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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两个美国破碎美国政治美国梦 实现中国梦必须熨平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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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4-6 22:17:3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吴俊刚:美国梦碎时
2016年04月06日


吴俊刚专栏

到美国访问及出席核安全峰会的李显龙总理,对美国政治当前的现状看来颇感忧虑。他感觉到美国人心绪不宁,精神困扰,致使民粹主义政治抬头。如果这导致美国只把注意力放在国内事务上,这对世界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毕竟美国在亚太的安全与经济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虽然我们远在大洋此岸,但每天看有关美国的新闻,多少也可以感受到美国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尤其是如火如荼进行中的总统初选,共和与民主两党都出现了非体制参选者异军突起的现象,充分反映民心思变,也折射一般选民对现行体制的不满。

美国选民如今充满对现状的不满,充分表现其焦躁不安和愤懑的情绪,原因当然不止一个。但可以总归于政治的失灵。这体现在国会的胶着状态,以及共和民主两党前所罕见的政治恶斗。其惨烈程度也许不是我们局外人所能真正体会的。但美国选民却真正感受到政治失灵所带来的恶果。

国会陷于僵持状态,许多重要的政府法案无法通过,总统的施政一直被拉后腿,民众显然已经对政治感到极为厌烦和厌倦。新加坡颇为关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是奥巴马总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谈成的,被视为美国亚洲战略中的经济支柱,但如今它能否获得美国国会核准,已经成了很大的疑问。因为,民主共和两党的领先总统参选人都异口同声反对这一协定。

在美国政治失灵的大背景下,各种民生问题凸显,如社会贫富差距鸿沟扩大,受薪阶级收入停滞,就业不足,金权政治泛滥,利益集团操控政治,在在使一般人觉得政府无能,进而也觉得既成体制出了问题,所以才出现了占领华尔街之类的群体行动。与占领行动同时出现的是1%富人对99%穷人的说法,突出当今美国社会财富仅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的现状。又如枪击案连连,不断有无辜者死于非命,总统誓言要严管枪支,但却口惠而实不至,斗不过像全国步枪协会(NRA)这样的强大的利益集团。

可以说,现在是很多美国人感觉美国梦破碎的时候,因此出现了人群的逆反心理。去年,美国哈佛大学公共政策教授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 Putnam)的新书《我们的孩子:陷入危机中的美国梦》(Our Kids: 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出版,一时洛阳纸贵,书中就谈到这个大家关心的课题。

帕特南的研究结果是,美国社会从1970年代就开始出现分化迹象,之后这一趋势加剧,形成今天“两个美国”的社会现象,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是所谓“机会差距”(opportunity gap)的出现。机会平等是过去美国梦的基本信念,大家都相信在美国机会是平等的,只要你肯努力,有才干,总有一天能出人头地。但现在情况不同了。社会各阶层成员的机会因分化差距越来越大,收入越低的阶层越吃亏。他们无法再寄望于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

根据帕特南的分析,战后三十年的发展是平等的发展,社会不平等现象逐渐呈下降趋势。但从1970年代初开始,分化便出现了,开始时是低薪阶层慢慢掉队。到了1980年代,分化更加明显,高收入阶层开始把其他人都抛在后头,收入不平等现象突出。

收入的不平等化和贫富差距的扩大,其实还伴随着其他的社会分化,比方,家境好的人逐渐集中到各个环境较好的住宅区,穷人则逐渐聚集到一块,形成贫民区和陋屋区。收入好的家庭把孩子送进“名校”,逐渐与穷人家的孩子隔离。家庭条件好的孩子,在各方面占据了优势,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一般则输在起跑线上。

这种分化现象其实也不只是美国才有。世界最大民主印度的贫富悬殊现象不是更夸张吗!据观察,美国的年轻人,现在有很多人支持民主党的总统竞选人桑德斯,而桑德斯名义上是社会主义者,这说明今天美国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已经形成非常尖锐的社会矛盾。许多年轻人显然认为,有钱有势的人,尤其是那些既成体制中的受益者,他们把持金钱和权力,垄断各种机会,阻碍了社会流动性,也剥夺了他们应有的机会。他们因此期望突破这样的困局。桑德斯成了他们的代言人。

