民公社调查组，进行公社调查，发现跟外面说的情况不一样，存在老百姓吃不上饭等很多问题。调查组回来汇报的时候，两校的党委也有人参加，包括陆平。他们边汇报边议论，陆平的议论比别人的调子还要高，批评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但后来北京市委发现调查组揭露人民公社的问题，就说他们是反革命。而陆平马上就翻脸了，反过来拍桌子叫调查组的人检讨。

南都：开会的时候你都在现场吗？

聂元梓：我不在，是他们后来跟我讲的。

北大党委原来认为我右倾

南都：那你为什么要写那张大字报？

聂元梓：大字报不是我一个人写的，是我们7个人写的。我们7人都是根据在北大亲身经历的政治运动中群众的积怨，来写大字报。

南都：那张大字报事实上是杨克明执笔的。为什么你的名字排在前面？

聂元梓：我是总支书记，这个大字报我得审阅。我审阅了以后，觉得杨克明的一个基本思想是：陆平想把运动拉到纯学术批判的路上去。根据五一六通知的精神可不是这样，因此我就又加了一小段，和三个口号，这一小段和三个口号是根据五一六通知精神写的，这样这个大字报的内容才完整，才完全符合五一六通知的精神。

毛泽东不是要揪赫鲁晓夫吗？我加的部分内容是：“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保卫党中央！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南都：写大字报的时候，你觉得校党委那边真的是腐败？

聂元梓：反正他们说我右，我在“文革”期间的真实情况一般人是不知晓的，就抓住“造反”这一条把我这个人全部搞掉了。

我调到北大的时候先是在经济系，我对知识分子、对教授是十分尊重的，对于有些右派，我觉得不应该划，我对那些人也是一视同仁，有的划为右派后没有工作，我重新给他安排工作。我是系副主任，但同时是总支书，在北大学校里面是党掌握权，系里再高权威的人也得听我总支书记说了算。在北大经济系的时候，北大党委也认为我这个人是右倾的，只是后来抓右派的时间错过了。

南都：你后来在大字报加了那几句话，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聂元梓：这是根据群众的积怨。我从经济系调到哲学系，哲学系正是矛盾集中的乱摊子，按那时候规定的条件不应该划右派的，还是被划右派了，对总支书记不好的就划成右派。搞这种小集团，矛盾很尖锐。我去的时候已经分成两派了，一派是对总支有意见的，一派是拥护总支书记的。我觉得，陆平对总支特别的好，有特殊的关系。我没有参加他们的争论。我是一视同仁，过去你们有矛盾，我来之后，安排的工作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我看哪个该提级我就提，该涨涨工资但没有涨我就涨。

南都：你怎么能避开当时的两派斗争，在那种氛围下可能避开吗？

聂元梓：可以避开。过去的事一概不谈。我来以后做工作，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如果我指示错了，你们可以给我提意见，不牵扯到别的。

听了五一六通知以后非常震惊

南都：那为什么写大字报批判陆平等北大校领导？

聂元梓：原来是有两派。受压制的那一派，就觉得我是陆平派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宣部来了一个副部长张磐石，到学校调查情况，说是为了改进学校的工作。我看到不正确的现象就容易反映。我向他提了意见。

原来我跟陆平的关系非常好。这次我对他有三个意见：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还有对学生的阶级斗争教育不够。举个例子，当时北大中文系学了《红楼梦》后，男孩子就学贾宝玉，女孩子就学林黛玉，我认为这就是阶级教育思想工作做得不好。这一点我是错的。本来我发现问题了，是想跟陆平直接来谈，后来中宣部派来副部长张磐石，我想既然是党派来的，那就说一下吧，没有想过要整人。

南都：你不想整人？

聂元梓：没有认为非要整人，工作上谁也不是百分之百正确。张磐石写了一个简报，在部长会议上把他了解的北大情况就讲了，当中也有引用我的话。后来报给中央，上面批示在北大要做社教运动的试点。搞这个试点，就自然把陆平放在了走资派的位置，工作队和校党委开会就批斗了陆平。

南都：当时你是什么态度？

聂元梓：我们都不知道，他们是内部开会。

南都：你们写那张大字报的时候，有想过会产生那么大的反响吗？

聂元梓：不知道会有这么大反响。我们想的就是改进自己工作，一看五一六通知，又是整走资派，但北大的问题都没有解决，我就主张再给中央写个报告。1965年冬天，我就给中央写过一个报告，但是没有收到回馈，什么指示也没有。1966年的时候，我想再写报告，但杨克明说写大字报吧。我想也行，就改成写大字报了。

南都：据你说，你之前给中央写的报告，是说不要再搞批斗整人了。但这张大字报却立场相反，批斗了校党委。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

聂元梓：当时觉得批斗坏人是可以的，批走资派，抓牛鬼蛇神。我的立场一直都是站在普通教职员工这一边，大字报针对的对象不是他们了。

南都：大字报有杀气腾腾的感觉。

聂元梓：五一六通知的内容就够强烈的，我们也不知道党到底危急到什么程度，各省市自治区，各界都有一批修正主义分子，我们听了五一六通知以后非常震惊，所以我一定要起来保卫党，我要动员大家起来战斗。如果不是五一六通知宣告危急到这种程度，那我们也不会有这种感情，这么激动地来保卫党。

大字报被表扬后既高兴又不理解

南都：你们的大字报贴出来的时候，周围还有别的大字报吗？

聂元梓：当时没有，贴了之后有拥护的有反对的，就在后面跟着贴上。特别是党委开会要反攻这张大字报，后面贴的人就更多了。

南都：那时候对中央修正主义的头面人物是谁有猜测吗？

聂元梓：没有，没有想到那儿。

南都：大字报被毛泽东表扬之后，是什么样的心情？

聂元梓：一方面很高兴，一方面又不理解：他怎提这么高———“马列主义大字报”“巴黎公社宣扬书”等等。我们瞎高兴，《人民日报》第二天出了评论，说北大陆平黑帮，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中央“文革”觉得我搞得太温了

南都：你对毛泽东态度的转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聂元梓：在“文革”中间就觉得不能跟（风）了。中央“文革”小组对我不满意，觉得我搞得太温了、太右了，1967年6月5号到北大讲话，就说我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权。

南都：那时候有没有害怕？有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被抓起来？

聂元梓：没有害怕，也没有想到会被抓起来。我当时就不想干了。我这个人到现在还是如此，做错的我一定改正，做对的我一定坚持，我站得正就不怕别人怎么来管我。

南都：你觉得自己在“文革”中什么事情做得对？

聂元梓：工作组来北大，罢了校党委的官，让学生批斗。有的教授就开始被戴高帽、挂牌子、罚站、“坐飞机”。我不同意这种做法，但当时我不敢讲。那时候校园大饭厅的旁边有一片草地，叫陆平去拔草，外面的人来北大，主要是想看大字报、看陆平、看聂元梓，他们看到陆平在拔草，有些人就往他脸上吐唾沫、甩鼻涕。这太不好了，我就跟工作组讲不要让他在这儿拔草。我是不同意那样去批斗陆平。这种过左的极端的事情从“文革”一开始我就是抵制反对的。以后陆平就没再出来了。成立了校革委会以后，学生要求批斗一次陆平，校革委会讨论后，同意群众的意见。但是，要和前面工作组批斗的状况有区别，我提出“五不”：一不戴高帽，二不挂牌子，三不罚站，四不坐飞机，五不能不允许批判的人讲话申辩。我提出来之后，没有争论，大家都同意，请示了王任重，他也同意。

这时候我就想，既然你们都要学习北大，那我们就树立一个批判的典型做法。江青跟我讲过，批判陆平要上报，我心里想太好了，陆平在批斗会上坐下的照片就可以公布到报纸上了。结果会开完以后，江青就批评我，说你们这个会开得不好，太温了，也不见报了，结果这个影响就扩散不出去。如果按我说的这种批斗方式，后面也不会发生残酷的伤亡事件，不会搞得那么乱。

南都：你一直都反对暴力批判吗？从没有支持过？

聂元梓：一直都反对。就拿毛泽东7月28日召见“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时来说，他就批评我：你拥军是对的，你们派人到三十八军这事做得好，但反谢(谢富治)是错的。这都是原话。你说我反谢有错么？

南都：谢富治后来被定性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

聂元梓：我反对武斗，还有一个大事情。1968年3月25日，7个高等学校的几万人来到北大，要武斗。我那时候正在市革会挨批斗，批我反谢富治，想当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后来接到电话说，北大几万人要搞武斗，其他学校的人来我所在的北大武斗，我说话算不了数，我赶紧叫上谢富治一起去制止，想尽办法把他弄到北大，直接把他拉到广播台。我说，我把谢副总理请来了，请谢副总理讲话。谢富治就说：外校的都回自己学校去，北大的师生都在以聂元梓同志为首的校革委领导下闹革命！就这两句话。呼啦！大家都散了。后来预审我的时候，预审员都惊呆了，从来没听说过这些真实的情况。

我的错误是北大我一个人也没保

南都：你个人觉得，自己在“文革”中最大的错误是什么？

聂元梓：最大的错误？最大的错误是，不应该上这个当，不应该根据五一六通知(写大字报)。

南都：就你个人而言，所犯的具体错误是什么？

聂元梓：我个人的错误是，北大我一个人也没有保。但是我也没有指示学生去批斗某一个人，去搞某一个人。工作组原来关押的人，是校“文革”接收的，我派了三个副主任去负责管理，我只是让他们原则性地不准打人、不准骂人，不做违背政策的事。但是他们集体干了什么，我没有过问，没有亲自到关押被批斗的这些人的地方去看他们。

南都：这些年来，你最常回想起来的生命片段是什么？

聂元梓：我本来是这么纯洁地保卫党，结果反而把我变成“反革命”了。我从被逮捕、关押、预审、开庭到宣判整个的经过，我经常想起。此外，还常常想起战争时期，抗战期间的生死关头我经过了很多，跟我一块儿的好几个同志也都牺牲了，我活下来也不是那么平坦就过来的。

我这一生也许是经过生死关头太多了，所以后面受这么大的折磨的时候，也还能活下来，不自杀，要是有的人早就自杀了。

南都：后悔写大字报吗？

聂元梓：不后悔。

南都：为什么不后悔？你还是觉得大字报的内容是对的？

聂元梓：内容基本是对的，在写大字报之前，他们推行的就不是纯学术批判，他们搞的极左运动导致整错人，群众有积怨，当然应该总结教训，不能再这样干。但后来，戴高帽、挂牌子，还打死了很多人，反而更乱了———而“文革”期间，我是反对武斗的。

南都：现在让你来评价“文革”的政治斗争，你觉得有一方是代表正义，另一方代表不正义么？还是两派都是有问题的？

聂元梓：都不对。一派虽然是保派，但也批斗了不少人。

南都：你从1968年起被限制自由，你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聂元梓：最主要的原因是执行毛泽东指示不力，或有抵触思想与行动。

南都：你怎么评价“文革”？

聂元梓：它是一场灾难，但是这场灾难也教育了人民。

□采写：本报首席记者韩福东实习生周佩颖

图片：本报首席记者韩福东摄影、翻拍

(南方都市报)
作者: 南湾湖    时间: 2018-9-2 16:13
毛主席在1969年3月3日中央文革碰头会提出九大以后不设中央文革。1969年11月起不再使用中央文革小组名义下发文件。
在1969年4月13日下午毛主席说：这次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在群众有无政府主义，有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思潮，一方面不少人乘机杀人放火放毒，包括武斗在内。
作者: 南湾湖    时间: 2018-9-7 22:21
斯诺说：对刘来说，这场战斗已接近结束－－以毛的说法，如果是刘揭开了战幕的话－－但是直到第二年他才在报刊上被点名为“中国赫鲁晓夫”，并且直到1968年秋天他才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并声名狼藉地被开除党籍。

　　在那许多个月的时间里，革命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青年们摧毁着旧机构，文革小组则设法领导他们在各级夺权，创建出一些更好的东西来。毛原以为要花大约一年的时间，结果花了三年多的时间。毛自己领导人民群众起来造所缔造的党的那些当权派的反，这已使人感到十分意外，而这架庞大机器对如此规模冲击的顽强抵抗，也同样使人感到十分惊异。这艘船建造得比许多人所想象的更为坚固－－而新船也不是一天所能建成的。

　　正如我预先说的那样，上面的简要说明作为历史是远远不能令人满意的。它是不完整的。我们实际上没有听到被打败者一方的诉说。它略去了许多重要的和变化着的事实，其中有象下列这样的一些沉痛的事情：忠心的老干部之间的分裂，以及在社会各部门，包括军队在内，发生的各派之间真正的但是有限的内战时刻。又如，在这个局面中周恩来应放到什么位置上才合适呢－－这个人在全国处于大变动、大动荡的时期，几乎是单人一手地在维持主要生产力量和行政效能。
作者: 南湾湖    时间: 2018-9-7 22:42
    斯诺说：“我常常想，不知那些喊拥护毛的口号最向、挥动旗子最起劲的人，是不是就像有些人所说，在打着红旗反红旗，”

　　毛点了点头，他说，这些人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叫我不要相信那一套。

　　我说：“记得就在你1949年进北京之前，中央委员会曾通过一个决议，据说是根据你的建议，禁止用任何人的名字来给街道、城市或地方命名，”

　　他说，是的。他们避免了这些，但其他的崇拜形式出现了。搞那么多的标语、画像和石膏像。红卫兵坚持说，你不搞啊，就是反毛。在过去几年中，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他接着说，但是，难道说美国人就没有自己的个人崇拜吗?每个州长、每个总统和每个内阁成员，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总是有人希望受人崇拜，也总是有人愿意崇拜别人。他问我，你的书和文章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些个人崇拜嘛，这也适用于我。

　　毛主席对于这种有关神与上帝的现象——人需要被人崇拜，也需要崇拜别人显然考虑过很多。在早先的几次访问中，他曾详细谈过这个问题。他现在76岁，一般来说健康良好，但他再次说到他“不久就要去见上帝”了。这是无可避免的，每个人总得去见上帝。
作者: 南湾湖    时间: 2018-9-7 22:44
斯诺在《漫长的革命》书中写道:我提醒他说，两个月前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游行时，在我同他谈话时他曾告诉我，他“不满意目前的状况”。我请他解释他那番话的意思。

　　他回答说，文化革命中有两个东西他很不赞成，一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踢我啊?”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毛说，这是讲假话。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追击炮。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

　　主席不高兴的另一件事是虐待“俘虏”——即罢了官和接受再教育的党员和其他人。解放军的老办法——释放俘虏，发路费回家，这曾使许多敌人兵士感化而志愿参加他们的队伍——常常被忽视了，虐待俘虏现已拖延了党的重建和改造。

　　毛最后说，如果一个人不讲真话，怎么能得到别人的信任呢?谁相信你啊?朋友之间也是这样。
作者: 南湾湖    时间: 2018-10-13 20:41

告江青的“御状” 《创业》编剧张天民





        张天民（1933—2002），编剧、作家。1933年，张天民生于河北涿县。在北京四中读书时曾发表过《斗争》、《变》等小说，1951年进入北京电影学校编剧班学习，毕业后任电影局剧本创作所编剧，后任长春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1957年后先后发表短篇小说、长篇小说、诗集。1960年起开始创作电影剧本，担任编剧的作品有《路考》（与人合作）、《青春年华》。1974年创作了著名影片《创业》，并因此剧被江青打压，直接写信给毛泽东，被批“无大错”。
　　其后创作的影视剧本有《开国大典》、《武则天》、《秦始皇》、《潘汉年》、《中国命运的决战》、《青年毛泽东》等，其中《开国大典》（与张笑天等合作）获第10届金鸡奖最佳编剧奖。著有长篇小说《创业》，诗集《北京漫步集》、《七月抒情诗》，小说集《小五更的故事》、《青与蓝》、《末流演员》，中篇小说《海滨的朋友》、《追花人》。

　　张天民曾任全国第五届人大代表，吉林省第五届人大代表、作家协会副主席、文联委员、青联委员，中国电视剧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周恩来指示拍摄《创业》

　　文化要大革命，文艺必然要做最大的牺牲，在文革的拉拉杂杂，浩浩荡荡之中，红了八个样板戏，又毁了其他几多文艺作品？这实难计算。

　　1974年，一部以大庆石油工人艰苦创业的故事改编的电影《创业》诞生，影片因为高扬发展经济的论调而引起了“四人帮”不满，江青为影片罗织了10条罪状后将之打入冷宫，并同时将其强制禁映。编剧张天民等人感到愤懑，便上书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于1975年7月25日为张天民来信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


　　不过毛泽东的话并没有得到立即执行，《创业》和它的创作人员们一起继续沉寂着，直到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在邓小平的帮助下，《创业》终于得以重见天日。

《创业》主角原型是铁人王进喜

　　《创业》的缘起来自于1974 年石油部部长余秋里接受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要拍摄一部反映以大庆石油会战为题材的电影。编剧张天民几次深入大庆采访，从真实的故事中提炼出了这个剧本。谢铁骊是《创业》筹备小组的组长，张连文扮演主角周挺彬——原型正是铁人王进喜——

　　1959年，王进喜带领的1205钻井队，打出了大庆石油会战的第一口油井。当井喷发生时，他纵身跳进泥浆池，用自己的身体来搅拌泥浆，压下险恶的井喷，保住了油井和井架。在王进喜和他带领的1205钻井队的带动下，大庆油田的原油产量大幅度上升，油田建设规模比原来扩大一倍以上。1963年，中国基本上实现了石油自给。1970年11月15日，王进喜病逝。

　　《创业》讲述的是1949年秋天，裕明油矿工人英勇护矿，迎接解放，十斤娃的父亲周老大在护矿中英勇牺牲。解放后，党的领导者华程开始正式称呼十斤娃的大名——周挺杉。在华程的教育下，青年工人周挺杉一直怀抱着甩掉“中国贫油”帽子的理想。10年后，周挺杉钻井队以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创造了新的纪录，但中国依然没有甩掉“贫油国”的帽子。专家工作处处长冯超迷信洋人，总地质师章易之也被“贫油”论所束缚，无所作为。

　　不久，北方草原上又有几口油井喷油，石油部在那里举行石油会战，周挺杉带领钻井队由大西北赶来参加会战。在北国的冰天雪地中，工人们不等不靠，凭人拉肩扛将第一口油井的钻机竖了起来。周挺杉向油田政委华程提出，要打破洋框框，走自己民族工业发展的道路，甩开膀子勘探，拿下大油田。已经是前线会战副指挥的冯超和章易之主张走老路。冯超用两面派的手法千方百计制造障碍。周挺杉和工人同志们响亮地提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他们靠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起家，靠艰苦奋斗创业，与冯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油田会战的紧要关头，苏联修正主义背信弃义，断绝了油料供应，冯超乱中添乱，制造了停钻和井喷事故。为了压住井喷，周挺杉带头跃入泥浆池中，用身体搅拌泥浆，油井保住了。最终他们为国家拿下了面积大、产量高的创业油田，实现了原油自给，谱写出一首中国工人阶级战天斗地的正气歌。

　　电影的故事不复杂，情节也很激进。但与样板戏相比，增加了更多的生活细节，在艺术手法上也有新意：以红色贯穿全剧，形成昂扬热烈的基调；同时，强调彩色片中对黑白色彩的使用，例如茫茫雪原上，钻机、井架形成又黑又重的大色块，对比强烈，突出厚重和力度，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构图上，强调粗犷的线条，配置厚重的前景，气势夺人。

江青指示姚文元：批坏《创业》

　　1974年这部电影拍完，在第四届人大会议的闭幕式上放映，受到了代表们的好评，而且在《人民日报》上有整版介绍，标题和其他样板戏一样，都是“毛主席文艺路线胜利万岁”。但公映不出半个月，就遭遇到了“政治地震”。

1975年2月10中午，姚文元那里便接到江青秘书的电话，当时姚文元正在午睡，他的秘书作了记录，记录原文如下：“遵江青同志嘱，打电话给文元同志：‘今天，《人民日报》用了极大的篇幅吹捧《创业》，我建议《人民日报》和《红旗》今后不要再登这类东西。另外，我建议，对电影《创业》组织一篇有说服力的评论文章。这种评论权力我们不能放弃。可以评好，也可以批坏……’”

　　江青的意思很清楚，要对电影《创业》“批坏”！姚文元马上照办，他给江青回话的电话记录原文如下：“文元同志来电话：‘我完全同意江青同志的意见。中午我起床后就给人民日报社打了电话，要他们以后不要登这类文章，要登要经我同意。我在电视上看了一半不到，给我的印象是很乱，不清楚……’”

三条禁令，十大罪名

　　江青认为这个电影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错误，并命令创作人员进行检查。之后下了三条禁令将这部电影打入冷宫：一是不许继续印制拷贝，二是不许发表评介文章，停止播放，三是不许向国外发行。

　　“旗手”下令之后，“江记文化部”的部长于会泳闻风而动，又以文化部核心组的名义，下发了对《创业》的十条罪状：1.不如报告文学感人，也不如报告文学脉络清晰；2.笼统地提到党中央和中央首长，起到了给刘少奇、薄一波之流涂脂抹粉的作用；3.较明显地存在着写活着的真人真事问题；4.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表现较差；5.周挺杉表现了一个鲁莽汉子的形象，是单薄的，有缺陷的，因而是不典型的；6.有意用贬低周挺杉的方式来提高华程；7.工程师章易之的转变有人为情感化的倾向；8.有很多地方表达不清，让人看不懂；9.回述了铁人的过去，造成结构上的拖沓；10.主要人物的言语概念化。

　　说这个片子塑造的周挺杉是个鲁莽的汉子，华政委暗指刘少奇等等。因为片子是周总理关心油矿下指示拍摄的，实际上江青是对准周恩来和邓小平。


　　1975年7月14日，毛泽东就文艺问题发表书面谈话：“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

贺捷生传信，毛泽东批示“无大错”

　　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谈话，在北京文艺圈里飞快传开，自然也传到正在北京的《创业》编剧张天民。当时他的一位作家朋友拍着胸脯鼓励他给毛泽东写信，上书陈说《创业》的遭遇，并向他保票说：“你只管写，有人给你送。”冒着盛暑，赶写了两封长信，一封致邓小平，一封致毛泽东。

　　这位作家是白烨。白烨为张天民找到了一位热心的送信人——贺龙元帅的女儿贺捷生。贺龙受林彪迫害，于1969年6月9日受摧残致死。“9•13”事件之后，贺龙冤案得以平反。197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贺捷生揣着张天民写的两封信，把一封致邓小平的信送至胡乔木处，很快转到邓小平手中。她又去找王海容，把致毛泽东的信托王海容转给毛泽东。7月21日，张天民惴惴不安地离开了北京。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毛泽东在7月25日就作了批示。毛泽东批示的全文如下：

　　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
      　　毛泽东
      　　1975年7月25日

　　毛泽东作出对电影《创业》批示的第二天，7月26日，批示就送到了邓小平的手里。其时，邓小平正在三座门军委同国务院政研室的7位负责同志开会。他看过以后，当场就宣读了一遍。邓小平说：文化部处理问题太粗暴，连《创业》这样好的影片也不许放映，还有什么百花齐放？会上，胡乔木向大家讲了《创业》作者写这封信的情况。邓力群介绍了有关电影《海霞》的争论。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支持了《创业》的作者，批评了江青及其控制的文化部，实际上对近半年来围绕《创业》展开的争论作了结论，为受指责的《创业》翻了案。加之毛泽东在批示上注明要将张天民致邓小平的信增发文化部及来信人所在单位，这样“四人帮”想要封锁也封锁不住。

胡乔木指点张天民勿骄勿躁

　　《创业》指示的影响远远超出文艺界的范围，在全国上下都引起强烈的反响。特别感到振奋的是石油战线的干部和职工。《创业》遭禁，石油部受压。上至领导，下至大庆工人，都憋了一口闷气。余秋里得知《创业》批示后，立即叫石油部政治部向长春电影制片厂订购20部拷贝。兴高采烈，由此可见。

胡乔木告戒张天民莫得意忘形

　　毛泽东对《创业》批示产生如此巨大影响，胡乔木怕张天民头脑发热，得意忘形。又要贺捷生出面，找张天民谈话，以贺个人的名义交待张天民：“一、要爱护毛主席的批示，珍惜这个荣誉，不要骄傲，依靠群众，取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准备迎接更困难艰巨的斗争，准备走曲折的道路；二、有事要经常同我们取得联系。”又建议他的妻子赵亮给毛主席写感谢信。

江青破口大骂张天民：老子不怕！

　　毛泽东对《创业》作了批示之后，江青召集张春桥、姚文元、于会泳等在钓鱼台17楼开会。江青说：“张天民写了两封信，一封呈主席，主席没批。另一封给邓小平转给主席，是邓小平逼着主席批的。主席说无大错，那就是还有中错和小错，并没有说是优秀影片嘛！”

　　1975年9月，江青到了大寨，她首先发现了《创业》的主角张连文，随后便问：“张天民来了没有？”张天民当时就在江青身后的桌子边坐着，俩人背对背江青没发现他。张天民不得不应一声：“我来了！”江青见了大骂一声：“你告了老娘一个刁状！无大错，有小错！”  她又问：“张天民你多大？（张答我46了）那你还是个娃娃。你告我刁状，老娘今天要教训你，有谁给你出主意？（张答，没有。）你必须给主席写检讨，你既敢给主席写信，就必须给主席写检讨，因为你说了谎，告了刁状。目前有人攻击文化部，给文化部施加压力，说文化部是大行帮，我替他们顶着，老子不怕。”江青问张天民是谁给他出的主意，其实暗指邓小平是他的后台。

江青大骂张天民：你告了老娘的刁状

　　9月14日，江青在大寨接待站说道：“张天民信上说，我看了第二天就停演了。我他妈的什么时候看过，什么时候说过停演，这告的是刁状。”

平反600部电影，《创业》首批通过

　　虽然有毛泽东的建议在前，但江青仍未给《创业》开禁。《创业》的解禁是直到“四人帮”倒台后的1976年，中央开始拨乱反正，对“文革”中被禁锢的文化产品实行解放政策。当时，中共中央在18号文件中专门提出，为了满足广大群众长期以来看不到电影的状况，要文化部组成“电影复审小组”，逐一筛选建国17年来曾被江青打为毒草的600多部影片，只要没有大的问题中外电影都可以公开放映。


　　根据中央18号文件精神，文化电影局首先对“文革”以来的各类影片进行复审。第一批审查通过的舞台艺术片有：《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白毛女》。通过的故事片则有《创业》、《海霞》等23部。




作者: 南湾湖    时间: 2018-10-13 23:51
文革”绕不开的戚本禹：打倒刘少奇幕后推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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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28 15:34:25    人民网  参与评论()人
当晚约8时，在历史所小礼堂召开了全体人员会议。关锋、戚本禹为代表的中央文革小组人员、张际春为首的学部工作组都出席了。会上，关锋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宣布为历史所的造反派平反，要求大家一起揭露郦家驹等人镇压造反派的罪行。他说郦是个坏人，解放初曾因倒卖黄金被处罚。由此，我们翻了身。通过批判“资反”路线，将对立面打垮了。不久，历史所成立文革小组，傅崇兰被选为文革小组的组长，我也被选为文革小组成员。从此，我们所的文革小组就与戚本禹拉上了关系，所有的工作都定时向他汇报。我们所的李斌成被戚调去做了秘书，这更方便了我们与戚的联系。9月初的一天上午，李斌成通知我们，今晚戚要来历史所与我们见面。我们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在会议室等到晚8时，戚来了，将车停在历史所办公楼的后面。他坐下，与大家认识后，说：“现在历史所是你们当权了，但不要走孤家寡人的道路，要团结大多数，批判‘资反’路线也不要过头。例如林甘泉这样的人就应该团结，他过去就写过一些好文章。”我们向他汇报了所里搞运动的情况，其中谈到顾颉刚，问他应该怎么定性，戚说：“顾好办，就凭他攻击鲁迅，也该打倒。”我们又问尹达怎么定性，戚说：“也就是路线错误，在他的问题上，不要为之过甚。”这时戚笑笑说：“我过去认为尹达学问很大，通过前一阶段的接触，我才知道他的学问一般，有时也信口开河。比如，有一次，他硬说赛金花还活着，就住在天桥附近。”       966年底，毛主席要打倒刘少奇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戚本禹就布置我们搜罗全国有代表性的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选编后送中央文革。我们派人出差全国各地，征集批刘大字报，后来出了两个集子。

还是在1966年底，戚本禹将陈里宁交到历史所，说他是最早反刘少奇的英雄。原来陈是湖南人，“文革”前因为写批判刘少奇的文章被当时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批准逮捕，判刑后发往新疆劳改。后发现他精神有问题，就让他到安定医院就医。为他治疗的大夫叫金宏敏。在治疗过程中，“文革”开始了，反刘少奇成了大方向。金大夫于是与清华大学的造反派一起向中央文革反映了陈里宁的问题。陈伯达、康生、戚本禹立即决定给他平反，将其树为反刘少奇的英雄。戚指示，陈里宁由傅崇兰直接负责，让他作为历史所的工作人员专门写批判刘少奇的文章。陈里宁在历史所每天接待来访，不时外出作报告，还经常写文章，成了当时的大名人。

1967年初，在全国性的大批判浪潮中，《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的一个编辑找到陈里宁，要他写一篇批判刘少奇的文章。他很快拿出了一篇自我吹嘘的文章，那位编辑看后对我说不能用，并说就陈里宁的水平，很难写出可以发表的文章，他要求我找人为他写一篇文章由该报发表。我找了历史所的一位年轻的研究人员为陈里宁写了一篇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在5月份的《文汇报》上发表了。后来，陈里宁要求补发他在服刑期间的工资，我们给戚打报告请示，未批准。再后来，陈里宁写的批判文章越来越不像样，胡诌八扯，像一个精神病人的胡话。接着，有人揭露陈里宁不仅反刘少奇，而且反毛主席。我们又找金大夫和清华造反派了解情况，他们仍坚持陈里宁是反刘少奇的英雄。我们打报告给戚，戚指示让陈里宁以《光明日报》记者的身份到农村搞调查，不要再外出作报告。此后，继续有人，包括当时参与审判陈里宁的公安人员揭露陈里宁的反毛主席的行为。这时，陈里宁又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在当时可是篡改毛主席著作的大问题。当傅崇兰指出他的问题时，他竟说自己没有任何问题。我们考虑必须再给戚打一个报告说明陈里宁的问题，否则我们摆脱不了干系。在我们的报告送上去不久，戚便要我们重新将陈里宁送到公安部，这已是1967年的秋天了。

1967年初，戚本禹正在写批判刘少奇的大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清宫秘史〉》。该文的初稿清样曾送给傅崇兰提意见，我与张显清、周绍泉都看过，我不记得提过什么修改意见。这篇文章的发表掀起了批判刘少奇的高潮。大概是4月的某天上午，戚在全国政协礼堂的一个会议室里召开了一个部署大批判的会议，到会的有二三十人，现在记得的有学部的吴传启、林聿时，《光明日报》的穆欣、詹铭新等，我与傅崇兰也参加了。这天，戚穿了一身军装，神采飞扬。落座后，他说：“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大批判，可是不少报刊跟不上，老是抓革命，促生产。我们必须将这个形势扭转过来，大家都写文章。吴传启、林聿时，还有傅崇兰，你们都赶快亮相！”说到这里，吴传启接话说：“哎呀，我早就亮了不少时间了！”吴传启这里说的是学部中我们的对立面“红卫兵总队”满北京贴大字报、小字报揭露他反对大跃进，他最精彩的一句话是：“裤子都赔光了，还有什么政治！”吴传启坚决不承认他说过这句话。这次会议之后，我们也在所里布置写大批判的文章。此后，我在《人民日报》用“史红兵”的笔名发表过一篇批判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文章，还给《光明日报》写过纪念五四运动和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发表若干周年的社论。

  这期间，我们所的对立面几次与我们发生冲突。为此，我们要求戚来所里听听我们的汇报。戚在一天晚上来了，当我们汇报到所里有人为尹达评功摆好，攻击“文革”时，戚说，你们要沉得住气，有些人要闹就让他闹，到时候让康老或伯达同志出来讲一句话，他们就垮了。这时戚举起手，伸着小拇指说：“康老和伯达同志只要动动小拇指，他们就完了。”

大概是5月份，一天李斌成打电话给傅崇兰，说戚要我们历史所组织一些人查找有关资料，看看外国历史上有没有“文化大革命”的事。傅要我负责找人查一下，我就找了懂外文的黄巨兴、张书生、何兆武、林甘泉等人，让他们分别查查欧美和苏联的材料。大约过了十多天，他们就将有关材料编好送到我那里。我印象最深的是黄巨兴编辑的有关美国独立战争后进行所谓“文化革命”的材料和林甘泉编辑的有关苏联十月革命后所谓“文化革命”的材料。我将这些材料稍加整理就送给了戚。不久戚来电话，说材料搞得不错，还表扬我们用林甘泉参与这一工作。说：“人家林甘泉有一技之长，你们就该发挥他的作用么！”

1967年6 月份的一天，学部我们这一派组织了一次批判刘少奇的大会。不知道谁通过什么关系找来了刘少奇的前夫人王健，让她在会上发言揭露批判刘少奇。这次会开得声势很大，吸引了不少人，我们很得意。谁知没过几天，戚本禹就打来电话，怒斥傅崇兰：“你们怎么将王健请到台上揭露刘少奇？纯粹是帮倒忙！刘的问题主要是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夫妻关系是私生活问题，你们搞这些问题就是干扰斗争大方向。”

