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看3遍 戚本禹<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人民香花vs资眼里'毒草'

焦典

戚本禹：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来源：《历史研究》1965年第6期；《红旗》杂志1965年第13期

摘要：无产阶级是旧世界的掘墓者，又是新世界的建设者，它肩负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责任。无产阶级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通晓历史发展的规律。不懂得历史发展的规律，就不能成为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正因为这样，无产阶级重视历史，重视历史研究。无产阶级在自己的革命实践中，要从过去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中去汲取教训。历史的经验，可以启发和帮助无产阶级革命者正确地制定自己的战略、策略。无产阶级自己革命活动的历史经验，是无产阶级革命者指导当前革命运动的最宝贵的借鉴。历史是阶级斗争的教科书。反映阶级斗争的历史，可以使人民群众和革命的新一代受到深刻的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历史上被压迫阶级反抗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反抗压迫民族的光辉斗争事迹，一直是鼓舞人民群众积极、勇敢地参加革命斗争的力量。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导师都是重视历史和历史研究的。　　 　　恩格斯这样说过： 　　“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①。 　　毛泽东同志对待历史和历史研究的态度，使我们特别感到亲切。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们： 　　“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②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③ 　　这些话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历史和历史研究的重要性。 　　一切轻视历史的观点，一切不愿意学习历史的观点，一切认为历史研究可有可无，或者认为历史教学可以取消的观点，都是不对的，都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违背毛泽东思想的。 　　我们说要重视历史，重视历史研究，并不是叫人趴在陈旧的历史故纸堆上，向古人焚香顶礼，跟着他们去翻查历史的流年老账。　　没有超阶级的历史研究。以往一切统治阶级，都是根据他们自己阶级的利贫来解释历史的。他们的阶级利益同人民群众的利益是那样地不调和，同社会发展的要求是那样地不一致，因此，他们不可能认识历史的真象，而且要歪曲历史真象。趴在历史故纸堆上，踏着前代历史学家的脚印，亦步亦趋地去进行历史研究，势必要变成前代历史学家的俘虏，替他们去宣扬那些陈旧的、与时代精神相背离的观点。 　　无产阶级是人民群众最高利益的代表者，它是根据社会发展的规律提出自己历史任务的，所以它对待历史的态度同历史上一切统治阶级根本不同。无产阶级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了实现自己伟大的革命任务，而进行历史研究的。 　　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就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无产阶级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有没有这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我们的历史研究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 　　你看，从孔夫子以来，大家都说农民造反无理。众多的历史学家，为了教育活人的目的，而把无数的明枪暗箭投向那些在叛逆的事业中死去的农民英雄，把他们描写成为暴戾恣睢、罪大恶极的“犯上作乱”者。就是“五四”运动中的一些新文化战士，在这样一种干百年来习惯舆论的压力下，也觉得没法子否认那个加在叛逆者头上的“乱”字。 　　轰然一声，马克思主义者突兀而起，向人群大声宣告：“造反有理。”从秦朝以来的农民造反运动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④ 　　几千年来，帝王将相被历史学家们尽情地歌颂着，历史变成了他们庙堂里的赞歌。除了个别的思想家曾经悄悄地提出了一点怀疑以外，谁也不敢说半个“不”字。但是无产阶级却以其伟大的革命气魄，对这些神圣不可侵犯的所谓社会“主宰”，投以蔑视的目光。“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⑤这就从根本上打破了几千年来人们对帝王将相的迷信。 　　多么严重的分歧啊!相同的历史事件，用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竟然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有一种意见，认为历史研究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不行，还要有一种“历史主义”，如果只有阶级观点而没有“历史主义”，就要犯“否定一切’的“非历史主义”的错误。 　　问题的提出使人感到惊异。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怎么会引向“否定一切”，引向“非历史主义”，因而必须要用一种“历史主义”来补偏救弊呢?在马克思主义的宝库里，怎么会有一种脱离了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呢? 　　在历史主义的问题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观点是根本不同的。资产阶级对于历史主义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他们或者是把历史看作脱离了阶级对抗的自然发展过程，或者是把历史看作观念的发展过程，如此等等。无产阶级则是按照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去了解历史的。毛泽东同志说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要求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历史本身的发展过程，从历史本身的矛盾斗争过程去观察历史事件。不言而喻，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历史发展过程和矛盾斗争过程，是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其实在内容的。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在阶级社会里，离开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就没有什么历史的发展。因此，那种脱离了无产阶级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即那种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内容的“历史主义”，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没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就根本谈不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 　　从历史本身的发展、斗争过程去观察历史事件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要求把历史事件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里来作具体分析，一切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这种要求正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所具有的特色。