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
2022年02月07日 13:27:23
| 电影《盲山》剧照
作者｜陈 碧
过去一段时间发生的一连串事件，让各界对收买妇女、儿童罪的关注形成了新的舆论高压。有人批评我国现《刑法》对收买妇女、儿童行为的惩罚力度太轻，最高刑仅为3年有期徒刑，类似于隐匿赃物犯罪、收购假币犯罪的处罚，而《刑法》第341条收买濒危动物都有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个批评没错，当前法律对于买人的惩治力度甚至还不如买动物。
回顾立法变迁，你会惊讶地发现，这一罪名在1997年刑法里的处罚更为轻缓。在当时，如果“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一语概之，就是买方免责。
立法原因是在打拐过程中，解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会遇到重重阻碍。何种阻碍，请参考电影《盲山》，有举村围堵警车的，有设卡抗拒检查的，有联合转移被拐妇女、儿童的；在极端情况下，也发生过杀害被拐妇女、儿童的行为。立法者考虑到如果对于收买人也进行严厉打击，反而会对解救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对于不妨碍解救的收买人，基本上都不追究刑事责任。
| 电影《盲山》剧照
时至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终于删除了对收买人的绝对免责，但还保留了对善待儿童的从轻和不妨碍妇女返乡的从轻、减轻的规定。此次修法还有个插曲，在二审、三审稿中仍然有“如果按照被拐卖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表述，一些人大代表对于“免除处罚”表示了强烈反对。感谢他们的坚持，最后立法才确立了今后收买妇女、儿童的行为将一律追究刑事责任，这成为我国打击拐卖犯罪立法的根本转变。
买方刑责不可免
如果不谈社会原因，只谈法律问题，很多人都认为：多年来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屡打不绝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原来刑法规定买方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给很多人造成了一种买方无罪的错觉。只要有大量买家攒好钱坐等媳妇和孩子送上门，人贩子就敢于铤而走险，去拐去骗去下药。买方刑责不可免，对铲除买方市场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此后，公安机关对于新发生的拐卖案件，在解救被拐妇女儿童受害人的同时，一律对买主采取刑事拘留等强制措施，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去年有新闻爆出，2007年被拐的男孩符建涛被多年寻子的亲生父母找到；与此同时，收买他的养父母也被警方采取强制措施。他试图劝血亲出具谅解书，从而使得养亲具备从轻情节。这说明，在司法实践中，买方刑责不可免已经落到了实处。
但让人仍感不安的是，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对于收买者的处罚大量从轻、减轻，适用缓刑，从判决书的说理部分看，要么基于收买人的手段主要体现为对儿童的收养，对妇女体现为婚后共同生活共同抚养子女，情节并不严重，因此社会危害性较小；要么就是论证说收买的行为对被害人并不具有实质上的人身危险性，甚至有个别案例里双方已经建立深厚的感情，在此基础上，决定对买方从轻发落。
然而，裁判文书网上的判决书记载的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犯罪事实虽然都是客观描述，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却能看到收买人的自私、冷酷和人性泯灭。
尤其是收买妇女，收买人目的直指性和生育，被收买的女性沦为泄欲对象和生育机器，那些不能生育的女性、敢于反抗的女性处境悲惨。 我不忍转述这些情节，因为 那对象是人，而不是物；但是，她们在日光之下被当成了动物，甚至工具。
迄今，《刑法修正案（九）》生效已六年有余。在小康社会物质极大丰富的背景下，人们更关注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和权益；随着自媒体的宣传和公安部寻亲行动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拐卖、收买事件被公之于众。人们愤怒之下纷纷点赞“人贩子一律死刑”，也呼吁买卖同罪。
2021年《亲爱的》原型失散多年的父子相聚和2022年刘学州寻亲后自杀事件，让收买行为被更多人关注，人们再一次愤怒发问：对收买人的惩罚能不能加重？
保持冷漠是最大的背叛
时至今日，刑法对于收买方的法定刑是不是太低？需要进一步考量。公安机关已将先进技术广泛应用于打击拐卖犯罪案件，以及基层执政力量的下沉和加强，之前存在的解救难度似乎已经缓解；更何况，近年来国家已表达了严惩收买被拐卖儿童行为的鲜明导向，民间对买方无罪的法律认识错误也已逐渐消除，立法是时候考虑做出适当调整，加大对收买被拐卖儿童行为惩处力度。
| 反拐电影《你在哪》海报
大部分人都同意，在拐卖案件中，买方与卖方均应承担相应刑事责任，但买方相对更轻。罪刑相适应，人贩子比买家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更大，故而对前者行为的处罚更重、对后者处罚更轻是应该的。相比较拐卖行为来说，收买行为社会危害性更低，是可以处罚更轻一些。但是，这个罪只有一个最高刑期三年，虽然对收买过程中或之后的其他犯罪行为可以通过数罪并罚来解决，比如并罚强奸罪、非法拘禁罪等；然而，与拐卖妇女、儿童罪相比，收买罪的量刑档次设置较少，并且在实践中很多都进行了从宽处罚。而域外关于收买行为最高可达十年，如此比较，情何以堪？
针对此罪名，现行《刑法》确实到了增加刑期、量刑幅度的时候了，这样才能够体现对人的尊重，真正打击买方市场，遏制这些非法需求。
另外，在修法之前，司法机关也可以在现有法律框架内，适当加大打击力度，减少适用从轻、减轻以及缓刑。
最后，还要提到一个可怕的情形，有一部分收买妇女案件案发时，被害人存在精神分裂等精神残疾。发疯有两种可能：一是精神发育迟滞是自身因素，即她在走失流浪、被拐卖、收买时已经是精神残疾者；二是在被拐卖、收买过程中或之后，因为被控制、长期侮辱、虐待而出现精神分裂等障碍。
在最近一起事件中，涉事女性患有精神障碍，那么，她婚前的状态究竟如何？精神障碍是因何导致？对她的拘禁、侮辱、性侵等行为和她的精神障碍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当地警方也应将此作为审查重点，尽快消除谣言和各界的焦虑。直到阳光照进黑暗，我们可以直面现实。
即便那些被拐卖的女性真正患有精神障碍，又或者她们并非被拐卖的对象，只是流浪至此，亦不能成为某些家族繁衍后代的工具。 设身处地想一下，她们本来就因精神疾患无法自理，或被家庭抛弃，或自行走失，却要遭受人世间更大的恶意。一个噩梦的终结，竟然是另一个更深噩梦的开始。在人间，还有比这更悲惨的遭遇吗？
对妇女儿童保护的程度，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真实体现。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是我们的底线保护。
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我写法律评论尽量不动感情，但写这个罪名让我心里发紧。作为一个女性，必须克制着自己的同情、悲愤以及背后泛起的恐惧。这份深渊、这片乌云，或者是集体无意识里带来的森森恶意，稍不注意，就会吞没我以及这个时代每一个都市里自以为安全的女性。在这些美好时代里的无辜者、无助者的遭遇面前，如果保持淡漠，认为与我无关，那就是对我们自己最大的背叛。
陈碧，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链接
记者/佟晓宇 实习记者/李聪 编辑/杨宝璐
新华社发布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海报
“提意见”从来不是打开电脑，一顿情绪输出。至少在这一刻不是。
2021年12月24日到2022年1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这是自1992年立法通过以后，《妇女权益保障法》的第三次修订。截至1月22日，本草案意见征集在中国人大网上共有85221人次参与，意见数达423719条，在同时期征集意见的法律修订草案中遥遥领先。
但参与到“提意见”之后，大家才发现，“提意见”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她们向身边朋友和专业人士征求建议，在措辞、诉求的表达上反复斟酌，生怕被认作“要特权”，反复掂量“自己是不是要求太多了？”最终，一条条诉求填满对话框，点下发送，汇聚成草案条款意见的海洋。
“多一个声音，就多一分质变的可能。”积极撰写意见攻略的博主卡卡说。在提交意见的八万五千多人次中，有律师、专家学者、妇女权益保障组织，更多的是各行各业的普通人。随着妇女权益保障的现状不断变化，法律的围墙需要构筑得更为密实、牢靠。每个参与者都想看到，个人和组织究竟能在这座不断筑实的围墙上，留下什么样的痕迹。
网友东百在朋友圈发出号召
“谢谢我能有这个机会”
东百对着电脑盯了五个小时。页面一直停留在人大网站上，她把《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反复看了好几个来回，一边看，一边在微博上找一些博主的修改意见。最后，她花了一个小时，仔细对照着每一条具体法规，在空白处提交了自己的意见。
“用人单位应当采取下列措施预防和制止对妇女的性骚扰”，划掉“预防和制止”，改为“禁止”；“建议宣传代孕以及实施代孕入刑”；“如若某企业单位或者某机关或某高校以性别因素故意不招收女性或故意抬高女性的分数，建议对其进行相应的处罚”……
这是2022年1月12日，距离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征集意见截止还有十天。输入最后一条意见后，26岁的东百郑重敲下“谢谢”两个字，这是个颇具仪式感的时刻，“我希望相关部门能看到我们的诉求。”
东百记得，每提交一条意见，页面上都会出现几个绿色的字——“感谢您对立法工作的支持”，退出页面时，她还能感到一股能量在内心涌动，“谢谢我能有这个机会”。
东百不仅自己填写，还转发给朋友邀请他们参与提意见。有的朋友禁不住她的热情，匆匆在意见框里写下“同意草案通过”六个字——这样东百也满意，在她看来，多一个人参与填写意见，就代表着多一个人在关注妇女权益。
在她看来，意见征集绝不是“其他人的事”，“有些事情只能要求自己。有些人可能嫌麻烦，不去关注自己的利益，可是当遇到问题时，就会发现法律保障多么重要。”她竭尽所能在社交平台发动其他人参与提意见，“哪怕只有一个人去做了，也是成功。”
并非所有人都愿意参与这场活动。一个朋友拒绝了她，“她说自己（对法案）不报任何希望。”东百也能理解朋友的想法，“她是独身主义者，可能对很多事失望，没有动力去填（意见）。”但她也不气馁，“这是一份责任感，不仅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更多女性。”
接力修改的“攻略”
更早些时候，一些女性博主就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号召参与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意见征集了。12月30日，卡卡花了一下午时间提交了自己的意见，一共14条。
每敲下一条意见，那些曾看过的新闻就一条条跑出来，“每一条我都能对应上新闻事件，每一条背后都有一个或者多个主人公。”卡卡说。
卡卡生活在深圳，曾是一家大公司的投资经理。在微博上，她是一个拥有两万多粉丝的博主。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意见征集开始后，她在微博上写下宣传草案修订的博文，号召更多人关注和参与提意见。
卡卡告诉记者，一开始她看到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征集意见的消息时，只是随手转发了一下，“像平时转减肥视频一样，觉得转了就是做了，总觉得会有别人做的。”但几天之后转念一想，觉得还是该亲自看看。
卡卡提的意见也不是一次性就确定的。关于第十六条“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刚开始，卡卡的修改建议是“居民委员会、村委会成员中，应采取措施，逐步提高比例。妇女成员比例应不低于30%”，后来被她改成了50%，因为很多人留言说“要勇敢一点”。
为什么一开始只写30%？“可能还是不够自信，觉得30%是一个最底线。”卡卡反思，这或许与从小接受的潜移默化的“规训”有关，乃至于让她把自我约束和自我限制的状态合理化为“就是这样”。
直到她把整理出的14条意见提交之后——这个过程并不容易——卡卡决定在网上发布一个“攻略”。她把网址链接、供参考的修改意见等都写清楚，并把这份攻略发布在微博上。令她没想到的是，一天之内，这条微博被转发3万多次，阅读量达700多万。
但这条微博却被举报了。1月1日，卡卡重新发布了一条攻略微博，评论和转发持续增长。很多人结合自己的诉求，提出了新的意见。她又把评论和转发中的意见搜集起来，结合一些私聊的修改建议，整理出新版本给大家参考。