1967年六七月份，由中央文革直接或间接指挥的造反行动越来越猛烈。大概是6月份的某天下午，傅崇兰高兴而又神秘地告诉我：“戚本禹让我们今天下午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去，指名要有关刘少奇的材料，他们不给，我们就说他们窝藏刘少奇的黑材料，是包庇刘少奇，同他们大吵一气。然后就在今天晚上到他们门前贴大字报。搞成一个让北京都知道的事件，到时候请戚本禹出来讲话支持我们，他们就得乖乖地将材料交出来。我刚刚与张德信一起去了历史博物馆，他们当然不知道我们的背景，不肯拿出材料。我们就与他们吵了一架，被赶了出来。吃过晚饭，我们就去历史博物馆门前贴大字报。”晚饭后，我们十多个人带着纸、墨、笔和糨糊，蹬着一辆三轮车来到历史博物馆的北门前，遂即在地上刷上了大标语：“历博一小撮窝藏刘少奇黑材料，包庇刘少奇罪该万死！”“历博一小撮包庇刘少奇没有好下场！”又在几张纸上写了揭露历博拒不交出所谓刘少奇黑材料的情况。历博的北门紧靠长安街，人来人往，有不少人停下来看我们所贴的大字报的内容，也有人问我们是怎么回事。我们当时很得意，就告诉他们说等着看热闹吧。第二天早晨，我们又赶到历博门口，看他们如何反应。只见他们在我们刷的大标语旁边也刷上了大标语：“历史所一小撮冲击历博罪该万死！”“历史所一小撮企图窃取刘少奇黑材料，包庇刘少奇罪该万死！”此后，我们天天等着戚本禹表态支持我们，但他却一直没有出来表态。过了几天，我问傅崇兰戚为什么不表态？傅说：“可能他遇到难处，不便表态。我们也不好问他。”此事不了了之。戚本禹在这桩事件上为什么虎头蛇尾，我至今也不明白。

1967年夏天大破“四旧”的时候，红卫兵从一些知识分子家中搜出了大量线装书，除了当场烧掉的以外，大部分都送到了造纸厂作为重新造纸的原料。我们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就给戚本禹写了一个报告，希望抢救其中有价值的图书。戚要求我们以历史所文革小组的名义给中央文革打一个报告，说明抢救这批图书的重要性，然后由陈伯达或康生做一个批示，我们就可以派人到造纸厂挑拣图书了。我们的报告上去后，陈伯达很快做了批示，要求历史所负责抢救送到造纸厂的图书，并批准将东总部胡同的一处闲置房屋交给历史所，作为存放图书的用房。此后，我们带着陈的批示到东郊造纸厂，该厂看了陈的批示，同意我们派人到那里任意挑拣图书。我们于是派张政烺先生等版本目录学方面的专家坐镇北京几个造纸厂，抢救了一批珍贵的图书。

大约在1967年的5月份，戚本禹又指示我们组织一个小组，就全国将来的工资改革搞一个方案。接着中央文革就派原在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过的刘士才和两位福州部队的同志来历史所与我们一起工作。所里指定我负责这个小组的工作，并调来近代史所的耿云志参加这一工作。小组成立后，我们带着中央文革小组的介绍信，到当时的劳动部和国务院人事局调阅有关工资问题的资料，受到热情的接待。几乎所有的档案资料都对我们开放，我们挑了部分资料带回作为参考。按照戚的指示，我们小组最后要交出两份材料：一份是对我国现行工资制度的估计和工资改革的必要性与指导原则，一份是工资改革方案，主要是设计工资级别和与之对应的工资金额。在讨论对我国现行工资制度估计时，我们内部就发生了分歧。我，还有刘士才等人抓住毛主席的话“中国现行工资制度，一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学来的，一是老祖宗留下的”，主张全盘否定。耿云志则认为现行工资制度基本符合按劳分配原则但有缺点。争论的结果是同意我与刘士才的意见。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我们拿出了两份材料。记得工资改革方案设计了10个级别，从1级的200元到10级的30元。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工资没动，仍是56元，这是根据戚的意见设计的。这两份材料搞好后，我们就上呈中央文革了。不久，我看到了这两份文件的铅印件。无疑我们设计的工资改革方案是“极左”思想指导的产物，但在“文革”中，它仅仅是停留在纸面上，并没有付诸实行。

1967年六七月份，由于中央文革许多行动不得人心，不少地方出现了批判王力、关锋和戚本禹的大字报，涉及王力和关锋的尤多。7月18日晚上，在中央宣传部小礼堂，中央文革召开了有部分北京市造反派头头参加的会议。我记得到会的有北京造反舞台上的所谓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历史所的傅崇兰和我，以及中央文革的张春桥、姚文元、关锋、戚本禹都参加了。总共一百多人。会议由戚主持，先是几位造反派的代表发言。现在我只记得蒯大富发言时说现在社会上保守派很活跃，造反派处于受压的状态。造反派的代表发言后，张春桥讲话，他大讲“文革”的大好形势，说蒯大富你一年前是反革命，被关押监禁，现在你能自由地来这里开会，这个变化多大呀。张讲话后，戚开始讲。他一方面讲“文革”的大好形势，一方面讲被打倒的走资派、反动权威不甘心失败，伺机反扑。说彭德怀天天打太极拳，就是要练好身体，与无产阶级斗争到底。最后，他指着关锋说：“现在社会上有一部分人，包括一些造反派，反对关锋。我今天给他讲讲情，你看关锋这么瘦，你们反他干什么？”1978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判戚本禹时，还派人找傅崇兰取证这次会议的材料。

1967年8月份，一些过激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造成重大的外交事件。毛主席下令将王力、关锋隔离审查。江青、陈伯达、康生立即出来大骂王力、关锋是隐藏在中央文革的“变色龙”和“小爬虫”，宣扬他们一贯与王、关作斗争。据说上边一开始是准备将戚本禹与王、关同时端出来，是毛主席暂时将戚与王、关分割开来，以观后效。由于王、关被端出来，学部与其有密切联系的潘梓年、吴传启、林聿时、周景芳、洪涛、王恩宇为首的“红卫兵联队”一派就垮了台。由于我们名为“大批判指挥部”的一派是从“联队”一派分化出来的，而戚本禹又仍在露面，所以我们这一派暂时占了上风。不过，学部已经有人怀疑戚本禹，连带及我们一派。当时学部形势比较混乱，我们一派也不能统一起来。看到戚没有垮台，我们很高兴，就给他写了一个报告，要求他设法接见我们一次，为我们一派撑腰打气，以壮大我们一派的声势。

10月初的一个下午，戚通知说要在北京市委的一个会议室接见学部的代表。为了显示公正，代表中有学部除“联队”外的各派的头头。戚与谢富治一起出面接见，主要是戚讲话。他说现在社会上有股歪风，怀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呢？就是毛主席、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副总理等人。谢接话说，戚本禹你也是。戚说我除外，谢说你不能除外。两人还争论了几句。接着戚以讲学部文革史为名，说明学部文革的正确路线代表是以傅崇兰为首的我们这一派。说到这里，学部哲学所的马泽民起来质问戚，问他前几天还同王力和关锋一起活动，说一样的话，这怎么解释？戚说，那是领导的安排。马又提别的问题，搞得戚很被动，戚与谢在一片争论声中退场。会后，我们一派自然很得意，立即将戚的讲话整理打印，广为散发，并组织学习。其实，我们并不了解，此时的戚已经处于泥菩萨过河的危殆境地。

学部的“联队”垮台后，林聿时、周景芳、洪涛、王恩宇有的被逮捕，有的被群众组织专政，但潘梓年和吴传启却不知去向。周总理指示戚本禹通过傅崇兰派人协助二炮保卫部追捕这两个人。不久，吴传启在南阳落网。据协助二炮保卫部抓捕吴的赵国华后来告诉我，他同二炮的一位参谋根据线人提供的线索飞到南阳，在一个小旅馆找到吴，吴用的是化名。当那位参谋出现在他的面前时，他坚决否认自己是吴传启，并出示假工作证抵赖。这时，赵国华出现在他的面前，问他：“吴传启，你认识我么！”吴只得乖乖地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当晚，赵协助那位参谋乘飞机将吴押至北京。潘梓年是江苏宜兴人，他通过关系躲到太湖的一个小岛上。傅崇兰指派哲学所的一位同志协助二炮保卫部的人乘海军提供的快艇将其抓获。

1968年初，我们同戚本禹失去电话联系。这使我们犹如热锅上的蚂蚁，惊恐不安，只得通过各种关系打探戚的情况。因为傅崇兰与李讷有一面之识，我们搞的有关“文革”的材料也曾送给她。我看过傅保存的李讷用铅笔写的一张条子。当时李在《解放军报》任“文革”组长。傅同她没有电话联系，就在一天深夜要我陪他去《解放军报》社找李讷。我们到了那里，只见到她的副手，他客气地答应为我们联系，却没有下文，估计他已得到李的指示，故意敷衍我们。傅又找到二炮保卫部，一位副部长接待了他，也是很客气地敷衍一番，说我们的合作已经完成，在学部实现大联合以前不要再同他们联系。面对当前的严峻形势，我们一派的主要骨干开了几次形势分析会。后来成为大经济学家的吴敬琏当时是我们这一派的专案组长，他分析说，戚的突然消失无非出于两种可能：一是他确有问题，垮了；二是他没有问题，上边故意不让他出面，而让反他的人表演表演。第一种可能最大，因此我们应该做好应变的准备。大家都同意他的分析。这时形势对我们越来越不利，我们的对立面“总队”反对我们的声势越来越大，不少所的权被他们夺去，历史所也是如此。此前，《文汇报》驻京办事处主任艾玲对傅崇兰说，形势对你们不利，我看你还是躲一躲。但傅认为自己没有问题，哪里也不去躲，结果在一天下午被“总队”与地质学院的造反派串通一气抓了去。那天下午我们几个人正在办公室，突然闯进一伙人，不由分说将傅抬起，从二楼拖到楼下，塞进一辆汽车开走了。我们抓住地院的一个人，并将他扭送卫戍区。卫戍区的一个参谋接待我们，待我们说明来意，他无意说了一句话：“噢，你们是傅崇兰一伙的。”接着说，地院这个人交给我们，你们回去等消息吧。

与戚本禹的联系虽然中断，但我们这一派当时仍坚持认为我们大方向正确，决心斗争到底，誓不屈服。大家最关心的是傅崇兰的安全和去向。他被对立面抓去，肯定受到非人的待遇，但只要专政机关不接受他，就说明他没有问题。只要他在“总队”那里坚决斗争，我们一派团结一致不动摇，我们的团体就会生存下去。由于我们在各所的权力都被对立面夺去，我们这些头头的安全也受到威胁；在傅被抓去后的几天里，我们就天天在外面流浪。为了鼓舞士气，我们通知各所同派的人在一天上午到北海五龙亭开会。同时，我们也得到消息，“总队”要在同一天召开大会，扭送傅到卫戍区。我们一面派人到“总队”召开的会议上探听消息，一面按时在五龙亭召开了同派的会议。

记得那天天气寒冷，昔日熙来攘往的北海也冷冷清清。在会上，我们这派的头头张德信、吴元迈等讲了话，无非是论证我们一派的正确性，鼓励大家坚持到底。同时宣布，在傅崇兰失去自由期间，由孟祥才代理我们这一派历史所的头头。我也在会上表态，坚决同大家一起战斗到底。会还没有开完，我们派去打探消息的人回来报告，傅已被扭送卫戍区。我们立即向大家宣布了这个消息，同时表明无论傅有什么问题，我们都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由于傅被卫戍区接收，我们这一派中的不少人纷纷反戈一击，我们这一派也就基本垮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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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南湾湖    时间: 2018-10-14 13:22
标题: 余汝信：与戚本禹面对面(转载)
戚本禹，胶东威海人氏，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族人后裔，为人倜傥大度。文革初，未及不惑，际会风云，人称“戚大帅”。及后，因“王关戚”案锒铛入狱，自此作别政坛。
　　　　近日，得友人介绍，与戚结识。甫一见面，余即谓之，少年时代，曾夜读其《袁崇焕》一书。时隔四十载，对其与罗尔纲等关于李秀成自述的论争文章，仍历历在目，恍如昨天。戚面露喜色，瞬即拉近彼此距离，此后谈话过程，基本上是有问必答，未有顾忌。
　　　　一、从十六级干部到中办代理主任
　　　　余笑问道：文革中，老兵讥讽你仅为十七级干部，然否？
　　　　戚答：非也。十六级，比彼等所言高一级（大笑）。
　　　　余又问道：外间有传你是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
　　　　戚答：否。本人仅为中学学历。历史，全凭自学。
　　　　戚随后爽快地谈及了早年的经历。称，１９４２年随父到上海（父为沪上报关行低级职员，属当今所谓“蓝领”）。未几，就读于据称是国人在上海创办的第一所中学－－南洋模范中学。在校期间，接受进步思想，投身地下学运，十七岁加入中共。上海解放后，被选送至北京中央团校的前身－－劳动大学学习，１９５０年５月４日－－戚对这个日子记得特别清楚--分配到中南海，时年仅十九岁。
　　　　戚报到处，为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师哲，副主任江青、田家英（戚着重说明，江的名字排在田前）。师哲离开后，未有任命正职，由田负责，重要问题与江青商量。
　　　　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属中央办公厅编制。“八大”以后，取消中央书记，称中办政治秘书室，其实，就是毛泽东本人的秘书室（在提及毛泽东及周恩来时，戚一般都循习惯用“主席”和“总理”的尊称。这里及后文引述戚的话时称毛、周，是余行文时所改）。其它中央书记，各自另有秘书班子。初时最重要的工作，是编《毛选》１－３卷，戚是田家英的助手，负责校对，一篇文章，逐字逐句读着校，要读五六十遍。
　　　　余问：劳动大学结业后，为何你能千里挑一，到毛处工作？
　　　　戚答：可能是成绩拔尖，理论水平高吧。
　　　　事后，余想起江青也是山东人，籍贯在这里是否起了些作用？可惜当日没有来得及问戚。
　　　　戚说，五十年代后期，秘书室有五个科，其为一科科长，级别定为十六级，此后再未曾调整过。
　　　　余问：一科是干什幺的？
　　　　戚答：主要负责处理毛的来往信件，兼管来访接待。
　　　　余问：那你是否“一组”成员？
　　　　戚似乎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外行，称：不是。戚回答的语气给余的感觉更似乎是不大看得起“一组”的人。余后得知，“一组”属中办警卫局管，负责毛的随身警卫、饮食起居，与“政治”不沾边，与政治秘书室更是两码事。
　　　　戚继续说，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得毛褒扬后，１９６４年夏，陈伯达点名要其到《红旗》杂志负责历史组工作，毛首肯，但有言在先－－如有事须随传随到，故此，戚的中南海甲区出入证一直没有收缴。在《红旗》任历史组组长，也就一年多的时间，１９６６年春夏之交，组成文革文件起草小组，为成员，５月，起草小组正式定名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仍为成员，同时调回中央办公厅。夏天，被任命为中办秘书局副局长，局长是童小鹏。
　　　　中办秘书局是将政治秘书室、机要室这两个毛自己的秘书、机要班子，和习称“后楼”的中办研究室三合一而组成的新机构，与中办警卫局、机要局等同级。第二年夏天毛泽东南巡，汪东兴随卫，毛指定戚代理中办主任，为时很短，仅两三个月。
　　　　余说，读过戚写于近年的《毛泽东秘书田家英被暗杀？自杀？－－一宗至今未了的历史要案》（香港《明报月刊》２００２年１２月号），文章不长但说理充份，逻辑性很强。其中有一段话引起余的注意：“田家英的真正错误和他自杀的原因，也应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读后曾请教过知情者，大概猜到戚所指何事，这日，向戚求证，戚点头称是。
　　　　余又问：评李秀成自述，是否上头旨意？与当年重提《逸经》的瞿秋白狱中自白有无关联？
　　　　戚答：诚然，文章发表后，得毛击掌赞赏，并在一张刊有此文的报纸空白处批曰：“白纸黑字，铁案如山。忠王不忠，不足为训”（这张报纸后来不知所终），但该文写作完全是个人行为，绝非奉命文章，与对瞿秋白的再评价，亦无丝毫关系。
　　　　二、毛、江不可分
　　　　戚至今仍认为，其１９６８年１月被毛、江所抛弃（“抛弃”是余的说法，戚没有用这个词），是由于对来自上海的一批有关江本人的材料处置失当所致。而在余看来，即使没有１９６８，也会有１９７６，戚的厄运，终究难逃。
　　　　从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６８年，是戚人生高峰的十八年。而自１９６８年被关进秦城单独囚禁直到１９８６年出狱，戚的人生低谷，恰恰又是十八年。前十八年，戚将毛看作恩师，后十八年，毛理就是他的ｗ星。戚以前曾对人说过，前后相抵，扯平。而今天的戚，心底似乎已平静如水，谈及往事，没有流露出一丝对毛的怨恨（至少，余没有这样的感觉）。
　　　　余问：记得文革三十年之际，《亚洲周刊》曾采访过你，那一期杂志，我至今还保留着。那一次，对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有关毛私生活的描述，你认为是随心所欲的编造，今天，你仍这样看吗？
　　　　戚答：对，我仍这样看。我在中南海十八年，虽非“一组”成员，也算是接近毛的人，怎幺就一次也没有碰见过李志绥所说的那种情形？毛不是一般的领导人，他是天字第一号，随卫人员众多，一举一动，都逃不过警卫的眼睛（毛亦因此发过脾气，认为失却人生自由）。毛的房间有一特点，就是没有可以锁得上的门，房间门上只挂有布帘子，“一组”的人不用敲“门”也无从敲“门”就可进入，怎幺会有与别的女孩子“大被同眠”的情形发生？
　　　　余问：你对江青总体印象如何？
　　　　戚答：她就是小心眼，好报复，当党和国家领导人，远不够格，但没有现今人们普遍所说的那幺坏。毛、江的关系一直很好，感情甚笃，直到晚年，尚为如此。说毛对江没有感情，那是骗人的话。
　　　　以上有关毛、江个人品格的观点，戚声言为其本人近距离观感，余未予置评。而至于毛、江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的治国理念及因此给国人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余虽感同身受，惟因时间关系，未及与戚展开讨论。话题转入了一些戚当年经历过的事件。
　　　　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两个细节
　　　　据余所知，戚是１９６６年５月北京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列席者，当日求证于戚，戚说，他参加了。
　　　　余问：“５。１６通知”是如何举手通过的？
　　　　戚答：先是主持会议的刘少奇请出席会议的政治局成员表决，未有反对意见。其后，刘少奇再向坐在后排的列席人员说，你们也表表态，这样，列席者也纷纷举手，算是出席、列席会议的人都“一致通过”，但后者应不计入票数。
　　　　余问：有著述提及会议过程批陆定一时，林彪写有一叶群的“处女证明书”，会议参加者人手一份，阅后收回，然否？
　　　　戚答：没有见过这幺一个“证明书”。批陆时，发过一份材料，是陆夫人严慰冰写的匿名信。此事是严慰冰很不对，在严信之前，党内高层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不正常的事--党中央副主席的家庭受到了不断的来历不明的骚扰。
　　　　笔者认为，戚的回忆应与事实相符。以逻辑推理，既然是批陆的会议，不可能只发林的辨解而不发陆、严的“罪证”，不可能只有“果”而没有“因”，仅发林的“证明书”（即使假设是有的），能说明什幺问题呢？而以上两个细节情况，笔者从另一位会议列席者处也得到了证实。
　　　　四、“５。１８讲话”的整理者
　　　　论及５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过程，戚说，这次会议，名义上是刘少奇主持，实际上，起核心作用的是周恩来，周比刘更能领会毛的意图。
　　　　林彪“５。１８讲话”，是周恩来要他讲的，林彪说：“常委的其它同志要我先讲”，指的就是周。讲话记录稿先由中办的工作人员梁川作了初步整理，再交戚作进一步整理，因为林讲了很多历史上官廷政变的例子，这些刚好是戚熟悉不过的东西，可得心应手地加以史料上的核对和文字上的加工。戚基本是按记录稿整理，没有作任何大的增删。林彪看过整理稿后十分满意，说戚是高水平的整理。
　　　　余说：周也有讲话。
　　　　戚答：是。但周讲得比较零散，没有林系统。周讲话的主题是反修，讲话中对陆定一骂得最厉害。
　　　　戚又说，今天看来，林的讲话有点历史唯心主义。历史地看，林彪功劳很大（对林的这个评价，戚重复了几遍），在东北，面对蒋集团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战而胜之。
　　　　五、目睹毛给江的信被烧毁
　　　　余问：有关毛１９６６年７月８日给江青的信，外间有所质疑。你是当时的中办秘书局负责人，是否知道有这幺一封信？为什幺今天我们看不到这封非同寻常的重要信件的原件？
　　　　戚答：可以肯定地回答你，有这封信。你可以看看这封信的字里行间，完全是毛的风格，而毛的风格，是任何人都难以模仿得神似的。江青收到这封信后，觉得应该在党内最高层部份人中传阅，得毛同意。传阅过程中，周恩来抄了一份，陶铸亦抄了一份。
　　　　余问：毛的信，传阅者可以抄吗？
　　　　戚答：可以。据我所知，周处还有大量的毛其它批件的抄件。
　　　　余说：你的回忆，与官方解释有出入。官方的说法是，毛的信在发出前给周恩来、王任重看过，毛叫秘书抄了一份。１９７２年５月作为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文件印发的，是毛秘书的抄件。
　　　　戚答：当时，我负责毛的文件的保管，没有这样的印象。以后印发的，应该是根据周恩来的抄件。
　　　　余问：那幺，在江青处的原件呢？
　　　　戚答：林彪知道毛有这幺一封信（估计江青交党内最高层传阅时，林也是传阅人之一）。在林彪从大连回到北京后的一天，叶群到钓鱼台找江青谈这封信的事。叶群对江青说，林总不放心，为避免以后发生不好的影响，请示了主 说，烧了吧。烧的时候，在江青的住处，江、叶在场，把我也叫去了（叫去的原因，戚推测是怕日后万一说不清楚，好有人作证），江青说了大致情况，我无意看信的内容，怕日后惹麻烦，待信完全烧光，叶才离开。
　　　　余问：有人怀疑，现在发表的抄件，与烧了的原信有出入。
　　　　戚说：我没有看过原信的内容，不好评论。但应该不会有大的出入，为什幺要有出入呢？没有必要作改动。原信对林彪肯定是有些不利，否则，叶群不会那幺紧张兮兮。
　　　　戚又说：今日我说的有关这封信的话，你可以公开。
　　　　余最后道：你说陶铸看过这封信，我相信。
　　　　笔者之所以相信陶铸看过这封信，是因数年前曾查阅过１９６６年８月初中共中央以中央文件形式转发的陶铸一封给中央及毛泽东的信（文件当年仅发至省军级并规定不得下传），信中有几段话，笔者作过摘录：
　　　　“七月二十八日上午，中央宣传部委托熊复、唐平铸两同志召集首都各报负责人，传达了主席七月二十五日关于今后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语言的指示，作了讨论。
　　　　大家肯定林彪同志提出的这些话是正确的，开始从解放军报宣传，以后逐渐成为全国普遍运用的语言，非常深入人心”。
　　　　“主席指示：今后不用这类语言。大家认为这是伟大领袖的谦虚态度。我们应当按主席的指示办”。
　　　　“考虑到群众情绪和当前斗争的需要，不宜于突然全部停止使用这类语言，因此，大家建议采取如下的步骤：
　　　　一、在代表党政领导机关的发言和文件中，在报纸的社论、标题、按语和新闻导语中，都不用这类语言；在群众稿件中有这类语言的，还应当保留一个时期”。
　　　　如果陶铸不知毛的底细，能有这封信、敢说这些话吗？
　　　　同月，林彪、陶铸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分别跃升为中共第二、第四号人物，毛的这种刻意安排，给人们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
　　　　戚本禹目前是一间高科技公司的副董事长。他的角色转换和言谈中流露出来的对当今社会的适应程度，令经历过文革的笔者多少有点出乎意料。据戚说，公司的效益不错。
作者: 南湾湖    时间: 2018-11-29 13:19
详忆粉碎“四人帮”的前前后后（上）

无垠的天空  11月4日
文源自 阳光季节1988

前排右二为武健华，右三为李鑫



（文章较长，需耐心读）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反革命集团及其帮派骨干。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样说：“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粉碎“四人帮”虽然已经过去37年了，有些专家、学者认为某些历史真相仍属未解之谜，一些重要人物，如汪东兴所起的作用仍是知之不多。当时，我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参加了粉碎“四人帮”的全过程。在粉碎“四人帮”的酝酿阶段，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同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元帅之间的活动我也知道一些。当时，汪东兴在华、叶处商谈后，回来都与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和我通气。现在就我所知，照实写出来，如能为党史工作者及广大读者提供些参考，我将会感到极大的宽慰。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除了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外，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特别是李先念同志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在有关回忆录和传记中都有详细记载。因为本文谈的是我当年的所见所闻，特别是现场抓捕“四人帮”亲眼所见的人与事，涉及的面有限，不能一一提到，请广大读者予以理解。
9月14日夜，汪东兴和李鑫向华国锋进言：要设法除掉“四人帮”
毛主席逝世以后，9月10日晚，将毛主席遗体送到人民大会堂，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吊唁仪式期间，汪东兴日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值班和休息。我作为吊唁期间主管人民大会堂警卫工作的人员，也同他一起在人民大会堂值班。
1976年9月12日和9月14日深夜，李鑫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看望汪东兴。他们一起谈到“四人帮”近几天的活动：9月9日凌晨2时在政治局讨论治丧问题会上，江青哭闹着要开除邓小平党籍；9月10日王洪文在紫光阁擅自开设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姚文元他们还动员不少人向江青表忠心、写劝进信等等。李鑫还说：我在钓鱼台工作过一段时间（任康生秘书），对“四人帮”的活动情况知道一些。这伙人在钓鱼台经常聚会碰头，每次政治局开会前，他们都先开小会，讨论对策。现在主席不在了，他们肯定会造反夺权。我们要下决心除掉他们，免得被动。
汪东兴说：我们对“四人帮”的了解和分析，很多想法都是一样的，你同我谈的情况、提的意见很重要，你找个时间去华国锋同志那里，把我们两个人的想法和意见同他谈谈，主席遗体在，我不好离开人民大会堂，让他对“四人帮”的这些情况有个了解，对“四人帮”的处置意见请他来下决心。
李鑫于9月14日晚去了东交民巷华国锋家，和华国锋谈了“四人帮”在钓鱼台频繁活动的情况和最近的动向，并代表汪东兴提了除掉“四人帮”的意见。李鑫在华国锋家里吃的晚饭，边吃边谈。当天夜里，李鑫又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汪东兴那里。他说：我把我们两个人对“四人帮”的看法和处置意见，都对华国锋讲了，他听进去了。虽然他没有明确表态，但也没有表示反对的意见。
9月12日上午到10月2日下午，叶剑英与汪东兴进行了三次密谈
第一次密谈。1976年9月12日，即毛主席吊唁仪式的第二天，党和国家领导人继续参加吊唁和守灵。上午中间休息的时候，叶剑英元帅（以下简称叶）到了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他一见到汪东兴（以下简称汪）就说：一方面我来看看你，一方面来听听你对形势的看法。又说：自9月9日以来，你是日夜地忙，没有很好地休息过，可不能把身体搞垮哟！很多事情还等着我们去做呢！
汪：事情的确很多，瞻仰毛主席遗容还在进行。全国要求来京参加吊唁治丧的人民来信像雪片一样，秘书处忙于答复。追悼大会正在抓紧准备；遗体保护问题专家们正在研究，去越南取经的专家尚未回来，预计遗体保护的问题可以解决，请叶帅放心。
叶：毛主席逝世是一件很不幸的大事，我们都很悲痛！可是还有人不顾大局多方干扰。江青在讨论毛主席丧事的会议上，闹着要开除邓小平同志的党籍。姚文元跟着起哄，不必去说他了。而政治局中竟有人毫无根据地说主席脸色发紫，怀疑是医生害死的，弄得医生们很紧张。好在王洪文、张春桥都参加值班，不然又要颠倒是非了。
汪：毛主席逝世时，正好是华国锋和张春桥值班。我们在主席那里值了几个月的班，亲眼看到医生、护士高度负责，全力投入治疗和抢救，怎么可以无根据地怀疑他们呢？
叶：我们都能理解，我想你能顶得住压力！
汪：叶帅，压力我是不怕的。你知道，他们早就想把我搞掉。1967年1月，江青一伙就一直在幕后策划，在中南海内掀起“火烧”汪东兴的活动，在国务院小礼堂几次召开大会批评我。主席知道后说话了：“烧烧炸炸都可以，但不要烧焦了！”这才把他们的气焰压下去。后来江青一伙又给我戴上“特务头子”的帽子，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调离我在毛主席身边的工作，撤掉我办公厅主任的职务等等，所有这些都被毛主席识破了，制止了。
叶：你在主席身边工作多年，经历了不少难办的事情，这也是不可多得的一种锻炼。我虽然老了，但锐气还是有的。看来，我们与他们的这一仗，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汪：对这伙人，多年来我是看透了，他们搞分裂党的活动，是绝不会罢休的。我们这些人，只要不倒不死，将永远是他们的对手。
叶：现在江青他们还在中南海活动吗？
汪：江青这两天在中南海跑到毛主席住地，要看毛主席那里的文件，被拒后大为不满。她又闹事了。主席逝世后，他们的活动更加频繁，更加明目张胆了。
叶：对于这一点，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现在双方都在搞火力侦察，选择突破口寻找时机。好，我们隔天再谈。
第二次密谈。1976年9月15日，在京的外国同志和朋友以及外国专家，同首都群众一起瞻仰毛主席遗容。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在毛主席遗体旁守灵，并在吊唁大厅分别接见前来吊唁的各国朋友，会见外宾。叶剑英元帅和汪东兴由吊唁的北大厅来到东大厅南侧的一间办公室里，又开始了交谈。
汪东兴把今日江青要华国锋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毛主席处文件处理的问题，并且提出她、姚文元、毛远新和汪东兴都要参加常委会的事情向叶帅作了汇报。
叶帅听后说：他们气势逼人，向华国锋同志出难题，逼他表态。
汪：那天因为夜已深，没有打扰你。华国锋同志同我商量后决定，改为中央常委会听取江青、姚文元和汪东兴对毛主席处文件处理意见的汇报。
叶：好主意，我们不能上当。他们正在挖空心思向华国锋施加压力，向中央常委会要权力，想挤进中央常委会内。做不到！今年我们党先后有三位领导人与世长辞了。“四人帮”乘机作乱，中国革命处于危难之中。
汪：江青一伙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党内同他们的斗争是势不两立的。
叶：他们背离党中央，背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搞阴谋诡计，搞分裂，我们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中国革命就会遭受挫折，甚至倒退失败！
汪：主席生前在政治局会议上，几次讲过陈平、周勃平吕氏乱，巩固汉室的这段历史。我看主席这话是有所指的。
叶帅点头说：老实说，“四人帮”的罪恶比吕氏尤甚！他们迫害致死多少老同志啊！真是“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当叶帅谈到批判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问题时，汪东兴对叶帅说这个问题据我了解是这样的：
1967年7月17日晚8时许，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118房间，召集周总理等一些老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一起开了一个会。会上毛主席说他要离京外出一段时间，并谈了他离京后的工作问题。江青一伙不让我随主席外出，理由是我是办公厅主任，走了谁来抓这一摊工作。主席没有同意他们的意见。主席说办公厅主任可以找人代理嘛！又说可以叫戚本禹代理中央办公厅主任。主席说了话，就这样定下了。
主席对参加会议的同志说：对刘、邓背靠背地批一批是可以的，不要搞什么面对面的批斗。当时参加会议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因为当夜主席就要离京，会后我马上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央办公厅工作会议，传达了“118”会议有关的重大事项，并要求大家认真地贯彻执行。
1967年7月中旬，陈伯达在一件关于批判刘少奇的“请示报告”上圈阅同意，并将刘少奇三个字中“少奇”两字勾掉，又在“刘”字后面加上“邓、陶夫妇”四字。7月18日，北京的一些群众组织数万人，在中南海西门外召开批斗刘少奇誓师大会。以后又有一些群众组织在中南海周边“安营扎寨”，要求“刘少奇滚出中南海”。
当时毛主席住在上海。武健华同志得知戚本禹在组织大会批斗刘、邓、陶夫妇后，先后两次打电话报告了我。我当即报告了毛主席，主席让我马上给周总理打电话，请周总理告诉他们，对刘、邓、陶等人不要搞面对面的批斗。总理说：“主席的指示我知道了，你最好直接和戚本禹讲讲。”我又把主席的指示用电话通知了戚本禹。
戚本禹很不高兴地说：“你说的事情我知道了。家里的事由我来办。”说完就气哼哼地把电话挂断。
据事后了解，江青一伙并没有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他们还是阳奉阴违地组织批斗了刘、邓、陶夫妇。
叶帅听完这段话后说：他们无法无天！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灾难又要临头了！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得国常于丧，失国常于丧”。眼下我们不得不防啊！
第三次密谈。1976年10月2日下午3时许，叶剑英元帅按照预约来到汪东兴在中南海南楼的办公室。叶帅是第一次到这里来。进门时，他把身边随员留在楼下，自己一个人上了楼。进屋后，他沿着靠海的窗户边看边说：这房子貌不出众，但地点好，看得远，幽雅安静，是办公的好地方。
汪东兴给叶帅冲了一杯龙井茶，对叶帅说：请坐下来谈吧。
叶：最近形势很紧张，这也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中国人常拿“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来比喻首恶不除，祸乱不止。我看“四人帮”不除，我们的党和国家是没有出路的！
汪：为了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挽救党的事业，我们有责任粉碎“四人帮”这个反革命集团！
叶帅探着身子、压低着声音问汪东兴：你考虑好了吗？
汪东兴用肯定的语气说：我认为形势逼人，不能再拖延，到了下决心的时候了！
叶帅坚定地说：对！他们的气势发展到如此地步，该摊牌了，不能失掉时机，“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他停顿了一会儿又说：至于斗争的结局是喜剧还是悲剧，待见分晓。
汪东兴庄重地说：叶帅，你是我们党内以深思熟虑、多谋善断而著称的领导人，由你和华国锋同志一起领导，团结政治局大多数委员，我看优势会在我们方面。
叶帅说：9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我同先念、向前请假先退席了。江青竟然擅自宣布散会，留下“四人帮”围逼华国锋。你留下来陪同华国锋一起对付他们，做得对。
汪东兴说：当时我觉得他们这样做很反常，他们简直就是在质问华国锋同志。
叶帅异常激动地说：看来他们已经开始下手了！他们是在逼华国锋摊牌，交权！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由来已久，想把他们的帮派利益凌驾于党和人民的利益之上。妄想！我们要立即找华国锋同志谈，要加速采取果断措施。
太阳已经落山，汪东兴对叶帅说：叶帅，消消气。今晚请你尝尝我们家里的饭菜。
叶帅很高兴地和汪东兴一起进了晚餐。
叶帅严肃庄重地说：好！就这样说定了。我现在就去华国锋那里同他谈，具体问题由你今晚去华国锋那里谈，一定要严格保密，不能走漏半点风声！尽量做到知密范围小，但也不排除出点小的乱子。
汪东兴说：肯定有风险，但力争不出乱子。
叶帅临出门时叮嘱说：事实摆在眼前，逼着我们要加速进程，不能失掉良机。4日下午我再来，不要打电话，你也不能到我那里去，不要惊动了他们。
汪东兴说：我明白。
华国锋要汪东兴拿出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
10月2日晚9时，汪东兴去了华国锋副主席在东交民巷的住地。在华国锋办公室，汪东兴对他说：今天下午叶帅到我的办公室来，我们谈了一个下午，主要讨论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华国锋回话说：叶帅刚才来过。你们谈的意见原则上和我想的一致。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具体化。刚才我和叶帅商议过，由你先提出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来，我们再来议定，你看这样好吗？
汪东兴想了一会儿说：我回去考虑一下，拿出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明天我再来汇报。
华国锋又进一步明确地说：形势逼人，争取在一周内解决怎么样？你尽快准备，但也不要过急，没有准备好，不能动手。
汪东兴表示同意：我争取一周内做好准备，没有把握的仗，绝对不能打。明天我把方案拿出来咱们再定。
华国锋说：你制订方案时，还要考虑到困难和阻力，而且时间紧迫。
汪东兴说：时间是很紧了，据我了解，张春桥最近两次到中南海，在江青家里谈了很久。我们一定要赶在他们前头。
华国锋最后说：那好，明天还是这个时间这个地点见面，不打电话了。
汪东兴要张耀祠、李鑫和我三人与他一道谋划
1976年10月2日晚，汪东兴送走叶帅后，已经是7点多钟了。他在办公室来回踱步，盘算了一会儿，让值班的高成堂秘书通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李鑫和我到中南海南楼汪东兴办公室开会。由于工作的关系，汪东兴和我们多有接触和交谈，所以大家对局势的现状，毛主席对“四人帮”的批判，中央同“四人帮”斗争的情况，大致都是清楚的。我们三人到场之后，汪东兴就直截了当地对我们说：“中央已经下了决心，对‘四人帮’要采取行动。”他一面说，一面用手画了一个圈，五指并拢攒紧了拳头，示意要把“四人帮”一网打尽。他说：“你们先琢磨出一个行动方案，我要到华国锋那里去，我回来后，咱们继续讨论行动方案。他特别强调，要严守机密，不能有丝毫疏忽。”他准备离开办公室时，又告诉正在交接班的高成堂、孙守明两位秘书，在他的办公室旁为李鑫和我准备一间办公室和卧室，从现在起，他们就在这里办公和休息。回头他又交代张耀祠，你回去要内紧外松地抓紧中央办公厅、中央警卫局的日常工作和人员情况，这几天不要发生意外事端，有事随时当面通气。
10月3日凌晨3时，李鑫和我在汪东兴的办公室，向他汇报了我们商量的行动方案的初步意见，汪东兴和我们进行了详细研究。
在讨论行动方案时，我们本着以下四条原则去考虑问题：
一是，把握“四人帮”的心理状态。在这段时间里，张春桥处心积虑想把出版《毛泽东选集》的权抓到手。他曾经在近期找李鑫向他汇报过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情况，并向李鑫索要几份稿子去看。利用张春桥对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工作的关注，把常委会议内容确定为研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问题，应该对张春桥是有极大吸引力的。
二是，按惯例行事。中央对研究《毛泽东选集》的出版问题，特别是涉及稿子问题时，历来都是在怀仁堂正厅开会，因为中央曾有过规定：凡属《毛泽东选集》稿件，不得带出中南海以外的地方研究。对这些规定，张春桥、王洪文都是知道的。
三是，抓住研究涉及毛主席的重要问题，如研究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问题，作为常委是必须参加的，这样使张春桥、王洪文不能托辞不到或因故请假。
四是，根据过去的经验，在怀仁堂采取行动，较为方便有利。
根据以上考虑，我们提出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内容有二：一是研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问题；二是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问题。
在这个方案中确定解决“四人帮”的顺序是：在怀仁堂解决王洪文和张春桥两个人的问题之后，再依次分别处置江青和姚文元的问题。毛远新与“四人帮”区别对待，对他采取的处理方法就是监护审查。
在这个行动方案中，还对行动时间、力量的组织、隔离地点、保密措施、战备方案以及同北京卫戍区的分工和配合问题，都提出具体明确的实施细则。
讨论到最后，汪东兴遵照华国锋、叶剑英副主席的指示，对李鑫和我的工作进一步作了明确分工：李鑫集中精力起草将来提请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三个文件，即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建立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和尽快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并起草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
我协助汪东兴组织和实施有关行动方面的各项任务，同时做好协同各个部门和环节之间的工作。
张耀祠除坚持日常工作外，到时将负责处理毛远新，并与我一起解决江青的问题。
我们对行动方案的研究和制订一直到10月3日凌晨4时许才结束。
汪东兴分别向华国锋、叶剑英两位副主席汇报粉碎“四人帮”的实施方案

