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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经济学教育的演变。
我们现在准备看一下教育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背景。教育改革的第一批行动之一就是1977的国家考试制度的重建。它标志着邓小平愿意牺牲一些社会目标以提高经济产出。
自上而下的影响。中国教育经济学最初的重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事情。邓小平、赵紫阳、朱镕基和江泽民（尤其是赵紫阳）都欢迎西方经济学重返中国。在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这些领导人倾向于把西方经济学理论看作与西方的工程或自然科学理论类似，而不是和西方政治或历史理论类似。并且，中国领导人对其他的思想也不完全忽视，他们间或地也会把目光投向美国经济协会提供的领域之外更广阔的天地。
我采访的一些教授强调，在中国，对新古典经济的支持来自于政府的最高层，而这也很可能是中国迅速扩张的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早前就有这种先例。至少在1952，中国高校就在用一个俄罗斯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取代西方经济学。 [1]西里尔﹒林写道，“苏联模式的计划引进中国…带来的智力资本转移使中国需要承担一个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努力…斯大林规划模型需要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独特的范式的同时输入…可以说是软件需要根据硬件改变（林1981，p.7）。在上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的硬件包括了市场机制改革，而相应的软件是新古典经济学。
中国教育体制从传统上讲就比美国的制度更集中，这让国家指令有更重的分量。 [2]有时决策传达非常明确，例如，教育部对课程变化的公告。有时决定能够传达更多的象征意义，如通过一系列高度公开的有政府高级领导人和有突出成就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参加的会议表明对教授新古典经济学的认可。教育部对中国的综合性大学有很强的影响力，尤其是一流大学。除了指定大学校长，教育部把主要资金用与分配给各大学。例如，在上世纪90年代，有几所大学得到了超过100,000,000美元，这些资金用来做的事情之一是吸引来自西方世界一流的教授，尤其是中国人。能否获得这些资金取决于教育部对大学素质的评估。在经济学中，根据我采访的几个人，质量评估的指标是全体教职员中取得了西方教育的博士学位的教工的人数和在西方经济学期刊出版物的数量。
1979年由著名美国经济学家组成的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代表团标志着中国经济学家与西方经济学家直接联系纽带的重塑。象征性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合法化大概开始于1980年秋天中国社会科学院对米尔顿·弗里德曼来中国演讲的邀请。观众主要是党和政府的官员以及大学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1998，520-522）。这次邀请是对西方经济学学术研究的准许，但这不意味着对西方经济学的全面开放。与之相似，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银行对当时中国经济现状的详细的新古典主义的分析被允许在中国广泛流传。1982年在一次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含蓄的批判中，赵紫阳表示如果经济部门提交的只是定性分析而没有定量的信息文件，国务院将不会对其进行讨论（宋，1995，155）。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邹至庄的新古典经济学暑期学校得到了中国总理赵紫阳的高度认可。1984年7月，邹至庄与赵紫阳会见，讨论教育经济学和经济改革。此次会议的照片出现在了《中国电视新闻》和《人民日报》的头版，邹至庄由此推断这次的高调宣传暗示了中国官方对现代经济学的认可（邹至庄2000，4）。邹至庄也作为总理的客人走访了中国各地，与各地领导人会晤并讨论国家的经济状况。（邹至庄2000，5）。二十年后的2004年6月，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幅温家宝与保守派新古典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和其他参与者共同参加在一个经济论坛的照片。