确保法律刚性落地的建议被卡卡着重强调。如第九条，“涉及妇女权益的规范性文件，应设置奖惩问责条例。避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还有“建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设置并公开妇女权益保障侵权投诉渠道，及时响应。出现恶性事件，应按程序做好倒查问责相关责任部门和人员，并向社会公开问责结果，接受社会监督。”
也会有指责和争论。在卡卡所提的意见里，有一条是将女性的“性同意”年龄提高到18岁，这一条下面，她遭到了一些人的指责——他们认为这侵犯了性自由。“我当时其实犹豫了一下，因为我觉得像一些高中生，可能他们已经有意识地想要去尝禁果，这也是很正常的，但是我还是觉得该填就填。”
修改意见在众人的接力中伸向了更广、更远的地方。最后，卡卡所做的“攻略”，从自己提出的14条扩展到了最后呈现的22条，从“政治权利”到“婚姻家庭权益”，几乎覆盖了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目前九个章节的每一个大类。
安全感碎掉了
权利意识不是一天培养起来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卡卡都感到自己的性别意识似有若无。优异的读书和工作成绩是她的护城河，让她始终处于“安全区”中。“我书念得不错，工作也可以，这个世界悲惨的人那么多，我是安全的。”卡卡说。
在会计事务所工作时，卡卡的主要工作是做税务咨询。去拜访客户时，她偶然听到，客户公司内女性的薪酬平均比男性低百分之二三十。“我当时没有很清晰地将其定义为不公平，也不觉得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没有想过用个体去对抗它。”
2018年，卡卡去菲律宾出差，她发现当地出生人口性别比（指活产男婴数与活产女婴数的比值，正常情况下应保持在1.02—1.07之间）约为1.06，而根据她常看的“快易数据”，当时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例是1.13。冲击感扑面而来：她突然意识到，简单数字背后意味的东西太多了。
那天下午，卡卡瘫在酒店的床上，莫名哭了一整晚。“安全感”就这样碎掉了。
她开始回想那些成长中早已忘却的细节。卡卡的爷爷是新中国最早的一批大学生，外公是军人，同其他人相比，她的家庭有着良好的教育基础。但性别偏好依然在这个家庭里存在。小时候，姑姑曾想将卡卡带回她自己家养育，以便让卡卡父母“追儿子”。“所有人似乎都乐见其成，只有我爸爸提出反对，这事才不了了之。”
与出生在1990年前后的卡卡相比，95后的东百所感受到的冒犯，则更为微妙而不显山露水。东百还记得，在2020年某个选秀节目大火时，有些出道的女艺人走中性风格，她的一个学弟在朋友圈评论：“搞两个男人出道”。东百日常也是中性风格的打扮，这样的评论让她不舒服，平时，她也会直接告诉私下建群对女同事外貌评头论足的男同事“你们这样不好”。
那次出差归来后，卡卡开始有意识的针对女性权益问题发声。她注意到自己生活中那些女性被迫隐形的时刻——在会计事务所的招聘中，女生的简历很厚，投递数量也多于男生，但卡卡在私下与人力资源负责人交流发现，同期面试的候选人中，女生的绩点需要达到3.7才有机会面试，而男生的绩点只需达到3就可以；又或者女生过CPA的门数和表达能力需要高于男生，才能获得面试的机会。
千千律师事务所举办草案意见稿修改意见圆桌会
给出一个范本
在此次为草案提意见的过程中，意见书写的规范性是众多参与者所面临的共同难题。卡卡就发现，从模式化的工作语言切换为自然的语言表述，再将其规范化，是一道很难跨的坎。
在那条“攻略”微博下，有人问“九价HPV疫苗免费可以写上吗？”卡卡鼓励她，只要自己认为是保障女性权益的合理建议，都可以提，并给出了相对完整的措辞：“有条件地区，鼓励开展女性重大疾病预防，比如免费乳腺癌、宫颈癌筛查、免费HPV疫苗等”。
为了给更多人提供专业参考，1月13日，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联合北京“雅芳-为平妇女支持热线”，发布了关于修订草案的不同版本的修订意见和提交方式，给需要的人参考。
“我们希望能把政府的立法政策更广泛地传达给社会各界，尤其是直接目标群体，听到来自她们的声音，让大家更好地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这也是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初衷。”千千律所的吕孝权律师说。
很多人请求吕孝权帮忙修改意见——“未婚单身妈妈的生育金申领问题能加入到意见中吗”；“能在生育那条上加男女同休产假条款吗”……对此，吕孝权表示： “大家毕竟不是专业人士，不知道怎么用法律术语表达出来，我们做好参考范本就能给大家节省时间，也更高效。 ”
雅芳-为平妇女支持热线负责人冯媛坦言，制订参考文本是一个很耗费精力的过程。雅芳- 为平妇女支持热线团队一直关注着反家暴法的实施，自2017年的3月1号以来，每年3月，机构都会发布反家暴法的执行情况，从民间角度进行监测。
“据不完全统计，我们服务人次超过1000人，仅从2021年3月1号以后的近十个月，已经有三百多名妇女得到了我们的帮助。”冯媛说。这为他们制订参考范本时，提供了大量的经验。他们团队的意见最终聚焦于草案的第80条和84条。
千千律所和雅芳-为平妇女支持热线提供的参考范本获得了大量的转发，有人在评论里写到，“逐条对照着参考提交了，这还是我第一次参与（为法律草案提意见）。”
无论是网络还是现实生活中，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的意见征集，都掀起了一场“风暴”。性别研究学者、媒体人李思磐分析，一方面，近几年社交媒体上的女性比较活跃，彼此形成一种相互激励的状态。不管在哪个平台上，讨论自身权益的议题都很多，“说明大家有兴趣、有动机去参与。”
这并不是第一次，一部法律的修订如此受关注。李思磐介绍，在2015年反家暴法出台时，大家的讨论度也很广，意见数量也很多，“妇女权益保障法不仅仅关乎妇女的生活，也关系到儿童福利，社会生活中的两性关系，无论是在公共领域还是家庭领域都起着重要作用。”
伯明翰大学教师、学者谢凯玲她认为，正在崛起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中产女性，通过自发组织，用各种方式为法律的制订发出声音。她们重视参与性，并把它视作社会改变的有效途径，“她们的参与意愿非常强烈，这也是公民意识的体现。”
关注性别暴力议题的妇女权益组织“凤梨在行动”也在这次活动中提交了团队意见。负责人Grace告诉记者， 团队针对总则第四条中“建立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社会参与的维护妇女权益工作机制”提出了更细致的意见。 “我们觉得这一条比较模糊，希望（法律）能够给出具体政府是怎么主导的、各方是指哪些方面、社会是如何参与其中的具体的运营机制。 ”
雅芳-为平妇女支持热线工作人员在开分享会
法条背后的真实生活
每一个法条的书写和修改，背后都是当事女性的真实遭遇和生活。卡卡每看一条法条，都还能记起相关的社会报道，以及当事人模糊的形象。“没有区别，她们也是我们。”
东百还记得，之前看到女性因长期遭受家暴而误杀丈夫的案件时，瞬间想起小时候的自己。父母在她很小时就离了婚。彼时父亲下岗，常在外面喝酒，回家后总有理由打东百，“我掉到地上一根薯条，他就会给我一巴掌。”东百愤怒，却无能为力，更多的时候，她觉得是自己做错了事。直到长大后她才明白，那也是家暴的一种。“但当时根本不会想我要去告他”，在这一次的意见征集中，她写下了“建议家暴可入刑”。
她还记得那场家暴杀夫案中，女方的律师在辩护词中写道，“我们呼吁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不要一再容忍退让”，她哭得停不下来。最终女方因为防卫过当被改判缓刑。东百的手机里至今仍保存着这张辩词截图。
参与创建多个关注性别平权的民间机构的徐玢，提到了备受关注的拉姆案。她发现本次草案对性骚扰的阐释部分有不少加强，“我觉得（这些加强）都是来自生活中鲜活生命的逝去，来自生活里那些女性惨痛的经历。”
在本次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中，被公认的进步之处在于，首次明确了歧视的定义。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第二条规定，“国家采取必要措施，逐步完善保障妇女权益的各项制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禁止基于性别排斥、限制妇女依法享有和行使各项权益。”
并非所有人对此次草案征集意见都持支持态度。有些反对修订草案的人认为，修订草案通过将是对男性的一种侵犯。东百就看到，有博主反对大家支持草案修改，“他们觉得妇女权益提高了，核心利益就都放在女性身上了，会造成男女不平等。”
吕孝权介绍，尽管早在三十年前我国就通过了《妇女权益保障法》，其中反对对妇女的歧视，但是并没有定义什么是歧视，“这在以前是非常大的不足”。他认为，如果缺乏对歧视的规定，会影响全社会消除歧视，促进平等的意识和能力。
同时，该条还提到“国家可以为实现男女平等而采取暂时性的措施”。在吕孝权看来，“可以”这个词在表现上没有体现出高意愿，会影响社会对法律严肃性和重要性的认识，应该改为“应当”。
徐玢认为，对歧视定义的出现是好事，但还是希望能够参照联合国消歧公约有更具体和明确的解释，能够完全采纳国际标准。
Grace一直记得一件事。去年夏天，她邀请了一个在联合国工作的老师来开讲座，那位男性老师讲到，自己关注性别平等，是自己在年少时也曾因为性别刻板印象而被霸凌。这让Garce更加确定，很多男性在成长过程中也受到了不平等的侵害，性别平等保障的不仅仅是女性。
另一个在此次草案中比较受关注的是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的保障。本次草案中，第五章的财产权益，也对农村妇女在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的保障做出了规定。在进行意见范本制订时，吕孝权和团队回访了曾经代理过的农村妇女土地权益、财产权益被侵害的案例，听取了她们的声音。“不光倾听，还要帮她们表达出来。”
截至2022年1月22日，人大网站上的征求意见数据
“让法律有牙齿”
从法条走到现实生活，是一个繁复的过程。法律究竟多大程度能够在现实生活中被应用，这是作为律师的吕孝权最为关注的。“如果说它（法条）非常模糊，不具备可操作性，其实很难在法律实践当中去被应用到。”
在提意见的过程中，东百也意识到这样的问题。比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妇女代表”，“适量”是多少？“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妇女的人格尊严。禁止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或者其他方式贬低损害妇女人格”，如果发生侵害，应该如何问责？这些都需要更明确。
许多人在接受采访时都提到了要“加强问责”。“比如说，我们觉得用人单位违反相关法条规定的，罚款5万元以下达不到严惩的作用，所以我们建议修改为50万元以下。”冯媛说，“要加强问责，才能够让法律有它的牙齿。”
李思磐也提到，“即便出现了性别歧视的问题，对于很多用人单位来说，这一点罚款根本不是个事儿，所以应该增加惩罚的力度。”
卡卡关注到，在这次妇女权益保障法（草案）意见征集中，很多被广泛关注的法条，在安徽长丰县早就已经在实践：比如基层村委里的男女性别比例不再含含糊糊，而是明确45%；女孩能主持父系的丧葬；基层开展普法，组织学习《反家暴法》、《婚姻法》；男女的厕坑进一步调成2：3……
截至目前，卡卡发的那条“攻略”博文有将近1万的转发，366万阅读量。尽管在她看来，这份草案仍存在主体过多、惩罚机制不明确、定义不清等许多问题，后续的执行也面临保证难题，但参与法案修订的过程，就像是往许愿池里抛硬币，然后闭上眼睛许愿。“当女生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时，开始意识到规则是如何被制订，这就是每个参与其中的人收到的一份礼物。”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东百、卡卡为化名）
本文作者马金瑜，曾为媒体人，是三个男孩的母亲，其中老大为特殊需要孩子
经历了叫魂、人贩子、走失、被殴打……因重大车祸导致智力障碍缺陷的辉辉，11岁还无法计算4加8，他每顿饭吃很多，他只有右胳膊可以活动，他右腿走路拖拉，但一切都不妨碍他热爱篮球，“我爱郭艾伦（辽宁男篮后卫），我要抱着他（抱枕）睡觉。”
11岁的辉辉
抢救室“叫魂”
“你们都给我起开，我要进去给孩子（吹气）叫魂。”
十一年前，我姐站在青海儿童医院重症监护室门口一声喊。
监护室门口，是惊呆了的护士长，她张开的双臂像翅膀一样护着大门，“你是干什么的？我要给院长打电话！”
“我要进去叫醒孩子，你不懂！”医院的保安和领导都赶过来。我姐来青海探望之前，已经在河北找了一位神婆。她冲撞病房，是为了把手机递到孩子耳边，让神婆“唤醒”他。
“出什么事我自己负责，就是手机对着孩子吹气，也不点香，也不动孩子。”
那时的青海儿童医院还是多年前没有改造的病房，昏暗的楼道里，病人家属背着包袱行李睡在过道里，角落里藏香经久不灭燃烧着，代表向神灵祈祷煨桑的松柏枝叶和青稞弥漫着青烟，孩子的哭叫，家属的哭喊，病房过道塑料绳上晾晒着用过的发黄的尿不湿，这些情景都让我姐以为回到了七八十年代的卫生院。
护士长打开了门。
两个月大的辉辉，脑袋比身子大，昏迷中浑身插满了抢救的管子，车祸导致的持续脑出血，医生已经下了几次病危通知，“你们再考虑一下，放弃抢救吧，孩子伤势太重。”
我姐在护士长的“监视”下，把手机贴在孩子的耳朵上，FUFU的吹气声音从手机免提里发出来，大概持续了十分钟。
“那边的神婆说，好多好多人要把孩子接走，必须把孩子的魂叫回来了，总算回来了。”
