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毛主席领导共产党和人民建立的新中国,无不把消灭私有制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点和前提。
为什么要消灭私有制,因为私有制、私人资本是暴力的,血腥的,丑陋的,贪婪的,罪恶的,有害无益的。古今中外的一切私有制社会,概莫能外。
而公有制,则无论对国家,还是对人民,都是有利的,有益的。
2020发生在武汉及后来发生在全国各地的疫情所以能够被成功地扑灭,关键在于两个方面,第一,国家坚决果断地实行了完全免费的治疗模式。国家在充分认识了疫情的凶险以后,坚决做到对于病人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坚决采取隔离治疗。如果不实行免费治疗,很多病人根本无力承担昂贵的治疗费用,他们甚至根本不会走进医院,而只会继续游离于社会,造成疫情的蔓延。第二,中国还有着强大的公有制医疗机构。如果没有公有制医院,唯利是图的私人医院是不可能承担起全力投入救治病人的责任的。这一点,武汉疫情暴发以后,人们根本看不到私人医院的身影,反倒是有北京某私人医院拒绝接受病人的情况,是能够说明问题的。
我们可以把中国抗役和西方国家作一个对比,中国和美西方对于疫情的应对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结果。中国实现举国体制,全国总动员,国家迅速从全国各地抽调几万医护工作者驰援武汉,由国家出钱,实行完全免费的医疗救治模式,对病人应收尽收,应治尽治,武汉很快被扑灭控制了疫情。美国和欧洲可以说拥有世界上最发达完善的医疗系统,可他们应对疫情,只能用一团乱遭来形容。所以这样,与他们的国家多党制度是分不开的。多党制度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形成举国体制,不可能形成全国合力,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像中国这样举国体制下,实行城市封控隔离。美国和欧洲疫情全面失控的结果只能是大量无辜的生命逝去,美国甚至死人超过百万,最终还不得不搞出一个“与病毒共存”的歪招。
中国前期抗役的实践表明,还是共产党领导好,还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好。而后期疫情的应对,尤以此次由上海违背中央精神而导致并蔓延至全国的严重疫情更是一把照妖镜,私有制资本,并不是个好东西,它也再一次让人们见识了私人资本的邪恶与丑陋。无论如何私人资本都不应该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选择。私人资本只会为了自己,只会祸害国家。
有借疫苗发财的
2022年4月30日,北京科兴发布2021年财报,营业收入193.75亿美元,合1280亿元人民币,净利润144.6亿美元,合956亿元人民币。此前有消息预测,2021年上半年,科兴新冠疫苗的净利润就已经达到了500亿。有消息说到,这家公司实际上已经被外资控制。
中国可不止科兴一家生产疫苗的公司,其它公司又赚了多少亿?
还不止“中国”公司,美国辉瑞新冠疫苗和辉瑞药品(实际上是毒药吧),也被中国某些人强制引进国内,它们又从中国赚走了多少?
这些钱是什么钱,是中国老百姓医保的钱,是中国国家财政的钱(国家医保局说:新冠病毒疫苗费用由医保基金和财政共同分担),归根结底是中国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血汗钱。
还有人借检疫作恶的
1月12日中午,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对郑州金域医学涉嫌投毒事件通报称,“张某东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实施引起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行为。”虽说此等恶劣的事件最后还是不了了之,但人们从中多少可以窥见私人资本的恶毒。
前面有郑州金域医学涉嫌投毒事件,应该引起私人资本引以为戒吧,然而不。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4月22日,合肥发布官微消息, 合肥和合医学检验实验室、合肥诺为尔医学检验实验室,在蜀山区区域核酸检测中,超能力承揽检测业务、严重超过承诺时间出具检测报告,影响合肥市对疫情形势及时研判,更为严重的是,此前已多次发生类似情况,有的还几次出具“假阳性”报告,严重干扰了合肥疫情防控大局。
上海“假阳性”报告。4月30日,上海市滨江壹号院小区的部分居民向反映,表示自己怀疑核酸检测数据的准确性。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但在当日复核检测及抗原自测中,结果均为阴性,出具阳性报告的检测机构均为中科润达。5月10日,上海市卫健委表示,针对网上部分市民对核酸检测结果的情况反映,已开展对相关第三方检测机构的调查,如果发现违法违规问题,将依法依规从严查处,决不姑息。只可惜调查结果无下文。这恐怕只能说明,资本的强大力量。
5月21日,北京市公安局通报,对北京朴石医学检验实验室相关问题,警方以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案侦查,目前已对实验室实际控制人周某某、法定代表人武某某等6人采取刑事措施,真相是其原始检测数据明显少于样本检测数量,即朴石医学拿到样本不检测,直接给大家发报告结果。