因为作为人类文明史的阶级斗学历史，本来就是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同志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⑦这段话，清楚地阐明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本身就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溶为一体的。　　可见，运用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研究历史，绝不会引向“否定一切”，引向“非历史主义”。企图用一种离开了无产阶级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来补无产阶级阶级观点之“偏”，救无产阶级阶级观点之“弊”，那只能是用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如果因为有人没有正确掌握或者没有完全正确掌握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在历史研究中出现了偏差和弊病，那就应该正确地去阐明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正确运用，而不能把所谓偏差和弊病归罪于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 　　对于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错误理解，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不清楚的问题，这里实质上反映了一些人对于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的一种怀疑和动摇，有的甚至是反动的。 　　对于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有些人因为受旧观点的束缚，感到不习惯，有些人甚至报有反感。他们对于批判帝王将相不满，对于称赞农民起义不满，并且提出了一整套错误的观点。一方面，他们认为，封建地主只有处在没落、崩溃的阶段才是可以骂，可以反的;处在上升、发展阶段的封建地主，因为有进步作用，是不可以骂，不可以反的。因此，我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不能“见封建就反，见地主就骂”。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农民也是私有者，愚昧、落后，不足以革命称之。在他们看来，农民的造反，其动机不过是为了升官、发财，当新贵族、新皇帝，他们的斗争纲领，同样是封建主义的。于是，他们就觉得在指导历史研究的理论上，只有阶级观点是不行了，必须要用一种东西来补偏救弊了，所谓“历史主义”的问题，就是这样登上历史论坛的。 　　其实，他们所要提倡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所要摈弃的。 　　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看来，封建社会里最本质的关系，它的主要矛盾就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对立。农民是被剥削阶级，地主是剥削阶级。封建社会初期出现的地主同后期的地主，在历史作用上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就其阶级本性而言，则是一样的。初期封建地主同样是农民的剥削者和压迫者。有剥削和压迫就有骂和反。秦朝和汉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初期，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有多少农民骂过地主，反过封建!陈胜、吴广、赤眉、铜马，揭竿而起，前仆后继，给了那个“美妙”的初期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从而推动了社会的继续前进。既然当时的农民对封建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可以骂，可以反，为什么现在的无产阶级对他们就不可以骂，不可以反了呢?当然，我们所说的骂和反，不是空洞的辱骂和简单的否定，而是对他们剥削本质的具体分析和深刻批判。对于初期的封建地主就不许加以分析和批判，这是什么阶级观点，什么历史主义呢? 　　骂初期的封建地主，反初期的封建地主，这并不妨碍无产阶级去承认他们曾经有过的历史进步作用。而且，也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科学地分析和估价一种剥削制度的历史作用和它的阶级本质。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历史的时候，曾经用最尖锐的语言，抨击了初期的资产阶级，说他们是像“狼一样”的血腥剥夺者。但是，也正是马克思最充分地估价了他们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 骂初期的封建地主，反初期的封建地主，这也不妨碍我们去恰当地肯定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列宁说：“无产阶级敌视一切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制度的一切表现，但是这种敌视并没有解除它应对资产阶级人士在历史上的进步和反动加以区别的责任。”⑧这是无产阶级对待历史上统治阶级人物的根本态度。 　　我们从来不否定统治阶级中少数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不仅是初期封建社会的帝王将相，就是后期封建社会的帝王将相，只要他们之中哪一个人在自己一生的活动中，对历史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甚至只要他的活动在某一个方面对历史的发展起了一些好的作用，我们都应该承认。我们承认清代末年光绪皇帝和其他维新变法人物的历史作用就是一例。但是，我们的这种承认，指的是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地去对帝王将相进行恰当的历史评价，而不是一味给他们做歌功颂德的文章。我们承认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之所以杰出，是因为他们的某些活动在客观上符合了社会发展的要求，或者在客观上符合了人民的某种愿望。我们始终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归根到底不过是统治阶级中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历史作用同人民群众相比，同那些站在历史火车头前面的伟大革命领袖人物相比，不过是沧海之一粟。只有人民群众以及那些真正的革命领袖人物，才是最值得我们去热烈歌颂的伟大英雄。我们承认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也同一切统治阶级中的人物一样，是人民群众的压迫者和剥削者，他们在为历史提供新东西的同时，往往伴随着残酷的压迫、剥削，而且是从统治者当前的利益出发的。因此，我们在评述他们历史作用的时候，也应该对他们压迫和剥削的暴行进行必要的揭露和批判。当然，有时为了集中阐述某一个方面的问题，可以着重评价他们的进步方面;对他们之中一些功大于过的历史人物，应该根据他们全部的历史活动去进行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价，而不应该只就一点，随意苛求。