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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话说尽 资本+店小二硬梗阻 凸爆40年理念v实情认知大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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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12 14:18:29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十年农民工的研究,我发现教辅机构正在杀死底层阶级流动
2021-01-12 09:16:54  来源: 投资研究中心   作者:脑浆主义社会学博士

一、农民工的数量不降反升是个坏消息

  国家统计局在2020年4月最新发布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2019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9077万人,比上年增加241万人。另一个可以比较的官方数据是:自2012年起,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比重连续7年出现双降,7年间减少了2600余万人。

  如果不把这两个数据放在一起,恐怕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但当这两个数字碰到一起的时候,就成了一件细思极恐的事情。

  稍微有一点数字分析能力的人都能够看出来,在全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农民工数量却出现了增长,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农民工数量出现了与人口变动趋势不一致的逆向增长现象呢?

  言及于此,很多人肯定会说,农民工没有退休制度,很多农村居民为了维持生计,即便是老弱病残,也不得不外出务工。确实如此,可是,即便考虑到农民工没有退休制度,也总得有生老病死,新陈代谢吧,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一年减少几百万也是有可能的,更不可能出现数以百万计的增长。

  在没有调查统计上的操作失误的前提下,新增的241万农民工来源只可能是农民工群体的增量部分。

  增量部分的农民工不可能是城镇居民,应该大部分都是农村青年。

  造成农民工增长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刚刚走出校园的农村青年依然在以农民工的身份源源不断进入了劳动力市场,重复着他们父辈的人生轨迹,这不能不说是值得忧虑和反思的重大社会问题。

  回溯到20世纪90年代,农村青年成为农民工并不像现在这样令人忧虑,反倒是像一个社会向上流动的阶梯,农村青年进入城市获得比务农收入高得多的收入,不仅能够改善自身的生活状况,还能够给家庭带来更多的收益,经济层面为国家带来了人口红利。

  如何化解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形成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曾是当年研究最火的话题之一,农村被喻为中国经济发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劳动力蓄水池,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进场也确实形成了中国经济起飞的比较优势。

  时至今日,第一代农民工快接近老年,中国已经进入了深度老龄化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业已成为国家战略,而老年农民工的孩子们依然是农民工,他们仿佛是被时代抛下的社会群体,命运轨迹依然如旧。

  假若没有下面这一组具有讽刺意味的数据,或许人们也不会为农村青年的出路扼腕叹息。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信息:2019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首次突破5万亿元,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超过4万亿,占GDP比例连续8年在4%以上。

  2019年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89.5%,各级教育普及程度达到或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51.6%,进入高等教育普及阶段。再看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9年新增劳动力中有50.9%接受过高等教育,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3.7年,相当于大学一年级水平。

  这一组巨资打造的数据让人们看到了改革开放四十年令人兴奋的成就,却仍然掩盖不了一个令人惊恐的事实,在万亿级的投入背后,农村青年成为教育普及所没有惠及的人群,教育并没有改变他们的命运。

二、教改让中国教育不再普惠

  2012年开始,我参与了多项大学生调查的项目,调查学校包括985高校,也包括知名的和不知名的高职院校。

  当你走入一所不太有名的高职院校,或许可以发现,这里超过90%的学生都是来自农村,这就是为农村孩子准备的“大学”。这些年高职院校为了招生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分数线急剧下降。

  在高考大省河南,2020年本科一批录取线:文科556分、理科544分,高职专科批:文科180分、理科180分。

  农民工输出大省四川,2020年本科一批录取线:文科527分、理科529分,高职专科批:文科150分、理科150分。

  成绩落差之大,可能是没有关注高考的人都难以想象,说句不太恰当的话,高职学校基本属于零门槛,对高考成绩不好、愿意交学费的农村孩子基本做到了愿来就收,应收尽收,就这样,还有一些高职院校因为专业招生不足,被停止教学。

  可想而知,经过近乎零门槛的“大学”教育,一个农村青年终于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蓝领技术工,或者说,一个合格的农民工。

  农村孩子上高职,城里孩子上985,这在高等教育领域早已不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北大清华校园里来自农村的生源早些年已经下降到两成左右。

  当然这与中国城乡人口分布的变化有关,但导致如此现象更关键的原因是,农村孩子现在真考不过城市孩子,考不过的原因不是学校教育质量下降,而是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脱节。

  有关部门在2000年之后为了提高学校教育质量,推动素质教育,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撤点并校,原先的村小大部分被撤,即便是保留的,往往也只有村小。

  乡镇一级的高中教学点也大幅度减少,大部分高中都集中在县城。尽管撤点并校和素质教育的出发点是好的,却没有考虑农村家庭实际情况。

  撤点并校之后,尽管不再需要缴纳学费,大部分农村学龄儿童必须进入附近乡镇上学,需要承担交通、伙食、住宿等费用,反而提高了他们的教育成本。

  众所周知,农村家庭的教育支出仅仅依靠农业经营收入是不够的,只能通过父母外出务工来补足,这就客观上要求农村孩子的父母必须进城务工,获得足够的工资收入,父母进城务工则造就了更多的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的最大问题是家庭照护和父母教育的缺失,超载校车屡禁不绝的背后是留守儿童家庭照护的缺失和义务教育教学点分布不合理的双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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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跟随父母进城的流动儿童的教育情况会显著改善吗?答案也是否定的,两年前我曾经调研过一个外来务工人员民办学校,这个学校有从小学到初中九个年级,接近3000个学生,每个年级有几百学生,在这几百人当中,每年能考上重点高中有多少人呢?在闲聊时,校长多次提到了一个同学的名字,当然我记不住这个名字,在反复中提及中,校长说,要保住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是上重点高中的料!一个3000人的学校,一个每年毕业几百人的学校,一个98%是外来务工家庭孩子的学校,每年或许只有一个人能上重点高中,这意味着什么?这些孩子也就丧失了平等地参加中考和高考的机会,他们晋升重点高中的几率甚至不足百分之一。

  再加上一些大城市人口调控政策影响,部分农民工子弟学校被迫关闭,一线城市流动儿童入学率下降。无论是留守,还是流动,数以千万计的农村儿童难以真正解决他们的教育问题。

  撤点并校之后,校舍更好了,教育质量提高了,但所谓的“素质教育”“快乐教育”的弊端却凸显出来。

  学校搞素质教育无可厚非,但素质教育在义务教育阶段完成之后就嘎然而止,中考、高考怎么办?以前教育部就提出了快乐教育的口号,而且真的落实了,虽然落实的方法略显简单粗暴,明确规定所有的小学都不能够向家长公布学生考试成绩的排名,这一规定在很多地方得到了很好的执行。

  教育部的逻辑很清晰,家长不知道孩子在学校的排名,也就没办法比较孩子的学习水平,也就不会给孩子带来学习的压力,快乐教育唾手可得。

  可是,一次调研中,一个孩子用非常非常童真的语言告诉我,事实不是这样。家长有可能确确实实不知道学校里孩子考试成绩的排名,但是小学生们却能知道自己成绩所处的位置。

  我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尽管相互不知道考试成绩,孩子们能够非常清楚的说出某一个同学的学习成绩不如他。我惊讶的问为什么?因为他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其他学生在学校的考试成绩,而这个小朋友自豪的告诉我:“因为他上的是提高班,而我上的是尖子班。”提高班和尖子班?这种听起来不太熟悉课程的语言,究竟是什么?这是好未来!好未来又是什么鬼?小学生有点神秘的说:“现在风声很紧啊,已经不能叫学而思了,要叫好未来。

  这确实是很让人惊讶,让人不由得和孩子细细聊起来。原来,学而思把课程体系分成很多个班,比如说有普通班,提高班,尖子班,还有什么所谓的“超常班”、“目标班”等等,这些班级的名称让人有点分不清楚。为什么要分那么多班级呢?原因很简单,学而思有一套自己的评价学生能力的体系,在孩子进入学而思之前,需要做一个检测,如果你能够达到某一个班的水准,那么就进入这个班级。

  比如说,一些目标特别高端的班级,只针对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学习成绩差的学生根本就进不去。如果去看学而思的新闻,它曾经把奥数分成了12级。真的是让人感觉到惊讶,因为在小时候学习的过程当中,很难想象能把一门数学课分成12级,那么还有英语、语文。如果这三门课都可以分成12级,就意味着在每一门课程都会有一个相对标杆,这个标杆就是你在学生中所处的位置,三门课:12×12×12,有1000多个层级,而每个孩子都能准确的找到他们的位置,比扶贫精准多了!

  如此严密的课程分级体系,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能够清楚的知道,他把班级同学里的位置,甚至在两个同学之间可以完全达到非常精准的比较,比如说,一个孩子,在学而思的课程集中,他能够上两个尖子班,上一个提高班,而另外一个孩子只能上两个提高班,一个尖子班,那说明第一个孩子的总体成绩要优于第二个孩子。

  这时候,任何一个人都会觉得教育部的逻辑有点搞笑了。当教育部下达严令,不让学校和老师告诉家长孩子考试成绩排名的时候,在学校义务教育的课程体系之外,突然间形成了一个严密的成绩分级体系,不但能够比较,而且能够如此精确定位孩子考试成绩和学习水平的工具,想必任何一个家长很难都放弃这种尝试的心理。因为几乎所有家长眼里的孩子是要参加中考和高考,在“素质教育”“快乐教育”无法满足中考、高考需求时,只能让家庭承担提高子女应试教育能力的职责。

三、教改走向“快乐教育”,教辅机构杀死“阶层流动”

  可以说,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脱节直接增强了家庭经济因素在教育方面所起到的作用。

  换言之,中国教育的普惠性被教辅机构的市场因素所替代,对于大多数人,家庭的经济实力决定了孩子在教育上能走多远。

  在城市里,老师带着学生玩,家长带来孩子学的教育模式已经引发全社会关注,家长吐槽辅导孩子写作业时的悲惨遭遇已成为网络中司空见惯的现象。

  由此引发的课外教育市场规模增长迅猛,有研究机构预测称,到2023年K12课后教育服务市场规模将超过人民币8000亿元,2018年到2023年复合年增长率为10.1%。在农村,即便是家长在孩子身边,辅导子女学习的能力是远远不足的,其结果是一些小的乡镇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参加补习班的费用自然又增加了农村家庭外出打工的“动力”,留守儿童的数量和比例在乡镇学校都是相当高的。

  更糟糕的是,早些年农村孩子与城市孩子竞争主要依靠“苦读”,当“快乐教育”替代了“苦读”模式,农村孩子在起跑阶段就被城市孩子落下了一大截,待到高中在进入“苦读”模式就为时已晚。在农村调研时,一些特别注重教育的地区,早些年一个县还能有考上北大清华的学生,近些年却已近乎绝迹。

  讲到底,除非不参加高考,中国教育本质上还是应试教育,而素质教育的面子低下暴露出的是社会各阶层的差距,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脱节是中国未来教育体制改革必须克服的重大问题,也是中国社会经济中长期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深入推进教育教学改革,但现实生活中,义务教育阶段的素质教育和中考、高考的应试教育模式是背离的。尤其是在中小学生减负的旗号下,学校教育功能严重弱化,应试教育压力传导,不得不由家长和校外培训机构来承担本应学校完成的教育功能。虽然教育部强调不得以中高考成绩或者升学率来片面地评价学校、评价校长、评价老师,但从未考虑过家长的想法,可谓是一厢情愿,事倍功半。

  最糟糕的其实还不是这个,最糟糕的是,教育部的决策加剧了社会不平等。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当你要面临中考,面临高考这种应试教育的时候,孩子们在小学期间扎实的基础知识是比较重要的,而扎实的基础知识在正规小学教育当中是获得不了的,因为小学不是应试教育,而是所谓的快乐教育。

