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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焦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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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机器-执行特殊职能特殊阶层-特权-官僚主义者阶级-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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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6-6 20:58:52 | 只看该作者
“50台宾利堵劳斯莱斯” 这个撒泼的“官太太”搞出一地鸡毛
胡锡进
2022年06月06日 13:33:47 来自北京

【“50台宾利堵劳斯莱斯” 这个撒泼的“官太太”搞出一地鸡毛】所有公职人员、特别是干部官员的家人都须低调做人,在外发生争执不可摆谱撒泼,更不可胡乱显示“实力”,否则一定会搞出一地鸡毛,付出代价。

有钱人也一样,不要显富,更不要以富压人,不要以富谋招人恨的特权,否则同样会积累对自己的潜在危机。

深圳“宾利大战劳斯莱斯”,成了丑闻。公众对那个车位的是非并非很感兴趣,更关心那个“官太太”老公和劳斯莱斯车主都是什么来头,有多富,以及为什么素质又这么低。

互联网是平民舆论场,而且只要是足够大的舆论场,它的价值取向一定是老百姓主导的。这很公平,因为达官显贵的资源多,享受了更多权利和权力 ,舆论场更多连接老百姓的的情感和诉求,这是世间应有的平衡,是正义的一部分。

当深圳那个“官太太”叫喊“我家有50辆宾利”时,她基本就是把老公毁了,她的车位被占这点理,远不足以抵消公众对她家到底有多少财富以及来源是否合法的质疑。调查已经势在必行,如果她家确有50辆宾利所对应的财富,他老公能讲清楚的几率很低。即使她家没那么富,她老公作为国企高管也将很难避免因此栽个大跟头。

劳斯莱斯车主经这一曝光,等着他的也决不会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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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6-6 21:00:59 | 只看该作者
于泽远:“副部级”刘洋再上太空
来源:联合早报 作者: 于泽远   邮箱: yuhs@sph.com.sg
2022-06-06 05:00

中国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昨天上午顺利升空。飞船搭载的三名航天员中,再上太空的刘洋格外引人瞩目。
这不仅是因为刘洋是一位女性,并曾创下中国首位女性进入太空的记录,也因为刘洋不仅是一名航天员,还是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全国妇联)的兼职副主席。甚至有网民认为,刘洋是一名副部级高官。
2012年6月,34岁的刘洋作为航天员顺利完成神舟九号飞行任务,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明星,并获得“英雄航天员”的称号。
2013年3月,刘洋作为解放军代表团成员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当时接见了刘洋等来自基层的军队人大代表,他称赞刘洋说:“你可是巾帼英雄啊,也是妇女能顶半边天的代表,现在还成了中国妇女的‘形象大使’!”
最高领导人的夸赞为刘洋搭建了快速进步的阶梯。2016年8月,刘洋不仅是“半边天”的代表、中国妇女的“形象大使”,还入选全国妇联兼职副主席,成为全国妇联领导班子的一张新面孔。
当时,全国妇联共有13名副主席,其中有五名副主席都在妇联书记处担任第一书记或书记,另外有包括刘洋在内的九名兼职副主席。
2018年,刘洋再次当选全国妇联兼职副主席,目前在16名副主席中排名第11位。
按照级别,全国妇联属于正部级单位。目前,全国妇联主席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沈跃跃担任,属于副国级干部。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晓薇是正部级大员。其他几位担任书记处书记的副主席张晓兰、夏杰、吴海鹰等也都担任过副部级高官。有网民说刘洋是副部级,并非毫无依据。
不过,中共十八大后,高层要求全国妇联等全国性群众团体进行组织改革,目的是要增强群团组织的广泛性和代表性。按照改革要求,全国妇联在副主席和常委人员中,设有专职、兼职之分,兼职者仍在原岗位,并不参与全国妇联的日常管理工作。刘洋等人当选全国妇联兼职副主席,就是妇联组织改革的结果。

  延伸阅读  预计年底建成空间站和太空实验室 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

但担任全国妇联兼职副主席近六年来,刘洋并不在全国妇联上班,她的本职工作还是一名航天员。同时,每一届全国妇联副主席中,都有一名军方代表。在刘洋之前,担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的军方代表都是高级将领,比如解放军元帅聂荣臻的女儿聂力中将、军事科学院副政委徐莉莉中将等等。与她们相比,刘洋属于军队基层代表,并不对应全国妇联副主席的行政级别,因此刘洋还不属于副部级高官序列。
当然,刘洋38岁就当选全国妇联兼职副主席,已让她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这次刘洋重返太空,让她再次成为万众瞩目的人物,也为她今后的政治进步打下坚实基础。
毋庸讳言,航天员属于高风险职业,对一个人的综合素质要求极高。过去10年,刘洋除了正常训练,参加各种会议,还拿到了硕士、博士学位,并且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可谓事业、生活两不误,前途一片光明。
神舟十四号飞行乘组执行的是中国空间站建造阶段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刘洋和另外两名航天员陈冬和蔡旭哲将在轨驻留六个月,目标是完成空间站组装建造。
在长达六个月的飞行中,刘洋等航天员要经历九种组合体构型,五次交会对接,三次分离撤离,两次转位任务。航天员的主要工作包括状态监视,必要时实施手控操作进行交会对接;首次进驻问天舱和梦天舱两个实验舱来完成载人环境的建立;在这两个舱完成十几个科学实验机柜的解锁、安装等,以及日常组装、建造、维护维修等工作。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总设计师黄伟芬介绍,刘洋等三位航天员有不同的特点:陈冬作为指令长,特别自信,处事很果敢,雷厉风行,经常会在训练和实验中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刘洋非常有亲和力,语言表达能力很强;蔡旭哲很聪明,领悟能力比较强,对新事物新知识接受速度比较快。
黄伟芬坦言,随着空间站的建成,组合体越来越复杂,飞行时间也很长,出问题的概率会增加。针对这些风险,航天员要进行应急和故障处置的训练,如通过推演故障预案学习、实操训练和演练,对应急故障处置能力进行了强化训练,使航天员在出现这些紧急应急工况时,能够沉着、冷静、有效地进行处置。
刘洋在神舟十四号出发前接受央视采访时说,她的孩子给她定了三个任务:“第一个任务,要安安全全顺顺利利完成任务,我想我一定能做得到;第二个是希望我在太空多拍一些照片回来,可以和同学们共同分享宇宙美丽景色;第三个任务,我是对他们有很多美好的祝福祝愿,我也有很多心里话,我答应他们在这183天时间里面,我会把这些写进满天的星辰,我答应他们的事情,我相信我一定会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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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6-7 13:45:39 | 只看该作者
深圳国资委:未发现宾利女车主与深振业有经济往来
2022-06-07 11:22

针对近期网传“宾利大战劳斯莱斯”视频涉及“国企书记”一事作出通报,深圳国资委今天发出通告称,暂未发现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涉事张某某(女)及其名下企业有经济联系和业务往来。 
据“深圳国资”微信公众号发布的通告,针对上述视频涉及的问题,国资委高度重视,成立了工作专班,经初步核实,纠纷中涉及的张晓中现年56岁,去年3月任国资委所属企业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去年5月兼任监事会主席。
通告说,经民政部门核查和个人事项报告核对,张晓中于2017年离异后未再进行婚姻登记。经工作专班核查,暂未发现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涉事张某某(女)及其名下企业有经济联系和业务往来。如后续发现张晓中存在其他问题,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并向社会公布。