我姐向我描述这一切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因为车祸重伤，我还躺在病床上。孩子时断时续地苏醒，医生也下达了最后一次病危通知书，有可能瘫痪，失明，终身的智力低下，没有劳动能力……20多项内容，重症监护室每天接近一万，是不是还要继续抢救？
辉辉生死未卜。
我说，无论如何，救。
救命的钱，有老同事捐助的，有向朋友借的，孩子醒来，依然木呆呆的。记得有一天，病房过道里，送来一个重伤的四岁孩子，玩耍时穿越高速公路，后来在汽车轮胎下被发现，送来半小时后，孩子走了，他的父亲在病房过道里像狼一样喊叫着，哭嚎着，辉辉在病房沉睡，头上裹着纱布。生死是如此无常，就发生在眼前。
车祸导致了辉辉的右脑严重脑挫裂伤。两个月出院后，孩子依然经常昏睡，反应迟钝。
老同事帮助联系到亚洲最好的北京儿童神经外科医生。在医生办公室等待良久，医生看了孩子的检查结果，叹气后说，抱回去养吧，能养成啥样是啥样。
北京天坛医院的走廊里，抱着孩子的父母来来往往，我抱着辉辉，坐了很久。
小时候的辉辉
漫长的康复
漫长的康复，开始了。
脑瘫儿，早产儿，唐氏儿，自闭症患儿……这些特殊孩子的康复是艰难的。
辉辉当时扶着站起来有了反应，但医生对他独立行走没有把握。每天的康复费用是700元。
和辉辉一起做康复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多是单亲妈妈，单亲爸爸。大人常常在玻璃窗外面，看着康复师和孩子的动作，眼神热烈或暗淡。
我听到有个妈妈说，有一天，孩子父亲下楼买烟，从此消失，再也没有联系过她和孩子。我听到有位父亲说，有一天早上睡醒，孩子的母亲人已经不见了，银行卡里的钱也取走了。
人世间的浮沉变故，令人痛入骨髓，心肝俱裂，可是孩子们是不知道的。她们常常是笑的，呵呵呵，呵呵呵，又或者哭着趴在地毯上，哭着颤抖着抓着康复器具，站起来，走路，跳跃，奔跑，都是艰难的事。辉辉是趴在那里的其中一个。
朋友推荐了在北京某个社区做康复治疗的意大利医生，她认真检查了孩子好久，“你知道，孩子的兴趣，将是他运动康复最大的动力。你要和孩子一起，找到它。”
那是什么，我还不知道。日复一日，除了喝奶和吃东西，辉辉只喜欢婴儿车，他慢慢推着它，就满脸欢喜。
扑面而来的是康复费用，陪伴和工作。
为了省钱，当时是孩子爷爷和孩子父亲学会康复训练，每天陪孩子，我开始出差采访。一两个月，我只能从手机照片上看看辉辉。
有一天出差回到青海，在樱桃树下面的羊皮上，趴着一个皮肤黑黑的小孩，那是每天跟着爷爷放羊的辉辉，高原的风和太阳，已经让他变成了一个小黑蛋。
他每天最开心的事，是爷爷给他捡一堆石头和土块，他一块又一块扔往远处，这是羊倌们赶羊的方式。
被晒得黑黑的兄弟俩
2012年4月，青海玉树地震2周年的日子。悲伤的牧民点燃一盏盏酥油灯，纪念去世的亲人。
在玉树地震中，我认识的一位藏族出租车司机，失去了只有几个月大的婴儿，倒塌的房屋压在了孩子睡觉的炕上。正在院子里忙活的孩子母亲幸存下来，却真真切切地疯了。夫妻俩把孩子交给玉树的喇嘛高僧，高僧在冰冷清澈的河水中念经送走了孩子。
玉树废墟重建的一年里，司机一边开车，一边把精神失常的妻子锁在院子里。第二年，妻子怀孕生下第二个男孩，和第一个孩子很像很像，司机说：“我的孩子，回来了。”此时，精神失常的妻子，正抱着新生的孩子在院子里朝我笑。想起辉辉两个月就遇到的生死劫难，我也悲从心来，泪水夺眶而出。
“有一个高僧，是我们这里住家的活佛，你去见见他吧。”这个司机给我说。
那是一个身高超过两米的僧人。我走了那么遥远的路，泪水好像决堤的河水。只说了几句孩子的情况，我再也说不出话来。
“你是孩子的母亲，就像孩子的太阳一样，你要相信他会好，他就会越来越好。”
我泣不成声。僧人送我一包藏区草原的香草，让带在孩子的身边。
“你要相信。”他说。
2013年夏天的一个夜晚，发着高烧的辉辉开始抽风，嘴角流淌着口水的泡沫。医生说，孩子可能是癫痫，又有过这么严重的脑损伤……最好再生一个孩子。
辉辉高烧过后，我藏起了婴儿车，他终于开始自己颤颤巍巍走起来，一步，两步，马路上车来车往，我在路边淌着眼泪，又哭又笑，看着他走，转圈，摔倒，站起来又走几步。
有几个月，我背着他坐大巴车，坐高铁，坐飞机，采访也带着他。天气太热，他趴在我的身上睡，热出了小颗小颗的痱子。
采访的时候，他在旁边的沙发上睡着。写稿的时候，他自己在床边转圈走来走去，一巴掌拍掉了电脑，写了一夜的稿件报废。
这条艰辛的陪伴之路
终于还是遇到了像人贩子一样的人。
熙熙攘攘的北京西站，火车出发前，旁边的“孕妇”和她的丈夫夸奖辉辉长得好可爱，一直说想抱一抱，他们头发花白的婆婆说，这个小胖子长得真好啊，能不能让我也抱抱呀。
他们说了很久，我想解下背孩子的背篼，卡扣在后面，有些费劲。广播上喊，火车快开了，那位老婆婆突然直接伸手过来，抱着孩子上半身，使劲往外拽孩子，她手上的劲大得惊人——我突然才回过劲来，似乎有什么不对，背篼十分结实，辉辉很胖，我抱住孩子往回抽，大喊：“你干什么！”
老婆婆的手迅速收回去。民警巡逻过来，他们三个像从来没有见过我和孩子，头全部偏向另一边。我吓得出了一身冷汗。
我很少再带辉辉出差。
夏季的时候，他开始跟着爷爷和父亲，跟着蜜蜂迁徙。 他常常被蜜蜂叮得眼睛睁不开，头肿得到处是包。
草原上人很少，远远看见一个牧民商店，也要走很远。 辉辉跟着爷爷和父亲捡柴火，摘野菜，睡在帐篷里，他的言语越来越多，常常一个人也能走很远玩，趴在草丛里睡着。 蜜蜂有时钻在被窝里，钻在衣服里，突然被叮一下，辉辉还是肿得厉害。
趴在蜂箱上的辉辉
四岁时，幼儿园勉强收下了辉辉，他什么也不会，用铅笔把纸扎得都是洞，发脾气的时候像狼一样咆哮，把板凳踢飞。因为左手没法抓东西，他的右手不能灵活地擦屁股，总是擦不干净。每天的大便经常粘在他的裤子上，小便弄湿裤子。加上爱出汗，两三天不洗澡，辉辉身上的味道就很难闻。
记得是冬天，我开始雇工人一起发售蜂蜜。有一天，当所有人都在忙的时候，保姆阿姨在做饭，辉辉用婴儿车推走了仅几个月大的小弟弟，消失了。我和帮忙干活的所有人四散八方，走路腿是软的，嗓子急得喊不出声来。
“找到了！”一个电话打过来，他和最小的弟弟，被发现在县城医院附近的一条小巷里，因为一个小水沟，婴儿车卡在那里。
这时候，他已经六岁，不会算数，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不会背我的电话号码，说不清自己来自哪里。
他不能控制食欲（11岁时体重已经达到了70公斤），每次吃饭如果不控制，他会吃三大碗，一直吃到打饱嗝为止。每次吃完饭就瞌睡，自己不刷牙不洗脸悄悄睡下，肚皮高耸在身体前面，牙齿有不少虫牙。
老同事大米曾经提醒我，这样有智力缺陷的孩子，很多都无法控制食欲，十几岁就会患上严重的糖尿病，伴随终生。
他的右手力气很大，可以拉动成年人的大箱子，可是他无法换算4加8等于几，需要寻求手指或者木棍。
动画片中，只有小猪佩奇，他可以看懂，因为每一集都很短，小猪佩奇的前几集，他大概已经看了几百遍。
同时他又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他可以记住车牌号码，他可以记住陌生人的脸和衣服颜色、味道、声音、气味，他可以记住十分微小的细节，可是却记不住拼音的写法，无法演算自己的算式。
辉辉长大了
“妈妈，你快出来，又有小孩骂我哥是‘傻子’。”
老二敲窗户喊，记不清这是多少次了。
后来，已经上一年级的老二说，妈妈，我哥是不是有病，为什么他总是和我们不一样，能不能不要让他和我们在一起。
2021年暑假，辉辉在窗户边大哭，说有人骂他傻子，我跟着他，院子里一个高大的男孩不说话，旁边的男生用沙包砸在我身上，“走开。”
一直到110巡警赶来。
辉辉看到民警的衣服，拉着我的手，“回家，妈妈，我们回家吧！”
“你们这是霸凌知不知道！合起伙来欺负残疾孩子，你们几个都过来！”民警训斥几个大男孩。
一个月后，来自另一个小区的男孩，拉着辉辉去旁边空地玩，辉辉坐在地上不起来，男孩的拳头狠狠砸在辉辉受过伤的头顶。
这一幕是报警之后，我在小区监控视频中看到的，重拳和巴掌，重复了两次。
派出所的会议室里，陈旧的空调发出呜呜的声音，民警对打人的13岁男孩说：“为什么打他？”
“他不听我的……我不知道他是残疾人。”
“对，我家孩子不知道他是残疾人。”男孩的母亲大声说。
“没……没……没关系。”一直没有说话的辉辉，突然结结巴巴吧地说，停了几秒又说，“没……没……关系，我不疼了。”
陪辉辉离开派出所，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陪辉辉走在人行道上。她看着左右两边的车流，辉辉低着头。
老师对我说，你看，虽然辉辉也受欺负，可是他至今没有欺负过任何人，有人打骂他，他没有打骂过别人，他一直都是一个心地多么善良的孩子。
老师说，你知道吗，他总是帮我端水，他唱歌很好听，他会唱《草原上的月亮》，他会唱《萱草花》，他会背诵古诗，“枯藤老树昏鸦”，“乡音无改鬓毛衰”，他会画画，画草原和野花，画大海和房子，他会帮同学下楼梯，他会帮我们擦桌子打扫卫生……他是最贴心的班长。
最后，老师说：“辉辉，你以后不能一个人在外面玩。”
“那……我能不能去篮球场打篮球？”
辉辉这一次被打后，有好几周，他都不敢去院子玩篮球。
“你家那个小胖子呐？每次都帮我开单元门。”
“你家的老大呢？可喜欢和我们聊天。”院里的老爷爷老奶奶说。
“阿姨，你家胖胖的哥哥呢？我们想和他打篮球。”
有关篮球的梦想
第一颗篮球，还是他一岁多满地爬的时候，在地摊上买的旧篮球。
高中时篮球队的训练，球场上的汗水和激动，清晨和夜幕降临时一遍又一遍地投篮，是长久的记忆。只要看到篮球架，看到篮球，我还是会激动。在辉辉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曾经默默许愿，等你长大了，和妈妈一起打篮球吧。
一次去篮球场的路上，出租车司机问：“你几岁啦？哪一年出生的？”
辉辉向我投来求助的目光。
“你都这么大了，不会算自己几岁呀？
司机师傅问。
孩子和我都没有说话。
“我喜欢郭艾伦！……你知道郭艾伦是谁吗？”辉辉突然说。
“郭艾伦是谁呀？”
”郭艾伦打篮球可厉害啦！……我每天抱着郭艾伦（抱枕）睡觉呢！”司机师傅不知道怎么接话，大家都沉默了好一会。
发脾气的时候，他会把郭艾伦拿着篮球微笑的抱枕扔到地上，一会又拾起来紧紧抱着，谁也不可以碰这个抱枕。
曾经教过他篮球的外教老师SAM也深得辉辉的喜欢。那是一次免费的体验课，辉辉第一次见到外国老师，注意力很少能长久维持的他，在30分钟长的课程中少有的专心。
但大部分时间，他一直把右手插在裤子口袋里，许多规定动作，带球过人，运球，抱球弹跳，都没有办法跟着其他孩子做。
只有投篮的时候，他把手拿出来了。
三个篮板球都投中了，都是漂亮的空心球。
“嘿，哥们，你知道吗？你要相信自己，不要管别人（怎么看）。”SAM老师拍着他肩膀说，虽然从一开始，SAM老师就看到了他残疾的左手。
第二次上课，他没有办法和SAM老师的学生一起学习，但他的眼睛像粘在SAM老师身上，看着老师的每一个动作，一直到课程结束。
“SAM 老师，再见。”
辉辉几次转身看着SAM 老师。
“老师，我喜欢你。”
“再见！”SAM老师抱抱他。
那一段时间，每次要打球，辉辉都说，我要去找SAM 老师。
我没有把办法给他解释清楚，为什么SAM老师不能继续教他。
“SAM老师说，让我相信自己。”他一遍又一遍说。
辉辉和外教SAM
也许他永远都无法在篮球场上和别人打比赛，他只是一遍又一遍在篮筐下投篮，拍球，不会三步上篮，不会两手传球给别人，不会运球过人，但是投篮却越来越精准。
他仰望篮板的样子，让我想起来自己高中时傻乎乎的模样。我们都曾经这样向后仰着脖子，虔诚地，专注地，仰望过篮框，无论有没有投中。
接送辉辉放学是一件痛苦又幸福的事，他常常要抱着篮球去学校，在学校前面的空地上拍一会，他不让两个弟弟碰篮球，为了篮球，常常和两个弟弟吵架。
他的脸和手经常是脏的，汗渍花花的，衣服每天早上和晚上都要洗，内裤上的汗味和大小便，常常让衣服很难闻。加上辉辉打篮球爱出汗，头发上的汗水，脚上的袜子和球鞋的味道，全部和到一起，有时连两个弟弟也不肯和他睡到一个屋子。
他开始看到打篮球的女生害羞脸红，却总是突然冲到别人的篮筐下打球。我拉他出来，会被他用刚刚学会的脏话怒骂，有时朝我竖起中指，这样的时刻，我们都怒气冲冲，可是回家睡觉前，他又会贴贴我的脸说，妈妈，对不起。
他用篮球砸坏了小区的广告泡沫板。
他把篮球扔到了停车场的屋顶上。
他把篮球扔到了对面的马路上。
他的篮球被别人骗走了。
他的篮球再一次丢在院子里。
一个，两个，三个，……有15个篮球了。
上学路上，辉辉总是为了抢手机和我吵架，“我要看上篮！”“我要看郭艾伦运球！”
“叔叔，你知道郭艾伦吗？”辉辉又开始问出租车师傅。
“郭艾伦是谁呀？”
“郭艾伦是最好的篮球运动员，他投篮的时候嗖一个嗖一个，嗖一个搜一个，可厉害了！”
这时候，辉辉一点也不结巴。
特殊学校门口，总是等待着一群人，都是走读孩子的亲人。脑瘫和唐氏、早产、自闭症孩子，小儿麻痹症孩子……都会出现在学校那扇门后面。尽管特殊教育学校是免费的，但亲人们的脸上，大多还是很憔悴，有的很少说话，有的会不停地说：“哎呀，这几天又该他爸跑活了。连天开出租，我也受不住哇！”
“那你还死撑？我们这身体，倒了可咋整？”
“……也就现在还能跑一跑。”
“孩子爸妈都在牧区，你一个人能行？”
“就是时间紧哇，中午做饭紧张，还有写作业头疼。”
这些平凡的英雄们。
入冬的一天，学校发给辉辉厚实的校服，校徽图案里，藏着一个 “爱”。 老师教他： “我爱你。 ”
他第一次说：“妈妈，我爱你，我给你煮面吃。”
他第一次用电磁炉煮泡面，放了好多辣酱。
他第一次拌黄瓜，放了好多陈醋和孜然粉。
我都吃完了，我夸他：“好吃！”
“妈妈，我爱你”
一直记得一个特殊孩子的妈妈，她每天抄写大篇的经文，或许只有这样，她的内心，才得以安慰和平静。
曾经在青海的黄河边，我走着，想到如果有一天妈妈不在这个世界了，辉辉走丢了，上天会庇护他吗？当他长大，谁可以给他一个家？——无论如何，我都不可以抛下这个智力受损身带残疾的孩子，又或者说，他也拯救了我，让我在任何艰难痛苦的境地里，都不可以做傻事。
我活着，便是他也活着，无论幸福还是苦难。
无力时，我无数次在内心深深祈祷，愿我们都更有力量。这种祈祷本身的力量，有时也让人平静下来，获得难得的宁静。
“妈——妈，我的篮球呢？我要去篮球场！”
“妈——妈，今天篮球场上有我的好朋友！”
“妈——妈，先给我买一个煎饼，和一瓶水。”
“妈——妈，我投篮，你——你——你要看着我。你看是郭艾伦投得准，还是我投得准。”
在篮球馆的人群中，辉辉投球的瞬间，我眼前反复浮现的，是他出生时的可爱模样，车祸时头部包满纱布，透过绝望，穿过无数次祈求上天的日子，十一年恍然如梦。我想起那个遥远的下午，高原上的阳光扑进房间，地面上金光闪耀，我满是泪水的眼睛已经是模糊一片。
