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3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中，提出了抗日民主政权在人员构成上实行“三三制”。
“三三制”民主政权的探索之路，是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一个“跬步”，成就了延安“拨云见雾”的政治新格局。
基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念的“三三制”政权建构，是共产党人践行民主精神的制度选择。当社会理想兑换成战斗策略时，民主的旗帜依然没有褪色。陕甘宁边区“三三制”民主政权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在中国的民主进程中，可谓是“耳目一新”。陕甘宁边区政府成了“三三制”政权建设的“试验田”。
“三三制”政权，是一种正确的政治策略。对内，可以争取团结一切抗日力量，聚合民心民力，尽抗日守土之责。对外，可以抵抗国民党政权，动摇其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三三制”的理念，最初源于现代军队的“三三制”编制，正如谢觉哉曾在他的日记中提到的，“‘三三制’不是新事物”。
毛泽东非常赞同在抗日民主政权中实行“三三制”。1940年3月11日，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报告，又重申了“三三制”主张，在他反复强调的言语中，表明了毛泽东实行“三三制”的决心。
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提纲《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节录）
1940年4月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关于“新区”行政工作的决定中指出：“各级参议会与政府委员，必须包括各阶级、各抗日党派与无党派之成分，以符合各阶级、各党派、无党派之统一战线原则。”同时还硬性规定：“无论任何一政党之党员所占议员或委员之总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
7月5日，毛泽东在纪念抗战三周年的文章《团结到底》中，又进一步强调，“一切共产党员须知：我们发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必须坚持这个统一战线”。“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这即是统一战线政权。共产党员在敌人后方消灭敌伪政权建立抗日政权之时，应该采取我党中央所决定的‘三三制’，不论政府人员中或民意机关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而使其他主张抗日民主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三分之二。无论何人，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参加政府工作。”言简而情切，表明了共产党人实行“三三制”的决心和态度。
此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积极推进“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1941年，为了在边区实行普遍的选举活动，以建立起真正的模范的新民主主义政权，1月30日，边区中央局在《关于贯彻实行三三制的选举运动给各级党委的指示》中指出：“根据绥德、陇东、富县各地参议会的经验，认为边区自乡村起可以彻底的实行‘三三制’。”“将建立真正的新民主主义政权作为党的中心任务，要求将“‘三三制’政策不仅要实行于议会，还要实行于政府机关中”。“在这次选举活动中，应仔细的有步骤的大胆的选举非党进步人士到政府机关为行政人员，虽然在数量上不应机械的凑足三分之二，但过去某些党包办式的办法，必须坚决的纠正。”这些指示将各阶级群众拥戴，政治上赞成抗战的非党人士，吸纳到政府机关中来，发挥了其政府行政人员的作用。
“三三制”让人民有了归属感、价值感。1941年春夏之交，整个陕甘宁边区，都沉浸在民主选举的浓厚氛围之中。人们欢声雀跃，人头攒动，以主人翁的热忱参与选举，在“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自由”的原则下，以创造性的投豆豆、画圈圈、画杠杠、烧香洞、举胳膊、背箱子等别具陕北民间特色的选举方式，切实保证了农民参与政治选举的权利，用看似不民主的选举方式，实则表达了真正的民主精神。
轰轰烈烈的民主选举运动，犹如革命的号角，响遍了边区每个村村落落，一首首选举歌谣唱出了陕北农民质朴的心声。边区政府对“三三制”民主政权积极实践，收获可谓颇丰。从政策的实践中，消释了社会各阶级对党的怀疑，扩大了党的影响力。
【本文来源于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革命的延安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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