深圳福田区宝能公馆“宾利大战劳斯莱斯”车位纠纷的视频日前在网上热传。宾利女车主张某某在视频中说“我一个月我宾利不用,我家里有50台宾利”,并称丈夫是当地某国企书记。

  延伸阅读 下午察:一场双输的“宾利大战劳斯莱斯”闹剧

网民随后起底她所说的丈夫张晓中任职于深圳国资委旗下上市公司振业集团,是该企业的纪委书记、监事会主席。
据深圳特区报今天报道,张晓中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其与张某某于2021年9月经人介绍发展为情侣关系,宝能城市公馆公寓和涉事车辆均是女方资产。
张某某在接受采访时也说,她在与张晓中相识前已购买宝能城市公馆公寓和涉事车辆,车位为购房时开发商赠与。网传的“婚宴照片”为两人去年10月举办的确定情侣关系仪式时所拍。张某某还说,“50台宾利车”为纠纷过程中情绪失控下的气话,“觉得很羞愧”。 
振业集团官网资料显示,张晓中曾先后任职深圳市国资委办公室(信访室)主任科员,深圳市国资委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深圳市国有免税商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监事会主席等职务。据深振业2021年年报显示,张晓中从公司获得的税前年薪为37万5000元(人民币,约7万7527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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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3-1-3 11:53:05 | 只看该作者
官员“逃逸式辞职”背后
中国新闻周刊
2023年1月3日10:13北京中国新闻周刊官方账号

浙江省杭州市纪委监委第八审查调查室副主任李火春表示,部分领导干部改变“一手交钱一手办事”的传统模式,企图通过延期兑付的手段逃避监管和法律制裁,“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无论离职与否,只要实施了贪腐行为,就必然会受到追究”。

