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0日,马江明脱掉防护服,在浦东新区一处商场的安全通道休息。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耿学清/摄
作者|耿学清
4月28日,拿到被拖欠近一个月的工资及补贴后,上海17名“防疫大白”被迫离开浦东新区德锦苑小区。当晚,上海降雨降温,他们在附近公园的桥下睡了一夜。
“防疫大白”是他们在当地官方考勤表上的标准称谓。一个多月来,他们并不知道如何定义自己的身份。名义上,他们被小区居民和居委会工作人员称为“志愿者”。实际上,他们是上海本轮新冠疫情防控的“打工人”,通过保安公司、中介招聘来的“防疫保安”。
多名保安队员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反映,他们遭遇了“欺骗式招工”、队长失联、拖欠薪酬补贴等问题。
受骗
10余名接受采访的队员认为他们是被骗到德锦苑小区的。
张雷原本在上海市宝山区打工,疫情暴发后,工厂停工,他在招聘群里看到一个叫“Yang”的中介发布招聘信息。
招聘信息中要求,必须有48小时内核酸证明,必须服从现场管理安排、做到小区解封结束。条件是内围250元/天,12小时包吃住,工资做完结清。工作地址只写着“浦东新区北蔡镇附近小区”。
张雷表示,当时中介承诺的工作时间是3至15天。
类似的招聘信息在疫情暴发后大量出现。记者在多个上海招聘群、零工群里看到,4月下旬,招聘信息仍然维持在每日数十条,多为涉及疫情的岗位:防疫保安、保洁,消杀队员,疫情管控志愿者,团购微信群业务推广员,密接转运安保员等。
所谓“内围”,指在封控区域内工作。张雷打电话特意询问工作区域内是否有阳性感染者。对方表示“没有阳性,只有密接”,向他索要姓名和手机号,完成报名。
张雷直言,在意是否有阳性感染者,是因为他们经不起隔离后失去的工作时间。
“我们是打工人,疫情期间出来工作确实是为了挣钱。”张雷说,他们在厂里上班,工作性质也是零工,很少能签全职合同,基本通过劳务中介被转化成“小时工”,这意味着,一旦停止工作,他们没有任何收入。
“但是我们老家的房贷没有停,老人孩子也等着养,有许多花销。”张雷说,他们不能闲着。
马江明在应聘时同样在意工作地点是否有阳性感染者。今年2月,他刚从外地来到上海打工,听说北蔡招工就赶了过来。
3月22日,张雷等5人到了住地——位于德锦苑小区内的北蔡镇陈桥居委会。这时,他们才得知,德锦苑在3月中旬就出现阳性感染者,有的尚未转运。
此时,他们实际上已无法离开,要么穿上防护服去工作,要么滞留在封控区,“出小区要有出门条,即使出了小区如何离开浦东也是个问题”。
中介将他们送到小区门口后就消失了,同时解散了群聊。直到现在,张雷不知道“Yang”的真实姓名叫什么,只记得对方是一个“年轻人、男的”,和一个归属地为上海的手机号。
到3月底,共有22人留在了德锦苑小区成为“内保防疫大白”。他们住在陈桥居委会二楼的一间活动室,只有一张钢丝床,其余的21人打地铺。
德锦苑“防疫大白”在陈桥居委会的住地。受访者供图
他们在德锦苑的任务是,维持小区阳性楼栋、核酸检测时的秩序,对试图走出楼栋的居民进行劝阻,并把保障物资送至阳性感染者家门口。
在开始的两周,他们要应对小区居民们的多样化需求。在居民眼里,他们并不是普通的打工人,“我们这些穿着防护服的人,是离居民最近的防疫工作者”。
“当时小区居民也挺困难的,大家除了想挣钱,也想帮助受困的居民做点事。”队员张长顺告诉记者,他是3月18日最早一批赶来支援小区的人。他原本在附近小区做保安,被临时抽调至德锦苑。
失联
工资先是在4月上旬出了问题。
12小时200多元的工资在上海并不高。张长顺说,他原来的保安工资也是每天200多元,但是疫情期间可以上“连班”就比平时高了。
“连班”即昼夜连着上班,比如,记者看到,一条招聘信息里直接写明可以“连班”,12小时/200元、24小时/400元、48小时/800元。
张长顺、马江明等人刚到时即为“连班”。在封控楼栋前值守12小时,日工资为240-260元;在岗24小时,再加一倍。初期两个人负责一栋楼,他们可以在夜晚不忙时轮流休息。
“连班”的形式持续了约一周后被取消,改成上班时长每日12小时、加班时长6小时。
在德锦苑4月5日的“内保防疫大白考勤表”上,加班时数一栏由12小时改为6小时。每日考勤表上均盖有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陈桥居民委员会的公章。
上海沂申保安德锦苑内保防疫大白的考勤表。受访者供图
“这等于是变相压减了薪酬。”张雷说,随着疫情暴发,小区阳性楼栋增加,到后期有14栋楼出现阳性感染者,人手不足,一个人看两栋楼,“待遇下降,工作量在增加。”
中介承诺15日内发放工资,原本他们的考勤、工资由队长陈义伟负责。陈义伟多次推迟发放后,4月26日,突然失联了。
消息传出后,德锦苑的部分居民感到忧虑。
由于防疫保安去维权,楼栋无人值守,一位居民看到住在封控楼的邻居走出家门,担心防疫成果“毁于一旦、解封无望”,在小区微信群呼吁大家为解决“防疫大白”的工资拖欠问题出力。