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可以无原则地去夸大他们的历史作用，牵强附会地去赞美他们的文治武功，甚至为他们的历史罪过进行粉饰和辩解。　　有些人看到对帝王将相的研究中出了一些问题，便认为帝玉将相可以不去研实了。这是不对的。不仅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就是他们之中最反动的人物，也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问题的关键是要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进行研究。《窃国大盗袁世凯》一书，写的是近代帝王将相中一个最反动的人物。由于作者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进行了研究，不仅写出了一个反动阶级代表人物活动的特点，而且通过一个反动人物，从一个方面写出了当时的历史真象。阶级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学的历史，要了解阶级斗争的历史，就要对阶级矛盾的双方都进行研究。帝王将相或者其他反面人物是矛盾一方的代表，不很好研究他们，也就不能很好了解矛盾的另一方。历史学界在帝王将相问题上的争论，反映了在这个问题的研究方向上还存在着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在研究的面前退却，而是要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做好这种研究。 　　正如背离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就不能正确认识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和帝王将相一样，背离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也就不能正确认识封建社会的农民阶级和农民战争。 　　封建社会的农民是小私有者，他们存在着小私有者的缺点，例如狭隘、散漫、保守等等，这就是我们大家所常说的历史局限性。因此，我们不赞成用无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铸他们，那样，不但不符合历史的事实，而且也否认了无产阶级对农民领导作用的重要意义。但是正如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里所分析的，农民在封建社会里是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阶级。在封建社会里，农民对地主的反抗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奇怪的是，这样一个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穷得只剩下一把锄头、两个肩膀的小私有者，现在在一些历史学家的笔下，怎么竟然变成了同膏腴万顷、屋宇千间的封建贵族一样的私有者了呢?你看，农民造反是为了升官发财，当新贵族、新皇帝，他们的斗争纲领又是封建主义的。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还存在着什么不可调和的阶级对立和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呢?我们怎么可以设想，千千万万饥寒交迫、辗转沟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奴，当他们被迫起来同剥削、压迫他们的封建地主作生死斗争的时候，他们每个人所想的却是怎么让自己去变成那些正被大伙所反对的老爷们?存在决定意识。每个阶级所处的经济地位决定着他们自己的思想意识。农民，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它所处的被剥削地位，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们必然产生反抗地主的思想，而处于剥削地位的地主阶级，则只能产生压迫农民的思想。当然，封建社会的农民在某些方面会受到统治阶级的思想影响，所以在他们的斗争纲领里，常常有一些反映封建统治阶级思想的东西;而在农民革命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也常常有革命领导成员向封建主义转化，或者革命领导权被地主阶级分子篡夺，以致使农民革命变成封建统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这种历史事实，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分析的，是受到历史条件限制的缘故。至于农民革命斗争纲领里的一些反映封建思想的东西，同他们“均贫富”、“等贵贱”，“有田同耕”、“有饭同吃”的革命口号相比，毕竟不是主要的东西。所谓农民造反是为了升官发财等等，完全是对农民革命运动的歪曲。　有一种意见，认为近几年来，人们写历史只写农民起义的一面，不写或者很少写帝王将相。这样，历史上的光明面丧失了，变成了漆黑一团。这真是危言耸听。 　　我们从来认为农民起义和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帝王将相的统治是封建社会矛盾的两个方面，为了全面反映历史的真象，哪一面都是需要写的，所以问题不仅在于哪一面写多了、哪一面写少了，更重要的是，不管写哪一面，都要看为什么而写，怎样去写。比如，在写帝王将相历史的时候，仍然照着封建皇朝《实录》和《起居注》的样子，恣意地去描写皇帝的“龙颜”、后妃的“淑德”，以至于他们的祖坟风水，那么，这种历史即使写得不多，也是不对的;或者，在写农民起义历史的时候，仍然抱着封建士大夫的感情，用一种封建史学家的笔调，无端地去给农民英雄的脸上抹黑，那么，这种历史就是写多了，也是错误的。而且，如果一定要论写多写少的话，事实是：迄今为止，我们对封建社会的历史主人——农民的历史倒确实是写得太少了。直到现在连一部农民革命的通史还没有人替他们写出来，怎么能说是只写农民起义了呢？至于帝王将相的历史，写得也不是少了，而是有许多写得不正确。一些历史学家那么虔诚地把许多美丽的桂冠奉献在旧日封建统治者的面前，什么“英明的君主”，“圣贤的丞相”，“人们的救星”，“顶天立地的男子”，熙熙攘攘，热闹得很。这样的一种现象，难道是正常的吗？ 　　根本的问题不是什么写多了、写少了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是：为什么农民起义的历史写多了，帝王将相的历史写少了，历史就会丧失光明，变成漆黑一团了呢?难道历史之光不是来自千百万创造了人类文明的劳动人民，千百万高举着革命火把的革命群众？难道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历史只能从帝王将相那里去乞求一线的光明？为什么谁多写了一些农民起义的历史就有这样大的罪过呢？对于我们历史研究工作这样的一种指责，不正是背离了无产阶级阶级观点的结果吗？ 　　对于历史研究中所谓非历史主义的批评，乍一看，是使人迷惑的。但是我们只要探究一下事实，就可以明白，原来近几年来，历史研究中的非历史主义不是别的，而正是那种歌颂帝王将相，否定农民运动的现象。这种非历史主义的出现，不是如同一些人所指责的，是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多了，恰恰相反，倒是因为缺少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 　　“据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⑨历史研究又何尝不如此。你看，有一些人本来企图用一些问题来证明研究历史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不行，结果这些问题却证明了研究历史绝对不能离开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 　　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会不会影响历史研究的科学性？