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内涵的多维阐释
金民卿 · 2021-02-17 · 来源：《毛泽东研究》2021年第1期
在长期的实践和理论创新过程中，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体内涵、根本原则、科学态度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性传播等多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进行了多维阐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规定了正确发展方向。
作者简介：金民卿，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毛泽东研究》2021年第1期 摘要: 在长期的实践和理论创新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体性内涵;辨析了两种马克思主义观的根本区别，阐发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态度;揭示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丰富内涵，阐发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则;从基本理论走向具体实际的维度，强调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从具体实际走向科学理论的维度，强调了“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的任务;从中国理论走向世界的维度，强调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际性传播的任务。这些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涵进行了多维阐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规定了正确发展方向。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毛泽东无疑是一座高山仰止的丰碑。他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飞跃，创立并不断发展完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继毛泽东之后，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从来没有停止过，不断实现新的历史飞跃，创造出新的理论成果。在长期的实践和理论创新过程中，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体内涵、根本原则、科学态度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性传播等多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进行了多维阐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规定了正确发展方向。 01 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体性内涵 1938年10月12—14日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主题报告中深度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并对自己长期的实践和理论探索做了理论提升，第一次完整系统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他讲道:“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与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干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新中国成立后，他在编辑《毛泽东选集》时对这段话稍微作了修改，其中“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但是基本内容没有改变。这段话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首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这个科学命题的提出，标志着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长期的艰辛探索，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关系的认识上，实现了重大的理论提升，从自发上升到自觉、从个人认知上升到集体共识，为更好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应用，创造了宝贵的认识基础和思想前提，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上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其次，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构成要素。毛泽东的这段话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多要素互动的过程性存在，这个过程内在地包含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主体、理论客体、实际客体、结合过程、理论方向、发展成果等核心要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主体就是以中国共产党人为核心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理论客体就是用以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际客体就是包括中国现实实践、历史文化和民族特点在内的中国具体实际，关键环节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紧密结合，理论方向是形成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根本目的是指导中国实践并形成实践、政策、制度等方面的创新成果。 最后，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体性内涵。综合来看，毛泽东的论断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多要素互动的自主创造性过程，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自主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在坚持和发展的基础上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02 辨析两种马克思主义观的根本区别，阐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态度 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分界线，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关键问题，关系到能否确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能否形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主体，能否准确把握中国具体实际这个实际客体，进而能否通过主体把理论客体和实际客体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并形成创新成果，也就是说能否真正形成并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和理论进程。教条主义的假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神秘化、本本化，当作不可更动的教条;而实事求是的真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来切割现实，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具体实际相结合，找出解决问题的答案、形成科学的理论创新成果并用以指导改造世界的实践。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上，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影响甚大，对中国革命的危害很深，毛泽东本人也深受其害。为此，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反复强调要批判和清除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理论联系实际的真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就已经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这个论断已经阐明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但这个论断当时并没有成为全党的共识，而且神秘主义和教条主义当时正在中央盛行，毛泽东的正确态度恰恰是批判的对象。长征到达陕北之后，毛泽东就着力批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用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来教育和武装全党，全面系统阐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 首先，必须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强调了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至关重要性。他提出，学习理论是胜利的条件，“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使之向着胜利，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实际运动的了解，就不能有胜利”。为此，一切有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研究中国革命运动的基本情况和发展趋势，并去教育广大党员群众;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应该着重地研究这些东西。他急切地提出，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要形成一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中国要“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同志”。 其次，必须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但是必须把它作为行动指南而不是死板的教条，必须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加以坚持和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是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只有这个行动指南，只有这个立场与方法，才是革命的科学，才是引导我们认识革命对象与指导革命运动的唯一正确的方针。”