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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教育强国与中国大学社科教学的西化-商业化-行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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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0-12 11:40:35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祁冬涛:“四化”鞭策下的中国大学

时间:2018-10-12 07:58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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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所大学的外观。(取自网络)

中国的大学和西方的相比有何特点?这种中西对比可以从两条不同的思路来进行。一是首先总结西方大学的特点,然后用这些特点来衡量中国大学,看中国大学是否有这些特点,或者在这些特点上的表现有何不同,这是用“西方眼镜”来看中国。

另外一种思路是相反的,首先总结中国大学的特点,然后用这些特点来衡量西方的大学,看西方大学在这些特点上的表现如何,这是用“中国眼镜”来看西方。

第一种思路须注意的是西方大学并无统一模式,正如西方的资本主义并无统一模式一样。

例如,美国大学具有独立、多元、竞争、开放等特点,但欧洲大学,尤其是在政府对大学控制力度更大的国家,在这些特点上的表现就远不如美国大学,却在追求平等等方面超过美国大学。就大学与政府的关系而言,中国大学更像欧洲一些国家的大学,和美国大学截然不同。

随着新自由主义之风刮进各国的高教领域,不少国家都尝试向美国学习,用美国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大学,然后采取各种改革措施,试图让本国大学也发展出美国大学的特点。因此,很多国家的政府都把“美国化”作为大学改革的目标。

这种“美国化”的改革往往遭到大学教师和学生的抵制,不仅因为它伤害了很多师生的利益,也因为他们对大学功能的设想与美国不同。在他们眼里,一味“美国化”是一种失去自己国家主体性的冒险行为,最后的结果往往得不偿失。

中国人对美国的羡慕也是毋庸置疑的,很多人也期望中国大学朝着“美国化”的方向改革,热衷于用美国大学的特点来衡量中国大学,发现了很多美国大学具有而中国大学缺乏的特点。

这种对比当然有助于了解中美大学之间的差异,但要了解中国大学为何缺乏美国大学的很多特点,以及要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就是中国大学在哪些方面不可能变得像美国大学,我们就必须先放下“美国眼镜”,戴上“中国眼镜”,努力了解在中国这片土壤上成长起来的大学的运行规律。

中国大学的政治化

笔者观察到中国大学主要受到四种力量的影响,分别是政治化、行政化、专业化和商业化力量。这四种力量型塑大学作为一个组织的行为,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大学里的工作人员,尤其是教师的个体行为。

中国大学因为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部门,是政府实现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正如政府其他部门一样,政治化不可避免地成为保证大学符合政府心意的重要手段。

政治化的目标是实现意识形态上的忠诚与统一,是“又红又专”中红的部分。中共党组织是大学中政治化的主要力量,通过各种学习、会议、活动、谈话等,进行教育、奖励和处罚,影响大学师生的行为。

中共建国以来,大学政治化程度的强弱并非一成不变,其变化基本上由中央自上而下推动的力度决定,大学主动政治化的情况比较少见,这反映了大学内部其实对政治化并无自发的兴趣。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大学普遍高度政治化,“又红又专”甚至变成了“只红不专”;改革开放初期的上世纪80年代,大学曾经历过几年的“去政治化”;进入90年代后,大学政治化开始重新加强;21世纪后大学的兴趣集中在专业化、商业化和各种对行政化的改革,政治化曾相对低调;随着新的国家领导核心的确立,大学政治化掀起了新高潮。

大学提高了对教师,尤其是中共党员教师的政治纪律要求,对学生的政治教育更加认真严格,某些学科中的西方教材被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得到加强,以国家最高领导人命名的研究机构大量涌现,对各种学术活动的政治审查也更加细致严密,符合政治化口味的学术作品越来越多,甚至有些大学老师的书写风格都出现了政治化倾向。

中国大学的行政化

作为国家机器中的一部分,如果说大学政治化不可避免,那大学行政化也是如此。国家机器毕竟以行政化方式运行,作为这台机器上的一个重要零件,很难想象大学能够摆脱行政化的运作方式。行政化,或者说官僚化,是政府部门的主要管理方式。

这种管理方式的重点本来在于以严格的程序和规则,来保证上级意图和政策的逐级实现。在商业管理主义的影响下,行政化越来越注重管理的效率和成果,各种各样的关键绩效指标(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简称KPI)被发明出来衡量行政化管理的业绩。