共和党方面,传统上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同样崇尚机会平等与自由竞争;但现在面对全球化和其他国家经济的崛起,他们也开始埋怨了,他们也需要找代罪羔羊。因此,他们埋怨中国采取倾销政策,操纵人民币汇率。他们也埋怨全球化使许多工作流失到其他国家。他们埋怨美国的盟友,包括欧洲、日本、韩国等,享受美国的安全保护伞,却没有分担美国的军事开支。这些人在共和党竞选人特朗普身上找到了发泄口。

美国人的种种抱怨容或都是事实,这些事实上同样是其他国家所面对的问题,新加坡也不例外。比方说,我们的企业的薪酬模式大体上也是美国式的。最近报上就大篇幅报道,新加坡三大银行的总裁去年的总薪酬是3065万元,其中星展集团总裁收入最高,薪酬为1094万元,比前一年增加8%。如果用一年365天来计算,相当于他每天赚近3万元。

这真是叫一般受薪阶级看了傻眼的超高收入,而且并非今年才如此,而是几乎年年如此。根据统计局的资料,去年新加坡家庭的中位数月入是8600元,除以30,一天的家庭总收入还不到300元。所幸政府知道扶持低收入阶层的重要性,近些年来不断在每年的财政预算案中,提供特别转移拨款,实行各种援助和补助措施,如协助低收入家庭购买组屋,抵消消费税,减轻水电费、组屋杂费、托儿费等等。这是必要的财富重新分配措施。

另一个值得庆幸之处,是新加坡还没有出现美国式的政治乱象。奥巴马总统今年初发表在任最后一次国情咨文演说时说,美国政治已经破碎。美国人将如何修补他们的破碎政治,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新加坡有必要防患未然,避免美式民粹政治的出现。而防范之道则在于吸取美国社会分化带来各种恶果的教训,如果等到社会矛盾激化才来设法弥补,那就为时已晚了。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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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4-6 22:21:20 | 显示全部楼层
实行央企“限薪令”后 中国五大银行高管薪酬跌50%
2016年04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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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综合讯)中国五大银行的年报显示,2015年中国实行央企“限薪令”后,五大行高管的薪酬下滑50%,降幅创纪录。

据路透社报道,工商银行的年报显示,董事长姜建清2015年的总薪酬不足55万元(人民币,12万新元),比2014年的110万元低52%。

如果与摩根大通执行长迪蒙(Jamie Dimon)2015年2700万美元(3665万新元)的薪酬相比,姜建清的薪酬是迪蒙的0.3%。

建设银行的年报显示,董事长王洪章2015年的薪酬不足60万元,2014年则为120万元。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董事长,2015年的薪酬也只有2014年的一半。

据证券时报网报道,人均薪酬方面,五大行中,除交行及中行人均薪酬分别增长7.73%、2.36%外,其余三大行则有所减少,但减少幅度并不大;倒是招行及中信,人均薪酬降幅分别达15%、20%。

业内人士分析,招行及中信薪酬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绩效薪酬的延期支付。以招行为例,该行2015年4月曾发布文件,称将在中国境内分行实行延期支付风险金制度,即对跟风险相关岗位上的员工的绩效薪酬计提一定比例金额,计提金额视项目风险释放情况逐年发放。

据了解,采纳此类制度的原因是银行利润有当期性,而风险有滞后性,这一机制的直接后果,就是银行员工当年收入减少。该业内人士表示,鉴于这一事实,“银行业薪酬寒冬”的说法具有片面性。

某上市股份制银行高层近日也向《每日经济新闻》披露,2015年起正式实施的《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对银行高管大幅降薪起了决定性作用。该方案对行政任命的央企高管人员以及部分垄断性行业央企负责人薪酬水平实行限高,以抑制央企高管获得畸高薪酬,缩小央企内部分配差距。

从2015年1月1日起,中国中央国有银行就按照《中央金融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暂行办法》发放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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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4-6 22:39:10 | 显示全部楼层
“限薪令”后,央企领导工资到底降了多少?
2016年04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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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一张央企上市公司总经理年薪排行榜单,引起关注。

