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是中共新华网上的中顾委顾问李雪峰回忆录章节，原标题《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幕》。
林彪陷害罗瑞卿时，罗还蒙在鼓里
1965年12月7日，接到通知要我到上海参加中央的会议。当时我正在下面抓“四清”。7日，我从河北永年县赶回北京，8日由北京飞到上海，行前对会议内容一无所知。12月9日开始开会。会议由林彪主持，毛主席没有参加，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批判罗瑞卿。批判罗瑞卿的起因，是11月林彪让叶群从苏州到杭州向毛主席告罗的状。林让叶到杭州，告诉她要躲开什么人，直接找到主席。叶群到了杭州也不容易见到毛主席。主席也不知道她有什么事，让她等。她就和主席的秘书徐业夫谈了谈。她在杭州打电话请示林彪，想给主席写个东西送上去。林彪批评她：你糊涂!真蠢!意思是必须向毛主席本人讲，叶群又去，写了一个条子，要求面谈。这样才见到毛主席。
据说讲了5个小时，主席听了5个小时。主席问得很仔细，但一直不表态，最后，主席相信了叶群的话。
这时罗瑞卿正在云南视察工作。12月10日，中央要他马上回来，到上海开会。罗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接到通知就飞往上海。一下飞机，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迎接，将他送到一个地方，警卫森严，实际是软禁。罗瑞卿是搞保卫工作的，他一住下，马上就明白自己已失去自由，非常生气，又莫明其妙，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始终没有参加会议。李井泉不知道，还给罗瑞卿送橘子。
突出林彪时，毛泽东依然紧握军权
我参加的那个组是总理主持，有贺龙，还有叶群等知情人。
叶群在会上介绍她与主席谈话的过程。她揭发罗瑞卿和刘亚楼两个人躺在床上，密谈一直到天黑。（刘已于1965年5月病故，生前为空军司令员。）说罗瑞卿要刘亚楼转告叶群四条意见：
1.林总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不退也要退，现在不退出，将来也要退出政治舞台；
2.要好好保护林总的身体；
3.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罗总长去管好了；
4.一切由罗管，要放手叫他去管。还说罗骂林是“占着茅坑不拉屎”，等等。
在会上，邓小平比较和缓，传达了毛主席12月2日在海军的报告上对罗瑞卿问题作的批示，内容是：“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总理也很谨慎，态度不很明朗。贺龙讲了几句。林彪在会议上宣布撤消罗瑞卿的职务（书记处书记、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
我当时想，罗是听毛主席话的，和毛、林的关系从来都是可以的，怎么一下子成了现在这样?!会上规定不准记录，也没有讲怎么传达。会议开得十分秘密。13日会议结束。
16日我飞回北京。要向下传达，因为没有记录只能是口头传达。我当时兼北京军区政委，在军队本应由军队的廖汉生同志传达，但他说军队、地方一块传达，非要我传达。我是第一政委，没办法，只好传达了。我也没多说，写了一个很短的提纲，后来又在华北局传达，要点就是毛主席决定开会批判罗瑞卿，大家都赞成。会后，军队就开始批罗了。
搞掉罗瑞卿，不等于说毛主席就十分信任林彪。主席考察干部是反复的、长期的。他批评彭德怀时就说过林彪：“别的事都是马列主义，就是对他自己的病的看法是唯心主义。”林将自己的病看得过重了。抗美援朝这么大的一件事，高级干部理应为之拼命的，然而主席提出让林彪指挥时，他竟推了，还认为不应出兵，自己跑到苏联养病去了。这件事和斯大林有什么关系不知道，但很可能是走的高岗这条线。高岗和斯大林有直接的来往，而高岗进行反刘少奇活动首先找的就是林彪。联系到早在长征途中的会理会议上林就反过主席，主席碰到困难的时候林会怎么样，主席一定会反复考察的。