因此,行政化的目标已经不仅是组织的稳定和秩序,更重要的是管理效率和成果。对效率和成果的要求,从校到院系最后压到成果的生产者——教师身上。大学行政人员通过严密的业绩考核机制,来保证教师不断生产出符合学校需要的成果。

就业绩考核机制的定量化和公式化程度来讲,中国大学应该是已经走在世界前列。这套考核机制当然也可以加入政治化的指标,从而也成为政治化的有效工具。

行政化力量的一只手在努力推动大学教师多干活,另一只手则拼命为学校争取各种资源,并在校内分配,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激励教师多干活。因为大多数教师都能满足业绩考核的基本要求,所以惩罚并不适用于多数教师,对多数教师的激励必须依靠物质和名誉方面的奖励。

中国高教领域形形色色、层出不穷、各种级别和类型的奖励,都是行政化力量激励老师的利器,其数量、类型和奖励数额之多,在世界高教领域应该也是遥遥领先的。基本工资不高的大学教师如果想大幅提高收入,不得不追求这些奖励。

仅就笔者所知,举几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例子,如中央和各省市提供的各种“冠名学者”称号、有的大学会奖励在《人民日报》上发文的教师每次几万元人民币、得到省部级领导批示的报告,在业绩考核中的权重相当于一部20万字的专著、拿到国家级课题才有资格评副教授等等。

因为行政化力量为教师提供了大量资源,所以多数教师不会公开反对行政化,只是按照行政化制定的规则努力争取最大利益。少数教师还会积极投身其中,成为行政化力量中的一员。当然也有极少数教师拒绝这套规则,自愿被边缘化。行政化力量包括大学的行政管理部门和各院系的行政管理人员。

行政体系吸纳了许多精英教师,尤其是学术精英,成为其中一员来管理其他教师,这是行政化能够在中国大学里长期保持合法性的重要原因。

这些具有行政身份的学术精英不但具有学术能力,了解中国的学术和行政规则,而且了解大学教师的处境和心理,所以他们参与制定的各种管理规定更容易被教师所接受,他们各自所带领的学术和行政团队成为行政化的重要获益者,并因此支持行政化,通过行政身份与学者身份互相加持,而快速获得各种资源的职业发展道路,也成为很多教师努力的方向。

中国大学的专业化和商业化

行政化是促进还是阻碍了学术专业化的发展?这是一个值得辩论的问题。行政化力量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推动学术专业化,使用管理主义“称斤论两”式的严密奖惩机制,打破了原来的“大锅饭”,确实能够激励很多教师产出更多成果。关键是成果数量的提高,是否代表学术专业化水平的提高。

所谓专业化,是指按照本学科公认的方法和规则,来培养学生及进行学术研究,而对教学和研究成果专业化程度和质量的评价,也需要本学科同行按照公认的评价规则来进行。说到底,学术专业化是学术共同体自己的事情,某一学科的教学与科研的专业化程度,由该学科教师的专业化程度和该学术共同体的评价体系来决定。

整体来看,中国大学的学术专业化程度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尤其是在自然科学各领域,通常存在全球公认的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中国大学的科技成果,例如国际承认的专利、发明数量和国际英文期刊上的发文量,都快速上升至世界领先地位。

社会科学各领域则不同,因为中国大学虽然也在社科领域推动西方式的学术专业化,并且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英文期刊上,但国内在评价标准和评价规则方面仍然保留了很多中国特色,使得各种不符合西方主流评价标准的研究成果,也可能在国内获得很高的评价。

近年来,大学政治化对专业化也有影响,有的大学开始降低西方英文期刊在社科成果评价体系中的地位,有的大学开始提高符合政府需要的成果的地位,如智库成果的地位在越来越多的大学得到提升。

大学商业化是指大学利用一部分人力和其他资源,通过提供有偿服务来从事盈利活动,这曾是社会激烈批评的现象。随着“商业社会”在中国扩张,社会逐渐对各行各业商业化的现象熟视无睹,大学商业化也不再成为众矢之的,商业化思维已经成了大学的主要思维模式。