这就是说，一定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思想精髓而不是个别词句，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运用到中国具体环境、具体实践当中，而不是当作神秘教条抽象地运用。 最后，必须根据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和中国历史文化特点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虽然是科学真理，但并没有穷尽真理，而必须在同各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中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1938年8月5日，毛泽东在抗大第四期班上讲话时指出，马克思主义没有完，是空前而不是绝后，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论新阶段》报告中，毛泽东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实际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形成生动活泼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延安整风过程中，他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进行深入丰富的理论创造、形成新的理论观点，这才是真正地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在党的七大上，他再次指出，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绝对化和神秘化，“全世界自古以来，没有任何学问、任何东西是完全的，是再不向前发展的”，推动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是党的一个重要任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出来的“新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民族特征创造性结合的理论成果。 03 揭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丰富内涵，阐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则 毛泽东全面阐述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内涵，突出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根本原则，并反复阐明这个结合是自主创造性的、具体生动性的结合，而不是教条主义的、死搬硬套式的机械结合。 建党之前，毛泽东在评价十月革命经验及其与中国的关系时，就已经提出要根据中国实际来借鉴俄国经验。他先是从党的领导、指导思想、客观条件、党员先进性、工农阶级支持等方面概括了十月革命的经验，“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他接着又指出:“中国如有澈底的总革命，我也赞成，但是不行(原因暂不说)。所以中国的事，不能由总处下手，只能由分处下手。”这就是说，中国如果能够像俄国那样，通过一次总体性的革命起义达到根本改造的目的当然好，但中国与俄国情况不一样，不能照搬俄国经验，而要根据中国实际走与俄国不一样的革命道路。青年毛泽东对待十月革命经验的态度，在他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得到了升华和延展。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就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不能陷入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明确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要求。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他把这个原则作了进一步展开，指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而不能当成教条，不能只记住马克思主义的字母而丢弃了它的立场观点方法，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的具体斗争中去。之后，毛泽东对这个根本原则作了反复论证和强调。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他深入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在总结中国共产党18年历史经验教训时，把是否能够和善于“结合”作为衡量党成熟程度的主要标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强调:“一切外国的东西……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 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突出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根本原则。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结合的不同程度影响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的兴衰成败。在党的幼年时期，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具体国情认识的肤浅，中国革命遭遇了严重的曲折;随着理论认识的深入和实践探索的展开，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个结合的自觉不断加深，中国革命开始走向了正确的道路。在中国共产党内，长期存在着违背这个原则的思想作风，不注重研究中国的现实、历史和文化实际，只是生吞活剥地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而不会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运用到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中，这种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际相统一原则的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危害极大。为此，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真正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和理论武器，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毫不动摇地根据实践发展和中国具体特点来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继续强调这一根本原则。在《论十大关系》中，他指出，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他又说:“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这就是说，理论与实践要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在深入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上，毛泽东突出地强调这个结合的两个特点。一是结合的自主性。《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强调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立自主性。随着党在政治上、理论上的日益成熟，毛泽东越来越突出地强调，必须独立自主地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1943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解散共产国际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中国共产党人必将继续根据自己的国情，灵活地运用和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服务于我民族的抗战建国事业。”1944年7月，毛泽东在接受英国记者斯坦因采访时再次强调，中国人对任何理论和经验都决不能无条件地照搬照抄，“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 二是结合的创造性。毛泽东突出强调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创造性本质。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观察、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在理论上形成新的创造，在实践上取得革命胜利:“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如果只是口头上讲联系，行动上又不实行联系，那末，讲一百年也还是无益的。” 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则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这个结合是中国人自主地而不是依附性地结合，是创造性地而不是教条式地结合，是坚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综合性过程。决不能把马克思的某些字句看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圣药，那种把经典作家的个别词句、国外经验和外来指示视为圣旨的依附性做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简单叠加、硬性拼凑的做法，决不是理论联系实际而只能是“隔离”实际，是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则相背离的。 04 从基本理论走向具体实际的维度，强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理论任务 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根本原则的论述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内涵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独立自主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创造性地结合起来的理论和实践创新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首先就存在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走向中国具体实际的环节，这个环节被毛泽东概括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从历史和逻辑上来看，这个具体化是动态的、复合性的，是民族化、时代化、实践化、大众化的共时性横向展开过程。 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民族性特点相结合的民族化过程。在谈到如何在中国革命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时，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这就是作为世界性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民族特点相结合的民族化过程。