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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空想vs21世纪灾难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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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4-24 10:38:21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印度日增感染30万,中国等10余国断航,美国为何掐断疫苗原料供应?

2021年04月22日 14:48:14
来源:肿瘤情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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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洪涛 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 副教授

核心提要:

1、印度目前已经成为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每日确诊病例已超30万,多国对印航班停飞。

2、印度政府相信1月份时已经达到群体免疫,印媒称此前70%的印度人已经通过感染获得群体免疫,但如今每日新增30万病例说明免疫效果并不持久。

3、印度目前流行的双重突变病毒株是罪魁祸首,其传染力与免疫逃逸能力增加,影响疫苗保护效果。接连举办超千万人参加的传统节日庆典活动形成了超级传播链,有参与者即便已经接种两剂疫苗但仍被感染。

4、印度血清研究所是目前全球最大的疫苗生产商并曾积极向外出口疫苗,但如今疫情的再次爆发以及美国为保证国内疫苗接种而收紧疫苗材料出口,加剧了印度医疗资源与疫苗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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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疫情扩散20余国与地区,中国内地与香港地区断航印度,10多国跟进

美国为何不给印度提供疫苗原材料?

印度正在跌落于悬崖,并且没有降落伞。 进入四月下旬,印度的新冠疫情正呈现排山倒海之势。 印度日新增患者从4月10日后的每天15万人开始急速上升,到20日这一人数上升为29.4万,当天死亡2000多人。 4月21日,印度每日确诊病例已超30万。

目前,印度境内平均每小时增加1万例确诊病例、60例死亡病例。印度以累计1,560万例确诊、超过18万人死亡的数字排在美国之后。

据CNN报道,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火葬场连轴转,燃气炉和柴火炉运转时间太长,导致金属零件都开始熔化了。

首都新德里一日狂增2万多新病例,在当地接受核酸检测的人当中,新冠阳性率达三分之一,人口超过2000万的新德里,目前只剩下不到100张重症监护病床。为了防止卫生系统的崩溃,新德里宣布从19日晚10点开始为期6天的全面封锁模式。

在西部马哈拉施特拉邦,新冠患者每天需要1,550吨氧气,但该州只能生产1,250吨氧气。屋漏偏逢连夜雨,4月21日,在一家医院里,因为主氧气罐泄漏,导致数十名重病患者断氧,20多人丧生。

因为医院床位不够,两个病人不得不同躺在一张床上,共用同一台呼吸机。患者不但不知道旁边躺的人是谁,也不知道旁边的人是生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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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这只新冠病毒像被人们做为传统节日大壶节上的一个仪式:烧掉了。

印度正值大壶节,虽然今年参加活动的人数已经缩水,但是还是有数百万人在同一天在恒河沐浴。一名主祭祀因感染新冠于4月15日在圣城哈里瓦去世。而一月来,接连举办的超过百万人参加的印度传统节日洒红节、牛粪节等,几乎都成为超级传播的重要来源。

印度目前流行的毒株,已经从双重突变升级到三重突变,传染力明显增加,致病能力可能也高于之前的毒株,对疫苗有效率的影响未知。 世界的疫情中心正从美国转移到印度。

这个号称全球疫苗生产大国的国家在向全球提供了6400万剂疫苗后,突然发现自己已无疫苗可用。为应对疫情,印度紧急停止出口。但现实是,美国对疫苗37种关键原材料的出口禁令,将令印度的疫苗生产线不得不在几周内停产。印度外长呼吁美国放松对疫苗相关材料的管控,但白宫至今没有任何回应。CNN认为,美国不可能给予印度任何帮助,尤其是在疫苗问题上。唯一有回应的是中国的一家疫苗材料生产商,他称正在与印方联系,提供帮助。

印度突发的紧急疫情在本国爆发的同时,也正波及全球各国。至少与印度有直航的十三个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欧洲等国家与地区,均发现了大量的新冠阳性患者。4月20日,香港地区禁止印度、巴基斯坦和菲律宾三国来港的民航客机着陆,为期14日。香港政府将这三国列为极高风险地区。在数日前从印度航班中发现至少53名阳性感染病人,这些病毒航班显然正在将印度新的突变毒株运往全球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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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首相约翰逊也因为印度疫情太严重,取消了访问行程。英国政府开始收缩入境管制。自4月23日起,过去10天内到访过印度来的大多数旅客将被拒绝入境英国。 持有英国或爱尔兰护照的人,或拥有英国居留权的人可以进入英国,但必须在政府批准的酒店内隔离十天。

英国前首席科学顾问沃尔伯特(Mark Walport)对BBC表示,英国政府的决定有点太晚了。他认为,新变种更有传染性,政府有充分理由将其拒于英国之外。

该国卫生部门称,英国已经发现了超过100例印度发现的变种病毒。而在美国也发现了数十名阳性感染者,新的变种也早就潜入了美国。但至今并没有禁航。中国自去年11月中断中印航班后,中印至今没有直航。并对自印度中转的旅客开始重点检查。严防印度突变病毒进入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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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月14日,近百万人集聚恒河,庆祝大壶节。72小时感染超2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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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确诊病例近30万,印度已成为全球疫情的引擎

印度为何重陷感染风暴

据统计,目前印度已经连续7天每日新增病例逾20万,一个星期内的确诊病例超过了150万。而在两个月之前,印度曾宣称战胜了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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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的第一波疫情中,每日新增病例的峰值为10万左右。在今年2月初,这个数值已经下降到了1万左右,比峰值已经减少了近90%。印度是如何“战胜”第一波疫情的呢?

据《今日印度》报道,印度首都新德里地区1月份进行了第五轮针对新冠病毒的血清抗体检测,在1月10日至23日之间,调查人员在首都280个地区共收集了2.8万个样本,初步结果显示有60%的被检人群的血清抗体为阳性。这意味着当地有60%的人已经感染过新冠病毒。

此前,印度媒体“The Print”新闻网也登出过一篇文章,引用的是一家私人病毒检测机构的言论,说已经有70%的印度人悄无声息地通过感染病毒获得了免疫。根据这篇报道,绝大多数人已经康复,并且有了持久的免疫力。

很显然,通过感染获得的群体免疫,显然没有那么持久。不到两个月,日新增感染数已经从1万反弹到了近30万,印度已经成为目前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如果上一波疫情是海浪,那么印度目前的疫情,就是海啸。

印度的医疗系统已经超负荷运转,媒体上有两个病人公用一张床位的报道。印度向来以超负荷运转交通工具闻名于世,如今超负荷的医疗系统,是否能将印度带出疫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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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印度目前氧气稀缺,新冠患者无法维持吸氧治疗。 制造疫苗的原材料也稀缺,无法通过疫苗接种来控制疫情。 印度做错了什么? 为何在2个月之内重陷疫情困境? 而且是更为严重的疫情海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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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为何相信自己在一月份时即达到群体免疫?