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大学逐渐变成追求物质和名誉资源最大化的事业单位,教师变成明码标价的资源,能够为学校带来更多资源的教师则成为各大学争夺的紧俏商品。

这些教师也往往待价而沽,寻找出价更高的买家。更重要的是,商业化思维已经渗透到教师的科研、教学等各工作领域:选择成本更小收益更高的研究项目、把自己主持的学术团体改造为老板—雇工关系、和商人一样建立广泛的关系网来提高自己的潜在价值和“变现能力”等等。

中国大学就是在政治化、行政化、专业化和商业化四种力量鞭策下飞奔的骏马,但因为这四种力量的目标常常冲突,所以也是它们互相博弈的竞技场。

以学术专业化为信仰的大学教师当然会对其他“三化”不满,但多数教师却能够在四化中为自己找到平衡点,有的甚至能够巧妙地整合“四化”力量,成为横跨政治、行政、专业和商业等多领域的精英。

篇幅所限,本文无法用中国大学的“四化”来对比西方大学,但简略来说,西方大学同样受这“四化”的影响,只不过每一“化”的具体内容和中国大学相比有同也有异。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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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0-12 12:25:04 | 只看该作者
中国离诺贝尔奖越来越远

邓聿文:缺乏自由思想和言论空间,官本位的行政体制和科研体制抑制人才成长,是影响科研、学术、创新的主要问题。

更新于2018年10月12日 06:05 邓聿文 为FT中文网撰稿

写下这个题目,可能一些人会不爽:中国不是曾经有人获得了诺贝尔奖吗,怎么能说离诺奖越来越远?不错,文有莫言,理有屠呦呦,但是,这充其量只能说中国已经打破了没有诺奖的尴尬,与我讲的离诺奖越来越远并不矛盾。

文学奖而言,因为每个人的评价标准不同,很难说获奖作家就是写作水平最高的,获奖作品就是传世之作。而屠呦呦的获奖,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事后的补偿,因为她获奖的研究成果是在上世纪70年代做出的(这并非否定她在该领域仍处领先地位),而在当代前沿的科学研究上,毕竟还没有中国科学家获奖。同东邻日本相比,中国在这方面更是相形见绌。日本18年16个诺奖,几乎年年都有科学家获奖,包括今年。美国就更不用讲了,每年都囊括了诺奖几大类别的一半以上奖项。

以前人们在提到中国与诺奖无缘时,一个最大似乎也有说服力的理由是,中国在科研和教育领域投入的经费不多。这在七、八年前是一个实际情况。一定程度言,科学研究是一个烧钱的活,尤其是现在科研,高度依赖实验,没有大量的投入,连实验的设备都买不起,就甭谈什么成果了。从这个角度看,有了钱不一定出得了科研成果,但没有钱,大概率出不了科研成果,或者出的成果也是二、三流的。

美日科学家能够延揽大部分诺奖,当然跟它们长期舍得在科研和教育方面投入有直接关系。然而,自从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后,特别是近几年来,中国在科研和教育上的投入总量已经超过日本,逼近美国,从科研用的设备看,中国的很多研究机构比美国还先进。企业在科研上也舍得花钱,像华为的科研投入不输于任何一家企业。科研人员的待遇也有大幅提高,现在中国用在一些领军人物的薪水和待遇,不必美日科学家少。

这当然不是说国家在科研和教育上花了很多钱,没有见到效果,公允而言,是取得一些成绩的,甚至在某个方面也有很大突破。比如中国在国际上的专利申请量似乎已居世界第一。杨振宁先生就曾颇有信心地预言,中国很快将进入收割诺奖的季节。

不过现实总是让人不争气。自莫、屠二人获奖后,中国又开始和诺奖绝缘了,每年只能眼巴巴看着美日欧的科学家和经济学者将大奖揽入怀里。现在我们不能再把原因归咎于国家在科研和教育上的投入不足。摘不到果子,肯定有比投入更本质和关键的因素。