资产阶级的学者们从来就是拿阶级性会妨碍科学性的论调来反对我们。胡适是其中最卖力气的一个。他认为，研究历史要“超阶级”、“纯客观”，如果用上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那就是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他的这一套破烂货色，早就被马克思主义者批判得破产了;但是，这种错误理论的影响在一部分人思想里依然没有消除，就是在解放以后，仍然有人拿这种理论来反对历史研究中的党性原则。一九六三年就有人公开提出不可以用阶级斗争理论解释历史的主张。关于历史研究中只有阶级观点不行，还要有一种“历史主义”的说法，实际上是同这个历史研究中科学性和阶级性的老问题有关系的。　　要谈历史研究的科学性，首先就要谈历史研究中的科学性是什么，而历史研究又是怎样变成科学的。 　　历史研究中的科学性，无非是说我们对历史的认识要符合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是可以认识的，但是一切剥削阶级，对历史发展过程的认识，都要受它所处的阶级地位的限制。剥削阶级的利益，使他们不可能科学地、客观地去观察历史事变。为了维护他们的阶级利益，他们常常故意歪曲历史发展的真象。恩格斯说过：“资产阶级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合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⑩人们对历史的认识，通常还要受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在科学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们也不可能做到科学地、客观地去了解历史。所以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虽然有很多历史学家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有益的资料，但是仍然是一堆没有规律的片断事实。历史研究在无产阶级的手里发生了伟大的变革，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把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应用于历史的考察中，从错踪复杂、迷乱混沌的历史现象中发现了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使历史研究变成了科学。 为什么无产阶级能够把历史研究变成科学？这是由无产阶级所处的时代条件和社会地位决定的。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最先进的阶级，它亲自参加现代大生产的实践，人类文明和现代科学所积累起来的全部知识，赋于了无产阶级以超越以往任何时代的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无产阶级又是现代社会最革命的阶级，它最受压迫、最受剥削，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它的利益同人民群众利益的一致性，决定了它的利益同社会发展利益的一致性。正像恩格斯所说的：“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世界上只有代表了人民群众利益和社会发展利益的无产阶级，才能光明正大、无所畏惧地去揭示历史发展的实在过程。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科学性完全是一致的。 　　以“超阶级”、“纯客观”的态度去研究历史的主张，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强烈的资产阶级阶级性的客观主义理论，“超阶级”、“纯客观”的口号，不过是他们用来掩饰自己历史研究中资产阶级阶级性的一种幌子。他们之所以要打着这种幌子，不过是用虚伪的面孔，来欺骗劳动人民，企图使劳动人民把他俩充满了资产阶级阶级性的东西，当做全民的、全社会的东西来接受。我们可以看一看事实。被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界公认为“现代客观主义历史学派之父”的德国兰克，尽管一生埋头在尘埃扑面的史料库里，但是他研究历史的最终目的，不过是企图用最好的历史教材来作为向德国资产阶级和忠贞地主的献礼。他本人就是普鲁士霸权和俾斯麦铁血政策的支持者。他最著名的著作《教皇史》，就是一部关于统治阶级如何统治人民的经验总结。还有那个一向标榜“尊重证据”、“尊重事实”的胡适，不就是那个所谓历史是一堆随人摆弄的“大钱”的谬论的鼓吹者吗?为了替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张目，为了替一切投降派辩护，他可以随意摆弄他历史的“大钱”，为卖国贼秦桧喊冤。“泰桧有大功，而世人唾骂他至于今日，真是冤枉。”他们哪里是什么“超阶级”、“纯客观”!列宁说过：任何一个活着的人，不可能不站在这个或者那个阶级的立场上，不可能不为这个或者那个阶级的成败欢喜和悲伤。是这样的，没有阶级性的历史研究从来是没有的。史学研究本身的经验教训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人民抚育了我们，我们不应该忘记人民。为人民写历史，为革命写历史，一定要在思想上同客观主义划清界限，一定要摆脱他们的思想影响。 　　历史研究从来是思想斗争非常激烈的一个领域。封建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阶级利益，为了麻痹劳动人民的反抗意志，从来不放松对这个领域的控制。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被推翻的统治阶级的历史观点是不会自动地从历史研究的领域里撤走的。无产阶级的战士，应该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高高举起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旗帜，勇敢地去占领和巩固历史研究领域里的一切阵地。 　　我们的祖国是有着悠久历史和优秀遗产的伟大国家，江西征地补偿标准，我们的人民是有着光荣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传统的伟大人民，我们的党是有着光辉革命历程和宝贵历史经验的伟大的党。在这样极端丰富的历史宝藏面前，我们还是小学生。让我们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很好地掌握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①《英国状况 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650页。 　　②《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01页。 　　③《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22页。 　　④《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9页。 　　⑤《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1页。 　　⑥《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2页。 　　⑦《丢掉幻想，准备战争》。《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91页。 　　⑧《旅顺口的陷落》。《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4页。 　　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59页。 　　⑩《〈爱尔兰史〉的片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版，第573页。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53页。 　　胡适：《南宋初年的军费》。