5月27日,平安北京官微发布通告称:“北京金准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在核酸检测过程中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北京警方已对该公司立案侦查。”该实验室法定代表人王某某已经被抓获。事情的真相是,今年4月25日以来,北京金准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为牟取非法经济利益,违规将多区采集的“5混1”“10混1”核酸样本,采用多管混检方式进行检测,人为稀释样本,影响检测结果准确性,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目前,该公司已被立案侦查,法定代表人王某某(男,43岁)等17人,被海淀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这次一抓就是17人。
5月29日,北京警方通报,卫健会同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持续对全市核酸检测机构进行督查检查中发现,“北京中同蓝博医学检验实验室”在核酸检测过程中涉嫌违法犯罪。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样作恶的私人资本,不是一家两家了,而几乎是普遍现象了。在它们的眼里,只有钱。为了钱,什么缺德的事情,什么丧尽天良的事情,它们都会做,都敢做。
有人主张与病毒共存
为什么要与病毒共存,因为美西方搞了与病毒共存。当然这不是主要原因。与病毒共存了,核酸检测公司,疫苗公司,医药公司都可以在中国大赚特赚,中国的私人资本之外,利益相关方还可以与外资勾勾搭搭,让美国资本在中国也大赚特赚。
与病毒共存的结果,上海出现了严重的疫情,而且,最终还蔓延到全国各地,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社会混乱,给上海人民,给全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和伤害。
私人资本,只有利益,根本没有公德,更没有国家,没有人民。
上千元亿进了私人资本的腰包,不过也就是制造了几个亿万富豪而已。可多少亿多少亿的被中国的私人资本拿走了,成为私人的财富了,多少亿多少亿的被美国资本拿走了,成为美国人的财富了,对我们国家何益?对我们的人民何益?
这些私人资本,不光要赚钱,而且还要作恶,还要投毒,它们根本不希望扑灭疫情,为了牟利,它们就是要让疫情继续下去,永远继续下去,这样它们才会有更多的机会赚钱。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资本家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应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他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死的危险。”(马克思的这段话,常会被有些人说,这不是马克思的话,是马克思引用的。那又怎么样,马克思引用它,说明马克思非常认同这样的话)。
说实在的,我对我们国家为什么要放任和制造私人资本,为什么要把利益给私人资本,是非常不能理解的。作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和壮大公有制不香吗?不好吗?何况,我们不是有公有制的人民医院吗?人民医院难道做不了检测?难道还不如那些私人资本?重要的是,人民医院会作恶吗?会吗?我是绝对不相信,人民医院也会作恶的。
这些疫苗公司,检测公司,如果是公有制企业,国家根本不需要动辄付出那么上千亿那么巨大的代价。那样,那些金钱不会成为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的囊中物,不会成为少数人的财富,而仍然会是国家的财富。这些资金仍然在国家手里,仍然可以继续用于人民,这样难道不香吗?不好吗?真不知道搞出这么多私人公司对国家,尤其对中国老百姓有什么好处。毒教材之乱,唐山打人事件,社会上的各种乱象,不都是与私人资本无限扩张,作恶多端脱不了干系吗?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玲说,2020年,国家在医疗投入近7.3万亿。国家这么大投入,却依然给不了人民免费医疗,为什么?有没有被私人资本大块切走蛋糕的原因?有没有被利益集团暴利的因素?恐怕是有的吧。
李玲教授等许多人都多次发表文章,呼吁国家给予人民免费医疗。李玲教授所以这么呼吁,除了她对国家的责任意识,对人民的关心与爱,还应该有国家即便以现在的投入,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给予人民免费医疗的因素吧。
又是一年医保目录调整,对于有意愿参与的国内外药企,提交一份高质量的药物经济学资料成为一个摆在眼前的工作。
6月13日晚间,国家医保局官网发布《2022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以及《2022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调整申报指南(征求意见稿)》《谈判药品续约规则(征求意见稿)》《非独家药品竞价规则(征求意见稿)》,4份征求意见稿拉开了一年一度的医保目录调整工作大幕。
按照方案,一款药物在“灵魂砍价”谈判前,需要由药物经济学测算组和医保基金测算组相互独立分别给出参考价格,最终由国家医保局基于两组价格综合确认一个推荐价格,也就是业内常说的“信封价”或“底价”,其中药物经济学测算组的推荐价格就需要参考药企提交的药物经济学资料。
底价是怎么形成的? 来源:央视新闻
