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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1章 “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走前面他们的路， 批了再尊，等到我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时，再把孔子的思想拿来给 予老百姓，就落入历史的一种循环，这是不行的。如果共产党也到了 自己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 话说1975年8月15日下午2时许，张玉凤来到毛泽东的书房，将芦荻整理好的毛泽东评《水浒》记录，拿去给毛泽东看。不一会儿，张玉凤回来对芦荻说，主席看过了，认为可以。她请芦荻誊写一份。芦荻誊写毕，二人来到毛泽东卧室，毛泽东正躺在床上。芦荻将誊写稿递给毛泽东，毛泽东戴上老花镜，一行一行看，看得很认真。芦荻和张玉凤侍立在床前。毛泽东看罢，说了声：“可以。” 毛泽东对《水浒》的评论和提出要出版3种版本《水浒》意见的文稿，很快就由汪东兴送到了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手里。姚文元凭着他特有的政治敏感，经过一番思考，立即动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请示信。他在信中写道： “接到主席关于《水浒》的评论后，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主席的批评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批判《水浒》研究中的阶级斗争调和论的观点，也是很需要的，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该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 姚文元在信中提出了他的构想，他接着写道： 为了执行毛主席提出的任务，拟办以下几件事： 1、将主席批示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及北京批判组谢静宜同志、上海市委写作组。附此信。 2、找出版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志，传达落实主席指示，做好3种版本印刷和评论的工作。我还看到一种专供儿童、青年读的《水浒》，是根据71回本改的65回本，也要改写前言，增印鲁迅的话，否则流毒青少年。 3、在《红旗》上发表鲁迅论《水浒》的段落，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订个计划。 以上可否，请指示。 姚文元 毛泽东看了姚文元的信，当即批示道：“同意。” 两个小时候后，张玉凤拿着已经用道林纸印刷好的文件和一叠空白信封，来找芦荻，说是要她在信封上填写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字，把这些文件发给他们。这种高速度的运转，使芦荻非常惊讶。 不久，姚文元向《人民日报》负责人鲁瑛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并让报社组织讨论，写一个宣传规划，还要写社论，强调把小说中的宋江投降，引伸到我们党50多年的历史中，证明凡是搞修正主义的都是投降派，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要学会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知道什么是投降派。 8月20日，毛泽东阅姚文元8月18日报送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关于开展《水浒》评论的规划。两报的规划都从批判投降主义、修正主义、阶级斗争调和论以及两条路线斗争的角度拟出了一些选题。姚文元在送审报告中建议：拟同意他们先这样。遇问题再商议。 毛泽东批示道：“同意。” 8月21日，毛泽东圈阅邓小平这一天报送的外交部、外贸部关于出席联合国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的方针和对策的请示报告。 联合国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于9月1日至12日在纽约举行，议题是“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 是日，邓小平出席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篇目的会议。胡乔木有意就毛泽东评论《水浒》一事，提醒邓小平。他说： “毛主席的指示是针对什么的？是不是有特别所指？” 邓小平此时正一门心思搞“全面整顿”，根本没有把这些当作一回事。他回答说： “就是文艺评论，没有别的意思。绝不是指着当前党内斗争的实际。” 8月下旬，江青同文化部部长于会泳、副部长刘庆棠和浩亮等人谈话时说： “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要架空毛主席。” 8月26日，周恩来在医院会见即将返回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和乔森潘，他特别提醒说： “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容易走的，中国现在正在这条道路上前进，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 8月27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西哈努克和夫人、宾努和夫人、乔森潘。邓小平在座。西哈努克感谢中国给予的援助。毛泽东说： “没有什么援助，所谓援助，第一也是你们支援我们。美国怕你们啊！而不是你们怕美国。料不到胜利这么快。” 他转对乔森潘说： “你从金边来，把他们（指西哈努克和宾努等——笔者注）接回去。你要好好帮他们的忙。吵架总是有的，小吵架，大团结。” 毛泽东还说，希望乔森潘能够向柬共领导人转达他的意思，不要虐待西哈努克亲王的妻子莫尼克公主和西哈努克亲王的两个儿子西哈莫尼与纳林卡朋，不要强迫他们从事重体力劳动。他又对西哈努克说： “希望亲王不要辞去民族统一阵线主席的职务。柬埔寨共产党与亲王之间只有1点分歧，但是却有4点一致。因此，亲王不应当与柬埔寨共产党分道扬镳，而是应在高棉人民和国际社会中表现出对这个新生政权的坚决支持。” 西哈努克听毛泽东如此说，只是微笑着而没有作答。 8月28日，《红旗》杂志第9期发表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文章中写道： “认清宋江这一阶级本质，对于我们识破修正主义的欺骗性、危害性是很有意义的。充分开展对《水浒》这部书的批判，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使人民群众都知道投降派的真面目。” 8月下旬，毛泽东圈阅姚文元8月26日报送的国家出版局关于学习和贯彻毛主席关于《水浒》的重要批示的请示报告。 请示报告中说：关于《水浒》的出版工作，拟出版百回本、百二十回本、七十一回本，以上几种版本，书前均印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一文中对《水浒》的一段评语，并加出版前言。 8月31日，《人民日报》转载了《红旗》杂志8月28日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这篇短评，并发表了一篇署名为“竺方明”的长篇文章：《评<水浒>》。文章中写道： “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要反修防修，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必须知道投降派，识别投降派，反对投降派。” 在8月至9月间，毛泽东重读了《晋书》中的部分内容。他在封面上写了这样一行字： “1975年8月，阅第50至56卷，再阅《羊祜传》、《杜预传》；9月再阅第79卷《谢安传》、《谢琰传》、《谢玄传》。” 1975年9月1日，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联名致电孙德胜、黎笋、长征、范文同，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30周年。贺电中说：目前，越南革命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越南北方人民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努力。越南南方人民正在重建家园，巩固和发展胜利成果。我们相信，越南人民一定能够把越南建设成为一个和平、统一、独立、民主和富强的国家。 9月2日，姚文元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讨论的情况和《人民日报》的社论稿《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呈送给毛泽东审阅。社论稿中说：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不但对于古典文学研究，而且对于文学、哲学、历史、教育各个领域，对于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毛泽东当即批示： “送小平、春桥阅。这样，可不发内部指示了。” 邓小平看到送给他的《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社论稿后，再也坐不住了，拿着姚文元的文章找到江青，指着他用铅笔划过的一段文字说：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我们党内有了投降派？是指谁呢？” 邓小平知道江青是一个说话不转弯的直性子，没想到这一次却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江青故作神秘地说： “毛主席找人谈话要评论《水浒》，肯定是有他的用意嘛。就拿林彪和刘少奇来说吧，如果把林彪比做贪官，那刘少奇可就是皇帝了。有人现在就是只批林彪的极左，而不批他的极右。毛主席说，林彪是极右，他和刘少奇一样，都是极右派。林彪的‘左’是伪装，右才是本质。你可是经过一场教育和锻炼的哟，必定会有分辨能力啊。” 邓小平听出了江青话里的弦外之音，心里头恨得直咬牙，表面上却依然露出笑容，说道： “那么这个宋江就是总理了？我看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态度暧昧呀！” 江青正色道： “周总理是紧跟毛主席的。相反，我们倒是应该在运动中经受考验和锻炼。” 邓小平也马上严肃起来，板着脸说： “我是听毛主席的。这几年来我不在工作岗位上，对好多情况并不了解，所以没有发言权呀。我对你们的一些活动有点不了解，所以在政治局会议上我们也有争论。” 江青拿出一篇文章交给邓小平，说： “那你就好好看看这篇文章吧，给主席念了此文后，主席说，这篇文章是写得最好的一篇。” 邓小平回去后，立即研究这篇文章，并专门把其中的两段文字划了出来： “宋江是《水浒》的主人翁。在文学作品里，‘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水浒》为了鼓吹投降主义，用浓笔酣墨刻画和歌颂了宋江这个投降派的典型。他一生以忠君作为自己言行的最高准则，根本不是什么‘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而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大宋皇帝的忠实奴才。正是由于‘忠君’，宋江一贯热衷于受招安。早在他上梁山之前，当武松被逼投奔二龙山的时候，宋江就劝武松说：‘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宋江本人，如果能够在仁义上爬得上去，他是决不会上山的。” “宋江上了梁山，就起劲的鼓吹招安、等待招安、乞求招安，推行了一条投降主义的路线。为了受招安，他处心积虑的排斥晁盖，架空晁盖，两面三刀，小恩小惠，笼络人心，篡夺领导权。