为何发动疫苗捐赠大赛,捐赠近千万剂?出口6000多万剂?

印度是一个人口大国,不但人口密度很高,很多地区还比较贫穷。鉴于这些情况,虽然之前印度的确诊新冠病例数在全球排名于前3名,相对状况并没有那么糟糕。每百万人口中的感染人数,印度只有美国的九分之一,巴西的六分之一;而每百万人口中的新冠死亡人数,美国和巴西都是印度的13倍。

虽然印度的统计数字可能不完整,很多人不相信印度的新冠死亡率会那么低,但是印度政府自己是相信的,认为自己抗疫比其他国家做得都好。

这里需要客观地说一下,对于抗疫措施的执行,印度确实比美国、巴西要强得多。在去年,网上就有印度警察挥动棍棒教训违反抗疫措施者的视频。

对于印度的抗疫法宝,网友总结有这么三个:咖喱、恒河水、超强的免疫力。 但真正让印度政府信心满满的,应该是1月份时“达到群体免疫”的消息。

因为感觉疫情已经稳了,印度就飘了。虽然目前印度国内疫苗生产和接种还有限,但印度已经向60多个国家承诺提供新冠疫苗。根据印度斯坦时报的报道,截至2月26日,印度已经向其他国家提供了3600万剂新冠疫苗,其中675万剂为捐赠,2944万剂为商业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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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印度确实有自信的资本。印度血清研究所是目前全球最大的疫苗生产商,每年生产15亿剂疫苗,其中80%用于出口,产品行销165个国家和地区,年收入超8亿美元。今年1月,印度血清研究所表示有能力在2021年生产15亿剂新冠疫苗,并计划在年底前将年生产能力提高到25亿剂。

世界卫生组织主导的“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将在今年一、二季度向145个国家提供3.37亿剂新冠疫苗,其中2.4亿剂就来自印度血清研究所。

“美国顶尖科学家说,印度推出的新冠疫苗“拯救了世界””印度的“疫苗外交”,也确实得到了国际上的赞誉,在印度的媒体上,可以看到这样的报道。都已经达到了拯救世界的高度,印度飘得更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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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厉害的突变新冠病毒?

印度病毒在双突变毒株的基础上已经增加了一个新的突变,现在的毒株是“三突变”?

从印度对新冠病毒抗体的检测数据来看,在今年一月份,印度确实可能已经有50%~60%的人感染过新冠病毒。对于某些病毒来说,这个感染率已经有了群体免疫的效果。 从每日新增病例的变化来看,当时印度的疫情确实在稳定好转,体现了达到群体免疫的效果。

如果说印度是第一个达到群体免疫的国家,那么巴西的玛瑙斯市,就是第一个达到“群体免疫”的城市。玛瑙斯有200多万人口,在去年4月底,当地每天有80多人因新冠肺炎住院治疗,最多时每天有79人死于新冠肺炎,医疗系统已经接近崩溃。

但是从5月开始,疫情突然开始好转,到了8月,每天新冠死亡数已经接近于0了。 在去年有一项巴西圣保罗大学的研究,调查了玛瑙斯当地献血者中新冠病毒抗体的阳性率,发现6月份时,阳性率达到了52.5%。 这意味着玛瑙斯有一半的人都感染过病毒了。 到了10月,玛瑙斯的累积感染率更是达到了76% [1],群体免疫比印度还彻底。

但是,好景不长,在进入12月之后,玛瑙斯的疫情还是死灰复燃了,尽管地处南半球的玛瑙斯正处于夏天。 导致玛瑙斯第二波疫情的,是巴西开始流行的P1病毒突变株。 这一波新的疫情,不但感染人数、住院人数超过了第一波,死亡人数也超过了第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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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马瑙斯疫情(图片来自文献[2])

尽管玛瑙斯的例子摆在前面,但是飘起来的印度并不以为然。在1月底,虽然疫情出现了好转,但是每天还有1万多的新增病例,病毒也就有很多的机会进行突变,但是印度已经对此不太在乎了,不但放松了抗疫措施,连疫苗都不积极接种。在3月初,印度至少接种过一剂疫苗的人口只占总人口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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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目前流行的新冠毒株,是B.1.617,同时携带着两个重要突变(E484Q 和L452R)。虽然这个双重突变在去年就在印度出现,目前已经流传到其他国家,但是在今年1月时,此毒株在印度仍然还不常见。

但是到了4月份,在印度所测序鉴定的病毒样本中,这个双突变的比例已经达到了52%。在孟买等目前疫情严重的地区,这个比例更是高达60%。很显然,这个双重突变病毒株是目前印度疫情的推手。

有数据表明,这两个突变可以增加病毒的感染力,也能增加病毒的免疫逃逸能力,不但可以再次感染,对疫苗的保护效果也会有影响。同时携带这两个突变,可能让新的病毒株开了挂。

之前印度可能因为大部分感染者都是无症和轻症,虽然抗体检测推测感染率达到了50%,但是所报道的确诊人数和死亡率并不高。与上一波疫情相比,目前印度的医疗系统频临崩溃,说明新的突变株致病能力可能强于之前的毒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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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疫情越来越严重,病毒还在继续突变。 4月21日,根据来自报道,目前在双突变毒株的基础上,已经增加了一个新的突变,所以现在的毒株,是“三突变”了。

因为这是个刚发现的突变,目前对三突变的杀伤力和疫苗的突破率,还不知道有何影响。如果能充分预估到病毒变异带来的冲击力,印度还会沉浸在之前的“群体免疫”幻象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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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级传播链:恒河,大壶节、牛粪节,近千万人参加,十多万人集体感染?