1985年12月《北京评论》发表了一篇宋龙祥（化名马丁）的文章，文章中呼吁在经济学分析中更多地应用以实践为基础的内容和对过去拒绝接受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的重新评估。这篇文章在当时社会激起了激烈的论战。最终，还是赵紫阳和党总书记胡耀邦出面干预平息了这场论战。（宋, 1985, 布鲁格和凯利1990,117）。而1988年对米尔顿﹒弗里德曼和赵紫阳之间的第二次会议的庆祝和高调宣传则标志着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经济学的合法性到达了顶点。
弗里德曼的访问是由张五常协调的，张五常在中国的名声也随着对有关弗里德曼与赵紫阳会见的有利宣传提升。 [3]张五常进一步完善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并巩固了中国的保守型版本的新古典经济学。张五常在美国先后从师于阿尔钦、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罗纳德﹒科斯，而后又度过了13年的教学生涯。上世纪80年代初时张五常回到了香港。在香港他在修订香港经济学A级考试方面很有权威 [4]，他还在1982写了一本预测中国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有先见之明的书。
我猜想弗雷德里希﹒哈耶克在香港应该广受欢迎，并且张五常可能在中国大陆传播哈耶克的学说时能够得到当地的支持。我的一位受访者表示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时张五常已经收到了众多的内地大学甚至是北京党校的经济讲座的邀请。 [5]邹至庄在演讲中强调了许多其他西化的西方经济学家在香港大学的经济学课程对中国经济的西化的作用（邹2000，57）。哈耶克的思想影响和思维方式在中国的扩散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弗里德曼在1993年对中国的第三次访问也通过一场和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会面得到了高度关注。尽管有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的镇压，这次会议仍被视为政府将继续致力于市场化的公开声明。中国本来就有向圣贤学习的传统，因此像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罗伯特﹒卢卡斯对保守经济学理论家的支持有可能会改变一下传统势力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影响力。我的一个受访者强调，中国领导人在这期间没有会见学术成果领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在中国领导人的支持下的知识扩散的阶段理论。20世纪80年代早期许多中国的大学课程额外增加了西方经济学课程。我们可以把这一倡议归入到托马斯﹒罗斯基在他1986年12月向世界银行提供的关于对中国经济学教育的阶段理论中。
将新的理念和方法引入到经济学和金融学课程的过程必然是渐进的和长期的。我们把这个过程划分为几个阶段。我下面按照这些阶段出现的时间列举出它们： i. 对西方经济学的完全忽视。这是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期对中国经济研究（大概是教育）的典型……而且这种被人习以为常的战略在八十年代中期也没有得到重视…… ii. 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批判。这种类型的指令似乎是从60年代中期开始的…… iii. 具体的技术工具的采用…包括投入产出分析，行为分析，以及线性规划的…看来，这样的方法…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使用… iv. 接下来，我们辨析一下着重关注其历史发展的西方经济分析的研究……就像医生需要在病人身上投入大量精力、工程师要慢慢地适应不熟悉的机器一样，西方经济学的研究需要详细审查。而对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它是如何运作的？…这可能被视为是挑选西方经济学中适合于中国国情的部分来应用的一个前奏（罗斯基12 / 86，32-33）。
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经济学的处境就像是一个对西方经济学处理的思想史。（罗斯基12 / 86，35）。在罗斯基出访中国时，他预测性地列举了几个中国在接受新古典经济学时会经历的额外的步骤，这些步骤中就包括把新古典经济学正常化，让它成为中国经济学家看待理论问题的“眼镜”。但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访问时发生一般性承兑。这些措施涉及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的中国经济学家戴眼镜。在显话语和潜话语的语言中（不是罗斯基的语言），正常化需要经济结果在微观基础和一般均衡理论的背景下，在学生的心中自动形成，更进一步的话，还要让经济学思想在新古典主义的潜话语的驱动下产生（如完善的市场价格的合理性和最优性）。马克思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共存，而不是新古典经济方面的直接感知，表明了新古典经济学作为主导范式的发展的不完全性。