毛泽东在这方面做出了富于独创性的探索。1930年，他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个极富民族特色的话语，阐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他用“实事求是”来阐释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一科学阐释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民族文化有机结合的典范。他还用“有的放矢”这个中国古老成语，表述了“理论联系实际”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时代化过程。这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性理论同当代科学理论、当代社会实践相结合，使之能够展示出当代性价值。在谈到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时，毛泽东指出:我们所要的理论家……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真正领会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学说，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这样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理论家。这就是说，只有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发展着的实际相结合，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并用以解决当代实际问题，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家，才真正能够让马克思主义形成当代性力量。 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具体性实践相结合的实践化过程。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指导实践并通过实践来改造世界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延安整风的过程中，毛泽东特别强调有的放矢的问题，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到解决中国问题的实践当中，形成强大的革命实践力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就是说，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真理应用到具体实践当中，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强大实践力量。只有真正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和解决实践问题的创造性理论，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那些脱离实践的空洞理论则是无用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同群众性实践相结合的大众化过程。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但是，理论不同群众的思想和实践相结合，不转化为群众的思想认同和行动意志，就不能产生物质性力量。为此，马克思主义必须转化为广大群众能够并乐于接受的形态，转化为群众自己的思想观念，成为一种集体意识，才能真正掌握群众并形成强大的群众实践力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之所以能够发挥巨大作用，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同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为中国人民所掌握和运用。正如毛泽东所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毛泽东本人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想大师，他撰写了《矛盾论》《实践论》《新民主主义论》等一大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著，深刻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并把它们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实现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同时，这些论著以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文风，打破了理论家同接受者的间隔，使马克思主义同广大干部群众实现直接对接，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经典之作。 05 从具体实际走向科学理论的维度，强调“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的理论任务 在《论新阶段》中，毛泽东就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深入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实践经验，把中国实际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创造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1941年，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讲话中，他向全党明确提出了一个重要科学论断、重要理论任务:“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他号召不仅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时也必须把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这个科学论断、重要任务的提出，使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界定更加成熟完备。具体来说，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立足中国具体实际，在回答和解决实践问题中创造新理论。中国实际首先是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各种实践问题，实现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化，首先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和研究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各方面问题，形成科学的理论观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毛泽东突出强调中国人根据中国实际创造新理论的重要性。但是，中国尚没有完成和做好这个工作，“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论程度。我们还没有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阶段。你们看，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我们究有多少人创造了可以称为理论的理论，算得科学形态的、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理论呢?特别是在经济理论方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已经一百年了，但是还没有产生一本合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的、真正科学的理论书”。为此，他要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死的教条，而应该充分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刻地、科学地分析和解释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种问题，对每一个问题都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分析，探索中国历史和革命实践的发展规律，形成新的科学理论，把中国实际提高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他再次强调必须立足中国具体实际，总结中国实践经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创造中国自己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他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多次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大问题做出论述，提出要像马克思撰写《资本论》、列宁撰写《帝国主义论》一样，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创造新的经济学理论，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规律。 第二，把中国人的丰富实践经验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中国实际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中国人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丰富经验。把实践经验提升到理论高度以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途径。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创造的许多经验，构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资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重要基础。把中国经验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形成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之义。毛泽东多次指出，知识分子应该同从事实际工作、具有丰富经验的同志结合起来，同广大人民群众结合起来，把科学理论和实践经验结合起来，既反对教条主义又反对经验主义，既把理论用于实践又对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提升，使经验带上条理性和综合性，上升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不断地把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经验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的过程，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长期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理论化、系统化的结果。 