焦典

田家英夫人谈田家英离世的前夜 揭秘自杀经过【4】
叶永烈
43岁的田家英，在毛泽东身边已经工作了17个年头。1967年1月9日下午戚本禹在全国政协礼堂接见北京农业大学师生时，在谈到包产到户时，这样点名批判田家英：“农办的领导人田家英，一个反革命分子……很积极的。
2012年12月26日13:50    来源：人民网    手机看新闻


　　【关锋谈田家英】

　　我在1988年3月3日、10月31日及1990年7月13日采访关锋时，他也谈及田家英之死，着重谈田家英的死因。关锋不愿意录音，再三征得他的同意，录了6盒磁带。

　　关锋跟我说起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一个多月，毛泽东说了一段从政治上严厉批判《海瑞罢官》的“最高指示”的来历。关锋说，那是1965年12月21日上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陈伯达、胡绳、艾思奇、关锋、田家英谈话。谈话从上午九时一直谈到十二时。在谈话中，毛泽东提及了前些天发表的两篇文章，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和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毛泽东说的一段话，后来被用黑体字印在成千上万份报刊上，被作为“最高指示”背诵：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两个根本对立的文件》，《红旗》杂志1967年第6期社论。)

　　据关锋回忆，1965年4月，毛泽东在长沙时曾找5个人——陈伯达、胡绳、艾思奇、关锋、田家英谈话。半年之后，毛泽东在杭州，又找这5人谈话。当时，陈伯达已在杭州，住在大华饭店。关锋和胡绳、艾思奇、田家英于11月中旬飞抵杭州。

　　毛泽东找他们，为的是要商谈“干部必读”的六本书，即为《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的中译本写序言。毛泽东已准备自己动手为《共产党宣言》写序言。就在这时，毛泽东和陈伯达忽然离开杭州，听说去上海了。后来关锋才知道，他们去上海出席“解决罗瑞卿”的那次紧急会议。毛返回杭州后，召集5人开会。一见面，毛泽东就说，昨夜睡得很好，今天可以多谈一些。毛泽东抽着烟，不停地谈着。艾思奇和关锋担任记录，好在毛讲话速度不快，而且中间因抽烟往往有停顿，艾和关几乎记下毛的每一句话。毛泽东谈笑风生，跟大家聊天。他最初谈对六本书的序言写作的一些意见，然后谈及为他编的《语录》。

　　毛泽东的这段话，既表明了他对姚文元文章的评价，也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姚文经过几次三番修改后，并未送毛泽东审阅，就由江青、张春桥决定，在《文汇报》上发表。因为倘若最后的修改稿经毛泽东审阅，他怎么会说“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呢?他势必会说出他的这些意见，姚文元当会照毛泽东的意见在文中点明《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

　　其实，毛泽东所说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倒并不是毛泽东“发明”的。“发明”权乃属康生。1964年下半年，江青再一次在毛泽东面前提及要批判《海瑞罢官》，毛泽东依然没有应允。江青求助于她的老同乡康生。康生深知如果说江青要批《海瑞罢官》，反而会使毛泽东投反对票。他擅长于“上纲”，煽动道：“主席，您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您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使我想及了也有人利用戏剧进行反党活动。吴晗的《海瑞罢官》，其实就影射主席罢了彭德怀的官。这出戏是货真价实的大毒草。”

　　西子湖畔，毛泽东刚刚说毕那一席话，陈伯达迅即把毛泽东关于姚文元文章的评论，转告了江青。“主席这么重要的指示，要赶紧向全党传达。叫田家英马上把谈话记录稿整理出来!”江青催促道。

　　43岁的田家英，在毛泽东身边已经工作了17个年头。这一回接到了整理毛泽东讲话的任务，而现场记录是艾思奇和关锋，他就只好说：“老艾、老关，请你们两位辛苦一下，整理主席谈话纪要。”关锋是快笔头，忙碌了一天，就写出了毛的谈话纪要。对于毛泽东谈及戚本禹、姚文元文章的那段话，他照录不误。关锋把纪要交给田家英。田家英看了之后，把毛泽东谈及戚本禹、姚文元的那段话删去了。纪要印出来，陈伯达一看，冒火了。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跳脚了。江青马上去问毛泽东：“那一段话，是你删的，还是田家英删的?”

