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岳青山：邓小平岂止是反右派“积极分子”!—反右派60周年求索历史真实(二) 1957年的反右派，全国打出的右派分子总数竟多达55万，经79 年“改正”后，划错率高达99%，严重的扩大化造成了极不幸的后果。 那么，反右派的扩大化究竟是怎么搞出来的?造成如此严重扩大化的直接的主要的责任，应当怎样客观地历史地看待？ 邓小平主持制定《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有过广受赞誉的定调： 1980年3月19日，他在同中央负责人谈话时指出：“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是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258页) 那末，此种扩大化究竟是怎么来的? 邓小平1980年2月29日在11届5中全会第3次会议上讲话中说：“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第2卷，第241页。) 这就是说：反击右派是必要的，错在扩大化，此其一；其二，反右派的扩大化，主要毛泽东搞错的，但“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其三， “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因为“我是总书记呀”! 自从《决议》发表以来，我国各路精英、主流媒体都是本着这个调子唱的。大家点赞“小平高风格，敢为毛泽东承担责任”。然而，这样的结论是否客观、全面，合乎历史的真实?能不能说邓小平只是反右派的“积极分子”，反右派“是总书记”，扩大化“就有责任”？ 随着毛泽东著作、《毛泽东年谱》相继问世，毛泽东57年的思想、言论和行动，解密较多，白纸黑字;《邓小平年谱》和《刘少奇年谱》，把邓小平57年“做了些什么”，也和盘托了出来。这就有可能对共和国前30年这个重大历史事件，认真回看，重新审视，请历史为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客观分析反右派扩大化，“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 列宁有一段名言：“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选集》第2卷，第512页)，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反映事物，而不附加任何外来成分。这就为我们重新客观审视57年的反右派，提供了正确的科学的方法论原则。 重新审视、研究反右派，“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就得从中央顶层毛与刘、邓的职责分工这个基本的事实出发，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这就不能不看到，那时毛泽东基本上退居了“第二线”，而在“第一线”主持中央工作的，直接领导和指挥反右派斗争的，则是刘、邓。只有从这样的历史实际出发，才能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如实地反映历史的真相。 其实，我党中央自七大以来，在顶层的工作关系中就逐步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这就是毛泽东说的，“我们党主持工作的我算一个，但我是不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少奇同志”。 毛泽东本是我们共和国的开国元首。但他鉴于斯大林去世后接班人的教训，早在1956年八大前，就慎重地向党提出，下届人大要辞去国家主席，甚至提出在将来适当的时机，还不当党的主席。这就是他1956年夏天在北戴河召开一个几十人参加的党内会议上提出来的。当时，刘少奇和邓小平及其他与会者都认同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这个想法是可行的。至于将来不担任党的主席，大家认为，目前暂不可行。毛泽东的这种主张无人能与比肩! 然而，毛泽东的这个建议尽管在党内顶层如此顺利通行，却在党外酝酿时，遭到了强烈的反对。1957年4月30日，庆祝五一劳动节，毛泽东在天安门把民主党派负责人召集一起，开了个小会，主要是请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同时向他们公布了自己下届不当国家主席的想法。末了，还嘱咐两位身份最高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和全国政协副主席黃炎培把这个意见有意识地透露出去。不料，陈、黃两位却深感意外，强烈反对。他俩商定，此事事关重大，“相约匆遽外传”。第二天俩人慎重其事地联名给全国人大委员长刘少奇和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特意密陈”了一封信，坚决不同意毛泽东不再连任国家席主席的意见，坚定表示：“我们期期以为不可”! 刘少奇、周恩来自然把这封关系甚大的信，转送毛泽东。 5月5日 毛泽东看到陈、黃二位副主席的“特意密陈”，写了很长的批语，重申下届不当国家主席的决心，并批示：此事既然民主党派高层人士都想不通，就“请少奇同志召集有一百人左右参加的政治局会议，展开讨论一次，取得同意”(《毛泽东年谱》1949_1976第3卷，第147页)。