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舆论场的反应看，上一次李田田的那篇《一群正被毁掉的乡村孩子》的公众号文章是“占理”的，因而获得了很多草根网友的支持；而这一次李田田的那条自称不是自己发送的挺上海震旦教师宋庚一的微博，却引起了很多爱国网友的“同仇敌忾”，加之她被送到精神病院的事件真相扑朔迷离、各方说法严重不一致，以至于在很多爱国网民眼中，李田田俨然已经成了“精日”、“造谣”、“搬弄是非”的公知。
如果某些爱国网民自以为给李田田贴上这些舆论标签，就在舆论战场“大获全胜”的话，笔者只能报以深深的悲哀。
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这次舆论事件的经过：
12月17日，用户名为@湘西教师李田田的微博发布了上面截图的“声援宋庚一”的内容，引起网民炮轰并举报，随后，@湘西教师李田田更改用户名。
18日下午，李田田给某自由派博主发微信告知，永顺县教育局和公安局的工作人员以“怀疑她在微博发布不当言论“为由，“强行‘登门拜访’”；19日下午，李田田又给该博主发了“求助微信”：
在被带走前，李田田在朋友圈发布了求助信息，并在回复中声称“微博不是我本人发的”：
19日晚，李田田用属地为西安的手机号给自己的一位师友发送了求助短信：
21日，该博主又将李田田“自述”的求助信息发布到了公众号，引发了广泛关注，其后该博主又在公众号发布了李田田未婚夫的录音，佐证了李田田的求助说法。
22日下午，前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发微博要求当地回应李田田“被送进精神病院”的真实情况，他是第一个有官方背景的媒体人出来对事件表达关切。
同日晚，财新网率先对李田田事件进行了报道：
23日凌晨3时许，胡锡进再发微博称“当地官方将做出回应”。
23日，李田田的母亲及姐姐分别以视频和文字的形式出来作说明：
李田田姐姐的微博谈了几条信息：“‘声援’宋庚一”的微博是李田田自己发的；李田田上大学时就患有抑郁症，今年4月病情加重；在18日县里上门谈话时，李田田情绪激动，次日被母亲及姑父送到精神病院，现已转到县人民医院。
24日，湘西州发布“情况通报”，并表示已成立工作组，针对网民质疑的相关问题进行调查：
李田田的事情到此算是暂告段落。对于此次舆论事件，很多爱国网民对李田田的反对态度是一致或者相似的。
不过，仍然有相当多的人对李田田的遭遇表达了同情或者愤慨的，民间舆论场的撕裂在这个事件上表现得也很突出。
按舆论阵营划分的话，同情或公开“声援”李田田的群体大致可分为三类：“精日”公知、自由派网民以及部分左翼网民。
进一步按阶级来区分，“精日”公知实际上是仆从于帝国主义和国外资产阶级的乏走狗；而同情李田田的自由派网民、左翼网民以及上面提到的反对李田田的爱国网民，绝大多数其实只是无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精日”公知无疑是在利用这场舆论战，疯狂地吃李田田的“人血馒头”；它们在宋庚一事件上的舆论孤立，使得它们跑到李田田事件的舆论风波中进行找补。
然而，笔者反对因为“精日”公知吃“人血馒头”，我们就不加任何分析地将李田田推向“对立面”，而不对这个事件作具体的分析和讨论。
本号两年前声援李田田也并不是因为她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观点都正确，仅仅是因为她在反对地方官僚的形式主义问题上的意见是正确的，地方官僚“处理”她的做法是错误的。在笔者看来她是内心善良的文艺青年，阶级觉悟却未必有。
因而，对于李田田“亲日”以及自己发布“声援宋庚一”微博的事，笔者基本上不怀疑。
那个第一时间在网络上发送李田田“求助信息”的自由派博主，在宋庚一事件上已经发了多篇文章，清晰地表达了他的立场：
李田田在第一时间向他求助，说明他们之前在政治观点上应该是比较一致的，且网络联系比较密切。
在舆论发酵的过程中，爱国网民还扒出了李田田以前自曝过“两个日本姐姐资助读书，从小学四年级一直到大学毕业”的事，进而说明李田田的“亲日”立场是有缘由的：
对于李田田姐姐和母亲以及湘西当地发布的信息细节，笔者却有诸多存疑的。
18日，当地教育局上门问话，为何会发生言语上的激烈对抗？李田田所述的要么去精神病院、要么开除的事是否存在？是否存在某些人就两年前的事进行“报复”的问题？李田田被从精神病院转到人民医院，是发生在舆论关切之前还是发生在舆论关切之后？
笔者提出这些疑问，爱国网友看到之后肯定要“炸毛”。不过，希望大家还是能够平心静气地听笔者把话讲完，更不要一言不合就去“用户投诉”。
第一，李田田发那条“声援宋庚一”的微博本身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爱国网民已经在批评教育她，实在没有必要兴师动众地上门问话。这有点“以势压人”，反而不利于已经深受自由派影响的李田田纠正错误认识。
遇到类似的事情，毛主席会怎么处理呢？笔者前几天《不能脱离“阶级”谈“告密”》的文章引用了1964年毛主席同王海容的一段谈话：
文艺青年李田田跟已经成了学阀的宋庚一、方方之流还不一样，她并没有清晰、顽固的阶级立场，远不足以把她当作“反面教员”。
不过，毛主席的这段话却告诉我们，如何纠正李田田的错误认识，那就是应该进行平等、充分的大辩论，把道理讨论清楚，“真理越辩越明”，不要一上来就扣帽子打棍子，更不要“以势压人”。
