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老百姓来说，“社会”是一种在认知上较为模糊的概念，在心理上又是略带恐惧的存在，和知识分子思考的“社会”概念有很大的差距。在中国的长期认知里，进入“社会”往往意味着离开家庭寻找某种较为稳定的职业；而在西方的认知里，“社会人”是最重要的社会变革力量。在中国，成为“社会人”更像是被秩序化，这种东西方社会的不同认知是如何形成的呢？
项飚于12月20日在清华大学做了“出国打工：商业化、行政化和’社会上的人’”的演讲，尝试着解答这些问题。
撰文 | 新京报实习记者 徐悦东
“最近有个很火的句子：小猪佩奇身上纹，掌声送给‘社会人’。小猪佩奇变成了‘社会人’的自我标识，这是我没有想到的。这里的‘社会人’的意思，既有一种叛逆，又有一点瞧不起别人，又有一点无奈，意思是很丰富的……”人类学家项飚讲到了 “社会人”，引起了台下一片笑声。“社会人”是项飚教授最近研究的关键词。
为什么项飚要研究“社会人”呢？因为在2000年之后，西方最重要的社会变革力量就是“社会人”，或者叫“Precariat”——这个词在西方劳工研究领域非常流行——它由“不稳定的”（Precarious）和“无产阶级”（Proletariat）合成，指处于不稳定雇佣关系中的无产者。他们跟新穷人一样，对生活充满着期望，但是却没有稳定的工作和保障。项飚认为，他们参与了西方的很多占领运动，比如伦敦的反对高等教育收费运动等。但是在中国，情况却很不一样。“可能他们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小猪佩奇上，享受阿里巴巴提供的方便吧”，项飚调侃道。为什么在其他国家，“社会人”具有如此大的社会能量，而在中国好像被秩序化了？在中国，这些“社会人”的欲望是怎么被引导、行为是怎么被调整的？他们是怎么被统领起来的呢？
从《跨越边界的社区》对北京“浙江村”的研究，到《全球“猎身”》对印度信息技术劳工职业流动轨迹和产业运作规则的研究，项飚一直“贴着地皮看世界”，从下而上地观察、切入社会，以小见大地理解社会格局。为了理解当下的中国社会，项飚这次选择了东北出国打工者作为研究对象，来探讨这些问题。12月20日，项飚在清华大学做了“出国打工：商业化、行政化和‘社会上的人’”的演讲，汇报了他这次人类学调查研究的成果。
《全球“猎身”》
作者：项飚
译者：王迪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
失序化抑或秩序化？
从“浙江村”的研究开始，项飚就在关注流动问题。“浙江村”的研究核心更重视变化，或者是自下而上的改革。而如今，项飚的研究关注的是秩序形成的问题。项飚直言，这个转变的原因他并没有去好好地反思，但他认为，这背后的变化肯定不是偶然的。这也体现着中国社会的某种转向。
《跨越边界的社区》
作者：项飚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8月
项飚所讲的秩序，是指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经验出发的一种可预测性。在日常生活的体验中，中国社会是比较失序的，因为我们经常会很难以理解很多恶性社会新闻何以发生。而且，阶层分化的不平等，导致了社会上积聚了许多怨气和戾气。所以，在很多人心中，这是一个很失序的社会。
但是，在另一方面，从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又是一个逐渐正规化和秩序化的过程。比如说，我们买火车票和飞机票，由于电子智能化，变得十分有序和方便。我们现在网购也非常方便。
而方便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因为方便意味着“悬置”：在不假思索的情况下，行为惯常继续，没有“摩擦力”。方便和秩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必须信任大的系统，必须有一个外在的强大权力，形成秩序来保护我们，我们的生活才可能方便。可是，在中国社会的日常经验里，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公共信任度是很低的：我们非常不信任具体的陌生人。但是，我们却信任一个抽象的系统，比如网上支付手段，这背后就是一个巨大的秩序化过程。有人说这种正规化和秩序化正是中国新民族主义崛起的基础。那么，这种日常体验的失序和总体上秩序化的悖论该如何解释呢？
从出国打工看中国社会
商业化、行政化如何使中国社会秩序化？
我们可以从出国打工群体中管中窥豹。项飚首先指出，这批出国打工的人，也是“社会人”。这个词是项飚在田野调查中，跟他们的父母聊婚姻策略时听来的。他们的父母经常有这么一种说法：女儿嫁什么人他们不管，但就是不能嫁给“社会人”。