晁盖一死，他就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聚义’和‘忠义’，一字之差，篡改了梁山泊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 邓小平划着这些文字，心如刀绞。他拿着这篇文章来到301医院，给周恩来看。他说： “我们这些人的水平越来越低了，到头来还得那个三点水来教我们如何革命。什么宋江、什么晁盖，完全是影射你，他们要把你当作宋江啊，晁盖就是指毛主席。他们也看到毛主席的时间不会很长了，所以要造这个舆论。一旦毛主席有个三长两短，他们就要指控你是宋江，然后把你打倒。我看这就是他们的阴谋。” 周恩来在病床上摇摇头，严肃地说： “你不要胡乱猜疑，评论《水浒》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我们都要紧跟。我看你还是好好的抓工作，接受毛主席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考验。让毛主席看到是勤勤恳恳的工作着，这就好说话了。他们如果有问题，让毛主席去处理嘛。” 邓小平说： “毛主席哪里能处理得了他们的问题，他老人家现在是泥菩萨过河，顾不了自己了。我听保健医生李志绥说，他的眼睛自从动了手术后，视力虽然稍微好了一些，但病情已经一天不如一天，看来是已经毫无希望了。叶剑英同志早就让我们乘主席委托我做工作的时候，给她一个突然袭击。” 周恩来瘦削的脸一下子变了。他感到问题严重，挣扎着坐了起来，说： “你们要干什么？千万不可乱来，这可是不得了的事情。对江青同志有意见，可以当面提嘛，怎么可以乱来？只要把工作抓上去，主席是会明辨是非的。王洪文同志的能力上不去，主席不就看出来了？主席曾经培养过张春桥同志，他也是动动笔杆子还可以，抓经济工作就不那么顺了。” 邓小平说： “像这样下去，中央就是搞两种声音，怎么能够搞好工作呢？据我了解，中央绝大多数同志都把江青这个人恨透了，她在中国基本上没有干一件好事情。” 周恩来说： “你越说越不像话了。江青紧跟毛主席搞好文化大革命，全国人民心中都很清楚，你不能用自己的认识代替别人，你也不要把自己的怨气撒在江青同志头上，这对你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毛主席也能够理解。但是你不能够用自己的想象来代替现实。毛主席的身体究竟怎样？你我都是看到了表面现象。毛主席如果从政治上考虑，是一种检验政治局同志的方式呢？那你就惨了。小平同志，要相信，在中国可以无愧的说，毛主席是最伟大的政治家，别说你和我，就是今后的几年、十几年里，都不一定会有这样聪明和伟大的领袖出现。我还告诫你，刚才你说的这些话，在我这里只当你发发牢骚，到别的地方是无论如何不能再讲了。” 据陈永贵后来在回忆中说： “在毛主席病重期间，许多人就和我商量，也和小平同志研究，乘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时候把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抓起来，然后和毛主席商量。我们考虑再三，觉得没有把握。除非周总理和我们配合。我曾经试探过总理的口气，可总理对毛主席忠心耿耿。我只要一提起江青，总理就断断续续地说：‘要听毛主席的话，相信毛主席。’他很厌烦和我讨论江青的问题。好人呀，总理是好人呀！” 9月3日，毛泽东审阅陈永贵8月14日报送的《对农村工作的几点建议》。 陈永贵的几点建议是：一、关于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经过几年生产的发展，小队核算就不适应了，农业要大干快上，缩小队与队之间的差别，实行大队核算势在必行。二、关于人民公社的劳动管理，大寨实行的办法叫“标准工分，自报公议”，这样政治就挂帅了。目前全国大多数地方沿用的还是定额包工、死分活评，弱点是搞工分挂帅，扩大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三、关于用什么办法照顾穷队，不能采用国家出钱提高分值的办法，要从加速发展穷队的生产着手。四、关于盖社员住宅，集体盖比单户盖好。五、关于社员欠集体的粮食，一定的条件下，免了比欠着好，能大大调动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毛泽东阅毕，批示道： “小平同志：此件请阅。请考虑一下，此件是否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并在政治局讨论一次。” 后来在9月23日至10月21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批示精神，在北京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讨论陈永贵的建议。座谈会未形成一致意见。 再说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社论中引用了毛泽东评论《水浒》中的第1、第2两段文字。社论中还写道： 反对投降派“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 自此，评论《水浒》成为中国“一场以它为中心的世界最大规模的‘评书活动’。” 9月7日，周恩来在北京医院会见罗马尼亚党中央书记伊利那.维尔德茨。周恩来说： “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时间过得真快，就在10年前，我到布加勒斯特参加乔治乌.德治的葬礼，大衣也没穿，步行走了4个多钟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连4分钟也走不了啦。” 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9月9日，毛泽东审阅邓小平9月7日报送的公安部《关于清理在押国民党省、将级党政军特人员的请示报告》。 请示报告中说：遵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特赦释放了全部在押战犯。最近召开了清理工作会议，处理意见是，除因现行罪逮捕判刑的109名外，均予释放，妥善安置。 毛泽东批示道： “建议一律释放。本地不能就业的，转别地就业。如何，请酌处。” 这一天，邓小平也在公安部的请示报告上加了一个批示：“拟照主席批示，由公安部照办，即（四）项的109人，也予释放；县团以上的3000多名，也照此原则办理。” 后来在12月15日，司法机关决定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一律宽大释放。12月15日至18日，各地司法机关先后召开了释放大会。 9月15日，国务院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方面的代表3700人，其中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各省市区负责人。这次大会主要是肯定和宣传大寨“大批促大干”等先进经验。 邓小平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25年来，在农业方面，我们由过去旧中国的半饥饿状态做到了粮食刚够吃，这件事情不可小视，这是一个伟大的成绩。在工业方面，我们也打下了一个初步的基础。”“周总理在四届人大讲了毛主席提出的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就是到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从明年起，25年，我们赌了咒，发了誓，要干这么一件伟大的工作，这真正够得上是雄心壮志。” 邓小平还说： “现在全国存在各方面要整顿的问题。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地方整顿又有好多方面，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 9月15日这一天，江青接见了大寨大队的干部和社员们，她在讲话（依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册》及1976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材料——笔者注）中说： “首先向同志们报告一个好消息，咱们的主席身体很健康。最近在接见西哈努克亲王他们的时候，主席的眼睛都能够看见西哈努克的白头发，听觉比我好。脑力清晰，记忆力强，吃饭好，睡觉好，心脏好。 我是到这儿来向同志们学习的，是经过主席和政治局批准来的。看！你们还是欢迎我这个学生，还喜欢教我。我做庄稼活不行，比不上同志们。现在天天学一点，不过我先告诉你们这些老师，我手上已经打了一个泡了。大寨是咱们毛主席树立的全国性的榜样，我到这儿来，好像到了休养所。我真的比在北京吃得也好，睡得也好，精神好多了。所以大寨不可以不来。同志们要原谅，我早就想来了，但是一来工作忙，老是身体差，带病工作，走不开，那就拖啊，拖啊，拖到今年。我来只做了3天的准备，怕发烧，因为我有低体温。我说：发烧我就走，我不给你们增加负担。结果我没有发烧。同志们，我吃得好，我老觉得饿，我睡得好。所以要感谢同志们，收留我这个学生啊！我是来学习的，学习同志们这种革命干劲，苦干、巧干、大干。我看了你们的科教片，那是很感动人的。我缺少发言权，因为我种庄稼不行，我只能剪剪花椒啊，什么掰掰棒子啊，这还可以。其它庄稼活儿啊，都不太懂。我只开过半年荒。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要献丑啦! 现在我随便讲一点学习的问题。还没有进城以前，为了反修防修，咱们的主席就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警告，要当心敌人裹着糖衣的炮弹，要是被这个炮弹打中了，就很难爬起来啊！进城前后有一系列指示。在旧社会工人失业，挨饿受冻，我们刚解放，工人能够有饭吃就好了，不要乱提加薪的口号。毛主席还说，军队和我们的党政机关搞供给制好。结果，主席的意见遭到抵制，1952年全部冲垮了，全部抄苏联，弄得现在咱们还挺被动的。 大寨是大队核算制，而且整个昔阳都是大队核算制。同志们想一想，大寨，昔阳，旧社会是穷乡僻壤，荒山恶水呀！现在都能够搞成这个样子，亩产过千斤，有的至少也是五、六百斤。现在最好的地方有的还抓不好，为公家干活少，为他自己的自留地呀，自由市场干去了。有的即使搞公家的，因为领导班子不带头，也搞的不怎么样。另外中央也派了人做了3个公社的调查研究。大寨、昔阳能够做到的，全国为什么不能够做到呢？全国有的地方比咱们这儿好。 我们中国，苏修、美帝都瞪着眼睛看着。那是最富啊！我们是最大的石油国之一，人家的眼睛都瞪着咱们哪！去年，杨振宁回国，我接见了他一下。他问我是哪儿人？我说我是山东诸城人。他说，哎呀！资本主义国家搞石油化工的人，都瞅着你那个家乡呐！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地下都是石油啊！你看，不仅是咱们的大庆，不仅是天津的大港油田，多啦！现在我们的大陆架全有油。美帝国主义狡猾，他有的资本家跟南朝鲜、台湾订了合同，钻探石油，美国政府就警告他的资本家说，你不能去。因为他怕和中国的关系搞坏，要留一招儿。这是很重要的。苏修你别看他张牙舞爪，他也不敢大弄。因为他们都是纸老虎。当然，咱们不能说世界上没有疯子。纸老虎里边有疯子，它们会发疯的。不然，搞那么多原子弹当饭吃啊？搞那么多坦克、飞机是当饭吃啊？是要打仗。所以我们主席常讲‘备战，备荒，为人民。’现在讲‘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你们这儿深挖洞恐怕有些问题。我昨天去挖了一条防空壕，我还想在田边地头为你们挖一些一两人的掩体。你们可以去瞧一瞧，我那个挖得不标准。我手上那个泡就是在那儿打的。 主席从七届二中全会以后，进城前后一些电报，都是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但是被一些同志抵制了。有的地方好一些，有的地方就破坏的厉害。不过，全国搞得这么复杂的级别，工资，那是全国性的。搞单干也带有普遍性质。全民所有制也有所突破。但是，主要的还是主席这条革命路线。集体所有制也主要是主席这条革命路线。就有那么些地方，像浙江，那么好的地方，那么好的气候，那么好的水，那么好的土壤，它搞得一塌糊涂。它从刘少奇时候起，有些地方一直就是搞单干，砍掉了几十万合作社嘛!！不是浙江全省，就是浙南有那么一小部分，我老收到群众的来信。进城后土改反霸，这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革命。但是，是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完成的。不过，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那就更早了。