  在所谓的快乐教育中,孩子们获得不了应试教育所需要的东西,家长怎么办?家长就只能痛苦的通过校外的辅导班,让孩子获得应试教育所应该获得的知识和技能。

  义务教育阶段教育分工的“家校倒挂”模式还会引发更为突出的社会不公平问题,精英阶层的家庭子女能够获得更优质的家庭教育和课外教育,而弱势家庭子女却无法获得充足的家庭教育和课外教育的补充,毫无疑问,一个必然出现的结果是农村孩子考不过城市孩子,最终导致由教育引发的社会不公平扩大,这一点在农村青年身上的体现就是当留守儿童、上高职、当技工。

  事实上,如果没有处于一个快速变迁的社会,农村的孩子上高职、当技工也未必是一件坏事,从教育与社会的变迁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来看,中国在工业化时代强调的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在改革开放之后,学好经济类和外语类科目成为社会共识;如今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经是技术创新能力的竞争。

  在中美竞争白热化的国际局势下,科技创新成为核心,而科技的竞争说到底是科技人才的竞争,是一个国家培养科技的教育机制的竞争。

  如果现行的教育机制让人口占比超过一半的农村青年没有成为科技人才的机会,毫无疑问将是中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才强国转变的一个重大损失。

  以农村青年的境遇反思当下中国教育,农民工的代际循环背后是教育体系改革的刻不容缓。除了潜在的维系和加大了社会不公平之外,中国教育体系的滞后性也较为突出。世界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网络成为未来人们生活中“必需品”,而在现有的普及性义务教育的各个阶段,网络相关的课程,如网络素养、网络技术、网络安全等教育内容并没有被科学、合理的纳入,无论是教学内容,还是师资队伍,都满足不了互联网时教育的时代需求,教育体系已然滞后于技术进步的步伐,教育的滞后性日渐显现。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教育应当摒弃对西方工业化时代建立教育体系和教育模式的模仿追赶,解决教育内容落后于科学知识发展、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背离的现状,重新审视教育功能和学校定位,才能真正对科技和人才形成有效的支撑作用,也才能通过科技创新提升国家竞争力,让中国梦成为世界瞩目的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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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1-12 14:31:40 | 只看该作者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

2021-01-11 19:45:49 来源: 新华网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深入学习坚决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
李克强主持 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11日上午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开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决定的。进入新发展阶段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贯彻新发展理念明确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要深入学习、坚决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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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1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开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主持开班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出席开班式。
  习近平指出,正确认识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是我们党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也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经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我们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作出这样的战略判断,有着深刻的依据。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同时是其中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新发展阶段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不懈奋斗,我们已经拥有开启新征程、实现新的更高目标的雄厚物质基础。新中国成立不久,我们党就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未来30年将是我们完成这个历史宏愿的新发展阶段。
  习近平强调,新发展阶段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同时,必须清醒看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虽然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机遇和挑战之大都前所未有,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全党必须继续谦虚谨慎、艰苦奋斗,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全力办好自己的事,锲而不舍实现我们的既定目标。
  习近平强调,我们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回答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这个重大问题。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对经济形势进行科学判断,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许多重大理论和理念,对发展理念和思路作出及时调整,其中新发展理念是最重要、最主要的,引导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
  习近平指出,全党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一是从根本宗旨把握新发展理念。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深厚基础和最大底气。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既是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要统筹考虑需要和可能,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循序渐进,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二是从问题导向把握新发展理念。我国发展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根据新发展阶段的新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更加精准地贯彻新发展理念,举措要更加精准务实,切实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三是从忧患意识把握新发展理念。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随时准备应对更加复杂困难的局面。要坚持政治安全、人民安全、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既要敢于斗争,也要善于斗争,全面做强自己
  习近平强调,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的一项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需要从全局高度准确把握和积极推进。只有立足自身,把国内大循环畅通起来,才能任由国际风云变幻,始终充满朝气生存和发展下去。要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增强我们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
  习近平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继续完成“三去一降一补”的重要任务,全面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提升创新能力、竞争力和综合实力,增强供给体系的韧性,形成更高效率和更高质量的投入产出关系,实现经济在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必须更强调自主创新,全面加强对科技创新的部署,集合优势资源,有力有序推进创新攻关的“揭榜挂帅”体制机制,加强创新链和产业链对接。要建立起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释放内需潜力,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加强需求侧管理,扩大居民消费,提升消费层次,使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构建新发展格局,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必须具备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和稳固的基本盘。要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重视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改善我国生产要素质量和配置水平,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
  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领导。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要同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在职能配置上更加科学合理、在体制机制上更加完备完善、在运行管理上更加高效。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建议》,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逐条逐段领悟,在整体把握的前提下,突出领会好重点和创新点,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增强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心怀“国之大者”,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不断提高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政治能力、战略眼光、专业水平,敢于担当、善于作为,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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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1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开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王晔 摄
  李克强在主持开班式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从理论和实际、历史和现实、国内和国际相结合的高度,分析了进入新发展阶段的理论依据、历史依据、现实依据,阐述了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新要求,阐明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攻方向,对于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站位、开阔视野,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同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中央精神结合起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切实推动党中央关于“十四五”时期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党员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党员副主席以及中央军委委员出席开班式。
  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军队各大单位、中央军委机关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研讨班。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及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开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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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1-12 15:05:32 | 只看该作者
欧洲金靴:河北疫情的暗面——西方宗教对中国农村地区的入侵2021-01-11 22:52:58作者:欧洲金靴来源:Europe金靴公众号

  在80年代之前,由于磅礴的集体经济和强大的基层党组织的统领,农村地区的精神文明容量是非常富足的,几乎不存在外来宗教力量的插足。但是“家庭年产承包责任制”宛如一把刀子,它将农村切开了一道口子,公有制经济这座大堤逐渐被瓦解。各类原本被新中国在1949年之后消灭的污垢,也就重新在农村地带寻觅到了寄生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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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震惊!
  1.
  其实早在石家庄疫情爆发之前就有网友爆出过有境外传教人士在石家庄的农村地区进行传教活动,其中就包括藁城区小果庄村。
  不禁想问:这些境外教士在非常时期跨境传教,河北石家庄当地的卫健部门和民宗部门是否有考虑到卫生风险?
  尤其,当下中国整个北方突遇历史性寒潮(加长病毒潜伏期、加强病毒存活率),宗教活动为何不像其他各类商业活动那样被一视同仁得禁止?宗教事务管理局是否存在渎职?
  太多年以来,似乎宗教事务已成了各级地方政府管理的“边缘地带”,总是以一种极其敏感和微妙的姿态屹立于社会管理矩阵之中,导致各职能部门的管理人员对待宗教活动总是小心翼翼。
  这也就直接造成了境外宗教势力在中国明目张胆、目中无人的传污撒垢。
  特别之特别,是在农村地区。
  需要看到,本次被曝光的石家庄小果庄村,参与基督教派传教活动的,大部分是大龄的老人群体,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警视的现象。
  在当今许多经济落后、文明隔断效应显著的乡村区域,基层党组织的控制力在不断弱化,尤其文化构造力趋近于放养状态,这给了境外宗教入侵真空、稀释党组织影响力的机会。
  事实上在今日中国,“三个世界”已现端倪:
  「北上广深杭」是一个世界,这里发达先进、文明程度趋近于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最高峰,是国家前进的火车头与示范地;
  「二线城市群」又是一个世界,这里充斥着大量潜规则和江湖规矩;
  「深山老林、偏远幽谷」,则是中国境内的第三个世界,这里是随处可见的原始封建形态和完全断档断层的落后文明——而这些鸟不拉屎的封闭地域,正是80年代之后一大批“艾滋村”、“童养媳村”、“拐卖儿童村”、“代孕村”的聚集地。
  同时,也包括一大堆令人触目惊心的“基督村”、“全能神村”、“气功村”、“念经村”……
  在这些原始封闭的村落中,不见村党支部奔走进行党群建设、马列宣讲,却是明晃晃的举全村之力修筑的教堂神庙,以及随处可见的宗教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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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根据《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的数据,眼下,中国天主教徒最集中的省份正是河北,约占全国三分之一。
  许多国际知名的天主教地下教会的领袖(如已故的保定教区范学淹主教),都来自河北省。这也是本次由河北疫情所引申展开的、必须引起上层关注的一个阴暗角落。
  河北保定附近的东闾村,许多人应该有所耳闻,是“业内”著名的圣母朝圣中心。
  其次山西、陕西、内蒙古、四川、福建(长乐、福安),也是天主教徒大批聚集的地域。
  而且,往农村地区下沉的趋势已经是越来越明显。
  如山西太原教区清徐县的六合村,2018年时统计有超过7000名教徒,是中国天主教徒最多的村庄。
  除了天主教徒,还有新教徒,其集中的5个省份是河南、浙江(特别是温州市以及杭州市萧山区、慈溪、温岭等)、福建(特别是福清)、安徽、江苏(主要在宿迁、淮安)。其次是山东、云南、黑龙江(特别是大庆)、辽宁、江西等省。
  这其中,河南和云南的新教信徒最多,均超过5%比例的人口是新教徒(不包括家庭教会的信徒),且同样多集中在农村地区。
  如云南省西北角的贡山县,新教徒占总人口比重高达85%,是中国基督徒比重最高的县。
  3.
  中国大陆基督教势力大面积兴起,是在1979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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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三自爱国运动的重新崛起,1980 年,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恢复了活动,并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会议并成立了中国基督教协会。
  此后,官方新教教会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以及官方天主教会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国天主教主教团越做越大,逐渐呈现出尾大不掉的势头。
  目前,据基督教全国“两会”统计,我国信仰基督教的人数达2305万,教堂及活动点总数超过5万个,有近4000名牧师、3.7万名教职人员和近15万名义工。全国有20所神学院、圣经学校,其中金陵协和神学院为全国性的神学院。共出版发行5800多万册圣经。
  有这样的全国性氛围,也许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近十年来屡屡发现有中小学课本教材出现了传教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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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在文艺界,某些反动电影(如《无问西东》)甚至一些主旋律电影(如《决胜时刻》),都在影片剧情中强行加入基督情节,仿佛暗指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有了洋人洋教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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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在意识形态与民族两个层面,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一种“双杀”。
  类似于美片《血战钢锯岭》这样披着反战的外衣、实则为传教内核的宗教电影,能够在中国大陆被某些资本大力宣传,这无法不让人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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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继续说回中国农村的宗教现状。
  从历史的视角分析,在80年代之前,由于磅礴的集体经济和强大的基层党组织的统领,农村地区的精神文明容量是非常富足的,几乎不存在外来宗教力量的插足。
  但是“家庭年产承包责任制”宛如一把刀子,它将农村切开了一道口子,公有制经济这座大堤逐渐被瓦解。随之而来的就是知识青年的重新返城和青壮劳动力被大城市的吸纳。
  从80年代开始,农村的老人们,彻底成了被抛弃的群体。
  如是局面下,各类原本被新中国在1949年之后消灭的污垢,也就重新在农村地带寻觅到了寄生之所。
  如成规模的拐卖妇女儿童团伙、代孕团伙、卖淫团伙、买卖器官团伙、藏匿军火的黑社会团伙——以及,境外宗教传教团伙。
  两年多前,《经济师》杂志就在2018年第1期刊载过一篇《新时期农村妇女精神生活的现状、 成因及对策》的调查论文,作者乔田语教授、张国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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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乔教授和张教授的论文中,认为“农村大龄群体的自我价值追问缺乏合理性”是农村文明逐步沦陷的原因之一。
  晚近四十年,随着空前规模的城镇化、人口与资源向城市中心移动,农村地区的“被抛弃感”远远要大于前三十年。
  建国前三十年,不论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还是“赤脚医生”这样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产物,优质资源反哺农村、坚决不抛弃农村,这是毛主席时代的经略国策之一。
  只是后来随着对资本集聚的强烈需求,近三四十年来已经闻不到多么浓烈的“拥抱农村”的味道。
  随着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滑坡,必然带来的就是农村文化的崩塌和精神层面的彻底贫化,这些对于外来宗教而言都是可乘之机。
  在乔教授和张教授的调查中还发现,大多数农村人群比较偏向于传统的道教和本土化的佛教,但大都不是真的信教,且存在盲目跟风以及封建迷信的问题。
  还有部分人,便是拜信了破门而入的基督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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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老人大都出于生活的不如意,因而想在宗教的世界里寻求慰藉,在虚幻的宗教世界里学着说服自己认命。
  这都是精神世界匮乏的标志。
  原本,马克思主义是可以填补他们的心魄的,但是在论文分析里认为,在很多农村老龄人看来,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似乎“只是国家政府工作者和学者们关心的国家大事,对于她们而言只是一种以自己知识水平难以领会的理论, 同样马克思主义在她们的生活中并没有太大的作用和影响”………
  马列主义高居庙堂而远离底层工农阶级,这,就是淡化乃至放弃「JJ斗争」与「继续革命」的后果。
  根据1997年10月1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显示:自80年代以来,短短十六年中国的基督教团体恢复和新建教堂超9500所;至1996年底,累计印刷发行《圣经》达1800多万册,并受到多种免税优惠;中国基督教协会自1983年起编辑出版的《赞美诗》,至1996年底累计发行达800多万册……
  这在当时是作为一项正向的成绩的。
  眼下,接邻河北的北京市已经做出了表率,希望全国范围内可以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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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集团已经深刻又生动地证明了,基督耶稣上帝圣母玛利亚......统统驱除不了新冠病毒。
  比如下面这位法力无边的基督大仙,肯尼思·科普兰,在电视节目里发功做法、向冠状病毒喊话:“我代表耶稣,审判你们(病毒)!你们这些破坏者,杀人犯,马上离开这个国家,滚出去,我要对你们进行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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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能说一句:MDZZ!
  能够带领人类战胜疫情的,只有共产党。
  跋.
  “无神论”,应当是我国一个最基本最基础的社会文明原则,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党永远高举的旗帜,这是意识形态的红线,绝对踩不得。
  曾经在九十年代后期,从东北向全国渗透,我们是走过一段短暂但危害影响巨大、直到今天都仍在清除荼毒的xie教弯路的。
  农村,是共和国诞生与崛起的摇篮;共产主义,是共和国的旗帜信仰。
  这两者,永远不可抛弃,亦不可使其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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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1-12 15:08:51 | 只看该作者
毛主席的两句老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2021-01-11 08:36:42  来源: 乌有之乡   作者:耿来意