课程变革。到1986，中国经济学教育中的数学内容已经比1979由美中学术交流委员得出的调查结果中多得多了（罗斯基 2/87，4）。前文刚刚提到的世界银行还建议把中国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思想史推进到已经充分发展的阶段。邹至庄报告如下：
1987年一批经济学家……在世界银行的赞助下到中国参观研究了中国的经济学课程，并且为改革提出建议。结果，国家教育委员会[原教育部]采用了一些核心经济学课程，这些课程在其监督下和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学一同在主要高校开展，包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统计学，会计，公共财政，货币银行学，发展经济学和国际贸易。而在这些核心课程开展之前，原教育部就组建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为课程编写与美国类似的教材。（邹至庄2000，53；邹至庄1994 50-51）
到了2007，中国教育部除了要求中国的大学开展主流经济学课程外，还推动开展对以面向西方的教科书的标准化的考试（赵2010，309）。赵海云报告如下：
目前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教育与西方提供差别不大的…教学计划和课程设计必须由教育部批准。教授没有改变课程内容的自由裁量权。考试内容、方法、答案是标准化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指定的教材都是西方的…同时，比起为课程做出变革，学生对通过考试并获得一个高分更感兴趣。因此，中国经济被卡在了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和中国的现实之间（309）。 [6]2007年，中国共有971,000本科生主修经济学，3,614,000主修管理学（赵2010,304）。这两门学科的本科人数大约占了中国的四分之一，并且仅次于工程学的受欢迎度（占学生人数的三分之一）。2007年，中国的全部毕业生中大约有5％是修的经济学（同上 304）。
在某些方面（这些部分在我的采访笔记上面不是很明确），北大（也可能也包括其他大学）的经济学研究生招生考试内容转向了新古典主义。 [7]这一转变对本科课程和研究生申请简介都产生了影响。我希望通过对研究生考试的最受欢迎的一些指导用书中得到这种转变的证据。我还发现，在2007年中国有17239名经济类研究生，其中13%还是博士生（赵2010，305）。
建立科学团体。尽管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内经济学课程的变化很重要，但最重要的还要数选拔出最聪明的毕业生来带领中国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工作，并且在西方世界登记得到开班博士课程的允许。博士课程使研究西方经济学的学生在智力上被联合起来，并促使他们投入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中。知识社会化的中国学生开始建立他们的新古典主义的科学团体，正是这些学生最终重组中国经济部门。而在中国也有自学成才的新古典经济学家（罗斯基 12/86，27），但因为海外留学回国的博士的存在，他们将自己的经济学想象转换为现实的能力不能充分施展。
这是因为一个人不单单要“研究”新古典经济学，更要“成为”新古典经济学家。在某些方面，它和成为医生或律师很相似，它是纯粹的认知技能。我相信，罗斯基的论文已经含蓄地将这种意思表达出来了。在描述知识扩散的一个后期阶段时，他写道：“进一步的改革需要将西方经济学引入到本科教育的核心课程（而不是提供上层的选修课程）……这里可以给出明确的预判，学生将把西方的观念内化为自己的基本知识”（12/86，p. 34）。人们一般不会讨论要内化代数或会计知识、把他们作为自己的基本知识储备，但会内化世界观和潜话语。罗斯基还补充说，像他们在美国或日本的同行一样，一当评估各种各样的技术时，学生们就会本能地使用像成本收益分析一类的方法（12/86，34）。重新表达货币价值方面所有层次的问题的尝试（无论是实际市场价格或影子价格）是一个典型的新古典主义的政策分析的特征。
改变领军的经济期刊的编辑政策。和美国一样，控制中国的经济秩序的中心是控制经济学领军期刊的编辑政策。我的访谈表明，在中国有四个公认的领军经济期刊。他们是《经济研究》，《经济管理》，《世界经济》，与《中国社会科学》。 [8]最后一本杂志的范围不仅仅是经济学，而且还是经济分析的重要期刊。现在，西方的一个像《美国经济评论》那样的主要的新古典主义的杂志刊物，似乎就可以与中国的这四个一级期刊相当，甚至还要更优。看来，不管是没有在SSCI中被索引的刊物还是被SSCI索引了的马克思主义取向的出版物，享有的信誉都比较少。 [9]