该榜单从中石油股份、中石化股份等国资委监管的48家央企的上市公司年报中,梳理出了总经理、总裁薪酬,结果显示年薪差距颇大,收入最高者为中集集团总裁麦伯良,去年薪酬高达637.3万元;收入最低者为云南铜业总经理高贵超,去年年薪仅为6万元,有网友戏称“还不如一个送快递的”。

此前,建行、工行、交行等国有商业银行陆续发布年报,其中也透露了其高管的年薪。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去年1月1日,被称为“限薪令”的《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开始实施。也就是说,去年是“限薪令”“元年”。那么这个“限薪令”到底令央企负责人的薪酬有多大变化呢?

习近平:对央企不合理的偏高、过高收入进行调整

2014年8月18日,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主持召开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这次会议会议审议了两个跟央企负责人收入有关的重要文件:《中央管理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关于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的意见》。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管理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我们党执政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须搞好。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取得积极成效,对促进企业改革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存在薪酬结构不尽合理、薪酬监管体制不够健全等问题。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适应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进程,逐步规范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秩序,对不合理的偏高、过高收入进行调整。

习近平强调: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是改作风的深化,也是反“四风”的深化,国有企业要做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表率。

要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除了国家规定的履职待遇和符合财务制度规定标准的业务支出外,国有企业负责人没有其他的“职务消费”,按照职务设置消费定额并量化到个人的做法必须坚决根除。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这次会议被视为吹响了央企高管薪酬改革的号角。

同年8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中央管理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自去年1月1日起实施,改革首批涉及72家央企的负责人,包括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等组织部门任命负责人的53家央企,以及其他金融、铁路等19家企业。

副部级央企高管“晒”工资:薪酬分三块 月基本工资7800元  

对于《中央管理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人社部副部长邱小平曾解读说,改革后,央企负责人的薪酬由基本年薪和绩效年薪两部分构成,还将增加“任期激励收入”的部分。

他称:为体现薪酬分配的公平性,原则上确定相同的基本年薪。绩效年薪根据年度考核评价结果的不同,结合绩效年薪调节系数确定。增加任期激励收入的目的,是引导企业负责人更加重视企业长远发展,防止经营管理中的短期行为。

去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电力投资集团总经理陆启洲接受新京报采访时也表示:由中央任命的干部,薪酬分三部分:一个是基础薪酬,就是每个月可以拿到的月薪,为7800元;第二个是年薪,如果中央下达的各项指标都完成了,第二年会一次性发放前一年的年薪,也叫绩效工资;第三个是中长期激励,中央企业负责人一般三年一个任期,任期结束后,会对这三年进行考核,然后再一次性发放这部分薪酬。

陆启洲说,就个人而言,薪酬改革对他的影响其实并不大。原来他的基薪也不高,每个月12000至13000,这是按照本企业职工平均工资的两倍来定的。改革后,则按照全社会平均工资的两倍来定薪,所以比原来低了一点。但与此同时,中长期激励的比例加大了,所以总体算下来,影响不大。

他称,如果绩效、中长期激励都完成,他现在一年可以拿到50万元多一点(税前)。同时,各个企业的规模系数、难度系数都不一样,需要乘以这个系数,所以每一个企业都是不一样的。总的来说,与改革之前相比还是要低一点。他说,此前他最高年度曾经拿过80多万,最低年度也只拿到五十几万。

焦点:麦伯良为何两年拿了1211.8万元?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发现,48家央企上市公司总经理年薪榜单中,中集集团总裁麦伯良的收入引起广泛关注。公开年报显示,历年来,麦伯良的收入都高居各大央企高管之首,其去年年薪高达637.3万元,前年为574.5万元,两年收入合计达1211.8万元。而在此前,其2010年、2011年和2012年的年薪实现了三级跳,分别为596.22万元、957万元、998万元。

有网友提出疑问,在“限薪令”之下,为何还会有央企负责人拿到数百万元的高薪呢?