《清宫秘史》，《武训传》，《红楼梦》，胡风分子，对1957年右派猖狂进攻的反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海瑞罢官》，京剧会演；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还有哲学方面的‘合二为一’，历史学方面的‘让步政策’，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孙冶方（比苏修的利别尔曼还厉害哩！）叫“利润原则”，你们过去叫“工分挂帅”吧！那是叫“奖金挂帅”啦！经过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到1957年右派猖狂进攻。我们的主席说‘放’，让他们跳出来，不怕。我们都在报纸上先登他们的文章。他们放够了，然后主席率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反攻，一下子就把他们打退了。但是刚一打退，新的斗争又来了。1958年大跃进，刘少奇、陈伯达那伙人又搞什么‘一平二调’，同志们知道吗？‘一平二调’，不要货币，还有几样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害病，知道的不多。就是说东西都不要货币啦，我到你那儿去调，搞绝对平均主义。共产风就刮起来了。到了1959年，彭德怀就又跳出来了。彭德怀是苏修的人，把大跃进说得一无是处，把大跃进的成果破坏了很多。加上3年自然灾害，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撤退专家，撕毁合同，逼债。其实我们只欠他们3亿美元。我们欠的主要是抗美援朝的钱哪！我们就勒紧肚带嘛！我们的主席很长的时间带头不吃猪肉，为了出口还债。苏修这个社会帝国主义，那个狰狞的面孔，在中国表演的是足够了。他在中国的代理人彭德怀就跳出来上万言书（他那个万言书我是看过的）。后来就打退了。好，到了六十年代初期，又来了。叫做什么‘摘冠加冕，赔礼道歉’。叫我们工人，贫下中农，向资产阶级，向地、富、反、坏、右赔礼道歉。摘冠，就是摘掉帽子；加冕，冕是皇帝戴的帽子，可漂亮了！就是在广州开的会嘛！而且搞了许多名堂的高薪，高薪到一千、二千元。上海有一个唱京剧的叫周信芳，每月二千元，国家还要给他两个秘书，一个汽车司机，一个厨师，两个服务员，这些都要国家报销。他原来是黄金荣大戏院的老板。他老婆是银行家的女儿。那时候刘少奇这个集团把他捧到天上去了，他成了我们‘唯一的艺术家’啦！而他呢，就搞《海瑞上疏》，还没有弄出来，《海瑞罢官》就出来了。批判《海瑞罢官》大家知道吧？这已经是序幕了，进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然后就是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八届十中全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修整风，批林整风，批林批孔，学习理论。这一系列的运动，都是我们的毛主席在中国进行的伟大的实验。 我们的主席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无产阶级要跟资产阶级搏斗，公与私也要搏斗。我们总要战胜地主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社会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这两霸，还有其它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的影响。这一系列的运动，都是我们主席本着马列主义教导的发展。因为这个问题，马克思只有两个多月的经验，即1871年3月巴黎公社的经验。他总结了这个经验，就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列宁从1917年到1924年，有7年的实践经验。他的实践经验比马克思就多了。但是，他退了几次薪水，退了多少次礼物，也阻挡不住。列宁去世得早，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他对这个问题，提得也是非常尖锐的。我们的主席，除了采取这一系列的运动以外，也是退过，降低自己的工资多次，没有用。所以主席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特意提出要读30本书，就是所有共产党员，特别是干部，都要读这30本书；还对《简明哲学小辞典》写了按语。《简明哲学小辞典》第3版是毛主席同苏修斗争的结果。其中还有错误，我们的主席在按语中说了，我最近又复习了一遍，就更明确的看出它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物质刺激，它那里头有那么好几条不敢讲阶级斗争，不敢讲国内矛盾。列昂节夫（这个人现在是个修正主义者）他写了一本《政治经济学简明教程》。在1935年以前，这个版本是好的，基本上是按马克思主义写的。我们在延安就是读的这个版本。如果没有这两本小书作基础，读马列比较难；并且还得读一点历史。我希望大寨人，除了生产上带头，学习政治带头，学理论也应该是带头的！要不要啊？我学得不好，学得也很少，记忆力也不好。主席在听取四届人大汇报时的指示，其中有的我过去学过的。 我对《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没有读完，就是选了那么多少本读了。主席这次指示是对马列主义的贡献，发展。第一段就说，‘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最重要的是后边这句话。我们的主席最相信全国的广大人民，全党的广大党员，干部，全军的广大指战员。使每一个人懂得这是个什么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不搞清楚，就会变成修正主义。因为有资产阶级法权嘛！所以底下那一段，主席就讲，我们跟旧社会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就是所有制变了。其实现在所有制也有问题啦。就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调查了几个点，有问题。比方说，有一个电影厂，它名义上是全民所有制，它是现代化的厂啊，但是它搞‘三大自由一中心’，什么叫‘三大自由’呢？就是自由创作，自由结合，自负盈亏；导演中心制。什么都是他们说了算，他们把我们党完全不放在眼下。他们老子天下第一，谁也不敢过问，尽出毒草！你们看过毒草片没有？批过吧？主席在第二段里头又讲了我们现在还有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跟旧社会差不多，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了。现在实行的还是商品制度。你们这儿有商品啊！我们那个钓鱼台也有商品，因为我们种了中草药，我们得把它卖给公家，是我和我身边工作的同志们种的。我们种了一些经济价值比较高的中草药，又可以美化庭院，又可以为国家增加财富。我们种的菜也很多。主席说怎么办呢？对这个问题，你总不能空想吧！不能一步登天就到了共产主义。我们也不能跟旧社会截然划开嘛！怎么办？这么长的历史阶段，两个阶级搏斗，两条路线在我们党内搏斗，怎么办？主席指出，‘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我认为，这是对马列主义的贡献，是发展。就要不断地搞运动，告诉全国人民，告诉广大干部，党员，告诉广大指战员，擦亮眼睛。 最近评《水浒》是我们主席亲自批的。《人民日报》引了一段。我把全文念给同志们听听。这个非常重要，要结合学习理论，结合批林批孔，都可以结合起来学。当然你们前面两小段已经知道了。看过《人民日报》啦？学习了一次吧？我再读给你们听：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晁就是晁盖，是真正的领袖。前头还有一个‘呀呀呜’的领袖，叫什么白衣秀士王伦。 ‘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你们看到的就是这一段吧？我把底下的都读给你们听：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宋江的‘替天行道’，是替天子行道。不替天行道的是那个方腊。宋江去打方腊了，是奴才，刽子手。他自己变成奴才，还带着广大劳动人民都变成奴才了，死的死，伤的伤了，最后宋江连李逵也给毒死了。你们有没有《鲁迅全集》呀？这篇文章在《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第4段：‘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20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金圣叹是明末清初的人，这是个坏蛋，杀了头，杀得冤枉。杀头冤枉，不是说别的，他只是个很坏的文人，反而被杀，故说冤枉。 第5段：‘《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71回本，3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这是个什么讲究呢？同志们，100回、120回都是全的，写了宋江投降。71回是咱们搞的，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搞的，1954年搞的。砍掉了后头还不说，还伪造了一回，又把前面的楔子改为第1回，后头搞了个排座位。反正是没写到投降；里头把一些太露骨的还稍微改了。我最近查了一下，还有一个专门给儿童少年读的65回本，1973年出的。你看，用心何其毒也！毒不毒啊？不仅毒害我们大人，还要毒害儿童少年啊！小朋友，你们看到65回的那个本子没有？现在要改，增加到八十几回。你们可以看到宋江那个奴才，阴谋家，两面派的丑恶面貌。所以不要以为评《水浒》只是一个文艺评论，同志们，不能那么讲。不是，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对历史，对当代也有现实意义。因为我们党内有10次路线错误。今后还会有的。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 宋江这个家伙，我今天看了两篇文章，它们作了一点分析。我推荐给你们。它根本上是好的，有一些小毛病。宋江这个家伙死也不肯上梁山。为什么梁山对他那么好呢？原因是梁山好汉被捉，他是刀笔吏，大地主，收买他好救梁山好汉。这个，我们过去在白区工作时也有这个经验，我们自己的同志如果是在租界被捕，可以请律师，可以出点钱买出来。宋江他是受贿，他对什么人都受贿。贿赂啊！我的语言懂不懂？他死也不肯上梁山的。他杀了阎婆惜，阎婆惜是他的小老婆。犯了罪，杀了人，关起来了。关起来，他也不肯上梁山。他说，我是忠臣，是孝子，我犯了法，犯了不赦之罪，我宁愿刺配江州（就是江西，江州在江西）。到了江州，他所谓题了一首反诗。那是什么反诗？碰鬼！他那4句诗是这样说：‘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这哪儿是什么造反的诗呢？黄巢才是真正的造反派呢！黄巢自号‘冲天大将军’。黄巢，同志们知道吧？是唐朝农民起义的领袖。几十万农民大军。他自号‘冲天大将军’，冲天子啊！他最后打败了，宁死不屈。宋江是笑话他的。宋江那个时候刺配江州，不得意，所以他‘心在山东身在吴’，很感慨呀！他是感慨他个人。‘他时’，他说另外的时候，我要是得了凌云志啊！上天了，上了他那个皇帝的身边儿啦，‘敢笑黄巢不丈夫’，黄巢冲天，所以不是大丈夫。这样子的诗，那些昏庸的官吏还是捉起他来了，要杀头呢！晁盖他们去把他救出来。他还曾说晁盖造反上梁山是灭九族的勾当，要灭九族啊！他批评晁盖，他说于法度是饶不得的，犯了弥天大罪啦！就是说造反无理。这是《北京日报》的文章上说的。他说他自己很可怜，不忠不孝。晁盖他们要给他开枷锁。他说，这不能，这是国家的法律，不敢随便动。他自己哀叹他自己，年已3旬(大约30几岁)，名又不成，功又不就。说穿了，就是他的个人野心没有实现，所以就要打个主意，钻到革命队伍里，抓住这支军队，你皇帝老儿就不能不招安，不能不封我大官。就是这个意思。他这是什么反诗啊？你们看，隋末农民起义的时候，我们山东流传过一个歌儿，叫《王铁匠歌》。说：‘要抗兵（要抵抗官兵），要抗选（要抵抗皇帝选妃子），家家要把铁器敛（家家要把铁器收敛起来），敛起铁来做成枪，昏君赃官杀个光。’这才是造反嘛！宋江那是什么反诗啊！你们找一本120回看一看。有没有啊？没有，我有一部送给你们。今后还要出呐！不过你们现在没有东西学，就拿一部每个队传着看。把我的都给你们。黄巢作什么诗呢？