1976年10月3日晚9时，按约定时间，汪东兴和华国锋同志在东交民巷华国锋的办公室又见面了。汪东兴向他详细汇报了粉碎“四人帮”的行动部署和实施方案。
华国锋听完汇报后说：听了你们制订的行动方案，我认为办法是可行的。我考虑时间是否再缩短一些，争取提前解决。
汪东兴说：我看这个主意好，免得夜长梦多。准备时间是否由10天缩短为6天，我们还是要提防他们铤而走险先动手的可能。
华国锋沉吟了一会儿说：这样吧，你再约叶帅谈谈，看他还有什么新的意见。如果叶帅先来我这里，我和他谈；如果叶帅先去你那里，你就同他谈。
汪东兴说：那好，我再向叶副主席去汇报。
1976年10月4日下午，叶帅如约来到中南海南楼汪东兴办公室，开始了他们之间的第四次密谈。
汪东兴在大门口迎接叶帅。看叶帅走得很急，气喘吁吁，面孔涨得通红。汪东兴请叶帅慢慢走。叶帅没有放慢脚步，边走边说：慢不得！要一鼓作气啊！
叶帅坐在沙发上，一边喝茶，一边听汪东兴汇报：2日晚上，我去了国锋同志那里，他告诉我你刚从他那里离开。我把咱们的想法都同他讲了。他认为我们的意见和他的想法原则上是一致的，问题是如何具体化。根据国锋同志的要求，我和张耀祠、李鑫、武健华一起商量了一个粉碎“四人帮”的实施方案。昨晚，我又去了他那里，把我们研究的实施方案向他详细汇报了，国锋同志认为可行，要我再向你请示汇报，看你还有什么新的意见。
叶帅示意汪东兴继续讲。汪东兴把粉碎“四人帮”的行动部署和实施方案一一作了详细汇报。叶帅听得很仔细。听完之后，他沉思片刻说：兵法上有这样的话，“计熟事定，举必有功”，“凡谋之道，周密为宝”。我看这个计划比较成熟，安排也相当周全。照这个实施方案执行，必会成功。叶帅接着说：当然喽，还要特别注意保密啊！因泄密导致失败的历史事件太多了。同时警戒要严密，无关人员不得进入现场，一定要把紧这一关。
汪东兴很赞成叶帅的指示，强调说：叶帅讲的，都是从我党历史上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所以“一招不慎，满盘皆输”，我们将要求所有行动人员务必切实做到。
最后，叶帅说：基本上准备好了，应抓紧睡个好觉，保持精力充沛，士气旺盛，保证打好这一仗！
汪东兴说：我们一定组织好，请叶帅放心！
10月5日下午，华国锋在汪东兴陪同下，亲自检查了设在地下工程内的隔离点
1976年10月4日上午，汪东兴同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毛维忠、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局长刘剑以及我一行四人，以一级战备的名义，检查地下工程内各个隔离点，并对地下工程的安全措施、家具用品、盥洗器具、机电设备等进行了全面检查。检查后责成8341部队防化科科长黄昌泰、工程管理中队教导员廉洁，在绝对保密的原则下，紧急动员最必需的部队，按使用状态，做好一切准备。
10月5日下午，汪东兴陪同华国锋到地下工程，对各隔离点又仔细检查了一遍，认为完好可用。
此后，汪东兴和我又对怀仁堂会场及其大门入口、停车场，进行了细致检查；对有关的武器弹药、车辆装备、通信联络、后勤保障等工作进行了详细布置和检查。同时，还制订了非正常情况时的几种应急预案。
行动人员的挑选和编组：我们从政治素质、军事技术、身体条件以及对情况是否熟悉等几个方面考虑，经过再三斟酌，反复挑选，从警卫局的局、处、科级干部中，从8341部队的师、团、营级干部中，选出了行动小分队和参加此项任务的人员，并对他们进行编组。
1976年10月5日凌晨2时，汪东兴向华国锋请示8341部队与北京卫戍区部队的分工和协同配合问题
1976年10月5日凌晨2时，汪东兴两次来到华国锋的住地，向他汇报行动前的准备工作落实情况，同时请示8341部队在行动时与北京卫戍区部队的分工和协同配合问题。华国锋把刚刚离开他家的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吴德，又请回来一道商量。
汪东兴对吴德说：我们两家协同行动有三个方面：一是首都的安全，北京卫戍区负责，8341部队仍负责其原有的防务；二是，这次行动我们负责的对象是“四人帮”和毛远新，其他的人由你们负责解决；三是，有关姚文元的问题。姚文元家住北京市西城区按院胡同，那里的住地警卫由北京卫戍区担任，不属于8341部队管辖。按照这次行动方案办，如果姚文元接电话后立即来中南海，问题就解决了；如果他借故不到，我们马上要去他家行动。为防止发生误会，我们建议北京卫戍区有一负责同志，能到中南海来同我们一起组织这次行动。
吴德说：我们负责解决的对象住得比较分散，这些人不能就地监护，要找地方安排，行动时可能惊动周围的人，这个问题我们正在设法解决。首都的安全问题我们已经作了全面部署，配合你们解决姚文元那里的问题，我们已决定请吴忠司令员去中南海。
华国锋最后说：那好，分工和配合的问题就这样定了。我们与叶帅都谈过，就照这个行动方案办。现在看起来，经过五天的准备，如果不出意外，成功会是有把握的！
汪东兴进行战前部署，8341部队随时处于战斗状态
1976年10月6日，星期三，农历丙辰年闰八月十三日。据气象预报：北京地区，白天阴转多云，风力二三级。夜间，多云转阴，风力一二级。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低气温10摄氏度，是有利于行动的好天气。
这一天是普通的一天，也是历史上难忘的一天。
上午8时许，汪东兴同往常一样，让秘书告知中央办公厅秘书局，请他们通知政治局常委：华国锋副主席今晚8时在怀仁堂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内容有两个：（一）研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问题；（二）研究建造毛主席纪念堂的选址问题。
整个上午，一切都那么寻常。快近中午时，我经汪东兴同意，到中南海周围看看动静，观察一下有无可疑状况。我先从南海走到中海，着重看了中南海大西门到怀仁堂一带；又骑上自行车环绕中南海外围转了一圈，特别对中南海周围的几个制高点：电报大楼、景山、白塔等处进行了观察，一切照常。回来后，我报告汪东兴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汪东兴说，按照计划进行。
10月6日下午3时，张耀祠和我到了汪东兴南楼办公室，他要同我们商定当晚控制江青和毛远新的实施办法。汪东兴对张耀祠说：今晚8点，由你带上李连庆那个行动小组的四个人，先去把毛远新监护起来。你现在回去后，先找李连庆研究布置具体执行方法。处理完毛远新的问题后，你在丰泽园值班室等武健华带人来，然后你们一起去春藕斋隔离江青，由你们向江青宣布中央的决定，对她隔离审查。你看这样可以吗？张耀祠说没有问题，领受任务而去。
10月6日下午3点30分，我通知四个行动小组的全体同志，集中在南楼汪东兴办公室外面的几间屋子里，等待接受任务。
汪东兴分别对每一个行动小组进行动员，下达任务。
第一个行动小组的任务是，负责解决王洪文的问题。组长李广银，队员：吴兴禄、霍际隆、王志民。
第二个行动小组的任务是，负责解决张春桥的问题。组长纪和富，队员：蒋廷贵、徐金昇、任子超。
第三个行动小组的任务是，负责解决江青的问题。组长高云江，队员：黄介元、马盼秋、马晓先（女）。
第四个行动小组的任务是，负责解决姚文元的问题。组长滕和松，队员：康海群、张云生、高风利。
现场担任警戒的小组成员有：丁志友、东方、叶桂新、赵汝信。
汪东兴严肃地压低声音对大家说：“党中央已经作出决定，对‘四人帮’今晚要采取紧急措施，对其进行隔离审查。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大问题，党中央要求我们必须坚决果敢地去完成这项政治任务，绝不能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重托！有问题吗？”
每个行动小组都坚决表示：“保证完成任务！”
汪东兴又向大家宣布了三条纪律：
第一，要绝对保守机密。万一失密，败坏了党的大业，那就非同小可，要给以最最严厉的制裁！
第二，要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擅自开枪！我们要争取不响枪不流血解决问题，这是上策。
第三，从现在起，以行动小组为单位活动，组长负责，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今晚具体集结时间，集结地点，车辆配备，以及如何互相协同的问题，由武健华分别向你们布置交代。
10月6日下午5时，我又在中南海东八所小会议室，紧急召开当晚参加行动的其他一些同志的会议。他们是：8341部队防化科科长黄昌泰、工程管理中队教导员廉洁，服务科科长孙洪起、副科长孙振发，交通科科长曹志秀、副科长李合；汽车驾驶员：史友令、俞桂兴、尚占良、王明臣、吴增彬、张中臣。
我按照汪东兴的讲话精神，向参加会议的同志作了政治动员，下达了具体任务，提出了保密要求，宣布了三条纪律，通知当晚6时30分分别集结到指定位置，听候命令。
会后，我忙着到南楼汪东兴处三言两语向他报告了东八所开会的情况。他一边听我讲，一边看看手表说：“你现在就到怀仁堂，先检查一下，不要有任何疏漏，我一会儿就到。”我随即驱车赶往怀仁堂，车停放在宝光门隐蔽处。当我跨进怀仁堂大门时，行动队员和会场工作人员正在向怀仁堂集结。

1976年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坐镇怀仁堂，决战“四人帮”
晚上6时30分，汪东兴乘车到达怀仁堂门前。下车后，他指示司机李合把车开到西楼大厅北侧，在灰色院墙之间的夹道隐蔽。同他一起来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按照计划，留在车上。他双手抱住皮包放在膝盖上，包内是他奉命起草的稍后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的三个重要文件。
此时，尽管诸事布置妥善，还是怕有什么事情被遗漏，或者在意想不到的环节上出现差错。汪东兴严肃地说：“我们再看看去！”
他从怀仁堂正厅、礼堂，到东西大院，直到门前车场，对所有警戒哨、潜伏哨、机动分队及警卫值班室，一一亲自检查，再一次明确他们的任务，重述处置措施。
为了不暴露意图，怀仁堂大门前，公开可见处的警戒部署一律照常，形势上内紧外松。
停车场内，将工作用车及机动应急车辆大部分隐蔽在西门里北侧空场。怀仁堂大门口只停放与会者的几辆车子。做到宁静如常，整齐有序。
随身警卫人员当晚一律不准进入怀仁堂现场，依照过去大型会议活动时的规矩，都安排在怀仁堂斜对面的“五间房”休息。责成警卫处处长丁志友在怀仁堂前厅警卫值班室切实执行，严格把关。
五个行动小组，准时分别集中在指定位置待命。
执行拘押王洪文、张春桥的两个行动小组，此时正在怀仁堂舞台帷幕后，进行临战前的演练。他们有的在进一步检查和擦拭随身携带的手枪和械具，有的在做类似运动员入场前伸腰扭胯，活动腿脚，熟悉擒拿格斗的动作。
与此同时，其他三个行动小组，业已分别集结在怀仁堂以外指定位置。
负责处理江青的行动组组长高云江，同两名成员和三辆轿车，正隐蔽在丰泽园后门西侧便于去春藕斋的马路边。他们暂时都坐在由史友令驾驶的红旗保险车上。
担负处理姚文元任务的行动组组长滕和松，同全组成员及三辆轿车，位于交通科以南小桥处待命。不同的是这里还有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以备在必要时配合行动。
负责处理毛远新的行动组组长李连庆，按照张耀祠下午的安排，在丰泽园内正伺机而动。

中南海怀仁堂外景
汪东兴在检查了以上各项警戒部署和各个行动小组之后，又回到当晚的主阵地——怀仁堂正厅。怀仁堂正厅是一个多功能的大厅。今天这里的布置却与往常不同。汪东兴亲自指挥服务科孙洪起、孙振发两位科长，按照他的意图进行调整。正厅的北侧原来就矗立着一扇白色纱绸的大屏风，为了便于隐蔽，利于行动，又在正厅的中门以东，由南而北，再增加几扇中小型轻便的屏风。沙发一律撤掉。这样，就把整体有800多平方米的正厅，减小到三分之一的空间。场内坐北面南摆了一张不大的长条会议桌，桌子后面为华国锋、叶剑英准备了两把扶手椅。桌子上原有的茶盘、茶杯、烟灰缸、文具等等，全部撤掉，以防万一。两位科长在机动队员的协助下，熟练迅捷，在几分钟之内，就调整就绪，完成了“战场准备”。
此刻已是晚上7点20分了，我快步走到怀仁堂大门外去看看情况。刚迈出门槛走下台阶，就看到一辆大型红旗车开着微灯，正徐徐驶进中南海西门，瞬间便停靠在怀仁堂门前。叶帅下车后，手搭车门，泛泛地扫视了停车场，精神矍铄，步履稳健地走向怀仁堂。
“叶帅到了。”我在大门前向叶帅饱含敬意地说了一句。
叶帅停步向我看看，像往常一样面露微笑：“东兴同志呢？”
“他在正厅外间。”叶帅一边听我回答，一边走上不高也不陡的石阶，经怀仁堂大门，沿着东侧休息室走向正厅。
汪东兴见叶帅进来，紧走几步，在正厅与礼堂的结合部，同叶帅一边握手一边说：“叶帅，请放心，按照预案，我又检查了一遍，一切都落实到位，定会顺利完成计划。”
叶帅在礼堂柔弱的灯光下，环顾着四周，一切井然有序，他沉默片刻，若有所思地说：“这是背水一战呐！‘摧其坚，夺其魁，以解其体’，指望的就是顺利取胜哟！”
汪东兴微微点头，充满信心地答话：“打好这一仗，我们是有把握的！”
晚上7点40分，华国锋副主席从中南海北门进来，车停在游泳池后，走进怀仁堂正厅。他见叶帅、汪东兴都在，没有寒暄，直截了当地问：“东兴同志，一切就绪了吧？”
汪东兴痛快地说：“可以说是万事俱备。”接着他又把刚才检查的情况简述了一遍。华、叶、汪三人站成一个品字形，时而挪动几步，时而停立对视，倾心攀谈。
汪东兴看看手表，对华、叶两位副主席说：“现在是7点45分了，请你们‘入席’就座吧！”他们三人迈着稳健的步伐，一起进入正厅。华、叶分别坐定后，汪又指指正厅的东南小门，加重语气地说：“王洪文、张春桥他们就从这里进来。”
接着，汪东兴又转身面西：“我的位置就在这排屏风后面。武健华在正厅现场，他可以里应外合。”
晚上7点55分，隐隐听到从怀仁堂入口处传来不高的话音和橐橐的脚步声。我顺着东休息室的长廊向南瞧去，只见王洪文刚转弯向北走来，我飞速地分别通知华、叶、汪。突击王洪文的队员，虎视眈眈，设伏于门内两侧，进入临战前的紧急状态。
王洪文仍是往常的着装习惯，上身穿一件制式军上衣便装，下身着一条笔挺的藏青色西装裤，皮鞋锃亮。左手提着一个文件包，挺胸直背，趾高气昂地走向大厅。他看上去毫无戒备地走进了小门，向华国锋、叶剑英望了望，还没来得及吭声，便被两眼射光、威武凶猛的突击队员霍际隆、吴兴禄从左右两侧，饿虎下山般地扑过去，两双强劲有力的大手紧紧地钳住王洪文的两臂，一手压下他的肩胛，一手抓起他的手腕高高提举，形成了低头哈腰的“喷气式”。这迅雷不及掩耳的突击，使王洪文一时昏了头脑。他脖颈胀红，扭动着不太灵便的脑袋，急促地喊了两句：“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拼命地扭动着双臂，蹦跶着两脚，竭力妄图挣脱。霍、吴由两侧加大力度，李广银、王志民从背后狠狠抓住他的腰带，使王洪文的两脚踏空，无力可施，牢牢地被禁锢在离华国锋、叶剑英5米左右的正面。华国锋面对王洪文并庄严地宣布：“王洪文，你不顾中央的一再警告，继续拉帮结派，进行非法活动，阴谋篡党夺权，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中共中央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
话音刚落，王洪文就被行动小组扭离现场，在正厅东饮水处，一副明晃晃的铐子，咔嚓一声，反背卡紧了他的双手。就在上铐的那一刹那间，他如梦初醒，无可奈何地道出了一句实在话：“想不到你们这样快！”由此也反证了中央提前处置“四人帮”的正确决断。
在东饮水处小门，把王洪文押上早已准备在怀仁堂东院的红旗轿车。驾驶员是精明干练、善于处理复杂情况的尚占良。置王洪文于后座中间，左右仍由霍、吴掐住他上了铐的双臂。王志民坐在二排副座，将王洪文夹在当中。组长李广银坐在司机旁的指挥位置上，几分钟之内，王洪文就被拘押到隔离室内。
晚上7点58分，正当在场外隐蔽处为王洪文上铐子的时候，张春桥已跨入怀仁堂大门。他习惯性地沿着东侧走廊，由南向北心事重重地缓步走来。他像往常一样，穿了一套半新不旧，看上去还合身的灰色中山装，脚踩普通的黑色皮鞋。左腋下夹着一只鼓鼓囊囊的文件包，右手不时地将文件包向上撮动着。他不苟言笑的面孔绷得紧紧的，两只阴鸷冰冷的眼睛，仍然流露着他那刚愎自用的神气。他没有环顾左右，凝视前方，大模大样地迈进了正厅。他迎面看到正襟落座的华国锋、叶剑英，立即感受到寒峭袭人的气氛，这只诡谲的狐狸，紧锁着眉尖，全身一怔，踯躅不前。 预伏在小门两侧的突击队员纪和富、徐金昇，跟进在后的蒋廷贵、任子超，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张臂曲腿，快速夹击，三下五除二就使不堪一击的张春桥泥塑木雕般呆立在华国锋、叶剑英面前。
华国锋严正地向张春桥宣布了中共中央的决定。决定全文，除了改换名字为“张春桥”外，其他与对王洪文宣布的别无二致。
张春桥自始至终一言不发，任凭行动小组摆布。他像王洪文一样，戴上铐子被押解上车，送到地下隔离室。
张耀祠和我带人去春藕斋宣布中央隔离江青的决定

汪东兴风趣地面向华、叶两位副主席：“这两个人跟我们合作得不错啊！准时来，按时走，很听指挥嘛！”
华国锋面带笑容地说：“老人家不是说过嘛，宜将剩勇追穷寇！我们要打一个完全彻底的歼灭战！”
说话之间，服务科副科长孙振发用茶盘托上碧绿清香的龙井茶，一一送到华、叶、汪面前，紧张的时刻，一杯浓茶，一块热毛巾，对消除疲劳，振奋精神，极有帮助。
我急促地对汪东兴说：“我和张耀祠同志现在就到春藕斋去了！”
汪东兴说：“去吧！有什么问题随时同我联系。看国锋同志、叶帅还有什么交代？”华、叶表示没有意见。
我一路小跑地离开怀仁堂，就在丰泽园后门警卫值班室停下。室内空无一人，我意识到毛远新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完。急忙经过菊香书屋门前往颔合堂走去，只见毛远新两眼直视地坐在正厅一把椅子上，张耀祠在宣布中央对其监护的决定后，下掉了毛远新随身携带的手枪，正在训示他必须老实服从管理规定。
我从侧后轻声地对张耀祠说：“时间很紧了，我们走吧！”
他回头看到我，又向站在一边的李连庆低声交代了几句，我们俩就迅速出了丰泽园后门，并肩直奔春藕斋。行动小组的高云江、黄介元、马盼秋紧随其后。三辆轿车也徐徐开进春藕斋东侧广场。
我们直接进入春藕斋前厅。这里是秘书、警卫、医护、司机聚会和休息的地方。我们到达时，他们有的在聚精会神地看书，有的在弯腰捋袖洗衣，有的前倾后仰地玩扑克。看到我们来此，虽然不明原委，但都是几乎天天见面的熟人，既不生疏，也不紧张，一一都咧嘴微笑。
张耀祠跟在场的工作人员笑嘻嘻地说：“在吧？（指江青）”大家都会意地点点头。
与此同时，我把为江青开车的老申叫到一边：“请你把停在门前的车，马上开回交通科！”又面对开着保险红旗轿车的史友令说：“你把车停靠在门前明廊上车处！”他们都一一立即照办了。接着，我告诉原来在江青处工作的警卫参谋周金铭：“小周，你前面带路。”我确知，晚饭前，汪东兴已经给周金铭透了一点“风”，小周心里有数。回转头，我又对站在我们身后的女护士马晓先说：“你也来！”室外应该准备的事情安排就绪后，张耀祠和我及行动小组不动声色地推门进抵春藕斋正厅。
一进门就见江青面东背西坐在沙发上。身前摆着一张长方形石头的办公桌，桌上铺垫着白色的桌布，摆放着台灯、茶盘、茶杯、各类办公文具，还有几份文件。膝盖部位盖着一条小方毛巾被，脚底蹬着一块专门制作的垫脚板，地板上铺满厚厚的墨绿色羊毛地毯，房间周围摆放着几个书橱和铁皮文件柜。天花板上正中吊着一盏形似花瓣曲伸的大型玻璃顶灯，放射着金黄色的灯光。
行动小组的成员进屋后，迅速从左右两侧和沙发背后，把江青围拢在一个半圆形的中间。江青仍然坐在那里，一张愠怒、凶狠、可憎的脸上，显现忐忑不安的惊惧。瞬时又故作镇静，木然地抬起右手，扶了一下眼镜，侧着头面向张耀祠和我，声音带有一点颤抖，“你们要干什么？”她首先发问。
作者: 南湾湖    时间: 2018-11-29 23:37
相爱相杀的大坏蛋－－康生（下，图片拷贝不过来略）

原创： Vitoyzh  给姑娘卸个妆  1周前
前两篇说完了康.生同志的“才”和“功”，可是要知道那个风起云涌的战斗年代，革命阵营里面有才和有功的人一抓一大把。但是很多人都倒在了路上，没能坚持到最后。用一句时髦的话说那就是“有的人走着走着就散了”。有的人牺牲了，有的人投降了，有的人莫名其妙消失了，还有相当一部分在内部斗争中被杀了。而且说起来有点不可思议，我党对付起自己人来比对付敌人更狠，自己人杀的自己人比敌人杀的还要多。

其中最狠的一件事是1931年的富田事件，苏区的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按照领.导指示，处决了红二十军从军长到副排长的全部700多名军官。这绝对可以说是人类史上最狠的窝里斗，比斯大林的肃反还厉害，最后李韶九也被灭口。根据党的正式文件说明，此后短短两年间，光是江西苏区，就处决了超过十万的“AB团”、“改组派”和各类所谓的“党内不良分子”。把老蒋都看得目瞪口呆，要知道所谓的“独夫、民贼”蒋介石在位那么多年，可基本上没有杀过几个自己人。

被灭口的富田事件执行者李韶九

扯远了，也就是说当时的革命者除了要担心国民党的追捕和围剿以外，还要对付残酷的党内斗争。而康.生同志是怎样做到平平安安终老一生的呢？让我们从他的身世讲起。

康.生原本的名字叫做张宗可字“少卿”，出生在一个青岛的书香门第，祖父就是前朝进士，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国学教育。张宗可同学从小就是个大学霸，四书五经、琴棋书画无所不通。“无所不通”四个字并非虚言，这在日后执掌文化思想战线的时候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年轻的张宗可

有意思的是，16岁的宗可同学居然混起了黑社会，学会了使用刀剑和散打搏击，这又为他日后当上“红队”首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老爹看着儿子这样一个好端端的有为青年居然混成了古惑仔，气不打一处来，就把他送到了德国传教士卫利姆办的青岛礼贤中学读书。

舞刀弄棒的古惑仔

在这里不得不说一下这个德国人卫利姆，他是中国通，德文版《易经》的翻译者。可以说张宗可是他最得意的弟子，而张宗可在日后的谍报工作中就使用《易经》的内容作为电文密码的关键词（老外喜欢用《圣经》）。

礼贤中学（现青岛九中）

在礼贤中学这三年里，张宗可同学主要学好了《易经》和德语，说起来也算是中外兼修。中学的第二年，宗可同学和一个姓陈的乡下女子结了婚并生了个儿子。毕业后张宗可在诸城当起了小学老师，这时候女主角就正式出场了。

女主李.云.鹤同学的母亲曾经在张宗可家做仆人，这是可以确定的（最早出现于早期我党的高级领导人王.稼.祥的遗孀朱仲丽整理的回忆录）。而有才有妻的富家子弟与佣人女儿之间的故事古往今来几乎都是一个套路：多才多艺的少爷喜欢上了年轻漂亮的下人，这似乎理所当然的事情。虽然云－鹤只有14岁，可是别忘了，刚遇上郭靖的黄蓉和刚遇上宝玉的黛玉也都是14、5岁的年纪。

年轻的李云鹤

根据六十年代一些苏联官方的文件显示云.鹤曾给一个王姓地主当过一阵子小妾，后来宗可老师对云－鹤一见钟情，就把云－鹤从王地主手里抢了过来。这种说法有点勉强，但也并不是空穴来风。至于这两人之间当时是否存在“爱情”很难判断，我本人倾向于“有”。而且从后面几十年的种种迹象表明，这绝不仅仅是春心萌动的少女对有才青年的仰慕而已。这样的感情结局当然是老太爷棒打鸳鸯谱，两人各奔东西了。

没过多久，张宗可甩掉了乡下老婆，离开了小小的诸城前往上海，追随周恩来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并成为了大名鼎鼎的中共特工首领。而李－云－鹤则凭借美貌与聪明进入了山东省话剧团，成为了一名演员。

李.云.鹤经过一番辗转，最后也来到了上海发展，成为了当时红极一时的影星。坊间传言是因为当时她的情人（一说是老公）－青岛大学地下党的领导之一俞启威告诉她：上海党中央周恩来手下有个厉害的特科领导人是山东人，而且从各种同志们的描述当中她就觉得很像老相识（hao）宗可老师。后又恰逢俞启威被捕，她就隐姓埋名跑到了上海，一来是为了谋生，二来我猜想也是想碰碰运气看能否找到老熟人。

俞启威（黄敬）

巧合的是云.鹤同学是1933年7月到的上海，宗可老师（这时应该叫中央特科赵容科长）也是这个月底撤离上海的。有谣传说是因为赵科长的夫人兼助手曹轶欧听说有一名漂亮的山东地下党员执着地到处打听且想见一见大名鼎鼎的“红队”首领。几番查证，果然是老公的老相识（hao），赶紧盯着赵科长立即跑路。于是李.云.鹤同学和张宗可老师就这样擦肩而过鸟！