仔细想想,有两点需要指出。第一点,是缺乏自由思想和言论空间。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和追求定于一尊的教育本质上是抑制个性和创新的,再加上政治体制和政治气候容不得异见和宽容,整个社会难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而科研、学术和创造是需要争论和奇思妙想的,是需要破除思想禁锢的。诺奖奖励的是原创成果和重大发现发明,虽然中国也一直在强调研究的原创性,在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上,在若干领域也走在世界前列,但是,当科研人员和学者们挖空心思在一项具体的学术研究中要论证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优越性,当局把中国科学取得的成果归功于领导人思想的指导时,就在无形中为所有的科研人员和学者打造了一幅思想的枷锁和一种不良的科研学术导向,显示的就是真正的思想自由和自由思想的贫乏。证之人类历史和科学史,这是不可能出原创思想和成果的,即使在某个段出现一些重大发现和发明,也无法持久。

第二点,是官本位的行政体制和科研体制抑制人才的成长,进一步加重了上述情况。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社会,人的价值是通过做官以及官阶的大小来体现的。现在这种状况已经到了无孔不入和无可救药的地步。做官也就罢了,偏偏官僚们还要把手伸向科研和学术,垄断和领衔科研与学术项目,以显示自己在科研和学术上也是一把好手。根据最近不完全统计,2018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推荐成果第一完成人的职务,党委书记、校(院)长、党委副书记、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副校(院)长、董事长的占比是56.17%,校长助理、二级学院院长、副院长、主任、部长占比是20.59%,行政(科研)机构负责人为10.53%,真正来自普通教师的占比只有8.92%。

尽管不排除某些所谓学者型官员或官员型学者本身的科学素养和科研能力很强,是某个领域的专家或权威人士,但此种亦官亦学在价值导向上就是错误的,因为它把人引导到做官上,首先是做官,把官做大,才能占有又多又好的资源,包括科研和学术资源。搞科研和学术及出成果的目的,也是为了能够做上官或向上升。

不仅如此,官本位还表现在政府官员为科研人员确定科研学术重点,后者主要追随官员意志,从事能够显示官员英明的研究项目,而不是由他们来主导研究项目。这种科研政策和科技体制的目的,就是要科研人员“早出成果、出大成果”。面临着这种巨大压力,作为理性的选择,他们只能去搞一些短平快的东西,一些确定性很强的项目,而对于不确定性很大的原创性的基础研究,则是能避开尽量避开。由此也就在中国的科技环境中,形成了一种“不允许失败”的原则。但实际上,就科学研究来说,失败是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会给研究提供极为宝贵的经验。而由于害怕失败,科研人员对未知领域就不敢去尝试。
可以说,浸淫于整个社会的官本位意识及其行政主导科研和学术的体制对科学和创新产生的负面影响不可忽视。

还有其他的影响中国科研、学术、创新的问题,但主要是我指的上面两个,这是带有本质性、导向性的问题,它们又互相纠缠、强化,形成恶性循环。现在尚看不到在这两个症结上打开缺口的希望,因此,虽然中国的教授、研究员、博士总数世界第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总数世界第一,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总数世界第一,可距离诺贝尔奖,只会越来越远。

(注:作者系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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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0-23 15:17:21 | 只看该作者
北京大学迎来新书记和新校长