黄巢有一首《冲天诗》。冲天啊！就是冲天子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时百花杀”。他说，我的花开的时候，百花都杀了。‘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是黄金甲’。他要杀到京城去，满城都是他的队伍。所以黄巢才是英雄呢！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英雄领袖多得很哪！我只举有名的：反对秦二世胡亥的陈胜，吴广。刘邦也算一个（刘邦做了皇帝就是了）。到了汉朝，就有赤眉、铜马。赤眉就是把眉毛染成红的，作为志；它的领袖叫樊崇。铜马的领袖我一下子记不起啦，忘记了。唐朝，那些小的我就不去说了。对了，陈胜、吴广同时还有英布又叫鲸布。鲸布就是修骊山的那个脸上刺了字的囚徒，奴隶呀，带了锁的奴隶呀，作苦工的。鲸布是农民暴动的领袖。不过他后来作了官，叫刘邦杀了。唐朝有好几股，最有名的是黄巢，还有王仙芝，好几个人。几十万，几百万的起义军。宋朝，最著名的是方腊，洞庭湖的杨幺。方腊是在浙江。还是全国此起彼伏的农民暴动。独独是宋江上了梁山，篡夺了领导权。他怎么篡夺的领导权呢？ 同志们，他是上山以后，马上就把晁盖架空了。怎么架空的呢？他把像河北的大地主卢俊义──那是反梁山泊的，千方百计地弄了去。把一些大官，大的将军、武官、文吏，统统弄到梁山上去，都占据了领导的岗位。这是他的组织路线。他的思想上，阴阴阳阳地说要忠啊，要孝啊。他那个忠啊，就是要忠于宋朝的皇帝老儿，就是宋徽宗，叫赵佶。这个家伙是个俘虏，叫金国（咱们的少数民族）俘虏走了。这些起义的领袖，被杀的被杀，自杀的自杀。黄巢是自杀的，不屈服。明朝最大是的李闯王。李闯王，知道吧？还有张献忠；还包括朱元璋。他后来是做了皇帝就是了，他是个小和尚。满清的就多了，小的什么三元里，平英团就不去说了，我讲大的。像义和团，捻子，特别是太平天国，那都是几百万人哪！从广西一直打到南京，建立了政权10年左右。他的队伍已经打到河北省了。后来，内讧，出了叛徒，先是石达开（石达开是个大地主）闹分裂叛变，后是叛徒李秀成。洪秀全是自杀的。满清勾结帝国主义的洋枪队。同志们，火药是中国发明的。据一个外国科学家研究，火炮也是中国人发明的，连马镫也是中国人发明的。这个科学家说，欧洲人的现代科学是建立在中国的古代科学基础之上的。我们应该有一点民族自豪感，但是我们不搞大国沙文主义。噢，这个外国科学家是英国人，叫李约瑟。他的书已经出版了几部。我要送给你们一部分。你们看一看，他在社会科学这方面不通，什么儒呀，法呀，他弄不清楚；在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比我们还系统一些。因为我们没有人那样研究过。这个满清啊，勾结洋枪队，来镇压太平天国。那时我们只有冷兵器。洋枪队就是热兵器。于是就被镇压下去了；再加上叛徒投降。噢，宁死不屈的还有一个英王陈玉成。他是被人骗了。他只有二十几岁，被人骗了。他很会打仗，后来没有粮食了。一个叛徒骗他说，我这个县里有粮食，你来吧！一去就被捉起来了，让他投降。那个僧格林沁（满清的一个蒙族的亲王大将）可怕他啦，他不肯投降。他说，你满洲王朝是妖，他就骂妖。这就砍了头。这是多么勇敢壮烈呀！ 我们这个出版社，出版口，还有一些所谓学了马列主义的文艺评论家，说什么宋江是有农民的局限性。我问问大寨的农民同志们，你们革命有局限性吗？气人哪！咱们是要打倒帝、修、反。是不是啊？但是，有这么一小撮坏蛋，混到咱们的队伍里，吹捧这部美化叛徒的书。这部书在明朝就是官书，在清朝成了官戏。皇帝下命令排成连台本戏，水浒戏多的很哪！这为了什么呢？为了维护他们的封建统治。封建统治阶级是有经验的，单杀不行，还要有软的一手。蒋介石嘛！‘四·一二’事变就杀了我们好多人啊！到20年代末期，30年代初期，他总结了经验。他不杀了；他搞自首政策；他搞反省院。有的人就自首叛变了，不少。王明，就是混进我们队伍里，里应外合，配合国民党，一来就是要去游行示威，游行示威不行，飞行集会，飞行集会不行，还不就是杀头。我说是飞脑袋去。我是有点经验；我是一个王明路线的受害者；我是王明路线中期入党的。那个所谓的示威游行啊，到后来只是行剩下稀稀拉拉的几十个人，放放鞭炮就跑了，还要捉人。所以这部书要好好地读，看看这个叛徒的嘴脸，对照一下咱们党内的10次路线斗争的一些叛徒嘴脸。 宋江的政治路线，他先是用思想来腐蚀，讲义气呀，搞什么小恩小惠呀。他哪来的钱啊？还不是剥削来的！受贿赂来的！收买人心。然后他的政治路线摆出来了，这就是说，要招安，要替国家，替皇帝效劳；就是贪官污吏不好；他同那些人有矛盾。其实他还不是贪的很！你看，他连晁盖，农民暴动领袖的贿赂都收嘛，这书上都有。把这个看一看。你看那个，我现在记不起在哪一回了，他有一个‘潜’字，潜藏他的爪牙。他说，上梁山是要潜伏，像一头老虎，潜伏起来，躲起来，藏起来，就是把他那个凶恶的面貌藏起来，一有时机他就要出来。唉，这个跟林彪不是一样吗！ 你们看过林彪那个《‘571工程’纪要》吗？还有那个批林批孔材料之一，其中有一条。我到林彪家里去，他那个现场破坏了，我让他们恢复了。他那个床的对面的墙上，挂着这么两幅东西。一幅就是‘克己复礼，唯此为大’，另外一幅，叫做‘勉从虎穴暂栖身’。这是《三国演义》上的。他说勉强在老虎洞里头，暂且藏着。他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领导的，毛主席领导的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这样好的地方叫做老虎洞啊！‘暂栖身’，就是暂且住一下。这个材料你们都有，找来看一看。也许他是从宋江那儿学来的。这首诗是写刘备对付曹操的。他改了一个字。宋江这个我记不牢了。他就是说潜伏起来，把爪牙收敛起来，一句话，伪装起来。外国人叫‘木马计’，咱们中国叫（鲁迅也说过，咱们的主席也说过）堡垒最怕从内部攻破。总而言之，我们党内的投降派，修正主义者，干的事情是公开的敌人做不到的。宋江干的事情，现在有些工人同志，有的地方贫下中农也批了，批到这一点上了。说公开的敌人干不到的事情，打着革命的招牌，披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外衣，在我们党内做公开敌人做不到的坏事。你看，不远嘛，林彪嘛！林彪不是‘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嘛！是不是啊？跟宋江比一比看。 赫鲁晓夫一上台，就搞和平过渡。他说我们中国是‘黄祸’。过去帝国主义说咱们黄种人是‘黄祸’，是祸害，是对他们白种人来说。赫鲁晓夫上台就同阿登纳（西德的那个总理）就讲这个。那个人不同意。那个人厉害，那个人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不是政客。勃列日涅夫天天喊缓和，缓和，缓和个屁！他自己内部就缓和不了。他那个民族问题可大了。他那个地方自由市场可不得了啦！凡是干部，家家盖小别墅。盗窃集团可多啦，可大啦！苦了老百姓啦！不像咱们这儿。我到你们家里去吃了两顿饭了。我准备每家都去，能够轮流去吃派饭。你们欢不欢迎我？要跟国内的修正主义对比。要跟古代中国历史上那些真正的创造历史的英雄（就是农民起义及其领袖）对比。 工人阶级是我们党领导的，这是20世纪的事。这以前都是农民革命的问题。20世纪初，‘五·四’运动是1919年，替我们党作了思想准备，组织准备。我们党的成立是1921年。我们党自从成立就存在两条路线。先是陈独秀。那个时候我还在桌子底下爬呢，所以我说不清楚。到了王明时候就知道一些了。王明以后这些我就知道了。王明先是‘左’，骨子里头是右。后来又从莫斯科回来，在抗日战争中又搞了一次极大的右倾机会主义，叫做‘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把我们当时的根据地也叫人割掉了一些。要学一点历史，学一点党史。小朋友们也要学。不学就不能够识别坏人嘛！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坏人也可以伪装好人。 林彪就学冯玉祥啊！我就从来不知道他家里那么阔气，不得了啊！而且他是个大盗窃犯，大贪污犯；工业、农业，全国一平二调。他那个院子前头，就有这么两个小房间，什么都没有，有个门洞。我们只能到他那个小房间。墙上什么也没有，只挂了一张主席像。他的吹鼓手，就说他怎么样苦啦，怎么艰苦啦，他是睡硬板床啦，什么烧煤球炉啦，什么一块馍馍干吃不完留着下次吃啦。才见鬼哟！我去看了。他那个床头上有很宽很大的一块大板。上头尽写着吃什么，吃什么有营养价值；其中还有很滑稽的事情，说什么吃茶叶膀胱出汗。请问，膀胱出汗谁知道？还说吃杏脯，吃一个不出汗，吃两个出汗。我说好，我来试验试验，结果我吃多少也不出汗。我不吃反而拼命出汗。我有出汗的毛病，就是汗腺不平衡，因为做过放射治疗。那个家伙他是造谣。林彪那个家伙，他一走就是多少里路；他不是走不动；他不像我这样，每天要坚持锻炼。我每天要打拳哪！“闻鸡起舞”，“枕戈待旦”嘛！所以，不要把学评《水浒》看成是文艺界的事。不是啊，不是那么回事。你看嘛，主席对学马列的指示这篇讲话，有人就不提了。我刚才讲的主席对马列主义的贡献，发展，有的人就胆敢删掉。这个，你们就可以识别了嘛！你看，宋江怎么处心积虑地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最后，晁盖第一天死，第二天他就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晁盖那个厅叫聚大义。晁盖托胆称王啊，他是造皇帝的反的。他是聚义，像咱们这样，聚在一块商量大事啊。宋江一下子改成忠义堂，要招安。反对招安的他就要杀。李逵差一点就给他杀了（大概在70回上，记的不太清楚）。最后还是被他毒死了。为什么呢？皇帝老儿还是不相信宋江，最后赐给他毒酒。他吃下去了。他想，糟糕了！留下李逵，还是要造皇帝的反，这不好。他就把李逵叫了去，劝李逵吃酒。李逵就吃了。吃了以后，宋江就告诉他，你吃了毒药了，我跟你一块死，我们要忠于天子，我怕你造反。你看，多歹毒啊！ 宋江这个人啊，两面派的手法可多得很哪！要好好地读一读。然后，把主席在今年四届人大要我们学理论的指示联系起来，与批林批孔联系起来，这样可以使理论学习深入。没有理论的指导，革命不能成功。没有实践的理论，那也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理论。总是有人要搞破坏的。我们不要做‘阶级斗争熄灭论’者。马克思说，阶级斗争不是他发明的，无产阶级专政才是他发明的。那么我们不仅承认阶级斗争，不是熄灭了，而且要看到我们党内有两条路线的激烈的斗争。所以有人说，哎呀！学理论怎么困难啊，理论不怎么样啊。有人他就不批林，不批孔。原因是什么！怕批到他们自己头上。他们跟他们划不清界线，或者就是上了贼船，潜伏在咱们党内的，所以破坏批林批孔，破坏理论学习。现在我们批《水浒》，看看宋江如何排斥晁盖，架空晁盖。他把那些土豪劣绅，武将文吏请到梁山上去，把重要的领导岗位统统占领了。不然，他那么容易得逞？晁盖一死，第二天全部实现了。所以主席说，搞修正主义很容易。怎么办？就是要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对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这几年的经验，哪儿批林整风好，批林批孔好，那儿的工作就好，那儿的生产就好，那儿的战备就好。今年以来，哪儿的理论学习好，那儿的生产就翻几番。你们今年就翻了，我知道。究竟翻到什么程度，我可不知道，因为还没有最后落实。这就说明问题嘛！可是，有的人就不以为然啊，因为群众都在学啦，能够鉴别两面派，投降派，修正主义是个什么玩意儿，他藏不住了。同志们明白吧？我们的毛主席最相信广大群众，广大的党员，干部，广大的指战员，要大家都懂。我们都应该好好地学习。我现在年纪虽然大了脑力也不好，被迫害的，身体也差，但是，我努力学习，我向同志们学习。我看我的话就这样完了吧。” 9月16日，毛泽东阅姚文元报送的中国科学院《化石》杂志编辑张峰9月6日来信。 张峰在来信中说：科普刊物《化石》创办3年来虽然得到工农兵的初步好评，但却受到出版部门个别负责人的排斥、压制和少数权威的挑剔，至今仍为半年刊，且只有一名编辑。听到中央8月27日关于《动物学杂志》、《化石》两刊出大字本的指示后，知道我们的刊物得到了毛主席的关注，主管单位已同意改《化石》为季刊，编辑增至4人。信中还对科普工作提出了7条具体意见。 毛泽东阅罢，为这封信加了一个标题：《一封诉苦的信》；批示道： “小平、文元同志：请考虑，可否将此信印发在京各中央同志。” 9月17日，江青在大寨招集北影、长影、新影、新华社、《人民日报》、法家著作注释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两校写作班子等100多人谈话。她在谈话中说： “评《水浒》不单纯是一个文学评论和历史评论，它是对当代有意义的大事。《水浒》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搞投降。宋江收罗了一帮子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占据了各重要岗位。