12月17日,公众号“半月谈”发文提到,今年以来,纪检监察机关查处通报的少数官员违纪案件涉及“逃逸式辞职(离职)”。办案人员分析指出,他们有的并非真想辞职,而是变“提前退休”为“提前筑巢”,以延续“权力余温”;有的采取“期权交易”,在位不收离职收,在岗不收转岗收;还有的是“带病离岗”,担心东窗事发,寄希望“一辞了之”。
从相关案例分析,部分官员主动提前结束仕途(辞职或提前退休)的原因有所不同,有的还提出放弃退休待遇。这一系列反常行为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严重的腐败问题。
中国监察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廉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官员提前离职的原因多种多样,比如有的是自身能力问题,有的是性格原因,有的是身体疾病原因,有的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等。“提前离职或退休是为了后面谋划腐败做铺垫者只是其中一类,不能以偏概全。但这种隐形变异腐败行为的危害性值得重视。”他说。
浙江省杭州市纪委监委第八审查调查室副主任李火春表示,部分领导干部改变“一手交钱一手办事”的传统模式,企图通过延期兑付的手段逃避监管和法律制裁,“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无论离职与否,只要实施了贪腐行为,就必然会受到追究”。
图片
图/视觉中国
屡现“逃逸式辞职”
《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搜索发现,2022年以来,在被查官员的通报中屡屡提及“逃逸式辞职”。
所谓“逃逸式辞职”是指一些党员干部以为离任后可以万事大吉、既往不咎,抱着“猛捞一把就辞职”“见好就收”的侥幸心理,妄图通过提前退休(辞职)的方式,逃避党纪国法的查处。
川观新闻曾援引一位从事多年纪检监察工作的干部的话称,“逃逸式辞职”一般分为两种情节:一种是在职期间有违纪违法行为,妄图通过提前辞职退休的方式,逃避党纪国法的惩处;另一种是指离职或退(离)休后,到原业务管辖范围内企业任职、兼职,利用政商“旋转门”捞好处。
从相关通报表述看,一些官员在退休前辞职,有逃避惩处的目的,他们希望可以通过提前退休实现“平安着陆”。
2022年11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称,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宁波分公司原党委委员、总经理助理沈曙寰被查。
沈曙寰生于1979年4月,浙江海宁人。通报称,沈曙寰妄图通过辞职逃避组织调查,将国家支持外经贸的政策性工具异化为满足个人贪欲的“私器”,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严重影响了中国信保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形象。十八大之后不收敛、不收手,十九大之后不知敬畏不知止,在察觉可能案发后,企图“一辞了之”,是典型的“逃逸式辞职”,性质恶劣。
企图通过辞职,来逃避被查厄运的案例并不鲜见。
2022年6月,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巡视工作办公室主任贾楞被查。通报显示,贾楞在行吃行、靠企吃企,临近退休“逃逸式辞职”,妄图逃避纪法惩处,继续恣意敛财;工作中不正确履行职责,对信贷资金最终造成重大损失和不良影响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2022年2月,江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信贷管理部原总经理江传宝被查。2019年,时年58岁的江传宝主动辞职。江西省纪委监委通报称,江传宝违规发放贷款,安排多人为其代持巨额股金,费尽心机逃避组织调查,临近退休“逃逸式”离职;不信马列信鬼神,不信组织信“大师”;沉迷推杯换盏,与老板商人结成“吃喝圈”“玩乐圈”。
还有的案例显示,有的官员提前退休,目的是到相关联企业领高薪。
2022年7月4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中国光大银行原党委副书记、副行长张华宇案,并将此案定性为 “提前筑巢”“逃逸式辞职”腐败的典型案例。
张华宇生于1958年10月。从2001年2月,就在中国光大银行任职,2018年9月,在60岁到来前夕,他却主动辞职。
通报称,张华宇利用职权违规安排儿子、女婿、弟弟等亲属及关系人子女数十人到光大系统工作,为多人在职务晋升、工作调动等方面谋取利益,损害光大系统政治生态。退休前夕辞职,辞职后在与原任职务有业务关联的企业领高薪。
2022年5月,中国建设银行机构业务部原总经理黄曦被查。黄曦在建行工作整整32年。2018年7月,时年不足54岁的黄曦辞职。一个月后,她便加入地产公司泰禾集团,担任执行副总裁,分管资金部。2022年5月,黄曦被查,同年11月,被开除党籍。通报称,黄曦离职后“权力变现”在信贷客户企业领取高额“安家费”和薪酬,是银企“旋转门”式腐败的典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
《半月谈》援引中部地区一位县级干部的信息源报道称,一些在金融、银行系统任职的官员有的甚至不到40岁即离职,通过办理贷款担保公司等方式,借助在职时的人脉关系、影响力等捞取好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第二十七条规定:“已经退休的公职人员退休前或者退休后有违法行为的,不再给予政务处分,但是可以对其立案调查;已经离职或者死亡的公职人员在履职期间有违法行为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可见,卸任不代表“安全着陆”。
2022年以来,中央层面已多次表达对“逃逸式辞职”的惩治决心。
2022年3月24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刊发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十三审查调查室的文章称,审查调查是纪检监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下一步,将加大对“影子股东”“影子公司”“搞政商旋转门”“提前筑巢”“逃逸式辞职”等隐形变异腐败问题的打击力度。
2022年10月17日,党的二十大新闻中心举行第二场记者招待会。在谈到关于加强领导干部管理监督措施及成效问题时,中组部副部长徐启方介绍,党的十九大以来,结合中央巡视,对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200余家中央单位全覆盖开展选人用人专项检查;开展“三超两乱”、“裸官”问题、因私出国(境)证照、中管金融单位政商“旋转门”“逃逸式辞职”和违规安排近亲属在本系统从业等专项整治。
为何主动放弃退休待遇?
有的官员提前离职后经商,也有为自己洗白赃款的意图。重庆市九龙坡区旅游局原局长姜廷宪案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
《中国纪检监察报》曾报道姜廷宪的案例。2016年9月,时年只有51岁的重庆市九龙坡区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姜廷宪申请提前退休。
他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与此前他与一位老板的邀约有关。当年夏天,重庆某铝业公司总经理朱某请姜廷宪喝茶。当时,朱某正在筹划一个再生铝项目,想请姜廷宪出马做前期筹备工作,并许诺给他50万元年薪和6%的股份。
“当时我想,他给我的条件不错,把项目做起来,把自己以前收受的赃款投进去,也许自己晚年还会发一笔大财。”姜廷宪说。
离职后,姜廷宪还成为重庆万花谷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天眼查显示,重庆万花谷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11月,是一家以从事公共设施管理业为主的企业。企业注册资本2260万元,超过了91%的重庆市同行。
姜廷宪自己做老板后,不仅把在职时收受的贿赂及离职后兑现的“好处费”用于经营,还企图借经营行为洗白赃款。其中,部分贿赂款还是姜廷宪任职期间与商人老板约定的“好处费”,待姜廷宪退休后予以兑现,所以该案也是一起典型的“期权式腐败”案件。
“期权式腐败”是指领导干部在位时利用手中权力为他人谋利,双方商议待公职人员离职或退休后以某种形式兑现“回报”,类似于商业上的“期权交易”。
2022年4月,姜廷宪因涉嫌受贿、滥用职权犯罪,被移送九龙坡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还有的案例中,一些官员申请提前退休后,甚至主动提出放弃退休待遇。杭州台《廉政经纬》栏目披露的杭州市公安局副巡视员邱平案就是典型案例。
2012年,时年54岁的邱平申请提前退休。2018年,他主动向组织要求放弃退休待遇。2003年1月,邱平还被提拔担任杭州市公安局网监支队支队长。邱平在出镜时称,他只想着怎么把网监支队做大,做大了才有权,“我就跟军阀的思想一样,觉得要有地盘才有权”。
2004年9月,杭州市公安局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支队正式更名为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分局,邱平担任该分局局长。邱平与多家企业的负责人交往密切,其中就包括杭州某信息技术公司负责人邱某某,两人还以兄妹相称。
“我这人江湖义气就很重,朋友、兄弟要我帮忙,我都要帮。邱某某的企业是我们网安分局重点监管的企业,服务器上的内容我们是要重点监管的。一旦发现她的服务器存在有害信息,我就打电话通知她,让她删除,这样她就不会受到查处。”邱平称。
为了表示感谢,邱某某多次提出要送给邱平好处费,邱平都回答“等退休后再说”。2005年,邱某某让邱平去她公司“工作”,并开出了100万年薪。2012年,邱平办理了提前退休手续,第二个月就到邱某某公司担任“法务顾问”。
邱平称:“我也不用去干活,也没有办公室。每个月她发给我钱,我也就理所当然地收了。”
2017年11月至2021年5月,邱平还以“领取工资和年终奖”的形式,收受某网络公司老板孙某某送予的好处,共计74万余元。
调查发现,退休以来,邱平先后接受杭州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浙报某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邀请,出任安全法务顾问,收受“顾问费”320余万元。
2021年5月,在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期间,邱平被查。2022年5月,邱平因受贿罪,获刑五年,并处罚金40万元,赃款没收上缴国库。
值得注意的是,自2022年以来,在中央和地方层面,针对离职或退休公职人员的相关问题,出台过相关文件。如,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离退休干部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在严明纪律规矩方面,明确提出离退休干部党员特别是担任过领导职务的干部党员要严守有关纪律规矩,不得利用原职权或职务影响为自己和他人谋取利益。
北京市纪委监委出台《关于开展离职公职人员违法乱纪问题专项整治的工作方案》,提出全面开展离职公职人员违法乱纪问题专项整治。
杭州市出台了《关于规范领导干部廉洁从政从业行为进一步推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实施细则(试行)》,明确规定严禁领导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休后在规定期限内利用原任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建立健全领导干部辞去公职(退休)后从业行为限制清单和报告承诺制,加强对各单位落实此规定的指导和监督检查。
如何解决“离职腐败”?
多位受访者认为,防范问题官员出现“离职腐败”问题,还有一系列工作要做。
江苏南京市一位纪检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针对部分公职人员的离职腐败问题,确实监管起来存在一定的难度,特别是一些人离职或退休后,进入家族式企业包括同学、战友、老乡等开办的企业,监管的难度更大。针对这类问题,相关部门要建立起领导干部全周期管理档案,特别是对其离职或退休后的“管理”,跟踪监督评估。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授杨少华建议,党员领导干部离职后,其原有职权还会在一定范围、一定时期内产生影响或发挥作用,应细化相关规定,对离职后的就业范围、就业时间等划出“硬杠杠”,守住官员辞职、离职后“从业红线”,不能进入的行业、企业坚决不能进入。
二十大报告中提到:坚决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坚决防止领导干部成为利益集团和权势团体的代言人、代理人,坚决治理政商勾连破坏政治生态和经济发展环境问题。
毛昭晖表示,有的官员提前离职或退休后,成为权势团队代理人的现象值得警惕。这是一种更有预谋的新型腐败,带有明显的组织化腐败特点,他们里应外合,性质更为恶劣,查处难度也更大。
早在2013年,中组部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简称《意见》),其中规定:现职和不担任现职但未办理退(离)休手续的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在企业兼职(任职);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三年内,不得到本人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兼职(任职),也不得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意见》明确,有领导干部退休后三年内,想去本人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外的企业任职,必须由干部本人事先向原所在单位党委(党组)报告,由该企业出具任职理由说明材料,所在单位党委(党组)按规定审核并按干部管理权限征得相应的组织(人事)部门同意后,方可任职。