5月8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扩大会，专门讨论了陈、黃的信和毛泽东的批语，大家还是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其时，刘少奇说过这么一段重要的话 ： “毛主席还是党的主席，是国家的领袖。我们希望他健康长寿，但人总归是不能违背生命规律的，总是要见马克思的。我们要考虑的，是他在余年做些什么事情好。主席讲得是对的，要集中精力研究重大的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这对中国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刘少奇年谱》下卷，第402页) 这是刘少奇代表中央说的带总结性的话，完全同意毛泽东退居“第二线”，辞去国家主席，并且还安排了他“在余年做些什么事情好”？就是“要集中精力研究重大的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这样一来，刘少奇和邓小平则在“第一线”，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领导和指挥反右派斗争。当然，他们这样的分工也只是相对的。这也是七大以来中央领导人职责关系的进一步延续。 事实也是如此。毛泽东在“余年”确也是“集中力量研究重大的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对中央日常工作过问较少。诸如：八大前，苏联20大出了“斯大林问题”，接着发生了“波、匈事件”，我国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后，也出现许多新矛盾、新问题。他由此提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系列新理论、新方针。与此同时，又提出了党内整风的问题。而在开门整风中，却发生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问题，于是，便有如何看待和反击右派的进攻?这又成了毛泽东集中研究的重大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从1957年9月三中全会反右派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毛泽东“主要精力”就转到加快发展农业和发动大跃进上了。 可见，在整风、反右派中，毛泽东基本上是处在第二线，对反右派直接过问较少。中央既然定下其“余生”的主要责任就是“集中力量研究重大的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那就只能看他在此时段所提出的“重大政治和理论”是否正确，即要坚决回击整风中出现的右派进攻的决策妥不妥?确定的反右派指导思想对不对?制定的反右派方针政策错没错 ?对此，拙作《反右派60周年求索历史真相》已经议过，毛泽东的白纸黑字表明，他为党提出的反右派方针政策是实事求是，“避免泛滥无归”， 尽量缩小打击面，防止扩大化；如果认真贯彻落实毛泽东的方针政策，是不会发生扩大化的。 至于，刘少奇、邓小平则在“第一线”主持中央工作。而邓小平直接领导和指挥的反右派斗争。仅从现在业已解密的有限的文献来看 ，他们并未把毛泽东制定的方针政策当回事，认真贯彻落实，而是另立方针政策， 另搞一套，结果把反右派搞歪了，搞砸了，造成扩大化 。因之，他们应当负直接的、更多的、更大的责任。 这样看，是否比较客观、比较公道? (二) 邓小平是反右派的前线“总司令” 邓小平是“八大”新任的总书记。如果按毛泽东的说法，反击 右派是一场“大战”，那么，邓小平则是这场“大战”的前线“总司令”。从《中国搜索》得知，他还是党中央反右派领导小组的组长，彭真为副组长。 从《邓小平年谱》披露的事实来看，他确实是“第一线”领导和指挥反右派斗争，是“总司令”，不只是什么“积极分子”! 7月4日，在书记处召开的在京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国务院各部委、解放军各大单位和北京市及各高等学校负责人会议上作《整风反右派报告》的是邓小平；只过3 天，在7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电话会议上作《整风反右派报告》的，也是邓小平；再过3天，在书记处7月12日召开的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副部长以上干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的会上作《关于当前整风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报告的，还是邓小平。 党中央9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着重讨论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方针及具体部署”。而在此次重要会议上，从开头的《整风反右派报告》，到闭幕会上《总结发言》，邓小平一人独揽。 邓小平还先后离京，于6月7日在东北三省省、市、地党干部会议上作关于整风反右派报告；6月 10-16日，在 西安、成都、济南、上海、南京等地听取西北、西南、华东各省负责人关于大鸣大放的情况汇报，并在陕西、四川、山东党员干部会议作整风反右派报告。 《邓小平年谱》还表明，邓小平“八大”新任总书记后， 1957年4月开始，集中精力，全力以赴地抓的工作，就是整风反右派。真是不唱天，不唱地，单唱一本反右“香山记”。 据我粗略统计：从1957年6月到12月，邓小平主持召开书记处会，共计43次，而研究反右派问题就多达37次，月均5次还多。