这里的“社会人”指的是，没有正式工作单位、没有正式归属、没有明确的职业生涯、没有稳定的收入、没有房产的人。这批人跟传统的民工又非常不同，他们的地位好像比传统的民工高一点，不用起早摸黑辛苦干活。但他们基本属于城市里的“新穷人”，很多人只是高中毕业，生活方式也很光鲜靓丽，对未来充满着希望。他们可能是民工二代，也可能是刚毕业的学生。
出国打工的这批人跟“社会人”是高度重合的。项飚研究的中国东北地区出国打工者，大多是中学学历，年龄在二十二岁到四十五岁之间，其中以二十五岁到三十五岁的年轻人居多。他们大部分来自农村或者如抚顺这样的二三线城市。他们无法进入体制，使得他们有一种极大的不安全感，所以他们一心想要“赚快钱”，选择出国打工。他们主要目的地是韩国、日本和新加坡。他们也都是合法出国打工的。因为在2000年以后，出国打工已经规范化和合法化了，以前的非法移民现象几乎绝迹。这是因为新的治理技术——护照电子可读，还有各种文件早已难以伪造，使得出国打工正规化了。
而这种正规化的出国打工渠道则被“商业化”了。假如一个东北人想出国打工，他需要经过居委会或者村委会里个人中介，叫“腿儿”，然后找更高一层的中介，如镇上的中介，最后，镇上的中介再往上找到有合法执照、被称为“窗口”的中介公司与海外接洽，并确定海外雇主，办理签证手续，从而获得出国打工的机会。
根据项飚的研究发现，一开始这些中介赚的是海外雇主的佣金。所以，出国打工者是不用花钱的，也不需要交路费。但是，等到他们出国到相应的公司打工的时候，他们的雇主就会克扣他们的工钱，以补偿他们付给“窗口”中介的费用。在海外NGO和相应团体的督促下，他们渐渐地就放弃给中国“窗口”中介的费用。所以，“窗口”中介把合法化的成本，转嫁给了出国打工者，有些“窗口”收取的费用可能高达六万块钱，包括两万块的押金。这是一种“商业化”的行为。
项飚特意强调了“商业化”和“商品化”的区别。在项飚看来，因为出国机会、签证、工作准证等并不能明码标价，在市场上自由流动，所以不能将其称为“商品化”。中介赚钱依靠的是中介彼此之间的关系、他们和出国打工者的关系还有海外中介和雇主的关系。这实际上是一种合法地依靠权力和关系赚取租金的行为。而这种关系寻租的前提是，“窗口”中介能更好地控制住下层中介，进而控制住出国打工者。这意味着这种关系是排他或者垄断的。因此，“窗口”中介也极力反对非法移民。而这些控制，也正是秩序化的来源。
项飚认为，这种出国打工的流程，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对外援建时建立起来的。当时，我们有一个“对外经济联络部”，一个项目往往从中央的“对外经济联络部”分配到东北的分管单位，再到具体的地级市主管单位征召工人。而改革开放后，这条行政链条被改制成了一系列中介公司，成为了合法经营的“窗口”，“商业化”取代了行政命令，但继承了行政链上的社会关系。
“商品化”因为彼此竞争，会导致社会关系分裂，个人原子化，使得社会的肌理变得很薄。而这种“商业化”恰恰要利用这些社会关系寻租，使得社会秩序化。这也回答了中国社会在失序化和秩序化之间悖反的问题。
飚在演讲现场
而且，在这一系列中介公司当中，上下等级的关系相当重要。项飚提出了“行政化”的概念。虽然他们并不是政府机关，但是，他们是由政府单位改制而成，办公方式跟公务员差不多。这是一种非国家机构的“拟行政”关系。
项飙举了一个例子，在东北某县里，正好有五个互不相识的人都要去日本打工，中介公司就会把这五个人和他们的家庭成员介绍到一起，形成小组，实行一种“连保”制度。假如这五个人中有一个人在日本不听话，跑去里另一个工厂打工，日本的雇主会通知日本的中介，然后日本的中介再通知“窗口”中介，再层层下达消息，通知到他们的小组里：如果这个工人不在规定时间内回到相应的雇主工厂工作，那这五个工人都会被遣返。这形成了巨大的道德压力，以控制在海外的打工者。这种层级关系与控制方式，使得劳工问题跨国化、社会化，中介的行为像极了行政部门，形成了一种“有序列的合法性”。
因此，项飙认为，我们也许处于一个“行政化社会”里。项飚并不认为，八十年代以来，知识分子谈了很多的“市民社会”能直接套在中国身上。他也尝试着跟印度学者查特吉的“政治社会”进行对话，去描述那些既不同于西方“市民社会”，也不同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形态。
出国打工者们是怎么面对“商业化”、“行政化”的出国中介链？在项飚的研究中，他发现，国家的形象在每一层中介中都不断地再生产。因为所有中介都强调自己的合法性，所以出国打工者总会觉得，万一出了什么事，国家会兜底。但是他们的国家认同是很机会主义的，比如说，假如中介能帮他们搞到假文凭，他们自然是很高兴的。
可是，一旦出了事情，比如外国接洽的中介发生倒闭了，出国打工者会去找政府解决问题。他们也准备法律档案，但是他们显然并不想上庭，而是准备好材料用于上访。他们给了中央政府十分高的道德预期，他们往往要求中央政府督促地方政府实质性地赔钱。
而这种“出了问题中央有义务把我解救出来”的心态背后，也是一种秩序化的过程。虽然中国社会的确在个人化和失序化，但是总秩序是越来越强大。项飚提到，在他做“浙江村”研究的时候，他能看到许多自下而上的激情和能量，而现在则徒留感慨。如今许多大学毕业生都选择去国企或考公务员，这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这样一种秩序的形成，和对中央政府道德预期的强化，都是作为学者必须考量的东西。知识分子要去思考，如何将这种道德预期转化成一种保证其道德承诺的制度。