《意见》还明确,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三年后到企业兼职(任职)的,应由本人向其原所在单位党委(党组)报告,由拟兼职(任职)企业出具兼职(任职)理由说明材料,所在单位党委(党组)按规定审批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向相应的组织(人事)部门备案。
毛昭晖认为,《意见》对领导干部辞职或退(离)休后的多种情形做了相关规定,但在现实中,很多地方没有严格执行该规定。这类人员离任后,去跟原单位打交道时,现在也没有规定他们需要向原单位提前报备。
毛昭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要治理好“离职腐败”问题,需要从多方面着手。
首先,要管住出口。对这类人员要做好审计工作。现在相关规定明确,正在接受审查调查人员不能辞职,但是对一些涉及问题举报线索人员,能否辞职也要做明确规定。在组织人事等部门对这类人员做好审计工作的同时,纪检监察机关也要再监督、再审查。如果在审查过程中,发现他们跟某些单位关系密切,就要立即进行和查实。
其次,纪检监察、组织人事等部门应对这类人员建立大数据监控体系。对他们在职时的工作职务、奖惩记录等进行全面登记,这种大数据筛查分析系统建立起后,便于对他们的后续行为进行监管,及时发现问题。
再次,要做好延伸监督。这类人员离任后,检监察机关要做好后续工作,要对他们进行阶段性回访排查,发现问题要早提醒、早处置。
《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后有违反前款规定行为的,由其原所在机关的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没收该人员从业期间的违法所得,责令接收单位将该人员予以清退,并根据情节轻重,对接收单位处以被处罚人员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毛昭晖认为,《公务员法》上述规定惩戒力度偏轻,仅要求这类人员要对相关行为进行更正或没收他们的违法所得,不足五倍的罚款力度也难以起到震慑作用。而且与《意见》的规定没有协调起来,也未对公务员在离职两年或三年后,从事相关的营利性活动的行为如何监督予以明确。所以,有必要对现行《公务员法》进行修订完善。
发于2023.1.2总第1075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官员“逃逸式辞职”背后
记者:周群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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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静:人口小县试点“大部制”,是中国地方行政改革风向之一吗?
江西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2023-01-04 07:40:41 来源:观察者网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欧阳静】
随着人口向经济发达区域快速聚集,一些县城人口流失、活力不足的趋势逐渐显现。这些人口小县的改革与前景,近年来的讨论不胜枚举。“大部制”改革就是其中一个方向。
2019年年底,时任山西省委主要领导调研时发现,全省人口小县存在一些共性问题,比如财政供养入不敷出,财政支出主要依靠政府转移支付。因此,省委决策部署开展人口小县机构改革试点工作。2020年4月,山西省开始了这场改革,6个人口不足20万的小县列入改革试点。2022年下半年,山西省河曲县、石楼县率先完成改革。
小县试点“大部制”,既是因时应势之举,也是自我强化之策。据报道,河曲县36个党政机构精简为22个、1964名事业编制核减为659名。石楼县县政府组成部门从26个精简到了16个,经初步测算,改革后人员经费可减少2200余万元。
大部制改革的多面性
机构改革不易,背后部门权力、个人利益盘根错节。本文根据作者以往调研的江西省改革案例和经验,来立体地展现大部制改革的多面性。
2019年,江西全省自上而下进行了大部制改革,起初从国务院机构大部制改革开始,后续从省市进一步推到了县乡镇体系。基层的大部制改革想要解决“管得到看不见、看得见管不着”问题,因为县乡镇实际操作中能够看到很多事情,比如说车辆乱停乱放、市场违法经营等,街道没有执法权,需要通知相关部门执法人员来执法,当成立综合行政执法队后,执法权就能够下放到街道,发现问题能及时处理。
我认为改革分两种,一种是为了适应社会需求、时代变迁的真改革,改革有风险,需要魄力和胆量来推进。另一种是政绩创新等原因的“换汤不换药”的形式主义改革,在实际的情况中,我们要区分这两种形式的改革。
从我的调研经历来看,第一种改革碰到的阻力非常大。首先是编制,在小县城,编制就是饭碗和生命。改掉编制就等于要人家的命,所以现实中几乎没有真正减编减员的改革。最终的改革结果是让一部分老弱人员分流、提前退休,但工资不变。或者政府以平台、外包、公司等形式承接被改的人员和职能,数据上则是改革缩减了一定的编制,节省了财政支出。
其次,改革会涉及各个部门之间的利益。用基层干部的话来说,改革存在强势部门和弱势部门之间的博弈,往往是强势部门主导改革进程,权力和利益向强势部门集中,执行和落实等具体事务移交给其他部门。所以,这类真正的改革需要主政者具有全局观,具有超越部门利益的政治性、长远性。这种改革也一般是自上而下才能推动。
从我调研的江西G县情况来看,大部制改革的核心在于转变政府职能,建立高效服务型政府,让老百姓办事更方便。从执行层面来说,大部制改革最大的优点是将一些执法权综合,解决行政分割化和碎片化的问题,使得后续管理上比较协调。
从改革结果来看,大部制改革确实能提高办事效率。江西G县将农业、林业、水利、渔业等执法职责整合,设立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组建农业农村水利局,作为政府工作部门,副县长兼任局长,原来不同的局变成了内部科室的沟通,提高了效率。
改革最大的变化,可能是由原来一个局里七八个副局长变成了一正两副,但是以前的副科级干部并没有免职,只是重新排列组合,以前的副局长会成为班子成员,享受的待遇没有改变,只是称呼上改变了。
大部制改革一方面提升了效率,另一方面也有人质疑其权力和职能过于集中的问题。我认为权力集中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制度性集权,大部制改革就是一个制度性集权,比如全县有2000多个执法权,而市监局就有1000多项。执法权主要是执行权,都有法可依法,这种情况,按照制度、流程进行,能够协调以往“看得见管不到,管得到看不见”等问题,在今天越来越僵化的基层治理模式下,执行往往更需要制度性的集权。
第二种是个人性集权,尤其是决策权的个人性集中。比如县城里最有权力的是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对于重大项目和重大人事任免有绝对性的权力。这种权力集中对基层财政运行影响甚大。
县域的财政供养难题
山西省石楼县和河曲县两地改革的初衷是为了解决财政供养失衡和人浮于事的问题,但是我认为财政困难的根源并不是因为养了太多的编制人员。
目前,山西省河曲县人口12.4万,河曲县煤炭资源丰富,煤储量120亿吨。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煤炭资源使得河曲县逐步摆脱了贫穷,2021年河曲县GDP达到174亿元。不同于河曲县,作为刚退出贫困县两年多的石楼县,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尤为艰辛。石楼县作为传统农业县,户籍人口9.7万人,去年国民生产总值仅为21亿元。石楼县2021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218987万元,其中上级转移支付占了多数。
在中西部地区,县级财政运行的目标一直是保运转、保民生和求发展。“保运转”就是财政供养人员,即保工资,这部分一直是依靠中央一般性转移支付做保底。只要中央没有削减预算,那么保运转问题就不大,地方也就没有压力来精简党政机关、缩减编制。
“保民生”也主要依靠中央和省级财政的项目资金(即专项转移支付)。只有“求发展”与本级财政相关。中西部县级政府的本级财政收入主要是土地财政收入或资源性财政收入(煤炭矿产等),税收收入很少。这两年土地财政收入减少,叠加疫情冲击工业园区和居民消费等活动,地方政府无财力求发展,即“做事的钱”变少了。
问题是,如果保运转、保民生都有转移支付,那为什么地方财政还会出现困难?一是由于地方政府卖不动地了,没有了土地财政这块主要的收入。虽然保运转和民生工程有上级的转移支付,但人员的公积金、职业年金和年终福利都是需要地方财政保障,一些民生工程也需要地方财政配套,以前这部分支出主要依靠土地财政。现在土地财政没有,基层干部的福利就无法按时保证。
但是,如果只是保运转,地方财政向上级等、靠、要,也基本能应付。导致县级财政困难甚至负债的主要原因是“求发展”,而且是往往是求“超前发展”。
从我调研的经验看,许多地方的求发展会产生地方财政的“无效经营”或者是“非市场化投资”行为。举个例子,我所调研过的一个只能保运转、保民生的县,每任县委书记上任都要打造各类“亮点工程”,以迎接每年上级的“看变化”。(每年春天,市委书记带领全市领导和县委书记去每个县实地看变化,评比哪个县做得好)。比如,2018年该县的亮点工程是财政投资6个亿在江边建一个超级大亭子,第二年的亮点工程投入5亿建一个特色小镇(仅仅一年后,这个小镇杂草从生,无人光顾)……一个原本只是吃饭财政的县,为什么每年会有这样的“豪投”?哪来的钱?
我们发现这些“投资”的钱一部分通过项目包装,依靠国家专项项目,一部分是通过县级的融资平台进行融资,即向银行贷款。而县级的财政负债,很大一部分是源于这类亮点工程的“非市场化投资”导致的,即这些大规模投资,除了好看,几乎不产生任何经济收益。如此高成本的形式主义的亮点工程才是基层财政困境和地方债务的主要原因。
这些亮点工程也主要产生于县委书记个体性的权力过于集中。这些重大投资为什么不通过公开讨论?比如给网民评议?我想,没有一个市场主体每年会如此投资,而对一些政府主体来说,反正钱都是国家的,亏了也不需要负责。
从我们团队调研的经验看,在可用财力有限情况下,中西部地区的大部分市县只是吃财政饭,发展主要依靠融资平台(地方国控、城投、城建和旅投等公司),融资平台承接了绝大部分亮点工程,而不计成本的“造点运动”在全国盛行,这也隐藏了大量的地方债务。
搞清了中西部县级财政困境的来源,也就能明白财政困难与编制改革之间表面上相关,实质关系不大。在我看来,大部制改革主要解决效率问题,而不能解决财政供养问题,正如上文所说,人员分流在理论上可以减少财政支出,但在现实的实践中无法达到。
从长远看,县级财政问题需要靠经济发展来解决。落后地区地方政府都在招商引资,一方面大家想要山清水秀、绿水青山,但是另一方面不牺牲环境和资源,经济也发展不起来,地方政府也面临发展和环境保护的两难。我曾经调研过一个山区的县城,当时县委书记亲自带队到处去招商,有一个台企愿意将自己的工厂从广州挪到县城,我当时十分不解,后来一打听,才明白是招商时对于企业有所承诺,即可以独享本地的一种稀有资源。
从实践看,中西部地区的招商引资除了贱卖独特资源外,大多数是承接沿海淘汰的污染企业,而且实际产生的税收很少,因为地方政府依然会以变相返还税收给落户的企业。所以,落后地区的招商引资往往是贴本赚吆喝。
人口小县的发展趋势
从全国范围看,人口和资源的流动使得中西部落后地区出现了一些人口小县、边缘小城的情况,与此同时,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省会城市不断扩张调整行政区划,以提升自身综合承载和资源配置的能力。
从我所在的江西省来说,江西是一个农业大省,年轻人外出打工,有一部分会回流到山清水秀的农村。然而,山西省有一些煤矿小镇,这种资源型县城,人口势必会随着资源的枯竭而自然流失。人口小县的未来发展趋势肯定是中心吸纳边缘,乡镇变成城镇中心区的边缘地带,这也是一个城镇化的过程,也是城市发展的趋势。
人口一直在向东部发达地区集聚,乡镇人口也不断向县城集聚,人口通过流动、进城实现了城市化,在城市买房立足。在这个过程中,省会城市、长三角珠三角城市与县城相比,发生着相同又不相同的城市化进程。落后地区的县城也正在城镇化,比如说近年农民在县城买房的新闻,但农民在县城买房的主要目的是陪读。
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与沿海地区城市化存在很大的差别。中西部地区县城的城市化根本不是人的城市化,因为中西部县城无法提供就业,经济主要依赖于消费,县城是一个消费的区域而不是生产的区域,这种城市化没有办法让人长足发展。我们团队观察到,现在县城的模式是爸爸在城市打工,妈妈在小县城陪读,爷爷奶奶在农村种地,而且这种模式很普遍。
与省会城市拥有发达的第三产业不同,省会城市可以为进城务工人员提供家政、保安、快递员等多个岗位,而落后地区县城以个体户居多,没有产业,无法创造就业岗位。一个县城只有两三个大老板,一般是房地产老板、特产老板,再者就是煤矿、林业等资源产业的老板,县城的工业园区大多是一些发展前景堪忧的污染企业。
现在县城高楼林立,大量农民工到县城买房,但绝大部分房子只是为了陪小孩在县城上学,而非就业和生产。其中的逻辑是:土地财政使得地方政府鼓励农民进城买房,买了房小孩子就可以在县城读书。于是,土地财政催生了教育资源的聚集,而教育资源集聚,又推动了小县城的教育内卷(因为90后农民工父母更重视孩子的教育),并产生了一个独特的群体——陪读妈妈。
妈妈在县城陪读,爸爸在沿海城市打工挣钱,寄钱给陪读妈妈在县城生活开支,爷爷奶奶在农村种地,负责向县城的陪读妈妈供给粮食。县城于是只是一个农民工子女上学和消费的场所,爸爸在外挣钱,老人在农村种地来支撑这个县城的教育、消费和房贷。这是目前中西部地区县城“城镇化”的图景。
从这个角度看, 落后地区的人口小县产业支撑能力弱、“留不住人”困境突出,也许这才是县域现代化的阻碍,也是打破基层财政供养难题的关键。