那时玉树的喇嘛说，你要相信，你要好，他才会越来越好。走了那么远，最后，原来最坚强的，是来自内心的信念。
当辉辉站在篮球场上，有时我依然不敢相信，他真的是那个被医生几次建议放弃治疗的孩子吗？他说，妈妈，我长大了想开个饭馆，做牛肉炖土豆（这是他喜欢吃的饭），妈妈，你帮我削土豆，还要帮我送外卖。
“好，妈妈太笨了，还不会骑电动车和摩托，妈妈学。”
又有一天，在人声噪杂的篮球场，他说，“妈妈，长大了我要开一个篮球馆，我要当篮球教练，像SAM老师一样，我要和好多人一起打篮球。”
“那冬天我好朋友和我也能打篮球，夏天我们也能打篮球。”
“你再给我拍一张照片，发给我们学校老师，还有SAM老师。”
“妈——妈，”他带着一点延迟的结巴，“你看我帅不帅。”
怎么能不帅？
—— 从他出生的那一刻，从他缠着重重的绷带从重症监护室里出来的那一刻，从我的同事们轮流拥抱他的那一刻，从他在羊群边爬行着扔石头的那一刻，从他被蜜蜂叮肿了眼睛哭喊的那一刻，从他推着婴儿车站起来走路的那一刻，从他抱着篮球拍打的那一刻，从他被别的孩子殴打辱骂后，哭着从地上爬起来的那一刻，从他站在篮球框下回头大笑的那一刻，从他羞涩地对篮球教练SAM老师说“老师我喜欢你”的那一刻……那一刻，他已经是很帅气的孩子。
又是一个三分，球进了。
“妈——妈，叫我灌篮高手。”
我恍惚看见我16岁时，站在球场上的身影——我这个儿子，和我长得太像了。
李莹失踪信息 志愿者平台 图
一则关于“寻找四川失踪女孩李莹”的寻人启事近日受到广泛关注。
2月7日上午，澎湃新闻从李莹的家人处获悉，今年是李莹失踪的第二十六个年头。李莹的妈妈告诉澎湃新闻，她1月29日从警方获悉，李莹的DNA与丰县八个孩子的母亲杨某侠并不匹配。
同日，当地公安表示，李莹的家属应该知晓情况，他们不便发声。
前述寻人启事中写道，李莹，出生于1984年7月20日，籍贯四川省，1996年12月6日（12岁）失踪，失踪地点位于四川省南充市，失踪时身高为158厘米。
李莹外貌特征为圆脸、双眼皮，鼻子大有点塌，眼睛近视，头发黑而密，嘴角有一小痣。
寻人启事中提及，李莹当时家住南充市西门坝街（原叫小西门）21号，就读于南充市培江路小学，从家到学校有两条路走。一条是：出门直走，大约100米处是市长途汽车站，向前约100米就是市中区，再向左约70-80米就是涪江路小学。另一条是：出门走左约70-80米时南充市最大的服装廉价批发市场，再右转约100米，然后右转约50米就是南充高中，对面是市粮食局，再过50米左右就是涪江路小学。
1996年12月6日14时许，李莹去上学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此外，寻人启事中还提到李莹的爸爸在市粮食局工作，妈妈当时在市物资局上班。爸妈都是从西藏转回来的，爸爸原在西藏当武警，妈妈在邮电工作。2月7日上午，李莹的妈妈告诉澎湃新闻，他们此前已经与当地警方取得联系，开展过DNA比对工作，目前仍未寻找到与李莹相似的DNA。
李莹妈妈称，“我女儿走失的时候就有158厘米，口音应该也不会变化那么大。”
同日，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妇女联合会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妇联正在积极联系公安部门，了解具体情况。
该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一直很关注此类事件，目前在等待官方通报。“在政策允许范围内，也会对李莹这样的家庭给予一定的救助。”工作人员强调。
帮助寻找李莹的志愿者7日上午告诉澎湃新闻，只要李莹还没找到，会一直给这家人提供帮助。
发布在色情聊天室里的女性图片
他们把身边女性的照片上传到色情聊天室里，作为成千上万人恶意评价、侮辱取乐的对象。这些盗图者有一套自己的“流转体系”，受制于现有技术和办案条件，他们很难被追究并受到严厉的惩罚，而对女性的伤害却已无法挽回。
在前男友声称“以死谢罪，让我干嘛都行”一年之后，小艾再次发现自己的私密照和其它不雅影像合成发布在聊天室里。这一次，她没再选择原谅，而是在里面潜伏了几个月后，拿着收集好的证据向警方报案。
盗图者与“合照”
2021年12月，黄浦的朋友收到了一个陌生网友发来的提醒，说她的照片被发到了社交软件Telegram上的一个色情聊天室里，伴随着各种污言秽语，成了一群人的取乐对象。
黄浦陪朋友一起进入聊天室搜集证据，通过搜索记录，她们发现盗图者从去年9月加入后，一共发布了400多张黄浦朋友的照片，除此之外，他还发布过他的女友、女友的舍友、以及其他一些女性朋友的照片。很多照片来自女生们的朋友圈和QQ空间，一些照片可以追溯到两年前，盗图者还把一些图片反复上传多次。
在这个有7000多成员的聊天室里，像这样的盗图者还有很多。他们上传女生的照片，也表明自己与女生的关系，可能是同学、同事，甚至是恋人，有的盗图者还会把和照片中女性的聊天截图发布出来，以证明是在什么情境下获得的照片，并配上“拿下”、“洒洒水喽”（粤语里表示“小意思”）的感慨。而群里的其他成员，则是带着侮辱甚至更恶劣的心态，评价着每个女生的照片。
因为难以忍受聊天室的氛围，黄浦只在里面待了半小时，她形容“什么类型的素材都出现了”。光是在临近零点的半个小时里，聊天室里就上传了至少23张女性的照片，都是她们在家里或是外出游玩时拍摄的露脸照。除此之外，有时在群里也能看到女性的孕照，婚纱照，或是在工作场合的照片。黄浦还找到了几个专门发布初高中女学生的账号，女孩们穿着校服面对镜头，背景就是教室，而发图者自称是她们的老师，这引来了其他成员的感慨：“老师可太方便了。”
黄浦很快就清楚了聊天室里女性照片的一套“流转体系”。不同于层层准入再集中到一间聊天室的韩国“N号房”，该聊天室主要通过群聊和私发两种方式传播图片。大多数成员会把从各个社交平台盗取到的照片发在群里，正方形的通常是Instagram上的，带水印的可能来自微博，还有一部分是直接从女性的朋友圈或者通过私聊获得的。
如果一张照片在他们看来是“高质量”的，成员们会发言“肯定”：“这个最有感觉”、“这张脸确实很好用”，并要求发图者再继续上传更多的照片。用户名为“puff”的成员在发布照片时，称图中的女性是他的朋友，在现实生活中他也天天灌她喝酒，其他人则会鼓动他进一步做出实际性的伤害行为。
但也有一些成员不喜欢直接发照片，他们会先在群里用一两句文字描述女性的身份、特征以及与自己的关系，有意向的人会找到他们私聊要图，“就像在菜市场买菜一样，看上了再把照片发到他们私聊的对话框里。”黄浦形容道。发图者私信传出照片后，会不断催促收图者对着照片做出侮辱龌龊的举动，并拍下所谓的“合照”返还回来。
一个叫“Lukas”的成员就在群里抱怨过，上次一个收图的人因为只有一台设备，没办法给他发回“合照”，他忿忿地说：“每个人至少要有两部手机，这应该写入章程里”。而那些只收图不返还的人会被截屏到群里，指责他们是“没有素质的盗图狗”，让其他成员小心受骗。
聊天室里的“合照”要求
被扭曲的狂欢
为了搜集前男友偷拍、盗传自己私密照片的证据，小艾在另一个有着20万成员的聊天室待了几个月。在每天泛滥的3000多条信息里，一个不小心，她就要为了漏看的内容翻上20多分钟聊天记录。
面对满屏的女性照片、色情图片和污言秽语，有时还会看到自己的身体被大肆讨论，她只剩下触目惊心的感觉。“你根本无法想象身边到底有多少男性潜伏在里面，每天都在评价着我们的身体。”她被动地陷入了聊天室建构的氛围里，“在那个世界，他们已经不在乎别人了，只是进行自己的狂欢。”
在这些聊天室里，成员们共享着一套他们的伦理观，将下流的言语视作对女性的“夸赞”，一位匿名用户告诉深一度记者，他认为女性分享日常照片的目的就是希望展示自己的魅力，而衡量是否有魅力的标准就在于所能引起男性的浮想联翩。
一张普通的女性自拍照发到群里，会被人从头到脚地进行下流的点评，无论是怎样的外貌，最后都会被冠以类似“表里不一”的评价。聊天房里的成员们用相似的话术来维系这样的共识。
无论是否出于善意，那些试图挑战集体的人往往会被群起而攻之。一个账号名为“chengcheng”的成员曾经在群里质疑发图者，认为他们把朋友的照片伪装成女朋友的设定发出来，被其他人炮轰“不爽就从群里走”。
四佰一开始“因为喜欢看一些漂亮的女生”，会去社交平台上搜索女生的照片，也进过两个类似的群组。他看到很多发帖者会盗来周边女性的生活照，让评论区里的人“鉴定一下”，再套上各种对私生活的恶意臆测，比如戴眼镜就会被判断为是个“不检点”的女生。他觉得那些描述失实得过分，会误导男性去错误地侵犯女性，有次忍不住反驳了几句，却引来了无数的攻击。
为了引起更多人的关注，黄浦帮朋友把她的经历发在了公众号上。文章很快就达到了几十万的阅读量，两天之内有500多人通过链接加入了这个聊天室，称自己是“微信观光团”。
这个创建于2021年2月的群组很快意识到了外界的关注，那个被称为“大佬”的群主突然在群里消失了，并且注销了自己有5万粉丝的推特。起初，就是因为他有很多“不错的资源”，并且会把群内的图片分享到他的推特账号上，才让聊天室的成员聚集到了数千人的规模。
陆续有成员把聊天室被曝光的新闻发到群里，还会附上了“群要危险了”、“大家自求多福”的提醒。对于外界的抨击，很多群成员愤愤不平，自辩道：“什么叫‘盗发’？自己公开到社交媒体的照片，难道不允许别人分享吗？”
一些人马上就选择了退出群聊，留下几句“各位江湖再见”的告别。更多的人不以为意，觉得再怎么发酵也不会有什么大事，甚至因为越来越高的关注度而感到兴奋，在新闻截图下面又开始刷起了“合照”的要求。
撕开那张面具
聊天室里的人们推崇所谓“玩归玩，不要越界”的理念，所有的信息最好都仅限于在虚拟世界中传播。“这事的冲突点就在于，你我的网上身份到底和现实生活中的身份有没有联系。”群成员“冰可乐”对其他人分析道。
为了避免被女性发现，大部分成员在上传照片时会截掉能够表明她们身份的信息。但也有极少数人特意保留了照片上的水印，或者直接将女性的社交平台账号发在群里，便于其他人去私信骚扰，要求他们“冲塔完发截图，看看怎么回复的”。
在论坛上“帮女生说话被嘲讽”之后，四佰决定用另一种方式去“反抗”。他通过照片上的信息找到了被盗传的女性，提醒她们注意身边的人。一开始她们并不相信，认为他也是个无故的骚扰者，在看到截图后，才认清了事实。
他联系到的近70位女性里，绝大多数人只是删除了之前的照片，或是设为非公开的形式。一些人因为找不出盗图者，只能在微博或者朋友圈里发文警告，只有三位女性在认真调查后选择了报案。女生们会向四佰表示感谢，这给他带来了成就感，但她们大多不会再和他继续交流，他也无从得知之后的情况。偶尔想起来去看看她们的社交平台时，发现许多人几乎不再更新动态了。
郝思是在上课的时候，突然收到了大学同学的信息：“网上看到的，感觉很像你”。她细看对方发来的截图，吃了一惊：一个推特账号的主页上，出现了自己朋友圈里早已不可见的照片，还配着极具侮辱性的标签。账号的头像是郝思高中时的一位女性朋友，账号同时还发布了多位郝思高中学姐的照片。在评论区里，博主和其他用户以极具侮辱性的语言“讨论”着这些女生。
14个被账号发布过照片的女生很快联系到一起，比对完大家微信上的共同好友之后，结论指向一位姓王的高中男同学。一些女生甚至已经不太记得他的名字了，在上学的时候，他就是个再普通不过的男生。公开可见的朋友圈又经营出一副“高端”的形象，“每天都在喝茶、品酒、做西餐、学艺术”。回想起来，郝思觉得如果不是因为“人多力量大”，她们无法在几个小时内就锁定了“嫌疑人”。
对黄浦的朋友而言，把那个在聊天室里羞辱自己的人和认识6年多的男性朋友对上号的过程，就像“一场荒诞的闹剧”。他的群聊昵称和微信名完全一致，也是他真实姓名的缩写，用的头像还是与现女友的情侣头像，这被群成员们讥讽为“失格行为”。在一众好友眼中，他家境良好，乖巧正直，正在备考一所知名高校的研究生。而在女友面前，他甚至是一个“懵懂的纯情男孩”。
进入聊天室后5个月的时间里，他发布了6名女生超过400多张的照片，有些还不单单只发在这个群组。黄浦的朋友感到莫大的崩溃，她在自述里回忆和他从高中到大学共同度过的六年，“我们互相支撑对方走过无助和脆弱，共享过喜乐与悲欢”。
一位盗图者发布的道歉朋友圈
在“对不起”之后
在面对受害女性的对质时，被指控的男性们在态度上显现出惊人的相似。
被郝思等人发现后，王同学先是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发了一条道歉声明，用九句“对不起”反省自己“变态到令人发指”的行为，却将十几位受害女生列入了不可见的分组里。郝思猜测，他可能本想把这条朋友圈设置成只对几个受害女生可见，但因为太紧张“点错了”。
王同学很快又把女生们都拉到一个微信群里，向大家统一道歉，称自己这么做是出于自卑的心理。在被王同学盗传照片的女生里，有几位曾经拒绝过他的表白，其中一位甚至是“二次受害者”。几年前，出于“大家都是同学，也才十几岁”的考虑，她选择了原谅王同学，从没想过他会“再犯”。
第一次发现前男友在社交平台上传播自己私密照后，女生小艾就直接报了警。“他一直说对不起，说你现在让我去干嘛都行，还要以死谢罪。”在派出所里，男生的父母跪在她面前恳求原谅。小艾以为他再也不敢了，却在一年后发现，自己的照片再次出现在合计有20多万人的聊天室里，“被他肆无忌惮地取乐着”，和其他成员讨论到底“值多少钱”，还想把照片发给认识小艾的同学。
前男友没有解释自己的动机，小艾也无从得到确切的答案。在两人分手之前，他就已经在社交平台上发布偷拍到的私密照，“所以最初并不是报复的心理”。小艾后来发现，他还会把自己的联系方式也发给其他陌生男性，让他们来骚扰她。“其实就是想要羞辱我，这样他会觉得很刺激”，小艾说。
在心理咨询师潘慧敏看来，这些盗传女性图片的行为更像是一种NTR心理（“绿帽癖”），其成因之一包括性自卑。将日常照片中的女性塑造成具有反差的形象，在假想对方背叛的刺激中，释放压抑的自卑心理。
潘慧敏表示，评估一种性心理是否正常，最基本的原则就在于当事人是否自愿、知情地参与其中，“任何一种癖好都可以被允许存在，但如果会伤害到他人，就需要被约束”。
黄浦朋友收到的报警回执
潜伏之后的报警
黄浦起初并不理解，为什么朋友在报警之后，还是选择和盗图者进行私下调解。在聊天室里，“熟人凌辱”的模式最为常见，上传照片的人往往对照片中女性的个人信息一清二楚：她们住在哪、学校或工作是什么、父母是谁。没有人能够保证，被继续追责下去的男性是否会在现实中做出更过激的反应。“所以她们不敢，”黄浦叹了一口气，“很多时候她们也没有办法”。