　　当江青查明是田家英删的，怒不可遏地骂道：“老右倾!”

　　田家英删去了那段话，后来背上了“篡改毛主席指示”的罪名，以致被迫害而死——当然，田家英之死还有其他原因，但“篡改毛主席指示”是导致田自杀的重要原因。也正因为这样，关于田家英“篡改毛主席指示”，是一个重要历史事件。但是，关于这一事件却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

　　尽管关锋是田家英的冤家对头，又是此事的告密者，而且在“文革”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毕竟是重要的当事人之一，他的叙述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焦典

四大名著被歪曲得面目全非，都因为这几个字：阶级斗争

2020-07-09 11:09:23  来源： 红色纪年   作者：红色纪年

　　在朋友圈看到这样几句话：

　　”三国写了一次变革，水浒写了一次冲动，红楼写了一场恋爱，西游写了一次旅游“

　　下面评论区一片拍手叫好，说对四大名著分析透彻，总结全面。

　　呵呵，如果真这么简单，那么四大名著流传这么多年也真的奇了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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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四大名著的每一本，背后其实都有一个严肃的主题，只是，很多都被可以淡化、歪曲了。

　　毛主席一向十分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看到了文艺界资产阶级专政的严重形势。一九五四年九、十月间，继批判反动影片《武训传》之后，毛主席又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对《红楼梦研究》和胡适主观唯心主义的批判。

　　今天，我们根据毛时代出版的评点四大名著的小册子，一一来揭露真相，理解四大名著作者的真实初心。

　　一、《红楼梦》

　　红楼梦或许是最扑朔迷离的一本了，经过胡适等一批资产阶级新红学派的所谓“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实用主义伪科学方法的研究，《红楼梦》被定性为这样：

　　(一)《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序传”，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

　　(二)《红楼梦》全书的旨义是“闺友闺情”

　　(三)《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地描写一个坐吃山空、树到猢狲散的自然趋势……因此，《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红楼梦的真正价值正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的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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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在这里妄图用“自传说”完全抹杀《红楼梦》所反映的J级和J级斗争的社会内容，取消这部小说的暴露和批判封建制度的历史价值，否定它的艺术典型的概括意义。

　　其实，《红楼梦》通过对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兴衰史的典型概括，真实地揭露了封建制度的腐朽而预示了它的行将灭亡的必然趋势，并赞颂了大观园中的奴隶的反抗和贾宝玉、林黛玉的叛逆精神。

　　但，毕竟曹雪芹是二百年前的作家，《红楼梦》毕竟是封建时代的文学。因而，他的时代，他的J级，都不能不在他的世界观和他的作品里投下难以磨灭的烙印和阴影。

　　当然，我们并不是要求曹雪芹必须具有今天的思想，但从二百年来新旧《红学》的谬说中把《红楼梦》解放出来，在无产阶级的立场给以批判的分析和评价，肯定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历史的作用，同时认真剔除作者世界观和作品中的思想糟粕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我们才能正确地阅读和了解这部作品的价值。

　　篇幅有限，更多评论内容可查阅：《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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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国演义》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马克思主义真理。然而剥削阶级却总是千方百计地歪曲事实，把历史说成是少数剥削阶级的“英雄”人物所创造的。

　　《三国演义》的作者也同样如此。

　　《三国演义》把刘备描写为一个理想化的统治者，施行“王道”“仁政”的代表，他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本质，被大量虚声美词掩盖着。

　　《三国演义》否定黄巾起义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而那些残酷镇压黄巾起义、向农民进行反攻倒算的封建统治者，却被当作历史的创造者来吹捧。

　　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他奉行法家思想，在分裂混乱的三国时期，曾起过相当的作用。《三国演义》把他作为破坏“正统”、违反“纲纪”的乱世奸雄来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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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演义》塑造了一些性格鲜明、影响深远的艺术形象。这些属于统治阶级的人物形象，具有鲜明的阶级烙印，并在不同程度上宣扬了作者的社会、政治思想。

　　总之，《三国演义》虽然为我们提供了若干对于封建社会的历史具有认识意义的材料，但却宣扬“王道”、鼓吹“正统”，反对农民起义。所以我们必须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批判，剔除它的封建性糟粕。

　　篇幅有限，更多评论内容可查阅：《谈谈三国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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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水浒传》

　　《水浒》是我国描写农民战争的著名古典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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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革命战争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有着突出的革命地位和伟大意义。我国封建社会的这些频繁而又规模巨大的农民战争所创造的惊天动地的英雄业绩，是我国文学艺术发展的一个丰富源泉。