评《水浒》就是要大家都知道我们党内就是有投降派。” 江青要求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 邓小平得知后说： “评论《水浒》是怎么一回事？主席把71回本读了3个月，读了以后，主席发表了这一通言论。有人借这做文章，像搞阴谋。” 后来，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回到北京继续召开，一直到l0月19日才结束。 9月19日，毛泽东审阅邓小平这一天报送的外交部、中联部《关于同越南党政代表团会谈方案的请示》和《关于越南党政代表团访华接待计划的请示》。 接待计划中说到，请江青同志参加越南党政代表团22日抵京当晚的欢迎宴会和次日的文艺晚会。 毛泽东批示退邓小平，并指示说： “江青不要参加对越活动。” 接着，毛泽东又看了姚文元这一天报送的山东省章丘县侯家学校谢革光7月20日建议《诗刊》复刊写给《红旗》杂志社的信，当即批示：“同意。” 9月20日，邓小平在听取胡耀邦汇报工作时说： “你们干，犯了错误我检讨。教育危机，把我们四个现代化、教育水平都拉住了。这不是复旧。就是复旧也是为了工作，为了革命。” 9月20日下午，身患绝症的周恩来在北京三0五医院接受第4次大手术治疗。他对这次手术作了最坏的考虑和安排。在进入手术室前，他与政治局委员们一一握手告别。他握着邓小平的手说： “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他又特地将张春桥、姚文元叫到面前，拉着他们的手说： “你们要多帮助洪文同志，他还年轻。” 张春桥说： “好的，我们一定会帮助洪文同志的。” 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此后，周恩来又特意让秘书取来他于1972年6月23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录音记录稿，用颤抖的手，亲自签上自己的名字并写明： “周恩来。于进入手术室前。1975年9月20日。” 这份记录稿，是他委托邓颖超亲手整理的。 曾经有一位历史学工作者分析说：在批《水浒》、反“投降派”的背景下，周恩来这样做并非多余，他是怕有人在他身后给他抹黑。 9月21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的书房里会见了再度访华的英国前首相希思。邓小平在座。 毛泽东和希思一见面就很自然而亲切的交谈了起来。关于世界形势，毛泽东说： “要打仗。惹不得苏联，谁惹它，就不好。苏联威胁你们，也威胁我们，现在全世界怕苏联。苏联凶，不讲道理，这也是它的弱点，凡真有本领，不会表现那么凶。美国究竟怎么样啊？会保护欧洲吗？我是怀疑。真要打起来，它会要跑，跑回去，不干涉，然后再回来。苏联如果占领欧洲，它的力量就分散了，它就不行了。至于打中国，我们是准备它占领东北、北京、汉口、上海、天津、青岛，叫它占领城市，然后事情就好办了。美国、欧洲、日本、中国都是守势，而苏联取攻势。它取攻势，就埋伏着失败。它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也只是暂时的成功。” 希思谈到了他在中国西部、南方接近缅甸边界的地区及东海岸等地的访问情况。毛泽东说： “可是你没有去看看东北的工业区，下次来你一定要去那里看看。” 希思说： “我怀着极大的兴趣看了你们的农业和工业的发展，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听说你们现在正在开展一个提高生产和生产率的运动，农业又获得了好收成，毛主席感到中国取得了良好的进展了吧？” 毛泽东说： “有一些，不大。中国取得良好的进展还要30、40、50年。中国现在还很穷。这种进步太慢了，我们总得想办法让这种进步更快一些。” 希思说： “我去参观郊区的一个公社时，他们说那里的情况是好的，学校、医疗都令人满意。” 毛泽东笑着说： “吹牛皮。你一定不要全信人家告诉你的事情，他们对外国人总是能骗的就骗。” 在场的人听毛泽东这么一说，都笑了起来。 这是希思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 9月中旬，毛泽东圈阅邓小平9月11日报送的中华书局一干部就发挥知识分子作用和对社会科学研究、出版、图书馆工作提出建议的来信。 9月24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了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邓小平在座。谈到亚洲形势时，毛泽东说： “大局是好的。朝鲜、泰国、越南、柬埔寨、老挝，大局是好的。有些问题，吵，但是大局是好的。” 他还说： “现在天下最穷的不是你们，而是我们。我们有8亿人口。” 谈到自己身体状况时，毛泽东说： “睡眠不大好，每天睡3次，一次睡两三个小时。还能吃饭。腿不好，讲话不好，肺不好。去年眼睛不好，现在做了白内障手术，我能看见你，3个月前看不见，连这个手都看不见。” 他又说： “我们现在有领导危机。总理身体不好，一年开过4次刀，危险。康生身体也不好，叶剑英身体也不好，第4个是我。我82了，我也有病。” 说罢，指指邓小平： “只有他算一个壮丁。他只要表态对文革有个基本认识，就不能动。” 毛泽东转向身边的其他陪同者，说： “你们这些人加起来也比不了他。不妥协，不认输，外面是乌龟壳，里面是钢铁公司。你们不了解他，我是知道的。” 9月下旬，辽宁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委毛远新，因父亲毛泽民牺牲在新疆的缘故，受命随中央代表团前往新疆，参加祝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20周年的活动，来到了北京。 9月27日，毛远新到中南海游泳池看望伯父。他向伯父汇报了辽宁省的情况；也谈到了他对全国形势的看法。他说： “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就感觉到有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1、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10个指头，是三七开还是倒三七开，是肯定还是否定？有分歧。2．对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和支流是什么？迟群和谢静宜同志讲了走后门的错话，只是干扰了批林批孔运动，但不能因此就不讲批林批孔的成绩了。3．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判？当前，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也不大提了。一些同志到一起，总是议论文化大革命，口头上也说两句好话，但阴暗面讲了一大堆。有的把文化大革命看成一场灾难似的。这股风似乎比1972年批极左还凶些。” 毛远新还说： “工业现代化主要强调加强企业管理，规章制度，但工交战线主要矛盾是什么？农业、财贸战线也有类似问题。教育革命主流、成绩是什么？还有文艺革命主流、支流等等。” 他举例说： “1975年国务院开的务虚会，辽宁省有两个人参加，他们把讲话稿带回去，我看了，觉得国务院几个副总理讲话有些问题。特别是中央1975年4号文件发下去以后，群众反映很多。有人找我说，形势刚好，社员积极性也起来了，看了4号文件不理解，有情绪，还问主席知道不知道。总之，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路线，批判了17年中各条战线的修正主义路线，还应不应该坚持下去？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有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今年以来，没有听他讲过怎样学习理论，怎样评《水浒》，怎样批修正主义。” 这一时期，毛泽东处于重病之中，已经不能参加政治局会议，不能处于第一线指挥，更不能从更多的渠道了解党和国家的状况，他需要有一个可靠的人做帮手。看着一直在地方工作，比较接近实际，对事情的看法比较客观并逐渐成熟的侄子，毛泽东非常高兴，他感觉毛远新正是自己需要的可靠帮手。 9月27日晚，毛泽东审阅邓小平这一天报送的关于社队办企业的3份材料。他批示道： “小平同志：请考虑，此3件（两封信及一篇报道）可否印发在京各中央同志。” 毛泽东所说的“两封信”是华国锋在1974年12月28日写给中共湖南省委的信，和浙江省部分财政、银行干部1975年9月5日写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信。“一篇报道”是《河南日报》1974年12月15日登载的《光明灿烂的希望——巩县回郭镇公社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调查》。 华国锋给湖南省委的信中说：目前社队企业对于巩固发展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消灭三大差别，都有重大意义，要求一些同志坚决丢掉妄图取消或砍掉社队企业的错误思想。浙江省部分财政、银行干部的来信说：在实际工作中，有一些社办企业搞得好，省、地、县有的领导部门却要收归他们自己所辖的企业范围。 9月28日，毛泽东看了邓小平报送的陆定一子女来信。陆定一的子女在信中转达了陆定一对毛泽东的坚定信念，并期望毛泽东再次挽救他们的父亲。毛泽东批示道： “请小平同志商有关同志，研究一下，提出意见告我。” 接着，毛泽东又看了广州军区原副司令员文年生的妻子苏枫来信。信中说：文年生由于不同意黄永胜等人镇压群众的做法，被撤销了军区党委副书记的职务及其政治和生活待遇，遭受打击迫害，在1968年去世。希望能平反昭雪。毛泽东批示： “请汪转小平、春桥酌处。可能是冤案。” 9月30日，毛泽东审阅邓小平9月29日关于调陈丕显来北京的请示报告。 请示报告中说：陈丕显曾多次提出到北京治病，未予置理。最近上海市委安排他为市革委会副主任。我的意见，他还年轻（不到60），也有能力，是否可以考虑先调来北京，然后分配到哪个省去工作。 毛泽东批示：“同意。” 9月30日这一天，邓小平向毛泽东报送《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毛泽东看罢说： “文件中引用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不记得自己讲过。” 9月30日晚上，邓小平以周恩来的名义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有4000多人参加的盛大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6周年。 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的老干部、老知识分子出席了招待会。 此前，中共中央政治局曾讨论出席国宴的国务院人员名单。在有人提到周扬时，与会者都不说话。邓小平最后说： “周扬这次不参加，我去向毛主席汇报。” 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后，毛泽东批评说： “应该让周扬出席国宴。” 1975年10月1日上午，毛泽东没有看书，也没有睡觉，靠在床头上静静的想着。突然，他自言自语道： “这也许是我过的最后一个国庆节了，最后一个‘十.一’了。” 他随即转向坐在身边的护士孟锦云，平静地问： “这可能是我最后一个‘十一’了吧？” 孟锦云不假思索的冲着毛泽东说： “怎么会呢？主席，您可别这么想。” 毛泽东认真的反问道： “怎么不会呢？哪有不死的人呢？死神面前，一律平等。毛泽东岂能例外？‘万寿无疆’，天大的唯心主义。” 他还对护士长吴旭君说过： “人哪有长生不死的，古代帝王都想法去找长生不老不死之药，最后还是死了。在自然的生死问题面前，皇帝和贫民都是平等的，不但没长生不死，连长生不老也不可能。有生必有死，生老病死，新陈代谢嘛。‘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如果不死人，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人如果都不死，那孔夫子现在要活着该有2500岁了吧？那世界上该成个什么样子了？” 毛泽东停了一会儿，又说： “我们生活在地球上吃了不少鱼，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 毛泽东还以沉思的口气，将有关他自己的葬礼对吴旭君作了交代，他说： “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就上台去讲话。