应星：如何贴着“地皮”来看中国？
应星教授认为，我们不能简单地拿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的现实。项飚的研究让应星想起了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中提到的“钟摆”——市场化会激起“社会的自我保护”，比如我们经常提到的，“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的兴起。我们经常会把这种讲法套进中国的现实：国家力量逐步释放出原子化的个人，恰如孙立平教授的一个概念——“自由流动资源”，然后这些“自由流动资源”就开始往“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方向聚集。
《大转型》
作者：卡尔·波兰尼
译者：冯钢；刘阳
版本：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年5月
但是，实际上这是不符合中国现实的。“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在不同的社会里的确有它的一般性，可在西方社会，它有着自身的脉络。我们好像释放出了“自由流动资源”，比如说这些“社会人”。但是这些“社会人”却没有自动地形成一个“社会”，他们还是像原子一样。项飚从“浙江村”到全球“猎身”再到出国打工的研究，就是很好的案例。因为项飚的“社会”跟西方的“社会”并不是完全一样的，就如项飚在一次访谈中说，我们要“贴着地皮来看世界”，而不是简单地拿“国家社会关系”，或拿“钟摆”来理解现实。
那么如何贴着中国社会的“地皮”来看中国？应星认为，紧扣“流动”是很关键的。正是“流动”打破了原有的关系，形成了新的秩序，这使我们能很好地理解秩序的复杂性。应星想起了他以前大河移民的研究，他也得出了类似项飚所提出“行政化”的结论。他发现那些大河移民上访的组织者，表明上在和地方政府作对，实际上他们跟政府共享了一套政治文化——一种“行政化”的文化，包括他们如何组织那些移民、如何处理那些“叛徒”。他非常自觉地习得了这种政治文化，这也说明中国在形成自身的“社会”时，有着自己的逻辑。
此外，应星认为，人类学从关心远古文化到关心自己的家乡文化，是一个很大的转向。而项飚恰恰具有某种“反家乡”研究的色彩。一般的中国人类学家都会做跟华人相关的研究，而项飚做了一项印度的研究，然后再回到中国，重新看世界和中国的关系。其实，无论研究者是不是把家乡作为研究对象，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问题意识。项飚能够摆脱研究社会的局限，去理解更大的政治，这是他的问题意识，也是很难得的。一个个案的研究能够跟民族和国家联系在一起，才能凸显意义。
项飙回应道，“社会”对于改革开放之后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核心概念。但是，人类学家扮演着“耳朵”的角色，我们也要听听老百姓是怎么理解“社会”的？在老百姓眼里，“社会”不是一个好词。你要走向社会，你要小心。“社会”基本上是一个江湖，它是一个无序的、可怕的、要提防的东西。老百姓对公共性的想象，跟知识分子是很不一样的。很多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末花了好长时间讨论“市民社会”，认为分化会导致制衡，会导致赋权于民，这是不现实的。
对于孙立平所讲的“自由流动资源”带动“自由流动空间”，项飚则分享一个案例作为回应。这种“自由流动资源”会引起各种各样的网络，项飚研究的“浙江村”讲的就是这个网络。它是怎么构建出自己的空间，使得政府很难压制。但是，在出国打工的调查中，他发现，私人中介会访问那些要出国的人，问他们在日本是否有亲戚、是否去过日本、是否了解日本的某些社会事件等。只有回答是否定的，才能出国打工。因为要是你有日本亲戚，你就可能跟当地的NGO发生关系，可能就会找当地的律师。中介也完全是私有的、“社会的”，但是它却对社会内部形成了这样的秩序，这跟我们原来想的很不一样。
项飚强调，他想告诉大家的是一种民间的“操作”，而不是大的制度的阐述。这些“操作”并不涉及政治。因此，他要去提老百姓对中央政府的道德预期，这是把政治纳入到日常“操作”的切口。而在中国，把日常“操作”政治化的过程，其实跟道德话语和正义话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也和我们原来想象的，西方经典的思路是很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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