“陈义伟跑路肯定是一早想好的、有预谋的。”张长顺说,4月19日,陈义伟向他借了1000元钱,称“需要用钱”。
陈义伟是队伍里“用钱最多的”。他的钱主要用于在德锦苑“倒腾物资”上。
多名队员表示,陈义伟搞到了牛奶、可乐、雪碧、香烟、酒精等物资,再高价卖给居民和队员。这类物资在封控小区一度属于“稀罕货”。
多名从陈义伟手中购买过物资的居民保存了转账记录,有居民向记者介绍,一瓶市场价40多元的酒精,从陈义伟手里买要200多元。一条日常价格110元的香烟,从陈义伟手中买要加价100元。
4月24日,陈义伟借钱次数达到高峰,不断向队员和部分德锦苑小区居民借钱。据不完全统计,队员中有近10人共向陈义伟借了9000多元。居民的借款数字未知。
陈义伟曾向小区居民伟“借”了一辆电瓶车。一名队员说,他看到陈义伟“骑车跑了”。同时,陈义伟带走的还有21名队员共计21000元生活费。
4月26日至今,队员们多次拨打陈义伟的手机号和微信,均无法接通。发稿前,记者拨打了陈义伟的手机号,对方显示处于关机状态。
求助
德锦苑的部分居民们得知后,也自发为“防疫大白”打电话、发网帖求助、维权。
4月27日,张雷被3名陌生人叫到门口,对方让其不要再闹。
张雷等队员拨打了12345、12333、12348等多条热线反映,并报了警。
在北蔡镇政府介入后,两名自称是上海沂申保安公司的工作人员,前来与他们协商支付拖欠工资事宜。一位叫党满民,另一位姓卓。
党满民向21名防疫保安支付了4月26日之前的工资及加班补贴,每日按18小时计算,并要求他们继续值守。
队员们分成几拨收到了党满民转的工资及补贴。受访者供图
他们担心后续再出现问题,希望签订书面用工协议。4月28日晚,一名新队长来到小区,表示将有新的人员加入,要求原来的防疫保安们腾地方。最终,马江明等17名队员冒雨离开德锦苑小区。
5月1日,北蔡镇陈桥居委会一名蔡姓负责人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防疫大白”反映的问题已经解决,17名人员离开属于“调岗”,“换到其他小区”。
他表示,并不清楚这些“大白”是从中介公司还是保安公司来的,“都是上面操作的,和居村委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只负责人员进来以后的接收,“其他事情都不管的”。
上海市有关部门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浦东新区已介入处理此事。记者向浦东新区、北蔡镇相关部门及上海沂申保安公司询问相关情况,截至发稿,未获回应。
张雷等人则否认“调岗”。
他们不能继续在公园的桥下休息了。4月29日,城市管理单位巡查。“听说有人举报了我们。”马江明说。
他们中的4个人找到了一家宾馆,“床位,每人一天四五十元”。其余的人打算在桥下继续“赖两天”。
马江明说,上海多日阴雨,桥洞、楼道和地下车库等能避雨、没人住的地方不好找,等找到活儿再离开。
马江明通过中介找到了新活儿,“还是做防疫,帮做核酸检测的医生’贴标签’。”他反复向中介确认信息,中介打了包票,“400元一天,晚上可以正常休息”。29日晚,张雷告诉记者一个“好消息”——他和3个工友“从浦东新区出来了”。他们通过“有渠道的朋友介绍”,找到一辆有通行证的出租车。从北蔡镇到宝山区,全程约38公里,每人300元。4人共交给司机1200元车费。
他们步行3公里到达工作地点,发现那里没有医生,只有一处在建的隔离点,“让我们搭棚子,又被骗了”。
当晚,他们找到一处商场的地下车库,计划在那里过夜,走到里面发现有人占了。安全通道的二楼、三楼还没人,他们在那里打地铺,临时安了家。
(应受访者要求,张雷、马江明、张长顺均为化名)
5月1日下午,长沙市望城区居民自建房倒塌事故现场,一名受困人员在被困51小时之后,成功获救。这名获救者是一名女生,也是本次事故发生以来第六名获救被困者。
4月29日12时24分,长沙市望城区金山桥街道金坪社区盘树湾一居民自建房发生倒塌事故。4月30日晚间,事故现场调度处置指挥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公安部门通过技侦和大数据等方法排查,初步核实房屋内受困人员23人,已救出5人;另,排查显示事发地附近有39人失联,失联人员情况正在进一步核查。
4月29日,长沙望城区金山桥街道金坪社区盘树湾一栋自建房倒塌,救援工作紧张进行。图/中新图片
经初步调查,倒塌房屋系居民自建房,共8层,其中1楼为门面,2楼为饭店,3楼为放映咖啡馆,4、5、6楼为家庭旅馆,7、8楼为自住房。据了解,该自建房2012年建为6层,2018年加建到8层。
5月1日,长沙警方通报望城区“4.29”居民自建房倒塌事故,公安机关已对房主、设计施工负责人、检测公司等9人予以刑事拘留。