2018年10月23日 13:43:33
来源:北京日报







原标题:刚刚,北京大学迎来新书记、新校长

10月23日,北京大学迎来新书记、新校长。
北大全校教师干部大会刚刚召开,记者获悉,63岁的林建华卸任北大校长,原北大党委书记郝平接替林建华,成为新校长。
曾在北京任职多年、去年担任山西高院院长的邱水平回到北大,担任党委书记。
新书记:曾在北京任职多年
曾在北京任职多年、去年担任山西高院院长的邱水平回到北大,担任党委书记。此前,他曾多年在北大教书和任职。
邱水平本科和硕士都在北大法律系求学。1988年到1996年,他在北大工作,先后担任北大团委副书记、团委书记、学生工作部部长。
后来,邱水平在北京任职多年,曾担任过朝阳区副区长、平谷区区长和区委书记等,2013年期开始担任市委副秘书长,去年年初起担任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
新校长:文科出身
与前几任校长不同,新校长郝平是学文科出身。他出生于1959年,57岁成为北大党委书记,今年,59岁的他又成为北大校长。从同一所大学的书记转任校长,这样的调动在国内高校很罕见。
此前,北京大学仅有一位校领导陆平,既当过党委书记又当过校长。
1978年至1982年,郝平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世界历史专业。毕业留校曾在北大工作多年,之后担任过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和教育部副部长。
在北大工作期间,郝平经常向季羡林先生请教问题,其著作《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孙中山革命与美国》《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等,也多次得到老先生指点。
1997年,郝平完成《从京师同文馆到京师大学堂》的书稿,希望北大出版社出版。编辑们对书稿拿不准,希望郝平请一位专家提出推荐意见。郝平去向季老请教。几天后,季先生的秘书打来电话:“郝平,你可把季老弄苦了,他老人家三天都没出门了,一直都在看你那本书稿。你赶快来季老这一趟。”郝平骑上自行车很快到了季老家中。季先生向郝平提出几个问题,郝平一一作答。季羡林还给书写了序言,并给书改了名字,叫《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
2005年6月,郝平离开北大,到北京外国语大学担任校长时。季老专门为他题写了韩愈《进学解》中的一句话:“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林建华:制定北大双一流方案
卸任北大校长的林建华出生于1955年,今年已经63岁。
本科和博士学位都在北大获得,1986年起留校任教。他的研究领域为固体化学,主要从事过渡金属复合氧化物、新型微孔硼酸盐、稀土-过渡金属金属间化合物的合成、结构、物理和化学性质方面的研究,曾担任过北大化学学院院长。
在从事化学研究的同时,林建华也参与学校管理工作,曾先后出任校长助理、教务长、副校长、常务副校长等职务。外调重庆大学、浙江大学当校长十多年之后,2015年2月,他回归北大,成为校长。
担任校长的三年多时间里,林建华力主推动综合改革。北大双一流方案就是在他主导下出台的,方案中提出,北大要在2030年跻身世界一流大学前列,2048年成为世界顶尖一流大学,为此将启动“30+6+2”的学科建设布局,并将建立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的多样化人才培养体系,力促学生在学部内自由转专业、在全校自由选课。
在学校内外的会议上,在对学生的讲座上,在对中学校长的课堂上,甚至在媒体上,林建华多次表达自己对教育的思考,也阐述北大为了育人所开展的改革。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将北大的使命凝练为八个字,“守正创新、引领未来”。”在他眼中,“一所大学,精神文化是最宝贵的财富”“大学是通向未来的桥”等。
郝平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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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平,男,汉族,1959年9月生,山东青岛人,1982年6月入党,1982年8月参加工作,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主持党委全面工作,负责组织和统战工作。
1978年至198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历史专业学生。
1982年至1986年,在北京大学校长办公室等校机关工作。
1986年至1991年,北京大学学生工作部副部长。
1991年至1992年,美国东西方中心访问学者。
1992年至1996年,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1996年至2001年,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部长、校长助理(1997.04)、教育基金会副理事长(1998.09)、党委常委(1999.02)(其间:1995-1999年在职攻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2001年至2005年,北京大学副校长、党委常委(其间:2004-2005年在中央党校中青班学习)。
2005年至2009年,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
2009年至2016年,教育部副部长、党组成员,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2011.09- 2016.1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37届大会主席(2013.11- 2015.11 )。
2016年12月,北京大学党委书记。
2018年10月,任北京大学校长。
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主要研究成果有:《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孙中山革命与美国》、《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
邱水平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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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水平,男,汉族,1962年6月生,江西南丰人,1983年8月参加工作,198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生学历,法学硕士学位,二级大法官。现任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
1979.09-1983.08  北京大学法律系法律专业学习
1983.08-1985.08  江西大学法律系教师
1985.08-1988.07  北京大学法律系法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
1988.07-1990.09  北京大学法律系教师
1990.09-1991.09  北京大学团委副书记
1991.09-1996.09  北京大学团委书记、学生工作部部长(其间:1995.10-1996.09英国赫德福特大学访问学者)
1996.09-1997.10  北京市朝阳区区长助理
1997.10-1999.04  北京市朝阳区副区长、区体改委主任
1999.04-2001.11  北京市朝阳区副区长、区招商服务中心主任
2001.11-2002.01  北京市朝阳区副区长
2002.01-2002.06  北京市朝阳区副区长、北京商务中心区管委会主任
2002.06-2003.04  北京市朝阳区副区长、北京商务中心区管委会主任、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2003.04-2006.05  北京市投资促进局(北京市外商投资服务中心)局长、党委副书记
2006.05-2006.12  北京市平谷区委副书记、代区长
2006.12-2010.02  北京市平谷区委副书记、区长
2010.02-2013.02  北京市平谷区委书记
2013.02-2013.12  北京市委副秘书长、政法委常务副书记
2013.12-2014.12  北京市委副秘书长、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市国家安全局党委书记
2014.12-2017.01  北京市委副秘书长、政法委常务副书记( 其间:2016.03-2016.07中央党校第40期中青年干部培训一班学习)
2017.01-2018.10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2016.11-2017.02中央第三巡视组副组长)
2018.10-                    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
中共十八大代表。
林建华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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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建华,男,汉族,1955年10月生,山东高密人,197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11月参加工作,理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主持学校行政工作,负责人事、财务和审计工作。
1982年2月在北京大学化学系获得学士学位,1986年12月在北京大学化学系获得博士学位。
1986年12月起在北京大学任教;
1988年12月至1993年6月先后在德国Stuttgart的Max-Plank固体研究所和美国Iowa州立大学化学系和Ames国家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研究领域为无机固体化学和无机材料化学;
1993年6月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任副教授,1995年任教授;
1998年6月至2002年4月任北京大学化学学院院长,2001年4月任校长助理,2002年2月任教务长;
2002年9月至2004年12月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兼教务长;
2004年12月至2010年12月任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兼教务长;
2010年12月至2013年6月任重庆大学校长。
2013年6月任浙江大学校长。
2015年2月任北京大学校长。
2017年4月-2018年10月,任北京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
主要研究领域为固体化学,涉及新型无机固体化合物的合成、结构和性质。近年来,主要从事过渡金属复合氧化物、新型微孔硼酸盐、稀土-过渡金属金属间化合物的合成、结构、物理和化学性质方面的研究。1995年获国家教委科学技术二等奖,1996年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2009年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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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0-25 12:26:28 | 只看该作者
社科工作者切勿沦为“知识愤青”
来源:环球时报 2018-10-24