  读毛主席的诗词文章书信讲稿,总给人一种透亮的感觉,感到雾霾尽散,感到曙光乍现,感到有个奔头。

  他喜欢说的一句老话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1966年7月8日 ,毛主席在写给江青的信中表达了“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想法,他认为当时发起的文化革命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他最后做出的结论就用的这两句老话,他说:

  “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毛主席总能在黑暗中看到光明,总能在漆黑中找到光明的道路。

  1919年7月21日,他在《湘江评论》发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抨击了湖南思想界的种种“黯淡已极”,提出要打破中国什么“师说”、“道统”、“宗派”诸如此类思想界的强权,反对孔子“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他呼吁要“富于研究的精神”和“批评的精神”,他表示:

  “我们当以一己的心思,居中活动。如日光之普天照耀,如探海灯之向外扫射。不管他到底是不是(以今所是的为是),合人意不合人意,只顾求心所安合乎真理才罢。”

  对于当时学术研究中出现的一点新气象,他称赞说:

  “在这么女性纤纤暮气沉沉的湖南,有此一举,颇足出幽因而破烦闷。东方的曙光,空谷的足音,我们正应拍掌欢迎,希望他可做‘改造湖南’的张本。”

  1919年8月4日,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三)》一文中,对于中国的未来做了热情的讴歌和预见,他说:

  “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拚命的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

  那时候的毛主席,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还只是一个主张改良中国的热血青年,他甚至一直称俄式革命为“过激党”,他却已经看到前面光华灿烂的世界了。

  走上武装革命的道路,更是布满荆棘,阻力重重,革命能不能成功?红旗能打多久?对于前途的疑问经常会不可避免地摆在革命者的面前。1930年1月5日,毛主席在答复林彪散发的一封对红军前途究竟应该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的信中,批评了当时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他在精准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后,指出革命高潮很快会要到来,他说:

  “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毛主席的这封信,就是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点燃了红军的希望的“烈火”,燎原出了一片广大的红色“苏维埃”。一首歌曲《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就非常形象地唱出了毛主席对于红军的无可替代的引领作用:

  “抬头望见指路灯,

  心中想念毛泽东,

  迷路时想你有方向,

  黑夜里想你照路程……”

  这样一支心里充容着光明前景的队伍,才能爬雪山,过草地,拖不垮,打不烂;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无论多么暗无天日,都能百折不挠,永不言败,勇往直前。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入中国,中华民族进入危亡时刻的时候,毛主席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他对中华民族满怀信心,他说: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他在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中疾呼国共团结,救亡图存,他指出统一战线的光明前景:

  “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中华民族,终会有一天在地球上的东方,雄壮地站起来,高举着民族革命最后胜利的旗帜,同全世界一切自由解放的民族携手,连那个帝国主义成分除外的日本民族也在内,统治着整个的地球,统治着光明灿烂的新世界!让我们的敌人在我们的联合战线面前发抖吧,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进入全面抗战时期,毛主席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中写道:

  “我们民族已处在存亡绝续的关头,国共两党亲密地团结起来啊!全国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在国共两党团结的基础之上亲密地团结起来啊!实行一切必要的改革来战胜一切困难,这是今日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完成了这个任务,就一定能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只要我们努力,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当失败主义的“亡国论”大行其道的时候,毛主席写下了《论持久战》的宏伟篇章,得出了“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结论,他说:

  “牺牲虽大,时间虽长,但是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世界,已经鲜明地摆在我们的前面。我们从事战争的信念,便建立在这个争取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中国和新世界的上面。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要把战争延长到无尽期,我们则要把战争在一个不很久远的将来给以结束。为了这个目的,人类大多数应该拿出极大的努力。四亿五千万的中国人占了全人类的四分之一,如果能够一齐努力,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创造了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对于争取全世界永久和平的贡献,无疑地是非常伟大的。这种希望不是空的,全世界社会经济的行程已经接近了这一点,只须加上多数人的努力,几十年工夫一定可以达到目的。”

  1938年10月14日,毛主席在中共六届六次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政汉报告,他说:

  “我们有一个光明的前途;我们必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建设新中国,也一定能够达到这些目的。但是由现在到这个光明前途的中间,存在着一段艰难的路程。为着一个光明的中国而斗争的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须有步骤地同日寇作斗争;而要打败它,只有经过长期的战争。”

  1939年5月4日,他跟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延安青年群众讲:

  “我们正向胜利的路上前进,只要全国人民一齐努力,中国革命一定要在抗日过程中得到胜利。”

  1939年5月30日,他在延安庆祝青年模范大会上跟模范青年们讲:

  “你们的前途是光明的,你们要代表全国大多数的老百姓,代表一切爱国的人,抗日的人,求中国独立、自由、幸福的人,并且是要永远的代表他们。将来你们老了,教育你们的儿子也要代表他们,儿子再告诉儿子,孙子再告诉孙子,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并且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传遍全中国,不达目的不止。我们一定要这样努力去做,长期去做,一定要把革命干成功,干到底。模范青年们,你们要切记这一点——‘永久奋斗’。”

  1939年6月,毛主席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所写的《反投降提纲》中说:

  “危险是存在的。但总的前途是光明的。在危险环境中表示绝望的人,在黑暗中看不见光明的人,只是懦夫与机会主义者。”

  1941年5月16日,毛主席在延安《解放日报》发刊词中写道:

  “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就是本报的使命,本报同人完全相信,由于世界人民与中国人民协力斗争的结果,世界必然要变成一个世界人民的光明世界,中国必然要变成一个中国人民独立自主的中国,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企图,我们是能够粉碎的。团结,团结,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武器,也就是我们的口号。”

  1943年7月1日,毛主席在中央办公厅举办的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二周年和抗日战争六周年晚会上说:

  “总结中国共产党的二十二年,可以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世界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世界作一比较,把二十二年前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作一比较。从这种比较中得出的结论,就会使我们对光明的新世界和光明的新中国增强信心,我们就知道世界将向哪个方向发展,中国将向哪个方向发展,是否世界将很快成为光明的世界,中国将很快成为光明的中国。”

  1945年2月15日,毛主席在中央党校作《时局问题及其他》的报告,他提出要在思想上准备胜利,他讲了光明与困难的辩证关系:

  “第一条叫要看到光明,第二条叫要看到困难。要看到光明也要看到困难,这是辩证法,是矛盾的统一。 ”

  1945年5月31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结论中指出要看到光明,也要准备困难,他说:

  “从前我们党内有一个传统,就是讲不得困难,总说敌人是总崩溃,我们是伟大的胜利,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现在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光明,也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黑暗,把各方面都充分估计到。”

  1945年6月17日,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发表演说,他说:

  “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一定要把黑暗的中国从地球上除掉,建设一个光明的中国。这个光明的中国是烈士们长期奋斗的目标,他们虽然没有成功就牺牲了,但是他们给了我们经验教训。我们今天开追悼大会纪念他们,革命也还没有成功,但是明天我们就要成功。我们下决心要把中国变为人民的中国,要战胜一切外国的、中国的反动派,一切外国的、中国的压迫者,不战胜他们决不罢休。我们全党团结起来,解放区一万万的人民团结起来,沦陷区及其他区域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团结起来,这个目的就一定能达到,不达到目的是不停止的!”

  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的民族大义深深地感染着那些爱国的人们,他对中国前景的光明的预见深深地振奋着人们的精神,他的统一战线思想,他的人民战争的思想,他的联合政府的思想,他的新中国的思想,日渐深入人心,他的思想日臻成熟,并成为了全党乃至全国人民的光辉指导。解放后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地道战》,其中一首主题曲《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歌词就唱出了当时毛主席思想的影响力:

  “太阳出来照四方,

  毛主席的思想闪金光。

  太阳照得人心暖哎,

  毛主席光辉思想照得咱心里亮。

  主席的思想传四方,

  革命的人民有了主张,

  男女老少齐参战哎,

  人民战争就是那无敌的力量……”

  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迎来了短暂的和平时光,但内战的阴云很快就布满了天空。中国的前途在哪里?再次摆在了人们面前。

  1945年10月17日,从重庆谈判归来的毛主席在延安干部会上说:

  “我们中国也处在急剧的变动中间。中国发展的总趋势,也必定要变好,不能变坏。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我们应当把世界进步的情况和光明的前途,常常向人民宣传,使人民建立起胜利的信心。同时,我们还要告诉人民,告诉同志们,道路是曲折的。在革命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物,还有许多困难。我们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设想过许多困难,我们宁肯把困难想得更多一些。有些同志不愿意多想困难。但是困难是事实,有多少就得承认多少,不能采取“不承认主义”。我们要承认困难,分析困难,向困难作斗争。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不要贪便宜。不能设想,哪一天早上,一切反动派会统统自己跪在地下。总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面前困难还多,不可忽视。我们和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努力,一定能够排除万难,达到胜利的目的。”

  1947年1月1日,毛主席在为《解放日报》写的“新年祝词”中说:

  “只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坚持不屈不挠的奋斗,那末,在不久的将来,自由的阳光一定要照遍祖国的大地,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一定要在今后数年内奠定稳固的基础。”

  1947年10月10日,毛主席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的政治宣言《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指示:

  “我伟大祖国哪一天能由黑暗转入光明,我亲爱同胞哪一天能过人的生活,能按自己的愿望选择自己的政府,依靠我们的努力来决定。我全军将士必须提高军事艺术,在必胜的战争中勇猛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一切敌人。”

  1947年12月25日,毛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指出:

  “我们清醒地知道,在我们的前进道路上,还会有种种障碍,种种困难,我们应当准备对付一切内外敌人的最大限度的抵抗和挣扎。但是,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和战胜任何困难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现在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走向胜利的历史时代,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

  曾几何时,用美国的飞机大炮武装起来的蒋介石国民党军事集团,多么威风凛凛,不可一世,谁也没有料到,区区三年,便“樯橹灰飞烟灭”了。

  1949年6月15日,毛主席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发表讲话,他说:

  “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1949年9月30日,毛主席为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起草政治宣言,他在宣言中说:

  “当着我们举行会议的时候,中国人民已经战胜了自己的敌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现在是站立起来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1919年,毛主席预言的那个“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历经30年,真的就矗立在了中国人民面前。

  中国迎来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这个阶段是前人没有走过的阶段,存在着大量未被认识的自然王国,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经验。

  搞社会主义改造,有人想不通,怎么办?