薪酬问题专家、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长期参与工资改革政策的研究、制定,他接受“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采访时表示:从48家央企总经理收入榜单,以及国有商业银行年报显示的高管年薪中,可以部分显示出改革成效,不过,“限薪令”针对的是组织部门任命负责人的央企,也就是央企中的“中管干部”,不包括央企中的职业经理人。

陆启洲也曾对新京报记者说,央企薪酬改革分两个部分,除了由中央任命的高管,还有一部分是企业职工,但这部分的改革还没有启动,目前仍沿用原来的模式,就是月工资制度和年终奖。而这种模式可能会出现倒挂的现象。他所在集团二级企业的领导,在目前的考核机制下面,有可能比集团高管更高。“我们有一个二级企业的负责人,2014年拿到200多万,还有一个老总,因为没有完成绩效,就被裁掉了,这都是市场化的。”

也就是说,“限薪令”之下,央企中的“中管干部”年薪会有变化,但是职业经理人并不受“限薪令”限制。

中集集团的全称为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股东为招商局集团、中远集团和弘毅投资等。据“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了解,麦伯良早已从招商局集团辞职,作为职业经理人进入中集集团,因此,他可以获得董事会批准的市场化薪酬。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发现,48家央企上市公司总经理年薪榜单中,中管干部不多,包括东方航空集团公司党组书记、 东航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马须伦等。马须伦的年薪,已从前年的74.53万元,降到去年的40.14万元。

变化:部分能源企业负责人年薪“腰斩”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限薪令”启动实施前,对于央企负责人收入,各界质疑的主要焦点为“一边企业巨亏,一边高管依然领高薪”。

以煤炭产业为例,2013年中国煤炭市场延续了2012年的不景气局面,当年42家煤炭行业上市公司整体业绩持续下滑,营业总收入同比下降7%;利润总额同比下降24.3%。可即便行业不景气,在“能源央企高管薪酬排行榜”上,排在前三名的都是煤炭行业高管。

据媒体报道,当年,中国神华的利润下降20亿元,可时任中国神华执行董事、总裁的凌文,税前年薪为159.56万元,在“能源央企高管薪酬排行榜”上排在第一位。

苏海南对“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说,“限薪令”实施前,也要求央企高管的收入跟企业效益挂钩,但是由于多方面原因,一些央企高管的收入跟企业效益“挂的并不紧”。本轮央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就是要改变这一局面。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48家央企上市公司总经理年薪榜单中,去年效益欠佳的能源产业,高管收入均有所下降。

中国神华总裁韩建国的年薪,已从2014年的123.84万元,下降到去年的73.1万元。两大石油企业,中石化总裁李春光薪酬由2014年的97.29万元下降至2015年的52.5万元,降幅为46%;中国石油总裁汪东进薪酬从113.7万元下降至73.4万元,降幅35.44%。

此外,近年来银行的利润率逐年下降,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的年报显示,其高管年薪较2014年也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有的降幅也超过50%。

交行年报显示,该行董事长牛锡明、行长彭纯去年已支付薪酬均为44.8万元,其他福利7.77万元,两人总薪酬均为52.57万元;而2014年年报显示,牛锡明已支付总薪酬为105.85万元,彭纯总薪酬为100.76万元。

建行2015年年报显示,董事长王洪章税前合计薪酬为59.88万元,行长王祖继税前合计薪酬为36.46万元。而在2014年年报中,董事长王洪章总薪酬为115万元,前行长张建国总薪酬为113.2万元。

据2014年年报数据,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总薪酬为113.9万元,行长易会满总薪酬108.9万元。2015年年报则显示,姜建清的总薪酬为54.68万元,易会满总薪酬为54.68万元。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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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7-20 21:15:57 | 显示全部楼层
疫情下的美国:穷人的不易与富人的不义
2020-07-20 17:38




新冠疫情正见证两个截然相反的美国。一个凄风苦雨:当前每100个美国人里就有一个确诊病例,失业人数累计超过5000万,二季度GDP预计下降37%,经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暴跌。另一个繁花织锦:股市连续收高;3月至5月,600余名美国富豪的财富暴涨4340亿美元。