世界正处于变革时期,我们未来可能面临着更复杂的国际形势,如何准确把握、认识、预测将要出现的问题,既要求我们从历史中挖掘经验,更需要我们深入了解国情,了解世界,到实践中去发现并总结出贴近客观的结论。

作者:冯钺

近期有人发文认为,“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储备与知识生产能力明显不足,既缺乏对现实生活的解释能力,更缺乏对现实生活的理论指导能力”。对这一观点,不少人都有类似的感触。

社会科学从广义来讲是研究人类社会总体现象的各相关学科的总称,包括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民族学等诸多学科。近代以来,西方的思想、范式、技术大量涌入中国,在带来了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导致了不少教条的产生,社会科学受这方面的影响尤深。后来在学科规范化的过程中,教条化、八股化倾向仍然在不同程度存在。

无论是教条化,还是八股化,都是脱离实际的反映,用俗语来说就是不接地气。不接地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接国情的地气,缺少对中国历史、基层等实际情况的了解;二是不接国际的地气,严重缺少对世界重要国家的历史、传统、现实的了解。目前,能同时具有丰富国内外经验和学识人少之又少。

有人撰文指出,我们往往习惯于将大政策套小政策、用理论论证理论,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依然严重。党八股没有消失,洋八股又成了新范式,一些所谓“高学历”专家、“专家型”领导干部,张口就是西方理论,闭口就是西方模型,满脑子“西化思维”,凡事喜欢找西方标准和理论依据,严重脱离国情。

事实已反复证明,只有深入实践,才能出真知。我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老前辈费孝通就是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典范。费孝通早在二十多岁时就开始深入到乡村、边远地区调研,在广阔天地中摸爬滚打,才成就了一代大家。他通过对当时情况的回顾,指出了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的两个问题:一是要自己深入到社会里做调查;二是调查不能浮于表面,有些老师搞了调查,但只是枯燥的数字,缺少实际意义。这里第二个问题更重要,看似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调查研究,但究竟是走过场,还是蜻蜓点水,能不能真正搞清数字、现象背后的关联、本质,仍是一个我们尚未解决的问题。有些调查研究还未开始,就已有了一个西式的“帽子”,带着西式的理论框架到中国的现场为自己找注解。