其中：专题研究整风反右派共20次；专门听取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关于整风反右汇报有9次；主要研究反右派 ，也涉及其他事情的有8次。至于专门研究其他工作问题的则仅只6次。这就说明，邓小平及书记处57年主要是集中精力主持、领导和指挥反右派斗争。其他工作管得较少。 《邓小平年谱》还表明：1957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以及北京重点高校的反右派，是在书记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诸如：6月3日“主持召开书记处会，听取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关于鸣放情况的汇报”；6月19日上午，主持书记处会议，讨论中央党校和卫生部在整风反右派运动中提出的一些问题；6月22日上午，主持书记处召集的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研究整风反右派问题；6月28日上午，主持书记处召集的汇报会，听取外贸部、文化部、地质部、建筑工程部和共青团中央负责人汇报整风运动情况；7月4日上午，主持书记处会议，听取侯维煜汇报中央高级党校整风情况；8月2日上午，召集中央国家机关党委负责人开会，听取反右派斗争情况的了汇报；8月 9日上午，主持召开书记会议，听取农林水系统负责人汇报整风运动情况；8月16日下午，主持召开书记处会议，听取安子文、罗瑞卿关于反右派情况的汇报，等等。 此外，邓小平还分管中央宣传口。诸如，5月21日下午，就主持书记处会议，讨论报刊的宣传方针。他在发言中指出，“要组织力量搞几十篇东西，由《人民日报》放出去。”(《邓小平年谱》，第1366页) 总之，1957年全国反右派斗争是刘、邓在“第一线”主管的，邓小平直接领导和指挥的。 但令人惊讶的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为何对刘、邓反右派的主张、言论、方针、政策要这么严格封锁，极少解密？ 《刘少奇选集》下卷，从1957年5月17日的《地质工作者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开路先锋》，到1958年5月 17日的《我国应有两种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期间整整一年完全空缺，开了个大“天窗”。 《邓小平选集》更是从1957年5月15日的《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祝词》，到1960年3月25日的《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整整三年完全空缺，开了更大“天窗”。 他们的《年谱》稍好一点。《刘少奇年谱》对反右派披露极少。《邓小平年谱》只披露了反右派的“行”，而很少披露其“言”？诸如邓小平所主持书记处会议，研究或听取汇报反右派多达37次，除二、三次解密过邓小平的几句话外，其余都把邓小平“编辑”成只主持，不说话的“哑巴”! 这究竟是为什么？只能大胆设想，公开对他们不利。 常言道，新官上任三把火。只不过，邓小平反右派这“三把火”太大太猛太烈，“烧”出了太多右派。 这种扩大化到底是怎么出来的，诚如邓小所言，“这个话我有资格讲。” 如果邓小平说：那时毛泽东处在第二线，是我们在“第一线”主持和领导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主要是我们没能搞好，搞砸了，那就更合乎历史的真实了。 (三) 毛泽东的方针政策被置于不顾 邓小平在“第一线”领导和指挥反右派斗争，理应坚决贯彻、落实毛泽东制定的基本方针政策，促使运动健康发展。但他主持的书记处，无论是专题研究“整风反右问题”，还是专门“听取反右派汇报”，实际上却是把毛泽东的重大方针、政策，置于不顾。 《邓小平年谱》表明，从1957年6月到12月，他主持召开书记研究反右派的会议达37之多，但令人惊讶的是，如此密锣紧鼓的反右会议，却从未见把毛泽东所提出的反右派的重大方针政策、政策界限提到桌面，商讨过，研究过；更没有报告过运动中发现的问题。 就拿毛泽东 6月29日审改《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来说，他在这里鉴于“中右分子”容易错划成“右派”，特地加写了一条极其重的政策界限：“对于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应把他们和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的劣迹)的那些极右分子加以区别，在对前者进行批评的时候，要完全采取说理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轻易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毛泽东年谱》第3卷，第181页)。 这就不仅规定了一条重要的政策界限，而且提出了划分右派的重要标准。这就是：区分、鉴别“中间分子”和“极右分子”的界限，关键在于，是否有“右派行动”；凡是划定右派，就得既要有“右派言论”，又要有“右派行动”，二者缺一不可；凡是只有“右派言论”，并无“右派行动”者，则属人民内部矛盾；在对于那些仅有右派言论的人“进行批评的时候，要完全采取说理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轻易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这是一条多么重要的政策界限和划定右派的重要标准，有其高度的鲜明性和独特的可操纵性。 