你就讲，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新陈代谢嘛。从古到今，没有人不死。这是生物发展的法则。” 毛泽东最后谈到了贾谊的《鵩鸟赋》，他说： “我已经读过十几遍，还想读，文章不长，可意境不俗。不少人就是想不开这个道理，‘人无百年寿，常存千年忧’。一天到晚想那些办不到的事情，连办得到的事情也耽误啰！秦皇、汉武都想长生不老，到头来，落得个‘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其实，任何事物都不过是一个过程，人的一生也不过如此，有始必有终。” 10月3日，毛泽东阅冼星海的妻子钱韵玲9月27日的来信。 钱韵玲在信中说：今年10月30日是星海逝世30周年。解放以后，星海逝世10周年、20周年，聂耳逝世20周年、30周年都曾隆重纪念。但今年7月17日，聂耳逝世40周年国内却没有表示。我希望今年能够演出、广播、出版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及其他作品，集会或发表文章，以示纪念。 毛泽东阅罢当即批示： “印发在京中央各同志。” 后来在10月25日，首都音乐界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举办了纪念聂耳、冼星海音乐会，音乐界人士几乎全部出席了。 10月4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 “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可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 10月5日，毛泽东在华罗庚写给他的信中作了一个批示。 原来，华罗庚在10月1日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汇报了他10年来工作中的体会和曾经遇到的阻力，重点谈到了他在基层普及推广统筹法和优选法的情况，同时说到了自己最近的身体状况，并表示了今后的决心。华罗庚的两个孩子附信说：“这是我父亲在病榻上给您的信，因他有病写得很草率，嘱我们抄写清楚呈上。并附原稿。” 毛泽东在信中批示道： “退华罗庚同志。意思很好。大病新愈，宜多休养一时期，待全好后再去，较为适宜。” 华罗庚捧着毛泽东的亲笔信，激动得热泪盈眶。 10月6日，毛泽东圈阅邓小平10月5日报送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临时领导小组关于创办《思想战线》杂志的请示报告。 10月7日，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一文初稿完成。《总纲》从理论上对“以三项指示为纲”进行了阐述，并阐述了各项工作整顿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突出强调要加快发展生产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原来早在7月中旬，胡耀邦等人和有关方面就在邓小平主持下，开始起草、修改《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前边已经说过，9月30日邓小平向毛泽东报送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加上这个《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这3个文件得到了邓小平的充分肯定。这些文件的基本精神，实际上是要把中国恢复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老样子。正因为如此，这几个文件最终都未能下发。后来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这3个文件被定为“3株大毒草”。 且说在10月8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了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比耶迪奇。邓小平在座。 关于世界形势，毛泽东说： “要准备打。中国、欧洲、南斯拉夫，都要准备打。准备打，没有坏处。不准备打，就危险。思想上不能解除武装。现在西方比较弱。欧洲国家太多，团结不起来，欧洲共同体，难。最后还是靠你们自己。” 10月上旬，毛泽东圈阅王洪文10月5日关于处理浙江派性问题致邓小平、张春桥、纪登奎并报毛泽东的信及邓小平对王洪文信的批语。 王洪文在信中说：对浙江目前在贯彻中央16号文件中的一些问题，我提出了一些意见，特别是对省委提出的“放手发动群众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提出了些不同看法。提出这样的口号会把形势搞乱。 邓小平写于10月7日的批语是：“此事在政治局5日会议上议过。在发动群众批判资产阶级派性问题上，我认为省委的做法是正确的，不宜对省委作不恰当的批评。如果不对省委支持，浙江一个多月来刚刚好转的形势，势必会有反复，这很不利。” 10月10日，毛远新从新疆回到中南海，向伯父汇报了新疆之行的情况。 毛泽东决定把毛远新调入中南海，留在身边，由毛远新担任他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自此以后，毛远新几乎成了毛泽东获取情况的唯一耳目和发出指示的唯一喉舌。 毛泽东在和毛远新的一次谈话中提到了批孔问题，他说： “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走前面他们的路，批了再尊，等到我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时，再把孔子的思想拿来给予老百姓，就落入历史的一种循环，这是不行的。如果共产党也到了自己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 l0月13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和党委常委、吕方正及惠宪钧、柳一安4人，给毛泽东写了第2封状告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和副书记谢静宜的信。这一封信依然是经过邓小平转交给毛泽东的。 毛泽东看过信后，指着放文件的桌子，对秘书说： “先放着。” 他让秘书找出刘冰等人8月13日写的第1封信，又看了一遍；尔后让秘书把这两封信拿给毛远新看。毛远新看后说： “迟群他们执行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是比较坚决的，10个指头7个还是好的。” 毛泽东说： “刘冰是副校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准我的。” 与此同时，迟群也让一些人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情况。信中说，迟群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战线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信中还揭发了此时在教育领域贯彻邓小平全面整顿方针的教育部部长周荣鑫。 10月16日，毛泽东审阅邓小平10月15日报送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政工组编印的学部老知识分子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反映材料。 材料中说：学部有21人出席了邓小平副总理主持的以周恩来总理名义举行的国庆26周年招待会。他们听了邓小平副总理的祝酒词，看到一片朝气蓬勃、团结胜利的景象，非常兴奋。文学研究所原所长何其芳说：“出席这次盛会，深切感到党对于犯过错误，承认错误并有所改正的党员干部的关怀和鼓励。”文学所研究员俞平伯说：“这回被邀请参加国宴，还把我的名字登在报纸上，那就意味着我已经解放了。”外国文学研究所原所长冯至说：“宴会充分体现了我国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宗教所原副所长任继愈说：“宴会是一个团结的大会，出席的有老年的、中年的，也有青少年，是我们党和国家兴旺发达的表现。”经济所原副所长严中平说：“参加这次招待会，说明党认真贯彻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出席国庆招待会的老知识分子共18人，除上述5人外，还有吴世昌、顾颉刚、吕叔湘、丁声树、贺麟、冯友兰、魏建功等。 毛泽东批示道： “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 10月19日，中共中央转发经毛泽东圈阅的华国锋10月15日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全党动员，苦战五年，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 10月19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的夫人等。李先念在座。马里驻中国大使说： “全世界都在阅读主席的著作。” 毛泽东说： “没有多少意思，靠你们创造。” 关于中马关系，毛泽东说： “我们是友好国家，以后有事找他。” 他指指李先念，继续说： “他是我们的管家。” 谈到中国的对外贸易，毛泽东问李先念进口多少，出口多少，以及和美国、日本、欧洲的贸易情况。李先念一一做了说明。毛泽东对客人们说： “过去我们没有石油，苏联人卡我们，现在有了。我看你们非洲也要找石油。” 会见结束后，毛泽东同李先念、汪东兴等谈了话。他说： “现在有一股风，说我批了江青。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迟群是反革命吗？有错误，批评是要批评的。一批评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小谢是带3万工人进清华大学的。他们骂小谢，实际上是反对我，可又不敢，就把气发到她身上。迟群我还不认识哩。现在他们有错误缺点，可以批评、教育。对犯有错误或缺点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是打倒。”“迟群不能走，迟群走了，不是又要搞第2次文化大革命吗？”“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毛泽东又说： “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你们6人（指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吴德、谢静宜、迟群——笔者注）先开会研究处理。此两封信（指刘冰8月13日和10月13日的信——笔者注）印发中央政治局在京各同志。清华大学可以辩论，出大字报。” 10月21日中午，在中方招待19日到京的基辛格等人的午餐上，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谈到了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在最近的访问中见到了毛泽东。她还说，那次会见是希思特别要求的。基辛格机敏地说道： “如果问我是否想见主席的话，那么我要说，是的。” 基辛格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为福特总统访华做准备。他的随行人员有温斯顿.洛德和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即在13年后任美国总统的布什——笔者注）。 这天下午，邓小平、乔冠华在人民大会堂与基辛格一行了进行第3轮会谈。邓小平拿过一张上面写有几个大字的纸条看了一下，对基辛格说： “请你6点30分去见主席。” 下午6点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书房里第4次会见了第8次来华访问的基辛格。邓小平、乔冠华、黄镇在座。 基辛格等人一进书房，两名女服务员搀扶着82岁的毛泽东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布什在回忆中描述道：“这是我到中国以来第一次见到这位主席。隔着一定的距离，看到他这种身体状况，我感到震惊。按等级顺序，基辛格最先被引见给毛。毛张开嘴巴，说欢迎他，但发出来的仅仅是含糊不清的喉音而已。