有医药专业人士介绍,药企提交的药物经济学资料主要包括CEA(成本效果分析)和BIA(预算影响分析)两大部分,CEA是狭义上的药物经济学概念,仅这一部分有企业就可能提交几百页内容。 整体来看,不同企业提交的药物经济学报告质量水准不一,外企因为有总部的支持,质量通常更好。
当药物经济学在医保准入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各家药企对这部分工作也越来越重视。曾有报道称,一份药物经济学报告的外包费用,或需要60万至80万。在澎湃新闻记者的采访中,药企们对药物经济学报告的花费均未透露,不过,多位业内专家表示,做这份报告的花费会因药企选择不同的机构存在一定差距。
药物经济学评价在中国
从2015年首批国家药品价格谈判试点工作来算,2022年将是第7次国家医保谈判。当金句频出的“灵魂砍价”场景出圈,价格背后的药物经济学也成为行业热词。
实际上,药物经济学应用在药品准入上并非刚刚开始。
来自北京的医药行业资深人士李帆(化名)向澎湃新闻记者介绍,早在2008年,国内有人做药物经济学相关评价工作,电影《我不是药神》中的抗癌药物格列卫就做过,“做出来的结果比较高,一个人大概在30万,最终医保没接受”。此后的2009年,国内有开始医保谈判的准备,最终因为一系列原因没有真正落地,但当年已经有不少企业在准备药物经济学资料,后来在大病医保谈判期间成为参考。
“站在价格谈判角度,真正是从2015年开始(使用药物经济学),当时谈了5个品种,最终3个成功。大规模使用要到2017年,当时焦点是放在BIA方面,主要考虑对基金的影响,CEA可交可不交。到了2019年,只要是想参与的药品,CEA也要强制提交。 ”李帆表示,国内在药物经济学这条路上已经摸索了很久。
2020年医保谈判结果公布后,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就曾表示,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工作越来越重视药物经济学评价,更好发挥了药物经济学更具客观性的方法作用。
从2022年医保目录调整公布的4个征求意见稿来看,药物经济学依然被摆在重要位置。工作方案中3次提到药物经济学,而在谈判药品续约规则的征求意见稿中也强调,对符合条件的药品,由综合组中的药物经济学、医保管理专家按本规则计算支付标准降幅。
2022年谈判药品续约规则简图 来源:国家医保局
对于药企来说,一份完备的药物经济学资料不仅仅适用于一年一次的国谈。
上海创新药企A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药物经济学将逐渐融入到药品市场准入的全过程,不论是目录准入(医保、基药的调进调出)、采购准入(国家及省级带量采购,以及各省常规采购),还是医院准入(药品遴选进院、调整),直至临床合理用药阶段,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和经济性都将是重点关注的焦点,而药物经济学就是基于安全和有效性参数,对经济性进行科学分析和评价的学科技术。
不过,该药企也直言,近年来,随着优先审评、附条件审批等药物注册审批制度改革推进,很多药品通过Ⅱ期临床试验上市,疗效数据十分有限,这类药品的药物经济学评估想要顺利开展面临困境。
从临时抱佛脚到提前准备
每次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工作都会公布粗略的时间表。根据2022年的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今年的国家药品目录调整分为准备、申报、专家评审、谈判、公布结果5个阶段:5月至6月为准备阶段,7月至8月为申报阶段,8月专家评审,9月至10月谈判,11月公布结果。
很多药企并不会等方案公布后才准备药物经济学资料。和黄医药的索凡替尼通过谈判进入2021年国家医保目录,而早在2021年1月,和黄医药高层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就曾透露,正在进行该药的药物经济学研究,将会给国家医保局和专家们展示产品的CEA和BIA结果。
药物经济学专家赵华(化名)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据他了解,也有一些企业到了递交材料时候,才想到做药物经济学工作,建议药企对这部分工作尽早开展,最好在临床试验过程中,就把药物经济学的需求放进去,积累更多更扎实的数据。
赵华介绍,一些质量不高的药物经济学材料中,企业甚至连质量成本销售比这个数值都不计算,只是说自己的药物具有经济性 ,或者一些数据的来源交代不清楚,就简单报一个数字。
一般认为,外企的药物经济学资料质量更高。中山大学医药经济研究所所长宣建伟表示,总体来讲的确如此,主要原因是药物经济学在国外已经应用于准入决策多年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经验及更为透明标准的操作程序。我国药物经济学研究应用于决策仍在初步阶段,但借鉴国际经验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经过这几次医保谈判工作的磨炼,临时抱佛脚做药物经济学的国内药企越来越少了,毕竟材料完整性达不到要求,会对产品和企业形象都有影响。”李帆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有些传统的国内药企对这块工作还没完全意识到位,存在材料不足等问题,但国内新兴的药企,高层不少都是从国外回来的科学家,在相关资料准备和投入上并不逊色于外企。
不过,跨国药企的药物经济学资料并非完美无缺。赵华认为,外企的药物经济学报告,数据或模型都可能是从其全球总部复制过来的,这就导致一个症结:缺少本土的数据。既然参与的是中国医保目录调整,那相关数据最好是反映出在中国人群的特征,想要改变这一现状可能还需要相关政策的进一步鼓励。
外包一份药物经济学报告报价近百万?