热门评论 13条
饭锅
作者的观点也是我近些年观察到的现象,因为我所在的中部县城是同样的问题,县委搞所谓的亮眼工程大多数完全不顾到底是不是需要的问题。以我老家为例,给村里建一个小厕所,居然能耗资30万,但实际上30万可以盖一个2层楼了。而且厕所建的位置一年到头没看没人去的那种,因为实在太偏僻了。另一方面就是陪读现象,思想开化一点的农民,爸爸去别的地方打工挣钱寄到县城让妈妈陪读,爷爷奶奶在老家种一点素菜自给自足。
10小时前   来自上海市
飞翔的鸟
这篇文章很好,虽然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但也说明了一个问题,一个县想靠自己摆脱贫困,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解决中西部发展问题,必须从国家的层面来解决,靠西部自己,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中西部要发展起来,就必须靠资源,而资源的开发又涉及到污染的问题,而中西部大多又是东部地区的水源地和大江大河的发源地,这就会造成一个困局,想发展就必须开发资源,开发资源就会造成污染,造成污染就不能开发,那中西部怎么发展,怎么致富?
10小时前   来自云南省
岭南才子
并县,现在交通通信手段已经极大地改善了,完全可以将县域人口提升至80~150万。
10小时前   来自广东省
吾亦往矣
所谓调研也只是看看表面而已。作者不了解,或者说不愿意了解,这些财政供养人员从哪里来的。其中的更多人,并不是计划进来的,而是批条子,拍脑袋进来的,说白了就是关系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直到国家开始公务员招考。大量的所谓财政供养人员就是这样进来的。你只有在一个单位呆久了,才能知道底细。或者还有一个简单粗暴的办法。你问问组织部们,谁的人事档案有问题,谁绝对来路不明。谁的人事档案问题大,谁百分之八是关系户。
10小时前   来自内蒙古自治区
guan_16458905971994
“比如,2018年该县的亮点工程是财政投资6个亿在江边建一个超级大亭子,第二年的亮点工程投入5亿建一个特色小镇(仅仅一年后,这个小镇杂草从生,无人光顾)”
  作者太不了解这里面利益链条的,领导的家族和朋友能从里面获得多少利益。
10小时前   来自四川省
油菜花居敬而行简
河北有很多小县,可以把两三个小县合并,
把县城建设在两三个县的交界处,而原来的老县城作为重点镇,中心镇。
10小时前   来自上海市
陈偲谨的靠背陈偲谨是个可爱的小姑娘
guan_16458905971994
“比如,2018年该县的亮点工程是财政投资6个亿在江边建一个超级大亭子,第二年的亮点工程投入5亿建一个特色小镇(仅仅一年后,这个小镇杂草从生,无人光顾)”
  作者太不了解这里面利益链条的,领导的家族和朋友能从里面获得多少利益。
10小时前   来自四川省
你错了记者明白的,所以他写了出来,但他只能写到这个位置了,不能再清楚点暗示了。
10小时前   来自湖南省
吾亦往矣
所谓调研也只是看看表面而已。作者不了解,或者说不愿意了解,这些财政供养人员从哪里来的。其中的更多人,并不是计划进来的,而是批条子,拍脑袋进来的,说白了就是关系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直到国家开始公务员招考。大量的所谓财政供养人员就是这样进来的。你只有在一个单位呆久了,才能知道底细。或者还有一个简单粗暴的办法。你问问组织部们,谁的人事档案有问题,谁绝对来路不明。谁的人事档案问题大,谁百分之八是关系户。
10小时前   来自内蒙古自治区
  很多东西明说,文章就发表不了了。
10小时前   来自四川省
长耳朵大耳窿
guan_16458905971994
“比如,2018年该县的亮点工程是财政投资6个亿在江边建一个超级大亭子,第二年的亮点工程投入5亿建一个特色小镇(仅仅一年后,这个小镇杂草从生,无人光顾)”
  作者太不了解这里面利益链条的,领导的家族和朋友能从里面获得多少利益。
10小时前   来自四川省
获得利益后在国内消费和投资还算好的,肉烂在锅里;更过分的是基本就是捞够了就移民海外,相当于国民财富净流失
9小时前   来自广东省
么一嗷喵
饭锅
作者的观点也是我近些年观察到的现象,因为我所在的中部县城是同样的问题,县委搞所谓的亮眼工程大多数完全不顾到底是不是需要的问题。以我老家为例,给村里建一个小厕所,居然能耗资30万,但实际上30万可以盖一个2层楼了。而且厕所建的位置一年到头没看没人去的那种,因为实在太偏僻了。另一方面就是陪读现象,思想开化一点的农民,爸爸去别的地方打工挣钱寄到县城让妈妈陪读,爷爷奶奶在老家种一点素菜自给自足。
10小时前   来自上海市
一般亮眼工程都伴随腐败,几乎没有例外。
8小时前   来自湖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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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3-1-4 19:35:35 | 只看该作者
哪些话是毛主席说的,哪些是作者的解读,不能混着乱说一气——转帖注