1964年9月28日至10月12日罗马尼亚领导人毛雷尔、齐奥塞斯库在中国访问期间，曾劝中国同苏联和好。主席顶了，意思是不行，要和好，苏联总要有个表示，先讲话（自我批评），百分之九十的责任应该是他们的；林就在一旁说百分之九十九。“文革”初期，主席讲不宜搞急刹车；林就赶快讲：如果急刹车可能摔下来。林彪总是这样，总是表示和主席的意见完全相同，而且讲的比主席讲的还厉害。主席一讲完话，他马上讲两句话，第一句是毛主席发表了非常重要的指示，第二句是我完全拥护。他的这些做法也可以使主席从另一个方面考虑：你一直捧我做啥?实际上，林越是捧主席，主席就越警觉。
本来，把罗瑞卿搞下去，林彪就突出了，但主席对林也不完全放心，自己一直牢牢掌握着军队。不然为什么定了一条：“文革”期间不准调动军队，调一个排也要军委主席签字，就是必须由毛主席签字。可见毛还是不完全放心，不让林有权调动军队。
第一次杭州会议，对罗瑞卿的批判一边倒
1966年上半年实际是“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酝酿时期。
上海会议后，1966年1月21日，江青由上海赶到杭州和林彪商量“文艺革命”问题。林向总政下达指示，2月2日至20日，江青根据林的委托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江说：“在文艺方面，有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这条黑线专了我们十七年的政，”“该是我们专他们的政的时候了。”3月22日林彪将座谈会纪要报中央常委。纪要经毛主席修改三次，再由林报中央，4月10日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
3月8日凌晨，邢台发生地震。我们正在天津召开华北局书记处生活会。8日晚周总理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进行救护、救灾工作。我当时表示要去邢台。总理说：你先不动，我先去。总理赴邢台视察后，12日到16日在天津参加华北局的会议。16日总理作报告，会议结束，我们回到北京。
会议还未结束时，我就接到通知，让我到杭州开会。
17日我从北京乘飞机到上海，而后乘火车到杭州，我们住在新落成的西泠宾馆。忙中偷闲，住下后游了苏堤。
当天下午5时我们就到主席那里开会，主席住在刘庄。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成员加上六大区书记，总理、彭真都在。小平同志没有来，他为了躲开处理罗的事，到三线视察去了。林彪似到场。
这次会议我有记录，会开得很自由，没有正式报告，主要是毛主席讲。
他先是扯些闲话，很随便的，然后讲到文化革命，点了乔木的名字（他未到会），批评了吴冷西，说：“我看你们只是半个马列主义者，半个三民主义，你们自己做结论，算不算马列主义?”大家也听出来不只是这几个人的事，而是批评文化工作方面的问题。主席也没有讲得那么透。
大家听着，哑口无声，谁也不能表态。陶铸是勇敢的，敢讲话，这次也很谨慎。参加会议的人相互之间也不敢多说话，又都想试探一下，了解情况，但是谁也不主动，也不敢主动。
当时彭真的地位还可以，是中央秘书长，还管着罗的事。记得会议中间，他去接电话，回来说罗（3月18日）跳楼把腿摔坏了。这时毛主席有些惊讶的样子，问：“为什么跳楼?”然后讲了一句：“真没出息!”听起来那意思是官司刚开始打，就跳楼，官司还在后头呢。
我想主席还在观察，从事后的事态发展也可以看出，主席为什么讲这句话，因为中央还未做结论嘛。主席还在考虑还可能牵扯到什么人。
3月会议主要点了杨尚昆、陆定一的事，还听了江青介绍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情况。会议对罗的揭露就多了。一边倒，群情激奋。光听会上的揭发，罗的问题就大了。
20日上午会议结束。
21日，陶铸领头，大区书记们参观了花坞、玉泉。我们离开杭州到上海。23日从上海飞回北京，当天召开书记处会议。
毛泽东说：北京的空气很沉闷，不愿在那里住
杭州会议后，学术批判不断升温。4月9日—12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书记处会议，会议内容之一就是研究学术批判的问题。
会后马上就召开了第二次杭州会议，又叫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我于14日从邯郸返京，15日飞上海，从上海到杭州。当时来的人比较少，就安排在西泠宾馆（八层楼）。
彭真来得晚，我们还换了一下房子，住在同一层。
叶帅也来得晚，来了就问我：“这个会议是干什么，3月不是刚开了会?”