提交一份经受得住专家组考验的高质量药物经济学报告并不简单。澎湃新闻记者了解到,除了依靠自家工作人员,药企们往往还会选择咨询公司、高校、研究机构等第三方机构进行合作。
此前有报道援引业内人士说法称,外包做一份药物经济学报告,费用在60万至80万元。对此,澎湃新闻记者联系多家药企,但对于具体价格均未透露。
赵华指出,一个完整的药物经济学资料,包括影响、模型等,如果选择高校,60万至80万差不多是可以的,但如果选择咨询公司,费用可能会更贵一些。
宣建伟则向记者表示,创新药物药物经济学研究投入在国际国内己成为新药巿场准入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药物经济学研究的个体成本在各个国家都不太一样,在美国、英国的单个成本效益研究可能在20万至30万美元。在中国做一份成本效益药物经济学报告,约为60万到80万人民币不等,而单个基金冲击影响评估应该在30万元左右。
实际上,药企与不同机构的合作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选项,也有多方打配合的情况。上海创新药企B的工作人员透露,2021年底,该公司有一款拳头产品通过谈判进入国家目录,药物经济学工作在外面找了顾问,但整体还是内部人员主导,公司在该疾病领域深耕多年,自己人比外部专家更懂。
赵华分析,对于药企来说,选择跟什么机构或团队合作完成药物经济学工作,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不仅要考虑药企的预算,还要报告本身的紧急程度,如果时间很紧,一个团队可能做不完,可能会考虑拆分,更多人参与进来。还有一种情况是,即使有团队做了大部分工作,但药企可能还会考虑邀请一些专家作为顾问去把一下关,这也会算到这份报告的成本中。
药物经济学测算的规则也在不断变化,例如2021年医保谈判对同一个药品随机分配两名专家进行“背对背测算”。李帆认为,这或许是医保局意识到测算组专家对结果的影响,通过这种方式告诉药企,找谁做这份报告都可以。
那么,药企是否有必要建立专门的团队做药物经济学评价资料?药企A表示,将会依据产品具体情况和公司发展情况而定。宣建伟认为,有资源条件的企业应该建立自己的专业团队,以全面指导药物经济学研究的顺利开展。
值得一提的是,医保谈判的药品有新产品,也有老产品的新适应证,两者在做药物经济学评估时花费的成本存在差别。
药企A向澎湃新闻记者介绍,对老产品的新适应证进行经济学评估时,可以借鉴参考之前适应证进行评估用到的药物经济学模型、数据类别、模型输入端参数种类以及处理临床数据和患者生活质量数据时用到的统计学方法,而对新产品进行经济学评估时往往需要从0到1搭建新的模型,挖掘数据类型等,往往需要更多的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这也带来了多适应证药物定价争议的问题。
真实世界数据是加分项?