如果说美国所谓的民主是一座灯塔,那么这两个美国,一个处在灯塔的照彻下,一个则在暗影里。

美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现实却是:近3000万人没有医保,14%国民看不起病。西雅图一位七旬老人弗洛尔感染新冠肺炎,用了29天呼吸机后出院,等待他的是112万美元的天价账单;“谁来付我的医疗费?”成了另外一位老人的遗言。




美国政府没有要求医疗企业降价。相反,医疗行业为每个国会议员雇佣了5个游说者。3月,美国国会通过一项31亿美元的新冠肺炎药物与疫苗法案。通过游说,制药公司成功将其中控制药价的条款予以削弱或移除。

《纽约时报》评论指出,在数百万人苦苦挣扎的时候,美国的医疗系统变成了社会不平等的发动机,从穷人和工薪阶层身上榨取价值,为已经盆满钵满的富人贡献更多财富。

富人锦上添花,穷人雪上加霜。这不仅是疫情下的美国,也是过去30年的美国。美联储报告显示,1989年至2018年,最富有1%的家庭占有财富总额的比例从23%上升至32%,而最底层50%的家庭财富净增长基本为零。

当疫情将生命作为砝码放在美国社会的天平上,富人愈富,穷人愈穷。美国民主的真相愈加醒目:金钱政治使得美国政府已经成为富豪的代言人。

居民人均收入220万美元的费雪岛(Fisher Island)提供了另一个例证。4月份,居住在这个位于佛罗里达州的“富豪岛”上的800个家庭,包括厨师、管家等人,全部接受了新冠抗体检测。该岛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里超过半数的居民超过了60岁,属于“高风险”人群。

同样是“高风险”人群,柯克兰生命护理中心的老人却没有这么幸运。2月份,这里住着120位老人,有180名职工。3月7日,该养老院只收到了45个检测试剂盒,而职工中就有70人出现新冠症状。截至5月13日,美国的养老院已经有超过29100名老人和职工因疫情去世。愤怒的家属对养老院提起诉讼,但这些官司注定无疾而终。

令人震惊的是,87岁的亿万富翁普雷斯顿,不仅是柯克兰养老院隶属的“美国生命护理中心”(LCCA)的所有者,更是共和党的主要捐赠人之一。与制药公司一样,养老院的老板们通过游说者,推动超过20个州火速通过了养老院紧急免责法案。仅2019年,LCCA的游说力量在联邦层面就花费了28万美元。

这就是疫情之下的美国。资本家通过政治游说和献金,让保护自己的法案得以快速通过,坐享财富增值;千百万穷人和有色人种却面临着数倍的患病率、天价医药费和失业压力。一面天堂,一面地狱。美式自由民主的灯塔,照亮的从来就是金字塔尖1%的人口。穷人则蜷缩在灯塔的暗影下,成为牺牲品和垫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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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0-16 16:36:48 | 显示全部楼层
约瑟夫·施蒂格利茨:重拾美国的伟大

时间:2020-10-16 07:46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时事透视

被警察在背后连开七枪的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市年轻黑人雅各布·布莱克,他的母亲朱莉娅·杰克逊说得很对:“只有我们举止得体,美国才会伟大。”可悲的是,在过去四年里,总统特朗普一直在带领美国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前进。

当特朗普在11月3日再次面对选民时,这个国家的整个历史似乎都已岌岌可危。美国试图解决非洲奴隶制的“原罪”已经有160年了。当时,总统林肯曾发出一句著名的警告:“分裂之家无可持存。”但在特朗普领导下,美国的所有分歧都被扩大了。

鉴于特朗普往往依据股市来判断美国经济的总体表现,富人在他治下变得更加富有也就不足为奇了,而10%最富裕的美国人持有92%的股票。尽管股票价格继续创下新高,但美国的就业不足和失业率也是如此。

目前,大约有3000万美国居民生活在没有足够食物的家庭中,而处于收入分配下半部的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是月光族。在这个已经因不平等加剧而四分五裂的国家,特朗普的共和党不仅为亿万富翁和企业减税,而且还实施了将导致绝大多数中产阶层的税率提高的政策。