我第二个被引见。从近处看，这位主席的身体状况似乎还好一些。他身材高大，面孔晒得黝黑，仍显得很强健，握手时非常有劲。他身着一套做工细致的、其式样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服装。脚上穿着棕色短袜和成千上万普通百姓穿的那种白塑料底的黑布鞋。” 基辛格坐在毛泽东的左边，布什坐在基辛格的左边。基辛格问毛泽东的身体怎么样？ “这部分工作很正常。我能吃能睡。”毛泽东指着自己的头。他又拍拍自己的腿，说：“这些部位运转不行了。我走路时感觉无力。肺也有毛病。总之，我感到不行了。我是供来访者观看的展览品。” 布什环视了一下室内，见对面的一张桌子上放着一本书法册子，房间另一头有几张桌子，上面放着形状各异的药瓶和一个小型氧气罐。毛泽东泰然自若地说： “我很快就要去见上帝了。我已经收到了上帝的请柬。” 布什听着世界上最伟大的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说出这样的话，有些震惊。只见基辛格微笑着说： “别接受得那么早呀。” 毛泽东笑了笑，因为他不能连贯讲话，就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字。旁边的女子站起身，拿起来看了看，代替毛泽东说： “好，我服从Doctor的命令。” 这是一个双关语，因为基辛格有博士头衔，而在英文中博士和医生是同一个词。毛泽东又说： “你们国家为什么老闹‘水门事件’？总而言之，这件事我们不高兴。” 毛泽东所说的美国“水门事件”，把尼克松搞得很狼狈，他不得不在1974年8月9日辞去了总统职务。基辛格听毛泽东如此说，就无可奈何的解释道： “主席，这其中有许多复杂原因，一个原因是许多老式哲学家和政客不喜欢尼克松总统，因为他奉行正统的政策，美国虚无主义者太多，要破坏一切。” 基辛格见毛泽东不再说什么 就又说到了台湾问题，他说： “在台湾问题上，我认为我们之间有着清楚的谅解，我们信守这一谅解，而且联络处正在进行有益的工作。” 毛泽东说： “这个问题可能要用100年，甚至几百年才能解决。我们黄镇主任会给你们讲大道理的，讲什么华盛顿反英国那一套。” 基辛格说： “对，他在几个星期前对我作了一次大演说，这些话过去总理给我讲过，主席也讲过。” 毛泽东突然说： “你是什么博士？哲学博士？你给我上一点课吧！” 基辛格连连摆手，说： “主席对哲学的了解，比我多得多，而且写过深刻的哲学著作。我在哈佛大学讲课时，常把主席选集列为我哲学教程的必读书籍，对此，我的同事都感到吃惊，那是60年代的时候。” 毛泽东将双肩稍稍一耸，说： “哎呀，我对自己就很不满意，主要一条，我不懂外语，不能读原文。” 基辛格又把话转入正题上，他说： “我们对同人民共和国的关系赋予极大的重要意义。” 毛泽东说： “意义有一点，不大。” 基辛格说： “我非常重视我们之间的关系。” “你们是这个。”毛泽东举起一个拳头；他又竖起另一只手的小拇指说：“我们是这个。你们有原子弹，我们没有。” 基辛格说： “但是中国说军事力量并不是决定的因素。我们有共同的对手。” “对。”毛泽东将他的回答写到纸上。他的助手拿给基辛格等人看，上面是用英文写的一个词：“Yes！”。毛泽东指指基辛格和邓小平，又说： “你们吵了一架。” 基辛格说： “只是在为了达到共同的目标应采取什么手段上吵了一点。” 毛泽东说： “你昨天说美国无求于中国，中国也无求于美国。我看，部分是对的，部分不对。小的是台湾，大的是世界，如果双方都无所求，你们为什么要来北京，我们为什么接待你们和总统？” 基辛格说： “你们对世界问题的概念是我们打交道的国家中最清楚的，而且大部分意见我们都同意。苏联对我们是个极大的危险，但并不在我们优先考虑的问题中占第一位。” 毛泽东说： “不对，超级大国只有两个。我们是最后。美国、苏联、欧洲、日本，我们是第五。你们就是踏着我们的肩膀跑莫斯科，现在这个肩膀没有用了。” 基辛格说： “我们不是想利用中国跑莫斯科，因为这种做法会是自杀性的。” 毛泽东说： “已经跑过了！” 当基辛格说美国曾试图表示准备在军事问题上提供帮助时，毛泽东说： “军事方面，我们现在不谈，等打起仗来再说。” 关于世界形势，基辛格说： “我重读了两年前主席与我的谈话，从中我读到了对世界局势的最深刻的分析，我们十分重视。” 毛泽东说： “有些估计还要看。现在欧洲太软、太散，害怕苏联！西德和东德统一起来就像（举拳头）这样，我们赞成统一。现在德国统一没有危险。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致。日本自己要搞霸权主义。” 基辛格说： “日本称霸的潜力是存在的。” 毛泽东说： “你太忙，不忙看来也是不行啊。风雨欲来燕子忙。现在世界不太平，风雨要来，所以燕子就忙了。推迟可以，但要阻止风雨难。” 谈话中，毛泽东还说： “第一，问候福特总统先生，第二，问候尼克松先生。” 基辛格说： “这两件事我都将十分愉快的去做。” 布什后来回忆说：“会谈还在继续，毛好像越来越健谈活跃。谈话似乎使他兴奋起来，他的头转来转去，频繁的做手势。他不断的提到万能之神，他说：‘上帝保佑你们，不保佑我们，因为我们是好战者，还是共产主义者。他不喜欢我，他喜欢你们3人。’他指着基辛格、温斯顿.洛德和我。会见快结束时，毛泽东同温斯顿和我谈了起来，他指着我说：‘你这位联络处主任处境不佳，上任之后为什么不来我这儿呢？’我回答说：‘那我感到太荣幸了，但我担心您太忙。’毛说：‘嗬，我不忙。我不管国内的事，我只是看看国际新闻。你真的应该来看我。’5个星期之后，当福特总统来北京进行国事访问，我又见到了毛泽东主席，这是第2次也是最后一次。那时我担任中央情报局长的任命已经宣布了。后来，我向联络处中的一些专家们介绍情况时曾提到毛主席邀请我去拜访他，我说自己想试一试，接受他的邀请。他们感到这只是一种外交辞令而已，因此我没有再坚持。一年以后，毛去世了，我和巴巴拉再次访问中国。我对一位中国政府官员提起毛邀请我去拜访他的话。那位中国官员告诉我：‘你应该按你的直觉行事。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主席无意的话，决不会发出这样的邀请。’” 基辛格在这次会见后也谈到了对毛泽东的印象，他说：“毛泽东几乎从来不一个人独白，这同我认识的所有其他政治领袖相反。他也不像多数政治家那样，要旁人给他准备讲稿，然后记诵而装作即席讲话，或者照本宣科。他轻松自如，似乎随随便便的引导着苏格拉底式的对话（苏格拉底是古希腊哲学家，他善于进行深奥的哲理争辩，以揭露矛盾、诘问对方将辩论引至他所要达到的结果——笔者注），从中表达出自己的真意。他在开玩笑之中夹带出主要的论点，牵着对话者转来转去，找机会插几句时而富有哲理、时而冷嘲热讽的话。总的效果是，他的主要思想被包藏在许许多多离题很远的语句中，以致意思是表达出来了，同时却又避开了义务。他的话指定了一个方面，但却不规定前进的道路。毛泽东有时也下几句断语，这种断语使听者猝不及防，造成一种令人迷惑并略带威胁的气氛。这个情况，竟像是面对着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神灵，他偶尔揭开掩盖着未来的帷幕的一角，让我们撇上一眼，但从来不允许我们看到全貌，这全貌唯有他自己才看到过。” 且说在10月22日，毛泽东审阅邓小平10月21日报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报告。 报告中说：政治局近日会议，讨论到主席在高级知识分子参加国庆宴会的反映简报上所作重要批示的时候，谈到党外党内有一批人，需要在政治上早点安排，都同意积极准备，早点召开全国政协会议。另外，政治局一致意见，拟于近日召开一次人大常委会议，补选两位人大常委副委员长，一是主席和中央已经决定的李大章同志，一是邓颖超同志。 毛泽东批示：“同意。” 10月23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讨论了毛泽东10月19日晚的谈话内容。会议决定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召开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传达讨论。 10月27日，邓小平、李先念、吴德、汪东兴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中还说： “其中主席对小平、江青同志批评的内容，建议不传达。” 10月27日晚，毛泽东就江青不要下去“蹲点”等问题作出批示，他写道： “改一改。不要蹲点，军队、地方都不要蹲点，特别在北京。我在北京没有去过任何一个地方。说话不要冲口而出。不要管，要顾大局。不要打电话，不要来看我，有事写信。” 接着，毛泽东审阅了邓小平10月25日报送的邢燕子、朱克家等12名出席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写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信。 信中说：回去之后，我们一定要行动起来，投身到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去，为普及大寨县，实现农业机械化，贡献自己的青春。我们还要求各级党委给我们创造一个必要的条件，减少外出参加一些会议，让我们当了干部的知识青年能有更多的时间战斗在基层。 毛泽东批示道： “应发表。可惜来的人太少，下次应多来一些。” 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邢燕子、朱克家等12名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写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信。 10月28日下午，毛泽东审阅邓小平、李先念、吴德、汪东兴关于讨论毛泽东10月19日对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的批评意见的书面报告。 报告中说：遵照主席的指示，10月23日，小平召集李先念、汪东兴、吴德、谢静宜、迟群开会，就如何贯彻毛泽东对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的批评，提出两个方案：一、召集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其中主席对小平、江青批评的内容建议不传达。主席指示传达后，展开辩论。二、以刘冰等的两封信为主要内容，放手发动群众在全校开展大辩论。会议还建议向中央政治局原原本本的传达毛主席的指示。 毛泽东阅后表示同意第二方案，在第一方案“其中主席对小平、江青同志批评的内容建议不传达”下面画了线，批注“对”，并将这句话中的“批评”改为“指示”。 接着，毛泽东审阅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原革委会副主任、新疆军区原第一政治委员王恩茂10月19日的来信。王恩茂在信中提出想回部队做点工作。毛泽东批示： “汪阅后，送剑英、小平、春桥同志阅处。他现在芜湖，请考虑是否在南京军区给他安一个职位。” 不久，王恩茂被任命为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 10月30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的书房里会见了首次访华的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和他的夫人及其一行。中方参加会见的有邓小平、王海容、唐闻生和中国驻德国大使王殊；德方参加会见的还有：交通、邮电部长库特.克沙伊德勒、外交国务部长卡尔.默尔施、总理府议会国务秘书玛丽.施莱夫人、联邦德国驻华大使罗尔夫.保尔斯。 毛泽东尽管身体虚弱，行走困难，但他仍然站起来同客人们一一握手问好。尔后，毛泽东同所有客人及陪同人员，还有中方人员，一起拍了“家庭照”（施密特语——笔者注）。施密特的绝大多数陪同人员很快被请了出去。毛泽东在秘书张玉凤的搀扶下坐回到沙发上，他说： “我的腿已不听使唤了，说话也不利索了。” “德国人好。”毛泽东接着说。他又更精确地说：“西德人好。” 施密特谈到了过去25年里中国人民在毛泽东领导下取得的成就，又说玛丽.施莱夫人特别喜欢毛泽东的诗词。毛泽东说： “成就太小。我也不会写诗。但我懂得打仗，怎样打胜仗。” 他接着问王殊： “你怎么样？” 王殊回答说： “很好。” 毛泽东转向施密特问道： “我们这个大使怎么样？” 施密特回答说： “希望贵大使对两国关系做出贡献。” 此时的毛泽东说话已有些气喘，有时发音也很困难，3位兼职女翻译在翻译之前就他说的是什么商量了几秒钟，才翻译给客人。有时她们还需要反问一下，如果在毛泽东重复后仍然听不懂，毛泽东就把他的话写在准备好的小纸条上。但令施密特吃惊的是，毛泽东精神集中，思路非常敏捷。关于苏联的战略和对苏战略问题成为他们讨论的重点，双方坦率的阐述了各自的观点。施密特说： “根据我的印象，对苏联领导讲的和实际做的必须加以区别。