  1955年10月29日,毛主席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讲:

  “你们(资本家)想当工人阶级有没有希望呢?是一定有希望的,我可以开一张支票给你们。这是一个光明的政治地位,光明的前途。把个体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废除了,社会上就剩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整个民族只有到那个时候才更有前途,更有发展希望。”

  1956年4月25日,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说:

  “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这些矛盾在实践中是否能完全处理好,也要准备两种可能性,而且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一定还会遇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但是,像我们常说的那样,道路总是曲折的,前途总是光明的。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 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搞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困难,怎么办?

  1957年2月14日,毛主席接见出席全国学联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代

  表。接见前,他在询问会议的有关情况时说:

  “六亿人口怎么能没有困难呢?将来发展到九亿、十亿人口,那时你们会觉得现在的日子好过得很。当然也不能说是越搞越困难,整个社会的前途是越来越光明,不会越来越黑暗。”

  1962年8月9日,在北戴河会议上,针对上上下下出现的单干风,毛主席说:

  “在有两种人,一种是只讲黑暗,一种是讲大部黑暗,略有光明。任务是从分析形势提出来的,既然是一片黑暗,那任务的提法就不同,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因而就要全部单干。认为大部是黑暗,略有光明,采取的办法就是大部单干,小部集体。然后又必然反映到方针、措施和世界观上来。搞单干,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你是站在二分之一的富裕农户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三分之二的基本农民群众的立场上?问题就是这样摆在我们的面前。”

  毛主席对于光明的预见和坚持,是建立在对于社会的深入研究、历史发展趋势的正确把握和他的深厚的哲学思想的基础上的,同时也是他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具体体现。英国陆军元帅对此曾经感到非常好奇,1961年9月23日,他造访中国时曾跟毛主席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蒙:“主席能否告诉我,在什么时候你们才开始看到黎明?”

  毛:“一开始就看到了。对我们来说,前途一直是明朗的,至于道路,那是人走出来的。小路是人走出来的,大路也是人开辟出来的。逐步取得经验,逐步看到光明。”

  蒙:“我想,那个过程就好比在一条黑暗的隧道里摸索,只能看到隧道出口处的一点亮光。在摸索前进的过程中,你们什么时候才开始感到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毛:“没有那么黑暗,大局是光明的,但是摆在面前的困难很多,遇到许多过去没有遇到的事,如一九五四年这里的大水灾,汉口都几乎淹掉了,还有最近

  几年的大旱。你问我对中国怎么看法,我要说我对前途乐观。”

  1961年10月7日,毛主席会见日中友协代表团、日本民间教育家代表团等日本客人,他希望两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美国的压迫,他说:

  “尽管斗争道路是曲折的,但是日本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日本人民是有希望的。鲁迅是中国黑暗时代的伟大革命战士、文学战线的领导者。他写了一首诗《无题》: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这一首诗,是鲁迅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里写的,说明他在完全黑暗的统治下看到了光明。我把我书写的这首诗送给你们。”

  毛主席是一个伟大的“光明论”者,他不但给了人们光明的蓝图,也给人们开辟了通向光明的大路。他的“光明论”闪耀着哲学的光芒,如“乌云越厚,光明越多。黄梅雨季节过去,晴天到来。”如“错误犯得太多了,一定要反过来。这是马 克思 主义。‘物极必反’,错误成了堆,光明就会到来。”他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励志者,人们在谈起他或者评价他的时候总喜欢跟“光”联系在一起,有人称他为“太阳”,有人称他为“明灯”,有人称他为“灯塔”,还有人称他的思想“闪金光”。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毛主席曾经无比豪迈地朗声说道: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穿越历史,每次听到毛主席那高亢的讲话,人们都会由衷地感到一种自豪和振奋,那是对祖国光明未来的高度自信,那是共产党人对人民的庄严承诺。

  今天,毛主席为中国人民规划的光明的蓝图已经迷失了方向了吗?没有,它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很多的人为了那个光明的前途,一直都在抗争着,坚守着,追求着,奋斗着,牺牲着,无论曾经多么艰难,他们都不曾放弃过。他们的坚持也并没有白费,他们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理解和支持,毛主席的“光明论”依旧光明。