近年来,国家药品监局管理局陆续发布关于真实世界研究的政策:2020年1月7日发布《真实世界证据支持药物研发与审评的指导原则》(试行稿) ;2021年4月13日发布了《用于产生真实世界证据的真实世界数据指导原则》(试行稿)。
在采访中,多位专家建议,强调真实世界数据在药物经济学评估中的价值。
赵华指出,提交一款药品的药物经济学材料时,如果有来自真实世界的数据,最终被采信的可能性会更大,不过仍然要看真实世界的研究做得如何。
对于真实世界研究,宣建伟认为,药监部门批准创新药物是基于临床RCT试验人群,而真实世界人群更加复杂包括老人,儿童,怀孕妇女及重症患者等。这类人群往往未在临床研究中体现。我们应该鼓励创新药物研发者在药物经济学中引入真实世界数据。比如在中国台湾,如果申报的药物经济学数据使用的是当地的数据,那么药品的价格可以向上最大浮动10%,起到真正的鼓励真实世界研究的作用。
对于药企来说,真实世界数据在收集、整合以及运用上存在很多难点。
药企A向记者表示,数据随机缺失会减低测量的准确性,而非随机缺失会导致结果偏倚;患者基线特征不一致,此时就需要进行大量的复杂的数据清洗、处理才能转变为经济学评估中可以使用的真实世界证据。此外,除了数据质量,还需要考虑数据的全面性。真实世界数据来源都缺少对患者预后、诊疗和结局信息的记录,例如体能状态、疾病分期、治疗意向及疾病负担等数据,而这在疗效比较研究中尤其重要。
香港第五波又反弹了,最近的新增确诊已经由两周前的两三百每天上升到千余人级别。
作为对传染病的应对手段,必要的核酸检测是必须的。因为可以在风险地区快速筛选出感染者,从而控制感染者及潜在感染者,从而达到阻断传播链条的目的。
笔者此前写文批评过度、反复核酸,单次核酸精度不够/形式化核酸,核酸检测公司弄虚作假、官商勾结牟取暴利等等,但并不是要彻底否定这一方式,而是希望好钢真的能用在刀刃上。
香港也在鼓励市民应检尽检,但是结果要24小时之后才能出,有议员认为承办商这24小时出结果还是太慢,理想应该是6-8小时出结果。
相比这个,更麻烦的是,按照付费来设置出结果的等级。
据大公网报道,全港现有19个社区检测中心和数十个流动采样站,市民郑先生于上周六下午2时,到达鲗鱼涌社区会堂社区检测中心,以「工作需要」为由检测。在门口的工作人员解释,无论何时前来检测,自费240元可确保翌日早上8时半收到检测结果;免费检测则会在48小时内有结果,但不能保证确实时间。
交了钱的郑先生,果然在第二天早上收到了短信链接,得到了一份核酸阴性的文件,采样28小时候,又收到了阴性结果的短信通知。
这种免费48小时出结果,自费固定时间出结果的现象,在当地并不是个例。
收费越高,出结果越快,这“差异化服务”果然很capitalism。
鲗鱼涌社区会堂社区检测中心的营办商有着不一样的说辞,它们的发言人称,无论自费或是免费检测,都是在24小时内有结果,没啥差异,员工培训时已经讲明了的,并且收费240元的是政府规定的。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没有差异化,免费和自费240的的区分在哪里?以什么理由来收那240元?另外,难道员工的做法仅仅是揽客,诱导来检测人员必须出这240元的话术?
当然了,这是自己去采样点检测核酸的情况。
当地部分私家医院和医务中心也有体用检测的服务,收费390元至2200元不等,最快采样2小时后有结果——这收费往往不包括医生诊金。
虽说,收费价格高低与出结果时间不完全呈正比,但的确,收费较高的,出结果一般都较快。
说到底,还是钱说了算。
检测如此,得病也如此。
3月中旬,第五波上升高峰期的时候,网友“禾几日月”基于港府的公开数据做了一份可视化地图(数据尽量细致到楼宇),地图显示,富人区确诊的几乎没有,穷人大面积确诊,紧接着是普通家庭和小康家庭大面积爆发。
原因很简单,高密度居住+人员高流动性。
“东方之珠”香港的兄弟城市“东方明珠”,其实也类似。
从零散的网络信息看,当地最容易发生聚集性yi情的地方,除了发生院感的医院,就是养老院、老小区、蔬菜批发市场、工地等等。
在六一重新逐渐回归正常之后,该地最先备受诟病的依然是核酸检测。72小时核酸有效,然而并没有这么多地方可以检测,于是前三天,几乎所有检测点都是爆点,然后还经常出现排了两三小时后,突然通知没试剂了/下班了,不测了的状况。
然后检测结果也迟迟出不来,于是当地发布了一个只要24小时内采过样就可以进出公共场所的公告。这不等于测了个寂寞?