社会始终与社会科学的研究紧密相关,在今天信息技术发达的时代,社会中又出现了“知识愤青”现象。这其实不是什么新鲜问题,任何时候都有这样的情况。但现在“知识愤青”的问题似乎比较普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网络技术的流行,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网络发表观点,而不管这种观点是否经过了调查研究,是否全面客观。其实,对社会上的一些问题看不惯、有情绪,是正常的,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储备的增加、阅历的丰富,一些原来比较激愤的观点是有可能转变的。

观察当代中国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去看。不仅中国如此,国外也是如此,美国著名学者欧威廉认为,优秀的教授在实践中做学问,普通的教授在书本中做学问。这强调的正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道理。

总的看,我国社会科学还处于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状况。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相称。

世界正处于变革时期,我们未来可能面临着更复杂的国际形势,如何准确把握、认识、预测将要出现的问题,既要求我们从历史中挖掘经验,更需要我们深入了解国情,了解世界,到实践中去发现并总结出贴近客观的结论。只有这样,社会科学研究才能逐渐发展和提高,适应我国不断增长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满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要求。(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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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1-1 20:32:11 | 只看该作者
李元元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

2018年11月01日 16:14:02
来源:湖北日报







原标题:刚刚宣布!李元元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        

教育部网站发布消息:11月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在华中科技大学宣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任免决定,李元元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丁烈云不再担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职务。教育部党组成员吴道槐,湖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瑞连,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三局巡视员、副局长刘后盛出席宣布大会并讲话。

中国工程院院士,粉末冶金和铸造专家

公开资料显示,李元元1958年10月出生于广东省梅县。1982年本科毕业于湖南大学获工学学士学位,1987年和1998年研究生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分别获工学硕士和工学博士学位。先后担任华南理工大学校长、吉林大学校长,2013年11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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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官网截图

据中国工程院官网介绍:李元元长期从事粉末冶金和有色合金材料制备、成形理论与技术的应用基础和工程化研究。发展和创新了粉末冶金温压成形理论和技术、电磁热力多场作用下粉末成形固结一体化理论和技术,研制出多种高性能粉末冶金新材料和重要零件;研发出高性能铝青铜合金、白铜合金、锌合金、挤压铸造铝合金、变形铝合金及其制备成形技术等;成果应用于我国制造业和国防军工中,解决了相关的技术瓶颈问题,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

李元元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省部科技一等奖3项。获授权发明专利55项(已实施29项);发表论文被SCI收录132篇、EI收录222篇;出版专著2部,主编著作1部、教材1部。

请毕业生喝咖啡称应体验民工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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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元(资料图)

2003年,李元元上任华南理工大学校长时,是广东高校中最年轻的校长,在学生中颇有人缘,有媒体称其为“最具亲和力的大学校长”。

据媒体报道,2010年6月,时任华南理工大学校长的李元元与毕业生围坐一圈,在校园咖啡馆,畅谈毕业生对未来的憧憬和担忧。李元元认为,大学毕业生应体验农民工的苦。李元元对学生们说:“当年我们上山下乡的时候,就是当农民,什么农活都干过,哪里敢想还有机会上大学呀!”他建议大学毕业生不要太急功近利,毕业后首先得想办法让自己活下来,找到生活的立足点,也不要在乎刚毕业时的起薪是高是低,而是看他的发展空间。“进了单位之后,人际关系要比学校复杂,有时不单只有友谊,也有利益纷争甚至黑暗,你们都得有忍耐精神,要保持一颗善良的心。你还得想想,天天盒仔饭、餐餐吃外卖的生活,你能不能撑得下去?”李元元告诫同学们:“毕业了,你就得做好吃苦的准备,千万不要当自己是天之骄子,要把自己看成是普通劳动人民,看自己能否承受农民工的苦。”

毕业致辞:出国的一定要回来,出息的一定要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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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21日,吉林大学举行了2017届本科毕业典礼,校长李元元叮嘱毕业生:“一定要出去,出去一定要回来;一定要出息,出息一定要报国。”

李元元送给当年的毕业生三句嘱托:

第一句:以笃学之心与时代同行。

在这场与同龄人赛跑的“马拉松”上,想要与时代同行不掉队,就要增强知识更新的紧迫感,坚持终生学习。

第二句:以诚敬之心与他人相处。

希望你们少做低头族,把“低头”的时间用来抬头看路,用来了解和关心他人,用来充盈和完善自己。

第三句:以淡泊之心雕琢自己。

生活,因简约而优雅;人生,因淡泊而从容。

成长的道路上,无论顺境逆境,无论得意失意,都要抵得住困难和挫折,经得起考验和诱惑,处优而不养尊、受挫而不短志。

李元元还用一首小诗来表达母校和对同学们的爱

▼▼

有一种爱,纯粹,像白山环绕黑水;

有一种爱,深邃,像皓月映照清辉;

有一种爱,芳菲,像清湖守着莲蕊;

有一种爱,静美,像蝴蝶拥抱蔷薇。

李元元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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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元(图片来源:吉林大学新闻中心)

李元元,男,汉族,1958年10月出生,广东梅县人,1981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10月参加工作,工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

1973年10月上山下乡参加工作。1981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6月本科毕业于湖南大学铸造专业,1987年6月硕士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铸造专业(金属材料及热处理方向),1998年7月博士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机械制造专业(在职攻读)。1982年6月至1984年8月在湖南大学机械系铸造教研室任教。自1987年6月起在华南理工大学机械系(现为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任教。1992年1月晋升副教授,1993年12月破格晋升教授,1998年12月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1992年12月任铸造及复合材料研究室副主任;1994年任机电工程系副主任、校党委委员。1997年2月至5月作为高访学者赴德国柏林工业大学金属物理所从事合作科研。1998年任金属新材料制备与成形研究开发中心主任;2004年10月任金属新材料制备与成形广东省重点实验室主任;2006年6月任金属新材料制备成形技术与装备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2008年5月任金属材料高效近净成形技术与装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B类)主任;2009年12月任国家金属材料近净成形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1998年12月任华南理工大学副校长、校党委常委;1999年3月至2000年11月兼任华南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1998年3月至2003年2月任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003年9月至2011年12月任华南理工大学校长、校党委常委。2008年1月至2013年1月任广东省第十届政协常委。2011年9月起任吉林大学校长(副部长级)、党委常委(2017年4月起任吉林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2012年5月至2017年5月任中共吉林省十届委员会委员。2013年1月至2018年1月任吉林省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2013年3月至2018年3月任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013年11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简历来源:吉林大学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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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11-5 19:54:17 | 只看该作者
南京大学学生称在卫生间被偷窥 校方:属实,正商讨处理方案

2021年11月05日 15:58:27
来源:[url=]武汉晨报[/url]







近日,网传一南京大学学生发帖称自己10月11日在卫生间被男生偷窥,而过了半个月,此事再无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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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内容为“10月11日下午,我在逸夫馆1区二楼上厕所的时候,拍到了一个偷窥的男生。(之所以上厕所拿手机拍门缝是因为前一天就怀疑了)当天通知了保卫处。保卫处告诉我已经在调监控了,让我等通知。等到晚上我报了警,警察来了之后带我去调了监控,拍到了清晰的正脸,了解到了这位偷窥狂的名字院系宿舍。

保卫处告知我要等警察先处理他们才能配合行动,警察在调查了之后,让我等通知。直到10月25日,等来了“因客观原因无法在法定期限内做出处理”。

已经过了半个月了,变态还和没事人一样,我却精神状态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在旁边有人的时候会害怕,没有人的时候更会害怕。一点小小的动静会把我一大跳。刚开始甚至一闭上眼睛脑子里就是那个变态的脸和他趴下来的样子。

只能说很讽刺吧,他可能已经换了个地方找下一个受害者了。保卫处让我息事宁人,不要告诉父母,不要发到网上。等结果每个人都让我等。也不知道在等什么,可能是在等下一个受害者吧。”

九派新闻联系到南京大学鼓楼校区保卫处,一工作人员称,11号下午,其接到了此案。当时是女生和她男朋友一起报的警,警方陪同来保卫室调取了监控。

其还称,调完监控后,她便休假了,后续处理其不清楚。直至今天,领导才告诉她,那个男生于十月底被抓获。目前,领导正在开会商讨处理方案。

关于男生是否为本校学生,网传“男方交了400元获释”,其皆表示不清楚。

武汉晨报记者 徐鸣 实习生 罗伊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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