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情况

南湾湖

清理阶级队伍，对这些人你们要注意，有好的，中间的，极右的三种。我说的对右的，应当如何对待他们。世界上总有左中右。没有右，你左从哪里来呀？没有那么绝。统统是左派，我不赞成。哪有的事？那样纯也不见得。我们的党通过这场文化大革命，我看比较纯了。从来没有这样搞过。但太纯了也不太好。比如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志不参加就是缺点。所以我们还是推荐各地把他们选作代表。陈毅同志说他没有资格，我看你有资格，代表左中右的那个右派嘛。你对九大代表三个条件中的第二条不那么符合，可以协商嘛。有少数人参加有好处。

识丁老头乙

《刘少奇年谱》后 记
《刘少奇年谱》于一九九0年写出初稿。经反复讨论、修改，一九九三
年底完成送审稿。在送有关领导审核，并征求专家意见后，又对全书补充了
大量材料和作了进一步加工，一九九五年定稿付排。
本书在李琦指导下编写，他审阅了部分书稿。
编写组成员：……。
参加本书审读的有：……。
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对本书的编写十分关心，并审读了书槁。
中央档案馆提供本书使用的档案资料。本室档案处、图书资料室给予了
支持和帮助。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不当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识丁老头乙

《刘少奇年谱》


1966年9 月中旬刘少奇写出《在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的检讨提纲（草
案）》 [1]，并报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九月十四日复函刘少奇： “基本上写得
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
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组[2]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
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


1966年10 月 9 日—— 28 日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林彪、陈伯达在会上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了“一条压制 [1]这一检讨提纲后改为
在当年十月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2]即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 “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二十四日、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会上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不好，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这次会议后，全国掀起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识丁老头乙

《刘少奇年谱》

1966年10 月 22 日致信周恩来： “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初稿），已经
作了一些修改，基本上是根据你和陈伯达同志提出的意见修改的。现特送上，请你

审阅，并加修改。”周恩来未再提出意见。
1966年10 月 23 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发言，对所谓“路线措误”承

担了责任，说：在今年六月一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中发生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是由我来负
担。其他同志的责任，例如在京的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国务院某些部委的领
导同志，北京新市委的领导同志，某些工作组的领导同志，某些地方的领导
同志等等，他们虽然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
在今年七月十八日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毛主席不在北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
是由我王持进行的。北京市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是经常在我主持的中
央会议上汇报的。在这些汇报会议上作出了一些错误决定，批准或者同意了
一些错误的建议。

军平

现在很多人质疑，为什么大家任由毛泽东发动文革？金冲及对《中国新闻周刊》谈了自己的看法。

　　“谁都不是生来就信仰毛泽东的，我自己也有过亲身经历。有一些事情，毛泽东提出的意见，大家有不同的看法。一次，发现是自己错了。第二次，发现还是自己错了。这样的事情多了，就养成对毛泽东产生信从。文革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经过充分的实践，不可能有人站出来说，毛泽东这一次是错误的。你不能这样去苛责前人。”

　　因为是传记，著作者也需要适当进行评论。不过，他们只在很有把握的地方才写上一两句点睛之笔。如果事实部分不够清楚，或者有争论而没有把握，就宁可述而不论。

　　安建设在某一处讲到毛周关系时，曾不吐不快，洋洋洒洒写了几百字。“我当时说，毛周都是这么多年的革命战友了，有什么话一定要放在会议上说，而不能私下解决呢？”

　　拿回来时，发现金冲及全删掉了。“金主任说，你作为著作者，不一定要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读者。有些读者可能会觉得太过了，也有的读者会觉得说得还不够。”

　　“读者最想了解的，就是事实到底是什么样的。评论毕竟是代表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你不能把你的观点写得太多。”这位把蓝白竖条纹衬衫一丝不苟扣到最顶端的老学者，如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金冲及修改完稿件后，交给李琦，没有再送其他人审阅。“李琦同志没有提出太多问题，一般都说写得不错。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没有他的点头，这部书就不能出。这意味着，书出去之后，所有问题都得由他担当。”

　　1998年3月，周恩来百年诞辰前夕，《周恩来传(1949-1976)》面世。新华书店统计了北京、上海的销量，该书排在畅销书的第四位。《晚年周恩来》的主观滥殇

　　2003年，高文谦所著的《晚年周恩来》在海外出版。他称，写此书是为重新评价周恩来，“剥掉涂抹在周身上的油彩”。

　　他的前同事都翻阅了这本书，金冲及也不例外。

　　问及此事时，两个半小时的采访已接近尾声，满头白发的金冲及略带苦笑：“我首先很愤怒，我觉得他不应该写这样一本书。然后我也觉得很伤心。”

　　高文谦进文献研究室时，还是年轻人，金冲及常常带着他。高文谦做的访谈，大多是金冲及带他去的；所看的资料，也是文献研究室内的资料。


　　金冲及记得，高文谦有一次和他谈心，谈起文革前，父亲受到迫害，他也被波及，连去买菜都受到卖菜人的歧视，不愿卖给他。“我就跟他说，我送你一句话。《傅雷家书》里说，一个童年遭受不幸的人，往往是多疑的和脆弱的。你平时对有些问题太多心，什么事情都容易从坏处去想。高文谦回答说，是啊，我就像一只受惊的兔子一样，总是睁大了双眼，看着周围。所以他对许多事都充满了猜疑。”

　　“他去美国以前，就是坐在这张沙发上。”金冲及指了指自己这个40平方米大小的办公室内记者所坐的沙发，“他说：‘我就算走也不会出去乱写的。不讲党性，讲良心，我也不会这么做。’但没想到，他还是写了这样一本书。”

　　金冲及坦承，高文谦书中引用的史料并没有编造。“但是一条史料和一条史料之间，大段的是他自己的猜测和看法，而且是用叙述事实的笔调写的。这些并没有史料根据。但读者看到这些分析，误以为也都有史实依据的。一位外国学者对我说，他这本书主观性太强。这就造成了太坏的影响。”

　　在《周恩来传》完成15年后，金冲及仍然保持着原来的基本观点。“我们对周恩来的看法没有大的改变，因为这是经过多年阅读大量原始资料和反复思考后形成的。后来这部书多次重印，有些史实的细节根据新发现的资料改得更准确，但基本观点并没有改动。”★

识丁老头乙

    “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一九六九年四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这两句话应该好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