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立即作出重要指示,要不惜代价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受伤人员,妥善做好安抚安置等善后工作;同时注意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要彻查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从严处理相关责任人,及时发布权威信息。近年来多次发生自建房倒塌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务必引起高度重视。要对全国自建房安全开展专项整治,彻查隐患,及时解决。坚决防范各类重大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要求抢抓黄金救援时间全力、科学搜救被困人员,做好伤员救治,尽最大努力减少因伤致残和死亡。同时妥善做好家属安抚等善后工作,实事求是、公开透明发布信息。要认真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问责。要督促各地深入排查整治建筑行业尤其是经营性自建房安全隐患,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
根据习近平指示和李克强要求,国务委员王勇和应急管理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事故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湖南省、长沙市党政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处置。目前,现场救援、伤员救治和事故原因调查等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正值饭点,失联人员或大部分为学生
伴随一声巨响,现场烟尘四起,这栋半砖混结构的楼房瞬间成了只有2层楼高的断垣颓壁。这栋居民自建房原本8层,“房龄”约10年。
图/网络
房屋的位置位于长沙望城区金坪社区长沙医学院后一街,距离长沙医学院仅有100米,属于商业街。平时人流量较多,医学院一些学生会在附近逛街、吃饭,而事发时间在中午12点多,正是午饭点。
事发后,不少人在网上发布寻人启事。失联人员包括医学院学生、店铺工作人员等。也有人提及,事发时本想到麻辣烫店就餐,因为附近搭设灵堂,所以临时换了餐馆,没想到就此侥幸逃过一劫。
一名从二楼逃生的学生告诉媒体,事发时她正与另两名同学吃饭,用餐时,店员一直催促他们,快点吃完后离开。“上了菜大概5分钟,我们也听到很大的声音,墙壁上有砰砰的声音,天花板上像有东西往下掉。”
12时21分,3个人感觉不妙,付完钱迅速下楼,一分钟后楼便塌了。12时26分,他们和饭店3名店员逃了出来,有人身上被擦伤,有人被砸到脚。不幸的是,该店还有一名店员在打包,没能及时逃脱。
另据一名学生介绍,该楼四至六层的旅馆,也是长沙医学院一些学生选择长租的地方。中国新闻周刊获取的一份未完全统计名单显示,失联者或大部分为长沙医学院的学生。
对于这份失联学生名单,长沙医学院院长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该院目前正积极统计学生名单,但具体情况并不清楚。社交平台上,也有该校学生反映称辅导员要求统计班级学生情况。
一名失联学生小蔡的家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的孩子就在这份失联名单上。目前,不少家长已经陆续赶往长沙。
“今年18岁,身高约165,蓝色衣服,胖胖的,没刘海”,这名家属在多个平台转发着这一寻人启示。他们不是本地人,小蔡自己在长沙求学。由于事发突然,家里人也不清楚她当时的动态。
家属猜测,小蔡可能和同学去了该楼的一家麻辣烫,她爱吃麻辣烫,之前也和家人提到过那家店。
“我们不清楚她失联之前的位置,也不知道是不是被救的几个人之一。”该家属提到。
为此,家长们发起了请愿书,并根据现有信息制作了一份简易的失联学生名单。“我们的孩子都是步入大学不久的学生,他们年轻朝气,都是父母的骄傲,都是父母们的希望,恳请政府能理解我们这些父母焦虑而希冀的心情,给予帮助,尽快组织力量援救孩子们。”
4月30日晚,长沙市举行发布会通报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表示,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本着“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宗旨,抢抓72小时黄金救援时段,尽最大努力、不惜一切代价搜救被困人员。
图/网络
凭“经验”的自建房
事发后,该自建房有无加建很快成为外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从一些地图软件上看,该房屋有明显的加建痕迹,并且同街道多间房屋同样有加建迹象。
据当地初步调查,该自建房2012年建为6层,2018年加建到8层,承租户对房屋有不同程度结构改动。