《经济研究》似乎是在中国领先的经济学杂志。在其上发布文章是对提升为正教授的事实性要求。因为它在中国经济学界具有重要的作用，我们仔细回顾一下它的历史。在1978年之前，《经济研究》着重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并相对的几乎不进行数学研究。宋估计，从1978年到1987年，《经济研究》“发表了论文1000余篇，但其中只有15篇是建立在数理经济学基础上的”（154）。但大概从1992年开始，再加上90年代中期的加速阶段，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比例显著下降。到了2000年初，期刊只接受很少量的马克思主义的论文了。 [10]一些曾经在《经济研究》发表过文章的马克思主义的教授告诉我他们不再向《经济研究》提交论文了。自1998以来，《经济研究》的主编就换成了刘树成，一个计量经济学家。他的编辑政策似乎看好依托新古典假设的计量文章。在马克思主义和新古典的观察者看来，期刊的目前的政策展示了对先进的计量技术的实质性的讨论。该杂志似乎定位于作为商业研究的参考而非马克思主义研究项目的。在引用频率的研究方面，周等人表明，经济研究期刊的引用范围包括经济学、管理、财务、会计、统计（周等。~ 2010，28~29）。
《经济研究》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经济研究所的主任是它的主编。当我试图弄清编辑方针如何改变、是谁的责任时，我发现这个转变是结构性的，也就是说它不是某一个人的决定，而是广泛的力量作用的结果。然而可以肯定，一定有来自中国权力结构最顶层的压力（例如，赵紫阳和朱镕基 [11]），许多其他的力量也在把它向同一方向推动。这些力量包括：世界银行的建议，美国经济协会和其他的来自全球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呼声；中国的海外留学生和国外经济计划；新古典主义取向的智囊团的游说。因此，即使《经济研究》的主编个人同情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不像现在），在他监督审查时，也只会批准有限的马克思主义作品出版。
中国对西方期刊的排名似乎依赖于SSCI排名。中文期刊的排名（我不知道这是否适用于前4名）似乎依赖于由南京大学大概在2000年开发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强化对领军的中国期刊的选择优先级的这一现象已经成为申请研究经费和申请新古典理论经济学系主任的发展趋势。 [12]
最后的步骤。许多单独的变化为中国经济学教育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地位的巩固提供了舞台。这些变化包括：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开设的课程，研究生入学考试，顶尖期刊的编辑政策，优先考虑公共资金，官方的声望和就业市场的压力。在这些领域的所有变革都推进了新古典经济学地位的提升。然而，新古典主义理论整合成为一个霸权模式（一个会排挤其他思维方式而不是仅仅在众多思维方式中占主导地位的已为人们熟知的竞争方式。）还有待足够多的在西方接受博士教育的博士生回国来创造这样一个再现霸权的领域。 [13]但起码到21世纪这还没有发生。
像罗斯基在80年代中期观察到的那样，90年代中期时，宋龙祥也把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描述为是不稳定的。宋龙祥是西方经济学的热情的倡导者，他很为新古典经济学没能“称霸”感到悲痛。在他看来，新古典经济学是一门科学，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是形而上学的，至于异端经济学就更是天方夜谭了。他写道（大约1995年时）：
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相比，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还尚未制度化，特别是在专业性方面。韦氏字典对制度化是这样解释的，“制度化是把信念、实践、还有对结果的接纳整合成一个有条理的并且通常是高度正式化的系统。罗伯特默顿……也把制度化定义为参与者进行密切互动的一种智力活动。这种互动有一个结构：互动越密切，它就越能为需要综合评估、推广、分配等各方面的要素而做决断的学术权威提供空间。对知识活动的高度制度化需要合理的教学管理组织……在西方，新古典经济理论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教学研究范式，并在基本原则上已经取得重要共识。然而在中国，很令人惊讶的是由于在过去的十五年里经济理论一直没有相当大的研究共识。一些中国经济学家仍然坚持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许多人都还致力于东欧改革派，如奥斯卡朗格学说，W.布鲁斯（波兰），奥达啬（捷克），科尔内（匈牙利）。有些人已经在他们的实证调查中采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概念，…一些经济学家试图整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尔内经济改革理论还有新古典经济学。事实上在专业领域还没有形成主导范式就表明中国经济仍处在从意识形态到科学的过渡阶段（150-151）。
[1]赫斯查德 1985, 304; 哈尔彭 1989, 25; 查奥1994, 39。西方观察家对这些变化是区别对待的。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取代西方经济学时，西方经济学家（尼娜·哈尔彭说道）为了再社会化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需要经历一个思想变革的过程（在1989，25页）。同样在新古典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时，这种问题也发生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身上（邹2002，360页）。