再次看到自己的照片被前男友发到群聊里后，小艾还是选择了报警。她知道他的性格偏激，再继续下去自己可能会更加危险，现在“不应该仅仅担心报复了”，她只是希望能够开始新的生活。
而在这类事件进入警方调查程序之后，受害女性们会发现处理起来并没有那么简单，能够彻底阻止盗图者的途径有限。一个女生尝试各种手段后，都没法确定盗图者的身份，她去报了警，但未能立案。“这个软件在境外，警方办案的难度也非常大。”她说。
而“安全”和“隐私”更是聊天室所在的Telegram平台最为崇尚的两大招牌。它由两名俄罗斯程序员主导开发，采取端到端的加密传输模式，除了发布者和聊天对象能读取到信息内容，连平台自身也无法破解。只要用户将个人隐私设置为“仅自己可见”，其他人便很难再获得关于他的现实信息。在“N号房”事件爆发后，韩国警方也曾多次请求Telegram协助调查，提供上传非法视频者的个人信息，但平台方面始终没有任何回复。
在平台给出的官方说法中，他们不鼓励色情内容的存在，但并不会审查或下架相关频道，经用户举报的色情群组仅仅会在iOS设备端上被限制浏览。由于Telegram的服务器架设在境外，国内的网络安全警察很难对其中传播的内容进行有效的监管。事实上，不少聊天室里的群成员就是在类似的QQ群、百度贴吧被封禁之后，才转移到这个平台上，他们把这里称作“一艘永不沉默的航空母舰”。
Telegram“阅后即焚”的功能也为受害者和警方取证带来了很大困难。第一次报警后，小艾的前男友在接到传唤前就把推特账号注销了，聊天室的记录也被单方面销毁。警方无法取得证据，难以认定他的违法行为，最后未能立案。
再次看到前男友将自己的照片和其它不雅影像合成发布在聊天室后，小艾先在里面潜伏了几个月，收集好证据后，才以“传播淫秽物品”的名义向警方报案。依据法律规定，传播淫秽物品超过一定数目才构成犯罪，而她所保留的截图并没有达到50张的数量标准。虽然警方表示会收缴嫌疑人的手机并对数据进行复原，但最终前男友只是因为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相关条例，被处以治安拘留五天。
小艾的律师告诉她，这可能就是她能够等到的最终答案了。在这类案件中，只有少数情节严重的情况可能会被归为治安案件或刑事案件。“如果是侵犯肖像权或隐私权的民事案件，警方是不受理的，更多的应该是向法院起诉。”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的吕孝权律师解释道，结果一般是要求对方消除负面影响，给予精神损失赔偿。
遭遇曝光后转移的聊天室
藏进更深的暗处
经过协商之后，盗图的男生很快给黄浦的朋友发来了“精神赔偿费”，又轻飘飘丢来了一句：“这下我总不欠你了吧”。虽然他表示已经撤回了群聊房里的所有信息，但网上还是有“痕迹”存在。
照片一经发布，传播的过程就连发布者本人也无法完全掌控。黄浦朋友的曝光文章在聊天室里被一再讨论，群成员们把盗图者叫作“男主”，保存下他之前发过的照片，再通过私聊转发给其他想看的人。也有受害者发现，自己遭遇恶意泄露的私密视频图片，除了在不同聊天房里被传播，还出现在了许多付费会员制的色情网站上。
过去的几个月里，一个被盗传图片的女生在社交平台上至少遭遇了50多个陌生男性的骚扰，他们发来淫秽色情的照片和视频，说想要“付费买照片”。女生不堪其扰，却找不到解决的途径，只能关闭了微信添加好友的功能。一开始她想不明白，为什么会是自己被盗图，发自己的照片难道真的是一种错误吗。“没办法，无奈之下只能当作没有发生或者没看到，算是一种自我麻痹吧。”她补充道。
但这就像一个“定时炸弹”，即使不去管它，也总会有爆炸的时候。
在结束5天拘留后，前男友又在推特上点赞了发有小艾照片的帖子。她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溺水的人，无法呼吸，也无处挣扎，只能在绝望里越沉越深。而前男友却交上了新的女友，依然在好好读书，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而在聊天室里，因为被曝光之后潜入了太多的“卧底”，群主的离开也让广告信息开始飞涨，成员们都在抱怨“这群已经废了”。他们开始分享其他群组的链接，互相把对方拉进新的聊天房里。7000多人逐步从这块浮上水面的地方撤离出来，又相继汇聚到了更深的暗处。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均为化名）
和黄赌毒一样，新中国成立以后，人口拐卖现象一度销声匿迹。但是在1980年初，人口拐卖又死灰复燃，随后在90年代达到顶峰，进入21世纪后才逐渐减少。
由“徐州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而被翻出的资料证实，早在1986年至1989年，仅仅徐州地区发现的被拐卖妇女就有48100人。
其中光是牛楼村就从云南、贵州、四川拐来200多妇女，占全村已婚青年妇女的三分之二。
上图：因逃跑被打被残害，精神失常的不少。
为什么拐卖妇女死灰复燃？这本1989年出版的书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为了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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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投机倒把的“官倒”和走私犯，也要羡慕人贩子。
在一切向钱看的商品经济浪潮中，人贩子觉得理直气壮。
除了骗，还有抢。不管白猫黑猫，商品经济能赚到钱就是好猫。
1980年代是价值观崩塌的时代，腐败、以权谋私、官倒、走私盛行，黄赌毒、黑社会死灰复燃，社会风气急剧恶化。
农村集体经济解体，重新回到小农经济决定了大部分农民没有出路，只能沦为民工。而强制一胎加剧了农村男女比例的失衡，造成大量农村穷光棍。
商品经济，有需求就有市场，拐卖妇女就成了有利可图的生意，再加上对拐卖的处罚很轻，造成了长期屡禁不绝。
要彻底根除人口贩卖，需要：
1、加大对拐卖人口的处罚力度，不仅要严惩人贩子，也要用法律惩罚购买人。
2、建立完备的人口登记系统，所有人从小录入指纹信息，确保失踪人口能够高效识别。
3、振兴乡村，重振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
丰县的事从节前开始关注，第三份通报出来后写了四千多字发不出，删减到两千字还是发不出，换到小号倒是发出来了，但仅过半小时就被“用户投诉”了。似乎很多事情单纯表达一下愤怒可以，挖根子就不行了。
本来不打算再谈这个事，可刚刚看到又有网友讨论贾平凹的那句“不买媳妇，这村子就消亡了”，前几天扫过一眼以为是造谣，刚手欠搜了一下，发现还真是贾平凹在2016年4月14日长篇小说《极花》新书发布会后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时说过的话。
当然，贾平凹讲这个话是基于现实的世俗人情，他也意识到了：“这只是表面危机，社会深层的危机是社会结构、社会分配发生变化，产生了很多城市和农村的不协调，导致了各种的情况”；同时也意识到，“作家可以思考，但是如果想解决单靠作家是没有用的”。
遗憾的是，贾平凹在意识到没有能力改变之后，并不是试图在文艺作品里去深入揭露这个“深层的危机”，唤醒更多的读者来一道“改变”，而是选择向现实妥协，退回到所谓的人道主义立场，并试图在文艺作品里教唆读者去理解和谅解拐卖现象。这样的暧昧立场让笔者觉得很不舒服，跟印度政客面对妇女频繁被侵犯现象时抛出的那句“不能反抗那就享受”，语义上竟是如此相似。
有网友评论贾平凹的这句话时讲道，“如果打击拐卖能导致一个村子消失。那就说明这不是一个村子，而是一个团伙。”
对于这个说法，笔者基本是认同的。事情发生了，就该去直面解决，“严刑峻法”也是必要的。但是，然后呢？“深层的危机”不解决，拐卖的土壤还在，下一个“团伙”照旧还会再出现。从这个角度讲，贾平凹在这个问题上想的比某些网友还要远一些。
不过就当下的短期而言，笔者是支持对人贩子“严刑峻法”的，甚至该杀一批罪大恶极者，毕竟拐卖人口的主要受害对象大多是那些底层缺乏保护的穷人。
而对于是否需要提高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罪的刑罚，法学界的罗翔和车浩这两天发生一些争论。
罗翔认为收买被拐妇女罪的量刑最高三年，甚至不如收买野生动物，太轻了；一个大活人的权益甚至不如花鸟，会让人对法律绝望。
车浩则暗讽罗翔，“社会一出问题就提修法，是小学生都能写的作文。”他认为，将收买妇女作为一种单独的行为去探索，量刑三年已经很高了。如果接下来有强暴、殴打、虐待等情形，再去累加即可。且即便是三年，执行上也很弱，法律在某些地方，似乎已成为一纸空文，再去给空文上的“3”改成“10”，是没有意义的。相反，“当立案定罪的后果特别严重时，当地各种力量都会努力避免这一结果发生。买方一口咬定是就是正常娶媳妇，花钱给介绍人，现在介绍人找不到了，全村人都给他出证人证言，只有一个被害妇女的孤证，怎么认定呢？”意思就是定罪加重，反而给调查取证、解救被拐妇女增加了难度。
车浩在最后也提出了个“法律作用的有限性”问题，认为：
在拐卖妇女儿童的问题上，需要承认这个发展中国家面对的现实，以务实的态度，关键是持之以恒地努力地一点点地清除它，要做好与这些陋习和罪恶长期共存和坚持斗争的心理准备。
这与贾平凹在访谈时表达出来的“作家无力改变”的心态其实是相似的。
在这场争论中，罗翔仅仅是法律技术操作层面考虑问题，车浩已经开始考虑到法律的外部性以及拐卖犯罪的社会根源问题了，应该说比罗翔看得更广阔一些。
不过就当下的短期而言，笔者还是支持罗翔的观点，认为应该适当加重买被拐妇女儿童罪的量刑，形成更有力的威慑。
至于更有力的威慑会不会增加取证难度，最后的问题其实又归结到一个执法公正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真正的根源就在于地方官员的腐败、懒政和不作为，换句话说某些官员并不是“为人民服务”的。
而车浩说的法律因为世俗人情在某些地方成为“一纸空文”的问题反而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这样的现象其实已经普遍存在，那就是富人与穷人犯法并不同罪，翻阅以前的司法案例，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富人犯罪只要拿出足够的钱赔偿，是可以获得谅解、减刑的；而穷人犯罪是没有这个经济能力的。富人施害的穷人家庭能够得到经济补偿，比得不到相应补偿仅仅让富人受刑更“实惠”，这似乎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
但是，对法学人士而言，却感觉是司法的尊严和严肃性受到了践踏，然而，这就是“世俗人情”，这样的“世俗人情”背后同样是“社会结构、社会分配发生变化”的“深层的危机”，正是剥削、经济不平等和贫富分化造成了“富人与穷人犯法不同罪”的问题。
也正是这个“深层的危机”导致了在毛泽东时代已经被消灭的拐卖人口、卖淫等现象，到80年代以后又死灰复燃……
所以，仅仅在惩治拐卖人口犯罪定刑的技术层面去改善，短期内或许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犯罪的发生，从长期来讲根本无法彻底消除“深层的危机”以及拐卖犯罪的土壤，这个“深层的危机”和土壤的源头其实就是私有制。
另一方面，那些老光棍就活该娶不到媳妇？那些贫困村就活该消亡？这显然是更广泛的社会公平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绝不应当是默许或者去“理解”拐卖人口的犯罪行为，事实上这也根本解决不了这个已经广泛存在的社会问题，根本地是要去解决社会不公平的问题，矛头同样指向了私有制！
【文/子午，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子夜呐喊”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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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沙社会堕为欺诈社会 人际金钱讹诈关系觉醒百姓重识改开表面上是普通茶吧，设置茶案、挂着字画，装修古色古香，而实际上却是传销窝点，高价售卖所谓“神茶”“福米”。江苏省无锡市公安局近期破获一起涉及沪苏浙三地的传销案，主要犯罪嫌疑人涉嫌精神控制4000多名人员，骗财骗色害命。日前，无锡市公安机关已将此案移送检察机关。
骗取钱财超1600万元，奸淫妇女10人、致6人病重死亡
加入“心灵茶吧”的两年，无锡市梁溪区居民张女士被骗超过10万元。其中，每月捐款1000多元给“师父”，用于资助子虚乌有的“希望小学”；为能跟随“师父”在山里深修交费2万元；长期购买“师父”“加持”过的玫瑰酒、竹筒酒……
2019年7月，患癌的张女士身体虚弱，咳嗽难止。恰在此时，有“好心人”介绍“心灵茶吧”有“神医”可治其病。
登记加入“心灵茶吧”后，张女士交了1200元用于“刻功德碑”。茶吧“神医”为张女士搭脉、开药方，药还是过往吃的药，但剂量为10倍以上。
张女士按方吃药，咳嗽竟真的好了，自此对“师父”深信不疑，作为“义工”参加茶吧组织的各种培训、研修活动。
2021年7月“心灵茶吧”案告破，“神医”张某等7名主要犯罪嫌疑人被抓获。警方调查显示，2017年以来，张某以沪苏浙3地12家“心灵茶吧”为据点，拉拢、控制4000多人，还在安徽广德设立两处“培训基地”，分别取名“山庄”和“静拙堂”。
“‘心灵茶吧’听起来优雅，背后却潜藏罪恶。”无锡市公安局办案民警说。
警方介绍，这一组织拉拢的人员以中老年妇女为主，其中经济条件较好的老板娘和患病妇女居多，大多文化水平不高，另有少量男性和年轻女性。
初步查明，犯罪嫌疑人以“自愿捐赠”，或者搭脉问诊、销售“福米”“药酒”、消除业障等方式骗取钱财超1600万元。以考验忠实度、治疗疾病等借口奸淫妇女10名。劝受害人只喝“神茶”不吃药，致6人病情加重死亡，1人在培训后精神失常跳楼自杀身亡。
虚构“超能力”骗人，“福米”每斤进价不到14元卖100元