  毛主席的那两句“老话”,永远都不老,它给千千万万的奋斗者以无穷的动力和鞭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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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为韶山人民培养实事求是精神
2020-12-26 · 来源:乌有之乡·作者:李定凯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运用马列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和确立起来的思想路线、学习作风和工作方法。毛泽东同志借用古老的汉语成语“实事求是”,来准确、生动、简明地表述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成为他继承和改造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一个光辉典范。同时,实事求是也是毛泽东同志亲自为韶山人民培养的“韶山精神”的重要内涵。
  引子  
  194112月毛泽东在延安为中共中央党校的题词:“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运用马列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和确立起来的思想路线、学习作风和工作方法。毛泽东同志借用古老的汉语成语“实事求是”,来准确、生动、简明地表述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成为他继承和改造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一个光辉典范。同时,实事求是也是毛泽东同志亲自为韶山人民培养的“韶山精神”的重要内涵。
  “实事求是”出自汉朝班固修撰的《汉书》中的《河间献王德传》,其中称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赞誉其求真务实的治学精神。这个成语经过毛泽东同志的点化,它就被赋予了一切从实际出发,探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其发展规律,认识事物本质,指导革命和建设事业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命题。
  毛泽东同志对“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和精髓稔熟于心,时时把它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在延安整风时期,他苦口婆心地向党的高中级干部阐述“实事求是”的道理,使之成为被全党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毛泽东同志一贯提倡和坚持的实事求是精神,不是短期形成的,而是从他青年时期怀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宏大抱负开始,逐渐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炼就的。湘潭和韶山是他的故乡,他生于斯,长于斯,自然对他形成实事求是的思想有重大的影响,反过来,他也培育了韶山人民的实事求是精神。
  认清国情干革命是最大的实事求是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开篇文章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第一句话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文章中,作者分析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特别是对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半自耕农和贫农——的生存状态做了深入的描述,认定他们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最接近的朋友”。毛选第一卷的第二篇文章,便是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两篇文章,前者最早发表于1925121日出版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编印的《革命》第四期,次年2月、3月先后转载于《中国农民》和《中国青年》,随后又在广东汕头出了单行本;后者的部分章节于19273月先后发表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和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刊上,得到许多报刊相继转载,4月长江书店正式出版了全文的单行本;1927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先后用俄文和英文翻译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的文章第一次走上了国际革命的前线。这两篇文章,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土地革命和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主要是贫农问题这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思想,亦即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战略和策略的核心。《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第一次国内大革命的发展起了极大的导向和推动作用。
  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上述思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他的头脑里天生就有的,而是他长期自觉地追求实事求是,深入社会,特别是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开展斗争的结果。湘潭和韶山就曾经是他放开手脚进行调查和斗争的重要舞台。
  毛泽东同志早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的时候,就结伴志同道合的同学利用暑假,徒步漫游长沙、宁乡等五县,历时一月,行九百余里,了解民情,增长知识。到了19252月——如火如荼的北伐革命战争之前,他同妻子杨开慧携子岸英、岸青回到韶山,一边养病,一边调查研究家乡的社会情况,组织和发动韶山的农民运动。他走访同学、朋友、亲戚、左邻右舍、知名人士、开明士绅,或者邀请他们到家中谈家常,聊时政,了解到韶山一带农民的生产、生活、阶级状况和各种社会情况。同时也向他们讲述国家的政治形势,农民劳苦的原因和摆脱贫困的办法,启发他们的觉悟。
  那时的中国,各种社会思潮登场宣扬、冲突激荡,其中不乏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思想和主张。但毛泽东同志坚信,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只有首先进行民主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地主阶级的统治,才能谈得上发展民族的教育、科学和实业。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愈深,反抗愈烈。只有革命才是人民解放、国家独立、民族平等的唯一出路,这是最大的实事求是。
  在杨开慧的协助下,毛泽东在韶山一带组织创办起农民夜校,开办书店,成立秘密农协,秘密发展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成立国民党(左派)区党部,同时利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机会,成立公开的组织雪耻会,开展秘密的和合法的斗争。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成立了以毛福轩为书记、有毛新枚、李耿侯、钟志申、庞叔侃等新发展的党员组成的第一个中共韶山支部,不到一年时间,秘密发展党员近百人。从此,韶山人民有了开展革命斗争的坚强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
  “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指导下,根据实际情况,韶山党支部领导周围一带的农民在大旱之年胜利开展了“平粜阻禁”斗争;二十多个乡雪耻会发动组织演讲、散发传单、游行示威、检查洋货、禁售洋货的活动;改组被反动分子把持的第二区公私学校教育会的教委会和学委会,夺取了区的教育权,等等。毛泽东领导的有声有色的韶山农民运动引起了反动军阀赵恒惕的恐惧和仇恨,下令逮捕杀害毛泽东。虽然毛泽东这次只在韶山领导了6个多月的革命斗争而被迫离开,但他播下的革命火种越燃越旺,在北伐革命的高潮中,湘潭县的农民运动成为湖南农运的中心。为了回答和解决党所面临的最急迫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农民运动问题,192714日,毛泽东从长沙出发,脚穿草鞋,手拿雨伞,徒步考察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运,历时三十二天,行程七百公里。在湘潭的考察中,他再次回到韶山,此时已是“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农民)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了!考察一结束,毛泽东同志从3月初开始陆续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用大量活生生的事实全面系统地回击了国民党右派对农民运动的污蔑和打击,驳斥了共产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对农民运动的漠然和指责,热情歌颂了湖南的农民运动在几个月内,创造了“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毛泽东同志用这种大无畏的实事求是的革命精神和气魄,回答了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  
  毛主席为韶山人民培养的这种实事求是的革命精神在韶山这片土地上深深扎下了根,鼓舞英勇的韶山儿女为推翻三座大山而斗争。在那血雨腥风的岁月里,包括第一个韶山党支部的成员毛福轩等五杰和毛泽东同志的妻子和战友杨开慧等五位亲人在内的1598位韶山儿女先后光荣牺牲了,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染红了这片开满红杜鹃的土地,终于迎来了劳苦大众翻身解放的满天霞光。
  立党为公不谋私利是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本色
  千千万万人的牺牲,换来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这在毛泽东同志看来,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一切共产党人一定不能以功臣自居,不能骄傲自满,务必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共产党夺取了全国政权,进了北京,能不能经得起胜利的考验,不做李自成,是一场严肃的赶考。毛主席教育韶山人民也要通过这场考试。
  解放了,翻身了!韶山的父老乡亲们得知他们那么熟悉,那么为之牵肠挂肚的毛润之不但是共产党的领袖,而且在北京当了新中国的主席了!这个消息带给韶山人民的是莫大的欣喜和振奋!
  虽然毛泽东为了中国革命失去了五位亲人,但在故乡依然有许许多多的亲朋故旧,有血脉相连的族亲和姻亲、儿时的玩伴、读书时的老师和同学、革命时的同志、办农民夜校时的学生、世代的邻居和其他乡亲。他们都是本分朴实的农民,有的在大革命失败后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因卷入了革命的潮流或者和毛泽东有牵连,被迫颠沛流离,逃避他乡,尽历家破人亡,艰难困苦。如果是在旧社会,韶山冲出了“皇帝”了,岂不要光宗耀祖、加官封爵,荫庇赐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然而,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共产党立党为公,为全天下的劳苦人服务,不得结党而私,这是毛主席立下的规矩,他怎能带头违反!
  韶山、唐家圫、板仓的亲朋故旧,因亲情和乡情挂念毛泽东之外,免不了有人要写信或直接上北京向他们的“主席三哥”、“三哥”、“族弟”、“表弟”、“妹夫”、“三伯”、“主席”请托安排工作和上学。对此,毛泽东一不厌恶,二不鄙视,三不嫌弃,而是给予充分的理解、同情和关怀,同时又善意批评,循循教导,严格要求,不失原则。毛泽东处理亲友关系,始终本着几个原则:亲亲不为亲徇私;念亲不为亲谋利;济亲不当亲靠山;教亲为亲当模范;亲者严,疏者宽。
  ()重亲情,爱乡亲,讲平等
  毛泽东是人民的领袖,他心里总是装着人民,热爱人民,当然更热爱乡亲,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共产党人哪能忘恩负义呢!”。建国之初国家百废待兴,他作为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党务国务军务繁忙、日理万机可以想象。但只要远在家乡的亲友故旧给他写信,他总是抽空写回信,哪怕迟一点,哪怕只写一句话,也不让家乡的人民失望,让人觉得他高高在上,产生距离感。湘乡唐家圫外祖家,毛泽东有八个表兄弟,相互之间的关系都很密切。毛泽东十分关心他们,百忙中抽出时间给他们写过20多封书信。毛泽东还根据情况,常常用自己的工资、稿费接济有特殊困难的亲戚、师友、烈士遗属,以解他们的一时之困;他用自己的工资、稿费,邀请其中一些人到北京,和他们见面,一起谈过往,拉家常,说乡情,吃便饭,安排他们游览、治病。19504月,适逢毛泽东的岳母、杨开慧烈士的母亲向振熙老人八十大寿,毛泽东和夫人江青联名给向老太太写信,派长子岸英带去礼物,回乡问安致敬,并给杨开慧扫墓,情真意切,极尽人伦恭敬。
  ()公私分明,不徇私情,一切按规矩办事
  公私分明是毛泽东在处理亲友故旧关系时最重要的原则,也生动鲜明地体现了他立党为公的坚定立场和实事求是的高风亮节。1951512日这一天,毛泽东一连给家乡的亲友写了5封信,大都是拒绝他们要求介绍工作,安排学习的。在这些和别的信中,毛泽东对亲友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反复说明为什么共产党不能搞旧社会习以为常的裙带关系:
  “这种事,我毛泽东是不会答应的。共产党不同于国民党,是因为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而不是为自己的私利奋斗。”
  “你有困难,我是知道的。我理解,也同情。但是,我是党的主席,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不能只考虑你一个人的利益。”
  “(××)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
  “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
  “升学的事,我不宜于向学校写信。能否考取,听凭学校。”
  ……
  ()教育亲友勤耕守法艰苦奋斗,指示地方政府秉公办事
  毛泽东一方面要求亲友不搞特殊,不要骄傲,不断进步,在乡里起带头作用,另一方面亲自指示地方党和政府的负责人也这样对待他的亲友。
  建国之初,毛泽东当面或写信对亲戚们说:“你是我的亲戚,凡事要带个好头,不能大事小事都去找政府。” “现在人民政府决定精简节约,强调反对浪费,故不要来京”。“××啊,生活条件变了,艰苦奋斗的传统可不能丟呵,与困难作斗争的精神和斗志不能丢呵,要时时记住,我们是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是要为人民服务的啊! 毛泽东曾经给外祖文家的村子唐家圫所在的湘乡县石城乡党支部和乡政府写了一封长信,说“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湖南刚解放时,毛泽东给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委员、长沙市军管会副主任王首道写信,要他对杨开慧的哥哥“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给韶山人民群众以极大的教育。
  ()从亲友处了解家乡情况,保持与社会基层的密切联系
  毛泽东和亲友的接触和书信来往,给他提供了一条便捷的调查研究的渠道,以便了解到社会基层的情况,体察到需要解决的问题。亲友间的无拘无束,能使他了解到的情况更真实,作为制定政策的根据就更可靠。  
  50年代初,有亲友向毛泽东反映韶山乡下“粮亏猪贱”,还禁酒。毛泽东记在心里,回信时便问:“你说乡里缺粮,政府不发,不知现在怎么样?还是缺粮吗?政府一点办法也没想吗?来信时请详为告我。”在给族兄的信中,再问:“接×××兄的信,乡里缺粮猪贱,不知现在好些否?风便望将乡情赐告。”在另一封信中,嘱托将“乡间生产、贸易、公粮等项情形,暇时望告一二。”还托亲友面请地方乡政府干部“将两乡两区的情况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写成书面材料,交你带来,作为参考之用(不是为了直接解决乡间问题)。”毛泽东一生重视调查研究,认为这是做到实事求是的基础和必经之路,在与家乡亲友的交往中,他也不忘精心为韶山人民培养实事求是的精神。
  1994529日,原民进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雷洁琼女士瞻仰(雷老用词)韶山时题词:“公者千古,私者一时。”诚者如斯!
  三十二年后回故园为的还是实事求是
  1958年,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尽快改变国家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党带领人民举起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下半年,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过快过猛,一时发生了全国性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一平二调三收款等违背客观规律和损害群众利益的歪风。当时已经退居中央日常领导工作二线的毛泽东通过派人赴各地调查和亲赴外地考察,见事早,得计快,在三个月之内就提出了尊重价值法则,发展商品生产,必须等价交换,按计划综合平衡等重要思想。在19592月的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说:“(农民)瞒产私分不是错误”,“这几个月一股‘共产’风潮,引起他们瞒产私分。”“去年九月起,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我们的手伸得太长了,我们有个很大的冒进主义。”“总而言之,我现在支持保守主义,我反对平均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在河南的六级干部会议上,还有许多批评毛泽东“右倾和倒退”的意见。
  毛泽东家乡的亲友也尝到了“五风”的害处。唐家圫毛泽东的表兄文涧泉生性耿直,心直口快,敢讲真话,195934月间,78岁的他不顾被地方干部插“白旗”,戴“保守”、“落后”的帽子,只身到北京向表弟毛泽东反映农村的实情。4月,毛泽东从外地视察回京后,文涧泉向毛泽东激动地讲了家乡一些干部瞎指挥,强迫农民按四六寸、四四寸密植插秧,认为“这么密植,是要减产的,今后可要出大祸事的。”毛泽东认真倾听表兄的讲述,佩服他的倔劲,最后说:“密植问题,我会过问的,你的意见是对的,合理密植才是科学的态度。”没过几天,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一封给全国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的《党内通信》,讲了对于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最迫切的六个问题,其中第二个就是密植问题,批评“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越密越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接着,毛泽东提出了解决办法。这里说的老农,文涧泉就是一个代表。在信的最后,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写道: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几个月以来,毛泽东一直为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左”倾错误而殚精竭虑,调查研究。621日,他又从北京登上专列,向南方进发去了解情况,与各地干部群众研究如何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在长沙,他想到要回韶山去,在那里有条件广泛接触乡亲,了解实际情况,为即将召开的庐山会议做更充分的准备。
  625日,历经32年生死奋斗和历史风雷的游子毛泽东终于回到了故乡!在韶山短短的前后三天时间里,他得到了难得的自由和放松。他可以自由地在家乡的土地上行走,自由地走进乡亲的家门,自由地察看稻田、山林、鱼塘、食堂,自由地与乡亲一起吃饭、聊天、座谈,自由地看望学校的老师和学生,自由地在韶山水库游泳……第二天,毛泽东特地请了家乡的父老乡亲吃了一餐便饭,与50多位叔伯兄弟、文家的老表、韶山的烈属军属、老地下党员和农民协会会员、老自卫队员、县社生产队的干部,还有陪同的几位中央和湖北、湖南的领导同志一起“会一会面,打一打讲”。饭后,又请一些老中青群众和干部座谈。在串户聊天和集中座谈时,有的老乡开始怕干部批评,或者担心主席不高兴,对毛泽东提出的问题,有意美化一点作答。毛泽东体察入微,用了“激将法”:“我不回,你们盼我回,我回来了,你们又不同我讲真话!”乡亲们看到,时隔32年,现在站在、坐在他们面前的,不是“高不可攀”的领袖,依然还是那个当年带领大伙闹农运、作报告的“石三兄弟”和“润之先生”啊!于是敞开心扉,畅所欲言了。
  乡亲们告诉毛泽东:有的干部乱指挥,强迫不合理密植,深耕翻几尺;刮浮夸风,虚报产量,高征购,讲大话、假话;作风粗暴,打人骂人;每人每天不到1斤粮,吃不饱;搞集中,夫妻分开男女住;集体出工,吃食堂,蔬菜种少了;大炼钢铁,山上砍了不少树;……毛泽东耳朵听着乡亲们的真情诉说,眼里看着乡亲们面带菜色的脸庞,身上穿的打补丁的皂衣麻布,屋子里的家具用品也很旧,内心充满自责,诚恳地说:“你们讲得好,像这样的话,只有在家乡,在韶山才能听到”,“你们是老积极分子,提意见,讲真话,是对党的热爱,对政府的支持。希望你们今后多提意见,大胆讲,我们会尽量采纳的。” “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经验不足,出了一些问题,中央要负责,特别是我个人要负责。”“我们共产党做事就是这样,一旦把问题纠正后,人民公社好得很。”  
  在韶山的时时刻刻,毛泽东始终惦记着实事求是这个共产党的法宝,反反复复对群众和干部说:不要怕,讲真话;吃饭是要抓紧的大事;你们这些干部要实事求是,才能受到人民的尊重。讲假话,不仅欺骗了国家,欺骗了人民,也欺骗了自己;计划工作必须搞综合平衡,经济建设必须鼓足干劲,又要实事求是。毛主席平易近人、实事求是的作风,让乡亲们感觉他就像自己的亲人。
  三十二年过去,故乡物是人非,今昔巨变,让毛泽东心潮澎湃;暂时的挫折和困难,人民群众的淳朴和信任,让他心情沉重又斗志昂扬。在离开韶山的前夜,他思绪万千,深情地写下《七律•到韶山》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这是毛泽东一生对人民事业不变的信念。经过来去匆匆的两天,毛泽东从韶山人民那里,带着实实在在的第一手生产和生活情况,以及满满的信心和希望,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魂牵梦绕的故乡,继续为全中国人民操劳去了。
  197699日,毛泽东因为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带着满腹忧思和不变的情怀离开了中国人民,也离开了韶山的乡亲。人民的悲伤笼罩着中国大地,可是本能让许多反对毛泽东的人窃喜,我们梦中的机会来了?后来的发展轨迹对中国人民和韶山儿女来说,或许就是命运的安排,或许是一场更严格的考试。
  在一波接一波的否定毛泽东不朽业绩,丑化毛泽东光辉形象,歪曲、篡改和抛弃毛泽东思想的狂风恶浪中,韶山儿女经历了多少个痛心、不解、迷茫的日日夜夜?然而,毛泽东半个多世纪在韶山人民中培育起来的实事求是精神,不可阻挡地召唤着他们奋起,鼓舞着他们前进。
  经过毛泽东的诠释和锤炼,“实事求是”,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体人民中,已经成为一种彻底革命的精神,一种彻底唯物主义的精神,一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精神,一种忠于历史和现实、不怕鬼、不信邪的精神,一种勇于担当、舍小我、为大家的精神。自然,这种实事求是精神,也成为韶山精神的一部分。当有人像变魔术一样把“实事求是”当做一个面具,企图把它混同于实用主义、机会主义、折中主义、投降主义、利己主义的时候,在韶山人民面前是行不通的!
  在人民领袖毛泽东和人民一起遭难的时候,宣传毛泽东的不朽业绩,捍卫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荡涤泼向毛泽东的污水,继承和弘扬毛泽东思想,是韶山儿女发扬实事求是精神的最大任务,一场最严重的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有一个普通的、有一股湘人蛮劲的湘潭汉子值得说道,他就是后来筹备和建立韶山精神研究会并担任会长的罗正林同志。罗正林是人民共和国的同龄人,从小沐浴在新中国的阳光里成长,因为是毛主席的家乡人,受到了更多的关于毛泽东的故事和传说的熏陶,毛泽东的神奇伟岸高尚的形象在他的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当否定毛泽东的妖风甚嚣尘上的时候,他接受不了,同时又感到无能为力。他和身边一些志趣相投、有独到见解的朋友交流切磋,坚信当代中国要有强大的凝聚力,要建设成为独立富强民主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就离不开毛泽东这个民族之魂,离不开毛泽东思想的指引。经过反复思考和权衡,在新世纪之初,他毅然停下了干得还算红火的生意,转身倾情投入到研究和宣传红色文化,特别是研究和宣传毛泽东和他的思想的事业中去。
  罗正林选择的道路不是钻良莠不齐的广为人知的教科书和其它出版物,而是迈开双脚调查研究,搜集和发掘还少为人知的关于毛泽东工作和生活的真实故事,到“实事”中去求“是”。他用自己的积蓄,克服各种困难,以顽强的毅力走过十几个省市,行程十余万公里,采访了几百位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和与他有交往的人士,然后通过繁重细致的编辑整理,硬是把埋藏在这些被访人脑海里的历史定格成文字的记录。20099月,罗正林同志历经数年采访编著的《泽惠万世——我们回忆伟人毛泽东》由中国文联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这本不寻常的内容厚重而生动,图文并茂的书,使毛泽东是人不是神又是神的形象更加丰满和栩栩如生了。
  老罗不是共产党员,他告诉我,他十七岁时因为各方面表现优秀,党组织准备吸收他入党,可是有人反映他出身大资本家家庭,还需要考验,就被搁置了。其实,在老罗出生的时候,他的家庭不过小康而已。老罗的家族确实曾经很富有,但在国民党统治的后期,已经家道中落了。听了老罗的一番话,我很惊讶,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一个非共产党员,家庭和旧社会并没有深仇大恨,改革开放又引导他走上了发财致富的道路,可是他却如此决绝地放弃这条道路,执着地要为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洗刷不白之冤,维护共产党的事业,做了许多“共产党员”不想做或反对做的好事,这是什么力量在起作用呢?不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力量嘛!
  让这种精神的力量武装更多的群众,是罗正林同志新的追求。他深入工厂、学校、部队,向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宣讲他所发掘出来的关于毛泽东的鲜明生动的故事,让毛泽东的光辉形象深入人心,同时有力回击非毛化的无耻谰言。他还应邀到美国的好几所大学,介绍他所了解和理解的毛泽东。接着他意识到,要建立平台,发扬毛泽东提倡的合群奋斗精神,把个人的力量融入到全国宣传红色文化,反击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洪流中去。毛泽东从韶山出发,一路走向井冈山,走向延安,走向西柏坡,一直走到北京.国内已经成立了井冈山精神研究会、延安精神研究会、西柏坡精神研究会,为什么不在毛泽东的出发地韶山,成立一个韶山精神研究会呢?
老罗的想法得到了韶山党总支的同志们和韶山群众的大力支持。在中共湘潭市委和其他上级部门、全国各界人士的支持下,经过老罗的精心筹备,2014年11月22日,韶山精神研究会在韶山隆重成立了。这是毛泽东为韶山人民培养起来的实事求是精神的一个胜利。    
研究会成立以后,在罗正林同志的带领下,继续发扬实事求是精神,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在短短的三年多时间里,研究会的活动开展得红红火火:
  出版研究会刊物《韶山精神研究》。
  会员们追寻毛泽东的足迹,开展红色旅游,行走安化游学路,参观南湖红船,拜谒开慧墓,奔赴雪山草地,接受革命传统教育,锻炼革命意志。在湖南、江西、四川、内蒙、北京、河北、河南、浙江等地都留下了他们接受和开展红色教育的足迹。
  与湖南第一师范、湘潭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湖南工程学院、湖南省社科院等学校和研究机构广泛联系,共同研究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建设精神文明。韶山精神研究会成为湖南省社会科学普及基地、弘扬毛泽东思想大学生素质教育基地,成立开通了湖南红网韶山精神研究微社区,罗正林同志也被评为湘潭市社科工作先进个人。
  冲在反击历史虚无主义斗争第一线,批判原《炎黄春秋》总编黄钟、洪振快污蔑狼牙山五壮士的恶行,坚决维护革命烈士的业绩和名誉。
  开展“我是主席家乡人,主席教我为人民”系列活动:与武警战士共建美好韶山;联手湘潭市公交公司开通“为人民服务旗帜线”公交车;在开慧村研究如何破解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难题;推进农产品安全生产;组织群众在湘江开展夏泳、冬泳,增强群众体魄,经受大风大浪的考验等等。
  ……
  我们欣慰地看到,毛主席为韶山人民培育的实事求是精神在他的家乡得到了传承和弘扬。坚持继续革命,建设美好社会的一代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正在实践中成长。  
  1986419日,原中顾委常务副主任薄一波同志在韶山题词:“永远按照你所诠释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前进。”老一代革命家的期望正在韶山这片红土地上变成现实。
  * 李定凯,韶山精神研究会顾问,清华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系退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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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察:工作至死——中国式过劳面面观
时间:2021-01-12 06:35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什么是996.ICU?工作996,生病ICU。”——2019年3月27日,一名中国程序员在软件托管平台GitHub建立“996·ICU”项目,点燃了围绕中国科企加班现象的持久争论。底层员工对996怨声载道;科企大佬称之为福报,激烈争辩一度随着新闻热点淡去而消减,直到去年12月29日,生意蒸蒸日上的中国电商拼多多一名22岁女员工下班后猝死,舆论场对加班文化的争议再度燃起。