印度有一条传奇的河:恒河。印度还有一个传统的宗教节日:大壶节(Kumbh Mela)。这个节日轮流在印度四个地方举行,每个地方12年才举行一次。为了庆祝节日,印度教徒要在恒河沐浴。根据传说,神明与魔鬼在争夺一个大壶的时候,不慎把大壶打翻,壶里装有的长生不老药就洒落在恒河中,所以只要在恒河里沐浴之后,就可以洗去病痛,迎来健康。

据统计,2019年大壶节的庆祝长达三个多月,有 1亿多人参加。本来大壶节是1月9日开始,今年因为疫情,主要庆祝活动已经推迟,主办城市是北阿坎德邦的哈里瓦,主要的沐浴盛典有四次,分别是3月11日、4月12日和14日、4月27日。

4月14日是一次重要的庆典,有94万人参加沐浴。这个数字已经大大少于往年,但是这样的活动,不但无法保持社交距离,因为沐浴的时候要“赤忱相见”,戴口罩也是不存在的。 4月15日,根据《今日印度》报道,在5天内,哈里瓦的大壶节朝圣者中检测出1701名新冠患者。

4月15日,在圣城哈里瓦,作为13名主祭祀之一的马哈曼德玛·卡比尔·蒂瓦达斯因新冠去世。在4月5日至15日期间,主持大壶节的大祭祀中68人新冠检测阳性。排位第二的主祭祀尼冉嘉尼于4月16日宣布,将提前于4月17日退出大壶节庆祝。即便大壶节结束,疫情也不可能马上结束,参加庆祝的人可以把病毒带回印度各地。

有报道说,在1月至4月15日之间,有33名参加完大壶节的警察检出新冠阳性,其中很多人已经注射过两剂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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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月14日,参加大壶节的苦行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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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错误:对外制造摩擦,对内制造麻烦

印度其实存在很多国内的问题,而为了转移国内民众的注意力,印度一直在周边制造国际问题。去年与邻国的边境摩擦,今年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召开印太四国峰会,都赚足了国际眼球。

但是国内问题如何呢?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先不谈,印度在2020年11月强行通过了农业市场化的3项法案,对印度农民的生存带来了冲击。

各地农民进行了抗议活动,政府与农民举行的11轮谈判均以失败告终。在2021年1月下旬,来自印度北方邦、旁遮普邦以及哈里亚纳邦的一批农民开着拖拉机,在首都德里附近集结,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拖拉机抗议。不少抗议的农民冲到了市中心,拖拉机还开到了德里具有政治标志性的建筑红堡,农民团体将旗帜插在红堡广场前的旗杆上,并与警察对峙。这些抗议聚会,同样不利于疫情的控制。多少人因为抗议活动而感染?这是一个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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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盛大庄严的传统节日:牛粪节上的男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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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如何面对印度的疫情

印度的疫情越来越厉害,如今已经成为全球疫情的发动机了。印度不仅仅是将疫情输入香港地区,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来自印度的航班,就有来自印度的疫情,如果没有有效的隔离机制,疫情就会在当地扩散。

目前加拿大正经历第三波疫情。自3月3日加拿大实施飞机入境强制检测和酒店隔离规定以来,短短3周内,已经查出了682名确诊旅客。而携带感染病例入境的航班,有三分之一都来自同一个出发地——印度新德里。

加拿大魁北克省卫生部4月21日宣布,该省有一名患者感染了首次在印度被发现的新冠病毒变种B.1.617,这是加拿大第一次出现这个毒株引起的病例。加拿大联邦政府正在考虑是否限制印度航班入境。预计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会限制印度航班。

印度是一个神奇的国度,对于印度目前的疫情,有人觉得看热闹不嫌事大,应该让疫情来得更猛烈一些。 但是,印度毕竟还是与我们生存在同一个星球。 印度的疫情如果不能控制,病毒及突变将会以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波及到周边国家。在严格控制印度输入病例的同时,国际社会可能也需要考虑对印度的救赎。


印度的疫苗目前已经告急,库存仅余2700万剂,仅够接种9天。最大疫苗生产商印度血清研究所表示,因为美国新冠疫苗原材料的出口禁令,印度已经无法继续生产疫苗,如果美国不能解除禁令,印度不但拯救不了世界,连自身都很难保。目前美国对此还没有正式回应。

美国有着强大的疫苗生产能力,但是目前几乎并没有给其他国家提供疫苗,而是尽力在国内尽力接种疫苗,毕竟美国是全球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 这这一点上,印度也许应该像美国学习一下,毕竟只有先救赎自己,才能去拯救世界。

参考文献:

[1] L.F. Buss, et al. Three-quarters attack rate of SARS-CoV-2 in the Brazilian Amazon during a largely unmitigated epidemic, Science, 371 (2021) 288.

[2] E.C. Sabino, et al. Resurgence of COVID-19 in Manaus, Brazil, despite high seroprevalence, The Lanc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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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确诊30余万却称形势大好? 印度之谜与中国真相

2021年04月23日 14:13:20
来源:文化纵横







郑振清 |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导读】近日,印度疫情崩溃,引发全球关注。据当地4月22日数据,印度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14,835例,刷新全球单日新增新冠病例的最高纪录。由于大量病人涌向向医院,印度医疗系统几乎瘫痪,甚至出现两名患者共用一张床、十几人挤一间病房的惨况。由于死亡人数众多,一些火葬场甚至要求家属自行携带木柴。但另一方面,印度卫生部门及一些媒体对外自豪地宣称:印度仅用95天就完成1.3亿剂疫苗接种,接种速比美国和中国都快,疫情将迎来转折点。

这种魔幻的场景令人疑惑:作为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疫情为什么会发展到这种程度?许多未被感染的印度人,根本不把病毒当回事;而疫情严重时一旦封城,无数穷人就会陷入绝境,因为政府缺乏足够的饮食保障。印度的魔幻抗疫,是一个典型现代风险社会的事故。正如福山所说,政府的抗疫绩效不是由政体制度决定的,而是由国家能力决定的。

本文指出,西方往往用“威权国家”或儒家文化的驯服来解释中国抗疫的成功,然而这种分析站不住脚。对政府责任的不同认知,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各国应对疫情的不同表现。只有通过公共责任的精准分配,才能降低疫情这类重大社会风险。相比奉行新自由主义的西方国家把责任归咎于个人的治理方式,国家引导的合作责任治理模式是中国抗疫成功的一个经验,或许也预示未来全球风险治理的发展趋势。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1年第2期,原题为《国家引导的合作责任治理——中国抗疫对风险治理的启发》,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国家引导的合作责任治理