第二，李田田尽管从小学四年级到大学毕业都接受过“两位日本姐姐”的资助才能够上学，对日本人民产生好感是“人之常情”，以至于区分不了日本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但笔者可不认为“两位日本姐姐”会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对李田田耳提面命，灌输“亲日”意识。李田田的错误认知的形成必然另有原因。
李田田生于贫困的湘西大山的农民家庭，为何这样的贫困农家子弟想要读书还得靠日本人资助？即便从民族主义立场，这样必然促使李田田对日本产生亲近，对自己的祖国产生疏离。所以，这个问题首先不是日本人的问题。
现在流行一个词叫“感恩”，“感恩”之心当然不可能来自虚无缥缈的民族自豪感，只能是来自实实在在的阶级利益。
在反毛舆论甚嚣尘上的这些年，笔者经常还能看到很多老专家、老教授出来感谢、怀念毛主席，他们大都是贫下中农家庭出身，没有毛主席领导底层人民翻身得解放，没有毛泽东时代的“助学金”，这样的贫下中农子弟绝无可能有机会读书，去通过知识改变命运。只要他们还有最基本的良知，又怎能不“感恩”毛主席、怀念毛主席？
第三，李田田的知识结构更多的是来自从小学到大学的学校教育，来自书刊、报纸、网络的影响。这次跑出来“声援宋庚一”、发表错误言论的人可不止李田田一个，她的影响力也并非最大的，这样大量有错误认知的人是怎么产生的，这才是需要检讨和反思的问题。
这个问题笔者以前的文章已经多次指出，其实，只要宋庚一、袁腾飞、复旦“冯桑”这样的“教师”还大量存在于教育系统，只要方方、严歌苓这样的文人还能在文化界呼风唤雨，只要资本控制舆论的局面还存在，那么，李田田这样的对历史无知的人就会源源不断地大量产生出来。真正该被“兴师动众”的恰恰不是李田田们。
第四，李田田在两年前遭遇到了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压迫，这样的压迫事实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才促使李田田基于现象层面的感知，去与那些反G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走到一起，成为挚友，越来越深地受他们的影响，把腐败和官僚主义等问题的账算到社会主义制度本身。
李田田这样的阶级意识糊涂的“文艺青年”实际上是非常普遍的社会存在，笔者这二十多年间接触到的很多的自由派网民实际上都有这样的心路历程，就连笔者自己在高中阶段也曾经历过这样的过程，直到大学通过大量的阅读、社会实践以及学生社团的影响，才“侥幸”转变了认知。爱国网民如果简单地给李田田定性、对她采取扣帽子、打棍子的做法，只会帮助自由派，把李田田以及与李田田类似的青年一起推向社会主义的“对立面”。
2019年10月11日，李田田在个人公众号发表了题为《一群正被毁掉的乡村孩子》的文章，批评教育部门的形式主义检查。却15日晚被要求连夜进城，又在16日凌晨遭遇学校领导强行推开宿舍门、要求其签字。这一事件受到媒体关注以后，当地一面承诺“对教育检查的形式主义问题进行整改”，一面却又“削减”李田田的教学任务，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秋后算账”。试问，李田田怎么能够“服气”？
李田田公众号文章所反映的问题本来就是普遍存在的，就连2018年《半月谈》都刊登过《警惕!“痕迹主义”在基层流行，已成形式主义新变种》的文章，批评这种填表、摆拍、“留痕”、应付检查的形式主义作风。
在当地“领导”眼里，李田田无异于一个爱闹事的“刺头”。官僚不喜欢这样的“刺头”，毛主席却是非常欣赏这样的“刺头”。
而对于李田田所反映的这种形式主义问题，毛主席究其一生都是深有体会并深恶痛绝的。这里说的形式主义，特指在领导组织工作中的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紧密相连。
哪怕是对于那些“骂”自己的老百姓，毛主席也从来没想过去整他们，反而认真检讨自己的工作是不是存在什么重大失误。
上世纪40年代，延安农妇咒骂毛主席，当地把伍兰花抓了起来，还准备判死刑，毛主席知道后立即叫停，还把伍兰花请到自己家中，详细了解情况，直接引发了边区“精兵简政”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新政出台。
1973年，福建莆田一名乡村教员李庆霖写信为他的知青儿子鸣不平，指责当地的政府克扣了下乡知青的口粮和生活费，引得毛主席痛哭，不仅从自己的稿费中抽出300元寄给李庆霖，以帮助他一家人度过难关，还立即着手解决广大知青的生活待遇问题。
试问，采取毛主席彻底的无产阶级立场，按照毛主席处理问题的方式，李田田们又怎么可能一步步被自由派公知“拐走”嘛？
【文/子午，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遥望黎明”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发表于 2021-12-23 21: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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