没错,996(朝九晚九每周工作六天)、007(零时工作到零时每周工作七天,也指一天24小时一周七天随时待命)等加班现象在中国已不是潜规则,而是浮在表面的“打工人”群像,已然成为中国企业乃至社会文化的一环。一般人对中国加班文化仅有笼统的认知,觉得那是互联网“大公司”的独有风景线。但细看之下,中国不同领域、不同行业都有一定程度的加班文化。

《北京商报》在2019年11月26日的一篇评论中指出,互联网公司作为加班重灾区,“996”甚至是更长的工作时长已经被视为普遍存在的现象,“而这种制度正在蔓延到其他行业,如快递员、医疗、媒体及其他企业员工。”

2020年11月,深圳一名外卖员小林送餐时为了赶时间而闯红灯,被出租车撞成重伤,昏迷两个多月;12月21日,43岁的“饿了么”外卖骑手韩某在配送了33单外卖后猝死。

在医疗行业,加班过劳常八九,遇到大规模公共卫生时间,医护人员加班加点,过劳猝死的案例也曾发生。去年2月3日,湖南衡阳衡山县东湖镇马迹卫生院药剂组副组长、28岁的宋英杰在抗疫期间多日连续超负荷工作,劳累过度,于2月3日猝死在医院的宿舍。

其他行业如法律、媒体等也难以幸免。曾在一家中国律师事务所工作过的许吉如在B站一段有近85万播放率的演讲视频中说,她周末需要加班,往往工作时间是“9到5”(早上9点到隔天早上5点),在这段2019年7月22日上传的视频中,许吉如说:“入行之前我想过这行会很辛苦,但没想到会这样的辛苦。”

拥有哈佛硕士学位的许吉如一度尝试演艺行业,发现不同的困难与艰苦。她在视频中坦言,每个行业都有不同的困难,“有的苦在透支健康、有的苦在透支情绪。”

《中国新闻周刊》在2013年7月盘点了中国13大过劳死频发高危职业。高级审计师、IT业从业者、外企500强精英位列前三。

事实上,中国不同行业雇员的过劳现象一直都存在,2011年4月10日晚,普华永道上海办事处的25岁初级审计员潘洁因急性脑膜炎不治身亡,尽管普华永道否认她为“过劳死”,事件仍引起白领阶层对“过劳死”的担忧。

更早的案例也有,如2006年在工作岗位上猝死的25岁华为员工胡新宇、2005年因长期超负荷工作,死于心肌梗塞的36岁清华教授焦连伟。
多年下来,累计的过劳猝死案例也不少,但一直没有引起想当下一样的广泛且持久性的舆论关注。

关于“过劳死”的新闻,此前多为零星的孤立事件被报道,每隔一段时间,在各行各业都会浮现几起,而从2019年“996”的讨论伊始,则主要聚焦着中国科技企业的加班文化。除了科技行业本身的高强度性质外,也与中国科技企业成为“庞然大物”有关,作为房间里的大象,除了产品、盈利外,企业文化,员工福利等等都成为绕不开话题,被众人放大审视,不断讨论。因此,每隔一段时间,有科企员工过劳死的新闻曝出时,尚未冷却的锅自然要再度“炸开”。

而“过劳死”的事件时而发生,也与中国政府对劳工的权益保障力度仍不足。《南方日报》在2019年4月3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在从法律意义上讲,996工作制直接把加班转换为对员工的正常工作时间要求,与法律规定的标准工时明显不符。” 近期中国科企接二连三因涉嫌垄断而被调查,却未曾听过任何科企因为让员工过量加班而被处罚,上海劳动监察部门目前虽然已对拼多多员工过劳死介入调查,但能否改变现状,大家也在观望。

由于没有法律与政策的硬性规定,“中国式过劳”演化一种极为主观且模糊的概念,譬如一些人在抱怨996透支健康之余,另一群人却反驳这根本不算什么,每天工作13至15小时算常态,马云就曾公开称996是“福报”。一些人投诉被迫加班掩盖了效率低下问题,也有人认为加班让企业效率突飞猛进。因此什么才是真正的“过劳”以及它的利弊,已够人们争论许久。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曾说,996加班是员工的福报。(互联网)
“加班文化”,到底是“先苦后甜”“铁棒磨成针”,趁年轻拼搏,用“狼性青年”来换得中国科技企业在国际上大放异彩?还是剥削和压制劳工的不合理、甚至不可持续发展?

从数据上说,中国猝死的情况不可轻视, 中国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发布的《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8》显示,中国每年发生心源性猝死的人数约为54.4万。中国媒体测算,这远远高于自杀、交通事故和白血病引起的死亡人数,相当于每天近1500个人发生猝死,每分钟就有一人因心脏原因猝死,并且抢救成功率不足1%。

过劳非中国独有现象

不过,如果纵向比较,中国心源性猝死的案例占人口比例,其实还是比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低。而现有的数据,也无法反映出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猝死的人数中有多少与“过劳”有关。能确定的是, 加班与过劳文化并非中国独有,日本与美国一些城市也被普遍认为是加班族的聚集地。

日本一向被认为是加班过度的“加班国度”,而且频繁的加班与大批的高龄打工者已是当地历久不衰的企业文化。员工因为工作劳累而死亡的案例时而有之。事实上,“过劳死”这个词,也是源于日本的舶来词。2002年,《牛津英语词典》在线版收录了来自日语的词汇“karoshi”(过劳死)。早在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前的1988年,日本人均劳动时间是2480小时。这意味着除去法定节假日,单单算工作日,日本人均日工作时长是10小时。当年,日本功能饮料Regain的广告语成为了年度流行语,那句话对于加班族极具吸引力:你能24小时作战吗

日本功能饮料Regain的广告时常标榜该产品能让人精神24小时,以吸引当地加班族购买。(互联网)
但很快,过劳死成为日本难以彻底祛除的社会性灾难。日本官方对过劳死的定义是:每个月加班80个小时,因过度疲劳造成的死亡。但据日本《读卖新闻》去年报道,日本官方最新公布的公务员工作时间调查显示,该国超三成年轻公务员的月均加班时间,都超过了80个小时的“过劳死线”。

在美国加州的硅谷、纽约的华尔街也一样加班成风,斯坦福大学教授杰弗瑞·菲佛在2018年出版的书《工作致死》里说,过劳已经成为人们死亡的第五大原因,他估计美国人每年死于工作的人数是12万。