　　《水浒》就是我国文学史上以现实主义艺术方法大规模描写农民战争的完整的艺术作品。据说，在世界文学史上还不曾有过这样倾向鲜明、规模巨大的描写农民革命的小说。

　　小说通过展示这幅宏大、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的历史画卷，倾向鲜明地歌颂了出身于下层劳动人民的英雄。这些人物在封建社会里是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因此，在“逼上梁山”这条道路上，他们都具有很大程度的“历史主动性”，渗透着那个时代的革命阶级的鲜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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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笔下的李逵、阮氏三雄、石秀、李俊等都是在赤贫的生活环境中和严峻的阶级斗争中培养起“不怕官司不怕天”的斗争性格的。

　　李逵这个“专与人家做长工”家庭出身的贫苦农民，是革命性最坚定的劳动人民的典型形象。他对梁山泊革命事业赤胆忠心，万苦不辞，奋战到底。他对梁山泊革命事业赤胆忠心，万苦不辞，奋战到底。他对封建统治阶级深切痛恨，斗争激烈而高昂。他的战斗誓言是：便造反，怕怎的。

　　《水浒》是我国“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的代表性的作品，它有鲜明的革命性和深厚的民主性。因此，这部小说在封建社会主要是以其进步的内容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爱，引起封建统治阶级的仇恨的。但是，它的封建性的糟粕对人民群众也有一定的影响。

　　更多评论内容可查阅：《水浒浅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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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西游记》

　　我们不能因为书里写了些事实上不可能有的神仙妖怪就认为这本书没啥意思，《西游记》里面写到的那些幻想出来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都离不开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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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里面那个玉皇大帝和天宫，实际上就是世上的皇帝和封建朝廷的投影，而孙悟空的大闹天空，就是以幻想的形式表现了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某种不满和反抗。

　　过去悟一子、悟元子之流把穿凿附会地把《西游记》说成是“谈禅”“释道”的书，反动学者胡适又把此书说成是“玩世主义”，这些都是歪曲、抹煞作品的社会内容和意义的唯心主义的谬论。

　　《西游记》相当深刻地揭露、批判了封建社会的黑暗腐朽和统治J级的昏庸凶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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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里所描写的天上人间，实际上都没有一块干净的“乐土”。

　　天宫和地府，看上去十分神圣威严，实际上是在神圣威严的外衣之下，隐藏着堕落好腐败。唐太宗魂游地府时，判官因为生前是皇帝的臣子，更因为收到宰相魏征的求情信，所以就私改生死薄，让唐太宗延年二十，还魂阳世。

　　唐僧师徒历尽千辛万苦，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因为没通人情，迦叶二尊者就不肯白白传经，为了取得真经，唐僧只得把那只“沿途化斋”的饭碗紫金钵献出去。

　　乌鸡国那个狮猁怪，霸占王位，害死国王，就因为他“官吏情熟”，与神佛阎王有亲，所以乌鸡国王“无门投告”，有冤难伸。

　　这些描写实际上是当时社会那种官官相护、徇情枉法、贪赃行贿的黑暗腐败现象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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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西游记》尽情地嘲弄批判了统治阶级的昏庸无能，荒淫残暴。人间帝王，或崇信道教或沉迷女色。就连天上的玉帝这个剥削积极用来愚弄人民的庄严偶像，在《西游记》里也是一个贤愚难辨、专断独横的家伙。他为了镇压孙悟空的造反行动，在太白金星、太上老君一伙的策划和支持下，设骗局、搞阴谋，软硬兼施，无所不用其极。

　　在这个天宫的统治者身上，人们可以看到人间的那些昏庸而又残暴的封建帝王的反动面目。

　　这些创作是幻想的形式，现实的内容，其中寄寓着作者对现实社会的评论和批判。但是，吴承恩虽然对封建社会进行了某种批判，但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否定封建社会制度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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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作品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认识封建社会历史的材料，但他用以进行批判的思想武器却是封建传统的儒家思想，批判的出发点又是为了更有效地维护封建社会制度。这就说明，吴承恩的思想跟我们今天不仅存在着遥远的时代距离，而且存在着严格的阶级界限，需要我们进行分析批判。

　　更多评论内容请查阅：《吴承恩和西游记》

焦典

冯友兰对毛主席信中的一句话，过了30年，才明白其中的真正含义

作者：箫吹明月    来源：“箫吹明月”公众号  发布时间:2020-07-09 12:20:47

当时我说我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5年之内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真是肤浅之至，幼稚之极。……可是在那个时候，就说出那样的话，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大话、空话、假话。夸夸其谈，没有实际的内容，这就不是老实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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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会见冯友兰（1963年）

冯友兰是我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1923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46年接受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邀请，到该校担任客座教授。1948年回国,执教于清华大学。

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目睹了人们欢呼雀跃、奔走相告的热烈景象，也看到了共产党带来的崭新风气。对比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坎坷教书生涯，冯友兰更加坚定了对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信心。