欧洲金靴:再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2023-01-04 15:27:19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欧洲金靴

  1月2日,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胡福明同志去世。

  胡福明,1935年7月生, 江苏无锡人。1955年9月就读于北京大学新闻专业,翌年进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学习,1962年毕业后,到南京大学政治系(后更名哲学系)任教;2001年退休;曾获“江苏社科名家”称号。

  作为一名具有时代意义的“笔杆子”,胡福明同志最广为人知的成就是其作为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作者。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直到今天都被“开明派”视为改革开放历史洪流的序幕之作,并作为旗帜性的史诗产物向其注入源源不断的意识形态能量乃至“阵营暗影”,四十四年来支撑着某种力量延续不倒、生根发芽。



  正如前日我提及的几乎具备同等理论高度和时代价值的“团结一致向前看”,共同形成了四十四年前的滔天巨浪。

  1977年3月,一个标志性的人事任命被公布:胡耀邦同志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到中央党校后,他第一件事便是组织人写文章、办刊物,著名的《理论动态》随即横空出世,矛头直指“继续革命”理论。

  他明确要求:

  我们也要有自己的刊物……没有一个阵地是不行的。

  其实今天想来,什么是“你们我们”之分呢?“你们”的“阵地”又是什么呢?

  没几天,创刊号应运而生,首篇文章《“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一炮而响,地动山摇。

  五个月后,十一大在京召开,大会报告明确重申:

  ‘十大’以来的组织路线是正确的。

  面对此等场景,《理论动态》编辑部甚为不甘,便加班加点打造出了一篇《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几天后便刊文《人民日报》,联动迅速。

  同在1977年,郑必坚的文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中第一次发明了“两个凡是”,后被嗅觉敏锐地抓住,并揿在了国锋同志身上。

  同年,《光明日报》、《哲学》专刊组组长王强华出差去南京开会,会上他请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胡福明为《哲学》专刊撰稿。

  胡福明翻阅了大量资料,于那年秋季完成了两篇稿子,其中一篇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经过酝酿,《理论动态》第60期正式刊登了胡福明撰写、耀邦同志亲自审定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此拉开了批判“两个凡是”的序幕。



  然而,这句耳熟能详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原创从来就不是1977年第60期《理论动态》,更不是1978年5月的《光明日报》,而是早在1963年11月,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东湖宾馆写《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并打印出来后,经毛主席修改时,毛主席特地加注了:

  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只不过十四年后作为天地翻覆之间的旗帜文章时,标题被删去了“社会”二字。

  至于“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内涵,毛主席的写作出处则更早,为1937年的《实践论》:

  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

  我不由想起了毛主席曾经在晚年给家人书信中悲愤吐露的那句话:

  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

  列宁同志其实更是早有直言: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社会实践”的“社会”二字显然不可或缺,否则“实践”由谁来实践、“检验”由谁来检验的问题——亦是一个革命主体的倾向问题,其答案将无从判断。

  归根结底,还是一个“革命为了谁”的问题——1927年8月,以34岁的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八七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革命为了谁,谁就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的真理论断,即依托中国的工农阶级,搞工农武装割据和农村包围城市。