我说：“我也不知道。”
叶帅说：“送彭真上飞机时，彭真和我讲了两句话，说现在又出事了，他出事了。”
彭真到杭州后，要求和毛主席见面谈话。彭真和徐业夫讲时我正在旁边。彭说：“我要求和主席见面，只讲20分钟。请你转告。”徐业夫会转告的，可是主席没有见彭真。这样我们就知道事情大了。
会还没有正式开，18日关于彭真问题的材料就出来了。一个材料是4月16日《北京日报》以三个版的篇幅发表的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的文章，并加《北京日报》、《前线》的编者按。在编者按中有所检查，并提到《前线》发刊词。康生讲这是个假批判，真包庇，假装自我批评。又说《前线》也发了一篇文章，他始终没有看到。我们知道“三家村”的问题牵涉到北京市委。
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是按照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精神写的。社论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
19日开始开会。
20日、22日、24日、25日在主席那里开了几次会。主席谈得很活跃、和缓，但讲话中插的那几句话就重了。主席说：北京的空气很沉闷，他不愿在那里住，愿到上海来。那时柯庆施和江青已联系较多。1965年初，江青就躲到上海来密谋策划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一文。我们在西泠宾馆吃过饭出去散步时，六个大区书记包括刘澜涛在内，没有一个敢和彭真并行，也不和他讲话。我还和他讲话，因为彭真1938年就是我的上级，关系可以。但我们也只能讲些废话，“天热了……”谁也不敢讲正题。
中央指定我和宋任穷“陪”彭真回北京
4月21日少奇访问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三国后回到杭州，主持了类似政治局的会议。因为少奇从3月26日就不在国内，对这段情况根本不了解，所以会议实际是总理主持。在会上少奇点了两个人的名。
王任重说：主席讲得很好，很重要，是否将毛主席的讲话整理成一个文件下发全党。陈伯达说：那你根据你的记录写一下。这就是《五一六通知》的由来。王任重记录的特点是谁的话都记，但只记要点。我的记录是记毛主席的原话，但是别人的插话就记不下来了。我一看他的记录同我的不尽相同，就没有往外拿我的记录稿。
王任重起草的文件，后来改动很大，康生说改了八遍。（但也有另一种说法，比如刘志坚回忆：4月14日总理把他叫到钓鱼台8号楼说，中央确定刘和陈亚丁到上海参加一份中央文件的讨论和修改，这就是《五一六通知》。16日他俩飞上海，当天陈伯达、康生、江青召开会议让大家讨论，5月1日刘回到北京。这就是说，第二次杭州会议还没有开，中央已在组织人起草《五一六通知》了。）
4月24日，会议基本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草稿。
会议结束，中央指定我和宋任穷与彭真一道乘飞机回京，明是陪送，实是押送。在26日晚杭州到上海的火车上，27日上海到北京的飞机上，都没话讲。开始三个人面对面干坐着，后来宋任穷离开前舱，到工作人员那边，只剩下我和彭真。大家心里都明白，我们俩的任务是“护送”他回来。
到机场后，我们各自坐车走了。后来有人说我把彭真交给安子文了，这是不对的。
上海会议搞罗，3月会议点杨尚昆、陆定一，4月会议批北京市委，批彭。这时谁都知道，问题刚刚开了个头，远没有完。谁也搞不清下一步如何发展。这时的北京大家都很紧张，到处打听消息。
彭真生气地回过头大声辩解
5月政治局会议一般说法是3日开始，先召开了几次座谈会，由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介绍情况。我更多的精力是放在北京市、华北局，准备开华北工作会议，工作十分紧张。
5月7日中央文件正式通知，我去北京接彭真的工作任第一书记，主持北京市工作。
5月11日下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少奇、小平、总理等都坐在主席台上。毛主席仍在外地没有回来参加。
我坐在第一排，对着主席台的左手。我的左边是聂帅，右边是彭真。我走进去，坐下看见桌子上放一张文件，字有核桃大，我拿起看是林彪的手书，未看得很清楚，大致是说他证明叶群和他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之类的话，说严慰冰的揭发信全系造谣。
彭真已经知道是我接他的工作，他交待我去后应注意的事。他站在那里俯身对我说：“你去了之后……”刚开始讲，听见有人在后面拿着什么材料念。彭真一听就火了，态度激昂，回过身朝着后面大声说：“谁是第一个喊叫万岁的!”证明历史上是他先喊主席万岁的。坐主席台上的少奇马上制止，吵架就停了。
此时，当我拿起来看林彪的手书，还未看明白，就听见聂帅拿着林彪的手书，生气地冲着主席台上的人说：“发这个做啥?收回!”这等于是给主席台上提意见。
这事和政治局又没关系，这种事还发文件，丢人!可笑!这个文件是针对陆定一和他夫人严慰冰的。这么严肃的会，发这种文件，真让人啼笑皆非!很快文件就收回了。
林彪公开向陆定一发难
不久，中央派人通知彭真，停止他出席会议。
从会上看，少奇是同情彭真的，认为他有错误，但不同意这样搞。看得出少奇有气，压力很大，表情不自然。他主持会议，等于反对他自己。总理也很慎重，不讲话。康生挺得意。
