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觉与现实名不符实纠结 欧盟命运共同体走投无路

焦典

王义桅：欧盟政治陷入“名不符实”的纠结2019-02-01 00:57 环球时报 [url=]王义桅[/url]

　　欧洲是地理概念，包含47个国家和地区，而欧盟是政治概念，是一个由28个国家组成的组织。这是不少人的常识性认识，似乎欧洲大于欧盟，甚至两者是母子关系。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何谓欧洲？不同观念的人看法不一。比如俾斯麦就把欧洲当作地理概念。伊拉克战争后，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又有所谓“新欧洲”“老欧洲”一说。欧债危机后，“核心欧洲”“边缘欧洲”的区分日益常见。但荷兰历史学家彼得·李伯庚在《欧洲文化史》中指出，欧洲是个政治文化概念，是当年教皇庇护二世为发动“十字军东征”而提出的新意识形态，用以凝聚基督教各国内部力量一致对外。而欧盟创始人让·莫内则坦言：“欧洲从未存在，我们必须真诚地去创造欧洲。”

　　什么是欧盟？欧盟既是带有超国家性质的国际组织，又是欧洲一体化进程，是“进行时”。为给未来留下空间并展示自己代表欧洲的雄心，欧盟常给它的一些计划和战略冠以“欧洲”之名。欧盟承载的是欧洲梦：统一的梦想(历史)、规范性力量(现实)、榜样帝国的梦想(未来)。

　　究其原因，这种现象首先源于欧盟是妥协政治的产物。出于对本国宪法的崇尚和对主权的留恋，法国、荷兰2005年否决《欧洲宪法条约》。尽管后来的妥协版《里斯本条约》除名称外几乎继承了《欧洲宪法条约》全部内容，但“欧洲宪法”的说法在欧盟政治中已成为政治不正确的讳名。光从字面理解欧盟政治常会看偏。欧盟机构名称就鲜明体现了妥协政治的色彩。例如，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FSP)和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ESDP)常常引起混淆。前者是1991年《欧洲联盟条约》三大支柱之一，后者则是前者的一部分。为何不能归并为一？就是因为欧洲一体化进程始终是妥协的产物，存在的总是打折版。　　地理欧洲、政治欧洲、文化欧洲，或欧洲的政治边界、经济边界、文化边界不一致，闹出许多认同政治危机。欧盟是一支上升的力量，但它不幸坐落在衰落的欧洲大陆上，这成了欧盟的欧洲困境。欧盟本可算是继美国后西方现代文明最重要的创新，但它现在却面临名与实的分离甚至悖论现象。

　　其次源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自行车效应。欧洲一体化正如骑自行车，不断往前走才能保持平衡。欧盟当下困境是一体化不足的问题，需通过进一步一体化来解决，而不是否定一体化本身。这就是不少人认为危机将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根本原因。但反映在名称上，情形则乐观得多。比如“欧洲2020”战略起初名为“欧盟2020”，但考虑到欧盟要不断扩大来增添合法性，故而更名为“欧洲2020”。当然，现在的很多问题也恰恰出在欧盟不断扩大上，尤其随着2004年10个中东南欧国家入盟，北方富裕国家资金从南部国家东移，是如今南部国家债务状况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此看来，欧洲一体化的自行车未来很长时间内都要在磕磕碰碰中往前骑。

　　第三，源于欧盟代表欧洲的雄心。欧盟自然假定自己是整个欧洲的代言人，甚至认为其他欧洲国家迟早要么加入欧盟，要么跟着欧盟走。欧盟五大机构之一的地区委员会全名为“欧洲地区委员会”，而非“欧盟地区委员会”。欧债危机困难时期，欧委会前主席巴罗佐在2012年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时称：“欧元的意义已远超单纯的货币构架，它是和平与和解伟大工程的产物，而这恰是欧洲一体化的起源”。换言之，欧元不是为欧盟设计的，是为欧洲和平设计的。

　　第四，源于欧洲文化和语言多样性。欧盟有28个成员国、24种国家级官方语言，欧盟机构的翻译费用占了欧盟GDP1%以上。从《罗马条约》到《里斯本条约》，欧洲一体化诠释不断在玩文字游戏，在council、commission、committee间互换，Europe与European Union间交替，演绎出不同机构名称，字面相似而功能迥异，穷尽了欧洲多语言优势。比如，图斯克是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主席，而非欧盟理事会主席，欧盟理事会(Council of European Union)则是部长理事会。容克是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而非欧洲委员会(Council of Europe)主席。欧洲委员会是一个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全欧组织，宗旨是推进“欧洲合作与联合”。与欧盟委员会作为欧盟行政执行机构相比，一个务虚，一个务实，可谓风马牛不相及。

　　最后，源于欧洲政治的虚伪。简单说来就是内外有别、表里不一。欧盟一方面高喊“多样性”，另一方面又高举“普世性”旗号，看起来相互矛盾。其实，多样性是对内而言，即所谓“多元一体”，对外则是普世价值。欧盟在人权等问题上高喊“普世价值”，不遗余力输出“民主”，实际是以其中的道德优越感来掩饰欧洲衰落的现实——“普世”概念源于基督教，推行普世价值因而成为欧洲文明扩张中未完成的历史使命。面子与里子分离，是欧盟政治名与实悖论的生动写照。