警方侦查发现，“心灵茶吧”内部层级明确：第一层即张某，信徒均称之为“师父”；第二层是张某大“弟子”纪某，也是张某代言人，管理整个“心灵茶吧”；第三层是茶吧管理和巡视人员；第四层是茶吧分网点负责人；第五层是茶吧“义工”。
加入“心灵茶吧”需内部人介绍，经过喝茶、谈心、信息登记等流程后，被鼓动前往“山庄”参加为期三天的“农家乐活动”，接受洗脑。当通过进一步筛选后，参加“静拙堂”为期6天的深修活动。
办案民警告诉记者，深修是幌子，诈骗财色才是真。这类“精神传销”多以“心灵培训”“领导力培训”为幌子，以心理暗示、催眠洗脑等多种方式开展精神控制，并通过受害人不断发展新学员。
警方调查表明，“神医”张某原来是一名摆摊卖水果的商贩，根本没有医学背景。张某出生于1966年，他制作的假身份证将出生年份改为1932年。借由这张假证，他宣称有“超能力”，可以“返老还童”。
记者在警方展示的证据中看到，嫌疑人张某还伪造大量证书、虚构众多头衔骗取信任，如中医妇科领域“权威专家证书”、“赢在中国·中国与时俱进十大风云人物”荣誉证书、“政府特殊津贴”证书、“北京大学总裁班客座教授”聘书等等。
这是一张拼版照片，均为嫌疑人制作的假证书。 无锡市公安局提供
张某还运用多种手段对受害人洗脑。“心灵茶吧”经常让受害人写心得体会，表示要完全信任“师父”；每次聚会培训，都要分享“师父”的“超能力”和“神奇医术”；早晚要向“师父”问安，以打开“接收能量的开关”；在旅途中、聚餐前要唱《我爱你师父》。
“心灵茶吧”组织活动现场场景。 无锡市公安局提供
洗脑之后，张某通过多种方式诈骗财色。无锡警方查获的账册显示，通过搭脉开方，张某在江苏无锡、苏州两地部分受害人中获利就超过444.2万元；向信徒推销“福米”“能量餐”以及其“加持”过的酒、茶等。而所谓“福米”，实际进价13.88元/斤，售价却高达100元/斤。
多地曾发现类似案件，传销方式隐蔽性更强
无锡市公安局锡山分局副局长袁大飞介绍，2020年以来，仅无锡一地已发现、破获3起类似案件，每起案件涉及人数都在千人以上。记者在网上搜索发现，在深圳、沈阳、西安等地也曾发现类似案件。
据无锡警方介绍，这类传销组织瞄准的多是有一定经济实力，但在婚姻、健康、子女教育等方面遇到问题的群体。由于其裹挟的群体庞大，精神控制力更强，对社会的危害也更大。
办案民警告诉记者，此案案情较为复杂，目前查明涉及诈骗等多种犯罪。为逃避警方打击，这些传销组织还改变过去的一些做法，比如将拉人头与销售产品相分离，茶吧内不存放任何传销产品、台账资料，仅用于信徒免费喝茶谈心；培训活动跨省进行，打着旅游休闲的幌子，甚至藏匿于深山。如“心灵茶吧”用于深修的“静拙堂”，设于与江苏相邻的安徽深山之中，附近没有村民，是个独立存在的隐蔽场所。
无锡警方认为，严查严打“精神传销”，需深入社区宣传，让群众广泛知晓其危害。有关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此类线索，也应及时排查并与当地公安有效衔接处置。（记者朱国亮）
随着近期以来官方连续发出的三份级别不同的通告，民间质疑声浪反而不减，尤其伴随着已经卸下官帽的胡锡进的“独家消息”（后被删帖），关于这件事背后的人口拐卖疑问显得更加戳人。
1
旧社会的中国由于私有制的明确以及地主阶级作为统治阶层其合法性的存在，“拐卖”一词是不适用的。
旧社会的人口交易，几乎是一种合法且具备一定市场规模的现象，也是旧社会剥削性质的体现。
因而，谈及带有黑污色彩的“拐卖”一词，指的就是在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与人民法制的新中国。
再准确一些而言，新中国的人口拐卖史，始于改革开放，其巅峰则是八九十年代著名“二十年拐卖潮”——那也是新中国社会秩序最为动荡、公有制基础土崩瓦解最为剧烈、文化变色最为汹涌、城乡差距拉开速度最为迅猛的二十年。
今天中国（特别是近十年）已经在努力扭正的诸多乱象，追溯其源头都可指向八九十年代（准确的说是1981年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至1997年的十五大）。
拐卖人口，通常对象就是妇女与儿童。
妇女被拐卖，一般用作填充家庭劳动力、完善男丁配偶、传宗接代等用途；儿童被拐卖，男孩一般用作传宗接代和填充劳动力，女孩一般用作童养媳和填充劳动力。
不论哪一类用途，八九十年代的妇女/儿童拐卖潮都带有鲜明的封建主义复辟、地方宗族门阀势力复燃、基层党组党委执政弱化和女权重新没落等特点。
以社会背景为深究，八十年代我国进入改开阶段，国家放松许多领域的法律管制，导致资本与人口的无序流动空前加快，这是引发人口拐卖的一大客观原因。
资本的蛮横生长，必然致使道德与伦理被压制。
在利益驱动与法制淡漠的双重作用下，治安混乱和拐卖成风就成了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的最突出表象。
从1987年十三大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到1992年的南巡讲话，东南沿海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已是不可逆的时代风貌。
与之次生的，便是东北与中西部地区大量农村人口的被动释放。
农村人口外流去往沿海打工，造成了一个巨大的“边缘下沉空间”，在迅速老龄化、宗族化的过程中，妇女和儿童被一步步地“商品化”，最终酿成了悲剧性的拐卖史潮。
2
“二十年人口拐卖”有着极其稳定的买卖路线，其“卖出地”主要是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四地的贫困农村，除了广西就近去往广东，其余均沿着铁路行进去往东部。
铁路的拐卖路线也有两条：
一是昆明、贵阳火车站处出发的“南线”：沿着沪昆线行进，要么在株洲南下、北上换乘京广线，南下者进入广东，北上者去往郑州；要么从上饶南下，换乘铁路至福建；要么是不换乘一直去往江浙地区。
二则是在成都火车站出发的“北线”，北上至陇海线往东行进，要么抵达郑州后继续沿着京广线北上，要么抵达徐州后再沿着京沪线南下或者北上。
注意，徐州这个城市的名字出现了。
徐州，这是一座在“二十年拐卖潮”中如鹤立鸡群般存在的“拐卖大市”：1986年至1989年，仅仅三年间徐州地区发现的被拐卖妇女就有48100人，后文会述。
沿着一北一南两条铁路拐卖线，人贩集团带着他们的“商品”，最终进入了“二大二小”两个“买入地”。
“二大”，是指福建与广东两省的华南地区的贫困乡村地带，以及山东河北河南三省、包括苏皖淮河以北的华北贫困乡村。
“二小”，是指浙江省北部、包括苏皖两省中部的长江下游的相对贫困的乡村地带。
随着人口拐卖的持续进行，这些地方会各自扩散，最终连成北起河北、南至广东的“东部沿海买入带”。
而在买卖路线上，那些年的拐卖风潮中又有“二大一小”的三个中转地，他们通常位于铁路干线交汇，是人流极大的换乘枢纽，同时又往往处在几省交界，便于人贩集团流窜作案、逃避公安的跨界追查。
“二大”，指的就是郑州和徐州，其中郑州处于京广、陇海铁路交汇点，而徐州则处于京沪、陇海铁路交汇点，且在苏鲁皖豫四省交界，是过去“二十年拐卖潮”中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的贩卖交易地。
不论卖出还是买进，徐州都是过去那些年全国人贩集团的必经之地。
这里有“品类最全的商品”，不论你要什么样的女人或儿童，徐州都能找到；不论你要藏匿多少数量的妇女或儿童，徐州都能做到。至于原因，后文会再述。
而“一小”指的是河北邯郸，其处在冀鲁豫三省交界，地理位置同样抢眼，是各地公安极为头疼的交界处。
围绕徐州、邯郸两个大型中转地，又形成了华北乡村的“黄泛片”和“黑龙港片”两片十分密集的人口买入重地。
3
前文有述，人口贩卖既有妇女也有儿童，但有三个地区是例外：浙江北部和江苏中部乡村，在那些年里买入妇女较多，而儿童几乎不存在；而闽南的华南贫困乡村，买儿童居多，尤其是女孩，当做童养媳。
在“二十年人口拐卖”的前十年（也就是八十年代），大致是被迫性质的拐卖居多。
人贩子往往独立于买入方和卖出方，属于第三方中介（著名的梅姨就是此类，而徐州八孩事件中的桑某则不属此类），妇女拐卖常以打工、游玩等名义将其骗出，有时会采用麻醉，也会使用暴力手段。儿童拐卖类似。
但进入九十年代的后十年，自愿或者半自愿性质的“买卖”开始增多，根源则是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诱使妇女儿童（主要是妇女）逐步自主寻求“出路”。
娼妓、小姐、陪酒、坐台、舞女等职业，也是在这一时期兴起，而这一层历史背景中又夹杂着另一段往事：东北工人大下岗。
进入九十年代后，北方地区数不胜数的工人阶级家庭被人为地破碎，造成了一大波东北女人下海潮，所谓“百万工人下岗，百万小姐上岗”，共同促成着全国性的人口贩卖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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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妇女拐卖而言，九十年代被拐卖的女性出现了一丝变化：越来越多开始“成长进化”为新的中介人，最多的情况就是骗说帮助结婚的（不乏夸大男性条件者）……
自己明明已经是受害者，却还拉拢老乡熟人、拉更多女性下水，这都是那个阶段彼此心照不宣、在生计生存压力下所促生的社会怪象。
同时，被拐卖的女性其父母很多时候也是拐卖的“帮凶”，也会主动“卖女儿”而谋求得到直接的经济回报或间接的“分成”。
去政治化、去阶级化不过十年，「重男轻女」的封建道统便如山火蔓延一般卷土重来，女性的地位再度降至冰点、几乎可媲美解放前的旧社会……
对于苏北、华南的诸多贫困乡村来说，都有着更重的宗族色彩和更严苛的传宗接代压力；浙北、苏皖中部则相对淡薄。因此买入男童和妇女多以苏北和华南为主。
例如，徐州。
再往北看，华北地区与苏北、华南的贫困乡村也有区别。
华北乡村较少存有文化上的宗族概念，也少没有祠堂、家谱这些符号，其实际上有着更多功能性、世俗性的“家族”观念。
因此华北乡村对「儿子」的追求更多的是养老送终与农业生产的承担者，或是村庄内部冲突中担负的暴力保护者的肌肉角色。
因此，对于太多收买被贩卖男童的家庭而言，这个「儿子」是不是亲生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儿子”。
苏北和华南乡村则宗族文化十分强盛，对延续香火的追求带有更浓烈的告慰祖先、延续血脉、完补家族的文化目的，带有一定神圣性色彩，更加驱动妇女和儿童的贩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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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3月，公安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通报全国公安机关将依托“打拐DNA系统”、通过积极完善父母寻找失踪被拐儿童信息、广泛采集疑似被拐人员数据等工作，全力侦破一批拐卖儿童积案，全力缉捕一批拐卖儿童犯罪嫌疑人，全面查找一批“改革开放以来失踪被拐的儿童”。
随即，#全面查找改革开放以来失踪被拐儿童#这个话题上了热搜。
应当来说，这个标题真是言简意赅。
当时在这个话题下面，看到了这样一个网友提的问题，问得直戳本质，然而底下的回答却答得不着四六，充满了给改开后的拐卖潮洗白、并向改开前的毛主席时代泼污的味道。
改革开放后大面积的儿童拐卖、幼童失踪这是铁的事实，无人可以反驳。
但是说改革开放之前“没有人口流动”，且认为是因为这个“客观因素”从而使得改开之前没有儿童可拐，这种论调暗意就非常错误了。
先看改革开放之前到底有没有人口流动。
从建国后到1953年的过渡时期，仍属自发流动阶段，根据山东、安徽、河南、河北、四川等地的数据，农村外流就有十四万人之众，1953一年涌入北京的就有四万人口（据王思明《20世纪中国农业与农村变迁研究》）。
同时，国家调控的人口流动也逐步成为主导。
比如建国后向东北工业区的大规模移民，河北省和平原省（黄河中下游，太行山以东区域）是主力军，1949、1950两年就移民了近三万人。
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新建城市与工业区达三十八个，大规模扩建的城市与工业区达五十四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从五个升为十三个，这使得大规模农民得以“进城”。
1955年城镇人口8285万人，1960年达到13073万人，城镇人口比例从13.48%涨到19.75%，这都是大范围人口流动的结果（据1996年版《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此后，遵照毛主席“建设农村、不抛弃农村”的指示，随着人民公社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等反哺农村项目的开展，人口流动趋于稳健，这是国家控制城乡差距的成果（需要看到，近二十万知识分子在五十年代末被成功“摘帽”，也是毛主席的意见）。
特别是1961年3月毛主席主持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纠正过去三年被下面某些人搞的严重过火的浮夸风之后，城市和农村人口稳定下来，农民生产积极性重新被调动，也是农产量大幅提高的时期。
从现实看便是：1960年的城镇人口比例一直到1981年才被超过，此后则是节节攀升了。
由此可以看到，建国前三十年，不是没有人口流动，而是：
第一，有，像六十年代初的城镇职工返乡潮，周恩来直言“下去这么多人，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了”；
第二，但规模和改开后比，那还是改开后大的多；
第三，规模不大的原因，是因为不必要。在城乡差距并不过分且反哺农村政策（上山下乡、赤脚医生）显著的情况下，不必要进行夸张的流动。