可是四年之后两人之间的又一个巧合发生了：1937年抗战爆发后不久，宗可老师，不，现在应该叫Constantin同志（叫“康斯坦丁同志”或者“江诗丹顿同志”都可以，反正简称都是“康.生”）回到了阔别4年的党中央。不过这次不是上海，而是延安。也不知道是不是云.鹤同学听说了宗可老师也回到了国内，总而言之他们就是几乎同时到达了延安。

延安时期的康.生

而此时，云.鹤同学，不，现在应该叫“影星蓝.苹女士”因和新婚的老公唐纳离婚的事情闹得心力交瘁。What？新婚的老公？对！你没看错，确实是与“新婚的老公”离婚。想结束一段关系最好的办法就是开启一段新的感情（或者resume一段旧情），怀着对新生活的向往，蓝－苹女士把目光投向了革命圣地延安。

影星蓝苹结婚照

要知道那时候从上海去延安可不象现在买张机票就过去了，通过各种严格的政审后一路上还要经历风餐露宿，十分艰难。Anyway，蓝.苹女士历经千辛万苦，终于于1937年底来到了延安。这一次，任何人都无法把她赶走了。

马背上的蓝苹

再相逢的时候两人已经无法象十多年前那样卿卿我我了，一个是手握生杀大权的情报机关首脑，一个则是失婚落魄的上海戏子。这时蓝.苹面对的再也不是宗可老师那土不啦叽老实巴交的乡下老婆，而是精明能干心狠手辣的情报部曹科长。更有意思的是蓝.苹作为文艺青年选拔进入中央党校学习的时候，曹科长就是她的班主任！哈哈哈哈！

中共情报部曹科长

说实话，在这种情况下，笔者不大相信江诗丹顿同志和蓝.苹小姐之间还能有什么实质性的交往。但是感情的东西谁也说不清楚，一个男人真的喜欢上了一个女人，但是又碍于现实无法公开相处的话，为她的生活或者前途作一个好的安排不失为是一个负责任的做法。俗话说：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善于审时度势的江诗丹顿同志非常有创意地把“安顿好老朋友（qing ren）”和“安排好领.导生活”两件事情“有机地”结合了在一起。江诗丹顿和领.导之间可以说是“英雄识英雄”，英雄都爱什么呢？不外乎两样：宝剑和美人！而此时的江诗丹顿同志无疑就是领.导手中的宝剑；领.导缺的是什么？美人啊！！！

英雄美人

我们可以参考领.导的秘书师哲回忆录中的一段话：我回国不久，康.生就同我讲：在中国要搞好社会关系，建立友谊，有两个法宝：一是教书，当教员，可供桃李满天下。中国人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学生自然要拥护你，不像苏联人师生关系淡薄。二是当月下佬，为他人介绍老婆。

于是江诗丹顿同志就安排蓝.苹去窑洞里照顾领.导的生活起居，要知道江诗丹顿同志是直接负责党中央保卫工作的，没有他的同意和安排，任何人不可能接近领.导。按说如果只是想给领导找个保姆，勤快的陕北老妈子多的是，为什么要安排一个年轻漂亮的电影明星去？可见去领.导窑洞也不是单纯为了叠叠被子洗洗衣服而已。

窑洞里的英雄美人

英雄和美人之间的故事就顺理成章地发生了。在英雄的建议下，美人的名字正式由“蓝.苹”改名为“江.青”。这个“青”字意为“青出于蓝胜于蓝”；而为什么要取姓“江”呢？似乎没有人想过，那就让作为广东人的笔者来开个脑洞吧！

在民国时期，是没有汉语拼音的，国人用的是威妥玛式拼音。特别是人名的翻译，都基本上以广东话为标准而不是像现在以北京话为准。例如“蒋介石”以前并不是翻译成“Jiang Jie-Shi”，而是“Chiang Kai-Chek”，为此有个清华的教授还翻译成了“常凯申”。威妥玛（Thomas Wade）式拼音里“康”和“江”的发音与“Constantin”的第一个音节“Con”几乎一模一样。而广东话“康”和“江”连在一起读听起来就很像“Hong Kong”。其实蓝.苹最初的目的地并不是延安，而是香港。哈哈，这又是一个巧合，或者说猿粪吧。

这下好了，康部长给领.导介绍了老婆，而康夫人则是领.导夫人的老师，两样都占全了。从此，无论政治环境多么复杂险恶，康部长都顺风顺水！

按说江诗丹顿同志和领.导夫人的故事应该到此为止了吧，不，故事才刚刚开始！

志得意满的男女主角

根据夫人秘书杨银禄的回忆：在延安期间，两人的互动远远超过了普通朋友－当然，两人之间本来就不是普通朋友。领.导夫人一生给两个人打过毛衣，一是领.导，另一位就是江诗丹顿同志。读者们想一想，女生给异性织毛衣这样亲密的事情，除了给老公、儿子、兄弟、老爸以外还有谁呢？

在几乎所有的史料中，领.导夫人都是骄横跋扈，不可一世且任何人都不放在眼里的，就算是对林和周，也经常找机会打击一下。可是对于康.生同志，则完全不同。郑重声明一下，以下均是根据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举的几个例子，各位可以在任何公开的官方网站查到，不需翻墙，绝无造假：

一是在称呼上。领.导夫人称呼康.生，无论当面还是背后，或者是文字称呼，从未有人听到和看到她称“康.生”，总是称“康老”。而且领.导夫人经常对人说“康老是我最好的老师”；而康老师也说“江青同志是我最好的学生”。多年以后领.导夫人自杀时留下的遗言是：主席，我爱你，您的学生和战士来看您来了。要知道，能让领.导夫人以学生自称的就只有这两人了。

相伴左右的师生二人

二是在态度上。领.导夫人在我们工作人员面前从未讲过康.生的坏话。有时不高兴了，实在忍不住了，想跟周围的人说说她内心的话，话刚露头，就立即收了回去。

三是在看电影上。领.导夫人喜欢看电影是出了名的。在钓鱼台17号楼放映室里存放了上百部影片，这些影片如果没有领.导夫人的批准谁也取不走，但康.生除外。

领.导夫人请康.生陪看电影，他如有特殊情况不去看，领.导夫人对康.生没有任何不满的表示。领.导夫人通知春.桥、文元看电影，他们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不陪她，她会不高兴甚至表示不满，有时还会拿他们是问。

四是在生活上。后来康.生身体不好，领.导夫人为了使康.生吃东西，就叫厨师做了几样好吃的小点心，亲自送到康.生住地，端到他的病床前劝他吃。她当着康.生的面先吃了一小块点心，并说：“好吃好吃。”康.生见领.导夫人吃了，也跟着吃了，领.导夫人高兴地笑了。得知康.生不喝水，领.导夫人就叫人泡好茶，自己先喝一口，再递给康.生，康.生就喝了。为了使康.生高兴，领.导夫人前后几次给康.生送去鲜花，表示问候。有一天，领.导夫人亲自开着红旗车给康.生送鲜花，因为驾驶技术不过关，还差点出了车祸。

OMG！喂饭！送花！怎么听起来这么熟悉啊？这不是眼下小年轻们谈女朋友常用的招吗？原来已经是老套路了！


想起前阵子吉林建筑大学的一则告示：禁止食堂互相喂饭！这源头敢情是要惩治反革命集团首犯啊：）

在“文革”期间，二人亲密无间、配合默契，基本上想整谁就整谁，呼风唤雨无所不能。


可是到了1975年底，康老行将就木的时刻，剧情来了个180度大反转。他突然毫无预兆地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情：找来唐闻生、王海容这两位在领.导身边工作的年轻人，揭发了夫人和她的手下春桥年轻时曾叛变的历史。不管是当局者还是后人无不为之愕然，好端端怎么会突然翻脸了？而且“历史问题”和“叛徒”不管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是非常严重的指控，一旦被认定是一定会被彻底打倒且置于死地的。

领导的晚年亲信王海容

这里有几个疑点，用常理是难以解释的：

首先为什么康.生找来两个毫无资历的年轻人说这样重要的事情而不找党内其它元老或者他自己的亲信下属呢？

其次那时候他已经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了，而夫人经过十年的发展，权势正盛，此时得罪她也就是向领.导的最后权威发起挑战和质疑，和夫人决裂就无异于和领.导决裂。有什么好处吗？康.生那样绝顶聪明的人，一辈子紧跟领.导，并且没有出过大差错，为什么要选择在临终之际做这样的事情？他疯了吗？

对于康.生的揭发，领.导的态度怎样呢？领.导说：“这件事我知道，领.导夫人跟我讲过。”（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第657页）后来的事情就是，夫人仍当她的政治局委员，春桥则由领.导提议，兼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有人说这是康.生看到了领.导对夫人及其团队的不满，于是发起了人生的最后一次政治投机，我觉得这样的论断毫无道理：人家两夫妻几十年的感情加上政治上的盟友怎么可能让你这么一个快死的人几句话就挑拨了？而且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过硬的证据，都是嘴上说说而已。照我说，那是康.生这辈子为领.导夫人做的最后一件事情。

晚年康.生

以下是笔者充分发挥想象力，大开脑洞编造了一段小故事。
让我们把场景穿越到某朝乱世吧：

重臣张阁老已自觉大限将至，他一生纵横捭阖，杀人无数、树敌无数、历险无数，总算也是平安得个善终。心中牵挂唯有贵妃一人，主上年迈且同样时日无多。朝纲不振，危机四伏：元老派虎视眈眈，而贵妃羽翼未丰。主上驾崩之后一番厮杀在所难免，如何能保全贵妃安然无恙？苦无良策，这实在是让他寝食难安。

因太子早夭，主上只得从大将中挑选储君。然前储君林氏身死名裂，余党尽诛，虽令人不寒而栗，但斩草除根与秋后算帐乃是本朝祖制。自己开罪于各元老重臣，结怨太深，倘若死后元老派掌权，必被掘坟鞭尸，党羽必遭清算，贵妃亦必不能幸免。为今之计，只有兵行险招，挥剑刺向贵妃，与贵妃决裂。“敌人之敌必为友”乃是本朝惯例，前储君死后与其为敌之各派系权臣纷纷起复委用。若与贵妃树敌，日后若元老派掌权或许能因此而放贵妃一条生路。

张阁老与李贵妃一生惺惺相惜、患难与共、风雨相随，岂料临终之际却要做此无奈之举。朝中重臣个个老谋深算，若找个老臣行此险招必被识破；莫如利用一二纨绔子弟昭告天下以表明与贵妃势不两立。张阁老这看似临死倒戈的不义之举，细细想来，其实煞费苦心，可谓相爱相杀！

奈何事与愿违，阁老死后不久主上驾崩，元老派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翦灭贵妃一党。新主圣明，洞若观火，并未立即将阁老立即鞭尸。而是先将贵妃盖棺定论，然后秋后算帐将阁老尸骨移出忠烈祠，再踏上千万只脚让其永世不得翻身。呜呼，人算不如天算，阁老用心良苦却成空，九泉之下必不得瞑目！

以上故事纯属笔者臆想，请诸位不必当真，权当是听了个瞎编的故事罢了。

讲完了宗可和云－鹤一生的相识、错过、别离、相聚、相望、相助、相杀，除了“长相守”之外，男女之间的一切还有什么没有经历过？两人一生无数的“巧合”让他们的命运交织在一起。笔者是不大相信“巧合”这码事的，如果真有，那也就是一次两次才叫巧合，无数次的交集大概就不能叫做巧合了吧？！真要那么说，那也只能说明是极深的猿粪了！


对于女主来说，这一生对男主的期待、仰慕、欣喜、感激、叹息、伤感想来不能用三言两语表达，那就让我用一句台词来结束本文吧：我的意中人是个盖世英雄......有一天他会踏着七彩祥云来娶我，可我猜中了开头，却没猜中这结局！


——END——
作者: 南湾湖    时间: 2018-12-22 10:55
标题: 真正服务于人民，不能以左派自居
我们学生编辑认为：
      毛主席说：时势演变起来，‘中间路线’会分化。又说：我是中间派，中间偏左。通过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的历史经验，之所以中间偏左的意义就是要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
      真正服务于人民，不能以左派自居，而是要为实现党的初心实干。这样就能理解习主席的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纪念日的讲话精神。
      学生们学习阅读毛主席著作、年谱等，我们的体会是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核心，为大多数人服务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站在这一立场上考虑。一些人以个人意愿辨析社会的走向，这些人最终导致不是左倾，就是右转。纪念毛主席诞辰125周年，最好的方式就是促进扶贫一个也不漏真落地。干实事！少空头评头论足。
      老同志退休后给我们讲历史故事，回顾往事都是这样的。文革初期一开始就是一群逞能左派，如聂元梓、蒯大富、广西造反派等等。到了六四所谓左派言论也是自以为是、目中无人、形左实右，那些只顾眼前自己的利益不考虑别人的感受的事，例如一些人诸如法国黄马褂为自己的诉讼，他们不用法律却以乱求私利的行为，都是打着红旗谋小利说穿了不是真革命。

作者: 南湾湖    时间: 2019-1-2 22:06
美国罗斯·特里尔在他写的《毛泽东传》说：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上凸显出来[7]；这是一场在农村提高政治觉悟的运动。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以阶级斗争为主旨的《十条》草案，跟他自己在1962年提出的激进思想一脉相承。刘少奇以较温和的态度看待社教运动，认为它是一场在英明的中共密切领导下反对腐败和行政管理不力的运动。
     《十条》第二和第三个修改稿出来了，加进了彭真、邓小平和刘少奇的很多重要意见。有些低层官员开始纳闷：社教运动是否只是一个政治足球，在毛泽东和抗拒他的较为温和的领导人之间踢来踢去？毛泽东认为，第二稿和第三稿形左实右。他在1965年初出台了新的草案——扩大成《二十三条》——明显地把矛头指向刘少奇：“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补充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
       刘少奇不肯支持这个《二十三条》。毛泽东决定搞掉他。他心里已经有了一个理想的继承人。
作者: 南湾湖    时间: 2019-1-2 22:15
     美国罗斯·特里尔在他写的《毛泽东传》说：有一段时间，邓小平多少认可了毛泽东文化革命的思想。刘少奇则很固执，很有尊严地选择宁愿下台，也不支持他认为是错误的观点。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刘少奇曾试图把毛泽东从第一把交椅上赶下去。真相是，刘少奇把毛泽东看作中共的主席，而不是皇帝。
    这两个人在大的观点上有分歧。刘少奇不像毛泽东那样看重农民对革命的贡献。他像天主教徒相信教会一样相信党的权威，不像毛泽东那样热衷于邀请群众批评党。*他的性情是喜欢以有条不紊的步骤办事，而不是像毛泽东那样喜欢波浪式地发展经济。
     刘少奇没有毛泽东那种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他对苏联的各种缺点也不像毛泽东那样看得那么重。很难想象毛泽东会使用从刘少奇的嘴里自然说出的国际主义形式的语言：“中国共产党是世界共产党的一个优秀支部。”
     最大的差别在于刘少奇身上没有那种“猴子”气。他不具有毛泽东以倾斜的视角看事物的地习惯。他不像毛泽东那样把生活看作永远处在流变之中并从中获得乐趣。
     在刘少奇看来，历史是向上的扶梯。在毛泽东看来，它是个波涛汹涌的海洋。对刘少奇来说，社会主义是门科学，要以理智的步骤加以追求。对毛泽东来说，社会主义是一种道德，不允许在最后的胜利中被扭曲。
     然而，这些差别并没有妨碍他们极为成功地在一起工作。(毛泽东在讲话中常常用“少奇”这个称呼热情地提到刘少奇，这在毛泽东提到同事时是罕见的做法。)只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毛泽东，才觉得刘少奇不能容忍。
     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裂，在非斯大林化时就开始扩大了。毛泽东对来自莫斯科的冲击的最终反应，是决定找到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中国道路，即使它不再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这让固执地抱着正统不放的刘少奇落在后面，只感到对猴王的胡闹不理解。
     回想一下当初毛泽东是如何反对赫鲁晓夫攻击斯大林的：斯大林的行为“有时代的烙印”；作为赌注的，不仅仅有斯大林的名声，而且有共产主义运动的权威。
     刘少奇的行为同样有时代的烙印。他的名声难以与他在其中起了如此突出作用的运动相分离。
     但是毛泽东丧失了集体意识。他远不像以前那么关心以刘少奇为主要支柱的权威大厦。
     像政治上总是出现的情况那样，一些具体的争议问题强化了总体上的政见分歧。在60年代初期，刘少奇不像毛泽东那样愿意提供对外援助，或通过对“民族解放运动”做出巨大的承诺而打第三世界这张牌。[46]达到高潮的可能是，两个人在如何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上闹翻了。但是，如果不是这些问题，也会是其他问题。
    刘少奇表现倔强。如果刘少奇像周恩来一样有杨柳般的柔韧性，分裂或许能得到遏制，但是他没有。1966年4月底，毛泽东已经开始挥起鞭子进行新的冒险了，而刘少奇在对一批阿尔巴尼亚人讲话时，没有一次提到“文化大革命”这几个字，甚至没有提到“毛泽东”！
    刘少奇进行反抗最极端的一步，是他典型的组织观念：他试图召开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会，重新审议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但是，1966年不是党的规章条文能够胜利的时刻。
     毛泽东贴出他的大字报以后不久，就开始认识到事情的进展不对头。他承认了这一点。他或许喜欢这种混乱——他1966年8月说应该允许混乱继续下去——然而他和任何别的人都不可能对随之而来的伤亡和破坏感到高兴。
     “运动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10月份他向中央委员会承认道，“所以你们有怨言，也是难怪的。”  
     到1966—1967年冬天，不断发生的事件对毛泽东的打击就像闪电劈向一棵树一样不可预知，“文化大革命”变成对一系列这类事件做出的就事论事的因应。当1968年到来时，它已经变成一种救援行动，尽管使用的仍然是好斗的语言。
作者: 南湾湖    时间: 2019-1-9 23:59
1954年，江青到杭州探望当时住在那里研究起草新宪法的毛泽东。其间忽然收到一封匿名信，信的内容主要是警告江青，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已开过，要开始审查干部了，江青你的历史是堕落的，我已写材料交中央组织部，你要好好交待等。江青把信交给毛泽东，称这封信是反毛的。毛泽东当即找来公安部长罗瑞卿，指令设专案侦破。这说明毛是信任江青，而不允许别人说三道四的。这里附带说一下，这个匿名信专案一直到1961年才破案。写信者竟是曾任中央政府秘书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林伯渠的夫人朱明。“专案组询问朱明，她很痛快承认下来，很快服安眠药自杀。”[13]
作者: 南湾湖    时间: 2019-1-10 00:01
1960年代初，有一次江青为一件小事而责骂了杭州某宾馆的服务员张素兰。李敏把这件事报告给了毛泽东。“毛知道后，带着警卫员来到值班室，很亲切、很和蔼地对张素兰说：‘小张啊，江青有病，脾气不好，看在我的面上，不要跟她计较，我给你道歉。服务有直接的，有间接的；你们给她服务，就是为我服务啊。”[14]毛泽东以伟大领袖的身份，能为江青的事向一个服务员道歉，并说出：“为她服务，就是为我服务”这样份量很重的话，说明同江青的关系是好的，是有感情的。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对江青的某些政治观察和分析，还是欣赏的。对她反映的某些情况和问题，还是重视和赞同的。毛泽东有一次去广州，就曾亲口对省委负责人陶铸说过：“在生活上江青同我合不来，但在政治上还是对我有帮助的。她政治上很敏锐。”[15]而这一点，也正是江青自己引以为荣的。按她自己的说法：“多年来都是给主席作秘书，主要是研究一点国际问题。在文教方面我算一个流动的哨兵。”[16]大概也正是因为这种工作的性质吧，在50年代江青公开露面参加的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社会活动并不多。影响比较大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在毛泽东发动批判电影《武训传》时，她参加了为配合这场批判而进行的武训历史调查团。这个调查团由中央文化部、人民日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中共平原省委宣传部、平原日报、中共聊城地委和武训当时活动的几个县委的宣传部等共13人组成。其中起核心领导作用的是化名李进的江青。他们在堂邑、临清、馆陶等县作了二十多天的调查，访问160多名各界人士后，由袁水拍、钟惦棐、李进三人执笔写成《武训历史调查记》。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后，发表于《人民日报》，后又印成小册子，产生较大影响。这篇《调查记》给武训戴上了吓人的大帽子，说他是“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这种脱离实际的主观强加的罪名，已经显示了江青善于用“左”的观点强加人罪的特点。当然比起“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的所作所为，这只是“小巫见大巫”了。
对于50年代的二人关系，江青曾与延安的老熟人王稼祥夫人朱仲丽说过一段话，颇有一点自我总结的味道。江青说：“想到目前、度日如年。我和毛主席生活不融洽，如果不是政治上的原因，是无法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之间，只是政治夫妻而已。”[17]“政治夫妻”一词不太好听，但可能比较准确地反映了那个年代的毛泽东与江青关系的特点。而这个特点，到了“文革”时期，就发展扩大到了极端。
作者: 南湾湖    时间: 2019-1-10 00:01
江青在中国政坛上日益活跃起来是60年代之初，打出的旗号是搞“文艺革命”。这是借助于毛泽东两个文艺批示的东风。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不断发展，用他主观认定的“阶级斗争为纲”去观察和衡量一切，因而把文艺界的问题看得十分严重。1963年12月12日，在中宣部文艺处编印的一份材料上毛泽东写下《关于文学艺术的批示》。半年后的1964年6月27日，他在中宣部起草的《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上，又写下一大段《关于文学艺术的批示》。他认为“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需要“认真改造”。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大气候下，江青出场了。她先是准备抓京剧团，以北京为基点搞京剧革命，但没有得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等人的支持，于是转而去上海。在那里，她得到了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负责人柯庆施的支持。
作者: 南湾湖    时间: 2019-1-12 17:47
毛主席说：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 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是讨论和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不是甩棒子、打棍子残酷斗争。江青恰恰在这里出了问题。文革走入歧路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作者: 爱林    时间: 2019-1-20 17:50
文革这段话题有6万多人点击了。我说文革的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极大教训，中央委员会委员们没有掌握好手中的一票。那时经验主义占了头脑的尺度，认为毛主席带领下都是一路正确，忘记了党内会有非人民支流兴风作浪。光看到阳光明媚，忽视了执政情况下的复杂性。一些有权弄虚做假、谎报军情的人把毛主席好的初衷引向歧途。
作者: 爱林    时间: 2019-2-4 10:02
                 
      康生说：毛泽东审定“五一六通知”：一个标点都不许动
本文摘自《刘少奇的最后岁月》，黄峥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1966年5月4日，星期三，北京。今天北京从一大早起就云遮雾障，阴沉沉地像要下雨。天气不大好，天安门广场的游人比平日少了许多。

上午将近10点，一辆辆轿车陆续驶进人民大会堂西门院落。从车上下来的人腋下夹着公文包，步履匆匆地进了河北厅。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将在这里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有关负责人，共70多人。人们看到会场上有几张引人注目的新面孔：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这是刚刚组建不久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的几位大员，因而被“扩大”进来了。

     自从“文化大革命”成了史无前例、震动世界的大运动以来，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知名度大增，成为中外历史学者和中共党史专家关注的一个热点，从中分析研究出了这样那样的观点。但在当时，与会者一直到散会，仍对会议通过的文件、决定一知半解，不甚了了，真可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了。
    刘少奇是这次会议的主持者，同样对议程完全缺乏思想准备。
    他和陈毅是4月19日从缅甸仰光飞回昆明的。他们本来打算顺便对云南这个边陲省份作些考察，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也已经作了安排，这时却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要他们马上到杭州去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于是，刘少奇、陈毅的专机直飞上海，接着换乘专列急赴杭州。这部杭州派来的专列本是毛泽东乘坐的，因为事情来得急，刘少奇的专列一时调不过来，就只好先临时用一下了。
    刘少奇到了杭州刚住下，周恩来便急匆匆赶来，向他介绍情况。刘少奇这才逐渐知道，就在他出访的这段时间里，国内发生了一连串料想不到的事情：

3月底，毛泽东在上海几次同康生、江青等谈话，严厉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是错误的；指责中共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说“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组、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他还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

4月上旬，林彪、江青合伙搞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到全党。其中说：“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4月9日至12日，陈伯达、康生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系统批判彭真的所谓“一系列罪行”。会议决定成立由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组成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批判《二月提纲》。

4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用林彪的说法，是“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在此期间，“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在毛泽东主持下，写成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后来的《五一六通知》）。

《通知》中除点名批判彭真外，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也就摇身一变成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成员中包括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

这样，等到刘少奇出访回国，摆在他面前的既成事实是：彭真、陆定一已被打倒，《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已经定稿，中央文革小组已经成立。与此相联系的还有：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由于挨批而瘫痪，邓拓（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田家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吴晗等一批人挨整，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迅速得势。

罗瑞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尚昆（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早在1965年就被安上莫须有的罪名遭贬黜，这时又被说成是彭真、陆定一的同伙。

为了正式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落实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组织处理，决定5月份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开会的时间定在5月4日。这次会议要通过的几件事都是毛泽东在会前亲自抓的，刘少奇几乎没有参与。但毛泽东表示暂不回北京。依惯例，会议就由刘少奇主持，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请示。

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布置成了会议室。5月4日时钟敲响10点的时候，与会人员都已到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也已经在主席台坐定。刘少奇宣布开会。他介绍了会议的起因、议程以及出席人员的范围、开法。接着，总书记邓小平对会议文件、人员编组、各组召集人和最近几天的日程安排作了说明。

会议的第一个议程是讨论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但大多数来开会的人都不明白为什么突然要发出这样一个《通知》，于是决定，先开几天座谈会，传达毛泽东最近的一系列指示，介绍相关情况。

从5月5日至7日，介绍情况的座谈会一共开了5次，分别由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介绍。其中数康生的介绍最为耸人听闻。他从5日下午开讲，一个半天不够，6日上午又讲了半天，加起来差不多八个钟头。

康生的传达是混杂不清的。他把毛泽东的指示和他自己的体会、自己的话搅在一起，使人真伪莫辨。他嘶哑着嗓音说：“我个人体会，毛主席这三次谈话，概括起来是两条：一条是批评彭真、中宣部包庇右派，压制左派，不准革命；第二条是给任务，要支持左派，建立新的文化学术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贯串一个中心问题是中央到底出不出修正主义？出了怎么办？现在已经出了，罗瑞卿是一个，彭真是一个，杨献珍是一个，杨尚昆是一个，田家英、邓拓、廖沫沙也是？？”

这几次座谈会，刘少奇都没有参加。

接下来，会议转入分组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与会者已经听过介绍，都知道这是大笔杆子陈伯达执笔起草，又经过毛泽东在4月14日至30日的17天中先后八次审阅修改才定稿的，所以哪里还能提什么不同意见？只是在心里揣摸它的含意。各个小组报来的结果，已是众口一词，一片拥护声。

5月16日上午10点半，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举行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先由陈伯达综合介绍各小组讨论情况。本来有几个同志，如郭沫若等，提出文件中有几处标点和用语不妥，建议在某处增加一个“的”字、在某处去掉一个引号等等。但就是对这样的建议，也被陈伯达、康生一一否定。也就是说，整个《通知》稿一字不能改，连一个标点也不让动。

刘少奇似乎觉得这样不大好，出来解释了几句。他说：“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结果提了意见不改，连几个字都不能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这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吗？我原来考虑过改一点，现在大家意见还是不改的好，不如原来的好，那就不改吧！”

因为这个文件点名批判了彭真，刘少奇又特意征求他的意见，问道：“彭真同志，你有什么意见？”

彭真平静地回答说：“一个检查，一个改。”刘少奇觉得他误解了自己的问话，又补了一句：“对通知有什么意见？”“没有意见。”

“是赞成，还是反对？”彭真低头看材料，没有说话。

刘少奇不再追问，环顾了一下会场，说：“现在通过这个《通知》。同意的请举手！”

大家举起了右手。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被简称为《五一六通知》。每个与会人员都对文件中毛泽东亲自加写的几段话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

刘少奇是这次会议的主持者，同样对议程完全缺乏思想准备。
作者: 南湾湖    时间: 2019-2-4 16:25
      艾跃进说：“文革前，在文艺界，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充斥于舞台;在教育界，师道尊严、读书做官论的声音一片喧嚣。那个时候学校和教师就分为等级。在经济领域，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反对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大刮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之风、极力推行“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买办思想和“三自一包”的资产阶级私有化思想。在社会生活中，资本主义腐朽的生活方式、封建贵族没落思想泛滥，牛鬼蛇神、求神拜佛、八卦算命等封建迷信思想充斥社会。”这是道听途说的资料，我们老师经过的毛泽东时代不是这样的，艾跃进那时不过六七岁。
作者: 南湾湖    时间: 2019-2-7 22:35
　　清华大学刘冰〔1〕等人来信告迟群〔2〕和小谢〔3〕。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4〕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5〕，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6〕，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7〕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8〕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１、打倒一切，２、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9〕。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10〕、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得很。
　　　　
　　　　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课程都忘记了，用处就那么大点，有点文化，能看书写字，有的能写点文章。很多书我也是以后看的，很多自然知识也不是课堂上学的，如天文学、地质学、土壤学。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孔夫子没有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恩格斯只上过中学，列宁大学未毕业就被开除了。
　　　　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作工人贵族。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英国工党〔11〕就是反动的，美国产联－劳联〔12〕也是反动的。
　　　　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现在北大、清华倒是走上正轨，由校党委、系党委、支部领导，过去不是，蒯大富〔13〕、聂元梓〔14〕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
　　　　对一些老同志要打招呼，要帮助，不然他们会犯错误。文化大革命初，河南给地委、县委书记打了招呼，要正确对待，结果百分之八十的地县委书记没有被打倒。我看还要打招呼，作工作，每省来三个，有老有中有青，老中青三结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
　　　　我建议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读哲学，可以看杨荣国〔15〕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哲学史》。这是中国的。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16〕的《论孔丘》，冯天瑜〔17〕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的比冯友兰的好。还可以看郭老〔18〕的《十批判书》中的崇儒反法部分。
　　　　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19〕。说“每次运动往往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那反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反对王明、张国涛，反对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伤害了吗？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小平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讲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当领导此作风是大问题。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注释
　　　　〔1〕刘冰，一九七五年八月和十月，清华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刘冰，和另外两位党委副书记柳一安、惠宪钧，党委常委吕方正，拼凑了《关于迟群问题的材料》、《关于迟群同志的错误补充情况》等材料，经过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教育部副部长李琦、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胡乔木转给邓小平上书毛泽东。他们用造谣诬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于一九六八年七月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两同志，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及附件》即中发［一九七五］二十三号文件，全文附录了这两封信。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六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刘冰做了检查：“主席严厉地批评了我，又要我列席政治局会议来帮助我，这是对我的关怀，我在这里对主席表示深深的感谢；我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抓了一些鸡毛蒜皮，罗织罪状，错告了主席派往清华的干部，我犯了诬告的错误，我在送信过程中，涉及到一些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我对党、对主席应忠诚老实，不能隐瞒；我请求党中央和主席给我处分；我向主席和党中央保证在我的后半生，我将以最大的努力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2〕迟群，原任八三四一部队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一九六八年七月成为进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负责人之一，担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一九七○年上半年教育部所属机构撤销。同年七月成立国务院科教组，接管原教育部和国家科委的工作，迟群成为科教组的主要领导成员。一九七一年下半年，担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革命委员会主任，同时又是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
　　　　〔3〕谢静宜，原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一九六八年七月和迟群一样成为进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负责人之一，担任清华大学党委常委，一九七一年下半年担任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中央委员、北京市市委书记。
　　　　〔4〕小平，指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代替病重的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5〕“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在一九七五年的工作整顿中使用的一个提法。一九七四年下半年，毛泽东在不同场合、针对某些问题，先后作出了“还是安定团结为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学习理论反修防修”三条指示。邓小平用“三项指示为纲”替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不抓思想斗争，只抓生产，并积极打击左派。
　　　　〔6〕指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发布的公报，“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7〕刘少奇，原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解放后，曾提出“阶级斗争熄灭论”，一九六八年被诊断为“肺炎杆菌性肺炎”，在七月中旬的一次发病后，虽经尽力抢救，从此丧失意识，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次全会公报，宣布了中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决议。一九六九年十月，在战备大疏散中被疏散到开封，同年十一月十二日逝世。
　　　　〔8〕林彪〔一九○七——一九七一〕，湖北黄冈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五八年五月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一九五九年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主张设国家主席〔毛泽东主席明确表示要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并组织人企图压服中央，犯了错误，被毛泽东主席识破，对其进行了警告和批评，并等待其认错达一年之久〔从一九七○年九月到一九七一年九月〕，不料，其子林立果狂妄自大，趁毛泽东南巡之时，妄图谋杀毛泽东主席，事情败露后，九月十三日夜，林立果挟制林彪和叶群驾机逃往苏联，最后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汗，史称“九一三”事件。后，林立果制定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被发现，因此，中央认定，林彪叛国。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
　　　　〔9〕“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这句话出自陶渊明写的《桃花源记》，大意是说我们住在这与世隔绝的桃花源中，不知道有汉朝，也就更不知道魏晋了。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对邓小平作了批评。毛泽东希望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统一认识，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分缺点，七分成绩”。邓小平却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10〕周荣鑫，时任教育部部长。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收到清华大学人事处负责人的信，告周荣鑫想把迟群“从政治上搞臭、组织上搞倒，把他从教育部门领导班子中赶出去，千方百计地要否定科教组几年来的工作，已在全国特别是教育战线产生了很坏的影响。”
　　　　〔11〕英国工党，英国两大执政党之一，工党纲领的传统理论基础是费边社会主义。主张生产资料、分配手段和交换手段的公有制，实行计划管理，以达到公平分配。但从五十年代开始，随着英国经济的发展，工党内出现意识形态分歧。右派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变了，社会主义应是“增加社会福利，实现社会平等”，而不是以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化为目的；反对以新的社会制度代替现存的社会制度，主张在现存制度基础上追求更高程度的完善。这些思想在工党内占了上风。
　　　　〔12〕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五日，美国劳联和产联合并。劳联，全称“美国劳工联合会”，是美国熟练工人的行业工会联合组织。成立于1886年。产联，全称“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是美国按产业原则建立的工会组织。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是美国老牌的工会组织，也是最大的工会组织。它的影响力已经足以左右一次总统选举。在劳联－产联的历史上，其大部分时间是在执行一条反动的劳工外交路线。它策划并参与推翻一些国家民主选出的政府、伙同一些独裁者反对进步的劳工运动并支持反动的劳工运动去反对进步的政府。这些都是举世公认的抹煞不掉的事实。
　　　　〔13〕蒯大富，“文化大革命”初期任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负责人、“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分配到宁夏三○四厂工作。一九七○年蒯大富被以清查“五一六”名义被送到清华大学接受审查，一九七三年审查结束后，被安排到北京东方红炼油厂工作。
　　　　〔14〕聂元梓，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曾贴出由她领衔的《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大字报，被毛泽东称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后任北京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九大后不久，与北大教师一起到江西北大分校农场劳动。一九七一年初被以清查“五一六”名义隔离审查。一九七三年审查结束后，她被安排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参加劳动，吃住在厂。一九七五年转到北大仪器厂工作。
　　　　〔15〕杨荣国，当时是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16〕冯友兰，当时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17〕冯天瑜，当时是武汉师范学院教师。
　　　　〔18〕郭老，指郭沫若，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
作者: 李海舟    时间: 2019-3-14 17:04
前苏联垮台 ； 就是内部出了 异己分子 、并且当上了 国家领导人 ，结果就是 可悲惨了 ！！