  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为了谁”的问题不辩明白,而只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中国可以实践,美国也可以实践;社会主义可以实践,资本主义也可以实践;当家做主的劳动群众可以实践,化公为私的白匪资本家也可以实践——我们的“实践”究竟要被谁领导,我们的“检验”又究竟予谁之评价?这些问题或将通通变得模糊不清、掸尘不尽。

  二十年后,1997年的十五大报告有述: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国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困惑,归根到底都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

  再二十四年后的2021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同样有指: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一度出现管党不力、治党不严问题,有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出现严重危机,一些地方和部门选人用人风气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盛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较为普遍存在。特别是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相互交织,贪腐程度触目惊心。这“七个有之”问题严重影响党的形象和威信,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引起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强烈不满和义愤。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片面追求速度规模、发展方式粗放等问题,加上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影响,经济结构性体制性矛盾不断积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十分突出。

  被切割之后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当时一个最主要的驱动力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也是在四十四年前“真理大讨论”的前后,国务院政研室大批判组曾开展过一场运动,名字有点拗口:“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

  于光远其时便公开说:

  我可以承认自己就是'唯生产力论’者!

  包括林子力、有林参加的写作组,就批判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成果还出过一本书,人民出版社的戴成也有参加,书名简单粗暴,就叫《对“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的批判》……

  “唯生产力论”,在当年竟然是政治正确的金科玉律。

  在那约莫十年前,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过一篇名为《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是由新华社、文汇报记者所写,于7月20日经文元同志给毛主席审阅并修改,后在调查报告的编者按语中引用了毛主席的一段谈话,在7月21日晚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并在次日于22日见报《人民日报》。



  随后,人们把毛主席在编者按中的关于“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的批示,称为“七二一指示”。

  毛主席的这份“七二一指示”之所以影响巨大,见内容即可领略一番: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

  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这短短的几句批示,深刻地跃现出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精髓:一切为了实际,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为了无产阶级专政。

  早在1958年,毛主席就曾提出: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同年9月,中央发出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亦有指示:

  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1968年7月23日,毛主席做出“七二一指示”的第三天,为纪念“指示”的发表,上海市在上海机床厂召开了两千多人参加的扩大会议。

  两个月后,为贯彻“七二一指示”,上海机床厂创办全国第一所「七二一工人大学」,设置磨床设计制造专业,第一期招收本厂职工五十二人,学制两年,学生毕业后仍回厂工作。

  「七二一工人大学」会根据本厂需要设置了相关细分专业,并开设了毛泽东思想、劳动、军体等。



  此后全国各地相继仿效,“七二一工人大学”的学制和教学模式逐步向全国的工矿企业推广,简称“工大”,数学、物理、化学、政治、英语、机械设计、制图加工、材料力学、电工学等应有尽有,还会按照工厂的实际应用和生产需要给学生安排学习内容。

  1970年,在部分大学恢复招生时也采用了从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的办法。

  1975年6月,教育部在上海召开全国“七二一”工人大学教育经验交流会。会后,“七二一大学”在全国获得了迅猛发展。

  截止到1976年9月,仅在上海市七二一大学就增加到2111所。

  据《中国教育年鉴》记载,至1976年底全国共有七二一大学33374所,学生148.5万人,是同期普通高校学生数的3倍之多。

  至于教育的效果如何?

  还记得去年最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吗?新版《简史》从207页到213页,足足超过4000字的篇幅全部在详实论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在经济、科技、工业、基建、农业、军事、文化、外交等各个层面的成就,我不用多语,各位同志自行翻阅。

  “七二一工人大学”的办学本质与教育诉求都是政治性的,而非阳春白雪、小布尔乔亚式的所谓“纯粹教育”。

  工大不是一种群体福利,也不仅是为了让工人们有更高的所谓“文化水平和技术技能”(尽管学技术学文化也是工大的重要课程内容),而是为了让阶级斗争的思想通过政治教育,更加深入工人阶级的内心,使得工人阶级之于国家「领导地位」不受到动摇,这才是工大最灵魂的主课。

  毛主席说“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其前提则是工人阶级必须接受政治教育,而非清汤寡水的“学术培训”。

  反之,如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生产力为主要任务”,那么工人阶级就不需要懂政治、学政治、掌政治,而沦为一批批为生产力服务的机器人——其表象,便是“去政治化”。

  去政治化,就是要求工人阶级离政治越远越好,要求工人们只需要勤劳、听话、精通技术即可——如若再愿意忍受低福利、低工资那就更好了。

  1975年时,82岁高龄的毛主席仍有思维敏捷的批判:

  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不是放屁是什么?科学技术是渗透到生产力各个要素之中的,是通过提高各个要素的质量来发挥作用的,并不是与生产力其他要素相并列的独立要素,并不能独立存在,所以不能与其他要素去并列排行第一第二!

  让群众参与政治、成为国家机器的政治主体,而不是沦为生产力的奴隶、国家车轮滚滚前进的牺牲品,这就是毛主席提倡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同时还要「保卫社会主义政治」的缘由所在。

  也就是阶级斗争学说亘古不变、常温常新的理论根基。

  七二一指示发出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两载有余。

  在当时,主席通过那样一场深刻的精神改造,让这个党极为透彻地感知到人民的力量,以及“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到底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中国革命一直在探索的课题。

  将五千年来一直被排除于政治舞台的底层人民、普罗大众发动起来,深度嵌入进国家的各项管理与制度性监督监察,这其实也是从另一个侧面在稳固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执政地位,并从实际与规模双重角度超越了西方所谓议会制的、被资本财阀所操弄的“投票民主”。

  某种意义上,阶级斗争从来就不会动摇党执政的根基,反而更加稳定党的政治底色,进而凝聚亿万民众对党执政地位的拥护。

  就在革命运动开始后不久,1966年6月10日,主席在同胡志明谈话时曾忧心吐露:

  解放十几年来,我们脱离群众是很厉害的。青联、妇联、团中央都是空架子。我们的要求是不脱产,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假如不当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呢?一个月里当一个星期的官,三个星期的老百姓。假如不当老百姓,工人运动的领袖,这样下去就可能变。这个是大方向问题!

  他曾还尖锐地指出:

  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

  就在那一年多前,1965年1月29日,中共中央正式转批陈正人给一波同志“干部深入工厂蹲点劳动”的信,主席做了批示。

  陈正人是井冈山的老战士,1964年10月上旬时,时任八机部部长的他到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搞研究。

  当时工厂领导考虑他是老同志、年纪大,要给他开招待所。而他拒绝了,自己把铺盖放进精密铸造车间生活间,和工人同吃同住。

  陈正人在信中感叹道:

  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与群众生活的距离如果不缩小,群众必然是会离开我们的!

  主席的批示则如下:

  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当做资产阶级打倒………官僚主义者与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

  主席那几年时常与秘书、警卫员等谈起,不少领导干部当官久了,不愿意深入群众,而是做起了“老爷”……

  他曾引用一首咏泥神诗来给官僚主义者画过像:

  除了三餐不食这一点不像外,官僚主义者的其他方面都很像一个神像:一声不响,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正,六亲无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久坐不动,十分无用。

  阶级斗争真的休止了吗,真的可以让位于“生产力发展”了吗?