比如至60年代中期（文革前夜）时，各领域贫富差距刚刚开始凸显、“三自一包”和户籍制度刚刚有了点拉大城乡差距的苗头、包括教育方面也出现了城市资产阶级子女与高干子女的就学机会远远多于农村儿童的情况时，毛主席马上就警惕起来，要求将农村工作的位置摆正。
像主席一直强调的：“有少部分工人的工资以及有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是高了些，农民看了不满意是有理由的。”
尤其看主席这段话：“人不要都挤在城市里，积极的在农村发展工业，使农民就地变成工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政策问题。这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标准一定不要低于城市………每一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和高等学校，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
包括后来所谓“1962年的右倾”，毛主席的根本矛头也是对准八届十中全会就“包产到户”问题与党内某些同志的分歧。
关于包产到户，1965年5月在井冈山上，毛主席曾对张平化说得最为透彻：“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所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呐！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所以，在毛主席时代，并非没有人口流动，只是没有「人口异动」。
在公有制的建设格局下、在人民公社的局部单元中，不可能存在任何服务于私有制的被迫迁移甚至人口买卖。
然而当时间进入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毛主席担忧的包产到户和两极分化，接连登上历史舞台，真正的超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确实也随之诞生。
与之相生共随的，便是被抛弃地带的人口贩卖逐渐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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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实而论，七十年代末崛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无疑是一把锋利的刀子，它将原本集体共生的农村社会再次切碎、逐回了小农经济生态。
伴随着的，是从九十年代国家逐渐开始将市场作为“关键性的资源配置手段”以来，农村地区的劳动力逐步进行了成批次、有秩序的“外逃”。
可谓“不分男女老少”得将劳动力推向了东部沿海，把一座座大山、乡村基层留给了不具劳动作业能力的高龄老者和初生孩童。
也正是从九十年代开始，众多山区和乡村成为了毒品、艾滋病、卖淫、黑社会藏匿军火的深窝——也是拐卖儿童的据点。
诸多“童养媳村”、“收儿村”，刻绘了改革开放后太多偏远农村的画像。
我本人是安徽人，我个人印象比较深的就是约十年前被爆出的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宫小村，在当地是个出名的长期大规模拐卖儿童、逼迫儿童乞讨的据点。
那个几千人的村子其实只有三个残疾人，而一些正常人因为很难讨到钱，于是想到找残疾小孩代为乞讨，而他们坐收渔利的办法。
这也叫“带乡”。
那些被雇佣去乞讨的儿童叫“乡”，雇佣者叫“乡主”，寻找带出乞讨的过程叫“带乡”。
约从1993年开始，阜阳市太和县宫集镇宫小村的村民陆续开始在邻村、邻县甚至邻省物色年龄尚小、智力正常的儿童，对这些儿童肢体进行摧残，令其残废后，将他们带到全国各地乞讨………
这就是农村被抛弃后、自生自灭的极端典型，非常残忍，非常可悲。
在过去市场经济、极端市场化思维大行其道的岁月里，拯救农村的唯一出路就是用万能的“市场”来解决问题，即：让农村的劳动力“匹配、接壤”东部沿海的发达经济。
打工潮，就被主流舆论捧为改变命运的正确洪流。
然而，根据少部分良心记者和媒体过去深入东莞、广州等地的调查，农村山区的打工人在东部的遭遇往往让人无语凝噎…...
而且，不论是被父母遗落在农村的孩子、还是被父母带到城市里跟着打工的孩子，都面临被拐卖的风险：农村的拐卖村与城市里的“梅姨”们，组成了利益共同体，一度还出现了大批亲生父母被迫卖小孩的惨剧……
为此，南方系媒体阵营的主力网易新闻，倒是曾在2015年用心险恶地曾给出“解决办法”：“只有儿童买卖合法化才能减少儿童偷盗”……（该文作者陈兴杰是茅于轼的拥趸）
一如改革开放后卖淫等黄色产业链死灰复燃，南方系给出药方“只有卖淫合法化才能减少妇女被拐”；待黑社会死灰复燃，南方系又给出药方“只有枪支合法化才能减少黑社会组织”……
自由化思潮下，精英们一方面拼命地将农村推远，一方面还要污名化被推远后而产生乱象的农村，如“穷山恶水出刁民”，如“穷生奸计，富长良心”……
私有制的复活，让一切社会关系都迅速沦为买卖关系。
马克思那段我引用了太多遍的话相信诸位已经耳熟能详：“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会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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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卖妇女儿童这样的犯罪行为，从历史的维度审视，其本质是东西部城乡的分离、社会阶层的撕裂。
当原生家庭单位在社会鸿沟面前遭到破碎，留守儿童问题、留守妇女问题等皆是如此。
当这些弱势群体在商品化社会里遭遇到了「购买力」的凌辱，所有的悲剧都显得那样稀松平常。
进入八十年代中后期，由于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滑坡，必然带来的就是农村文化的崩塌和农村人群精神层面的彻底贫化。
“封建性”、“宗族性”，亦开始在农村地区重新升起。
传统糟粕伦理里，那种对于妇女的刻板映像及约定俗成的人格设定，开始再次影响着中国的农村妇女群体，拐卖的黑手随即伸来。
对妇女的固有角色设定，大大限制了农村年轻女性、乃至幼女对自我价值的追问，使她们被贬为任人操弄的工具。
这个过程中，小到精神控制的PUA、大到殴打恐吓关禁闭，作为中介的人贩团伙和作为买主的男权组织都占据不可撼动的主动地位。
关于自我价值，许多农村女孩首先就表现在对于这个概念的模糊与不解；其次，农村女孩对自我价值也缺乏理性判断，各方面思想观念其自身就相当地趋于保守。
她们甘愿被父权、夫权、宗族权所压迫，于是形成了严重的情绪压抑，
让人痛心的是，昔日在毛主席麾下，中国女性已经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挣脱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这四个代表了封建宗法制度权力的压迫。
在人类发展史上，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思想首先是由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提出来的。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学者或女权主义者也从方方面面论及了妇女解放问题。
但第一次做到真正从彻底解放劳动力和彻底砸碎权力束缚的角度去拯救妇女群体的，只有中国的毛泽东主席。
毛主席早在《女子自立问题》一文中就指出，造成男女“政治、法律、教育、以及职业、交际、娱乐、名分”差别的原因，在于“社会罪恶”。因此，妇女解放要从社会入手、从教育入手，但最重要的乃是求经济自立。
1919年11月，长沙青年女子赵五贞被父母强迫出嫁，反抗无效后在迎亲花轿中用剃头刀割破喉管自杀。
此事引起巨大社会反响，长沙《大公报》当时为此先后发表了二十多篇文章，年轻的毛泽东本人则在十二天中连续发表九篇文章，指出“婚姻问题是个社会问题，赵五贞的死根源于社会！”并号召人们向吃人的旧社会发动进攻。
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我就不复制了，这篇理论雄文具体阐述了中国的妇女问题，从七个方面对妇女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
如果说《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形成的标志，那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应该可言之毛泽东妇女思想形成的开端。
1956年10月，毛主席在和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谈话时曾指出：“在中国，参加政府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工作的妇女毕竟是少数……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女同志占17%。在北京、上海、天津三个中央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中，女同志仅仅占20%……”
他认为提高妇女政治地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提出：“将来女同志的比例至少要和男同志一样，各占50%。如果女同志的比例超过了男同志，也没有坏处！”
在毛主席的关怀下，中国妇女运动曾在五十年代实现了“县县都有女县长，乡乡都有女乡长”，促成了五十年代妇女政治参与的高潮。
中国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参与社会建设之深之广，使西方国家的女权团体都羡慕不已。
今天呢？我别的不说，2020年官台拍摄的抗疫神剧都敢堂而皇之地污蔑女性医务人员的抗疫贡献……至于农村地区的女权保障和女性心理问题建设？？呵……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原有妇女发展模式受到了太多的的冲击，包括与人口危机相伴生的妇女就业危机，比如妇女就业保护与企业效益的冲突（怀孕就业歧视、妈妈就业歧视），比如国家保护妇女政策与企业家自主权的冲突，比如对女干部比例保护与公民民主权的冲突，等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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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到的封建性与宗族性在农村地区死灰复燃，其实也是“二十年拐卖潮”中极为核心的缘由。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中国农村的宗族活动便逐步恢复，且越是经济发展水平较落后的地区其宗族活动的重现往往越早。
至九十年代初，全国各地的宗族活动已经非常普遍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高潮。
江苏省的宗族活动在1985年恢复出现，且也是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苏北地区首先开始的，其中就包括徐州。
到九十年代中期，封建宗族活动已遍及江苏全省绝大部分地区，皆以修谱为主，修建祠堂和祭祀之风还未兴起。自从1986年苏北泗阳的周氏宗族修好新族谱之后，直到2002年每年都有新宗谱问世，尤其是苏北地区到上世纪末修谱活动已演变成普遍现象。
1994年，徐州市举办了首届彭城文化节，其中组织者以“彭城为彭氏宗族发源地”这一事实，号召海外彭氏宗族返乡寻根祭祖，同时又以汉高祖刘邦的出生地沛县为组织者号召海外刘氏宗族返乡寻根祭祖。
当时这一文化活动使得海外彭氏族人极为震动，不约而同地联合起来并且专门在马来西亚召开了一次“世界性家族会议”，还特邀徐州市市长率团参加。
会议成立了“世界彭氏家族联谊会”并选出了第一任主席，设立了“大会永久秘书处”还规定每两年召开一次世界性大会……
随着江苏省整体经济的高速发展，进入九十年代末和新世纪，苏北地区逐步抬头的基层宗族势力也逐渐通过挂靠地方党委和政府组织，扩张着行政与财政实力。
日积月累之下，在基层层面实质已经诞生出近似于旧社会地主阶级般的地方政治势力。
他们会垄断当地的基建、司法、教育、外联，如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入”。
以徐州丰县为例，县委书记娄海和县委书记/县长郑春伟，竟然都是徐州本地人、都是徐州当地政治力量孵化培育的干部……
同时，徐州丰县不仅存在盘根错节的地下宗族政治组织，甚至已经明目张胆地在进行“地主阶级复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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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的“丰县八孩事件”的男主角董某，“董”这个姓氏就让人对当地宗族生态下的司法与人权状况十分担忧。
因为董氏宗族在当地就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群体，在丰县欢口镇生存繁衍了近六百余年，有着近五十个个村庄，是个有宗祠和祖陵的大宗族。
很多闹剧，真的不是没有关联的。
地方宗族势力的做大，必然会导致党在基层的执政根基被弱化和破坏。
长此以往，党纪国法全部让位于血缘纽带控制下的封建人情，在这种生态中繁衍出的行政、财税、司法，必然都会脱离于党组织的把控，而无限制地向门阀金字塔顶端的「大家长」、「族首」聚拢。