一句话 ； 还是 接班人 的大问题啊 ！！！

【 戈尔巴乔夫1999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大学研讨会上不打自招：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面对苏共失败、苏联解体的现状，他说：“我生活的目的已经达到”。】

  
作者: 南湾湖    时间: 2019-3-25 22:15
派工作组，是经过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反复讨论决定下来的。因为情况十分紧急，中央和各地的一些部门昼夜不停地选拔干部，临时组成工作组，迅速进入各大中学校。少奇同志将派工作组之事，电告了在杭州的毛主席，而且还作了公开报道。

后来传说，刘、邓派工作组是背着毛主席搞的，毛主席回到北京才知道的。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是别有用心的。

6月18日，北大发生了40多名干部、教师和学生被乱打乱斗的恶性事件。北大工作组及时进行了处理。少奇同志看了这个简报后批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并以中央的名义把简报和批语转发全国。后来，江青诬蔑转发简报这件事是“镇压学生运动”的。这样一来，正确的变成了错误的，非法的乱打乱斗行为就成了合法的革命行为了。这些都为后来更加残酷的斗争开了绿灯。
作者: 南湾湖    时间: 2019-3-25 22:16
紧急选派工作组

经毛主席批准，陈伯达率领文革工作组于1966年5月31日夺了人民日报社的领导权。次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攻击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那张大字报，还发表了评论员文章。

6月2日下午3点多，少奇同志按铃叫我。我进到他办公室后，他和往常一样，坐在茶几旁翻看着当天的报纸。

“报上不是登了大字报吗？”他说。

“是呀。”我答。

“以后有关这方面的文件要及时送我看。”他提高声音说。

“好。”我回答后就退出来了。

工夫不大，光美同志来到我们办公室。她进门就问：“看到过中央关于审批广播那张大字报的传阅文件吗？”

“没有呀！”我答道。

她说：“这么大的事，少奇同志说他不知道，他说中央开会没有说过。”

“我还以为这是中央开会定了的。”我用常规的方法去推测。

我顺便问她：“少奇同志刚才说有关这方面的文件要及时送他看，是不是指这张大字报的事？”

她说：“主要是那张大字报发表后各方面的反应。这几天各大报纸都在连续发表社论，文化大革命来势很猛，凡是这方面的材料及时送他看就是了。”

聂元梓的大字报发表后没几天，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

几天之后，中组部、中宣部、教育部、团中央等部门陆续送来了请示报告和大量情况简报，内容都是那张大字报和两篇社论发表后在各大专院校和社会上引起的强烈反响。

少奇同志在中组部的一份报告上批示：“学校的党组织对运动要加以引导，不能放任自流，领导人要深入到学生中去，了解情况，观察动态，及时报告。”

但形势的发展却远远超出了少奇同志的想象。陈伯达掌握中央的舆论工具后，大肆煽动造反和夺权。各学校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有的上街游行，有的开声讨会，形势十分紧张。
作者: 南湾湖    时间: 2019-3-25 22:19
在此乱糟糟的形势下，毛主席号召中央领导和各省市的负责同志都要亲自参加一所大专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以便取得感性认识。少奇同志开会回来说：“毛主席叫我到群众中去，到学生中去，看看大字报，听听意见，做点思想政治工作，增加点对文化大革命的发言权。”说话时他心情比较轻松。

少奇同志叫我与北京市委李雪峰办公室联系，看去哪所院校合适。经商量选择了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李雪峰、刘澜涛、谷牧等同志准备陪同。少奇同志又叫我问中央文革小组去不去人。他们商量后答复由戚本禹陪同去。

8月2日晚上，少奇同志在几位领导的陪同下来到了建工学院。学生和教职工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少奇同志的到来，甚至有人还喊出了“刘主席万岁！”的口号。

少奇同志对师生们除了讲毛主席批评派工作组和工作组与学生之间发生某些矛盾之外，就是劝说各派之间经过讨论和辩论，分清是非后，要尽快联合起来。

戚本禹坐在少奇同志旁边还作了记录，对少奇同志的讲话并没提出任何异议。但毛主席的大字报发表后，他就对造反派说自己当时就认识到刘少奇在建工学院的讲话是打击造反派，支持保守派，搞合二而一。

也正是在少奇同志大讲各派要尽快联合起来的时候，林彪讲话了：“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大搅大闹，弄个天翻地覆，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

少奇同志原准备把建工学院作为一个点搞下去。可是他刚进到学院，8月5日，毛主席就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他从建工学院回来，马上给李雪峰打电话，无可奈何地说：“我不能再到建工学院去了，看来我不配领导文化大革命。”难言之隐尽含其中。

从此，他除了接受批判、检查之外，再没有任何发言权了。就连在建工学院的讲话，也成为“大毒草”了。
作者: 南湾湖    时间: 2019-3-25 22:21
毛主席的大字报的发表，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的转折点。从此，派工作组的问题就升格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错误了，对刘少奇的攻击也开始不断加码升级。

8月7日，我收到毛主席的大字报的打印件，粗看一遍，觉得问题严重，便抄了一份留下，把打印件送给了正在看文件的少奇同志。

我拿着抄得难以辨认的毛主席的大字报，逐字逐句地琢磨起来。

这个大字报虽然没有指名道姓、没有提到工作组，但批评的却是以少奇同志为首的派工作组的人。大字报上纲如此之高，措词如此之尖刻激烈，使我毛骨悚然，非常吃惊。什么“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什么“实行白色恐怖”，什么“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等等，我难以将它们同派工作组联系起来，更不敢将它们同少奇同志联系起来。

自己不理解只怨水平低。因为我对毛主席是非常崇拜的，难道毛主席还能有错？而少奇同志是与毛主席几十年来同甘苦共患难的亲密战友，我在他身边工作十几年来从未发现他对毛主席有丝毫不尊重的言行呀！我茫然，我困惑。

那些日子，我的脑子里老是萦绕着这个问题。我同其他同志议论，我翻阅有关的文件材料，总想找到答案，但却没有如愿。

毛主席说的“1962年的右倾”是指什么？

难道指的是少奇同志1962年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在阐述调整计划的重要性后曾大声疾呼的“左了这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

难道指的是少奇同志在1962年5月谈政法工作时告诫全党不要“误我为敌，打击面过宽”，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讲话？

虽然少奇同志的观点和看法同毛主席的思想有些不一致，但毛主席都是肯定了的，而且当时，他也没有提出过批评呀。

“1964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又是怎么回事呢？
作者: 南湾湖    时间: 2019-3-25 22:22
突然，我在1965年的文件堆里，翻出一个没开头、没署名、不讲究任何文件格式、打印在一张白纸上的毛主席当年在外地同几位领导人的谈话摘录：

在谈到四清问题时，毛主席说：王光美在河北省搞四清，河北省领导不了，华北局也领导不了，是他（指刘少奇——作者注）亲自领导的。他有他的长处，我有我的弱点。他有一股子硬劲，我爱妥协。我说不行，他说行……他是第一副主席，瞒不住他……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我更加糊涂了。

自从大字报出来后，少奇同志的生活习惯也有了一些变化。以前他除每天凌晨睡觉之前到院子里散步半小时以外，其它时间是不出来散步的。而近来，他却经常到院子里或在他的办公室门口那条狭窄的走廊里，独自低头默默地走来走去，或靠在躺椅上闭目沉思，本来就寡言少语的他，现在话更少了。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把运动又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也就是在这次全会上，少奇同志在中央常委的名次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林彪跃居第二位，成为毛主席的接班人。而这些变动，我们工作人员和少奇同志的家属直到后来中央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时才发现。当大家在电视上看到这个镜头时，气氛骤然凝固了……

难道这就是江青、戚本禹叫嚷的“不革命的靠边站”？我思忖着。
作者: 南湾湖    时间: 2019-3-25 22:23
自从毛主席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肯定了他们“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并“表示热烈的支持”后，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很快遍及全国。

林彪、江青一伙利用年轻的红卫兵在全国到处鼓动“造反”，所谓揪斗“走资派”，搞乱地方各级党委，继而“踢开党委闹革命”。

特别是在毛主席主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的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之后，少奇同志的处境就更加困难了，他成了全党全民讨伐的对象了。

这次会议前，我收到中办机要室会议处发来的通知，要少奇同志去参加会议。但后来他们又打来紧急电话，说：“为了使少奇同志好好考虑问题，不要去参加会了。”就是在这次会上，林彪、陈伯达一唱一和，对少奇同志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在全国掀起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少奇同志对这一切已无能为力了。但他不忍心看到从中央到地方一批又一批久经考验的老干部被安上“刘少奇代理人”等莫须有的罪名而被纷纷打倒，他逐渐意识到林彪、江青之流根本不是在进行严肃的党内斗争，而是在怀着不可告人的阴谋，进行一场“专打从中央到地方主持工作的一二把手的政变”。少奇同志深知自己已无力扭转目前这种局面，但他还是想通过自己承担一切责任的方式，使广大干部得以解脱，使运动尽早结束。

于是，他利用一切还能说话的机会，尽量把责任独揽下来。他坚持说：“错误与同志们无关，我一个人负责”，“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是由我来承担……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

于是，他不得不向毛主席作违心的检查。

“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这是毛主席在少奇同志检查上的批语。

“不能怪你们，也不能全怪刘少奇同志和邓小平同志。他们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刘少奇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刘少奇、邓小平搞阳谋，不搞阴谋。”这是毛主席的话。

听到这些，我们工作人员是多么由衷的高兴啊。“听毛主席的口气，少奇同志没有路线问题了。”“对少奇同志的问题，毛主席是可以一锤定音的。”……大家议论纷纷。尤其是毛主席对少奇同志检查的批语和那几句评价，更使大家坚信，少奇同志可以过关了。

然而，我们天真的幻想，很快就被无情的事实撕得粉碎。发给我们的少奇同志的检查只字未提毛主席的批语，更没有传达毛主席的讲话。

这是为什么啊？困惑和疑虑重新笼罩在我的心头。
作者: 南湾湖    时间: 2019-3-25 22:25
问：“我们现在只知道你的错误是因为派工作组，派工作组怎么不请示毛主席？”

少奇同志点燃一支烟，答：“请示也会犯错误，我没想到派工作组会犯错误。同意派工作组的同志们也没想到会犯错误。这是对当时形势的认识问题。”

问：“你们在杭州开会，谈过派工作组的事吗？”

答：“谈过。毛主席委托我和邓小平同志相机处理。毛主席说可以派也可以不派，看情况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因为我心中无数，感到很难领导运动，请求毛主席回来主持工作，毛主席说暂时还不准备回来。我回京后，看到形势发展很快，北大的大字报发表后，大中学校混乱起来了，广大干部和学生迫切要求派工作组去领导运动。在我主持的中央常委扩大会上，大家经过反复讨论，都认为派工作组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我们把学校的形势看得严重了。”

问：“你是中央副主席，在第一线工作，怎么说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怎么个搞法？”

“这个问题在撤出工作组时，我就讲过了，不晓得就是不晓得。毛主席曾多次批评有人对文化大革命很不认识、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就是批评我的。正是因为不理解，才派了工作组嘛。”

有位同志说：“中央发表的社论说，犯了路线错误的人，也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若坚持错误，矛盾就要起变化。我们希望你赶快改正错误，毛主席不是说改了就好吗？”

少奇同志沉思片刻，说：“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但改正错误，首先需要弄清错误的根源，需要研究，需要给我时间，现在还没有看到一篇能说清楚为什么派工作组就是路线错误的文章，我将努力去认识。”

“毛主席在大字报中说的1962年的右倾是不是包括毛主席批评过的包产到户问题？我记得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提出过严厉的批评，说他革了一辈子命，革来个包产到户。”我不解地问。

“1962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后，陈云同志提出了农村包产到户的建议。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我同意了陈云的建议。毛主席回来后批评我不顶住。”少奇同志回答得很认真。

我又问：“你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是不是就是对你犯错误的处理？”

答：“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常委作了变动，我没有意见，再变动我也没有意见。我是四平八稳，求稳怕乱，所以没有资格领导文化大革命。历史将证明，这次文化大革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就这样，在沉闷的一问一答中，时间已过了一个多小时。这时，光美同志说：“少奇同志很疲劳，今天是不是就谈到这里。”

最后有位同志说了句当时最流行的话：“希望少奇同志以后不要只拉车，不看路。”
作者: 南湾湖    时间: 2019-3-27 12:26
1967年初，中南海贴出一张标题是“我们要造临时工制度的反”的大字报。文中引用江青的话说，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竟然出现了临时工、合同工。这是刘少奇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恶果。他是背着毛主席干的，是明目张胆地复辟，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用工制度……现在就是要同修正主义对着干。被解雇的要立即请回来；被扣了工资的要补发；遭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要恢复名誉、赔偿损失……

我看到这张大字报，立即想到这是针对少奇同志在广西的一次讲话来的。

那是1964年秋，我随少奇同志来到了广西。他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干部会议上讲到要实行固定工和临时工、合同工并存的劳动用工制度时说：“我们现在只有一种用工制度，就是固定工制度。他们有劳动保险，招来了不能退，要退很困难。我看以后劳动制度要改变一下，要尽量用临时工、合同工……过去上海、无锡等地方都是这样。我们在革命胜利后反而把季节工改成了固定工，这件事做得很蠢呀！……合同工做了多年后，只要干得好，也可以当厂长。为什么合同工就不能当厂长？教育一下一样当。现在我们许多县委书记、省委书记原来都是农民。我们军队里的许多将军原来也是农民……要少增加固定工，要大量使用临时工……”

听了少奇同志的讲话后，那里的干部都说很开窍。少奇同志说：“到云南再讲一讲。”但刚到昆明，就接到北京打来的电话，“请少奇同志速回北京”，并说“有人有不同意见”。第二天，我们就同少奇同志乘飞机回到了北京。

当时，我不知道对少奇同志的讲话有不同意见是指什么问题，看了这张大字报，我才弄明白。

江青攻击少奇同志关于用工制度的讲话的话传开以后，马上引起了新的混乱。一是许多人上街游行，要砸烂临时工制度；二是有临时工的单位被迫把临时工转成了正式工；三是有些单位忙于为被处理过的临时工恢复名誉和补偿损失；四是给原为临时工现已转正的工人增加福利。有的地方和单位因资金不足和缺乏物品，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这些人就继续闹事。

而江青之流反过来又给这些人扣上了刮经济妖风的帽子，并说：“这股经济妖风的后台就是刘少奇。”

少奇同志看到报纸上的有关报道后，气愤地说：“真是岂有此理！去年8月份我就不工作了，现在怎么又成了刮经济妖风的后台？”
作者: 识丁老头乙    时间: 2019-3-29 22:45
《毛泽东年谱 》
1966 年 10 月 23 日 刘少奇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发言，就指导"文化大革命"中犯的所谓路线错误承担了主要责任。

作者: 识丁老头乙    时间: 2019-3-29 22:5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作者: 南湾湖    时间: 2019-3-30 13:02
刘少奇平反昭雪重要证据首次曝光(图)
来源：北国网-辽沈晚报 2011年06月27日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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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81年前的“中共满洲总行动委员会第十二号通知”以确凿的证据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 主任记者 王志东 摄
　　这份81年前的“中共满洲总行动委员会第十二号通知”以确凿的证据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 主任记者 王志东 摄

　　一份1930年中共满洲总行动委员会决定开除叛徒杜兰亭等人党籍的第十二号通知，成为了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9年受中共中央派遣到沈阳，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的重要证据之一。

　　昨日，这份尘封了81年的历史档案首次曝光。由辽宁省档案局（馆）编辑的《红色记忆中共满洲省委档案文献图集》一书正式出版。首次对中共满洲省委档案进行解密，有 75 件辽宁省档案馆馆藏档案首次公布，42件中央档案馆馆藏档案经中央档案馆

　　授权由辽宁省档案馆首次公布，许多史料弥足珍贵。

　　叛徒告密满洲省委被破坏

　　中共满洲省委是中国共产党1927年10月至1936年6月在东北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在其存在的8年零8个月的战斗岁月里，中共满洲省委克服重重困难，积极发动领导工人、农民、学生及各界群众开展抗日反帝革命斗争，为东北乃至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红色记忆中共满洲省委档案文献图集》共辑入档案图片366余（张），由播撒火种、关东曙光、血雨腥风、坚持斗争、中流砥柱、浩气永存六部分组成。以大量鲜为人知的原始档案，重现了中共满洲省委在党中央领导下的革命活动等。

　　昨日，记者看到了这份仍在辽宁省档案馆保存的“中共满洲总行动委员会第十二号通知”。通知的时间为1930年9月18日，历经81年纸张已经泛黄。通知是写给“各特委各县委转各级党委”。通知中介绍了杜兰亭、陈尚哲、何俊夫参加党的工作的履历以及被捕后叛党告密，逮捕党团同志，破坏党团组织的事情。

　　这份档案又与刘少奇有什么关系呢？“十年内乱”中刘少奇被戴上了“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其主要证据之一，就是诬陷刘少奇于1930年4月在奉天纱厂（沈阳纺织厂）被捕后，向敌人提供情报，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捕被杀”。

　　事实上，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纱厂一次工潮中，与另一位同志一起去找工人谈话，在纱厂门口被厂卫队怀疑而逮捕。但被捕后，刘少奇始终没有暴露政治身份，半个月后，因敌人未掌握任何证据，被判为“不起诉处分，取保释放”。而中共满洲省委遭到大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捕被杀，则发生在1930年4月。

　　刘少奇于1929年7月14日受中共中央派遣到达奉天，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满洲的共产党组织连续遭到破坏，东北地区的革命运动处在危难之中。刘少奇在中共满洲省委前后工作了8个多月，以“拓荒者”的姿态打开了满洲党组织工作的局面，出色地完成了中共中央交给他的使命。

　　江青反革命集团硬将此事的原因推到刘少奇身上，认定是刘少奇被捕后投敌叛变造成的，致使刘少奇身陷囹圄并含冤九泉。

　　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成立了刘少奇案件复查小组。 1980年初，中纪委派两名干部到辽宁省档案馆查阅1930年中共满洲省委遭破坏的档案材料。翻阅了几十本档案，经过逐卷逐页的查找，最后在《革命历史文件》里，找到了这份“中共满洲总行动委员会1930年9月18日决定开除杜兰亭等党籍的通知”。

　　这份“通知”，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930年4月中共满洲省委遭到破坏，是由一名叫杜兰亭的人被捕后叛党造成的。由于杜的告密，使敌人掌握了辽宁反帝大同盟的主体是省立第二工科学校的50多名学生，敌人在逮捕了30多名党员后，又逮捕了大部分学生。在这些被捕的党员中，差不多包括了当时中共满洲省委及团委的全体同志和所有骨干分子。这次告密给党造成巨大损失。事后，中共满洲总行动委员会向党内发出通知，提醒各级党组织，勿使杜兰亭再度混入党内。

　　可以说，这份81年前的通知以确凿的证据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

　　杨靖宇狱中审讯笔录曝光

　　此次还公布了东北早期建党领导人陈为人、李震瀛、吴晓天、杨志云、傅景阳的6封书信手稿，以及鲜为人知的中共满洲省委成员在狱中的审讯笔录。

　　1929年春，党中央从上海派杨靖宇到中共满洲省委工作，任抚顺特委书记，同年8月30日因叛徒出卖入狱。此次曝光的包括1929年12月25日国民党辽宁高等法院检察处对杨靖宇的起诉书，以及在狱中的审讯笔录。敌人对杨靖宇施以重刑，逼供6昼夜，但他矢口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以机智勇敢，严守党的机密。

　　被捕当天夜间，日本警察署就对杨靖宇进行了重点审讯。第二天敌人开始灌“辣椒水”、“压杠子”，连续折磨他达五六个昼夜。所有的刑罚都用过了。最后，日本警特竟将杨靖宇扔进了齐胸深的水牢里。

　　1929年10月中旬，抚顺地方法院检查处对杨靖宇进行审判。他在法庭上，对着法官慷慨陈词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蹂躏中国人民，践踏中国法律的罪行：

　　“法官先生，你们看我这满身的伤痕”，杨靖宇将自己上衣当众解开，悲愤地说：“我作为中国的一个老百姓，却在中国土地上被日本人严刑拷打成重伤，作为官府不仅不能保护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反而替日本人来审判我……”

　　1929年12月26日，辽宁高等法院以反革命嫌疑罪对杨靖宇予以起诉：“被告意图宣传共产主义所为，实犯反革命治罪法第六条之未遂罪，应依刑事诉讼法第253条，送付公判。 ”两日后，辽宁省高等法院以反革命嫌疑罪判处杨靖宇有期徒刑一年半。

　　1931年11月杨靖宇经组织营救出狱后，于1932年春担任了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同年秋，他走向了抗日战场，进行了长达8年的抗日游击战争。直到1940年2月23日，在对日作战中壮烈牺牲。

　　主任记者 王志东
作者: 李海舟    时间: 2019-4-1 15:52
这里面还有 ； 前十条 和 后十条 的情况呢。。。。。。
作者: 南湾湖    时间: 2019-4-11 15:30
叶剑英指挥粉碎四人帮秘闻：南口坦克团如何处理
活力与期待       2019-04-06 18:18


叶剑英提醒华国锋说：“郊区南口有个坦克团 。听说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去过这个团。如果城内有行动，坦克开进城里，该怎么对付啊!”

华国锋对叶剑英的周密考虑，十分敬佩。他说：

“需要再了解一下。”

华国锋随即通过陈锡联、吴德对南口坦克部队的情况作了调查。证明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虽然曾来过个部队，但坦克部队一直是由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直接掌管的。“四人帮”虽曾想插手，但一开头就碰了壁，他们根本调动不了这支坦克部队。而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必需有中央警卫部队八三四一部队参加不可。

叶剑英向华国锋建议说：“你得再和汪东兴同志谈一下!”

汪东兴作为八三四一部队政委、中央警卫局局长，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同江青之间多次发生矛盾。江青曾辱骂过汪东兴、张耀祠同志和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是“反革命”、“特务集团”!

毛主席知道这件事后，批评江青说：“你说这些人是‘反革命’、‘特务集团’，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那就是我!”保护了身边工作人员。江青到处伸手，要往八三四一部队派人，也遭到汪东兴拒绝。江青向他要毛主席的文件，汪东兴也坚决顶住不给。

毛泽东生前曾对汪东兴说过：“江青是个纸老虎，一戳就穿。江青欺软怕硬，你们跟她斗，原则不能让。怕什么，还有我在嘛!”

华国锋向汪东兴谈了他同叶剑英的决策。在此之前，中办副主任李鑫在人民大会堂给毛主席守灵期间，也找过汪东兴，要他及早对“四人帮”采取行动。李鑫并且向华国锋谈过自己的想法。由于事前他们曾秘密作过这些酝酿，所以，当华国锋谈到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时，汪东兴并不感到突然。但考虑到张春桥是国务院副总理、总政治部副主任，王洪文是党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他们都是可以下命令调动军队的人，心底确实有些提心吊胆，觉得还不是很有把握。万一走露风声，发生巨大的风险……

华国锋看到汪东兴内心有忧虑，淡然一笑，说：

“汪主任，你有把握吗?”

“有把握，有军队支持就更有把握!”汪东兴斩钉截铁地说：“只要党中央下命令，我就干。现在只能考虑党和国家的命运，个人的命运就不考虑了!”

“好!好!就这样办!”华国锋握着汪东兴的手，眼睛里闪着光辉：“我马上告叶帅!”

叶剑英明白了汪东兴的态度，连续两次来到中南海，在汪东兴家里，同他个别交谈。他俩进一步分析形势，分析“四人帮”的力量，以及他们近几天的动向。汪东兴焦急地说：

“事情非常紧迫。据我了解，张春桥最近两次到江青家里，每次都是几十分钟。”

叶剑英说：“不能再等待了，再推迟，不是我们解决他们，而是他们解决我们了!”

叶剑英以他几十年做最高统帅部工作的才华和经验，立刻意识到解决“四人帮”的时机已经到来。他熟知：“见而不发，人将先发，发而不敏，人将先收”的斗争策略。他果断地说：

“我们要快打慢，快打慢!”

作者: 识丁老头乙    时间: 2019-5-10 08:02
南湾湖 发表于 2018-7-22 10:13
推荐者按：“历史就是历史，历史 可能因为非当事者的不了解而被错误理解，更会被一些小人去夸大扭曲 ...

“为什么对当年周总理的企图 和江青为什么反对“西纠”这些历史事实却不好好想想”?
也就是：“周总理的企图 和江青为什么反对‘西纠’”?
也就有：“周总理的企图” “反对‘西纠’”。
是怎么知道“周总理的企图”的?

作者: 识丁老头乙    时间: 2019-5-10 11:50
《邓小平文选第3卷》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
　　“毛主席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很精练。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负责起草，要求不得超过五千字，我完成了任务。五千字，不是也很管用吗?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
《邓小平年谱》1981年11月13日 上午，会见南斯拉夫《信使报》记者达拉·雅奈科维奇。指出：我们一直高度评价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还指出：一九七四年，周恩来总理在病中，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是我主持起草的。
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摘抄)　
“在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各族人民广泛开展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上层建筑领域的斗批改取得了重大成就。老中青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密切了和群众的联系，大批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茁壮成长，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深入发展，教育卫生革命生气勃勃，广大干部和工农兵学商坚持五七道路，上百万赤脚医生成长起来，近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农兵参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正在壮大。这一切新生事物的涌现，在上层建筑领域加强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更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新华社　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日　讯） 　

作者: 识丁老头乙    时间: 2019-5-13 11:07
爱林 发表于 2019-2-4 10:02
康生说：毛泽东审定“五一六通知”：一个标点都不许动
本文摘自《刘少奇的最后岁 ...


《刘少奇年谱》
1966年8 月 4 日参加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南组讨论并发言，说：主席不在家
的一段，由我主持工作，决不逃避责任。中心问题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
反对群众运动。中央常委的同志，书记处的同志，也包括北京市委的同志，
运动轰轰烈烈一起来，我们就同意和批准派工作组去。这次文化大革命，群
众起来要民主，主席又这样大力支持，把我们夹在中间，这也是上挤下压，
看你是否支持群众。革人家的命可以，革我们的命可不可以？这是个大问题。
要下决心，革我们自己的命，无非是下台。我们这些人可以下台，你下决心
让它革，反而可以不下台，你不让人家革，就非让你下台不可。
△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对派
工作组一事提出更加严厉的指责，说：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
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说得轻一些，
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
思主义的。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刘少奇在会上又一次对派工作组一事承
担了责任，并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
△在中南海同驻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工作组负责人谈话，要求他们主动向
群众检讨，承认错误，取得群众谅解。

作者: 识丁老头乙    时间: 2019-5-13 12:27
爱林 发表于 2019-2-4 10:02
康生说：毛泽东审定“五一六通知”：一个标点都不许动
本文摘自《刘少奇的最后岁 ...

    “他和陈毅是4月19日从缅甸仰光飞回昆明的。……，这时却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要他们马上到杭州去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于是，刘少奇、陈毅的专机直飞上海，……。
刘少奇到了杭州刚住下，周恩来便急匆匆赶来，向他介绍情况。刘少奇这才逐渐知道，就在他出访的这段时间里，国内发生了一连串料想不到的事情：……”
             这一段文字涉嫌造假。
           证据分列于下：
        《周恩来年谱》
【1966 年 4 月 16 日】
△到杭州。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集中批判了彭真。在杭期间，周恩来同彭真谈话三次，并分别与邓小平、聂荣臻、陈毅、李先念、康生等及各大区负责人谈话。二十五日到上海，次日飞返北京。
       这里没记载：周恩来向刘少奇“介绍情况”的文字。
      《刘少奇年谱》
1966 年4 月 20 日到达杭州，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这次会议为即将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准备。
1966 年4 月 25 日回到北京。
      这里也没记载：周恩来向刘少奇“介绍情况”的文字。

作者: 识丁老头乙    时间: 2019-5-13 18:00
南湾湖 发表于 2018-5-20 21:34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受到批评，不再参与中央领导工作。10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全国 ...