——中国抗疫对风险治理的启发

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伊始,世界不仅目睹了百年罕见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还见证了各国疫情应对措施的动态变化——由疫情初期的差异化应对,转向疫情后期的趋同化应对,且越来越能够积极认识和理智采纳各种“非医药干预”的抗疫模式。面对严峻的公共卫生危机和沉重的生命代价,隔离、封锁、限制人员交通流动、关闭社群聚集场所等最初被西方媒体批判为恶意损害人权的社会干预措施,到2020年秋冬季节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科学抗疫方法。短短几个月内,在经历了可怕的医疗资源挤兑,以及东亚成功抗疫的对照下,欧美各国被迫临时改变惯常的生活方式及治理观念。这种激变提醒我们认真探究各国最初疫情应对模式差异化的根源,探索后疫情时期全球风险治理的发展趋势。

本文要讨论的是,对政府责任的不同认知,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各国应对的差异化表现。其中,两种不同的公共责任治理范式及其体系早在此次疫情暴发前就已存在,并决定了疫情初期各国应对的模式选择。一年来,在残酷的疫情考验下,一种新的责任治理体系在中国抗疫实践中俨然崛起,我称之为“国家引导的合作责任治理”(state-le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n responsibility)。这种强调合理分配与承担公共性责任的治理体系,将对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尽管乌尔里希·贝克、安东尼·吉登斯等思想家提出“风险社会”“全球风险社会”等理论预言虽然已有一代人之久,但新冠肺炎疫情告诉我们,西方国家还没有合理可靠的全球风险应对方案。今天,我们在全球疫情冲击下能否创新责任治理形态,提供有效应对全球风险的解决方案?

▍如何解释各国抗疫能力差异?

2020年初夏,历经鏖战抗疫成功的武汉“解封”之际,欧美各国却因应对疫情不利而深陷危机,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不断飙升。美国在两党政治极化斗争和特朗普的无能领导下,发展成新的疫情中心,相反,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的成功抗疫引起世界瞩目。于是,西方媒体和观察家纷纷提出,威权主义或独裁体制的“反人权”特性具有遏制疫情的优势,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社会更容易遵从政府的干预措施。这两种论断分别从宏观的政治体制类型和文化价值观类型出发,虽流传甚广,却经不起检验。

(一)“民主-威权”政治类型学的困境

西方观察家似乎是根据民主政体和威权政体的制度特征,论定后者的抗疫绩效更好。但是,近一年来国际政治、公共行政的主流学术文献以及相关新闻报道,却难以在制度运作上说清楚“威权抗疫成功”的动因。实际上,很多媒体报道往往采用三段论式的分析:发现中国真的抗疫成功了,由于习惯上说中国是“威权政体”,因此论定“威权政体”具有某种有价值缺陷的抗疫效能。如此一来,不直接说中国抗疫成功,而是套上“威权/独裁政体”的外衣并涂抹上“反自由人权”的色彩,既可以回应中国抗疫成功的现实,又能贬低中国成功的价值,其实是“民主-威权”政治类型学的一种“话术”。

在这种二元化政治类型学中,很多具体的论断似是而非,经不起推敲。全世界有很多非西方式自由民主体制的威权政权,例如,欧美支持下的中东君主国抗疫效能一团糟。但威权抗疫论解释不了这一现象,只好选择视而不见。再如,同样是自由民主类型的国家,英国、美国、法国、瑞典等国抗疫成效不彰,但德国、加拿大、新西兰、挪威等国却能取得相对较好的抗疫成绩。我们很难用单纯的民主政治类型为部分西方国家的抗疫失败开脱。因此,不是威权主义具有先天的抗疫优势,而是不少西方观察家不愿承认或无力解释中国的成功,只能用大而不当的威权论述掩盖其困窘。

(二)儒家文化类型学的局限性

应对高传染性的新冠肺炎疫情,要求高效的行政动员和广泛的社会遵从。信任和尊重政府权威作为儒家文化体系的核心价值观之一,也许有助于促成广泛的社会遵从。不过,儒家文化影响下的政府运作也存在等级森严、繁文缛节等问题,很难说与抗疫急需的行政效率有多少积极联系。天主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文化类型及其社会价值观也存在顺从权威的等级文化,但不少伊斯兰国家的抗疫绩效并不显著,天主教影响下的巴西更是疫情严重。认为东亚的儒家文化有助于抗疫的论断,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确实还没有建立起可靠的机制解释。

基于政治与文化类型学的两种论断虽然粗糙,但已成为一些西方精英掩饰本国抗疫失败的借口。西方国家由于尊重“自由人权”,不愿或者无力管理社会流动,因此无须为疫情的蔓延承担责任。这种论述方式相当具有迷惑性。时至今日,虽然疫情已导致50多万美国人和10多万英国人死亡,英美社会却对无能的政治精英极为宽容。

(三)公共治理探索

最近几个月,一些学术思考开始摆脱简单化归因,寻找更有针对性的理论解释。美国政治学家福山在《大西洋月刊》《外交事务》等刊物发表多篇文章指出,“政府(抗疫)绩效的决定因素可能不是政体的制度类型,而是国家能力,以及对政府的信任”。福山的观点并不令人意外,实际上反映了他过去十多年对政治秩序起源的系统性思考,特别是他主张把“国家构建”因素提升到不低于法治和问责制的地位。不过,为什么东亚国家的“国家能力”会比很多欧美国家高?疫情危机下的国家应对能力有什么内涵?这两个关键的问题需要系统地说明。因为如果不进一步机制化地解释国家能力何以促进疫情应对,“国家能力”很容易会变为新的概念迷思。

近期,一些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期刊刊文,从中央与地方关系、专业技能与政治动员、政府与非政府合作、技术应用与组织领导,中国基层社区组织在抗疫应急动员、政社互信与合作、数字技术应用等方面的突出优势,中国公民与政府合作的不同渠道及其效果,积极运用各种智能追踪技术防疫等多个角度,论述了中国公共行政、基层治理与社会组织等在疫情应对中的合作经验。这些学术发现都不是政治或文化类型学框架可以概括的。此外,还有不少学术成果在国内期刊陆续发表,聚焦中国制度优势如何联结社会治理、智能技术应用抗击疫情。相关研究仍在深入,对政府与社会合作治理的重视,正在为解释中国的抗疫效能提供有力证据。

▍理解国家的疫情应对能力及其责任治理动力

传统的“国家能力”理论认识到,一个高效的现代化行政部门应该具备有效汲取税收资源、整合人力资源、维持公共秩序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这对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至关重要。不过,新冠肺炎疫情给各国带来了百年未有的新挑战,因此,有必要在疫情场景下重新理解和界定国家能力,特别是疫情应对能力。福山概略地提出,在疫情背景下,国家应急权力应该下放给公共行政管理部门,应该信任一线行政人员并赋予他们自由裁量权,还要增强公众对专业人士和政治高层的信任。他认识到在不同的民主国家,公共行政部门和问责部门(立法和司法机关)之间的平衡点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上是不同的,这种差异性可能导致疫情应对的差异。这是有价值的观点,并且已有一些初步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佐证。不过,疫情危机场景下的国家应对能力显然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具有哪些内涵特征?如何才能有效发挥,或者说动力机制何在?