应运而生的是,“快人一步,足不出户”。
个人上门快检一时成了“热门”,单人单管检测费用+综合上门服务费用,最后个人上门快检的价格在200-3000元不等。
其中,超级豪华套餐是3000元/人的上门检测服务+2小时出报告,平民套餐则是百人成团。
无论豪华套餐还是平民套餐,好处是综合的:一是不管采样是否规范、结果的精确性如何,但保证按时出结果;二是省了排长队还不一定能测到的闹心;三是不用担心排队的时候人挤人带来的感染风险;四是在高风险的地区,单检也避免了一人阳十人全拉走的风险,终于不用再提心吊胆了。
相比5月下旬,国家医保局要求各地6月10日以前单检降至不高于16元每人份,混检不高于5元每人份,而多地的混检都是3.5元/人,这简直就算抢钱了。
当然,比直接抢还是要好一点,毕竟人家还帮着做了个核酸。
这操作,就连capitalism的香港都自叹弗如。
小时候课本上学到的那些关于XXXX的东西,都活灵活现地呈现在了眼前。
其命运可想而知,很快,6月10日,该地卫健员、医保局、发改委员、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安局,五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服务行为的通知》。
通知要求,医疗机构包括第三方医学检验实验室,必须按照“医疗执业许可证”上核准的地点开展相应服务,不得擅自或委托第三方上门采样,同时不得收取加急费、上门费等。
于是,这一“闹剧”就这么戛然而止了。
然而,其动力和源头并没有消失,并随时准备着卷土重来。
【文/重楼,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针砭药石”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6月30日,陕西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医疗救治组公示了近期对陕西全省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机构集中排查整顿的结果,结果显示,“合格”机构498家,“责令整改”机构19家。
下一步,陕西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将持续督促指导各地对各医疗机构、疾控机构和第三方机构加强监管,接受社会各界广泛监督,确保提供优质高效的核酸检测服务,切实维护广大群众健康权益。
(总台记者 黄立新 杨永青)
今年3月初,桂林市疾控中心党委书记潘定权被查。5月,潘定权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不到半年,10月1日,该案一审判决书公布,潘定权被指受贿364万元,被判刑10年。判决书显示,A股上市公司智飞生物也卷入其中。
一审获刑10年
经阳朔县人民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至2022年期间,被告人潘定权利用其担任桂林市疾控中心主任、党委书记的职务便利,非法收受黄某1、刘某1强、黄某2给予的现金人民币共计364万元,并为三人谋取利益,收受上述款项后,潘定权分多次存入自己的银行账户或用于日常开支。
具体为:
非法收受广西南宁康华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华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黄某1给予的现金216万元。
2013年至2019年期间,被告人潘定权利用其担任桂林市疾控中心主任的职务便利,为康华公司在桂林市疾控中心的疫苗销售、配送、推广等业务上提供帮助,分5次收受黄某1给予的现金共计216万元。
非法收受广西南宁康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硕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某1强给予的现金108万元。
2017年至2020年期间,被告人潘定权利用其担任桂林市疾控中心主任的职务便利,为康硕公司在桂林市疾控中心的流感、手足口病等检测试剂及检验设备销售等业务上提供帮助,分4次收受刘某1强给予的现金共计108万元。
非法收受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分公司区域经理黄某2给予的现金40万元。
2019年至2022年期间,被告人潘定权利用其担任桂林市疾控中心主任、党委书记的职务便利,为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在桂林市疾控中心的宫颈癌疫苗销售推广业务上提供帮助,分4次收受黄某2给予的现金共计40万元。
其中一次是在2022年年初,在桂林市叠彩区叠彩派出所大门旁的路边,潘定权收受黄某2给予的现金10万元。
法院另查明,2022年3月7日,桂林市监察委员会在掌握潘定权主要受贿事实后,决定对其进行留置,潘定权到案后,供述了上述主要受贿事实及部分尚未被掌握的受贿事实。案发后,潘定权退出全部赃款364万元,并预缴罚金50万元于法院。
法院认为,被告人潘定权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364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依法应予惩处。
一审判决,被告人潘定权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退出的受贿犯罪所得人民币三百六十四万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曾被评为全国“抗疫先进个人”
公开的简历显示,潘定权1964年1月出生,广西资源人,2004年任桂林市疾控中心副主任,2010年6至2020年4任桂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副书记、主任;2020年4月起至落马前任桂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书记。
今年3月初,据桂林市纪委监委消息:桂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书记潘定权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桂林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5月,桂林市通报3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其中包括桂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党委书记潘定权违规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安排问题。2013年,潘定权违规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的旅游安排,相关费用由管理和服务对象支付。潘定权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
2022年5月,潘定权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2020年9月11日,潘定权在会上分享获评全国抗疫先进个人这份荣誉。
据桂林疾控微信公众号消息,潘定权2020年被评为“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校对|孙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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