   13#很详细,但是就是没透露关键要素。
   13#说“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也没有要对他立案审查。”这就有了问题。问题产生的直接根由有如下三点
       一，
《周恩来年谱》
【1967 年 5 月 19 日】
△就专案组工作指示：要谨慎，要有证据，要有人证物证。
     二，
《毛泽东年谱》
1968年10月13日 下午，主持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会
议。周恩来介绍出席全会人员的情况，并宣布全会议事日程:
(一)九大准备工作; (二)修改党章; (三)国内外形势; (四)
刘少奇专案审查报告。
   三，
中发［68］155号的署名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八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发出
由此产生的问题是: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何时成立?
谁是“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组长？


作者: 爱林    时间: 2019-10-15 15:18
毛泽东对江青态度的演变过程
时间：2006年09月03日11:04         我来说两句(3)        　  
  


有奖评新闻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是收录建国后毛泽东的讲话、谈话、手稿等最多的文献集，共13册。其中，有关江青的批示、书信、电报或诗词很多。透过这些文稿，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建国后毛泽东对江青态度的演变过程。
而对江青态度的变化，也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折射出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变化。

　　从建国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有批评，也有支持，但无意让她在中国政治舞台中扮演某种角色

　　1949年10月1日，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江青成了名副其实的“第一夫人”。然而，江青并不满足于仅仅照顾毛泽东的生活，她要在更大的程度上涉足政治。1950年1月1日，江青致电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要求到新区“看一看”。4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并转江青：“一月一日来电悉。同意你到新区看一看，但须得少奇同志同意。如果他同意的话，则应以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的名义，由中央组织部写介绍信给新区党的组织。因此，还须和廖鲁言同志谈好，并得到他的同意。到新区后注意只收集材料，不发表意见，并须顾到不要给当地党政以较多的麻烦。”从这则电文中可以看出，在建国初期毛泽东对江青的要求是极其严格的。四年之后对“游泳池问题”的处理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1954年，江青擅自提议给毛泽东修建游泳池，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无奈之下，江青于4月20日写信给毛泽东，对自己的行为作了检讨。

　　当然，这一时期江青的某些行为也曾获得毛泽东的赞许和支持。1951年夏，江青参加了由文化部、《人民日报》社组织的武训历史调查团，并参与起草了《武训历史调查记》。该文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亲笔作了15处重要修改，并在《人民日报》发表。可以肯定，毛泽东对江青在建国后第一场声势浩大的大批判运动中的作为是满意的。但是江青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提拔重用。

　　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批评减少，政治上的关心指导增多

　　1958年到1963年，是毛泽东对江青的态度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从《文稿》中我们可以看到涉及江青的内容陡然增多，这一时期涉及江青的文稿多达21篇。在所有21篇文稿中，有19篇是转给江青材料的批示。比如，1958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一本刊有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的《红旗》杂志封面上批示：“江青，陆定一的文章极好，必须看，至少看两遍”。

　　1961年6月11日，毛泽东在《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改草案的指示》等两个文件上批示：“江青精读。两个好文件，可以为各级干部的学习材料。现在是一定要重新教育一切上中下干部的时候了。”

　　1963年9月26日，毛泽东将25日的《参考消息》批给江青，告诉她“第一版、第四版都要研究”，“只看不研究，毫无用处。并且要反复看几遍”。

　　从中可以看出，同建国初期相比，这一时期毛泽东对江青的态度已经有了很大转变。批评少了，关心指导多了。导致这种转变的原因很多，但最直接的有两条：一是江青职务的变更。1956年，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江青成为毛泽东的秘书，除负责照顾毛泽东的生活外，还负责收集和研究国际资料。二是党内高层在一些重大问题特别是对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成绩与问题的估计上出现分歧，客观上也给江青提供了可乘之机。

　　上世纪6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末：政治上信任并倚重

　　从1964年至1969年九大召开，是毛泽东对江青信任、支持的5年。此时江青由幕后走到前台，在中国政坛迅速崛起。

　　江青在政坛上的崛起是从文艺领域开始的。在上世纪50年代，江青就担任“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和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但基本上是只挂衔不干事。进入60年代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1964年5月9日，林彪就部队文化艺术工作发表了一个谈话。6月4日，毛泽东在刊载这一谈话的《工作通讯》上批示：“江青阅。并于6月5日去找林彪同志谈一下，说我完全赞成他的意见，他的意见是很好的，并且很及时。”让江青去转达自己对林彪谈话的支持，这在客观上成了毛泽东鼓励江青由幕后走向前台的重要契机。仅仅过了十几天———6月23日，江青便在京戏现代戏观摩演出座谈会上发表了《谈京戏革命》的讲话。26日，毛泽东在江青讲话记录整理稿上批了5个字：“已阅，讲得好。”表明了支持的态度。从1964年8月到10月，他又连续四次将反映国内国际情况的材料转批给江青阅读。

　　在毛泽东酝酿发动“文革”过程中，江青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正是她拉开了“文革”的序幕。1965年初，江青跑到上海，与张春桥密谋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经过七八个月的精心准备，由姚文元执笔写成《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并于同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从而拉开了“文革”的序幕。对姚文元的文章以及江青出面组织这篇文章，毛泽东是支持的。

　　1966年4月，江青又参与起草了“五·一六通知”。5月28日江青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

　　“文革”爆发后，江青进一步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倚重。这一点，从他1966年7月8日写给江青那封著名的信中可见一斑。这封信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从篇幅看，它很长。《文稿》所收录的毛泽东致亲友或部下的信件一般都很短，往往是寥寥数语，至多二三百字。唯独致江青的这封信例外，洋洋洒洒，写了近两千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毛泽东对江青的信任。第二，从内容看，它涉及到林彪。当时，林彪正处在直线上升的时期，被视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接班人”。而在此信中，毛泽东却透露出了对林彪的不满，这本身就说明了毛泽东对她的特殊信任。

　　在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对江青之所以持这种态度，有其深刻的背景与原因。从思想认识上看，进入上世纪60年代以后毛泽东的思想观念日渐趋“左”，这使他同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产生了一系列分歧，而江青等人出于个人目的则投其所好，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认识表现出了与毛泽东的一致性。从策略上看，既然毛泽东认定党内已经出了修正主义，并形成了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就必然要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而斗争，就需要力量。于是，江青一伙便成为这样的力量。

　　上世纪70年代：疏远和抑制

　　江青在“九大”进入政治局之后，个人野心日渐暴露。毛泽东对江青的态度也随之转变为疏远和抑制。

　　毛泽东对江青的疏远，首先表现在他批给江青的材料或帮她修改的文稿、讲话越来越少。另一表现是他越来越不愿意同江青见面，仅1974年毛泽东就两次拒绝与江青相见。1974年2月9日，毛泽东在江青的信上批示：“近日体温升高两度，是一场大病！一切人不见，现在恢复中，你有事应找政治局。”同时，批示有关部门限制江青的活动，并通过各种方式批评江青。

　　毛泽东为什么一改“文革”初期的态度，对江青采取疏远和抑制的态度呢？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毛泽东逐渐觉察出江青有政治野心。第二，毛泽东觉察到江青在“文革”中拉帮结伙，搞宗派，担心其将来“闹事”。

　　纵观建国以后毛泽东对江青态度的演变，可以得出，江青在中国政坛上呼风唤雨，给党和国家乃至千家万户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毛泽东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实事求是地理清毛泽东和江青的特殊关系及其演变过程，既有益于澄清是非，也有益于维护毛泽东的领袖形象。石家庄新闻网
作者: 爱林    时间: 2019-12-6 23:45
江青与毛泽东的真实关系

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是属于最高领导层的核心机密问题，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以至相当级别的干部都是不能知道的。

邓小平对外揭开的秘密

江青自称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学生”，很多人也都是信以为真的。一些外国人也是这么看的。直到1980年8月，邓小平接见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才开始揭开了这个秘密。

奥：你说“四人帮”是少数，全国很多人反对他们。他们这些少数人怎么可以控制中国，甚至整老一辈的革命家？是否他们当中有一个是毛主席的夫人，他们的关系太好，你们不敢动她？

邓：有这个因素。我说过，毛主席是犯了错误的，其中包括起用他们。但应该说，他们也是有一帮的，特别是利用一些年轻人没有知识，拉帮结派，有相当的基础。

奥：是否毛主席对江青的错误视而不见？江青是否像慈禧一样的人？

邓：江青本人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帜干坏事的。但毛主席和江青已分居多年。江青打着毛主席的旗帜搞，毛主席干预不力，这点，毛主席是有责任的。

主席与江青有“四个合不来”

此后，陆续有些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包括秘书、卫士、医护人员等，写了一些回忆文章或访谈录，披露了一些毛泽东与江青关系的真实情况。综合这些材料可以看出，在他们婚后的前10年中，两人的关系还是比较亲密和谐的。当然也不是没有矛盾和争吵，但比较小，化解也比较快。1949年进北京以后，矛盾显著增多，开始出现较深的裂痕。

毛泽东建国后一直粗茶淡饭，不讲究饮食和营养，而且吃饭不定时，工作忙起来常忘掉按时进餐，而江青进京后生活日益考究，讲究营养和味道，按时进餐，保持健康，这样两人就很少能吃到一起了。

毛泽东一直保持战争年代养成的夜间工作的习惯，黑白颠倒；而江青因身体不好，早睡不熬夜，也就很难住到一起了。不过一直到60年代初，他们还都是住在一套院子里。毛泽东外出视察，都是工厂、农村和重要部门，而这个时候江青则以治疗疗养为名，4次去苏联，有时一住几个月，回国后又不断巡回于各大城市如上海、杭州、广州和著名风景区之间，因此，同行的机会也就不多了。

至于谈不拢，按照江青的说法是，毛泽东“他这个人是很寡言的，话不多。有时谈起来，多数都是谈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国内，海阔天空”。就是说，很少谈私生活和感情问题。

客观地说，这“四个合不来”并不能完全怪江青。据卫士们观察，“她很注意关心毛泽东，揣摩毛泽东，迎合取悦于毛泽东”，“希望能讨毛泽东的欢心，希望他能与她协调一致”，“她有时心里有想法，并不说，而是希望毛泽东能够理解，能够先说，如果经历多次，毛泽东仍不有所表示，她才会按捺不住地爆发，甚至又哭又闹”。

另外，恐怕年龄的差异和生活经历的不同，也是重要的因素。建国时，江青年方35岁，而毛泽东已56岁，开始向老年期过渡。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泽东已是73岁的老人，而江青才52岁。过大年龄差异当然不是夫妻生活中绝对不能相容的，但也是不容忽视的。

政治上，毛泽东是信任江青的

至于邓小平所说的毛泽东同江青的分居，是指自1966年9月毛泽东原住处“丰泽园”修理后两人就分开居住，毛泽东迁往中南海游泳池住地，江青住在钓鱼台。毛泽东同江青虽然已经不能同住一室，也很少同桌共餐，但政治上毛对江仍是信任的。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毛泽东不但把江青作为依靠的重要助手，而且是委以重任和寄予厚望的。而江青则是倚仗毛泽东的信任，做了许多坏事。下边的几件事就是很好的说明。

第一件事，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据江青说，这个问题是她先向毛主席提出来的。开始的时候，主席并不同意她的意见，说她把整个历史界都看成一片黑暗，还说“要保护几个历史学家”。“我说我能保留我的意见吗？主席说：你保留意见可以。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保留意见，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

江青这段讲话大体上是比较真实的，这可以从毛泽东1967年2月3日同来访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卡博、巴卢库的谈话中得到印证。毛泽东说：“前年11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了一篇批判文章。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

这就是说，这篇作为文化大革命导火线而在全国政治和思想战线上引起巨大震动的大批判文章，是江青在毛泽东的默许下，打着毛的旗号先搞起来，然后再经过毛的审阅、修改、批准，再公开发表的。

第二件事，炮制《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江青要作为“文艺革命的旗手”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就需要有自己的所谓文艺理论，而且要有一种权威的形式出台，才能造成一种令人慑服的声势。可是，江青在党和政府中并没有什么像样的职务，不好出台亮相。

于是，江青去找时任国防部长的元帅林彪，以借人民解放军的名义和声威来产生一份表达自己观点的文件。正是根据毛泽东的授意，江青专门到苏州同林彪作了长谈，二人一拍即合。

部队同志整理的座谈会纪要，江青看了不满意，又专门请了并无军职的陈伯达和张春桥等人参加，反复修改，最后又请毛泽东审阅。据说毛泽东对这个文件很重视，亲自审阅修改3次，然后才送林彪，建议用中央军委的名义报送中共中央审批。

第三件事，关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和领导权。根据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撤销了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这就是在1966年到1969年天下大乱年代里威名赫赫的“中央文革”。不过其成员变动很大。到1969年召开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中央文革”成员已经只剩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和唯一的组员姚文元5个人了。

1966年8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个通知：“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本来这个小组中就是由江青说了算的，她常常自恃特殊身份而任意行事，不把组长陈伯达放在眼里。有了这个文件之后，她有了第一副组长和代理组长的名义，更成了名正言顺的“中央文革”当家人，成为指挥全国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太上皇”。不过，这也从组织上保证了“中央文革”实际上只服从毛泽东一个人领导的现实。这件事从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当时毛泽东对江青还是很信任的。

还有一件更能表现毛泽东对江青信任的事，就是那封著名的1966年7月8日毛泽东致江青的信。这并非是夫妻之间的普通的私人信件，而是一封十分重要的政治文件。毛泽东曾自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做的两件大事之一。但对他心目中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运动，对象、方针、任务、目标等等重大问题，他本人从未向党的组织、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和主要领导人作过系统而明确的说明。唯一可以较准确地体现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意图的就是这封亲笔信。

信中讲到“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讲了他自己“准备跌得粉碎”也要搞文化大革命的决心，也谈到他对林彪的一些看法。

这些在当时都是属于最高一级绝密的信息了。可是毛泽东的这些战略意图，只告诉了自己的妻子，一个在党和国家最高机构中并没有任何职务，连中共中央委员也不是的江青，可见毛泽东认为江青是可以信任的，可以说知心话的人。当然这封信给周恩来、王任重看过，并告诉了林彪。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反映出毛泽东认为领导核心中可信任的人已经不多了。

综上可见，毛泽东对江青的信任和支持，正是“四人帮”的最大政治资本，他们正是利用了这一条件得以飞黄腾达、青云直上。

本文摘自：《燕赵老人报》2013年7月31日，作者：佚名，原题为：《江青与毛泽东的真实关系》

作者: 识丁老头乙    时间: 2020-1-27 08:02
爱林 发表于 2019-12-6 23:45
江青与毛泽东的真实关系
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是属于最高领导层的核心机密 ...

69#说:“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是属于最高领导层的核心机密问题，……。
邓小平对外揭开的秘密”。


中国共产党十一大党章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七七年八月十八日通过）
第二条 中国共产党要求党员做到：
（七）对党忠诚老实，遵守党纪国法，严守党和国家的机密；


注意；(党的)“最高领导层的核心机密”

作者: 识丁老头乙    时间: 2020-1-27 12:47
爱林 发表于 2019-12-6 23:45
江青与毛泽东的真实关系
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是属于最高领导层的核心机密 ...

[attach]584[/attach][attach]584[/attach]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决议指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是一个反革命的阴谋集团。他们根本反对“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基本原则，进行分裂党、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们就同林彪一伙勾结在一起，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决议指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们就同林彪一伙勾结在一起，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作者: 甘肃扶贫好    时间: 2020-2-13 11:38
毛泽东：所谓的“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
王永钦

2011年06月09日0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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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对自己过去的一些“左”的做法也似有悔悟之意。他在一次谈话中宣布，根本不存在“二月逆流”。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说，我们的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
　　本文原载于《炎黄春秋》2000年第11期，原标题为“周恩来‘文革’中是怎样批‘极左’的”


　　批判“政治上的”极左思潮，着手解决“文革”中遭受错误打击的一批老干部问题。

　　林彪、陈伯达垮台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只剩下毛泽东、周恩来、康生三个人了。周恩来仍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

　　在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对自己过去的一些“左”的做法也似有悔悟之意。他在一次谈话中宣布，根本不存在“二月逆流”。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说，我们的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这年年底，毛泽东对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的来信作了批示：应一律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

　　“九一三”事件后，中共中央下达了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在揭批林彪一伙的反革命罪行的同时，“文革”中一直想方设法保护干部的周恩来，便有了较多机会和可能，批判极左思潮，着手解决“文革”中遭受错误打击的一批老干部问题。不久，李富春受中央委托，连续主持在京老同志座谈会，揭发林彪历史上的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为老同志在“文革”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和错误打击作了平反。9月底，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提议成立由叶剑英负责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10月初，报经毛泽东同意后，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通知。同时，军委三总部机关也分别由李德生、张才千、金秋里主持工作。10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接见新成立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毛泽东在接见时说：“文化大革命中整几位老帅，是林彪、陈伯达他们搞的。又说：要好好整顿我们的军队，军委“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

　　周恩来十分关心仍被监管的许多老干部的情况。11月12日，他在公安部检查监狱情况的报告上，一连写下十几条批语：报告中反映监管人员中存在宁“左”勿右的思想、常以威吓和惩罚代替教育的内容旁，周恩来批道：“不合毛主席的思想和政策！”在反映炊事人员认为“给‘犯人’做饭不光荣、工作好了是立场不稳”旁批道：“错误认识。”在反映有的医务人员觉得“反正是‘犯人’、病治不好死了也没啥”，旁批：“极其有害的思想！”他要求提高在押人员的伙食标准，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和医疗条件，以防止发生意外事故。此时关在监狱里的伍修权后来回忆说：

　　“‘九一三’事件以来，我们的待遇和处境都有了明显的改善。我们营养不良、体质下降的问题，看来引起了注意。1972年初，卫戍区指定了两名战士专门给我们这批特别‘犯人’做饭，伙食标准也提高到每天六角钱。虽然比原来只多了一角五分，可是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无异是一个福音。同前几年的粗劣伙食相比，饭菜开始好一点了。医疗条件也同时有了改善，专门派来医生给我们看病，也肯开药给我们，晚上睡不着觉还给一点安眠药吃。这不仅诊治了我们身体上的病，更给了我们精神上很大的安慰。”

　　周恩来对各地被打倒的干部，同样十分关心。作为第一步，就是采取一切措施，先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为他们治病，检查身体，改善住宿条件等。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得到周恩来关照的有江华、王恩茂、谭启龙、冯白驹、贺诚、廖汉生、林枫、朱穆之、张化东、刘建章等，还有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和文艺界的人士。

　　最让周恩来牵挂的是那些被林彪一伙迫害致死的老干部。他想方设法，查明有关情况，准备为死者恢复名誉或解决其他遗留问题。解决贺龙同志问题便是其中一例。据贺龙元帅的夫人薛明回忆：自从贺龙1969年6月被迫害致死后，她本人也被押往贵州一个山沟里监管劳动。1971年10月，周恩来派人到处寻找她的下落，终于在贵阳磊庄空军某部干校找到她。来人对她说：“周总理要你把贺龙同志遭受林彪一伙迫害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写出来，报告中央。”薛明回到北京后，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写明了有关情况。1974年底，中共中央发出了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推倒了林彪一伙强加在贺龙同志身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1975年6月9日，在贺龙逝世6周年之际，中央举行了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周恩来也抱病去参加了。当薛明的女儿说“周伯伯你也要保重身体”时，周恩来抬起头，缓缓地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

　　在“文革”中，周恩来对陈毅的保护是人所共知的。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样，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打击，历经磨难。1967年2月，陈毅和谭震林、聂荣臻等几位老同志“大闹怀仁堂”，在会上激烈抨击“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错误做法，向中央文革的几位主要成员提出质问。在1968年中共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陈毅和其他几位老同志被指责为搞“二月逆流”的成员再次受到批判，并被剥夺继续工作的权利。林彪垮台不久，陈毅于1972年1月初不幸因患癌症去世。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在同周恩来、叶剑英谈话时表示：现已证明根本不存在“二月逆流”，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叶剑英立刻赶到医院向已病危的陈毅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几小时后，陈毅便与世长辞了。1月8日晚，周恩来赶到医院，向陈毅的遗体深深鞠躬，又轻轻掀起覆盖的白布单的一角，抚摸陈毅的手背，向他作最后告别。1月10日下午，陈毅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按事前中央政治局批准的方案，追悼会由中央军委出面组织，只请内宾，不请外宾。但追悼会开始前一刻，毛泽东决定出席。工作人员马上把这个情况告诉周恩来。周恩来立即作出决断：提高陈毅追悼会的规格，通知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和全国人大、政协的负责人参加追悼会；并邀请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出席。追悼仪式前，毛泽东接见陈毅夫人张茜及其子女，对他们说：陈毅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

　　毛泽东穿着睡衣急忙赶到八宝山，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周恩来在会上致悼词，这种最高规格的追悼仪式，暗示着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批判的老干部是应该平反的。无疑，这对“文革”中遭受错误打击的老干部来说，是一种极大的慰藉和鼓舞。半年后，周恩来还感慨地说：“毛主席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使我们这些老干部、使我们忠于主席的人，都很感动。”
作者: 甘肃扶贫好    时间: 2020-2-13 11:39

毛泽东：所谓的“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2)
王永钦

2011年06月09日0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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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对自己过去的一些“左”的做法也似有悔悟之意。他在一次谈话中宣布，根本不存在“二月逆流”。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说，我们的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
    周恩来并没有停留在感动上，他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在各种场合扩大其影响，抓紧解决干部问题。1月下旬，他在一次会上提到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历史功绩，说：这是毛主席对我们讲的。林彪一伙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混淆嘛！又说：听说有的地方还在讲“二月逆流”，现在叶副主席已经主持军委工作，为什么不批驳？1不久，周恩来得知因“杨、余、傅事件”受到株连的杨成武大女儿杨毅在河南关押处突然身亡，他立刻采取措施，派出两支小部队分赴河南开封和滑县，悄悄地将杨成武全家人实行保护性转移。

　　同年4月，陈正人、曾山、李德全等一批老干部相继病逝。周恩来不失时机地指示有关部门，要对疏散到各地的副部长以上的领导干部普遍进行身体检查，改善他们的医疗条件。同时指示政协机关也应对上层爱国人士的医疗、生活状况进行调查，掌握情况，改进工作。

　　为了推动全国的落实干部政策工作，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周恩来审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社论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除了极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外，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以教育为主的方针。”“正如得过伤寒病可以产生免疫力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认真改正错误，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有了免疫力，就有可能工作得更好。”3这以后，全国各地报刊相继发表论述落实党的干部政策问题的文章，有力地推动了干部工作的进展。

　　70岁高龄的周恩来一桩桩一件件地落实着党的干部政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关心和保护着每一个在“文革”中受到错误打击和迫害的老干部，而他自己，却在1972年5月，确诊为患有膀胱癌。医生建议他注意休息，增加睡眠，减轻工作负担。毛泽东在医生的检查报告上批示：“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然而，周恩来并没有顾及这些，依然担负着连健康的人都难以承受的极端繁重的工作，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全身心地继续工作着。

　　纠正农业和工业中的极左思潮批判林彪一伙散布的空头政治，全面落实党的各项经济政策。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农村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问题。在周恩来心中，一直把农业和农村问题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

　　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根据周恩来多次讲话的精神，国务院先后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全国棉花、油料、糖料生产会议和全国林业会议，决定适当放宽农村经济政策，在保证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允许农民个人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允许生产队拥有因地制宜种植的灵活性。此外，国家还通过调高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降低支农产品的出厂价和销售价以及实行粮食征购一定五年不变等政策，鼓励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

　　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一些“左”的做法和口号，总是加以纠正。他指出：在农村中，平调劳动力不给报酬，社员负担很重。所以，农业政策要讨论。他在许多场合说过：学习大寨的经验有三条，一是实事求是，二是自力更生，三是先公后私。目前还是提“先公后私”，不宜提“大公无私”，因为“发展生产的结果是要对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都有好处”；如果只讲“公”，不讲“私”就不符合实际，也不科学。“我们希望每个省、县都有自己的‘大寨’，不要认为非到千里之外才能求得‘仙方’。”他还针对“发扬共产主义大协作精神”的口号指出：“这样提不好。现在我们是搞社会主义，应当提‘社会主义大协作’。讲‘共产主义风格’还可以，共产主义什么样子我们还都未经过嘛！”。1971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重申分配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经验，要全面发展，不能把党的政策所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这样，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农村中存在的“一平二调”、“割资本主义尾巴”等“左”的做法。

　　“文革”期间，工业生产遭到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由于“停产闹革命”，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工业产品的产量和质量严重下降，工伤事故却大幅度增加。

　　周恩来首先做的是抓企业管理，要求恢复和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强调全面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批判长期以来林彪一伙散布的空头政治，要理直气壮地抓生产、学业务、钻技术。1971年底到第二年2月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是联系经济工作实际、揭批林彪一伙对经济工作干扰破坏的一次重要会议。会前，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乱得很，要整顿。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提出“整顿”的主张。会后，国务院有关部门起草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明确规定企业应该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考勤、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设备管理和维修、安全生产、经济核算等七项制度，提出必须抓好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成本、利润等七项指标。这个文件贯彻了周恩来提出的整顿企业的方针，强调恢复和发展生产、反对经济工作中的无政府主义的精神，成为工矿企业落实党的各项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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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甘肃扶贫好    时间: 2020-2-13 11:39
毛泽东：所谓的“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3)
王永钦

2011年06月09日0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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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对自己过去的一些“左”的做法也似有悔悟之意。他在一次谈话中宣布，根本不存在“二月逆流”。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说，我们的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

　　其次，周恩来十分注意提高产品的质量，他多次对飞机和汽车生产质量问题作出批示，一再告诫对产品质量需要“提高警惕”，“放在议事日程来解决”。1972年春天，周恩来连续抓了出口罐头、衬衣、照相机等日用工业品和广交会展品的质量问题。对国内企业屡次出现不合格产品，他感到极为不安。他认为“产品质量不稳定，就是规章制度执行不好，要遵守好的规章制度，好的工艺流程”。

　　周恩来认为，现在主要是领导机关不敢讲话，不敢管，致使无政府主义泛滥。所以，他特别强调各单位的主要领导人要亲自抓产品质量，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批判极左思潮，把生产搞上去。

　　排除科教领域的极左干扰强调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提出中学毕业生可以直接上大学。

　　1972年下半年，周恩来领导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他敢于碰硬，从“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教育界、科技界入手，排除极左思潮的干扰，争取尽快恢复正常工作。

　　1972年6月，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第二次回国探亲。7月2日凌晨，周恩来会见杨振宁。一见面，周恩来就开门见山地说，杨先生说我们基础科学理论太贫乏了，而且也不同国外交流，恐怕这话有道理，你是看到我们的毛病了。他还说，你有好的意见我们应该听取，不要还是自高自大，听不进你提的意见，或者听了当耳边风更危险。7月14日，周恩来叮嘱北京大学负责人周培源：“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2请他提倡一下理论。

　　7月20日，周培源致信周恩来，说在北大传达周总理的讲话后，广大教师心情激动，深切感谢党中央的关怀。信里也反映了许多教师仍然存在顾虑，主要是觉得搞“科研工作反复性很大，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来一次运动首先受到冲击的是基础理论研究”，“怕挨‘理论脱离实际’的批评。”7月23日，周恩来就周培源来信事批告国务院科教组和中国科学院负责人，要求他们以这封信“作依据”，将这个问题“在科教组和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

　　9月5日，周恩来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统科学顾问萨拉姆时，再次谈到加强科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他说：在理论方面我们做得很差。一句话，许多经验，没有理论，忽视理论，这是我最不满意的。9月11日，他写信给张文裕、朱光亚，强调：“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应该成为科学院要抓的主要项目之一。”

　　在教育上，周恩来勇敢地向“文革”中提出的“左”的教育制度进行挑战。1972年10月，他向美籍学者李政道表示：“对学习社会科学理论或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可以边学习，边劳动。”李政道后来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同周恩来长谈。看得出，周恩来当时对基础科学(包括基础理论和基础实验)非常重视，并且十分注意国内外这方面的动态和进展，对我所提的有关建议也很关心。”

　　人们都知道，“文革”中批判所谓“17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推行了一套“左”倾的教育政策。1971年发布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规定大学招生的对象是具有2至3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的工农兵，年龄在20岁左右，身体健康，一般是未婚的，应有相当于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工人、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入学，可以根据情况放宽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这种招生办法，不仅严重堵塞了一大批优秀青年的升学之路，而且为“走后门”上大学敞开了方便之门。学员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

　　周恩来在这个被视为“文革”重要成果的“规定”刚刚公布一年之际，就提出“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的论点，这不能说不是对“左”倾教育制度的一次勇敢的挑战。

　　10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周培源根据周恩来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写的文章：《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文章提出：“工和理、应用和理论都必须受到重视，不能偏废”；“要批判‘理论无用’的错误思想”，“充分认识到科学实验和自然科学理论的重大意义”；“在学校中，基础课的教学工作一定要做好，综合大学理科要对基本理论的研究给予足够的重视”。

　　周恩来指出“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要批透极左思潮”。

　　1972年8月1日、2日，周恩来连续两天在人民大会堂向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宣传单位负责人作长篇报告，系统阐述对国际形势、内外政策、批林整风、政治与业务关系等问题的看法。这个报告，全篇渗透着“要批透极左思潮”的精神，用以指导对内、对外的各项工作。他强调指出：“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鼻子下面也有嘛，外交部也有，驻外使领馆也有。”“实际上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极左思潮“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如果在驻外使领馆现在还有人搞极左，就把他们调回来学习，不要妨碍我们的对外工作。”
作者: 甘肃扶贫好    时间: 2020-2-13 11:40

毛泽东：所谓的“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4)
王永钦

2011年06月09日0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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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对自己过去的一些“左”的做法也似有悔悟之意。他在一次谈话中宣布，根本不存在“二月逆流”。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说，我们的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
    九月底，周恩来主持起草“两报一刊”国庆社论稿，其中写到应该继续“批判极左思潮”。但是，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却两次勾去社论稿中“批判极左思潮”的字样。十月初，《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的一篇报道中，再次出现“肃清极左思潮影响”的提法，江青一伙立即追查“稿子是怎么来的”。

　　10月14日，根据周恩来有关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人民日报》发表了一整版反“左”的文章：一篇是《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一篇是《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尖锐地批驳“文化大革命”以来盛行的“打倒一切”、“砸烂一切”和“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等谬论。它提醒人们注意：尽管林彪一伙“已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但是他们煽起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还会‘采取稍微新一点的形式，披上前所未见的外衣，或作前所未见的装扮，重新表现出来’”。

　　文章发表后，江青一伙人立即紧张起来。他们马上追查组织这批文章的“背景”。姚文元看了后提出：“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思潮抬头”，“不能说什么都是无政府主义，不要批到群众头上，不要混淆两类矛盾”。江青指责说：这些文章“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经张春桥、姚文元授意，《文汇报》以及它的内参《文汇情况》连续登载批驳文章或相关报道。江青一伙的追随者在《人民日报》社内也大搞“反右倾思潮”。

　　11月28日，中联部、外交部在写给周恩来的请示报告中提出：鉴于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在外事部门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批判和肃清，准备召开一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彻底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30日，周恩来批示同意这个报告。这件事遭到江青一伙的竭力反对。12月1日，张春桥便在送“总理再阅”的批语中质问：“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江青也在报告上批道：“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鉴于党内高层对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主题存在着尖锐的意见分歧，12月3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这件事进行讨论。根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外交部在修改时删去了原来报告中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词句。但是，修改后的报告仍强调：会议“主要学习毛主席最近一两年来关于对外工作的批示”、“总理今年8月1日、2日接见驻外使节的谈话(纪要)”。12月4日，周恩来批示同意外交部修改后的报告。

　　不久，召开的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尽管避开使用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提法，但依然是按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反对强加于人和大国主义的指示精神，清理和批判了近些年来在归侨、侨眷、口岸、接待、宣传工作中的种种错误认识和极端做法，并提出今后继续清除极左影响的各项规定。

　　72至73年间以含蓄的方式继续反左

　　1972年下半年至1973年间，周恩来以更加含蓄的方式，继续反左，并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经济政策，解放一批老干部，使他们参加领导工作，发挥应有的作用。特别是促成了邓小平的复出，对挽救党和国家，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致信负责干部工作的纪登奎、汪东兴，指出：当年“大闹怀仁堂”一事，“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谭震林“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谭震林曾被诬为“二月逆流”的代表人物而受到压制和打击。周恩来称他为“好同志”，并安排他从外地回北京治病。在同一封信上，周恩来还提出，“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表示了他对邓的不同寻常的关注。

　　1973年2月，邓小平根据中央通知，全家登上回京的火车，离开劳动三年多的江西南昌郊外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周恩来正式通知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汪东兴安排好邓回京后的住所。

　　2月下旬至3月初，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邓小平的问题。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至此，曾被“文革”中定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邓小平得以复出，恢复了领导工作。3月，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关于落实干部政策和干部处理问题。会后，根据周恩来的意图，由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等会同有关部门提出一个“先易后难”的方案，经政治局讨论并报毛泽东批准。1这是在解决干部问题上的重大突破，可以避免因为少数争议较大的“疑难”案件而把许多“查无实据”、仍迟迟得不到“解放”的干部一起拖住，实际上是一次有步骤地“解放”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迫害的老干部的开始。

　　在经济工作方面，周恩来也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步骤，清除林彪一伙对经济的破坏性后果。2月26日，周恩来召集国务院业务组会议，听取国家计委关于本年度计划和《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起草情况的汇报。在汇报会上，周恩来历数几年来无政府主义在企业中的种种表现，尖锐地批评它给国民经济带来的严重后果。他指出：“1969年以后，在经济管理上瞎指挥盛行。南昌把飞机厂最好的工人下放了。景德镇陶瓷窑也给炸了。林彪一伙一直破坏到‘九一三’，影响到1973年，恶果逐步暴露出来了。”“一定要批透，把破坏性后果消除掉。”他同时还强调，要把“整顿的方针”写清楚，要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克服平均主义倾向，实行必要的奖励制度。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国家计委重新修改后的《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2，以纠正生产管理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作为指导思想，明确地提出加强统一计划和整顿企业管理的十条规定，重申政治挂帅要挂到业务上。规定特别强调：要反对各行其是，要严格各项规章制度，加强劳动纪律，遵守党纪国法，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等等。这个规定，在计划会议上讨论时，除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控制下的上海代表反对外。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代表都赞成这个《规定》。

　　但是，以后接踵而来的“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运动，却使周恩来陷入了更加困难的境地。
作者: 甘肃扶贫好    时间: 2020-2-13 11:49
陈再道文革点评造反派：二流子 投降台湾的狗杂种2013年05月08日 08:41
来源：党史文汇        作者：黎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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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我实在憋不住了，就在1967年二三月份在北京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议上放了一炮。我说：“什么造反派，都他妈的是些二流子，一有风吹草动，这些狗杂种不投降台湾才见鬼呢！”



本文摘自《党史文汇》2013年第4期，作者：黎虹，原题：《中顾委九位老革命家的片断故事》，本文系节选

陈再道上将曾担任过纵队司令员、大军区司令员等职，是我军屡建奇功的猛将。他在中顾委1984年整党会上的一次发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陈再道从他童年说起。他说，我出生在湖北省麻城县的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从小就父母双亡，受尽了苦难，也养成了我不畏强暴、敢于反抗的精神。17岁那年，我参加了敢死队。我是个大老粗，从没有上过学，更没有上过军校，可是我从千万次实践中学会了军校学不到的东西。

接着，陈再道讲他的性格。他说，我这个人过于直率，太无心机，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在和平年代常常感到不适时宜。我最讨厌那些曲里拐弯、表里不一、落井下石的小人，溜须拍马之徒在我面前从没有得到好脸色看，打小报告的人通常挨我一顿臭骂。这大概是我的性格吧！

他举庐山会议为例。1959年批判彭德怀时，有一位军队的老同志打听到我陈再道曾在工作中与彭德怀有矛盾，发生过争执，就找到我门上，掏出本子，要我提供批彭的“炮弹”。听了这话，气得我浑身发抖，就抓过本子往桌上一摔，蹦起来骂他：“你他妈的把老子看成什么人了？！我可以同彭老总骂架，但我不会落井下石，也不会收集批老首长的炮弹！我说彭老总是个大好人，你敢往本子上记吗？”他被我一顿臭骂后，灰溜溜地走了。

