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ze=13.3333330154419px]12月10日,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为其在针对消费,贫困和福利的分析方面所做出的突出贡献”,领取了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堪称实至名归。实际上就在10月公布获奖后不久,迪顿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与安娜·凯斯(Ann Case)联合发表了一些重大研究成果,而这一研究的新闻价值甚至可以与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媲美。
在分析了大量美国人的健康和死亡数据后,凯斯和迪顿发现中年美国白人预期寿命和健康状况都在不断恶化,尤其是那些只拥有高中或更低学历者。导致这一状况的其中一些原因是自杀,吸毒和酗酒。
美国自诩是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之一,并且除2009年外,近年以来每年都实现了人均GDP增长。而繁荣的其中一个标志本应是健康长寿。但尽管美国在医疗保健上的人均消费几乎比其他任何国家更多(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百分比也是如此),却远未获得位居世界前列的预期寿命。以法国为例,其国民在医疗保健上的支出不到GDP的12%,相比之下支出17%的美国人平均寿命却比前者整整少三年。
许多年来,很多美国人都尝试对此做出解释。他们辩解说美国是一个更加异质性的社会,数字的差异应该是反映了非裔美国人和美国白人之间平均预期寿命的巨大差别。
在健康方面的种族差距显然是赤裸裸的现实。根据2014年发表的一项研究,非裔美国女性的预期寿命比白人女性低差不多四年,而男性之间的差异则超过五年。但这种差异可不仅仅是一个更异质的社会里一个无关痛痒的结果。这是一个美国耻辱的象征:对美国黑人的普遍歧视,体现在黑人家庭收入中位数还不如白人家庭的60%。这种收入较低的影响还进一步恶化,因为美国是唯一不承认获得医疗保健是一项基本权利的发达国家。
对此,一些美国白人试图把低寿命的成因归结于非裔美国人自身,认为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这或许是事实,因为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更集中于美国的贫困人口身上,其中黑人占的比例又高于其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但这些习惯本身就是经济状况的后果,更别提种族主义的压力。
凯斯和迪顿的研究成果表明这种理论已经不再适用。美国正在成为一个更加分化的社会——不仅白人和非裔美国人之间分化,1%和剩下的人之间分化,无论种族的高学历和低学历之间也分化。而如今这些差距不仅可以通过收入,还可以通过死亡寿命来测量。原来白种美国人同样也会因收入下降而寿命变短。
对我们这些研究美国不平等状况的人来说,这方面的证据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一名全职男雇员的平均收入比40年前更低。在凯斯和迪顿所研究的时间区间内男性高中毕业生的工资已经大幅下跌了约19%。
为了维持体面的生活,许多美国人只能依赖从银行借来的高利率贷款。 2005年,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政府让家庭宣告破产并核销债务变得更加困难。随后金融危机爆发,数百万美国人丢掉了工作和住宅。在专为充分就业状况下的短期失业而设计的失业保险耗尽之后,人们只得自生自灭,(除了食品券外)没有任何社会安全网,而政府却出手去解救那些导致了危机的银行。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无法达到中产阶层的生活水平。这场大衰退展现了人们的脆弱性。这些曾投资于股市的人眼看着大笔财富灰飞烟灭;由于美联储无情地压低了短期和长期利率,那些把钱放在安全的政府债券的人,发现退休后的收入减少到近乎零。随着大学学费飞涨,让他们的孩子能得到教育——这算是一点点希望之火——的唯一方法是借钱;但是由于教育贷款基本上从来不会被免除,学生负债似乎比其他形式的债务更加恶劣。
这种金融压力只会让属于中产阶层的美国人和他们的家庭神经更加紧绷。于是吸毒、酗酒和自杀的比率不断走高就不出意外了。
本人曾在在1990年代末担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当时我们开始收到来自俄罗斯的类似坏消息。数据显示自苏联解体后其GDP已下降约30%,但我们对自己的测量方式没什么信心。世界其他地区男性的预期寿命都在上升,俄罗斯的数字却不断下降,这令我们确信当地情况不妙,尤其是在那些大城市以外的地区。
由本人担任联合主席同时迪顿参与的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国际测定委员会(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早前就强调,GDP往往不是衡量社会福祉的优秀指标。美国白人健康状况下降的新数据证实了这一结论。美国这个世界典型的中产阶层社会正在沦为它的第一个前中产阶层社会。
作者Joseph E. Stiglitz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斯福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
英文原题:When Inequality Kills
版权所有: Project Syndicate,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