5月16日上午9时，在人大会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仍是少奇主持。小平讲话，介绍《五一六通知》内容。
讨论通知时，大家都是赞成的，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因为是扩大会议，少奇说所有参加会的人都有权举手。全体举手通过，一字未改。这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通知》，因为是5月16日通过的，又叫《五一六通知》。通知重点批判《二月提纲》，说它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通知说，“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中最严重的话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通知》一通过，形势就严重了。
这次会议还通过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
会议休息了两天，到18日继续开，仍是刘少奇主持。林彪在会上发表讲话，即有名的“五一八讲话”。
林彪在正式讲话前问陆定一：“我对你怎么样?”
陆定一说：“很好。”
林说：“我对知识分子历来是很尊重的（言外之意，我知道你是大学生），你怎么那么整我。”因为林彪点了名，会后，政治局常委继续开会，决定停止陆定一出席会议。当时，我们还在外面没有走。陆定一则在旁边的屋里等着。
邓小平喊我进屋，让我和李富春去跟陆定一谈话，通知他不再出席会议。
富春非叫我领头。我让他：“你是政治局的。”
我们俩站起来，从开会的地方到陆定一房间的门口只有几步路，谁也不愿意走在前面，一直并行，走得很慢。走到门口，他推我，我年轻，只好服从。一进门，我就靠边坐下。坐下后，应由他先说，他又推说让我先说。陆都看到了。我只好先讲，传达了邓小平的一句话：“中央决定从现在起停止陆定一同志出席这个会议。”这是小平找我谈的，谁找富春说的我不知道底细，只能讲这一句。既不能批评，也不能同情。
陆定一说：“雪峰同志，我可是要搞共产主义的，我还希望我能看到共产主义!”他讲话的声音很大，看出他负担很重。我们也无法回答。
我劝慰：“会议定了，休息吧。事情总会弄清楚的。”
富春也说：“是啊，事情总会弄清楚的，中央决定……”
康生对公开发表聂元梓的大字报欣喜若狂
5月31日，陈伯达亲自到《人民日报》社，改组《人民日报》社，撤了吴冷西社长的职务，宣布中央确定派工作组进驻。这是中央派的第一个工作组，而且由陈伯达宣布，并由他领导。改组后的第二天，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指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无论有着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这篇社论实际将林彪“五一八讲话”精神公布于众。社论宣布：“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
6月1日，我们正在开华北工作会议，由我传达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下面递了一个条子，说是由康老那里送过来的文件。我打开一看是康生写的条子。内容是毛主席在杭州对聂元梓大字报的批示，并说今天就要公布。
毛主席批示的内容，因为时间仓促，看得很匆忙，我已记不清了。考虑到事关重大，我在会上念了康生写的条子。
6月1日晚8点，中央广播电台全文播放了聂元梓的大字报，毛主席称赞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这一下子火就点起来了。
康生欣喜若狂，他有一次在大会上说：“大字报广播后，我感到解放了。”而大字报广播后我就十分被动，因为我在北大的讲话与毛主席的评价显然不同。
当天晚上，张承先率少数工作队员进了北京大学。
6月2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以醒目标题《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并发表了评论员的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评论员的文章说“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并说北大的党组织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说“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你们的纪律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残酷无情的打击”。
各高等院校纷纷效仿北大，揪斗校系领导，冲垮各级组织，从此全国高校陷于混乱，一发而不可收。（李雪峰 摘自《回首“文革”》 张化 苏采青 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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