一楼麻辣烫老板的家属张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除了加盖楼层,楼内还加装了电梯。“就是这两年的事,上面加建完了,又在里面挖了个电梯到楼顶”。他的弟弟和弟媳被埋在了店里,此外,店里还有另外2名员工和一些乘客。
张安一家来自东北,在长沙发展很多年,麻辣烫店也开了五六年。他没想到,现在会遭遇这种事。弟弟的孩子正从老家赶往长沙,家里老人还不知情,“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结果,怕他们接受不了”。
资深建筑业人士田旷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从已披露的细节看,涉事楼房坍塌的原因可能存在三种情况:一是房屋在加建的过程,突破了其本身的荷载;二是各个楼层有不同营业的范围,可能不同的商户之间,包括加建的过程中,改变了既有的房屋结构,对房屋的承重墙造成了一些破坏。他解释称,砖混结构是指建筑物当中有部分承重墙,由砖、砌块等砌筑而成,砖混房的相对造价较低,但抗震能力也相对较弱,因此承重墙更不能随意改动。另外也考虑一些突发因素,比如短期内人员的聚集产生了比较大的震动,或引起共振。
在田旷看来,农村自建房较为依赖工人的经验,从图纸到验收的过程没有一个较为严格的标准。建材用料和做工视乎户主的财力和重视程度,有偷工减料的钢筋和混凝土就用的比较少,导致房屋承重能力一般。未经过专业的设计,甚至一些高层的建筑没有采用框架作为承重结构。“一些结构正常的烂尾楼,在用炸药爆破的情况下,也是整栋倒下,而不是层层倒的。”
“本来这个东西就没有合理的设计,但在经验的基础上,户主可能又主观臆断,觉得夹层或者加建应该没啥事,就留下一个安全隐患。”田旷说。
4月29日,航拍事故现场。图/中新图片
今年1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村镇建设司曾披露一组数据,全国50多万个行政村有2亿多户农村自建房。从2020年开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牵头对全国所有行政村范围内的农村自建房开展安全隐患摸底排查。
2020年9月,《人民政协报》上一篇署名为秦风明、李红岩的文章曾指出,农民自建房屋产生诸多安全问题直接原因,主要是农民家庭受限于经济能力,加上侥幸心理,为节省开支,对房屋质量要求不是很高,降低质量标准,甚至主动“偷工减料”。
文章提到,近年来,虽然对农村自建房监管有所重视,但考虑到农村居民家庭经济能力有限,如果严格要求住房质量,农民可能就没有经济能力盖新房。所以,监管主要在程序环节,农村自建房只要履行审批程序即可,并不对农村自建房质量进行监管,也缺少有效监管手段。减少农村自建房坍塌悲剧,归根结底是要提升农村自建房质量、强化监管。
除一般住房外,“住改商”问题也被视为整治的要点。有专家曾表示,从自住性质改为经营性质,对于自建房的设计和施工技术的要求大大提高,事故的可能性、危害性也随之增强。因此,在审批时应更重视结构审查及审查消防部分。
私自加层属违法行为
近年来,自建房事故时有发生。综合多起公开报道的案例看,法规政策的缺失被视为整治自建房“乱象”的一个难点。
针对此次长沙望城事故,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根据住建部印发的《乡村住宅建造技能方针(试行)》文件规定,农村房屋可以采用两种方式布局,一种是水平式的,主要适应于脱离农业生产的农民,这种建房方式建议层数为4-5层。第二种是垂直型的,本着便于生活,方便生产的原则,建议层数为2-3层,适合发展庭院经济。因此,农村建房最高不能超过5层。此外,文件对于建房层高也有规定,层高为2.6米到3米之间,最高不能超过3.3米。
赵良善表示,在农村,房屋加层的情况时有发生。如果经过审批,房屋加层是允许的;当然,如果未经审批,私自加层肯定是不允许的,是违法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在乡、村庄规划区内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拆除。”
他指出,在加层建设中,或竣工后,均可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拆除。当然,如果因加层造成安全事故的,可追究房东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刑事责任。
根据长沙警方5月1日通报,经查,吴某勇(房主,望城区人)和设计施工负责人龙某恺(望城区人)、任某生(望城区人)、薛某棕(四川乐山人)等4人在该起自建房倒塌事故中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