第三，推进中国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化的良性互动。中国历史、民族特点和传统文化是中国实际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推进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提升，就是中国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过程;同时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相结合，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土壤中生长，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文化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方面重要内容。延安时期，毛泽东多次讲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相结合、创造新理论的问题。1943年5月，中共中央在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1944年7月，毛泽东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并不意味着忽视中国文化遗产，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对这些历史文化进行批判的吸收，并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加以创造发展。毛泽东不仅这样提出问题，而且在理论探索的过程中切实来解决这个问题，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大力推动传统优秀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文化化的良性互动。例如，他给中国文化中的“实事求是”传统赋予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在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理论提升的同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中国化转化，创造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06 从中国理论走向世界的维度，强调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性传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成果的国际化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积极主动地向世界宣传和解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在扩大自身理论影响、得到客观公正认知的同时，向人类文明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贡献中国的理论智慧。在这个方面，毛泽东在行动上做出表率，在理论上做了重要阐述。 在对外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成果和政策决策方面，毛泽东与斯诺的交往堪称典范。1936年，他热情接受斯诺采访，详细介绍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重要主张，通过他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观点。斯诺的《西行漫记》一经问世就轰动全世界，毛泽东认为“这是一本真实报道了我们的情况，介绍了我们党的政策的书”。这本书对中国和世界人民客观公正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政治理念产生了重大影响。1939年9月，斯诺再次到陕北采访，毛泽东向他详细介绍了陕甘宁边区情况及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斯诺不久撰写了《为亚洲而战》一书，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和政策。1960年，斯诺来到中国考察新中国的情况，毛泽东同他详谈了中国社会变化、人民的生活状况、经济建设的困难和发展计划、世界形势发展、中国在国际关系上的原则立场等，斯诺于1962年写出了《大洋彼岸》(又名《今日的红色中国》)一书，把新中国的发展变化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向西方世界传播。 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十分重视对外传播党的政策主张和理论成果。1936年，长征到达陕北不久，毛泽东就指示杨尚昆成立编委会，筹备编写《红军长征记》，对外传播党的主张。他们向广大红军指战员发函指出:因为进行国际宣传的需要，准备出版《长征记》。他向各部队发出电报，号召各首长并动员和组织干部撰写有关长征的文稿，强调这件事情“事关重要，切勿忽视”。一批参加长征的红军指战员撰文记述长征经历，向世界宣传党的主张。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际传播的一个重要步骤。毛泽东在革命战争时期多次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把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主要矛盾、中国革命的对象和任务、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主联合政府等观点，通过外国记者向全世界公开。例如，他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就是通过美国记者路易·斯特朗向世界公开发布的，毛泽东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积极向国际社会宣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向各国政要、理论家等介绍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和经验，宣传毛泽东思想及党的重大政策主张，对世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给许多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很好的参考。例如，他亲自主持编审《毛泽东选集》并在国外出版，当时苏联哲学家尤金到北京参与《毛泽东选集》的编审工作，对毛泽东著作深入研究，把《实践论》《矛盾论》寄送给斯大林，斯大林读后指示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公开发表，此后《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俄文版相继出版发行，在世界上引起很大轰动。 再如，他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就是多次在国际场合中传播并得到国际社会认同的。1971年11月15日，中国重返联合国时，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在大会发言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指出:“没有经济上的独立，一个国家的独立是不完全的。亚、非、拉国家在经济上的落后，是帝国主义的掠夺造成的。反对经济掠夺，保护国家资源，是独立国家不可剥夺的主权。中国仍然是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国家，也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国家。中国与绝大多数亚、非、拉国家一样，是属于第三世界的。”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时系统阐述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的这一理论:“在‘天下大乱’的形势下，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经过长期的较量和斗争，发生了急剧的分化和改组，……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国际上得到广泛传播并得到高度认同，归结起来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虽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但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大发展，是人类文明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思想就“不是在个别的方面，而是在许多领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它不仅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而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具有世界性的意义。时至今日，国际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几乎没有不谈毛泽东思想的;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也把毛泽东思想作为重要理论参考甚至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对外传播自己的理论主张时，坚持正确的导向和原则，从来就是积极主动的、独立自主的，决不为了走出去而刻意迎合他人，当然也不搞强加于人的恶意思想扩张或意识形态渗透。毛泽东曾就对外宣传工作多次作出批示，要求以平等的态度来做好宣传工作，决不能把中国的观点强加于人，不要夸大自己的成就，不要自吹自擂，“不要在任何对外文件和文章中提出所谓毛泽东思想，作自我吹嘘”，不要提“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1956年3月14日，在同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客人谈话时，毛泽东明确提出，外国人学习中国一定要结合本国实际，不要照搬中国经验。“你们听我们的意见，要分析，要从你们本国的实际出发”。1956年4月29日，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党的代表谈话时指出，“中国的经验只能提供作为参考，照抄则不可。各国应根据自己国家的特点决定方针、政策，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特点结合起来。中国的经验，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即使是好的经验，也不一定同别的国家的具体情况相适合。照抄是很危险的，成功的经验，在这个国家是成功的，但在另一个国家如果不同本国的情况相结合而一模一样地照搬就会导向失败。照抄别国的经验是要吃亏的，照抄是一定会上当的”。正是因为坚持这样的原则要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对外传播，在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的同时，给人类文明输入了新的先进文化因子，丰富了世界思想理论的内容，促进了世界的和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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