他又举了“文革”中的例子。他说：随着“文革”的深入开展，我越来越摸不着头脑。有一次我到中央开会，亲耳听到毛主席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赫鲁晓夫就睡在身边”，我听后大吃一惊。此话如不是从毛主席嘴里说的，我一定认为这是反革命煽动。后来听说，毛主席说的身边的赫鲁晓夫是指刘少奇，我就想不通了。阶级敌人能当国家主席吗？笑话！我一气之下，给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打报告，说我陈再道不想在北京干了，想回武汉军区，林彪批准了我的报告。徐帅深知我这个老部下的秉性，怕我回到武汉又捅娄子，临行时告诫我：“你不要太天真了，以为回武汉军区就没有事了？‘四大’（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编者）一搞起来，问题就会成堆。他（指林彪）是主张搞‘四大’的，你要有思想准备。”当时我没有体会到徐帅这番话的含意，便兴致勃勃地赶回武汉。到武汉一下火车，迎头就撞上“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的大标语，给了我当头一棒。接着，林彪、江青一伙操纵造反派大搞反军乱军活动，接二连三地搞起武斗。我实在憋不住了，就在1967年二三月份在北京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议上放了一炮。我说：“什么造反派，都他妈的是些二流子，一有风吹草动，这些狗杂种不投降台湾才见鬼呢！”黄永胜听了我的话，瞪大了眼睛问我：“陈再道，你喝醉了吗？”谢富治也跳了起来说：“这是反动言论，我要正式报告中央。”我笑了笑，做了手势让谢坐下。我说：“这个就不劳您的大驾了，别人早做了，打小报告的人有的是。”果然林彪知道以后，就对吴法宪说：“对陈再道这个人我不放心。”可是他拿我陈再道没办法。江青接见造反派时也说：“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

陈继续说：果然，在林彪、江青操纵下武汉发生了“七二○”事件，诬蔑我搞反革命政变。7月27日，我被召到北京，以百万人游行迎接我。“打倒陈再道”的吼声响遍北京，几万人冲到了我住的宾馆，多亏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把我藏到八层至九层之间的电梯里，才躲过了一场大难。真没想到，我当时已是快60岁的人了，还玩了一场藏猫猫。紧接着，中央碰头会召开扩大会议对我进行残酷的批斗。我说：“我只有一个请求，凡涉及到我的事，都跟我单独算账，不要扯上别人。”为此，我挨了吴法宪一个耳光。在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搞武斗，这还是空前绝后的一例。到了1975年，我当了中央军委顾问，吴法宪却成了阶下囚。在清算吴的罪行时，有人说他打了陈再道两个耳光。我立即声明：“是一个，一个就是一个。”

陈再道最后说：“在无穷无尽的批斗中，我就认准一个死理：决不糟蹋自己，决不丧失人格，决不牵扯别人。”这三个“决不”，反映了陈再道刚正不阿的高尚品格和实事求是的道德风貌。  
作者: 甘肃扶贫好    时间: 2020-5-17 15:16
毛泽东亲自审定“五一六通知”：一个标点都不许别人动(2)
2012年02月16日09:23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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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转入分组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与会者已经听过介绍，都知道这是大笔杆子陈伯达执笔起草，又经过毛泽东先后八次审阅修改才定稿的，所以哪里还能提什么不同意见？只是在心里揣摸它的含意。本来有几个同志，如郭沫若等，提出文件中有几处标点和用语不妥，建议在某处增加一个“的”字、在某处去掉一个引号等等。但就是对这样的建议，也被陈伯达、康生一一否定。也就是说，整个《通知》稿一字不能改，连一个标点也不让动。
    为了正式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落实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组织处理，决定5月份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开会的时间定在5月4日。这次会议要通过的几件事都是毛泽东在会前亲自抓的，刘少奇几乎没有参与。但毛泽东表示暂不回北京。依惯例，会议就由刘少奇主持，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请示。

　　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布置成了会议室。5月4日时钟敲响10点的时候，与会人员都已到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也已经在主席台坐定。刘少奇宣布开会。他介绍了会议的起因、议程以及出席人员的范围、开法。接着，总书记邓小平对会议文件、人员编组、各组召集人和最近几天的日程安排作了说明。

　　会议的第一个议程是讨论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但大多数来开会的人都不明白为什么突然要发出这样一个《通知》，于是决定，先开几天座谈会，传达毛泽东最近的一系列指示，介绍相关情况。

　　从5月5日至7日，介绍情况的座谈会一共开了5次，分别由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介绍。其中数康生的介绍最为耸人听闻。他从5日下午开讲，一个半天不够，6日上午又讲了半天，加起来差不多八个钟头。

　　康生的传达是混杂不清的。他把毛泽东的指示和他自己的体会、自己的话搅在一起，使人真伪莫辨。他嘶哑着嗓音说：“我个人体会，毛主席这三次谈话，概括起来是两条：一条是批评彭真、中宣部包庇右派，压制左派，不准革命；第二条是给任务，要支持左派，建立新的文化学术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贯串一个中心问题是中央到底出不出修正主义？出了怎么办？现在已经出了，罗瑞卿是一个，彭真是一个，杨献珍是一个，杨尚昆是一个，田家英、邓拓、廖沫沙也是？？”

　　这几次座谈会，刘少奇都没有参加。

　　接下来，会议转入分组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与会者已经听过介绍，都知道这是大笔杆子陈伯达执笔起草，又经过毛泽东在4月14日至30日的17天中先后八次审阅修改才定稿的，所以哪里还能提什么不同意见？只是在心里揣摸它的含意。各个小组报来的结果，已是众口一词，一片拥护声。

　　5月16日上午10点半，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举行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先由陈伯达综合介绍各小组讨论情况。本来有几个同志，如郭沫若等，提出文件中有几处标点和用语不妥，建议在某处增加一个“的”字、在某处去掉一个引号等等。但就是对这样的建议，也被陈伯达、康生一一否定。也就是说，整个《通知》稿一字不能改，连一个标点也不让动。

　　刘少奇似乎觉得这样不大好，出来解释了几句。他说：“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结果提了意见不改，连几个字都不能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这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吗？我原来考虑过改一点，现在大家意见还是不改的好，不如原来的好，那就不改吧！”

　　因为这个文件点名批判了彭真，刘少奇又特意征求他的意见，问道：“彭真同志，你有什么意见？”

　　彭真平静地回答说：“一个检查，一个改。”刘少奇觉得他误解了自己的问话，又补了一句：“对通知有什么意见？”“没有意见。”

　　“是赞成，还是反对？”彭真低头看材料，没有说话。

　　刘少奇不再追问，环顾了一下会场，说：“现在通过这个《通知》。同意的请举手！”

　　大家举起了右手。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被简称为《五一六通知》。每个与会人员都对文件中毛泽东亲自加写的几段话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

　　
作者: 甘肃扶贫好    时间: 2020-5-19 11:53
陈伯达投入江青一伙人的怀抱，要把火煽得更旺

陈伯达生于福建，南方的山水空灵，培养了他的机敏；久居“江湖”的历史，养成了他善于把握自己的本领。在“文化大革命”前夕，陈伯达像个稳健的商人，做着一桩桩保本的生意。1962年，陈伯达毛遂自荐，主动帮刘少奇修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然后在他任主编的《红旗》杂志上发表全文，并编辑出版。但随后不久，又是他对这篇文章进行了无限上纲的批判。

尽管陈伯达转向转得快，但刘少奇等的命运岌岌可危，陈伯达又一次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他毕竟是善于观潮弄潮的人。此时，江青势力的壮大形成似乎又给他带来了一次机遇。1965年11月11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竟然在北京无声无息，这引起了陈伯达的兴趣。他来回踱步在封闭房间里，同他喜欢的两名文人即关锋和戚本禹分析着当时的形势。不久，彭真和邓拓写作班子里的秀才、抗战时写过小说《晴天》的王力也加入了这个行列。王力向陈伯达等人透露了彭真最近找刘少奇、邓小平研究当前学术问题的消息。陈伯达由此敏锐地感到一场以学术名义发起的政治斗争已经来临。这一次，他吸取了教训，权衡再三，在认定准确无误后，把王力提供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江青。

“好啊！老夫子！你提供的情况太重要了……继续摸情况，随时告诉我。”江青得意地说道。

江青正需要这类老笔杆子，这些人又没有什么主见，是御用文人型的。江青同张春桥、姚文元经过一阵安排，陈伯达就欣然领命入伙了。1966年4月2日，戚本禹写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发表。这是一篇给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呐喊的文章。在这篇陈伯达参与修改的文章里，用一种下战书的口气，杀气腾腾地宣布：姚文元的文章揭开了一场不可避免的大论战的序幕。

1966年4月9由陈伯达和康生负责起草了一个“通知”。这个“通知”即是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也就在这次会议上，陈伯达与康生一起发难，揭发批判所谓彭真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政治路线方面所犯的“一系列错误”，把斗争矛头指向坚持革命原则的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

陈伯达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次会议从组织上正式宣布撤销了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确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陈伯达任组长，顾问康生，第一副组长江青、副组长张春桥。如果说陈伯达此前是在为运动作理论准备的话，那么，他现在要参加到这一实践中去了。
作者: 甘肃扶贫好    时间: 2020-5-19 11:54
江青听罢发疯似地扑上去揪住了陈伯达的衣领

1966年，陈伯达掌握的《人民日报》四处开火。陈伯达利用掌握的舆论工具，提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口号，煽动广大干部和群众对坚持革命原则的领导和群众进行迫害和镇压，全国动乱哄然而起。

8月18日，陈伯达主持了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规模宏大的“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他在开幕词中给毛泽东冠以“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三个头衔。接着，林彪讲话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从此以后，人们提到毛泽东，必加“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四个副词。一场造神运动和个人崇拜的歪风高涨。别有用心的陈伯达和林彪可谓配合默契，他们有共同点，都野心勃勃，他们后来成为一伙也就不足为怪了。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一跃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由11人组成的政治局常委中，陈伯达位居第五位，排在邓小平、刘少奇、朱德的前面，也把康生甩在了后面。

花甲之年，陈伯达一次“赶浪”，使他步入了政治生涯的鼎盛时期。年事虽高，但由于“官补”，陈伯达大有焕发青春、大干一场的热情。在对付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问题上，他摸准了江青的脉搏，异常活跃。得意忘形之际，陈伯达似乎忘了他正在同一个极为难处的女人共事。而正是这位国家“第一夫人”的颐指气使，使他陷入困境。
作者: 甘肃扶贫好    时间: 2020-5-21 11:19
1975年，电影《创业》被批内幕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7-04-16　　发表评论>>
１９７５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国务院工作后，为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整顿。余秋里全力支持邓小平的工作，坚决落实关于整顿经济各部门的指示。江青却借口电影《创业》是为余秋里“树碑立传”而企图打倒他

《创业》突然停演

１９７５年１月，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余秋里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同年２月１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他在讲了各位副总理的分工以后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

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按照毛泽东关于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坚定地大刀阔斧地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了整顿。余秋里全力支持邓小平的工作，坚决落实关于整顿经济各部门的指示。

正当经济工作迅速好转的时候，江青再一次制造事件，把矛头指向余秋里。

１９７４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以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开发建设大庆油田为背景，展现工人艰苦创业精神为主题的故事影片《创业》。影片送国务院文化组审查时，获得了文化组成员的一致好评。身为文化组副组长的于会泳激动地说，“《创业》是部好影片”，“是文化大革命又一个巨大的成果”。经文化组讨论决定，正式呈文上报中央，请示将这部影片于１９７５年春节在全国上映。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和掌管宣传舆论大权的张春桥、姚文元，虽然还没来得及审看影片，却都批示了同意，江青也在报告上画了圈。

１９７５年春节的大年初一，《创业》在全国各地上演。影片塑造的英雄人物，所表现出来的自力更生、发愤图强、不信邪、不怕压的豪迈气概，深深感动了广大观众。

但是，正当更多的人要去看《创业》的时候，这部电影却停演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大家百思不得其解。

园丁文章揭开当年内幕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近几年，一些文章陆陆续续揭露出来一些内幕，特别是园丁同志的文章详细介绍了一些情况，使大家对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园丁的文章说：

大年初二，一个紧急电话把于会泳等人召集到钓鱼台１７楼（江青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办公、居住之处）。

江青见到他们劈头就问：“《创业》这片子这么糟，你们为什么批准发行?”

于会泳一下子摸不着头脑了，回答说：“我们向中央打了请示报告的。您也画了圈的……”

江青的火气更大了：“画圈又怎么啦?芽画圈不等于同意！”她指着于会泳说，“你，吹捧得最厉害，跟我说这部片子这样好，那样好，这是部什么东西！”接着就对《创业》一通数落，在场的于会泳等人这才明白，江青对《创业》不满的关键，是其中有党中央给石油工人送毛泽东的著作《矛盾论》、《实践论》的情节。江青说：“你们知道吗?芽当年这‘两论’，是谁叫送的，是刘少奇！把这个情节搬上银幕，是美化刘少奇！还有，当年主持油田会战的总指挥是谁？是余秋里、康世恩，全是走资派！这不是明目张胆地为刘少奇涂脂抹粉、替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老家伙评功摆好吗？还是文元同志的眼光敏锐，一下子看出了《创业》的要害！”

此时的国务院文化组，经１９７５年１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已正式组建为文化部。于会泳被任命为文化部长，浩亮、刘庆棠为副部长。挨了江青批评的于会泳等人，回到文化部立即召开了文化部党的核心小组的紧急会议，并以文化部的名义，当日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发出通知：对《创业》不再印制拷贝；报纸上不发表评论文章；电视广播停止播放。同时，由于会泳亲自执笔写检查。这份检查，根据江青、姚文元的意见，写了对《创业》的十条意见。江青又要求召集文化部系统各部门负责人的会议，由于会泳当众宣读这份检查，以吸取教训。关于《创业》的风波，由此沸沸扬扬地传播开来。

江青发难

于会泳等对《创业》的十条意见中，最主要的一条是“较明显地存在着写活着的真人真事问题。”

那么，写真人真事写了什么人呢?芽《十条意见》中列举了影片中主要人物的一些警句，如：“一个国家要有民气，一个军队要有士气，一个人要有志气。”

“我们的会战是在困难的时期、困难的地点、困难的条件下上马的。”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要重视第一性资料，我们要为油田负责一辈子。”

“建设一支打不垮、拖不烂的队伍。”

“国家没有油，国家有压力，咱们是国家的主人要分担这个压力。”

只要熟悉当时情况的人，都会知道，这些话是余秋里在大庆会战时曾经说过的。如果这一些还不够明确的话，那么，下面这一条则是再明确不过了：“要观大局，辨风向。”

《十条意见》说：这是×××在１９５９年２１期《红旗》杂志上写的一篇文章。经查阅，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的正是余秋里，题目是《观大局，看主流，辨风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在江青看来，余秋里是“走资派”，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老家伙”。现在，有了《十条意见》列举的材料，《创业》是为余秋里“树碑立传”的罪名就可以成立了，她梦寐以求的“打倒余秋里”似乎就可以实现了。江青杀气腾腾地说：“要查一查背景，不论涉及到任何人和事都没有关系。”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清楚，所谓“查背景”，就是追后台。

余秋里听到江青对《创业》横加的罪名，知道矛头又是对着他来的，但他很坦然。因为他对拍摄《创业》一事一无所知，既没有人向他报告，也没有人采访过他，更没有批过一分钱的经费。影片拍成以后，也没有看过，要想把他打成“后台”，岂不可笑？

毛泽东的批示

１９７５年７月１４日，毛泽东对文艺工作作了批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

邓小平说：“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

在这以后，《创业》的编剧张天民，写了两封信，一封直接送毛泽东，另一封送邓小平转报毛泽东。他以艺术家的良心和无所畏惧的勇气，说明了《创业》的创作过程。他在谈到所谓写真人真事时说：“剧中使用了一些某领导同志讲过的语言，但这些话有的是从群众中来的，又是直至今天还为广大石油工人共同使用着的，怎么能认为这些话是要宣扬某领导同志呢？”

毛泽东看到了邓小平转来的信，看过信以后，他调来了《创业》，分两次看完了这部电影。当时在场的同志事后说：毛泽东看到某些镜头时，眼中噙满了泪水。

７月２５日，毛泽东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毛泽东的批示，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文艺工作者的热烈拥护，长期受“四人帮”压制而产生的不满情绪，一下子爆发了出来。８月８日，中央音乐学院青年教师李春光，贴出一张大字报，以犀利的笔锋，尖锐泼辣的语言，批驳了“四人帮”强加给《创业》的十条“罪状”。

江青看到张天民的信和李春光的大字报以后，非常恼火。１９７５年９月，在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江青把《创业》剧组的人员叫到大寨。她对张天民破口大骂：“张天民你告了刁状，谎报了军情，老娘要教训你！”还说，“现在对文化部攻得很厉害，我给顶着，老子不怕！”

虽然江青大施淫威，但由于有毛泽东的批示在，她终于未敢也未能掀起大的风浪。她想通过批《创业》整倒一些人的罪恶目的也未能达到。■ 雷 厉

《都市文化报》独家供稿
作者: 甘肃扶贫好    时间: 2020-6-10 11:23
标题: 刘建勋在文革中到底做了些什么事
刘建勋在文革中到底做了些什么事
发信站: BBS 水木清华站 (Sun Feb 27 00:49:23 2005), 站内


【 在 henhao (烘干法) 的大作中提到: 】
: 最近看的几本书中都说他很特殊，文革后好像被搞下去了

评价历史人物要在那个大历史背景下去看问题。精华是这一段：

　　河南省革委会成立后，除了军队干部变动和纪登奎调到中央工作外，直到１９
７８年，河南省的核心领导，包括地市委书记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动。也就是说河南
省十年文革中党政领导权都掌握在以刘建勋为首的老干部手中。这批老干部坚持党
性，坚持"老中青"三结合的组织原则，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使河南省的工农业生
产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据资料，文革期间，全国２３个省，其六项主要经济指标增
长速度前八名排列结果：第一名中河南占三个；第二名河南占三个，六项指标河南
均在前两名，高于全国平均增长水平。７０年７月，焦枝铁路建成通车，其中河南
区段以投资小、见效快受到国务院的表扬；７０年１１月，河南省开始筹建年产７
０万吨特种钢的舞阳钢铁厂，７８年一次试产成功，结束了中国不能生产特种轧钢
的历史；闻名世界的河南林县红旗渠，也是在文革期间峻工的。

试析河南省文革的几个特点

一丁


　　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每个地区、每个单位乃至每个人的历史都有
相似之处，却又不尽相同。近几年来，我翻阅大量资料，访问了许多同志，对河南
省的文化革命运动进行了回顾与思考，我觉得和其它省相比，河南省的文化大革命
有几个显著的、鲜明的特点。现将这些也许不太成熟的、不太确切的看法谈一下，
以供历史学者和文革研究者参考。

　　　　　　　　　　　　　　　　　　一

　　一九六六年八月，在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十三天后
，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也写出了《我的一张大字报》，带头支持郑州大学
少数造反学生，此举带动了河南一大批领导干部挺身而出，坚决支持造反派。这批
老干部后来参加了各级"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掌握河南省的党政领导大权达十
年之久。这是河南省文革的特点之一。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四日下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刚闭幕，参加会议的刘建勋
在北京前门饭店接见赴京反映河南文革情况的郑州大学党言川、方复山、刘松盛三
位学生，并明确地讲："回到河南后，要在郑州召开一、二十万人的群众大会，号
召大家炮打省委司令部，首先炮轰我这个司令官。"八月十五日，刘建勋和党言川
等三位同学一起离京返郑，在火车上，刘建勋又围绕"敢于革命，善于革命，坚持
真理，修正错误"十六个字，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青年学生搞好文化大革命。回
到河南后，刘建勋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提出"炮打司令部"，并动员学生炮打"我
这个司令官"。八日十九日，刘建勋在郑州大学宣读了《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开
表态支持因给校党委、工作组提意见被压制、围攻的学生党言川及河南省第一个大
学造反派组织——郑州大学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简称"郑大联委"）。　对于刘
建勋的大字报，在河南一开始就有截然不同的态度和看法，以后还成为河南两派辩
论的焦点。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工作汇报会上表扬刘
建勋和这张大字报，说："全国只有刘建勋写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少数派，这是好
的。"事实证明，刘建勋的这张大字报，对河南省的文化革命运动产生了影响是巨
大的，也是附合毛泽东的意图的。

　　一九六六年八、九月份，北京学生到全国各地串联，煽风点火，不少省份出现
围攻、欧打北京串联学生的事件，大抓"南下一小撮"，而河南省委却在九月二日
发出了《关于欢迎北京学生进行革命串连的通知》。刘建勋的这些举动，带动了全
省地市县大批领导干部表态支持少数派，并使河南省的文化革命运动沿着《十六条
》的方向健康发展。从六六年八月到六七年元月，河南省的学校、工厂、机关造反
派组织相继成立，并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炮打司令部"中成长壮大，由少
数成为多数。河南省军区的介入使这个局面被打破。河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
在６７年２月１０日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信中说"河南郑州市各大专院校，无产阶级
革命派原早已取得绝对优势，但自元月中旬起即开始分裂为两大派，在元月三十日
河南省军区和人民解放军驻郑部队举行了游行之后，斗争即转移为以军区为中心展
开了，一派支持军区，军区和另一派则处于对立，斗争十分尖锐。工人、农民、机
关干部也参加了。不仅郑州市如此，据说开封等地也有类似情形。我认为斗争锋芒
应该是对向省、市委，但目前不是这样的。"文敏生的信说出了河南省当时的真实
情况。

　　一九六七年元月，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席卷全国。一月十二日，河南省委领
导纪登奎、戴苏理、王维群召开省委文革各办公室主任会议，动员迎接革命造反派
大联合、大夺权的风暴。纪登奎说，要迎接大高潮，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要一边
倒。这期间，郑州大中学校造反派在夺权问题上开始分裂。郑州工学院革命造反队
等少数造反派主张先揭发斗争文、纪、戴、王（黎之，郑州第一书记），并把他们
看管起来。而郑大联委、河医东方红等多数造反派则要联合起来，先夺省委文革小
组的领导权，再揭发批判。一月十八日晚，文敏生在粮食学院召开常委会，会议决
定：１、在文、纪、戴被红卫兵看管起来的情况下，由王维群、李庆伟、王庭栋负
责坚持工作。２、如果郑大联委等革命造反派要夺省委文革小组的权，坚决支持。
"革命造反派夺权，坚决支持，保守派夺权，坚持顶住。"

　　一月二十三日，中央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要求人民解放军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
斗争。河南军区正式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后，公开支持郑州工学院少数造反派联合
成立的"河南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简称"河南造总"）和重新崛起的保守组
织——"十大总部"；公开反对郑大联委、开封"八．二四"、郑州国棉六厂"工
人赤卫队"等造反派组织。在干部问题上把刘建勋、纪登奎定为走资派并上报武汉
军区党委。这时候，刘建勋已调到北京市委工作，曾跟着刘建勋支持造反派的大多
数领导干部采取观望等待的态度，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曾带领人到军区找第二政委
何运洪为学生说话，但何运洪拒不接见。六七年二月七日，郑大联委、河医东方红
、粮院联委、予农红总、郑大附中红旗、六厂工人赤卫队、郑印八一、新乡八一八
、洛阳八一六等全省七十四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河南二七公社"。军区不仅
不承认二七公社，还实行种种镇压、摧跨政策。三月六日，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在
大会上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四月二十日，中央广播电台传来刘
建勋参加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三结合"的消息，二七公社派欢欣鼓舞，坚信刘建勋
是革命领导干部。而"河南造总"和"十大总部"却在军区支持下，一方面由"省
委造总"出面主持，连续组织部长以上的干部召开批斗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大
会，运动初期已经靠边站的赵文甫、杨尉屏也应邀参加了大会。另一方面派人到北
京揪刘建勋，给中央施加压力。

　　一九六七年二月，周总理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河南两派闹的很历害，要
他们双方到北京谈判，包括军队认为是反革命的那些人也要派代表来谈话，谈一谈
就情楚了，实际上被认为是反革命的，恰恰是革命的，弄颠倒了。"根据毛主席的
这一指示，一九六七年五月中央召集河南省三方（二七公社、开封八二四为一方，
河南造总为一方，十大总部为一方）到北京谈判。５月１１日，原省委书记处书记
戴苏理公开表态支持"河南造总"，坚决和河造总"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
利在一起"，并代表河造总一方去北京参加谈判。而支持二七的领导干部，由于高
压控制无法表明态度。为了争取领导干部在高压下站出来对二七公社的公开支持，
５月１５日，二七公社"豫农红总"一些学生把省委付秘书长张跃东"抢"到农学
院，他经过调查了解后，张跃东发表了"对目前形势的看法"，表示支持二七公社
。５月１７日，"豫农红总"又和郑大附中"红旗"一起把刚刚被批斗送回住处的
纪登奎"抢"到农学院保护起来。十九日夜，纪登奎化妆成铁路工人被二七公社派
人乘拉煤的火车护送到北京参加三方谈判。接着，新乡第一书记耿其昌也被新乡师
院八一八的学生护送到北京。在这种情况下，省委一些领导干部纷纷发表声明支持
二七。５月２５日，郑州市市委书记王黎之；５月２９日，省委付秘书长苗化铭；
５月３１日，省公安厅副厅长高大同，接着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王维群、省委
副秘书长王庭栋以及李剑波、董连池等厅局长以上的干部相继表态亮相。从五月到
七月，有近四百名地、市、县以上领导干部来到被称为二七公社"解放区"的河南
农学院，探听北京消息，支持二七公社，享受一条毯子、一条席、一个馍、一碗菜
的待遇。这些待遇曾作为他们较早支持二七的"资本"被炫耀过。据一份１９６７
年８月"省委机关干部亮相情况"资料表明，原省委机关厅局级以上干部共４７人
，７月２５日以前公开亮相支持二七公社的２３人，占此级干部的４９％；同情二
七公社的２人，占４。２５％；中间状态１人占２。１２％；支持河造总的１５人
，占３２％；支持十大部的６人，占１２。７％；７月２５日中央表态后，又有部
份领导改变态度支持二七公社。

　　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在周恩来亲自主持、中央其他领导亲自参加下，河南省
三方赴京汇报团达成了停止武斗的六项协议，７月１０日，中央发出了解决河南问
题的（６７）２１６号文件。文件中指出：（１）河南省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
线性错误；（２）河南省党内走资派是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书记处书记赵文甫；
（３）刘建勋是革命领导干部，并回河南筹备河南省革委会。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５
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新华社提供的关于全国各地对武汉"７·２０"事件
反映的综合报导，在这篇报导中，首次使用了"二七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字
眼。当天的《人民日报》也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登了这条消息。这就是在河南被称
为的中央"七、二五"表态。"七、二五"后，刘建勋从北京调回河南。（刘建勋
于１９６６年９月１日调到北京任华北局书记、北京市委常务书记），８月２日，
中央批准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刘建勋任组长，王新、纪登奎任副组长
。在省革筹的领导下，按照毛主席"帮助、批评、联合"的指示，实现了"二七公
社"、"开封八二四"和"河南造总"的大联合。到１９６８年初，全省百分之七
十左右的领导干部被解放出来，相当一部份参加了"三结合"。省直机关六十六个
单位，共有厅局长以上干部３９３人，已解放２８４人，占７２％，其中第一把手
３１人。１９６８年元月２７日。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刘建勋任主任，王新、
纪登奎、耿起昌、杨力勇任副主任。革命群众代表１－－２名副主任暂缺。由"暂
缺"群众组织代表可以看出刘建勋并没有把"浴血奋战"支持他的二七公社派扶到
省革委副主任的位置上（据资料：省级革委会里群众组织代表担任副主任职务的：
湖北省３人，其中学生１人；陕西省７人，其中学生３人；四川省９人，其中学生
２人；湖南省２人，其中学生１人）。据河南省地（市）县７７个革委会统计、其
中有４８个革委会付主任群众代表空缺。学生头头担任县革委付主任职务的只有４
个县。

　　河南省革委会成立后，除了军队干部变动和纪登奎调到中央工作外，直到１９
７８年，河南省的核心领导，包括地市委书记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动。也就是说河南
省十年文革中党政领导权都掌握在以刘建勋为首的老干部手中。这批老干部坚持党
性，坚持"老中青"三结合的组织原则，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使河南省的工农业生
产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据资料，文革期间，全国２３个省，其六项主要经济指标增
长速度前八名排列结果：第一名中河南占三个；第二名河南占三个，六项指标河南
均在前两名，高于全国平均增长水平。７０年７月，焦枝铁路建成通车，其中河南
区段以投资小、见效快受到国务院的表扬；７０年１１月，河南省开始筹建年产７
０万吨特种钢的舞阳钢铁厂，７８年一次试产成功，结束了中国不能生产特种轧钢
的历史；闻名世界的河南林县红旗渠，也是在文革期间峻工的。


　　　　　　　　　　　　　　　　　　二

　　河南省文化革命的第二个特点是造反派不仅参加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后来还被提拔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即所谓"河南造反派掌了权"。

　　１９６８年元月，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的四十名常委中，有二七公社代表
１４人（包括工人、干部、学生），开封八二四代表３人，其中大中学校造反派头
头８人，他们是：党言川（郑大联委）、陈红兵（开封八、二四）、周启忠（粮院
联委）、范念民（豫农红总）、杨国雄（河医东方红）、黄宗万（新乡师院八一八
）、丁素琴（中医学院八、三一，属"河造总"代表）、王传玉（郑大附中红旗）
。１９６８年以后，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兴起和大中学校学生分配，这些
红卫兵头头也毫不例外地到工厂、农村、解放军农场或基层单位接受再教育，他们
的"常委"头街，除了偶尔去参加一次会议外，只是挂个虚名而已。即使省革委刚
刚成立，他们最"红"的那段时间，除了开会，就是跟随刘建勋、纪登奎等老干部
到造反派分裂或武斗严重的地市解决派性和大联合问题。１９７１年再教育结束后
，他们重新分配到工厂、学校担任教师或搞技术工作。１９７３年，在各级党组织
和政府职能部门的恢复建全中，根据中央"吐故纳新""老中青"三结合的指示，
河南省提拔了一大批青年干部，大多数是文革中的"二七公社"派，也有"河造总
"和"十大总部"派的。党言川、陈红兵、周启忠、杨国雄、范念民、黄宗万等学
生头头均被任命为县委副书记兼公社党委书记。其它各个行业的头头也相应提拔到
所在的工厂、企业、机关、学校领导班子中，任副书记、副厂长、副主任、副部长
、副校长等职。上行下效，农村到大队、工厂到车间班组都不例外。河南的这种做
法，是全国大势所趋，如王洪文被提拔到党中央副主席位置上就是一个见证。是否
河南省在提拔青年干部数量上高于其他省份呢？答案是：否。据义愤资料表明，河
南省从１９６７年到１９７６年发展党员十万六千人，在全国仅排第十位。

　　河南省所提拔的造反派干部是如何"掌权"的呢？事实是他们"掌权"后，大
都在基层单位领着工人学大庆，领着农民学大寨，兢兢业业、以身作则，贪污受贿
者甚少。以河南省几个学生头头为例，在任县委副书记、公社书记期间，都做了这
样几件事：一是积极参加和领导本单位的批林批孔运动；二是为本公社办企业奔波
；三是带领群众学大寨平整土地，学林县兴修水利；四是积极推广农业新技术，如
间作套种、玉米制种等。总之，他们一心扑在工作上，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造
福一方"。１９７８年，当陈红兵因"文革罪"被捕判刑２０年后，他的爱人从原
阳县搬家时，当了五年县委副书记和公社第一书记的他其全部家当是几个纸箱和一
个老掉牙的柜子。这与当今的"县太爷"相比，岂不是天壤之别！

　　还有一点应当指出，河南省提拔的新干部绝大部份是副职。正职大都由老干部
担任，由于这些老同志在文革中支持过造反派，参加过"三结合"，所以对于新干
部，他们不仅有提拔和重用的权利，也有批评和帮助的资格。在"形势需要"时，
还可能"收拾"一下。１９７５年，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纪登奎来到
河南把一些造反派骂成"不是好东西""四大金刚""八大赖"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次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一些被点名批评的造反派又反击了刘建勋
及个别地市委书记。随着毛主席的去世，河南省新老干部的这些恩恩怨怨，自然烟
消云散了。

　　　　　　　　　　　　　　　　　　三

　　一九六六年九月，以党言川为首的郑大联委首次批斗"走资派"，是从揭批原
河南省委１９５８－１９６１年在河南搞"左"倾蛮干、大刮"五风"，实行高指
标、高征购、高估产的错误政策，造成骇人听闻的"信阳事件"入手的。这是河南
文革的第三个特点。

　　提起党言川，四十五岁以上的河南人很少有人不知道。对于他的响当当的名气
，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刘建勋的一张大字报捧起来的；有人说是何运洪（省军区第
二政委）"飞机撒传单，气死党言川"撒出来的，有人说是"老保"骂出来的……
总之，党言川在河南省文化大革命中名气之大，影响之广，可谓家喻户晓，妇儒皆
知。