应当看到，这是毛泽东在“深入开展”反右派的高潮中，经过深思熟虑，为了最大限度地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而提出的新观点、新思想、新政策。 这是因为：毛泽东原本也是主张从政治言论来界定右派的。他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中就指出：“右派的特征是他们的政治态度右”(《毛泽东年谱》第3卷，第155页)；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提出区分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也是这样。 但在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20天后，他特地加写了这条极其重的政策规定，却明确提出：只有那些“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的劣迹)”的人，才应划定为右派。而“对于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则应定为人民内部矛盾，“不要轻易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这一新政策比之过来只以“右派言论”界定右派，有原则的区别。 如果真正照此办理，认真落实，哪怕是把毛泽东的这一重大政策规定公之于众，那么，全国打成的右派也就必将控制在极小极小的范围，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扩大化了! 但令人百思不解的是，为什么在“第一线”主持反右派的邓小平却对毛泽东如此重大的政策规定置若罔闻？《邓小平年谱》表明，毛泽东的这种重大政策规定就并未研究过、讨论过。就算不同意，那也未见报告毛泽东。 仅此一例，也就不难看出反右派为何扩大化了。 当然，也应当看到，刘、邓在第一线对毛泽东作出的有些反右派斗争的重大决策，还是认真地制定出政策，作为党中央的指示发给了全党。问题出在，后续就听之任之，再也不管了。结果再好的政策，也成了一纸空文。如此疏于检查，又不管落实，理应是他们负责。诸如，对自然科学家要坚决采取“保护”的方针，就是这样。 其实，毛泽东原先也是主张“自然科家中在政治方面和学术方面的猖狂进攻，只要有准确的事实，也应组织反击”(《毛泽东年谱》第3卷，第189页)。但他却能从谏如流，果断接受中科院党组书记、副院长的张劲夫的主张，把科学家视为“国宝”，作出了在全国“保护过关”重大决策。邓小平确也根据毛泽东的决策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的指示》发给了全党。 这个指示明确规定：“对于那些有重大成就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除个别情节严重非划不可者外，应一律采取坚决保护过关的方针，对有较高科学成就的，不可轻易划右派，必须划的，也‘斗而不狠’、‘谈而不斗’；对从日内瓦会议后争取回国欧美留学生，一般‘不排不斗’”(转引自李晨主编：《共和国史记》二卷，第103-104页)这显然是很好的。 但结果呢？还是那么多“有重大成就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被划成了右派。甚至像清华大学副校长、中科院力学所副所长的钱伟长，张劲夫手持“上方宝剑”去保都保不住。 这样，自然科学界还是发生了的反右派的扩大化，也就不宜说主要错在毛泽东了。否则，就未免太苛求他了! (四)《标准》本身就不那么“标准” 无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制定《标准》，至关重要。 1957年10月15日，刘、邓主持制定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终于下达全党。 应当看到，此《标准》确有一些很好政策规定。诸如，明文规定了下列五种情况之一者，“不得划为右派”。如“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对局部性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属根本原则的政策，工作中的问题，学术性的问题，共产党的个别组织、个别工作人员表示不满，提出批评的人，即使意见错误，措词尖锐，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第616-617页)。只是实际上这种政策规定，并未认真贯彻落实，违反者遍及全国。 另外，这个《划分右派分子标准》本身却并不那么“标准”。 首先是，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头一条指出：“全国反右派的斗争一般是进行得健康的，所划右派分子，一般是适当的，但是也有划多了的和划少了的情况。”(《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第613页) 应当看到，早在三中全会前，全国右派总数已63000人。所划右派究竟正不正确？按79年的改正来看，已是严重扩大化了。 毛泽东 9月22日在同出席三中全会若干大区负责人谈话时，头一条就曾提出：“反右派今后会不会纠偏、翻案？审批时要注意”(《毛泽东年谱》第3卷，第209页)应当说，这是对刘、邓敲起了警钟。 然而，这个通知算得上是对毛泽东作了回复。这里虽然指出“也有划多了的和划少了的情况”， 但前提则是十分肯定，“全国反右派的斗争一般是进行得健康的，所划右派分子，一般是适当的”，就是说，反右派不存在扩大化问题，无须“翻案、纠偏”。 