[2]这个特性也不是总适用。中国有自己的教育分权的版本。中国教育部对顶级大学教育的监督的影响的确大于美国教育部对其顶级大学的影响，但在中国还有许多更独立于教育部的其他机构的高等教育，如由政府各部委和地方政府的教育机构。有趣的是，许多这些机构更服从雇主的培训需求（通常是政府机构）而不是教育部的。罗斯基认为，这往往向高等教育传达出一个职业重点，这也影响到了对新古典理论和抽象模型的投资。
[5]采访而得。王惠表示，哈耶克的想法在20世纪八十年代末甚至到大约1998年受到了许多读者的欢迎（王惠2003，60，（83）。
[6]赵海云指出，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是一个很流行的教科书。她指出这书中作者有一个附加说明：中国的经济与其他国家是不完全相同的。但是在中国很少有教授会在考核学生时关注这一点，中国学生也很少读这些东西。她还表明，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以及平狄克和鲁宾费尔德的《微观经济学》也是很流行的教科书。（赵2010，309）
[7]我的一位受访者表示，上海财经大学的研究生入学考试不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问题。
[8]对学术期刊的影响的评价是主观的。不同的经济学家和不同的方法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一个基于邹等的引文网络而得出的顶级期刊列表就包括了上文列出过的《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和其他的《金融研究杂志》《数量经济与技术学报》《金融和贸易经济》等杂志。另一个清单，复旦大学的高级学者提供给我的清单中则包括了上述期刊中的《经济研究》《世界经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这三种，另外还有《金融研究》《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可能是《数量经济与技术学报》的另一种翻译）《中国工业经济》《会计研究》《经济科学》《中国农业经济》《国际经济评论》和《中国农村的面貌》。
[9]涉及科学和社会的内容都是建立在一个曾在那个期刊上发表过文章的中国经济学家的经历的基础之上的。弗雷德﹒李在SSCI上关于选择偏差的讨论可以在《异端经济学》的第92期新闻简报上找到。.( http://www.heterodoxnews.com/n/htn92.htm)在那片简报中李分析了西班牙的异端经济学家面临的问题，其实这些分析也同样适用于中国的异端经济学。他写道，在SSCI经济学刊物上发表文章的压力迫使西班牙的异端经济学家不得不很少在像ROSE、RRPE、JOIE、ROPE这样的非SSCI经济学刊物上发表文章。而最初的时候SSCI刊物的质量都还不错，但随着这类刊物总数扩张到了209家时，这些研究也就只有一半能真正令人满意了。撇开在SSCI刊物上发表文章对晋升的影响不谈，不排名前50%的SSCI期刊上发表还有另一个后果：当与异端经济学家辩论时，主流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会使用SSCI引文影响因子的排名来反驳异端经济学家的论点。
[10]我的一位受访者表示，在过去的两年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被发表又成为可能。张、徐都表明，在过去的几年里人们对异端经济学的兴趣一直在增加（12页）。
[11]例如，我的一个受访者认为，朱镕基亲自参与了清华大学管理，并且用权力否决了对任命钱颖一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的抗议。对事实的真相我也不甚了解。
[13]拥有了不起的知识和职业旅程的张风波是一个例外。张风波是战后中国第一个接受来自日本的大学的经济学博士（~ 1986）。他对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曾被《人民日报》大张旗鼓地报道（2008张，13）。他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回到了中国，并且在多所知名大学演讲。他还领导了几个政府机构的主要经济研究项目。但是在1988年他接受了费尔德斯坦联盟的邀请，离开了中国，成为了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和哈佛大学的一员。最后他留在美国并最终去了竹中的公司工作（一家对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很感兴趣的日本大公司）。虽然他离开的原因尚未完全阐明，但我猜想，天安门广场的暴力事件和美国的赚钱机会是促使他最终留在美国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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