刚刚晋升世界首富的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就是加班狂人。据传他最近一次请病假是在2001年,当时他得了疟疾。有一回,员工因孩子出生错过一场活动,特斯拉马上发邮件训斥:“这不是借口,你要弄清楚什么对你来说更重要。我们正在改变世界,如果你不打算全力以赴,那就别干了。”

不过,不管是在哪个国家,年轻的生命因“过劳”牺牲,不管是对当事人、其家人或社会都是重大损失。而在高速发展以及在某种社会文化,过劳情况更难避免。

过劳致死肯定是谁都不愿意的,在中国而言,这迫切需要《劳动法》长出牙齿,惩处强制员工过量加班的企业;至于普遍的过劳现象的问题,思考的焦点可能要放在普遍民众有多少选择的问题,是否大多数人可以不用“过劳”而继续过体面生活的选择?可以不用“过劳”而维持一定的职业前景?如果这些选择足够充分,那么社会上存在或高或低的“过劳”情况,也就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必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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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超时加班的畸形企业文化
时间:2021-01-12 07:47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陈鸿斌

中国快速崛起的电商巨头拼多多一名年轻员工的猝死,尤其是该公司在对此事的回应中表现出的冷漠,在中国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舆论的强烈关注。

一个23岁的鲜活生命就这样戛然而止,导致每天在透支体力的大量中国企业员工,对加班文化的积怨如火山般爆发,因为这远非拼多多一家企业存在的特例,而是一种极为普遍的常态。

在事件发酵近一天后,拼多多首次对外发表声明,对该事件做了以下陈述:张*霏,女,1998年生,2019年7月入职拼多多。北京时间12月29日凌晨1时30分,在与同事一起走路回家的路上突然捂腹,晕厥倒地。同事立即呼叫120送往乌鲁木齐本地医院,经近六个小时急救依然无效,不幸离世。其间公司同事一直陪伴家属,遵父母意愿,张*霏于1月3日火化,公司也不对外发布公告。

就在该名员工猝然离世后的两个美股交易日中,拼多多股价分别上涨15.57%和7.77%,市值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并一度超越美团,成为腾讯和阿里之后市值第三大互联网公司。创始人黄峥的身家飙升至586亿美元(约合777亿新元),超越马云、马化腾,成为继农夫山泉创始人钟睒睒之后的中国第二大富豪。

如此不可思议的涨势,当然不会使拼多多公司产生任何“危机感”,而作出上述冷漠的说明,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种情况在中国具有广泛代表性,许多企业对其长期持续的加班文化丝毫不加掩饰,因为他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就在不久前,中国两名企业大老还不约而同地发表了“996言论”,也曾引发广泛关注。

马云在2019年4月就曾如此振振有词地表示:“能做996是一种巨大的福气,很多公司、很多人想996都没有机会。如果你年轻的时候不996,你什么时候可以996?你一辈子没有996,你觉得你就很骄傲了?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成功,都希望美好生活,都希望被尊重。请问,你不付出超越别人的努力和时间,怎么能实现你想要的成功?”

刘强东则说,不加班干活的人就不配当他的兄弟:“京东永远不会强制员工995或者996,但是每一个京东人都必须具备拼搏精神!”

被视为标杆的这两位企业家尚且是如此的认知,其他企业家就不言而喻了。由此不难发现,超时加班工作俨然已成为一种畸形的企业文化;而这些企业老总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种扭曲的价值观,必然导致员工猝死案接二连三地发生。

如此超时加班是严重违法的。按照996工作制,一周就要工作72个小时,按每年299个工作日计算(以国定假日员工可以休息为前提),每月工作时长达299小时,况且拼多多公司还是每两周才休息一天。

按照中国《劳动法》第四章第36条规定,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第41条又规定,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一小时;因特殊原因须要延长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三小时,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

这样算下来,员工每月工作时间最多不得超过212个小时。299小时和212小时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可是由于那些大老理直气壮的发言,这一明显违法的法律问题似乎变成了一个道德问题,自然引发了热烈讨论。

假借奋斗之名

中国社会之所以强烈关注此事,就在于这一畸形加班文化的生存土壤是极为肥沃的。逐梦当然要拼搏,成功也必须奋斗,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可以被忽视甚至受侵害。让劳动者超时工作、透支健康,是完全违法的,是对奋斗精神的背离。加强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让追梦人健康地奔跑,让企业发展更有温度,这才是奋斗的真实内涵。

舆论对这一事件的强烈关注,恰恰反映出公众的“切肤之痛”。多少畸形的加班文化假借奋斗之名而变得名正言顺,这不仅是对奋斗本意的曲解,更是对员工合法权益的公然侵害。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但以健康为代价的超时加班,不仅不能带来任何幸福感,更背离了奋斗精神的内核。

奋斗者的幸福感,不仅来自事业上的追求、物质上的满足,更来自精神上的充实、家庭中的温情,而这一切的前提是身心的健康。当企业拿着加班时长的标尺去衡量员工之际,切不可忘了劳动法的标尺底线。

企业侵犯劳动者的基本权益,是缺乏社会责任感的表现。只有呵护员工、为员工创造轻松且具有广阔发展空间的企业,才更有未来。中国经济的长足发展,离不开亿万劳动者的奋斗,所以必须严格规范劳动保障,不可让奋斗者伤了身、寒了心,健康才是奋斗者的最美姿态。

什么是奋斗?是遭遇逆境勇于奋起,是面对不平敢于斗争,是坚守初心永不放弃。奋斗并没有统一的定义,每个人也许有不同的标准,但绝不是“拿命换钱”。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但奋斗不能只靠增加工作时间而不讲效率。年轻人要奋斗,但不能总是透支体力。

企业更应明白,成功不能只靠拼体力,这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通行做法,但早在19世纪80年代通过芝加哥工人的罢工,确立了八小时工作制以后就被逐渐扬弃了,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进步。如今已是21世纪20年代,中国的上述企业却还要开历史倒车,这样的企业怎么可能持续发展?除了通过技术进步提升劳动生产率以外,企业的发展没有其他途径。

确实,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但奋斗不能不讲究方式方法,也要有轻重缓急之分,也要劳逸结合。奋斗者不是工具,不是机器人,不可能24小时连轴转,他们需要更多的理解与包容,实惠与肯定。

加班是一种选择,但不是工作的必要,企业更不能为了绩效和利润,为了更大的市场份额,对这一切就漠然视之,甚至明里暗里鼓励“加班文化”。这样的企业也许能够风光一时,但绝对无法行稳致远,不可能成为“百年老店”。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中国的企业加班文化拥有肥沃的土壤,只要不铲除这一土壤,类似员工猝死事件就会屡禁不绝。因此,必须充分利用这一事件所形成的强大舆论压力,打铁趁热,下大力气彻底铲除这一“带血”的土壤。

作者是中国上海退休学者

中国社会之所以强烈关注此事,就在于这一畸形加班文化的生存土壤是极为肥沃的。逐梦当然要拼搏,成功也必须奋斗,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可以被忽视甚至受侵害。让劳动者超时工作、透支健康,是完全违法的,是对奋斗精神的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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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金矿事故迟报30小时,新华社:草菅人命,与人民为敌
2021年01月12日 17:14:19
来源:新华社
新华社济南1月12日电 题:迟报矿难,就是与人民为敌

新华社记者陈灏

导致22人被困的山东烟台栖霞市笏山金矿事故,迟报时间长达30个小时。涉事企业对生命的漠视,无异于草菅人命,就是与人民为敌,国法必不容。

烟台市发布的消息显示,这起事故发生在10日14时,但企业向栖霞市应急管理部门报告时,已经是次日20时。长达30个小时的时间里,企业虽然组织了救援,却始终没有向栖霞市应急管理部门报告,直到发现救援难度超出自身能力,才“揭开盖子”。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重大事故早报、快报,早已成为共识。第一时间上报,意味着政府部门可以更早、更专业、更大力度实施救援,为被困或受伤人员争取更大脱险机会。《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就明确规定,事故单位负责人在接到现场报告后,应当在1小时内向地方政府部门上报事故信息。同时,国家有关法律对迟报、瞒报事故有严厉的惩罚规定。

然而,在一道道“高压线”面前,总有个别企业和地方政府部门存在侥幸心理,事故发生后不是抢时间争取救援力量,而是“争取时间”将事故“大事化小”,企图逃避处罚。直到藏不住了,才向上级政府部门“求救”。

迟报,消耗的是被困人员脱困生还的机会。笏山金矿事故中,第一时间上报和拖延30个小时之后上报,可能导致22名被困人员最终的命运截然不同。置22个鲜活的生命于更加危险的境地,这样的企业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春节将至,每个家庭都期盼团圆。我们期盼22名被困人员能尽快脱险,也期待着有关方面尽快揭开践踏生命的企业的“黑盖子”,一查到底,给人民一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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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多村民异地隔离,石家庄小果庄村怎样了?

2021年01月11日 22:04:02
来源:中国新闻网







曾经正定机场周边最为繁华的村庄,如今各户大门紧闭,街道上已不见行人。

距离石家庄国际机场约5公里的小果庄村,从来没有受到如此关注。

1月2日,小果庄村出现石家庄此次疫情的首例确诊病例;5日,小果庄村被调整为高风险地区,它成为当时全国唯一的疫情高风险地区;6日,小果庄村所在的藁城区全域调整为高风险地区。

1月11日,中新社记者来到石家庄市藁城区增村镇小果庄村进行探访。








小果庄村紧邻石家庄新乐市和正定国际机场,204省道穿村而过,使其成为周边十多个村落中最为繁华的村庄,人口流动频繁。

因疫情防控要求,目前位于村庄东侧的多处通道已被封闭,由20余名警察组成的班组在此进行执勤,村庄内各户大门紧闭,街道上已不见行人。进入小果庄村的另一个通道,现在也用铁栅栏进行了全部的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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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距离小果庄村村口约100米的一处防控检查点。中新社记者 侯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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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一名疫情防控志愿者在小果庄村内巡视。中新社记者 侯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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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警员为从小果庄村出来的防疫工作人员消毒。中新社记者 翟羽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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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小果庄村村口。中新社记者 侯宇 摄

石家庄市藁城区公安局特巡警大队副大队长张月礼介绍说,从1月2日开始,救护车辆、医护人员、公安人员、乡镇干部基本上全部到位,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把各个路口全部封闭、进行消毒。“(当天)晚上第一个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逐步地向外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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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藁城区增村镇异地集中隔离观察人员准备乘坐专用车辆。中新社记者 侯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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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运送异地集中隔离观察人员的车辆经过小果庄村村口。中新社记者 侯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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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运送异地集中隔离观察人员的车队经过小果庄村村口时接受防疫消杀。中新社记者 侯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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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人员、车辆经过小果庄村村口必须登记并进行消杀。中新社记者 侯宇 摄

按照防控需要,小果庄村实行封闭管理,并设置疫情防控检查站。张月礼和队员的任务是24小时昼夜值守,除了查控人员车辆外,还要协助医护人员为小果庄村民众做核酸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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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藁城区医护人员在小果庄村村口待命。中新社记者 侯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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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小果庄村村口,医护人员在车内休整。中新社记者 翟羽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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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藁城区公安局特巡警大队负责小果庄村村口防控执勤的队员轮班休息,该执勤点以24小时两班倒的方式持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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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藁城区公安局特巡警大队负责小果庄村村口防控执勤的一名队员。中新社记者 侯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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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距离小果庄村村口约100米,距离增村镇约4公里的一处防控检查点。中新社记者 侯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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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距离增村镇约4公里、距离小果庄村约8公里的一处疫情防控检查点,运送异地集中隔离观察人员的车辆通过此地。中新社记者 侯宇 摄

根据11日石家庄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透露,1月2日至1月11日12时,石家庄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65例,无症状感染者204例,目前均在定点医院集中救治。无危重病例,无死亡病例。

来源:中国新闻网(记者徐朋朋 艾广德 侯宇)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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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1-12 19:32:10 | 只看该作者
民工一天工作20小时被累死 中铁和成都表演“踢皮球”