这“两个一般”是刘、邓以此《标准》，对全国“所划右派分子”认真估量的结果。客观上明明是严重扩大化了，而他们依此《标准》断言所划右派“一般是适当的”，这就凸现此《标准》就有扩大化问题。不然，为何同一个人，到79年改正时，对“所划右派分子”却几乎“全部改正”？无疑是另有《标准》。 其次，这个《标准》不那么标准，更突出表现在，不该把毛泽东明确提出的划右派，必须是既要有“右派言论”，又有“右派行动”的新规定，置于不顾，仍然只依“右派言论”来划右派。这就是《标准》明文规定只要有五种“右派言论”之一者，即“应划为右派分子”。把毛泽东划分右派必须是“既有言论”又有“右派行动”的新规定抛到九宵云外去了。 而这样一来，如果说，毛泽东十分坚定地把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同右派分子严格区别开来，那么，刘、邓的《标准》则十分明确地把这些只有“右派言论”的“中间分子”统统“圈”了进去，划为右派，“轻易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这还哪能不严重的扩大化了。 再次，就是划定右派的“时间界限”的规定，邓小平同毛泽东也不尽相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563页 本来，毛泽东在8月18日就曾明确提出：划分右派“在时间界限上，应以今年鸣放以来的反动言行为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563页) 而邓小平在论及《标准》时却提出：“主要精神是把右派的范围限于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以后，重点放在大鸣大放时期”(《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395页) 这样，邓小平就把划定右派的“时间界限”，从57年4月以后“鸣放以来”，前移到1956年“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以后”。殊不知，反右派在时间界限上，延伸一年半载，又会使多少人被“扩划”成了右派! 最后、《标准》上“扩划”，还表现在《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中，不恰当地另增了第6条标准，即“(6)为犯了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者，“应划为右派分子”(《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16页)。这就易于把那些根本的政治立场尚好，却与右派关系密切，或同情右派的人错划成右派。 诚然，毛泽东也强调划定右派，要有“右派行动”，但此种“右派行动”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行动，与对右派的同情，“拉关系”，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按照刘、邓制定如此《标准》，反右派能不扩大化？ (五)中右分子被错打成右派岂能“不要当众宣布是错了”？ 如果发现了“中右分子”被错打成了“右派分子”，要不要公开改正？刘、邓就离奇地走得更远了。 众所周知，党的一贯方针，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说：“我们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原来在什么地方弄错的，也应在什么范围内宣布平反。”(《毛泽东文选》第5卷，第377、378页) 。 然而，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竟然明文规定，即使“中右分子”被错划成了“右派分子”，不要当众改正，“只在内部改划为中右分子”。 这就是所谓：“有些中右分子有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言行，但是不够右派 ，如果当作右派斗争了，现在不要当众宣布对他的批判是错了，因为既有错误言行就应该批判。但应该在内部改划为中右分子，按中右分子对待，并注意多加教育争取，到适当时机可以宣布因情节轻微已有悔改，脱掉他们的右派帽子”(《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第614页) 这样一个不实事求是、自相矛盾的霸王规定竟然通告全党! 这同毛泽东反复强调的“要准确地鉴定极右派 、普通右派和中间偏右分子这三种人的界限，避免泛滥无归”，“实事求是”、“有反必粛，有错必纠”的方针，真是南辕北辙! 试问：明知“中右分子”错划成了右派，“当作右派斗争了”，为什么不按党的一贯的方针，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当众改正”? 所谓“既有错误言行就应该批判”，能说不是强词夺理，蛮不讲理？问题的症结在于，把“中右分子”的错误言论“当作右派斗争了”，那是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怎能说“ 既有错误言行就应该批判”呢？ 至于，“不要当众宣布对他的批判是错了”，“但应该在内部改划为中右分子，按中右分子对待”，岂不是承认在“外部”仍然是让他继续戴着右派帽子？再说，既然已“内部改正，按中右分子对待”，那又何来“适当时机可以宣布因情节轻微已有悔改，脱掉他们的右派帽子”? 况且，如此的“内部改正”，对被冤屈为“右派 ”的本人、家属，乃至对广大群众，有什么实际意义? 