经查,今年4月13日,湖南湘大工程检测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谭某,公司性质:私营,注册地:望城区月亮岛街道)对该自建房家庭旅馆(4、5、6楼)进行房屋安全鉴定后出具虚假房屋安全鉴定报告,公司法人代表谭某及技术人员宁某、汤某、刘某、龚某等5人涉嫌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在这起事故发生的同一天,山西省襄汾县人民法院对襄汾县聚仙酒家“8•29”坍塌事故涉及刑事犯罪一案一审作出宣判,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判处聚仙酒家投资人、经营者祁建华有期徒刑七年。
2020年8月29日9时40分许,襄汾县陶寺乡陈庄村聚仙酒家发生坍塌事故,造成29人死亡、28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1164.35万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聚仙酒家投资人、经营者祁建华长期违法违规占地建设,在无专业设计、无资质施工的情形下,多次对聚仙酒家盲目改造扩建用于经营活动,且拒不执行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的处罚决定,在饭店建筑存在事故隐患的情况下未采取有效措施而经营使用,导致饭店建筑坍塌,造成重大事故后果。
4月30日上午,国务院安委会副主任、应急管理部部长黄明主持召开视频调度会议,强调要深刻吸取湖南长沙居民自建房坍塌事故教训,全面排查各类安全隐患,严守安全底线,有效防控重大风险,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推动有关部门组织各地立即开展居民自建房等建筑安全风险隐患排查,依法严厉打击擅自施工、擅自改变房屋主体结构等违法违规行为,坚决防止坍塌等事故发生。
据“长沙发布”微信公众号消息,4月30日晚,长沙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强调将举一反三,以最坚决态度、最有力举措,开展建筑安全专项大排查大整治。全面排查居民自建房现状、超高违建数量、空间分布状况,对未批先建、少批多建、私自加层等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坚决查处;对自建房住改商存在安全隐患的,彻查隐患,迅速整改。
(本文张安、田旷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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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年后,杨丽萍不得不再一次面临解散舞团的状况。
4月28日,杨丽萍在微博发布长达18分钟的从艺50周年感想视频,两天后,有网友发现,在这段视频的14分钟处杨丽萍数次落泪,宣布因为疫情,舞蹈团队继2003年之后又一次失去了舞台,“整整两年了,两年多,我们一直在坚守着……我不想放弃,我知道很多人比我们更艰难,他们失去的更多,有的人甚至失去了生命。”但解散的决定却不得不做,“这次的疫情真的太残酷了……没有了舞台,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再继续生存下去。所以,我们又一次解散了团队,19年后,在《云南映象》将近演了7000多场演出之后,我们又再次解散。”
杨丽萍提到自己非常难过,“20年前,我怀着梦想把我们的族人从田间地头带到舞台,如今却要让你们离开。”
把族人从田间地头带到舞台
那些属于《云南映象》的故事
作为中国最著名的舞剧之一,武汉观众不会不记得《云南映象》。2010年,《云南映象》曾在湖北剧院亮相,当年,观众有幸得见52岁的杨丽萍翩翩起舞,她献上的《雀之灵》和《月光》段落美到让剧场“针落有声”。而这,也是杨丽萍留给武汉观众最后的舞蹈记忆。
2010年的《云南映象》之后,杨丽萍多次带舞蹈团队来汉,除了由杨舞主演的新版《云南映象》,《孔雀》《十面埋伏》《孔雀之冬》以及即将在6月1日登场的《一场》里,杨丽萍都在其中担任艺术总监等重要角色。
而这次的解散,出现在《云南映象》舞团,极目新闻记者了解到,其实在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的巡演之外,《云南映象》最重要的演出场所是在云南,来自百度百科的信息显示,疫情之前,《云南映象》是云南艺术剧院和大理杨丽萍大剧院的常设演出,比如在昆明的云南艺术剧院,《云南映象》的演出时间是每周一至周日晚。