小马丁·路德·金半个多世纪前就指出,在美国,种族和经济不公问题是不可分割的。57年前,我参加了“向华盛顿进军”游行活动,当时他发表了令人心碎的《我有一个梦想》演讲,我们唱着“我们总有一天能战胜一切”。作为一名年仅20岁的天真少年,我无法想象这一天会如此遥远,在取得短暂的进步后,对种族和经济正义的追求会停滞不前。

然而,克纳委员会(Kerner Commission)关于1967年种族骚乱的报告,发布至今已过去50多年,种族不平等现象仍然没有减少。该报告最终的主要结论仍然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的国家正在分裂成两个社会,一个黑人、一个白人——这两个社会既隔绝又不平等。”也许由拜登担任总统,美国最终可以走上一条新的道路。

与此同时,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将继续暴露并加剧现有的不平等现象。冠状病毒非但不是一种“机会均等”的病原体,反而对那些已经健康状况不佳的人构成了最大的威胁,而在仍然不承认获得医疗服务是一项基本权利的美国,这样的人是很多的。

事实上,在总统奥巴马执政期间,没有保险的美国人数量大幅下降,而在特朗普治下,这一群体却增加了数百万;甚至在疫情暴发前,特朗普执政期间的平均预期寿命,就已低于2010年代中期的水平。

没有健康的劳动力,就不可能有健康的经济。毋庸讳言,一个人民健康每况愈下的国家,要想“伟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正如我在1月所写的,即使在疫情暴发前,特朗普的经济纪录也是乏善可陈的,而且这是在意料之中。特朗普不明智的贸易战非但没有减少美国的贸易赤字,反而在短短三年内使其增加了12%以上。

在同一时期,特朗普创造的就业机会,比奥巴马政府的最后三年要少。此外,在2017年减税刺激措施带来令人兴奋的高潮后,经济增长乏力,且已显示出消退的迹象。特朗普的大减税不仅没有带来更多投资,反而导致联邦预算赤字攀升至1万亿美元以上。

在国会共和党人的支持下,特朗普的鲁莽治理,导致美国没有做好应对下一场危机的准备,而这场危机却在瞬间降临。2017年,当共和党的亿万富翁赞助者和企业盟友寻求施舍时,还有大量资金可用。但现在,家庭、小企业和基本公共服务都急需援助,共和党却声称家底已经被掏空了。

如果说抗击疫情就像是战时动员,那么美国一直受困于一名只以个人利益为重的指挥官,他拒绝接受科学和专业知识,以致危害其他所有人的健康。难怪在控制疾病和管理经济影响方面,美国是表现最差的国家之一。美国人现在每月的死亡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三倍。

在特朗普担任总统之初,作家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就警告,特朗普及其亲信对“行政国家”所发起的攻击,将使美国完全没有为未来的冲击做好准备。现在,它正受到(可以预见的)大流行病的影响,而且还完全受困于迫在眉睫的气候危机、社会经济危机,以及民主和种族正义危机,更不用说城市和农村、沿海和内陆、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正在出现的分歧。

特朗普把矛头对准了让国家伟大的两个关键要素:社会团结和公众信任。具有这些特点的国家,都更好地控制了疫情及其经济影响。在这些方面都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国家的美国,怎么能称得上国家伟大呢?

现在,美国最大的希望是在拜登,他最大的优势是他有可能使分裂的民众重新团结起来。尽管美国的裂痕已变得太大,无法在一夜之间愈合,但“时间能治愈一切创伤”这句老话,还是有些道理的。

但是,愈合不会自行发生。这将取决于美国人是否接受国家复兴的计划。幸运的是,大批年轻人渴望迎接挑战。只有充分发挥他们的热情,团结一致,重新致力于其长期的原则和抱负,美国才能再次变得伟大。

作者Joseph E.Stiglitz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现任罗斯福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曾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他的最新著作是《人民、权力和利润:不满时代的进步资本主义》(People, Power, and Profits: Progressive Capitalism for an Age of Discontent)。

英文原题:Reclaiming American Greatness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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