为了表示为新中国建设贡献智慧的决心，冯友兰在10月5日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冯友兰对之前讲授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忙的做法深感愧疚，表示现在要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在5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

8天之后，毛主席给冯友兰回了一封信。信中说：

十月五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此复。敬颂教祺！

收到毛主席的信后，冯友兰既高兴又疑惑。高兴的是，毛主席百忙之中能这么快回信，充分体现了对知识分子的关心。疑惑的是，毛主席要他“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不知是何用意。直到30年后，冯友兰才明白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当时我说我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5年之内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真是肤浅之至，幼稚之极。
学习马克思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谈何容易，至于要应用它到哲学史的研究工作中，那就更困难了。要想真正应用它到实际工作中去，那就非把它化为自己的思想的一部分不可……学习马克思主义，也得马克思主义“化”了才行，这样的“化”岂是三年五载的时间所能完成的？没有这样的程度，而要重新写《中国哲学史》，那也不会新到哪里，充其量也不过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字句生搬硬套而已。
可是在那个时候，就说出那样的话，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大话、空话、假话。夸夸其谈，没有实际的内容，这就不是老实态度。

一直以来，毛主席对冯友兰的著作都非常喜欢。每次出差前，毛主席都要带上大量图书。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就是他随身携带的一本。毛主席对冯友兰的器重，可见一斑。

1957年，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召开，冯友兰应邀参加会议，并和毛主席分到了一组。之前，冯友兰曾发表《论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一文,对“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发表了一些新议论。冯友兰一进小组会场，毛主席就笑着走向他，一边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边和他握手。散会时，毛主席又拉着冯友兰的手说：“好好地鸣吧，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你写的东西我都看。”

1964年，冯友兰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上就他写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作了一个发言，受到大会执行主席陈毅的赞扬。闭会那天，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接见与会人员并合影，冯友兰恰好站在毛主席和刘少奇的座位背后的中间。毛主席就座时看到了冯友兰，便拉着他的手说：“你的身体比我的身体好啊！”冯友兰忙说：“主席比我大呀！”毛主席摆了摆手，说道：“不行了，我已经露出老态了。”接着，毛主席仔细询问了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进展情况，问道：“你的中国哲学史写完以后，还要写一部西方哲学史吧？”冯友兰答道：“我只能写中国的，写西方哲学史的任务已经派给别人了。”毛主席说：“对于孔子，你和郭沫若是一派。”说到这里，周恩来向毛主席介绍冯友兰说，这一次开会，他是三代同堂：“任芝铭任老是他的岳父，孙维世是任老的外孙女，是第三代。”毛主席高兴地说道，“三代同堂，共议国家大事，好啊！”回到家中，毛主席亲切的态度和诚恳的话语使冯友兰心绪难平，他随即写下一首七律：

怀仁堂后百花香，浩荡春风感众芳。

旧史新编劳询问，发言短语谢平章。

一门亲属传佳话，两派史论待衡量。

不向尊前悲老大，愿随日月得余光。

诗中，冯友兰把毛主席的关怀视为浩荡春风，把共产党比喻为“日月”，表达了愿意为人民奉献出自己全部知识的愿望。

后来，冯友兰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还一度被“隔离审查”。1968年秋季时，冯友兰就被允许回到自己家中。后来，冯友兰才从一个友人口中得知，毛主席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提到了自己和翦伯赞。毛主席说：“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

冯友兰非常感谢毛主席对他的关怀，他满怀感激之情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表达感谢。当时，由于毛主席身体状况不好，未能及时给冯友兰回信。直到1971年5月，毛主席才派谢静宜到冯友兰家中拜访，并委托谢静宜向冯友兰转达自己的话。谢静宜说，毛主席让我告诉你，你写给他的信，他看见了，谢谢你。冯友兰不但很快被释放，还受到毛主席派专人探望的待遇。想到这里，冯友兰再也克制不住感情，又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并赋诗一首：

善救物者无弃物，善救人者无弃人。

赖有东风勤着力，朽株也要绿成荫。

毛主席逝世后，冯友兰和全国人民一样，沉浸在无比悲恸之中。那些日子，他茶饭不思，夜不能寐。回想起毛主席对自己的关心，他含泪写下了一首挽诗：

神州悲痛极，亿兆失尊亲。

一手振中华，百年扶昆仑。

不忘春风教，长怀化雨恩。

犹有鸿文在，灿烂照征尘。

9月18日，首都各界群众百万人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为毛主席举行隆重追悼大会。冯友兰强忍悲痛为他崇敬的领袖和朋友毛主席，写下了最后的一首诗：

纪念碑前众如林，无音哀于动地音。

城楼华表依然在，不见当年带路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冯友兰在北京大学三松堂书斋中，拖着病弱之躯，续写着未完成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最终于生前完成了这部长达140多万字的巨著，兑现了建国伊始他对毛主席的承诺。

（来源：“箫吹明月”-今日头条，图片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