中央这样“指示”全党，明知有些“中右分子”被错误地“当作右派斗争了”，尚且如此，那对全国早已愈演愈烈的反右派的扩大化，起什么作用，也就可想而知了! (六) 一股劲强调“反对温情主义”和“右倾情绪”，火上加油，势必越反越“左”，“泛滥无归” 领导和指挥反右派的群众斗争，及时发现客观进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正确引导全党着力防止和反对主要危险倾向，至关重要。 这里的关键在于：“客观、准确”。如果客观进程中主要危险本已是“左”，还要反右，那就势必越反越“左”；反之亦然。 毛泽东是反击右派的始作蛹者，并强调不打好反右派的“大仗”，社会主义不能胜利。但他在指导思想上总是着力防止扩大化，“避免泛滥无归”。诸如：他在《事情正在起变化》里头提出反击右派时，就指明：反右派“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6页)这里提出预防的是“不要过分，过分就是错误”，就是要防止扩大化； 到“深入挖掘”期间，为中央起草的指示又强调“要准确鉴定”右派和“中间分子的界限，“避免泛滥无归，陷于被动”(《毛泽东年谱》第3卷，第194-195页)这里强调的是“避免泛滥无归”，仍是避免扩大化； 直至反右派取得决定性胜利时的三中全会上，又发出警示，“反右派今后会不会纠偏、翻案?审批时要注意”(《毛泽东 年谱》第3卷，第209页)这里更是向刘、邓敲起警钟，反右派“会不会纠偏、翻案”？ 可见，毛泽东反击右派的指导思想，始终着力于防止“左倾情绪”，避免泛滥无归。在他的白纸黑字里头，并无什么反对“右倾情绪”、“温情主义”。 反观邓小平在“第一线”领导和指挥反右派的斗争， 却一切心中无数，对客观进程中早已日趋严重扩大化，熟视无睹，反倒一股劲强调“反对温情主义”和“右倾情绪”，这就势必对客观上已经出现的扩大化，火上加油，使之愈演愈烈! 7月8日，邓小平在书记处召开的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电话会议上作的整风反右派报告中提出：反右派运动“现在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对右派要狠，来不得温情主义;另一方面必须充分揭露事实，坚持说理原则，防止简单粗暴的方法”(《邓小平年谱》1904_1974(下)第1378页)应当承认，他在运动伊始提出“对右派要狠，来不得温情主义”，尚无可厚非。 问题在于，9月三中全会前，全国已打右派总数已达63000人，按79年的“改正”已是严重扩大化了，而邓小平却一如既往着力于批评和反对“严重温情主义”、“右倾情绪”，火上加油，当然会使扩大化愈演愈烈。 9月2日，经邓小平审改的中共中央《关于严肃对待党内右派分子的指示》(此指示《毛泽东年谱》未见报批)提出：现在“已经发现出来的党内右派分子三千余人……是这次反右派斗争的很大成绩。但是，现在还有一些同志在反对党内右派分子的斗争中，存在比较严重的温情主义，特别是对一些应该划为右派的老党员，更加惋惜、心软，下不得手。有些单位甚至因此影响了反右派斗争的深入和展开。”(转引叶永烈《反右派始末》第551——552页)此时此刻，还如此尖锐批评反右派斗争中“存在比较严重的温情主义”，对“划为右派的老党员，更加惋惜、心软，下不得手”，结果会怎样，不是很清楚呢？ 9月8日，邓小平审阅周总理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毛泽东年谱》表明，这个指示未见报批)本是毛泽东作出的在全国对自然科学家“保护过关”重要决策，理所当然地应着力于防止和批评那种不把科学家“当国宝”加以保护，轻易把他们打成右派的“左”的倾向。 而刘、邓却在这个指示一开头就强调：“在科学界高级知识分子中间，必须严肃开展反右派斗争，决不能温情主义。”(转引自李晨主编：《共和国史记》，第103——104页)如此反对“温情主义”的恶果，已是众所周知! 直至9月22日，全国反右派早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邓小平在八届三中全会作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也还是一股劲强调要“继续反对右倾情绪”。他说：“应当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要继续反对右倾情绪，但也要防止打击面过宽和简单粗暴的危险。要注意严格掌握划分极右分子、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的界限，始终注意审定所属单位的右派分子的名单，对划分不当的必须随时纠正。”(《中国共产党党史第二卷(1949——1978)》455页) 在这里，邓小平虽然罕见地提出“也要防止打击面过宽的危险”，“对划分不当的必须随时纠正”，无疑是很好的。只不过这是放在“要继续反对右倾情绪”之后，显然还是把“继续反对右倾情绪”置之首位。 顺便指出，《邓小平年谱》的编者大概感到，邓小平此时还首先强调“要继续反对右倾情绪”不妥，就做了点手脚，删去“要继续反对右倾情绪”这句话，不打引号，写成“我们应该把反右派的斗争进行到底，但是要防止打击面过宽和简单粗暴的危险……”(《邓小平年谱》1904_1974(下)第1393页)。这样一来，邓小平就着力于反对“打击面过宽”的危险了。其用心不可不谓良苦! 由此可见，邓小平在“第一线”领导和指挥反右派斗争，面对客观上反右派如此严重的扩大化，“左”得已经不能再“左”，扩大化“化”到了不能再“化”，还把“右倾”当成主要危险，以至于总是一股劲着力“反对温情主义”、“严重的右倾情绪”，强调对右派决不能“惋惜、心软，下不得手”，这就理所当然地使原本日益严重扩大化，愈演愈烈，陷于“泛滥无归，失去同情”! (七) 擅自改变毛泽东的部署，另搞一套，没完没了地“大反”右派 毛泽东对反右派不仅制定了实事求是的方针政策，而且也对运动 的发展作出过具体的部署。 