《云南映象》的首次公演是2003年8月,跟杨丽萍“把族人们从田间地头带到舞台”的描述一致的是,在早期《云南映象》的报道资料中极目新闻记者看到,该舞剧最初的演员共有90余人,其中70%是来自云南各村寨,这些“业余演员”撑起了《云南映象》的原生态画面,在这部舞剧里,云南少数民族对于自然的崇拜、对于生命的热爱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2004年,《云南映象》开启全国首演并拿下中国专业舞蹈最高奖项“荷花奖”,自此成为当年最热的文化现象之一——“民族舞蹈的再启蒙”“活的民俗文化博物馆”等评价层出不穷。
其实,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云南映象》是对当时中国舞蹈界以专业团体为主的一种“颠覆”。在当年的采访中杨丽萍曾提到,在(当时的)中国舞蹈界占主导地位的是演员的技巧和舞蹈的调度,“注重的是腿举多高,舞台跨度有多大,这种观念造就了一批穿着紧身裤去跳藏族舞,半高跟鞋去跳民族舞的演员,也造成了许多民间舞蹈团将芭蕾作为必修课,却总是没有真正的民族舞作品。”而她还认为,承载了大部分舞蹈作品的电视综艺晚会,则令民间舞蹈停留在欢娱和情绪化的角度,居于搭配角色。
“我觉得那个太酸或太甜。”她曾直言“反感”,更认为舞蹈应该是发自内心。此外,她认为希望把云南古老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保留下来,“开始是想用电子手段把这些记录下来,但这个东西文字是无法记录的。舞蹈是一个动态的东西,人在舞就在,它有着超越录像和照片的质感。”
陶身体舞团同样解散
疫情下的演出行业已遍体鳞伤
《云南映象》的大红,让这台演出直至今天已经演出7000多场。但在疫情冲击国内演出行业的大背景下,它也不得不停下演出的脚步。
而这,只是近两年演出行业的一个缩影。值得一提的是,4月29日,被不少人看作是当代中国最好舞蹈团体之一的“陶身体”,也在成团14年的“大日子”宣布计划解散,极目新闻记者了解到,该剧团原计划于4月29日当天在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进行持续六天的“数位系列全演”,开启一系列属于“陶身体”的舞蹈节。
《云南映象》和“陶身体”不是特例。
4月27日,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公众号发布《2021全国演出市场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1年演出市场总体经济规模为335.85亿元,与疫情前的2019年同比降低41.31%。其中,演出票房收入140.28亿元,与2019年同比降低30.00%;演出衍生品及赞助收入22.06亿元,与2019年同比降低40.94%;政府补贴收入(不含农村惠民)88.57亿元,与上年同比降低39.15%,与2019年同比降低39.16%……
这是2021年对于2019年的数据。而在已经过去的2022年的4个月里,因奥密克戎病毒传播速度过快,演出行业受到2020年以来最严重的重创——3月22日,同样是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的消息显示,今年一季度末尾,全国取消或延期的场次约9000场,占一季度专业剧场、新空间演出总场次的30%;今年一季度,全国演出场次较2021年同期降低25%以上,票房收入降低35%以上……
在接受极目新闻采访时,本地曾经接待过《云南映象》的演出人士提到,对于《云南映象》的停演他丝毫不感觉惊讶,“其实这两年这个行业的人都活得很苦,《云南映象》除了日常的巡演受到影响,更直接的影响还在游客人数的减少——无法支撑其常规演出的规模。”文中分析称,停演风险和资金承压已成为疫情常态化以来演出行业的最大挑战,而左手退票与右手开票,已成为演出行业必须适应的新日常。
4月30日中午,极目新闻曾试图通过微信与杨丽萍本人取得联系,想要了解《云南映象》停演之后她的打算与安排,至记者截稿时止,尚未收到回复。极目新闻记者留意到,4月29日,杨丽萍还在朋友圈转发陶身体舞团解散的消息并配发流泪的表情,“我喜欢的陶身体舞团,也解散了。”
近日,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接到读者聂森(化名)的求助,称自己从方舱医院出院后无家可归。和聂森联系后,记者发现他的情况有些特殊:刚到上海打工没多久的他,平时就住在工地上的临时居所。封控后,临时住处不再开放。
记者随即联系了黄浦区相关部门,请他们为聂森提供帮助。4月30日晚,聂森打来电话,告诉记者他已顺利入住一家酒店,同住的还有另外两位被救助的老人。“我们每人都有一张床,有盒饭吃,非常感谢!”聂森说。
以下是他的自述:
我今年58岁,贵州铜仁人。我们两口子常年在外务工。今年3月,工头问我愿不愿意到上海来做工,一天工资有200多元。我们从没来过上海,工资也挺不错,就来了。我在一座商务楼里搞装修,我老婆在长宁区一家火锅店打工。
火锅店给我老婆提供了一间宿舍,但是一起合住的还有3人,都是女的,我不方便住那儿。我们来上海时,身上也没带多少钱,自己去租房肯定不够,我也舍不得花这笔钱。所以,我就和包工头商量,能不能让我先住在工地里。他答应了,说正在找合适的房子,过段时间就可以让我们几个工友一起住进去。