2021-01-12 17:04:39  来源: 廉政e观察   作者:小苍蝇拍





  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

  这本是一句无比浪漫的歌词,但在小马眼里,已变得无比凄惨悲凉。

  2020年12月23日,小马的父亲马国营,在成都永远地告别了这个世界,小马和他12岁的妹妹,从此成了没有父亲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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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前的马国营

  据了解,时年49岁的马国营,在中铁建工集团的工地上干活,有时每天工作长达20个小时,他很可能是被活活累死了。

  结果,被累死的老马,还遭到中铁建工、以及成都市相关部门的“踢皮球”。老马死亡至今快20天过去了,他的尸体仍然躺在殡葬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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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报告

  据小马介绍,他父亲马国营是2020年11月30日来到四川成都金牛区蓉都大道明月路跨线桥辅路铁路道口铁路大修工程工地上干活的,主要工作就是用撬棍把老旧铁轨给撬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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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现场

  12月19号下午3点左右,老马在工作过程中因撬棍与铁轨打滑而摔倒,摔倒后爬起来就开始出现呕吐,然后跟工友说身体不舒服,要回宿舍休息,接着就往宿舍方向走去。

  但还没走出50米,老马就坐在地上走不动了。工友以为是他累了,应该歇歇就没事了。结果过了20分钟,老马就倒在地上无法动弹了。

  工友们将老马抬出工地,送到成都市西部战区总医院抢救,医院的检查结果是颅内出血。

  次日凌晨1点左右,医生称老马送过来的时候颅内出血过多,颅内压强过大无法进行手术,只能用引管作保守治疗。

  12月21号下午3点,医生告诉家属,称老马双瞳孔已经散到边缘了,已完全没有自主呼吸,全靠呼吸机维持,也没有自主血压和心跳,靠药物维持。

  12月23号夜里10时30分,医院宣告老马死亡,死因是脑干功能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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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国营被累死了,但他在工地睡的床还在。

  老马死亡后,用工单位说老马是病死的,只能按非工伤标准进行赔偿,金额大概也就几万块钱。如果家属有异议,就去走法律程序。

  小马去成都市工伤鉴定部门咨询,鉴定部门称老马不是在抢救的48小时内死亡,而且死亡证明上写的是脑干功能衰竭,因此不能被认定为工伤。

  无奈之下,小马找到了当地派出所。派出所称是劳务纠纷,应当去找街道办。

  找到街道办,他们说这是安全事故,应该去找安监局。

  找到金牛区安监局后,他们却表示项目地点虽然在成都金牛区内,但该项目属于军事用地,他们管不了,于是又让小马去找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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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安局表示这不是他们管辖范围,于是就让小马去让找信访局。

  信访局让小马去区政府找应急管理中心,应急管理中心说他们主要管盖楼,接着又让小马去找社会人力资源局。

  社会人力资源局让小马去找劳动监察大队,称得先认定劳动关系。

  劳动监察大队却说主题不清,得先认定用人单位,先找用人单位。

  结果,用人的施工方却不承认老马是他们的员工,于是小马只能再次回到派出所。

  派出所表示他们没权力管,只能搭平台让家属与施工方自己谈。

  施工方则拒绝跟家属谈,非让家属去走法律程序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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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在2020年12月19号老马刚被送到医院抢救时,施工方工头说他们一定会负责的。但抢救超过48小时后,他们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反转。并且还说老马是在工地上睡觉睡死的,他们已经垫付2万元医药费,后面的应该由家属自己负责。

  小马称,老马于11月30日到到这个工地干活,期间只有8天没有加班,其中加班最严重的是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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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马的记工本显示,12月18日一天他共干活20个小时。(工作一天为9小时,加班一小时再计1分,11分等于是11个小时,即9+11=20小时。12月16日工作了19小时。)

  一天工作长达20小时还不算,老马从事的翻铁轨工作,每根铁轨长达25米,重达3750斤。按照网上查出来的标准,这种活得20—30人来一起翻,而该工地实际上只有8个人在翻,其中还有3个是打孔的。

  8个人干了20多个人的活,一天工作长达20小时,老马真是被活活给累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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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公示牌显示,该项目的名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78456部队0228工程三标段,建设单位为78456部队,设计和施工单位均为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建工集团属于央企。本来,央企应该有央企的责任担当,但针对马国营死亡事件,他们却选择“踢皮球”逃避责任。

  人命关天。但在该事件中,除了中铁在踢皮球,成都市的相关部门也在踢皮球,而且一个比一个踢得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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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马称,他有先天性心脏病,不能干重活,为了给他看病,家里已花光所有积蓄,还欠了几万块钱。2020年12月,他母亲刚刚做了子宫切除手术,连手术费都还是向亲朋好友借的。现在,家里还有一个12岁的妹妹。

  本来,老马是家里的顶梁柱。而现在,连顶梁柱也倒下了,而且后事该怎么处理都还不知道。

  老马何时能够入土为安?赔偿问题何时能够解决?小马一家人生活之路在何方?期待中铁、成都确实落实“人民至上”,圆满化解社会矛盾。

  关于该事件的处理情况,我们将进一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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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1-12 19:40:08 | 只看该作者
被抢手机!被踢皮球!记者亲历农民工“讨薪难”
2021-01-07 09:05:36  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   作者:冯大鹏

  岁末年初,农民工工资清欠工作备受关注。来自河南、湖北的200余位农民工2016年在河南省郑州市一建筑工地务工,至今工资未结清。日前,部分农民工前去讨薪,却遭遇踢皮球。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调查发现,该建筑工程无证建设长达5年,有关部门监管不严给欠薪埋下祸根,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根治农民工欠薪强制手段落实不到位,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政策“最后一公里”尚需落实到位。

  5年走过漫长讨薪路
  工地钢管已锈迹斑斑

  张家兵是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余集镇文冲村人,从事建筑工程劳务工作。2016年年初,他带领农民工进入河南郑州新密市曲梁镇大稳溱水城一期13号楼进行土建施工。经过半年多辛勤劳动,工程主体封顶。

  然而,把工程发包给张家兵的项目负责人李建却一直未向农民工支付工资。无奈之下,张家兵只好变卖房产,为生活困难的农民工支付少量工资,并和农民工一起走上了讨薪之路。

  2018年春节前,仍未拿到工资的张家兵等人赴河南省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反映情况。2018年9月,新密市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对相关情况立案调查。2018年12月,新密市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形成《案件调查终结报告》。报告显示:李建分三次向张家兵所带领的工人支付工资60.5万元,加上张家兵之前垫付的264万元,166名农民工工资已全部结清。

  “当时为了拿到一部分钱,我被迫承认结清了农民工工资。其实,李建许诺的60.5万只到账了40.5万,我垫付的钱也远不到264万,农民工工资还有很多没结清。”每当春节临近,那些跟着张家兵干活的“老伙计”都要登门要账,张家兵只能一遍遍做解释,却拿不出钱来。

  2019年,在有关部门的建议下,张家兵将项目开发商河南大稳置业有限公司诉至法院。“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工作人员说我手续齐全,到法院应该很快就能解决,没想到这法律程序一走就是两年,到现在还没有结果。”张家兵说他已经走投无路,不知道这个年能否挨过去。

  据了解,2020年1月,新密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被告河南大稳置业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张家兵工程款5.4万元。“当时工程款还有数百万没付给我,法院的一审判决明显不符合实际,有点荒唐。”

  张家兵随即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20年5月,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认为“本案遗漏了必要的诉讼参加人李建,原审认定事实不清,应当发回重审”,将案件发回新密市人民法院重审。

  2020年10月,新密市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判处李建支付张家兵工程款496万元,河南大稳置业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河南大稳置业有限公司认为,已经向李建结清了绝大部分工程款,随即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20年12月23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案件,案件截至目前尚未宣判。

  2020年12月24日,张家兵和农民工们从湖北省襄阳市和河南省南阳市、信阳市等地来到新密,再次讨薪。此时,项目名称已从大稳溱水城变更为“东方今典·溱水印象”。

  一位农民工望着他当年挥洒汗水的工地,指着墙上张贴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无奈地感叹:“这里的钢管都已经锈迹斑斑,可工人的工资仍旧没结清。”

  记者采访手机被抢
  农民工“又白跑一天”

  农民工们来到项目开发商的办公楼打听情况,刚一进门,便被两个工作人员给轰了出去。记者正在用手机记录讨薪过程时,一个工作人员一把抢过手机,并勒令记者将视频删除。

  河南大稳置业有限公司经理徐宏伟称,开发商已经给李建支付了13号楼工程款,是李建没有给农民工支付工资,建议张家兵和农民工去找李建,并等待法院判决结果。然而,张家兵一直联系不上李建。记者多次拨打电话,也未联系到李建。

  曲梁镇劳动保障所所长马保伦闻讯赶来,向徐宏伟宣讲了《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中的规定:“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拨付工程款,并将人工费用及时足额拨付至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加强对施工总承包单位按时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的监督。”徐宏伟并未接马保伦的话茬,让等待法院判决。

  记者和农民工一起来到曲梁镇政府,被告知领导均不在,一位副镇长在电话中称让农民工们去找劳动保障监察部门。

  在新密市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一位值班的工作人员称领导们都下去办理欠薪案件了。记者看到,劳动保障监察大队的几个办公室都悬挂着“新密市根治欠薪联席办公室”的牌子,一个办公室里整齐地摆放着住建局、水利局、信访局等部门的桌签,但没有工作人员。

  记者向新密市政府有关负责人反映欠薪情况,也未获回复。

  马保伦说,劳动保障监察部门仅仅是协调部门,负责沟通各个局委,缺乏强制手段。

  但是,2020年5月1日开始施行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明确规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在查处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时,发生用人单位拒不配合调查、清偿责任主体及相关当事人无法联系等情形的,可以请求公安机关和其他有关部门协助处理。”

  张家兵认为,法律规定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可以去查询相关单位的金融账户及房产、车辆状况,明明有监管手段却不去使用,这是在推卸责任。

  夜幕降临,张家兵站在新密市政府门前,手持国务院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2020年11月5日印发的《关于开展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的通知》,垂头丧气。“又白跑了一天。春节越来越近,不知道这个年,还能不能过得去。”

  项目长期无证状态
  治欠薪关键在落实

  近年来,记者持续对农民工讨薪进行跟踪报道,发现很多欠薪都是建筑工程证照不全或用人单位没有资质。如果建设单位及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对农民工工资按时支付监督不力,便给欠薪埋下了祸根。

  经调查,大稳溱水城项目2015年9月开工。在开工建设的时候,该项目并未取得相关证件。5年间,该项目长期处于无证建设状态。

  记者前往新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新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进行核实,工作人员称该项目直到2020年7月10日才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20年10月12日才取得不动产权证,2020年11月6日才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此时,该项目主体早已封顶,并已对外销售。

  河南大稳置业有限公司负责人侯泉兴告诉记者,该项目开建时属于安置房,目前已经申报为棚改项目。“按照规定,这类项目可以享受边建设边办证的优惠政策。”

  此外,据调查,李建并没有建筑工程企业资质,他借用了河南省宛南建筑有限公司的资质,从开发商河南大稳置业有限公司手中拿到工程,然后才转包给了张家兵,而张家兵当时也没有建筑劳务资质。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规定,建设单位将建设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等级的单位,有关部门可以责令改正并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巩魁生表示,建筑市场长期存在“违规发包转包等查处工作难度大却惩处力度较低”的问题,建议加快修法进度,加大惩处力度,对建筑市场的违法、违规行为形成震慑。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二级巡视员李鹏举介绍,农民工欠薪案件集中于建筑工程领域,应落实已有规章制度,加强事前监管。

  贵州大学新闻社会学教授翁泽仁也表示,目前治理“讨薪难”并不缺乏制度和文件,关键在抓落实。

  马保伦等基层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工作人员建议,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各个部门应从源头上加强对建筑工程的监管,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农民工欠薪。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院长荆林波认为,只有真正做到市场主体自律、政府依法监管、社会协同监督、司法联合惩处,才能切实保障农民工获取劳动报酬的权益。(记者冯大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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