(一)界定疫情应对能力——危机场景的国家能力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具有罕见的潜伏传播能力和高致病性,应对疫情传播的“国家能力”应该有新的内涵,不同于以促进经济发展或社会再分配为目标的常态化能力内涵。首先,由于新冠病毒基本传播系数高,并且具有2~3周的超长症状潜伏期及“无症状感染者”,极易造成大规模的快速人际传播,因此首要的应对能力是快速阻断常态的社会流动,同时关照好公众的基本民生需求。这就要求政府具有极快的决策反应能力、社会流动的管制能力以及资源的动员和供应能力,其核心是政治领导层的共识决策与行政人员的高效执行能力。其次,由于社会流动的阻断往往需要数周乃至数月的周期,社会公众的自由行动权利受到严重影响,因此必须依法行政和获得社会信任才能维持良好的社会遵从。现代国家的公权力具有法定性和强制性,依法行政基本不是问题,最难的是获得社会公众的政治支持与政府信任。再次,为高效追踪病毒的快速动态传播,现代政府必须善于应用新兴的智能和数据技术了解社会人口信息和公共卫生信息,这也构成21世纪疫情应对的重要国家能力要素。

概言之,疫情应对情景下的新型国家能力应该包括四种核心能力:形成政治共识的能力,行政运作的一致化,行政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赢得公众信任的能力。在当代社会,智能和数字技术的合法合理应用,是行政有效动员社会资源、提升行政效能与一致化的重要工具。

这种疫情危机应对场景下的新型国家能力与传统的经济社会发展场景下的国家能力相比,共同点是都指向国家政权的主导性与社会的遵从。两者的不同点在于前者由于应急启动与推进的需要,更加强调政府以公众的强信任度为基础接收一部分“私权利”的让渡,促进公私合作以应对危机。国家(State)要发挥危机应对的能力,其实并不脱离现代国家权力和公共行政的一般原理,只不过在疫情危机场景下需特别突出某些具体能力机制。这种类型的国家能力的目标是为了尽快摆脱危机,回归常态或进入新的常态。因此,危机应对的国家能力,与所谓“极权主义”对社会运动的压制有本质差异,与比较政治学家林兹(Juan Linz)语义下的“威权政体”(不同于“极权主义”概念)对社会力量的长期统制也有很大不同。

(二)疫情应对的动力机制——对责任的合作治理

形成政治共识的能力有多种来源,但都比赢得政治权力更复杂。毕竟,国家领导层必须在掌握政治权力的基础上,整合复杂的决策结构和政策体系,进行科学理性的决策判断,以形成决策共识。这种共识往往具有某种政治立场或制度偏好。行政一致化、社会资源动员和社会信任的实现,都需要根据风险防范原理进行利益相关方的责任确定。这就是责任治理的基本内涵。

一个重要的行政科学原理是:行使权力者必须承担相应责任。没有系统化的责任治理,就无从保证公共行政职能的发挥,在疫情危机时期更是如此。责任治理是风险社会最突出也是最有难度的治理工作。贝克提出,人类社会充斥着各种“有组织的不负责任”(organized irresponsibility)现象,风险在垄断责任和逃避责任之间流动和积累。应对疫情危机这种全球风险,也要解决过度的责任垄断和责任逃避这两个极端的问题。为此,首先是明确责任,其次是分配责任和履行责任,最后是协调责任的承担体系——这就构成一个完整的风险社会责任治理体系。病毒的高传播性要求清晰明确各方的应对责任,舍此则无法保障公共行政机构始终高效运作。病毒是在社会聚集和流动模式下传播的,因此经济社会部门必须与政府机构一起承担社会阻断的责任。同时,组织化的社会阻断要求个人化的行为遵从,因此个人也要承担社会干预的遵从责任。

由此,应对疫情的国家能力得以有效发挥的动力,乃是责任治理体系的建立与运作。责任治理与政治社会的权力行使和职能履行,是三位一体的。在常态场景下,公共行政重在依法行政、按部就班,责任治理的作用一般不会凸显出来。而在风险社会的危机场景下,必须突出责任,清晰界责和严格归责,否则官僚体系的信息不对称、社会运动的搭便车效应就容易浮现,最终会破坏应对疫情的国家能力。

▍新自由主义“归责化”与国家引导的“合作责任治理”

如今,各国都已在残酷的疫情教训中接受了强制性的社会流动阻断,不过这种非医药的社会干预模式能否快速取得效果,取决于干预过程中各方主体的认知与追究责任的能力。但为什么在疫情暴发的初期,有的国家能够迅速采取医学干预和社会干预并重的策略,特别是大力推进社会干预来遏止病毒传播,有的国家却迟迟不愿采纳社会干预,直到疫情的代价发展到不可承受之后才不得不采纳?

(一)新自由主义的“归责化”及其后果

上述问题涉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球层面存在的两种大相径庭的责任治理范式。伴随风险社会的来临,面对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因素,从理论上说,政府的回应责任也应不断扩大。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限制政府角色、缩小政府职权、以提高公共服务效率为目的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一直在重塑政府运作,使得政府放弃了不少公共责任。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扩大,让欧美政府试图寻找某种既能减少责任又能防范危害的责任共享安排。

“归责化”(responsibilization)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新自由主义政策论述,是指把公众福利与安全的责任从国家政权转移到工作场所、社区与个人身上的过程。为了避免出现限制个人自由与安全的问题,国家机构不断宣传“责任的私人化”(privatising responsibility),亦即风险不应由国家或制度来管理、约束,而是改由个人自主管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以“归责化”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责任治理体系在欧美各国迅速发展,对工作场所安全、公共卫生风险、消费者行为、青少年犯罪惩戒、家庭暴力与妇女权益等介于公共权力职权、工作场所职权和家庭之间的模糊领域,进行公共责任的层层分解。