然而,我还没等到房子,疫情就来了。4月初,工地停工了,我们几个工友只能暂时住在工地上。我找包工头,他也被封在闵行的小区出不来,老婆也被封控在宿舍里。没过几天,隔壁工地上搬过来几个工人,和我们住得很近。结果,他们当中有人感染了新冠,我们这边的人也都被测出核酸阳性。4月14日,我被转运到浦东新国际博览中心方舱医院。
比起之前我住在工地的日子,方舱里的生活要好太多了。别的不说,光吃饭这一点就让我很满意。我饭量大,一份盒饭吃不饱,每次都会再要一份,工作人员一点都不介意。
4月18日,我连续两次核酸检测结果显示为阴性,可以离开方舱医院了。临上车前,司机师傅问我住在哪里,当时我们的工地已经被封控了,我在上海没了住处,说不出来。师傅让我先别急着离开,等找到住处了再走。就这样,我在方舱医院里又住了3天。
可是,我在上海人生地不熟,又能去哪里找住处呢?老婆那里还没有解封,继续在方舱医院里住下去也不合适,那里床位也很紧张,每天都有很多人要住进来。没办法,我只能报了工地的地址,在4月21日离开了方舱。
我实在找不到地方可以去,只能带着铺盖先在大街上睡了一晚。冷得受不了,我又开始寻觅住处。周边有些酒店开着,可住一天就要好几百元,我这次打工时间不长,包工头结了工资,只有两三千元,住不了几天。正好在路边看到一个看起来已经被废弃的岗亭,我就推开门住了进去。岗亭很小,只能勉强塞下被褥,我必须蜷着身子才能睡在里面。不过,这里能遮风能挡雨,晚上还挺暖和,已经比露宿街头好多了。
更让我高兴的是,岗亭对面就有一家便利店。店里的人很好,卖给我水、泡面和一些盒饭,还会帮我用开水把面泡好。我很感谢他们,他们都是好心人。
可是,岗亭终究是别人的工作场所,住在里面我不是很安心,但要再睡街头,我肯定不愿意。虽然我没什么钱,这个年纪了还要四处找零工。但我是来打工的,不是流浪汉,我从来没当过流浪汉。这几天,我每天都去附近的核酸检测点做核酸,到目前为止,结果都是阴性。我左思右想,还是向你们求助,希望能有个安稳点的住处。几位工友还在方舱医院里,我希望他们出院之后,也能顺利找到住处。
我儿子还在老家,他很担心我们。我已经想好了,等疫情结束,我要第一时间买票,和老婆一起回家。
本文作者:王闲乐 顾杰 胡幸阳
题图来源:胡幸阳 摄
截至现在,上海这波疫情中已有391人感染奥密克戎后失去生命。这几天一直想说一说心中的疑惑,其实也是很多网友的疑惑,希望不要随着疫情的好转而永远成为未解之谜。
第一个疑惑,死亡病例真正死因到底是什么?迄今为止,上海的官方发布中把这391人死亡的直接原因全部归为基础疾病。普通民众看到这样的表述,大多都会认为直接夺去他们生命的不是奥密克戎,而是长期存在的基础疾病。这样的定性是否准确,或过于草率?
奥密克戎是新冠病毒的新变种,我们的研究和认知还远远不够,一个人从感染到死亡,判断是死于新冠,还是死于基础病,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临床中短时间内很难做出一个科学判断。最有力的评断依据就是尸检解剖,但从上海官方发布来看,几乎是当天死亡当天就定性为基础疾病所致,根本不可能做这些,迄今也没有一例尸检报告研究,在这种情况下的仓促认定对死者来说是否尊重?这些死亡病例的真正死因是一定要弄清楚的,这不单单是上海的事,对全国防疫政策的制定和调整都有着重大意义。
第二个疑惑,95%的无症状感染者数据不能被滥用。近日,多次多篇媒体报道中都看到这样的画面:网红专家侃侃而谈,用95%无症状感染者和极低的病死率来说明奥密克戎连流感都不如,大有奥密克戎什么都不是之意。
我在前几天还写文专门分析过病死率,上海391例死亡病例是在全国支援抗疫背景下产生的,如果把这个背景条件拿掉,将远远不止391人死亡。再者,2021年全国新冠死亡人数仅2人,2022年上海仅1个多月就391人,这样的对比难道还不够强烈、冲击、说明问题吗?
再说这所谓95%无症状感染者。近日收到上海一名阳性患者的投稿,他说他质疑这样的数据,并把自己的经历发给了我:
4月6日,核酸显示待复查;
4月7日,高烧40度,全身酸疼,乏力,头痛。自测抗原两道杠,立即在独立房间进行隔离,并告知楼内联络员情况;
4月8日,夜间睡觉时,心跳持续110左右,无法入眠,体温38度;
4月9日,体温37.5度,高烧退了,但是开始咳嗽,喉咙剧疼;
4月13日,症状基本消失,体温恢复正常,抗原依然二道杠;
4月17日,抗原基本阴了,但是当天晚上22:52,居委通知要去方舱,23:00集合,被送到了附近满是垃圾的中转站;
4月18日,中午后,送到四叶草方舱;
4月22日,两次核酸阴,出院单上写无症状感染,痊愈。通知回家。
这位阳性患者说,“历时半个月,阳了之后立马通知了居委,但是11天内,没有疾控中心电话,居委没有任何通知。期间依然通知楼内居民下楼做核酸,拿快递,不做消杀。整个小区,基本全部楼都阳了。我不太清楚无症状的判定标准,如果有流感症状就算有症状,那我属于有症状。如果必须有肺部影像,那没人给我做过(基本所有人都没做过),也不能直接判定我是无症状感染者。基本情况如上,和我有同样经历的人,基本也是这个经历,所以我质疑现在的数据。”
我问他,你阳了之后居家期间是如何自救的?