反右派伊始，他在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中，就曾提出：反击右派“整个过程，做得好，有一个月左右就够了，然后转入和风细雨的党内整风”(《毛泽东年谱》第3卷，第171页) 7月7日，他在《夏季形势》中又指明：整个运动有“放，反，改，学四个必经阶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5页》) 值得注意的是，到了9月8日三中全会前，全国打出右派总数63000人之时，毛泽东在全会上的讲话中就明确提出：运动的“重心”已从“反”的阶段转向“改”的阶段，并对整风运动的发展作了具体部署。他说：从中央、省市，直至区、乡的反右派，“有些地方已经结束了”，无须再“大大地反”了，全国“重心”已进入整改阶段。他说：整改“要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要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 我们要有这样的决心。那末，还要不要加一个反右派，大大地反呢？可以不加。因为反右派已上了正轨，有些地方已经结束了。现在的重点是基层的放，基层的改，就是县、区、乡三级的鸣放和整改。中央和省市一级，有些部门放还是要放，但重心是改的问题。”还提出： “整风搞到明年五月一日，下半年就不再搞了。”(同上书第466页) 并具体规定：“改”的阶段，“要有一个短时期，比如一二个月”;至于“学”的阶段 ，“当然不是二个月了”；“整风运动搞到明年五月一日，下半年就不再搞了”(同上书，第476页) 这就表明，毛泽东此时已认为反右派已经差不多了，提醒刘、邓以后无须“大大地反”了;“现在的重点”，“就是县、区、乡三级的鸣放和整改,中央、省市重心 是改的问题”；并具体规定“改”的阶段，搞一二个月，“学”的阶段，当然更长了;“整个整风运动搞到明年五月一日，下半年就不再搞了。” 这是毛泽东规定的整风反右派的“时间表”。 如果坚决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反右派的结果又会怎样呢？ 然而，刘、邓在第一线直接领导和指挥的反右派运动，倒真是“斗红了眼睛，不收场”，以至离奇地对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不屑一顾，我行我素，没完没了地把“重心”放在“大反”右派。在《邓小平年谱》里竟听不到他“鸣金收兵”的号令! 好在《中共党史》有个说法：“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完全结束，是1958年夏季。”其时，全国右派总数为30万人。只不过，只有天晓得反右派到底是何时“结束”的呀! 在刘、邓的主管下，全国反右派就俨如脱缰野马，肆意奔跑，没完没了，叫人莫名其妙。 令人诡异的是，按照毛泽东的“时间表”，整风运动“放，反，改，学”四个“必经阶段”，“搞到明年五月一日，下半年就不再搞了”，而刘、邓为何对“反右派斗争”那么情有独钟，光是“反”就到58年夏季才“完全结束”？ 令人费解的是，三中全会前全国右派总数达63000人时，毛泽东就明确提出全国整风“重心”已转向“整改”，反右派无须“大大地反”了，而刘、邓却为何不仅是“大大地反”，而是“特大地反”，致使右派总数从63000 猛增至30万？ 如此的严重的扩大化，究竟该谁负直接的、主要的责任？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1958年夏天反右派斗争已经“完全结束”时右派总数是30万，为何到1958年12月统计，右派总数又增至43万人，至1961年上升为45万，这15万“新右派 ”究竟是怎么“反”出来的？ 又为何直至79年“改正”前全国右派总数还是45万，而到“改正”时却增至55万，怎么又冒出了10万“黑右派”？ 凡此种种，离奇古怪，闻所未闻，莫名其妙，主要怪谁呢？ 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有这样一条：“胸中有‘数’。这是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 ，没有数量也就没质量。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心中无数，结果不能不犯错误”(《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2页) 刘、邓在“第一线”领导和指挥反右派斗争，就真是“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基本的统计”，总以为打出右派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量变引起质变，“ 一切心中无数”，稀里糊涂，可谓达于极致，又怎能不发生反右派的扩大化？ (九) 中共中央党校的反右派是全国扩大化的缩影一般寓于个别之中，一滴水可看到太阳。中直机关、首都重点高校 的反右派是书记处直接管的，只要看一看邓小平怎么直接领导和指挥中央党校的反右派斗争，就再清楚不过的了。 杜光，1957年在中央党校被划成右派 ，1979年改正后回中央党校。先后任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科研办公室主任兼图书馆馆长 他在《炎黄春秋》2005年第9 期上发表了《中央党校反右派的内幕》，具体而又生动地说明了邓小平是怎么指导中央党校的反出那么多右派的。 “1957年6月19日，邓小平主持书记处会，讨论中央党校和卫生部整风反右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中央高级党校校长兼党委第一书记杨献珍、副校长兼党委第二书记侯维煜列席这次书记处会议。会后，他们已感到中央党校学员中开展反右斗争势在必行。 “他们经过反复研究，在7月初决定把普通班学员王谭、徐盈二人作为反右对象来批判。在杨献珍、侯维煜的思想上，对普通班、新闻班这些经过长期斗争锻炼的老干部，还是采取尽量保护的态度的。” “7月22日，中央党校向中央书记处上报了四名学员的材料 ，其中初步确定划为右派分子的只有两人：王谭(入学前是《广西日报》代理副总编辑)，徐盈(在建国前是《大公报》的名记者，地下党员，入学前任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局长)。另外两名学员，因同情社会上的某些右派言论，被认为有右倾错误思想，应当适当批判，但不划为右派。杨、侯称之为‘标兵’：一个是肖鲁，入学前是全国总工会海员工会国际部部长，另一个是王善玲(女)，入学前是劳动部的副司长。” 这里说明，反右派开始后，中央党校的领导人还是对老干部采取“尽量保护的态度的”，只初定王、徐二人为右派，而把有过“同情右派言论”肖、王作为中右“标兵”，只批错误，不划右派。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呀!只是出乎意料，中央党校的这种决定迎来的是邓小平的一顿批评。 “报告上送后，7月24日邓小平召开书记处会议，听取侯维煜中央高级党校和财政部汇报。在谈到肖鲁时，邓小平说：一个党员领导干部，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倒过去了，那怎么行?他还说：你们高级党校学员中绝不会只有两个右派分子，反右刚开始，你们的思想不要右倾啊!” 这里，人们很难理解，邓小平凭什么武断：“高级党校学员中绝不会只有两个右派分子”?为什么说肖鲁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倒过去了”?为什么要警告中央党校领导“思想不要右倾”? “邓小平的指示，杨献珍、侯维煜别无选择地要执行”。便于“8月17日党委第48次会议初步确定，在全校各部班学员中划9人为右派分子，其中普通班4人(王谭、徐盈、赵节、高朗)，新闻班2人(尤力、姚北桦)，师训部3人(龙纯璋、沈锐、黄维忠)”。 就这样，中央党校在受到邓小平警告“思想不要右倾”以后，被迫将学员中的右派从2个增到9人，满以为能过得书记处这一关，却不料受到书记们更严厉的批评。 “8月23日，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主持下开会，讨论国家机关党委、全国总工会和高级党校三个单位的整风反右问题，杨献珍、侯维煜应召列席。出席会议的书记们批评了高级党校在整风反右的领导工作中的‘右倾’思想。”邓小平说：“肖鲁的问题，你们第一次上报他的材料时，中央就批准把他划为右派，你们怎么现在还在犹豫 ”?“如果这样的人不划为右派，党内就没有什么右派了”。这样的人不搞出去，他就不知道怎样才像一个共产党员。彭真则在插话时说：“现在不是肖鲁是不是划右派的问题 ，而是你们是不是中右的问题。” 这里表明，中央党校和书记处在肖鲁问题上的分歧，实质是涉及如何正确对待像肖鲁这样为数不少有过右倾错误言论的人的问题。中央党校将肖鲁立为中右“标兵”，实践证明是准确地划清了右派和中间偏右分子的界限，完全正确。而邓小平则说，你们第一次报来材料时书记处就将其“划为右派”，树了个“右派标兵”，再加上彭真式的政治高压，中央党校的反右扩大化，也就在所难免了。 “在中央书记处的强大压力下，杨献珍、侯维煜不得不对高级党校的反右运动作出新的估计和部署，但他们在思想上仍然顾虑重重，在8月28日的党委第51次会议上， 杨献珍说：‘右派要搞，但面不要太宽，既要从严，又要慎重，要保存元气。’ 但是，既然像肖鲁这样的‘标兵’已被突破，那么其他情况相似的学员就不得不跟着倒霉，在雷霆万钧的政治压力下，丁景才和师训部学员陈友伟(原为华东师大讲师，中国革命史教研组组长)于9月16日、19日相继自杀。不久，10月10日，普通班学员杨赓(原通俗读物出版社副社长)又自杀身亡。这些不幸事件丝毫也没有影响波涛汹涌的反右狂澜运动的车轮。” “至12月4日，杨献珍代表校党委向全体学员作了关于整风反右运动的总结报告。共有6 3名学员被划为右派分子，占参加运动的1530名学员的4.12%，其中普通班24人，新闻班5人，师训部34人。这些人全部都被开除党籍，行政职务则回原单位处理，一般受到降级降职处分。 工作人员的反右斗争基本结束，共有27名教职员被划为右派分子 后来，参加学员整风反右工作的部分工作人员集中反右补课，到1958年4月才结束 ，结果又有5人被划为右派分子。至此，在教职员中共划右派分子32人，占参加运动的干部总数503人的6.4%。” 而“1979年春节前后，胡耀邦以他的卓越胆识和大无畏精神为全国55万余名右派分子改正平反，高级党校学员和教职员中的右派分子无一例外地得到改正。” 由此可见，中央党校的反右派，从2 个扩大化到9个，再从9个严重扩大化成95个的过程，清晰地表明并非是该校领导人杨献珍等的意愿和主张，完全是邓小平的政治高压下造成的严重恶果。这是邓小平领导和指挥全国反右派造成扩大化的一个缩影 。 总上可知，刘、邓在“第一线”领导和指挥反右派的斗争，不把毛泽东提出的方针和政策当回事，不研究、不检查，不落实，甚至另搞一套，而又“一切心中无数”，领导不力，结果造成了反击右派扩大化。他们应负直接的、更多的、更大的责任。 但不管怎样，毛泽东毕竟是党的主席，对全国反右派扩大化，还是要负领导责任，而且他也有错误，有些直接过问了的，更要负主要的责任。 如此评说，是否近乎历史的真实？ (2017-7-9)
| 
发表于 2017-7-12 16:38:07
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