这种新自由主义归责化的论述,在承认个人自由的同时强调责任的个人化,甚至把原本介于公私之间的模糊责任归因于个人选择。以企业工作场所的工作安全为例,政府部门在把公共安全责任分解下放给企业工作场所之后,经常放任工作场所再把责任落实于工人的个人合规操作上。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工人不仅是“受害者”,某种意义上也是应负责的“施害者”。这样做的好处是细化安全责任——个人确实应该承担一定的安全责任,但隐藏的问题是政府和工作场所放弃了安全设施的保障和安全服务的供给。面对公共卫生风险时,奉行新自由主义归责化的政府除了基本的公共卫生预防服务外,只能通过一些行为主义的“轻推”措施(nudging)来劝导公众,结果无力在危机情景下承担巨大责任,有时甚至会“寻找替罪羊”,推卸本该承担的保护生命安全的责任。借用贝克与吉登斯的理论分析工具,可以说,这种碎片化的归责化虽然是为了应对“自然风险”而提出的,但也经常引发人为的“技术风险”与“制度风险”。

西方各国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上的卸责乃至失责行为,就是新自由主义归责化浪潮的一个恶果。如此巨大规模的公共卫生危机及其应对责任,是工作场所和家庭无法承担的。但是很多政府已经习惯了过去几十年来扮演的“最小角色”,既没有政治意愿也缺乏能力去承担疫情防控责任,甚至在职权和制度安排上一再自我缩权。典型的案例是,美国疾病防控中心(CDC)在疫情暴发前的责权萎缩,以及在疫情暴发后自甘忍受政治高层对其专业能力的破坏。在英国,首相的首席科学顾问及其工作团队也自我限责,只愿提供医药层面的对策建议,无视通过公共权力整合医疗与社会资源的必要性;结果,一直被视为英国公共服务之荣耀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在疫情暴发下难以应对医疗资源挤兑的风险。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钟南山、张文宏等专业人士和各级卫健行政部门都提出超越医药干预路径的社会干预建议(如“群防群控”),并被广泛采用。新冠肺炎疫情不幸击中了新自由主义归责化治理的薄弱环节,但受阻于中国的整体性的合作责任治理体系。

(二)“四方责任制”:合作责任治理模式的典型运作

疫情传播的高传染性特征要求政府能够实现获取政治共识、快速决策、有效实行、社会合作与个人遵从,其中一个关键驱动力是属地责任、政府职责的认定与承担。面对划时代的巨灾,政府要有全责承担的政治共识与行政能力。与此同时,社会单位要有经济利益牺牲的准备与相应的责任承担机制,家庭和个人也要暂时让渡部分个人自由,协助促成社会共识。国家领导层必须引导和协调这一切,促进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和家庭个人合理划分责任,强调政府体系的主导性与非政府体系的主体性。在疫情应对中,社会-家庭的主体性和政府的主导与协调,构成了国家引导的合作责任治理。

目前来看,中国倡导并实践的疫情应对模式就是一种典型的国家引导的合作责任治理模式。纵观中国的抗疫实践,有一个关键词——“四方责任制”,它普遍存在于众多疫情集中暴发或零散传播的城市及其所辖的广阔县乡地区。这就是当前国家引导下多方合作责任治理模式的代名词和具体实践,其中有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家庭配合和个人责任,各负其责,互相信任,合作应对不可测的风险。

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重视责任政治的逻辑,才能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我国地方政府积累了通过责任维度推动风险应对和安全事故预防的经验。“四方责任制”的政策实践最早出现于2009年6月北京市政府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明确责任突出重点加强甲型H1N1流感预防控制工作的通知》文件中,该文件提出“属地责任、部门责任、单位责任、个人责任”的四方合作责任治理体系,规定了各方责任如何分配和落实。“四方责任制”有机地结合了国家力量和社会治理因素,是当时政府主导下动员各方利益相关者应对多种灾害的组织形式。此后,这一制度逐渐被推广至其他地区和各个领域。2013年,河北省廊坊市参考北京的“四方责任制”应对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北京市顺义区政府在2018年冬春季传染病防控工作会中提出“各单位要坚决落实传染病防控‘四方责任’”。此外,在生产安全领域也存在“四方责任”的做法,其责任内涵与传染病防控案例基本一致。2010~2020年,北京、河北等地多次召开预防生产安全事故(例如煤气泄漏中毒等)的工作部署会,经常强调加强“责任倒查考核”,严格落实属地、部门、单位、个人四方责任的要求。

从“四方责任制”可以看出,国家引导的合作责任治理模式能够客观认识风险传播的社会主体责任,重视政府公共权力的主导性和应对责任,通过高效的社会资源动员、依靠社会公众的信任资源,压实党政权力体系的内部问责制度,促进地方干部队伍“对上(上级组织)负责”与“对下(社会公众)负责”的统一。在此过程中,社会单位与家庭个人的合理分配的责任也得到落实,有助于克服私营部门与个人利益在重大风险或危机时期的自私自利性。

在国家引导的合作责任治理体系中,新自由主义归责化模式放弃的公共责任或萎缩的政府职责被重新重视,私营部门和个人的合法权利得以免受自然灾害破坏。在理想的合作责任制的运行中,个人隐私和自由权利还应该得到适当保护,并与危机情景下的依法有限让渡及合作达成平衡,这是这一模式继续获得公众信任与支持的关键因素之一。

▍展望后疫情时代:合作责任治理的全球趋势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告诉我们,虽然西方思想家的“风险社会”“全球风险社会”等重要理论预见已经提出来三十多年了,即便他们对欧美的发展与治理问题一再提出警告,但时至今日欧美国家还没有合理可靠的全球风险应对方案,流行一时的新自由主义归责模式无法应对全球风险的巨大挑战。那么,国家引导的合作责任治理体系是否可能成为今后全球风险治理格局的核心内容?对此问题的回答还需要讨论合作责任治理与各种政治-文化类型及国家权力结构的关系。

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巨大的全球风险和危机要求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的各种体系更加重视公共责任的分配、协调与合作。在重视社会的主体性以及个人自由权利的基础上,国家权力必须加强引导,让政府扮演好主导性的重责角色,让社会与家庭和个人各负其责,合作应对风险,共享安全福祉。从这个意义上看,合作责任治理的思想和体系是有生命力的,21世纪的全球治理格局无论如何发展,都无法忽视这种新类型的重要分量和深刻影响。