他说:“用了有几种药,不知道哪个起作用了,莲花清瘟、泰诺、维C片。药物基本吃了3-4天左右,后面症状缓解后,没有再复用药物。就是大量饮水,喝牛奶。我是抗原阴了后入院的。”
我之所以把这个患者经历和质疑发出来,就是想说上海的数据在尘埃落定后可能是需要回顾、校正和研究的,而今上海疫情还远未结束,就有专家拿着这样的数据侃侃而谈、迫不及待地去给奥密克戎定性,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驱使,是不是过于荒唐和草率了?
5月1日下午,网传上海新长征福利院在转运“死亡”老人时,发现老人仍有生命体征。上海市普陀区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开展调查,并将老人转运至医院救治,目前老人生命体征平稳。
根据调查结果,对涉事单位和相关责任人处理如下:
1、对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建东党纪立案,接受进一步调查;对普陀区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耀红、养老服务科科长刘颖华、长征镇社会事业发展办公室主任吴友成3人免职、党纪立案,接受进一步调查;对新长征福利院院长葛芳免职、政务立案,接受进一步调查。
2、上海市普陀区卫健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规定,吊销涉事医生田某某医师执业证,并由公安机关对其立案调查。如涉及其他人员的,依法依规处理。
3、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对新长征福利院启动行政处罚程序,并派驻工作组进驻该福利院开展后续工作。(总台央视记者 郭臻)
先前报道:
上海福利院老人未死亡被拉走:殡仪馆发现后送回
5月1日下午,一段上海普陀区新长征福利院“死亡”老人送至殡仪馆后,发现仍有生命体征。根据东方网向普陀区民政局核实,该事件确有此事。
5月2日上午,健康时报致电宝山区殡仪馆,工作人员表示负责接运的是该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当时殡仪馆工作人员发现老人并未死亡,将其送回。宝山区殡仪馆工作人员同时告诉健康时报,“需要有死亡证明才会拉走火化。”
公开信息显示,上海新长征福利院是星级养老院、长护险定点机构。新长征福利院在1983年11月成立。新院于1998年纳入市府实事工程,占地3150平方米,建筑面积3280平方米,总投资1000万元,由四层主楼和老年健身苑组成,内设老人生活区,专护区,公寓区,配有老人活动室、休闲厅、健身厅、保健室等多种服务设施,能容纳100多位老人。服务价格2000-3000元/月起。
根据企查查显示,上海新长征福利院的注册资本为5万元,等级管理机关为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
事件发生后,健康时报多次致电新长征福利院,均无人接听。据东方网报道,目前老人已转运至医院救治,生命体征趋稳。普陀区民政局表示,已会同相关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进驻涉事福利院,在查清事实后将对相关责任人作出严肃处理,并向社会及时公布。
对此事,多位网友评论表示愤怒,支持严查:“请谨慎对待生命”、“真可怕,谁还没有生老病死的时候”、“福利院玩忽职守,草菅人命,必须立案侦查”。
法定代表人 | 刘 刘颖骅 | 经营状态 | 开业 | 成立日期 | 2001-04-09 |
注册资本 | 5万(元) | 实缴资本 | - | 审核/年检日期 | -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52310107425131348N | 组织机构代码 | 42513134-8 | 纳税人识别号 | 52310107425131348N |
企业类型 | - | 营业期限 | 2018-06-28 至 无固定期限 | 工商注册号 | |
所属行业 | - | 登记机关 | 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 | 行政区划 | 上海市普陀区 |
参保人数 | - | 曾用名 | - | ||
注册地址 | 上海市普陀区清峪路130弄57号 查看地图 | ||||
经营范围 | 老年人住养、护理、康复,日托、上门服务。 |
序号 | 开庭日期 | 案号 | 案由 | 当事人 | 操作 |
1 | 2021-01-20 | (2020)沪0107民初25263号 | 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 | 原告:赵彩英 被告:上海新长征福利院 | 详情 |
2 | 2020-07-09 | (2020)沪0107民初11553号 | 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 | 原告:赵彩英 被告:上海新长征福利院 | 详情 |
序号 | 行政许可证号 | 许可名称 | 许可内容 | 有效期自 | 有效期至 | 许可机关 |
1 | 42513134831010719D4001 |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 全科医疗科 /内科 /中医科 | 2021-08-26 | 2026-08-25 | 普陀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
2 | 42513134831010717D4001 |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 内科 | 2018-06-14 | 2021-08-25 | 普陀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
3 | 42513134831010717d4001 |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 内科 | 2018-06-14 | 2021-08-25 | 普陀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
4 | JY33101070003221 | 食品经营许可 | 热食类食品制售 | 2016-12-08 | 2021-12-07 | 上海市普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
5 | 42513134831010717D4001 | 医疗机构 | 执业新证 | 2016-08-26 | 2021-08-25 | 普陀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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