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爱吃鸡,下乡抓鸡成为了抗战中侵略者的标准形象 日军很快建立了比扫荡更省力的制度:上贡。华北平原的日军建立据点后,向当地摊派“田赋”和“警备餐”,田赋每亩每年 4.3元(伪币);警备餐是大米白面,猪肉牛肉,鸡鸭鱼鹅,蔬菜水果,烟酒茶等。 为了让日军少出据点扫荡,一般乡村都会尽力供应。望都县北坝子村给附近据点每天上贡菜12斤、香油5斤、鸡蛋20个。 适应了中式食材,也很快学会了中式炊具。36师团晋南作战后就总结道:用中式的大锅能在短时间内作出大量饭食,非常适合野外环境。 依靠着上贡、扫荡、运输,日军普遍能吃上精大米。但这也给日军带来了富贵病——脚气。 此脚气并非皮肤病,而是一种因只吃精米导致维生素缺乏的病症。这是日军老传统——甲午战争中,日军有20%的死亡源于脚气病。 1939年8月下旬,华南派遣军就有386个脚气病例,军医部很快下发防治脚气高发的文件。高级军官也曾中招,野战重炮第二旅团团长木谷少将就死于此病。 日军种菜,随着战争深入,就地征发成了日军主要的补给手段 1944年以后,娇贵的日军也出现了断粮。 1944年末,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日军27师团在湖南遇到了粮食危机,补给送不上来,部分中队只有在农田里觅食,幸好已是秋收,稻米和红薯获取不少。但是,副食品基本没有,特别是缺肉,动物性蛋白质严重缺乏,造成了大面积的战争营养失调症。 “一号作战”的湖南战场,真成了日军的噩梦,营养不良造成的非战斗减员几乎与战斗伤员达到1比1,截至7月22日,10个师团有8327人战伤,得病的达到7099人。 【国军“八宝饭”】 国军的供应体系远不如日军发达,饮食标准也偏低。 1935年,军政部制定了陆军战时给养定量标准:每人每天大米22两或面粉26两(旧制,一斤等于十六两),罐头肉4两、干菜2两、咸菜2两、食盐3钱、酱油4钱,临时加给烧酒2两或白糖1两。军政部只部分解决运输问题:主食和油、盐依靠兵站采购,副食则靠部队自行购买。 武汉会战后,苏皖浙赣沦陷,物价飞涨,副食很快买不起了,主食的米面接下来也难以供应。为了解决吃饭问题,1941年7月,国民政府成立粮食部,将田赋征收由现金改为实物,当年就筹集到粮食2460万石,效果立竿见影。 “田赋征实”以数量衡量一切,粮食质量便急转直下。部队吃的米饭有霉米、沙子、石子、粗糠、稻壳、稗子、老鼠屎和小虫子,雅号“八宝饭”产生于此。第54军军长黄维曾因粮食质量太差,愤而将整包大米寄到军政部抗议。 军政部虽然制定了伙食标准,现实中的执行常是炊事班抬出几大桶米饭,士兵蜂拥抢食。老兵对吃饭别有心得,总结为“一碗高、二碗半、三碗鼻子看不见”——第一碗略高过碗边,先给肚子填个底;第二碗只盛一半,倒上热水当粥喝,也有利消化;第三碗要盛到看不见鼻子,再躲到一边慢慢吃。 国军在盛饭 大部分国军只能勉强吃饱主食,但身为天之骄子的空军得到了特别优待,抗战最困难的时刻,飞行员每餐依然可以吃到肉类、鸡蛋和牛奶,让因物价升腾伙食水平下降的地勤官兵羡慕不已,自嘲:“空勤的紧吃、地勤的吃紧”。 海军的战舰虽然损失殆尽,待遇仍高陆军一筹,主食同样吃八宝米,副食却能做到“荤素兼有、肉食不断”。有些海军军官还不忘吃西餐的派头,每周总有一天用刀叉就餐,虽然食物只是馒头一个、咸鱼一条、豆腐蔬菜各一碟。 陆军官员的回忆录中,“吃好”的标准低的可怜。国民党将军董其武,在87岁高龄撰写的回忆录里,还对傅作义总部吃到的一顿午餐念念不忘,感叹“真是一顿丰盛的美餐”,其实,那不过是“糜米饭和羊肉煮山药蛋”。第75师参谋赵康侯记忆中的抗战美食更是寒酸,只是“半茶缸番薯米饭”而已,但是“饥者甘食,其味之美至今不忘”。 国军军校生的一餐 对普通士兵而言,吃好的唯一标准就是吃肉,但像日本人一样进村抓鸡,很可能被村民告状从而关禁闭甚至枪毙。于是偶尔抓到的狗成为了改善伙食的重要来源,当时任职排长的黄仁宇就担心自己部下吃狗吃出毛病。 残酷的战争消耗着各方的供给,抗战后期,国军的伙食普遍下降。 湖南战场上,被日军围困的衡阳城守城国军主食从“机(磨精)米白面”换上了“灰糠和糙米”。副食也每况愈下,从最初的鸡鸭牛羊,到日军炮弹炸出池塘的鱼,再到油炸花生和黄豆,最后就只剩下白盐和开水了。 抗战中期孤悬敌后的中条山地区更加艰难。粮食要长途运输,自己加工,菜蔬油盐奇缺,士兵只好采集野葱、野韭菜、野香椿、桑椹。 高级将领的午餐比士兵丰盛一些,图为松山前线,右二卫立煌 饿肚子最惨痛的,当属第一次远征时退入野人山的国军。最初还能吃到宰杀的牛肉、马肉以及自己携带的米面、罐头,之后就只有煮食山民种植的苞谷,以及草根、树叶、芭蕉根吃。火柴用完之后,只能找些猴子吃的野果果腹。远征军女兵李明华回忆,饥饿多时的她吃到了两个煮小玉米:“如获稀世珍宝,其味道的鲜美难以笔墨形容”。 【共军“小米加步枪”】 八路军本身没有现代化的后勤体系,主要是靠各部自行筹措。1938年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了《关于解决部队给养困难的指示》:一、别指望国民政府,二、给养不足就要靠人民支援,三、加强统一战线,找开明士绅募捐筹款。 这对共产党军队并不是问题——他们有丰富的自给经验。开始时,八路采用苏区方式:“打土豪分田地”,打汉奸没收财产,以及向敌后的国民党政府征集,走到哪吃到哪,就地筹粮、就地吃饭,没钱了就打个白条。 1940年6月,晋察冀军区要开辟平北根据地,正值青黄不接,阴雨绵绵,搞粮食非常困难。所到之处,百姓只能拿出刚刚成熟的青玉米棒、小土豆、窝瓜蛋,但部队吃了青玉米棒,来年的收成便没有了。为了巩固新区,平北分区政治部主任段苏权,事后筹措了一笔钱给当地,总算还了白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