关于这些，还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主席早在其中给出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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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门阀享有仕宦、门荫及释褐上的各种特权，为其家族累世参与政权提供必要的制度性保证，还格外重视士籍，强调婚姻须门当户对，由此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利益集团。
门阀制度从法理上和观念上会天然将社会划分为不同阶层，造成当地的国家重要官职被少数姓氏家族所垄断，个人的出身背景对于其仕途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其本身的才能特长，限制了社会阶层流动。
这些，我在短评上海小红楼时就有过引申的担忧：
探究过去二三十年间中国诸地基层宗族门阀的崛起，归根结底还是私有制的复活，导致在利益（土地、资源、政权）面前形成了封建式的抱团，令地主阶级变相地以所谓“乡绅”“乡贤”的形象死而复生。
而女性处于国家治民与宗族成员的双重身份之中，自然也会同时受到国家成文法体系与宗族法体系两种规范的双重作用。
当两者在某一历史阶段、某一地方生态中都处于绝对的人治和失序，女性的人权就会遭到灭顶的打击。
像徐州八孩事件，单靠董某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完成夫妻安家、户口落定、政府补贴等一系列行政手续且完全不受到外界的知悉，这里面只可能是依托于门阀势力的庇护操作。
过去二三十年，诸地方宗族在所辖范围内首先是基层社会的一个组织单元、人群实体与权力实体。
作为基层组织单元，它通过近乎于“里甲制度”的实际控制力，掌控着当地的国家行政机器。
作为一个资源丰沛、根基深厚的权力实体，宗族势力会通过经济文化优势把控地方产业经营、文教治安各领域。
从土地农田的划分、鱼塘桥梁的承包，到KTV网吧洗脚城等娱乐场所的经营权授予，一切政治经济权力都在宗族的掌控之下。
在这样的框架内，被贩卖至此的年轻女性和儿童，根本没有逃脱的可能。或受到武装层面的禁锢（殴打、关押）或受到食宿方面的限制（担心离开了此地会没饭吃），被拐卖者往往只得被迫扎根。
无论在女性的人身还是财产方面，宗族都拥有为国家法律所承认的极大支配权，且会在国家法律并未明确授权的灰色地带或基层事务方面，也由于基层官衙大多出于行政效率的现实考虑，鼓励宗族内部自治，导致宗族权力更加膨胀。
2017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曾印发《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犯罪积极维护农村和谐稳定的意见》，引发舆论关注。
重新强化党在基层的执政力度已经刻不容缓，铲除宗族门阀力量对党的力量的破坏，不仅关乎当地社会秩序，更在于其之于重新覆灭私有制及其衍生的低阶层流动率，有着重大意义。
跋
鲁迅曾在《关于女人》中有这样的描述：“私有制度的社会，本来把女人当作私有产，当做商品。一切国家、一切宗教都有许多稀奇古怪的规条，把女人看做一种不吉利的动物，威吓她、使她奴隶般的服从；同时，又要她做高等阶 级的玩具……”
想想白鹿原里，宗族之上的女人有几个善终的：冷秋月被父亲毒哑，孝文媳妇活活饿死，田小娥被公公杀死（死后还要被用六棱塔永远压在白鹿原上）……白赵氏早就说出了真相：“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一层新的。死了五个再娶五个，家产花光了值得，比没儿没女断了香火给旁人占去心甘。”
在资本主义抬头乃至横行之处，一切封建的、垄断的、暴力的秩序，都会取代公平的、民主的、温情的秩序。
永远不要忘记导师的话：“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url=]金靴住在八角楼[/url]”，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春节返乡，亲戚朋友们除了日常的吃喝拉撒不尽如人意，孩子的教育也是个大问题。
不知从何时刮起的歪风，就像做手术之前给医生红包一样，家长必须给老师送礼才觉得放心，幼儿园也不例外，尤其是在自己的孩子调皮、学习不好的情况下。
而且送礼也逐渐内卷，教师节孩子们自制的礼物在几年之前就被老师当面丢在一边，两三百的购物卡稀松平常。我的一个哥说：“别人送五百，你也送五百能顶什么用，花了等于没花。既然要送，别人送五百，你就得送一千。”
的确如此，我的一个妹妹六年级，班里有70多人，这么多学生老师如何能关照过来？
在多数人工资不足三千的小县城，这算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一直讨厌这种东西，但我后来才知道，十多年前我读初中时，我妈也给当时的老师送过礼，送鸡送兔子什么的。现在回想一下，那位老师确实对我“关照”不少。
一切都要向钱看，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和孔方兄打得火热。在这样的氛围下，老师如何对待教学和学生可想而知。再苦不能苦孩子，那就只能苦家长了。但是即便掏了钱，家长也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老师如何对待自己的孩子，他们也只能默默祈祷这个老师有点“良心”——拿钱要办事。甚至在送礼成风的情况下，别人都送，自己也必须送，要不然自己的孩子就会被穿小鞋。
学校教育质量堪忧，我的侄子小学五年级，三年级的乘除法还不熟练，作业写得非常随意，不会做就瞎写，会做的也懒得做，由此可以想象老师是如何教学和对待学生作业的。
学习不好当然有他自身的原因，但在老师的打骂和侮辱下，再加上填鸭式的应试教育，学生很难提起对学习的兴趣。老师在班里是绝对的权威，很多小学生免不了挨打受骂，他们只能采取非常规手段来进行反抗——给老师背地里起各种外号来发泄自己的不满。一些老师对学生的欺压属实过分，师道尊严成了束缚奴役学生的软刀子。
校园霸凌层出不穷，我曾见过一个家境贫寒的小个子站在操场上被十几个人当成沙包公然飞踹，周边围观的人哈哈大笑看热闹，没有一人劝阻。现在这种现象仍旧屡见不鲜，尤其是在初中和职校。
社会上的混子向学校拓展势力，学生中间出现吸毒、卖淫（被诱骗、强迫）等现象。这不是偶然现象，例如去年赤峰巴林左旗一“恶势力团伙”被曝光，该团伙成员平均年龄只有17岁，19名被告人在2017年8月至2019年5月期间，实施强奸犯罪45起。现年23岁的主犯王岭被控强奸29名女性，其中28人未成年，且有10名被害人为14岁以下的幼女。在这样的环境下，女生受到的伤害更甚。初中就有堕胎的，不过据说最近国家要“干预未婚人群人工流产”了。
在这样的学校里受教育，很多孩子不仅学不到多少东西，反而受到了伤害和摧残。县城教育如此，更不要提乡镇的学校了。
多数家长不知如何教育孩子，不是棍棒就是宠溺，要不就是忙着挣钱没时间教育孩子。有钱有权的可以教育“移民”，把孩子送到市里，差一点儿的就在当地花钱找辅导老师。单单就从经济投入来说，县城的做题家就和大城市的孩子差了一大截，不知道有多少天才被埋没。没有一个好的环境和悉心培养，就是拥有中美混血的优秀基因也只能进厂拧螺丝。
当地的教育产业就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起来了。在2003年的时候，一家私立学校靠着高薪从公立学校挖老师和抢夺优秀生源，在当地逐渐树立了口碑。赚到大钱的老板如今将经营范围扩展到了高中，在周边多个县市都很有名气。
但是学费贵得离谱，我哥的一个孩子上初一，据他说每学期学费七千多，加上生活费（学生必须住校）和其他费用，一年得花三万左右。这在县城简直是天价，比我上大学一年花的钱都多。即便如此，该校名额也是“一票难求”，入学考试分数低了得拿钱买，还得托关系。
（该校学生家长投诉学校疫情期间学费减免的截图，一学期学费5580元，爱来不来，没处说理）
乡镇、小县城和大城市孩子们在教育上的差距越来越大，更不要说和谷爱凌们相提并论了。他们是溪流、平庸的沟壑、草芥和卑微的懦夫，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努力，主要的是巨大的社会阶级鸿沟让大多数孩子无力跨越。
有些人出生在罗马，而有些人一出生就是牛马，这话一点不错。底层的小孩寄希望于教育翻身，越来越难了。他们大概只能看看荧幕上的天才少女来给自己精神上一点安慰吧，虽然生活不如意，但作为一个中国人，还是很有面子的。
【文/红色卫士，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鹿林外史”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这个事，从视频里可以看出的「围观者冷漠」和「助殴者嚣张」，让人非常不适，甚至是难过。
我想起一件事：几年前包贝尔和包文婧的婚礼上，韩庚、杜海涛、李灿森等男星故意要将身着薄纱的伴娘柳岩扔进泳池（目的很明显想让她湿身暴露，这就是性骚扰，此处不讨论），起哄者越聚越多，肆无忌惮、浪笑连连……
结果只有贾玲一个女的挡在柳岩面前保护她，最终没让柳岩被那帮流氓男星侮辱。
这两件事在我看来反映的一个共同点是：当今社会，见义勇为的代价成本在增高，因为这背后扎驻着坚不可摧的「阶级分层」。
柳岩事件中，在场的人员不下百人，婚礼摄影师、化妆师、服务员等都在场，里面有力气的男性也不在少数，却都只能眼睁睁目睹韩庚、杜海涛对柳岩进行猥亵。
原因很简单：身位不对等，有心无力。
而贾玲有胆量站出来的理由，不仅是出于所谓友情和勇气，更在于她在圈内的地位并不比韩庚杜海涛等人低，所以她有底气去抒发、去输出、去行动。
爱心、善良、愤怒……这些情绪谁都有，但是敢不敢将它们挥洒出来，这在一个阶级分化的社会里是极为考量一个人的阶级能量的。
再回到本次唐山烧烤店打人这类事件，我可以再举一些相关例子：校园暴力。
我就这么说吧，我如果有朋友的孩子在学校里被欺负了，早已被社会摩擦久了的我，可能第一反应是让我的朋友去打听一下欺负孩子的那位同学，家里是什么背景、他爹是干啥的……
这话听着挺蛋疼，但这就是现实。生活不是念经。
这就是我说的，见义勇为的成本在增高。
今天的我们在看到当众殴打事件、特别是殴打者表现出格外的、令人匪夷所思的嚣张气焰时，第一反应也是会思索：这货什么来路？这么狂？是不是背后有人有保护伞？
“昆明王”孙小果，有十九个保护伞并能雇佣一个副部级官员和五个正厅级官员为自己打工；
“内蒙王”郭全生，能为区区八万赔偿款而勒令包头市政法委从办公经费中挤出来代赔、又鲸吞国有资产；
“山西王”陈鸿志，能一年之内拿下五座煤矿；
“四川王”刘汉，组建地下武装并垄断区域内赌博业/高利贷市场、发家逾百亿、还当选政协委员、频频大搞慈善和爱国公益事业……
每一个“地方大王”的背后，都站着一个甚至多个地方诸侯。
简单的思来想去，见义勇为的劲儿已经泄了。
社会与时代，给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上了一把锁，让每一位群众在所谓「关键时刻」都把事情往坏处想、都把自己弱小化、不得不自我保护化，最终形成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看客局面。
几年的打黑除恶运动，除不尽三十余年沉疴。
既是社会沉疴，也是心理沉疴。
回望曾经的年代，面对流氓犯、强*犯，群众是怎么群起攻之的？群众会考虑这个流氓犯有什么“背景”吗？
想个屁！我身为人民群众，我自己就是国家的主人，我一个人的拳头背后就是千千万万无产阶级专政的拳头，我怕你个反革命分子有什么“背景”？上街游行走起！
还记得谢步升吗？
谢步升是我党反腐反奸史上被枪毙的第一个“贪官”，比建政后的刘青山、张子善更具有历史意义。
他12岁起给地主打短工，1929年参加工农武装暴动，任云集暴动队队长。1930年入党，后任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
官职不大，然小官巨贪。随着苏维埃临时政府的建立，其地方声望陡然增高，思想作风变质。除了利用工作之便大行贪腐，生活还腐化堕落，与一个大地主续弦的老婆勾搭成奸。
1932年2月，谢步升又强奸同村的一个妇女，被举报到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
事发后，查办案件遇到一定阻力。谢步升的入党介绍人——当时在苏区中央局任职的谢春山，认为谢步升并无大错，想要保他。
于是在没有调查的情况下，苏区中央局的领导通知瑞金县裁判部释放谢步升，并称由中央局调查处理谢步升的问题。
后来，事情被调查员反映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当即表态：“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1932年5月5日，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对谢步生再次进行公审判决，判处死刑！
谢步升不服，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提出上诉。1932年5月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开庭审理，否决谢步升的上诉，维持原判，并判决：把谢步升处以枪决，在三小时内执行，并没收谢步升个人的一切财产。
当日下午，红都瑞金响起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第一声惩治腐败分子的枪声。
还会有流氓吗？还敢有地痞吗？
凡事呐，就怕想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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