　　党言川究竟何许人也？许多人当时并不完全知道。亦曾发生过许多笑话。如有
一次，郑州一位学生回家，老人们郑重其事对她说，你可不要跟着党言川跑，他是
刘建勋的小老婆，名声太坏，咱可丢不起那人，当这个同学说党言川是个男生时，
大家都笑了。其实，党言川当时是郑州大学中文系四年级的学生。

　　文化革命一开始，郑州大学就成了河南省文化革命的焦点，也是全国起来造反
最早的四所大学（其它三所是北京大学、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之一。一九六
六年六月一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后，当天
晚上，郑大中文系一年级学生王相海等十四位学生贴出了全校第一张大字报。大字
报批评了校党委压制群众运动，单批学术权威，把郑大运动搞得"死气沉沉、冷冷
清清，不像样子"。当天夜里，郑大党委召开会议准备组织反击。六月三日，全校
性的反击开始了。写大字报的学生被打成"小邓拓""小吴晗""反革命""小右
派""牛鬼蛇神"。据不完全统计，当时郑州大学被打成反革命的有１７４人，一
些保党委的人贴出了"郑大不是北大""反对校党委就是反党"等大字报，郑大校
园内呈现一片恐怖气氛。六月六日凌晨，中文系一年级学生、共产党员、转业军人
、团支部书记王相海跳楼自杀身亡；当天下午，省委工作组进驻郑大。工作组进驻
后，继续压制运动，挑动学生斗学生。六月七日晚，党言川同学因同意王相海的大
字报观点被斗争。六月十八日，党言川率先贴出声讨工作组巨幅标语。八月一日至

三日，中文系学生方复山、刘松盛写出了长篇大字报《致党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
，信中指出中共河南省委及其驻郑大工作组犯了严重错误。同日，党言川等九人贴
出了《彻底揭发批判省委和省委工作组执行的右倾路线》的大字报，而另部份学生
则贴出了《河南省委驻郑大工作组正是体现了党的正确领导》《否定工作组，实质
上是否定党的领导》等针锋相对的大字报。大字报中说"党言川是阴谋家、野心家
"等。八月六日，党言川第一个上北京，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河南和郑州大学文革
情况，接着方复山、刘松盛二同学也去到北京。三个学生联名发表《致北京革命学
生的公开信》，系统地向首都人民说明河南文化大革命存在的问题，同时向国务院
接待站作了汇报。为此，正在北京开会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专门接见了他们
，主动地承担了河南问题的责任，明确表示了要按照党中央决定搞好河南文化大革
命的态度。八月十五日，党言川、方复山、刘松盛和刘建勋一同离京返郑。当天晚
上，他们串联部份同学筹备成立"郑州大学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简称郑大联委
），并组织召开了"赴京情况汇报大会"，郑州市其它大中学校的师生和各界群众
参加了大会。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和其他领导也来到会场。会议开始前，由于校文
革负责人要求主持会议，双方发生争执，被联委同学赶下台去。会上党言川等把北
京的"红卫兵""革命大串联""炮打司令部"等新鲜事物介绍给与会群众，并宣
传了《十六条》精神。十五日晚上和十六日上午，校文革主持召开"郑州大学革命
师生辩论会"，会上称党言川的汇报会是"黑会"，"打了校文革的人"，于是一
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呼出"控诉党言川一伙殴打校文革的法西斯暴行"、"打倒党言
川"、"把党言川揪出来"的口号。接着是连续三天的对党言川及联委同学的围攻
斗争。八月十八日，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书记处候补书记纪登奎、戴苏理来到郑
州大学与两派代表见面，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八月十九日，刘建勋、纪登奎等
又到郑大，召开了郑州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会上宣读了刘建勋《我的一张大字
报》。大字报中说：党言川等三位同学到北京找党中央、毛主席要求汇报郑大文化
革命情况，这不仅不是什么非法行为，而是一种革命行动；他们回校后召开的"赴
京情况汇报会"不是什么"黑会"，而是光明正大的革命大会；郑大部份同学认为
本校的文革会，不能代表他们的意见，因而自动酝酿成立联委会，他们起来闹革命
，我认为不能说是非法的……。大字报共十条，不仅旗帜鲜明地支持党言川等少数
派，而且按照十六条精神号召群众"炮打省委司令部"。刘建勋的大字报使郑州大
学的少数派欢欣鼓舞，队伍迅速壮大。八月二十一日，"郑大联委"正式成立。九
月三日，联委发出《火急呼吁书》吹响了炮打省委司令部的进军号。呼吁书中这样
写到："多少年来，河南省搞的很不像样子，五千万河南人民被穷白两座大山压得
喘不过气来，尤其是在１９５８年以来，出现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问题和骇人听闻
的反革命事件，这些事件，必须彻底追查清楚，坚决地把根子挖出来！……"九月
四日，联委成立了"专揪吴芝圃战斗队"，派人专程去广州揪吴芝圃。九月五日，
在郑州市体育场组织召开了河南省首次"省会各界革命群众炮打省委司令部黑线煽
风点火大会"，来自郑州、开封、新乡、洛阳、许昌等地一百多个单位的工人、农
民、干部学生及外地来郑串联的师生五万多人参加了大会。大会发言中在次提到河
南省１９５９年大刮"五风"及"信阳事件"问题。九月十一日，郑大联委第二次
主持召开"省会各方革命群众炮打河南省委黑线煽风点火大会"，会上给省委副书
记、副省长赵××挂上"历史反革命"的牌子（这在河南省文革中尚属首次），引
起了在场的纪登奎、张耀东的不满。纪登奎当场质问大会主席，你们说赵××是历
史反革命有什么根据？其实，这里指的正是一九五九年前后，河南大搞浮夸风，高
估产，高征购，造成数十万人饿死的这段悲惨历史！党言川等人所以能一呼百应，
数万人起来批斗省委领导赵××（当时吴芝圃已不在河南）正是基于这个背景。从
郑大联委的《火急呼吁书》和以下两件事件可以说明。

　　六六年八月在郑州大学贴出的一份转抄光山县一位学生写的大字报——千刀万
剐吴芝圃，大字报说：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吴芝圃，制造了"信阳事件"及信阳
事件中最严重的"光山事件"，"自一九五九年重阳节吃最后一口米饭至六零年春
，光山县四五十万人被打死饿死三分之一以上，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在最严重
的时侯，走一段路就会遇见几具尸体，妻离子散、全家自杀、全家饿死者数不胜数
，人民遭到了大劫杀、财产遭到最大限度的破坏，其惨状不堪耳闻目睹，痛苦不堪
回忆，笔舌无法描述！要知道五八、五九两年光山县的粮食获得了大丰收啊！可是
五九年连种子一粒不剩地征走，抖一抖稻草，筛下几粒粮食也得上交，哪里谈得上
口粮！"……；另一件事是六六年八月在新乡师范学院担任工作组组长的丁×得到
了党言川在一九六二年给新乡师院同学的一封私人信件。信中说："你在第一封信
中谈到你的学习心得和你对农村５８－５９年情况的看法，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
追根求源是我们党中央在哪几年犯了不小的'左'倾错误，其次在于我们党在社会
主义建设方面缺乏经验，以及敌人的蓄意破坏有关。三面红旗，现在我们的党中央
还想竭力地举起来，但是三面红旗中的两面已在很多人中失去了号召力，不用说工
人、农民，就是参加５８－－５９年实际生产不多的我们这些青年学生中间，提起
大跃进，心中就有些煌煌然，提起人民公社，就想起那种极度混乱的情况。从理论
上讲，大跃进、人民公社在中国是完全应该有的，谁不想中国早日富强，谁不想中
国早日进入社会主义。然而如果像前几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最好还是不实行的
好，我认为三面红旗已大体失去人心，要举起来，是有困难的了，不过总路线这一
面旗帜，还可以更多的举起来，其它两面旗帜如果换换招牌，或者不经过相当的努
力，反复的宣传，要举起来难极了"。

　　郑大联委的《火急呼吁书》、转抄的《千刀万剐吴芝圃》大字报和党言川１９
６２年的私人信件，成了党言川"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三面红旗"的"铁证
"。刘建勋和河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和其他省委领导对党言川的看法也发生
了变化。文敏生在９月５日的"炮打省委司令部煽风点火大会上曾说"你们的大会
，风煽得好，火点得好，我坚持支持你们"，而在次日省委召集的常委会上，当有
人提出郑大联委《火急呼吁书》有攻击三面红旗问题时，文敏生说，对郑大联委要
采取明支持，暗瓦解的原则。"表面上应付它，暗地里慢慢压垮它""我看党言川
不是个好东西"。郑大校文革和郑大红卫兵战斗师也抓住这些"铁证"，向郑大联
委和党言川发动了总攻击，声讨党言川的传单散发全省乃至全国，连边远的桂林也
召开万人大会"声讨党言川一伙的罪行"。九月七日，郑大校文革和郑大红卫兵针
锋相对地发出《全省人民紧急动员起来，炮打河南省"司令部"里的资产阶级当权
派》的呼吁书。呼吁书中说："我省五千万勤劳、勇敢的革命人民，在党中央和毛
主席英明正确的领导下，尤其是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省委'司令
部'中也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有牛鬼蛇神，他们把持了一些部门。""把省委
内部所有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统统地斗倒斗垮
！黎庭扫穴、斩草除根，使之断子绝孙、万劫不复！"……。在这种情况下，郑大
联委于九月二十五日又发出了《关于九月三日〈火急呼吁书〉的声明》。声明中说
：《呼吁书》中出现某些言词偏激，对河南存在问题的某些提法不当，"我们虚心
接受批评"。我们发出呼吁书的目的，是为了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是为了炮
轰河南省委中的一小撮走资派。因此，我们认为，起草的这个《火急呼吁书》大方
向是正确的。"不彻底改变河南一穷二白的面貌我们死不瞑目"。九月十九日，郑
大联委再次召开"揭发批判赵××、杨××大会"，并公布了《把赵××的反动嘴
脸拿出来示众》的系统材料。在强大的攻势下赵××、杨××、基本靠边站了。

　　六七年元月，郑大联委串联省会各大专院校又组织了"专揪吴芝圃联络站"，
一方面深入信阳等地调查材料，另一方面又派人赴广州揪吴芝圃。郑大联委始终坚
持清算吴芝圃为首的原河南省委左倾蛮干、大刮五风的极"左"倾向、饿死数十万
人的滔天罪行的大方向，得到多数群众支持，队伍不断壮大，由少数派成了多数派
。

　　然而，到了六七年二月，河南省军区介入文化革命后，风云突变，郑大联委被
宣布为非法组织，党言川等被捕入狱，材料被抄走，吴芝圃也被军区保护起来。

　　一月二十二日，以清华大学学生唐伟为首的"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写出了
《二十七个为什么－－刘建勋是什么人》的文章，在郑州大量印发、张贴。文中说
：为什么省委揪出来的全是吴芝圃的老班底，而刘建勋带来的班子却纹风未动？为
什么不去批判反动路线却先翻５９、６０年老帐？为什么在河南很多单位造反派阵
线不清？……。一月二十三日，河南省军区介入文化大革命后，把《二十七个为什
么》奉若神明，两次登在《郑州晚报》上。并把打倒不打倒刘建勋，对待清华井冈
山驻郑联络站的态度是支持还是反对作为衡量是否左派的标准。三月六日，在郑州
市体育场召开的由河南省驻军和"河南造总"、"十大总部"数万人参加的"省会
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上，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代表唐×
发了言。正是在这个大会上，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
织"，"必须立即解散，停止一切活动"，"郑大联委中的一小撮头头，必须向河
南人民低头认罪，必须交待他们的幕后策划人"。会后用飞机在全省散发宣布郑大
联委为非法组织的《告全省人民书》。这就是"飞机撒传单、气死党言川"的由来
。军区的介入，使已经被造反派批判靠边站的赵××兴高采烈，多次给军区写信，
说何运洪的讲话是"极其重要的文献""大长了无产阶级志气，大灭了保皇派威风
""大破了资产阶级控制，真正出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你们干得
好！你们要干到底！"。而以郑大联委为首的造反派却遭到残酷的镇压。这就是被
河南省造反派称之为的"二月黑风"。

　　六七年三月八日，河南省公安公社和郑州市公安局派员进驻郑州大学，在郑大
东生活活区树起了"非法组织郑大联委骨干分子登记站"的大牌子，勒令二百多名
联委成员前往登记，投案自首，交待罪恶，四十八小时内写出像样的检查。在化学
系，联委成员必须填写"非法郑大联委成员罪恶登记表"；历史系５０名联委成员
中３人被捕，１０人被公安局勒令登记，３８人被斗，１０２人次被搜查，大字报
点名４０－５０人，写检查１１３份，４３４０页。在斗争中，让这些学生低头、
弯腰、翻戴帽，并对他们高喊："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
派翻天"！４０多名联委学生被投入监狱。三月九日，党言川在商丘被捕，接着开
封师院八二四陈红兵、郑棉六厂工人赤卫队申茂功被捕。为了摧垮二七公社，使之
不能参加北京谈判，军区支持"十大总部"、"河南造总"多次挑起武斗，制造了
"五、四"、"五、二六"、"五、卅"、"七、一六"等骇人听闻的攻打、围剿
二七派的武装流血事件，使二七公社派群众伤残数百人，死亡数十人。当时郑州大
学文科楼前成了安葬二七死亡人员的墓地（５０多座坟墓文革后被毁）。

　　对于这段历史，河南省军区在６７年６月２７日给中央的检查报告中说：我们
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打击了郑大联委与河南二七公社革命造反派；错
误地把刘建勋、纪登奎同志当成走资派，把他们支持的造反派组织看成是"御用工
具"；"在三月六日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以后，造成连锁反应，全省各地宣布
解散了许多革命群众组织，错抓了许多人……党言川同学也被拘留和游了街；社会
上一度出现了肃清二七公社的"流毒"，让革命群众挂黑牌、请罪的错误倾向；这
时，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乘机兴风作浪，操纵保守组织，进行打
击报复，打击造反派，掀起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军区的检查报
告，白纸黑字，是非曲直，明明白白。

　　毛泽东说过：文化革命中两派的群众都是革命的，以上特点的分析足以说明此
论断的正确。１９５９年前后，发生在河南省的"信阳事件"，骇人听闻、震惊全
国。虽然历史已有定论，吴芝圃曾在检查中承认"我欠河南五千万人民的债一辈子
也还不清"，饱受其害的河南人民对此记忆犹新，耿耿于怀。党言川等在毛泽东"
炮打司令部"的号召下旧事重提，清算这段罪行，也是情有可原的。十八岁的党言
川，受河南省１９５９年现状的影响，对三面红旗发表了一些糊涂认识也是可以谅
解的。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中也确实犯有"左"倾错误。党言川和同学在私人信
件中谈论这些问题说明他们能够关心国家大事，是政治觉悟高的表现。文革中借此
给党言川扣上"反对三面红旗""反动学生"的帽子是错误的。　说"三面红旗倒
了两个"自然坚决不答应！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６日，郑州大学"送瘟神"战斗队的
一分传单中说：《火急呼吁书》中说河南省多年来搞的不像样子，公然攻击三面红
旗，"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河南，一个三面红旗光辉照耀下的河南，一个居住
五千万革命群众的河南，竟被他们骂成这个样子！""他们还公然煽动要大闹河南
省委，要闹个天翻地覆，闹得越乱越好，请同志们用毛泽东思想来鉴别一下，这到
底是哪家的声音？"一份批判党言川的"反动信件"的传单中这样写道：我们认为
这封信，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毒箭。党言川在这封信里不但恶毒的攻
击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否定了一九五八年以来我国人民在最最敬爱的领
袖毛主席英明领导下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有人说，这封信是党言川在一九六二年写
的。言外之意似乎可以原谅。我们说，正因为是一九六二年写的，十八岁的党言川
就有着如此系统，如此反动的观点，更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从这些批判党言川
的言辞中，不难看出他们对党对毛主席一腔赤诚。当时，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
等省委领导也认为郑大联委的《火急呼吁书》和党言川的信有一定的错误。１９６
９年６月１日，毛主席在郑州的专列上接见刘建勋、纪登奎时问："你们不是支持
被打成反革命的哪一派吗？支持的是对的么！党言川怎样？"刘建勋回答说："他
是省革委委员（应是常委－－作者注），表现不太好，我们批评帮助他，他给中央
写了一个检讨"。据说这个检讨是党言川参加省委常委时写的，内容就是对三面红
旗的看法问题。

　　　　　　　　　　　　　　　　　　四

　　在清算文革的"揭批查"运动中，曾经在河南搞左倾蛮乾造成"信阳事件"者
重新掌权，又挥起"极左"大棒，大搞派性清查，造成严重扩大化。这也是河南的
一大特点。

　　文革结束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清查文
革中与林彪、"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清查各派群众组织中的"三种人"的"
揭批查"群众运动。河南省在这次"揭批查"运动中，采取"依靠一派、清查另一
派"的土政策，实行以人划线，以时间划线，人人检查、层层过关。农村搞到生产
队，工厂搞到车间班组，机关到公务员、炊事员，街道办事处也要揪出"帮毛羽"
，有的地方竟提出"提浆糊桶的也不能放过"。从１９７７年到１９８３年，历时
七年，处理二七公社派和支持过二七公社派的干部五万多人，取消党员资格十万六
千人，逮捕判刑１７００人，又"突击判刑"２４００人，（以上均为官方数字）
，加上亲属子女因受株连而被审查处理、不提工资、不评技术职称等不计其数。例
如一个焦作市，判刑９６人，却抓了３１８人，劳教３７人，抓一两年放的１８５
人，死亡１１人。一段时间内，全省各监狱中关押的"文革罪"犯近半数以上，使
文革中参加"二七公社"派的人人自危。

　　派性清查是河南省揭批查的突出特点。在清查中，按时间划线，把"７、２５
"中央表态说成是刘建勋等人制造的大假案。把二七公社派和支持二七公社后参加
"三结合"的老干部视为清查对象。而把"７、２５"以前在军区支持下掌权的省
委造总、河造总、十大总部视为正确派，不仅不清查反而被重用，一些武斗指挥者
，还掌握清查工作的大权。当时省委一位副书记在一次研究揭批查问题的会议上说
："二七公社一派大小头头的错误和罪行，你们说这件事落实不了，那件事找不到
证据，这样下去怎么行呢？要是这件事抓不住，就从另一件事抓住它，我不相信抓
不住一条，抓住一条就可以定案处理。"这是派性清查和制造冤假案的自供词。

　　派性清查在全省有着普遍性。例如确山县，文革期间，两派武斗，双方各自被
打死打伤二十余人，但在清查中，只清查了一派，处理了一百多人，其中判刑２人
，死刑１人。而另一派一个也没有处理，主要头头、武斗指挥者，反而被提拔为县
委负责人。

　　１９８４年，北京几家报社记者向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
反映了在郑州发现的省委造总、十大总部文革期间夺省市委权、策划武斗的会议纪
录（因为是埋藏后挖出来的，故称为"出土文物"）。这个"出土文物"记载的他
们一些头面人物的活动情况，是他们策划、挑动、指挥河南大型武斗的铁证。１９
６７年７月２５日以前，郑州的几次大型武斗，如冲击二七派绝食会场，围攻火烧
郑棉六厂大楼，挑动郑纺机武斗等，不仅当时群众有目共睹，而且如今"出土文物
"铁证如山，而他们却把打砸抢的罪名都加在二七公社派头上，真正的打砸抢头头
不仅不清查，还被提拔重用，甚至掌握揭批查大权。群众说：河南的揭批查是：一
派升天，一派坐监。

　　河南"揭批查"中，老干部被批判、审查、处理的很多，（包括红军时时代和
抗日战争早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这是河南揭批查的第二个特点。

　　文革初期，由于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公开表态支持造反派，河南省站出来支持
造反派并参加三结合的老干部比较多、比较早。揭批查中，以人划线，把文革中支
持"河南造总"并代表河造总参加三结合、十年始终居省委主要领导岗位上的戴苏
理封为一贯正确，并让他领导全省的揭批查。凡跟着他支持河造总和十大总部的干
部都是正确的，支持二七公社的统统打下去。１９８３年１１月，省委付书记××
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书面发言"中说："随着揭批查运动的开展，对各级领导
班子进行了较彻底的整顿和清理。""对省、地（市）县三级领导班子中的三种人
"和犯有多种错误的人，共立察审查４２４８名。截止目前（九月份）已处理４０
２０名，其中判刑５１人，受各种处份的２０２５人（开除党籍３２３人，留党察
看４９３人，警告、严重警告３４７人，开除公职２０人，开除留用１４０人，其
它处份２５０人）；免于刑事处份的２０２０人，不结论不处份的１０７人。河南
省共有省、地（市）县三级领导班子１３５人，立案审查和处理数量之大、之重是
相当惊人的，而实际处份的数量远无不止此数。所谓"免于处份"的二千多人，是
审查批判后降职下放，是不处份的处份。省委宣传部的李海英同志，１９５４年就
调到宣传部工作，因文革中参加了二七公社受审查，１９８３年审查结束后，被告
知她没有什么问题，免于处份，被下放到商丘县工作。当时，她身患重病，让儿子
替她去报了到。后来商丘县以级别高、无法安排为理由将她的关系档案退回了省委
，而省委组织部说没有收到。就这样，一个建国前就参加工作的老同志至今没有了
单位，工资没人发，看病无人管，多次找省委反映也无人问津，９７年６月，她在
省委住了几十年的房子也被扒掉，七十多岁疾病缠身的李海英同志只是希望别人住
上宽敞的新房后，腾出的旧房能给她作为凄身之地，也就心满意足了。这就是一个
"免于处份"的老同志真真实实的遭遇。

　　省委常委中地方干部１４人，清查、批判、处理十人，占６７％，其中，判刑
３人，留党察看１人，撤职１人，严重警告２人，在审查批判"监护"期间死亡１
人，上报处份、未获批准、强令离休１人；原省委、省革委各部正副部长级干部３
３人，清查、批判、处理２２人，占三分之二。其中判刑４人，开除党籍３人，留
党察看２人，撤职６人，严重警告１人，批判后离休４人，降职安排２人；全省十
八个地市委第一书记全部受到批判处份。地市委正副书记１１８人（缺焦作），批
判处份９７人，占８２、３％。其中，审查批判期间死亡７人，判刑１７人，开除
党籍４人，留党察看９人，撤职１８人，严重警告４人，批判后令其休息２８人，
降职下放１０人，省直各厅、局委第一把手，除５人外，其余全部受到批判处理，
分别给予撤职、警告、免职不用等处理；原县委第一把手中，大部份被审查批判处
理，未受审查，保留原职的了了无几。

　　原兰考县县委书记张钦礼同志，曾是焦裕禄生前战友，在兰考工作几十年，兢
兢业业，廉洁奉公，为改变兰考面貌做过重大贡献，群众有口皆碑。揭批查中，竟
以"策动"兰考县文化大革命、"编造"焦裕禄事迹、"扒开"黄河大堤（实为堤
内生产堤）而判刑十三年。

　　原洛阳地委书记孙腾芳，在洛阳地、市联合召开的十万人宣判大会上，以所谓
"组织反革命政变，准备上山打游击"罪名判十年徒刑。以这样"莫须有"的罪名
被处理的，仅洛阳地委领导就有六人，还有一批县委和基层干部。当时中共中央总
书记胡耀邦就明确告诉纪登奎，"什么洛阳地委组织反革命政变，准备上山打游击
的问题，是根本没有的"。但中央领导人的指示到河南行不通，这批无辜的同志仍
然饱受牢狱之苦，直到今天，问题仍未解决，孙腾芳刑满释放后没有了工作，且年
老体衰，其爱人郝志华所在单位也破产了，孩子们因受牵连也没有按排好，造成生
活极度困难，９８年初，郝志华病重无钱住院医治，孙腾芳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老
伴死在家里。这样的例子还能举出许多。

　　河南省揭批查还有一个视法律为儿戏的典刑－－"突击判刑"。１９７９年底
，河南省省委书记赵××等人，为避免《刑法》、《刑事拆讼法》于１９８０年元
月１日生效后，他们的行动被束缚，就赶在新《刑法》生效前夕，紧急布置各级政
法部门对揭批查中关押起来的人，不管有没有罪行，均以清理积案为名，大搞"突
击判刑"。为了防止关押人员向最高法院上诉，把终审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把
本应由高级法院审理的案子，强行压给地、市法院判决；把地、市法院审理的案子
，强行压给县、区法院判决。"突击判刑"秘密进行，不准开庭，有的判三年，实
际上已经关押了三年多了。平顶山市委副书记钮保华判刑８年，本人不服提出上诉
，市委某主管领导大笔一挥，在"８"字前加个"１"字，改为１８年。这种做法
在古今中外历史上也是少见的！

　　河南省的造反派头头，几乎都被判以重刑。开封师范学院学生陈红兵，在１９
６７年２月，曾被抓进监狱，甚至欲判死刑。在中央解决河南问题时，周恩来指示
要河南把陈红兵送到北京，并亲自接见。而在揭批查中，却把开封地区文革中武斗
责任都加在他的头上，判处２０年徒刑，还剥夺政治权利５年。

　　大量事实说明，河南省的派性清查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
。它会像当年的"信阳事件"一样，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今天，文革已成为历史。对于以上河南文革这段历史的分析是否准确，还有待
研究。

□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初稿，２０００年８月修改
作者: 甘肃扶贫好    时间: 2020-6-12 22:46
1967年刘少奇与毛泽东最后的诀别：后者内心蕴藏巨大苦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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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刘少奇
刘少奇同志原本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亲密战友，后来两人怎么出现那么大的矛盾、分歧呢？有人说是权力之争，而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说的是“1962年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962年前无分歧
王光美说，少奇同志1922年和毛主席相识，1943年3月第一次担任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成为毛主席的亲密助手。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党中央分一线、二线，少奇同志主持一线工作。工作中，少奇同志与毛主席难免有些不同看法，但都属于正常的意见差异，从无权力之争，也没有影响两人感情。
1956年党的八大上，少奇同志以毛主席讲的《论十大关系》为基准，作《政治报告》。八大闭幕不久，毛主席认为决议中有关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还不够完善，对决议中的一句话的提法表示怀疑。这句话是：“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党的八大前后，国内外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首先是波匈事件和苏联领导集团内部的激烈斗争，影响极大；接着，国内也出现了不少群众游行示威、罢工、罢课，农民闹退社、闹缺粮的严重风潮，甚至出现殴打闹事、要“共产党下台”的事件。为了巩固新中国和执政地位，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致决定，从政治思想和经济建设两个方面来解决问题。
于是，在1958年，毛主席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大家都是一致赞成和拥护的。大家都以为找到了高速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没想到结果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造成很大损失。大家也有些不同看法和意见，但大都认为主要是下面执行的问题。1959年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左”，却又错误地批判了彭老总，在全国掀起“反右倾”运动，促使“左”的错误更加严重，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三年经济困难，新中国遭受巨大灾难，这才感到问题的极端严重性。
在1962年总结三年困难原因、寻找克服困难的办法问题上，两位伟人之间才开始发生真正意义上的意见分歧。
“四清”运动起分歧
1962年初，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一般通称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1958年以来的成绩和经验教训，共克时艰。少奇同志在大会口头报告中，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种在当时听起来颇有些刺激性的话，对毛主席来说不会是愉快的。可以说，这是两人分歧的开端。
七千人大会之后，少奇同志仍然主持中央工作，又在解决困难的措施上同毛主席产生了分歧，这就是农业生产中的包产到户问题。1962年初，田家英从湖南农村调查回京向少奇同志汇报工作，提出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意见。少奇同志表示赞同，并同意田家英向毛主席汇报。但出乎少奇同志意料，毛主席不仅没有同意包产到户的主张，而且严厉批评了田家英等人。尽管田家英汇报说是个人意见，但毛主席在同少奇同志谈话时，仍对少奇同志前一阶段在京主持工作表示不满，指责他在包产到户问题上为什么没有顶住。
毛主席从反修防修战略出发，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少奇同志对此是赞同的，随着运动的深入进行，毛主席和少奇同志主要在运动的性质和工作方法上出现了分歧。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毛主席多次对少奇同志进行不点名的严厉批评。首先是在运动的性质问题上，少奇同志的着眼点主要放在整顿基层组织的基层干部上，他虽然提出过“追上面的根子”，但仍认为问题主要在下面。毛主席更多考虑的是党内当权派会不会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反复强调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的严重形势。他坚定地认为，党内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特别是那些“当权”的腐败干部最危险。在运动的具体做法上，毛主席对少奇同志也是不满意的，后来还不点名地进行了严厉批评，主要是批评工作队搞“人海战术”、“繁琐哲学”、“扎根串联，搞神秘化”。
这次会议起草和通过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会后，少奇同志主动找毛主席，做了自我批评。尽管少奇同志做了很多努力，但毛主席和少奇同志之间的裂痕并没有消除。1970年12月，当斯诺问毛主席从什么时候明显感到必须把少奇同志从政治上搞掉时，毛主席也回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林彪等人推波助澜
“二十三条”下发全党后，并没有产生“立竿见影”、“轰轰烈烈”的效果，反倒更加冷冷清清，搞不下去。
　　一贯爱窥视和揣摩毛主席心事和想法的林彪、康生和陈伯达一伙早已看在眼里，极力拉拢江青达成交易。林彪帮江青从部队打开文艺界缺口，树江青为全国“文艺旗手”；而康生则敏感地发现北京大学“四清”运动中聂元梓等人对学校党委的不满大有文章可做，制定了“从北大点火，往上搞”的策略，派老婆曹轶欧到北大直接策动他们造学校和北京市委的反，贴出火药味极浓的大字报，震动了中央高层领导。
　　少奇同志、周总理和小平同志都支持北京新市委的严肃批评。以康生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对少奇同志的表态极为不满，暗地里写信向毛主席告状。
　　1966年6月1日，毛主席批示同意，向全国全世界播发了聂元梓他们的大字报。林彪、江青、康生和陈伯达他们一伙特意抬出“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名义点火造势，终于以学校为突破口，使“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少奇同志请示毛主席后，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商量对策，并经毛主席同意，决定派工作组控制混乱局面，维护社会稳定。而以康生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却鼓动造反学生抵制，掀起反工作组浪潮。1966年7月18日晚毛主席回到北京，陈伯达他们“恶人先告状”，少奇同志赶到丰泽园时却吃了“闭门羹”。
　　围绕工作组问题，少奇同志和毛主席发生了严重矛盾和激烈冲突。1966年8月4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小会上，毛主席大发脾气，严厉批评少奇他们害怕群众，少奇同志忍不住当面顶撞：“革命几十年，死都不怕，还怕群众？！”毛主席批评派工作组是镇压群众运动搞专政，少奇同志又当堂抗辩：“怎么能叫专政呢？！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而且决心抗到底：“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这是少奇同志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与毛主席正面冲突。毛主席也不曾想到少奇同志会当众这么坚决地对抗自己和群众运动，回想起以前的分歧更为生气，第二天就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表明他决心搬掉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这两个“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最大障碍。
　　然而凭心而论，毛主席虽然对少奇同志很不满，但还是当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是自己同志犯错误，并没有立案审查，更没有要把少奇同志整死。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还说：“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少奇同志提出要到群众中去锻炼，毛主席劝他：“你年纪大了，就不要下去了。”建工学院造反派“勒令”少奇同志去“检查”，毛主席立即批示周总理“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从而保护了少奇同志。
　　1967年1月13日夜里，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单独召见少奇同志，也没有批评少奇同志。当少奇同志当面请求辞去全部职务、回老家种地，恳请解放广大干部，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党和国家少受损失的时候，毛主席没有生气，也没有表态，一直沉吟不语，只是不停地吸烟。毛主席藏在内心深处的苦衷，就连少奇同志都看出来了，回家以后他对王光美说：“主席对我是有限度的，但是，群众发动起来了，主席自己也控制不住。”这次相见，竟成永诀。（转自《重庆晚报》）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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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甘肃扶贫好    时间: 2020-7-21 11:51
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全国大
串连，搞成这么大的事。学生犯了一些错误，主
要是我们这些老爷犯错误。反党反社会主义决不
能承认，承认了还能工作吗？你们回去碰到具体
问题，按照大原则解决。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
下，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把中央局、
省市委都打倒，让他们学生来接班，行吗？不知
工农业，只读一点书，行吗？这次会议开得比较
好一些。上次会是灌而不进，没有经验。这次会
议又有了两个月的经验，一共不到五个月的经
验。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犯了多少错误，死
了多少人。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十七年，这次文化
大革命只有五个月，至少五年才能取得经验。谈
到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把刘、
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去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
误，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叫学生
们把鲁迅的《阿
Q正传》看一看，其中
“不准革
命”一章。
作者: 甘肃扶贫好    时间: 2020-7-21 11:52
乱子是中央闹起来的，责任在中央，
地方也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
分一、二线？一是身体不好，二是鉴于苏联教
训。我想在我未死以前，树立他们的威信。现在
走到反面，结果变成独立王国，许多事情不同我
商量。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对


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犯了路线错误要改。不
管什么山头，不管哪个省市、什么老部下，都要
管紧、管严。只要改过来，意见一致、团结，就
好。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
泥，我就是和稀泥。你们有错误要改，改了就
行，回去放手工作。
作者: 甘肃扶贫好    时间: 2020-7-21 11:55
毛泽东说：我们党内
有党，这点你们过去不知道。表面上是一团和
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为人民服务，我们党
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
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没有这场文化大
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
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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