以“四方责任制”为代表的国家引导的合作责任治理模式作为一种责任治理体系,本质上是风险社会中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安排,可以嵌入任何一种政治制度类型与文化价值观类型。从国外成功的抗疫实践来看,只有在政府能力和政治合法性之间达到适当的平衡,才能取得成功的危机管理。西方学界的“民主-威权”分类法关注的是在政治权力形成上多元与否,而合作责任治理则指向政治权力能否有效回应社会的问题,要求通过危机治理绩效来体现合法性。从理论上看,合作责任制与民主或者威权的制度类型都没有根本冲突。关键是国家引导的政治共识能否达成,这在政治极化的社会中也许难度很大,但在正常的民主社会中其实并不是一个挑战性的问题,因为民主制度本质上正是为了以较低社会成本促成较高的政治共识。所以,如果怀疑国家引导的合作责任制无法在有些民主国家运作,那么问题很可能不在于国家,也不在于合作责任,而在于民主的某种劣质化,例如结构性的政治极化或极为严重的社会分歧。

国家引导的合作责任治理通过合理的责任分配与有效的落实来实现风险治理的绩效目标,与政府的集权程度和规模程度没有必然联系。合作责任治理可以和中央集权制相结合,例如中国、韩国、日本、越南的抗疫案例;也可以和联邦或分权体制相结合,例如新西兰在疫情防控中履行责任的严厉程度,不亚于东亚一些所谓“威权”或中央集权国家;德国抗疫过程中各邦和地方政府的积极责任及其干预措施,及时被联邦政府部门推广和配合,也值得重视。


因此,对合作责任治理能否适应不同政治制度类型和不同国家权力结构,我们抱有谨慎乐观的态度。中国的抗疫经验,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的“四方责任制”实践,很好地体现出国家引导的合作责任治理的模式,并且取得了非凡的抗疫绩效,这是面对未来的高风险时必须重视合作责任治理体系的强大理由。不过,我们还应该认识到这种合作责任治理模式也有局限性。首先,责任的承担意味着高度的理性自觉和制度约束,而人类社会的蓬勃发展不仅需要约束,还需要各种激励。要维持社会公众对合作责任治理的广泛信任与支持,就需要引入利益驱动和激励机制。其次,责任的精准分配和问责履行适用于高风险场景,但随着疫情结束后常态社会治理(或者某种新常态)的回归,严格约束的合作责任治理模式可能要适当转换为政府-市场-社会-个人之间的协同治理模式,如此才有利于实现风险治理与发展治理的顺利过渡。

在21世纪的全球高风险时代,危机应对与常态治理之间的模式转换将是人类不得不适应的社会环境,人类社群只能在有张有弛的治理状况中泥泞前行、韧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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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4-24 11:15:25 | 只看该作者
美国白宫介绍气候峰会成果 © Fotolia / Andrea Izzotti
政治
08:46 2021年04月24日缩短网址 0 10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华盛顿4月24日电 美国白宫23日发布新闻稿,总结了美国总统拜登召集的约40国领导人气候峰会的成果。
各国领导人未就峰会结果发表共同声明。
新闻稿称,日本承诺到2030年将碳排放减少到2013年的50%,加拿大承诺到2030年比2005年减少45%,印度承诺到2030年生产450吉瓦的清洁能源。英国到2035年将比1990年减排78%,欧盟到2030年减排55%,并力求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

白宫指出,中国承诺加强对除二氧化碳之外的其他温室气体控制,并减少煤炭生产。巴西承诺到2030年结束非法采伐,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俄罗斯强调从大气中捕捉二氧化碳的重要性,并呼吁各国就另一种重要温室气体甲烷的排放进行合作。

同时,美国政府强调,在就职100天内召集气候峰会对拜登总统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他认为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拜登本人承诺到203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一半。

拜登:美国希望与俄罗斯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开展合作 © REUTERS / Tom Brenner
政治
23:17 2021年04月23日(更新 23:18 2021年04月23日) 缩短网址 0 12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莫斯科4月23日电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俄总统普京呼吁联手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令他感到高兴,美国希望与俄罗斯在这方面开展合作。

© SPUTNIK / ALEXEY DRUZININ
气候峰会组织者在马克龙讲话时把直播画面切换到普京那里

拜登在全球线上气候峰会上说:“普京总统呼吁国际社会在推动减排方面进行合作。美国希望与俄罗斯以及其他国家在这方面开展合作。这是一个很好的承诺”。
4月22日至23日,美国总统召集40国领导人举行全球线上气候峰会。

早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峰会上发言时表示,俄罗斯正在落实削减净排放的任务,并真诚希望加强国际合作,寻找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其它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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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4-24 11:24:17 | 只看该作者
钟鸣九:气候外交为中美关系“搭桥”?
时间:2021-04-24 10:31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作者:钟鸣九

近期,中美在气候外交领域的一系列互动,为双边关系带来一定新气象。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孙兴杰对笔者表示,中美关系面临很多问题与挑战,尤其是美国提出双方竞争与合作的区分。不过,气候问题是中美共同确认、能够且已经进行的合作议题。就此而言,气候问题无论合作具体内容如何,都带有很强的战略性。

内地学者:两国关系止跌反弹

孙兴杰认为,气候议题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中美关系气氛,打开双方合作通道。从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访华,到中国参与美国举办的领导人气候峰会,皆显示中美关系呈止跌反弹之势,对双边及国际关系均为积极信号。

自美国拜登政府执政以来,气候问题再次变成全球热点问题。与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政府对气候问题的看法、态度发生重要变化。孙兴杰指出,气候问题是拜登政府重返国际舞台的关键抓手,既关涉未来产业结构竞争、美国抢佔清洁能源市场利益,更涉及美国如何在全球应对气候危机的挑战中发挥领导力的问题。

再观中国,近期亦不断加强与国际社会在气候方面的合作,包括与美国及欧洲。中国领导人在本次峰会上再次重申,中国已制定力争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这与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将绿色发展作为新发展理念重要组成部分紧密联系。

事实上,气候问题非常复杂,涉及清洁能源技术、碳排放和发展权博弈等问题。从1997年通过《京都议定书》至今,气候议题作为全球性议题,无论达成共识及采取行动,难度都很大。孙兴杰指出,虽然气候问题不乏分歧,需要复杂谈判过程;但只要能维持合作谈判的局面,就是中美关系的一个纽带。

值得注意的是,拜登政府在人权、涉疆、涉港等议题上对中国展现强硬姿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指出,中美在具体领域的合作不是“温室里的花朵”,必然与整体的中美关系息息相关。不应指望一方面肆意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另一方面又要求中国在双边和全球事务中给予理解和支持。