自从赫鲁晓夫时代结束以来，特别是从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以来，苏联在对外政策的实际行动中比其宣传性言论更为谨慎。然而，一旦出现诱人滥用强权的形势，也不能排除苏联可能变得咄咄逼人。如果谁在防务方面变得虚弱，苏联人就可能加以利用。只要我们对苏联保持充分的力量均衡，我们就无需惧怕他们的冒险性。因此，西欧国家和美国尽量不做任何可能促使克里姆林宫进行干涉的事情。我们重视中国领导人的警告，但我们不怕苏联发动进攻的可能性。我们的共同防御是足够强大的，可以使一次事实上的苏联的进攻或通过威胁施加压力的做法，成为对莫斯科的一种相当大的风险。” “好，”毛泽东说：“但形势在10年或20年之后会起变化。请相信我，同苏联人会打一仗的。你们西方的威慑战略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的。” 施密特说： “我们的防务能力不是假设的。我们的反击是非常实际而极为有效的。我们从这种安全中赢得我们对苏联的行动自由。我们的战略的另外一半就是建筑在这个基础上的，即争取同莫斯科及其盟国建立睦邻关系，甚至是合作关系。” “尽管如此，还会爆发一场战争。”毛泽东坚持自己的观点：“看来你是一位康德派。但唯心主义并不是好东西！我本人是马克思的学生，我从他那里学了很多东西。我不喜欢理想主义，我对黑格尔、费尔巴哈和海克尔感兴趣。关于我们这个题目，克劳塞维茨讲的是对的。” 施密特说： “克劳塞维茨是德国少有的几位有政治天赋的军官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把他的名言解释成似乎战争并没有什么不寻常之处，而只是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我却更倾向于把克劳塞维茨这句话作为对军人的一堂课来读，即：在战争中，也是政治领导优先，而不是军事领导优先。战争仅仅是供领导选择的很多可能性之一。人们绝不可以坚持战争是唯一可能性的观点。” 毛泽东说： “就战略问题来说，防御战比进攻战好，通常是进攻者遭到失败。美国人派了50万军队到越南，其中死了5万人，受伤10万人。他们现在对此大叫大嚷。美国太害怕死人。” 他还以德皇威廉二世进攻法国、希特勒进攻欧洲、蒋介石进攻解放区为例，说明都是进攻者遭到失败。毛泽东接着说： “永恒的和平共处是不可想象的。特别是欧州太弱。如果欧州在今后的10年内不能从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联合起来，它就要为此付出代价。欧洲人必须学会自力更生，而不是依靠美国。” 施密特说： “在为数众多的欧洲国家和民族中，部分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它们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自己的文化和语言。经过数百年常常是互相对立的发展后，今天要把西欧12国统一到一个共同的屋顶下面，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如果欧州的统一来得比我今天所相信的更早，那么欧州将是很强大的。” 施密特接着把话题转到亚洲事务上，他问毛泽东： “日本在亚洲事务上起什么作用，日本的安全与美国有没有关系？” 毛泽东说： “单是日本难有大的作为。它既没有石油，也没有煤炭；既没有铁矿，也没有足够的粮食。东京需要同美国结盟，它不得不依赖美国。美国把它的保护义务战线拉得太长。除了保护日本之外，它还对南朝鲜、台湾、菲律宾、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间接的还对泰国承允了援助，另外还有近东和欧州，这不可能起作用。美国人想用10个指头按住10个跳蚤，但这是谁也办不到的！你们欧洲人应该依靠自己的力量。仰人鼻息是下策。” 双方会谈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施密特在告辞时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你的话对我观察国际形势很重要。在我之前，已有许多西方国家的政治家拜见过你，以后还将有许多人前来，询问你对世界形势的估计，这使你承担了责任。你的话有重大意义。” 施密特再也想不到，他竟然成为毛泽东最后会见的一位来自欧洲的客人。毛泽东听施密特如此说，便道： “哪里，你知道，不论是法国人还是美国人，都不听我的。” 施密特引用了“水滴石穿”这句成语，说只要多做工作是会取得成效的。毛泽东则幽默地说： “我这个水不行。靠你们。” 他这句话一出口，所有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后来在1987年，施密特出版了他的回忆录《伟人与大国》一书，详细记述了他同毛泽东会见的情景。他还说：“毛泽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我坐在他的对面时，我不由得想起，他作为革命的领袖，对于中国的前途，如同列宁对于苏联所具有的类似历史意义。”毛泽东的确是“一位备受赞扬，又常被人辱骂的人物，毫无疑问，现在和将来，他都是世界历史中的伟人。” 10月30日晚，毛泽东阅陶铸亲属的两封来信。 陶铸妻子曾志、女儿陶斯亮在10月间分别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专案组关于陶铸所谓历史问题的结论提出质疑，希望能换一些人对陶进行甄别工作，并在中央讨论、主席审批前，将结论向家属说明。 毛泽东在信中批示道： “印发在京政治局同志。请汪东兴同志酌处。” 接着，毛泽东看了原马列学院秘书长周文的妻子郑育之的来信。周文于1952年在党内受到批判时去世。郑育之来信要求为其平反。 毛泽东批示道： “此件印发在京政治局各同志，同时送李井泉、郑育之二同志各一份。周文同志之死是被迫死的，如不受压迫，他不会死，此点我看没有疑义。请中央组织部予以复查妥善解决。” 后来在1975年11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对周文一案进行重新复查后宣布：对周文同志予以平反，恢复名誉，撤销原来党内除名的决定。 且说在1975年10月以后，毛泽东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了。他讲话发音已极不清楚，往往只能由工作人员凭经验从他的口形和表情上进行揣摸，重复表述，获得点头认可才能确定。毛泽东的所思所想，有时也由他自己用笔颤巍巍的写出来，当然也都很简单。他的行动也已经很困难，如果没有人搀扶，一步也走不动了。待到江青见到了毛泽东，不禁吃了一惊。她对毛泽东说，1953年1月13日《真理报》报道说，苏联发现一个由医生组成的恐怖集团，想通过有害的疗法，达到缩短某些苏联领导人生命的“白衫阴谋”。她还说，这次参加治疗的医生是不是反革命特务集团，值得考虑。毛泽东闻言，非常生气，他以虚弱之身，抬手指着江青问道： “你说这些医生是反革命特务集团，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吗？” 江青一看毛泽东生气了，张了张嘴，没敢贸然作答。 “我知道。”毛泽东以手指鼻，说道：“就是我！” 毛泽东停了一会儿，语重心长地说： “他们跟了我这么多年，要害我早就可以害。我知道自己的病，我也知道他们都是一些非常好的同志！” 关于这件事情，吴德后来在回忆中曾经这样说： “毛主席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明显有病了。虽然老人家的身体健康在当时是党内的最高机密，但是毕竟人们会从电影和电视里看到毛主席越来越老，这个已经保不住密了。那时江青拼命的想掩饰这一点，说毛主席的身体如何如何健康，不敢正视毛主席有病的现实，但是这怎么能瞒得住呢？毛主席几次发病，江青悄悄的跟我说：‘我怀疑汪东兴和那个李志绥有名堂，他们有勾结，过去都和林彪、叶群那些人眉来眼去，上过贼船，会不会是林彪的特务呢？’我说：‘这要有事实呀，没有事实怎么能让政治局的同志相信呢？’江青也发愁，她说：‘毛主席的身体让他们越治越坏就是最好的事实呀。’她拿出不久前毛主席的照片让我看，说：‘几天前还是这样的，怎么吃了他们的药后变成这样了？这里有问题呀。’她请教了许多人，大家都认为不可能，江青这才不吱声了。但是，她对医生们的建议总是不放心，总是和张春桥、王洪文这些人到上海确诊才同意毛主席的治疗方案。实事求是地说，江青并不是坏心，她的许多话也是很有道理的。有人建议要给毛主席输液和打针的时候，江青和张春桥再三说：‘要尽量减少药的负作用，尽可能不吃药，不打针，尽量用先进的方法和传统的按摩来治疗。’但是，毛主席患的是运动神经元病呀！这个病基本上是不治之症。医生偷偷的预言，顶多能活两年的时间。尽管是绝密消息，但是周总理和邓小平、叶剑英这些人当然能够知道呀。江青和张春桥也不得不正视这个现实了。但是他们显然对毛主席的身体状况估计不足。当时的政治力量都在争取时间，争取力量。那个时候的政治斗争非常复杂。我在当时也看不清楚斗争的实质和双方甚至是几方斗争用的策略。” 正是：火眼金睛识白骨，汪李原是隐形人。 欲知毛泽东后来的病情如何？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曾经多次称赞过江青。“9.13”事件后，他曾经这样说：“我承认，江青有她自己独特的优点，她看问题很尖锐，很准确，也很认真。对刘少奇和陈伯达、林彪的错误，都是她首先觉察到的。这一点，我应该向她学习，你们也要学呢。”但是在对待汪东兴、李志绥这些人的看法上，老人家却严厉的批评了江青。汪东兴在后来不久的表现和下场，世人皆知，不用多说了；但李志绥其人后来的表现和下场，却是知之者甚少。1995年2月，这个打着毛泽东“私人医生”旗号的李志绥，在境外出版了一本《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昧着良心，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使用不堪入耳的恶毒语言，咒骂、侮辱毛泽东，胡说“毛泽东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的领袖，而是个专制独裁的封建帝王，他的统治，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他还胡说毛泽东“纵情声色犬马”，“过的是糜烂透顶的生活”，“女人像上菜般轮番贡入”。经查明，李志绥这个“喝过洋墨水”又投靠帝国主义的无耻之徒所出的这本书，原来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插手，找了26个人集体炮制的一个反毛反共的政治宣传品。正所谓天理昭彰，李志绥在这本《回忆录》的出版新闻发布会后，不到一周，就一命呜呼，猝死在自家的厕所里了。国外有媒体称，他是死于脑溢血，但也有人说，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做贼心虚，杀人灭口。不管怎么说，此贼暴毙，正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后来，凡是看过这本书的那些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都表示出极大的愤慨。秘书林克、保健医生徐涛、护士长吴旭君写了一本叫做《历史的真实》的书，他们在前言中写道：“在我们这些熟悉实际情况的人看来，全书漏洞百出，李志绥等人忘记了一个起码的原则：历史是不能编造的，谎言并不难被揭穿。”就连在毛泽东生前身后被连续关了18年的戚本禹，在接受美国《达拉斯时报》记者采访时也说：“毛泽东生活朴素，根本没有什么‘纵情声色犬马’、‘糜烂透顶’的事实。”“毛泽东的卧室、办公室、会客室从来没有锁，也从来不上锁。门外就是警卫、秘书、护士、服务员的值班室，这个值班室是全天候的，24小时都有人，一切活动都有记录，只要毛泽东没睡觉，每隔一会儿，就要由警卫、护士、服务员进去送文件、热毛巾、茶水、药品，毛泽东无论做什么事，外边的人都知道。试问，在这样的环境里，女人又怎么能‘像上菜般轮番贡入’呢？党同伐异，尚可理解，歪曲事实，是何道理！” 请看，这就是事实！历史不容篡改！伟人的光辉历史又岂是李志绥一类政治小丑、卖国小贼颠倒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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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0-28 20: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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