  同在那个月月初,主席在中南海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不点名批评了某些领导同志在四清运动中的做法:

  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要让群众去搞!你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这样不好。

  这就是他一直批评的“包办代替主义”。

  包办代替主义,使主席敏锐觉察到官僚主义抬头、甚至做大的味道。

  那次会议上,他还忧心地说:

  去年10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总感到要出问题……

  还是在那一年,12月20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老人家怒声呵斥:

  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就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的日子不好过啊,穷得要死……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却从还没有搞臭过!

  山雨欲来风满楼。



  1960年3月30日,毛主席起草党内指示《反对官僚主义,克服“五多五少”》,开门见山点明:

  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

  50年代末、60年代初,主席关于践行人民民主的思想已经根据现实的急剧变化而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进阶,他越来越不满足于仅仅让人民“监督”政府,更需要发动人民来“管理”这个国家。

  在带领党内一些同志阅读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主席做了大量批注和谈话(后来还由力群同志出版了一本《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与谈话》)。

  在读到第23章1936年苏联新宪法时,主席给大家论述了苏联公民或劳动者享有的各种权利,包括“劳动权利,休息权利,受教育权利,年老、患病及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物质保证的权利”。

  主席还在这段文字旁特意批注:

  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到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

  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后来曾随主席重登井冈山的王卓超,有过极为深刻的感悟:

  记得那天下午,主席像老师考学生一样问我们井冈山精神是什么。

  我们回答说:艰苦奋斗。

  他笑了,叫我们再想想,说艰苦奋斗只是一个方向,只是一点,还差两点,要从制度方向想。

  汪东兴加了一条:支部建在连上。

  主席点点头,继续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

  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

  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

  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

  主席将井冈山士兵委员会的作用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他重新提起《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他写过的话:‘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那是1965年的春夏之交,毛主席时隔三十八年重上井冈山当然不是单纯的怀旧革命,而是在追求继续革命。

  那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政治行动,绝非踏青赏景一般的闲情雅致。

  当时间来到60年代中期,主席更加不再迷信党内,愈发转而发动他最信任的孩子们,即阶级斗争的「革命接班人」。

  加之1968年后国家经济发展势头迅猛、工业/国防等成就显著,也提振了他和他的“红小鬼”们的革命信心。

  主席的秘书员王力同志曾有回忆:

  主席早就发现了,从中央到基层党支部,很多都是独立王国。你不摸他,一点事都没有,还照常是模范,照常当劳动英雄,照常是人大代表,只要你去摸一下,几乎都有问题。

  很多是公、侯、伯、子、男的封建统治,使共产党脱离群众。

  究竟怎么办?这是使主席经常睡不着觉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好多红旗单位,一摸几乎都有问题,土皇帝很多,他们都有天然的经济特权,超经济的政治特权。

  土皇帝的一句话就是法,他一句话就能捉人,反对他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样下去共产党就要被人民打倒了。

  主席多次说:这到底该怎么办?整党,不行;教育,不行;整风,不行;三反五反,人也杀了,大老虎也枪毙了,也撤了职,什么办法都用了,还是不行。于是才搞“四清”,大动干戈,还是不行。我什么办法都用了,最后没有办法了,就来一个自下而上的运动,把党放在一边,让群众来揭露共产党的黑暗面,因此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搞了这样一个大的尝试。

  只是遗憾的是,那场伟大的尝试又一次的被人为的破坏……这里不再多语。

  从1964年中央会议上的训斥,到1965年井冈山无限失落的悲叹,甚至包括四清运动难以收获成效,这已经得以表明:那一时期毛主席考虑的“全国性政治民主”以及群众民主如何形成固定的党政制度,必须被提上日程。

  否则,就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只不过,他也必须以付之一炬、一往无前的姿态——在几近灯尽油枯的年纪。

  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雷日科夫曾说过一句话:

  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一定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一切也就完了。

  作为执政组织,当你掌握的权力仅意味着要承担起保障公众的利益和满足,当人民所要求你承担的重大责任使你总在担心自己能力不足——这样的权力,对掌权者就是一种“负担”。

  相反,如果权力意味着能够给个人及个人背后逐渐生成的「政治门阀」或「利益集团」带来好处且社会责任处于次要地位时,那么权力的真正意义也就丧失了。

  一如主席在50年代末评价苏联修正主义时说的那样:

  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

  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



  主席的论断极其深刻地揭示了自赫鲁晓夫开始的苏联修正主义政权的阶级实质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面目:

  以所谓“全民国家”“全民党”的幌子为政治掩饰,对苏联人民实行反动专政;在“建设共产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的说辞下复辟资本主义,对苏联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

  这便又回到关于“满足经济”与“发展生产力”的讨论——即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

  当话语权被剥离,不论是“实践”还是“检验”,群众都是被动的客体。

  他们无法以治安混乱和军匪横行去评判知青返乡、大裁军和军队经商,他们也无法以物价飞涨去评判双轨制与价格闯关,他们也无法以悲惨流离的大下岗去评判国企改革,他们也无法以贫富鸿沟去评判“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们更无法以血汗工厂和996去评判所谓人口红利与福报论——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统一口径下,他们都是历史的失声者。



  苏联作为第一个将人类送入太空的国家,其生产力的高度一度来到了文明的顶点——但是,对布尔什维克真正的考验,对这些曾以革命者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的执火人真正的考验,是当自己取得政权、掌握了几乎无限权力下作何表现。

  《共产党宣言》中有言:

  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回想列宁时期的革命者们,面临的是逮捕、坐牢、苦役甚至绞刑架,若能从监狱中逃出,不是转入地下就是逃亡国外。

  但是后来那些持苏联各高等大学文凭和口喊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口号入党的人,眼睛瞄的则是飞黄腾达带来的金钱、地位、特权、美女……以及由党和国家完全包干的一切物质与精神满足。

  经过这一系列的变动,苏联特权阶层控制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即毛主席1965年5月重登井冈山,在山上与王卓超等人谈及苏联修正主义特权集团时所评述的: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

  一年后,主席给予当权者的评语更为辛辣:

  中国的官员是一个阶级,而且他们的利益与工人农民的利益是对立的。如果这些红色资产阶级的特权不受约束,中国将法西斯化。

  前文提及的《实践论》里,主席有过这样的评语:

  无产阶级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关系。

  建国以后主席也有多次说:

  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人人需要改造,工人需要改造,农民需要改造,知识分子当然也需要改造。

  这种“改造”的具体所指就是不抛弃工农、不远离工农,不论是权力还是知识,都应当为工农服务,为人民服务。

  否则,就是修正主义。

  而修正主义必将导致阶级压迫的诞生、导致“红旗的落地”,这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

  记住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的话:

  只要人们还没有学会透过任何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论、声明和诺言,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益,那他们始终是而且会永远是政治上受人欺骗和自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

  「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真正意义上的发动人民、依托人民、服务人民,实践才有了普适性,检验才有了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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