区分合作与反击 料成未来常态

孙兴杰认为,中美关系尤为复杂,很难把所有议题“打包”处理,而中国目前的处理方式是理性化的“就事论事”。一方面,对于美方回到全球气候框架表示欢迎,探索双边合作;另一方面,对于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等言行坚决反击,坚持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合作与反击的区分,或将是未来中国对待中美关系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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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4-24 11:34:41 | 只看该作者
报告:中国电力10年内须减排66%才能达到碳中和目标
时间:2021-04-24 10:35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中国科学院研究报告指出,中国要想实现本世纪中叶的气候目标,其电力排放在十年内必须减少三分之二。

根据彭博社报道, 这份研究报告的发布正值美国总统拜登正在主持全球气候峰会,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此次峰会上重申了中国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这份报告周四晚些时候发表在《科学》杂志上。数据凸显世界各国需要迅速行动,转向无排放能源,以防止全球温度上升超过1.5摄氏度——按照目前的发展,全世界可能在2034年3月达到这一阀值。

报告写道:“到2030年,整个电力行业平均碳排放将下降65.6%,并且随着深度脱碳的进行,可以实现近零排放或负排放的状态。”即使中国的碳和甲烷排放量到本世纪中叶分别下降90%和71%,仍需开发新的温室气体捕捉和储存技术。

研究结果显示出可再生能源技术在未来的重要性。在习近平提出气候承诺后,中国太阳能和风能股票周五上涨。但研究人员警告说,实现气候目标意味着未来经济增长的巨大不确定性。

“这些模型并没有就1.5°C情景下的政策成本给出一致判断”,报告说,“到2050年,与1.5°C升温上限相关的GDP损失可能在2.3%-10.9%之间。”
----------------
消息:中国正草拟氢工业发展计划以有效减排
时间:2021-04-24 10:35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版阅读:新闻归类:中国聚焦

知情人士透露,为了减少碳排放,中国正在起草一份发展氢工业的计划。

根据彭博社报道,知情人士称,中国政府的最高经济规划机构国家发改委正在拟定这项战略。

一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指出,该计划将重点关注最清洁的氢燃料,也就是绿色氢燃料,这种燃料是用可再生能源从水中生产出来的,并将鼓励建设更多的氢站为汽车提供动力。

知情人士表示,该计划的公布仍有待有关目标和技术标准的最终决定。

中国政府通常会针对特定行业起草计划,以补充在五年经济发展规划中列出的整体目标。中国最新五年计划——“十四五”规划于今年3月公布。

“十三五”规划分别规划了从太阳能到地热和煤层气等能源分行业的蓝图,这些蓝图都是在2016年底、2017年初或2017年初发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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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4-24 12:02:14 | 只看该作者
钟南山:正在全力研发针对变异毒株的疫苗
2021-04-24 11:42:20
来源:羊城晚报•羊城派

今日(4月24日)上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工程院2021年医学科学前沿论坛上,钟南山院士做了线上报告。他透露,目前正全力研发针对变异毒株的疫苗。
在谈到新冠疫情的精准预防时,钟南山表示,当前我们遇到的主要问题是新冠病毒的变异。目前出现的变异毒株有来自英国、巴西、尼日利亚、南非等地。现在看起来,针对南非出现的b1351变异毒株,正在使用的全病毒灭活疫苗对其效力有所降低。现在我们正在全力研发针对变异毒株的疫苗。

钟南山院士介绍,目前全世界的新冠疫苗还有不少问题未解决,“比如,疫苗打了以后保护持续时间有多长?比如,打两次甚至打三次,能不能进一步提高病毒的保护率?这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钟南山院士介绍,我国目前有近50种疫苗在研发过程中,在全世界有200多种疫苗正在研发。发展哪一种疫苗对预防工作更有利,我们的力量能不能用在刀刃上,也是面临的重要问题。
针对全球范围内的新冠疫苗接种产生的副作用问题,钟南山院士表示非常关注。比如说在德国、奥地利、英国等有30多个正常人接种了腺病毒疫苗后,出现了血栓栓塞和血小板缺乏症。为什么这些病人会出现这些现象,与什么因素有关系?如何避免出现这样的副作用?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据介绍,中国工程院2021年医学科学前沿论坛、第十二届个体化医学湘雅论坛、国家卫健委个体化医学检测培训基地第十一期培训班是由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指导,中南大学临床药理研究所、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临床药理研究所、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湘雅医院)、国家卫生健康委个体化医学检测培训基地主办,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承办,中南大学湘雅医学检验所、广东省药理学会、深圳市慢性病防治中心共同协办。
(文、图/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陈辉 通讯员 王媛 潘英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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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4-25 02:22:52 | 只看该作者
全票通过!美印太司令部换帅
来源:央视军事
2021-04-24 18:03




美军新任印太司令部人选

尘埃落定

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模式

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获美参议院全票通过

印太司令部新任司令何许人也?

当地时间4月21日,美国会参议院全票通过一项人事案:批准美海军上将约翰·阿奎利诺 担任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将于5月正式上任,接替即将退休的现任司令戴维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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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阿奎利诺 资料图

现年58岁的阿奎利诺现任美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官,他毕业于美国海军专门培养精英飞行员的学校——美国海军战斗机武器学校。他曾先后驾驶F-14、F/A-18两个系列的舰载战斗机,并参加过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多项军事行动。

美海军官网显示,阿奎利诺无事故飞行时数超过5100个小时,在航母上完成拦阻索降落超过115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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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太司令部是目前美军6个以地区划分的联合作战司令部之一,辖区范围西至印度与巴基斯坦交界处,东至美国西海岸,向南向北分别到南极和北极。目前下辖兵力总人数超过37.5万人,舰艇超过200艘,飞机总数超过1800架。

美媒认为,阿奎利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军事层面实施美国的印太战略、尤其是将资源聚焦到所谓大国竞争上。

其因主张持续对台军售

警惕“中国威胁”而备受关注

据外媒报道,阿奎利诺因主张要持续对台军售,警惕“中国威胁”而备受外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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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担任美国第五舰队司令,还担任过负责作战、计划和战略的海军作战部副部长。美媒指出,在提名听证会上,阿奎利诺曾表示认同美国需要增加对印太地区的投资,包括推动“太平洋威慑计划”,以挑战中国的影响力。

阿奎利诺还因在提名听证会上提及台湾议题而备受关注。他说,台湾仍然是地区头号热点,自己同意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对中国有能力夺取台湾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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