　　欧盟政治“名不符实”的纠结，折射出欧洲一体化动力的异化：欧洲一体化的动因是实现欧洲和平，但现在日益转向经济，民主日益沦为民粹，通过联合以图自强实为挽救欧洲衰落。在维护欧洲领导的虚荣心时产生名与实的背离，是欧盟作为一种组织、欧洲作为一种文明，在全球化时代迥异命运的折射。(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让·莫内”讲席教授、欧盟研究中心主任)

焦典

“法德轴心”何去何从？
来源：环球时报 2019-02-12
在内部趋于分化软弱的时候对外示强，除了法德都有要积极参与大国竞争的考虑外，更主要的目的是想从外部威胁中去寻找能让法德轴心满血复活的动能，并将外部压力转化为推进一体化的动力。
作者：崔洪建

因意大利副总理迪马约会见法国“黄背心”运动抗议者，法国和意大利的紧张关系最近再次升级。这场外交风波背后，还隐藏着有关欧洲建设的“两个轴心”之间的竞争。意大利正试图推动建立“罗马—华沙轴心”，以替代过去主导欧洲一体化的“法德轴心”。而就在上月，法德刚刚签订《亚琛条约》，试图让“法德轴心”满血复活。现在的问题是，在欧洲内部如此复杂的形势下，“法德轴心”还能成为一体化的强心剂吗？

这些年来，在欧洲一体化的困难时刻，法德一直坚定站在一起。两国希望在外交、安全和经贸领域的“紧密合作”再进一步，从合作走向“融合”，比如军事互助、产业整合和深度的教育文化交流，默克尔总理甚至将德法军事合作称为两国“战略文化融合并走向欧洲建军的第一步”。但双方至今没有直面当前更为紧迫的难民和欧元区深入改革等问题。不得不说，法德两国领导人已在尽他们最大的努力，只不过各自国内因素限制了他们的努力。在默克尔总理在德国政治中影响力下降、马克龙总统在法国街头政治中消耗过多政治资源的背景下，法德之间的互信变得更加脆弱，合作推进一体化的障碍有增无减。

当前欧洲国家发展的多样性和新的集团政治的出现，使法德轴心很难再现当年登高一呼、从者云集的领导力。自两年前开启有关“多速欧洲”的讨论以来，欧洲一体化并没有走上“同向多速”的理想道路，反而开启了“多向多速”的新危机，欧盟成员国正从各自利益出发形成不同的小集团：前有挑战难民政策的中东欧维谢格拉德集团，后有反对深化财政联盟的“新汉莎同盟”，更有要公开挑战法德轴心的“罗马—华沙轴心”。虽然法德希望确认其核心领导地位并为欧洲一体化提供“再保证”，但今非昔比，反倒凸显出法德轴心的不合时宜：如果法德合作的步子迈得太大，过度强调双边合作，非但不能发挥“轴心”作用，反而可能会曲高和寡，并在欧盟内部制造更多分裂。

除了向各自国内的反对势力和欧盟内部的分化力量展示团结，法德也一直想向国际社会尤其大国传达信息。默克尔总理强调法德军事合作对欧洲建军的意义，是她在担心美国可能弃欧洲盟友于不顾、呼吁欧洲“掌握自身命运”后的努力：只要法德能实现深入到工业体系和军事领域的密切融合，就能帮助欧洲自立于大国博弈加剧的格局变动之中。

在内部趋于分化软弱的时候对外示强，除了法德都有要积极参与大国竞争的考虑外，更主要的目的是想从外部威胁中去寻找能让法德轴心满血复活的动能，并将外部压力转化为推进一体化的动力。一个军事上能够联合自强的欧洲显然不仅会影响欧美关系，大喊“狼来了”固然能刺激出集体安全意识，但也会加剧欧洲地区的不安全感，随之而来的军备竞赛甚至军事对峙状态也不是现在的欧盟和法德能够应付自如的，一旦狼真的来了，仓促上阵的法德军事合作的局限性会暴露无遗。（作者是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

焦典

欧洲考虑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制度 © Sputnik / Ilya Pitalev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评论
13:40 2019年02月22日(更新 13:42 2019年02月22日) 缩短网址 0  0  0

为了对抗来自中国和美国的竞争，欧洲正在考虑国家干预经济的模式。德国经济部长彼得·阿尔特迈尔（Peter Altmaier）推出了自二战时期以来的首个国家经济战略。尽管德国很久前就已经是自由市场经济最忠实的支持国之一，但阿尔特迈尔认为必须考虑国家干预的问题。

阿尔特迈尔提议允许国家购买具有战略意义的公司的大量股份，以避免这类公司被外国竞争对手吞并。这份声明是在欧盟委员会冻结德国工业巨头西门子（Siemens AG）与法国交通运输巨头阿尔斯通（Alstom）这两个欧洲大公司合并交易的时候发表的。德国和法国对这笔交易进行游说，企图对抗积极抢夺世界市场的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CRRC Corporation Limited)。但欧盟委员会竞争事务专员玛格丽特·维斯塔格(Margrethe Vestager)表示，西门子和阿尔斯通是不被允许合并的，因为这限制了竞争，可能导致价格上浮。

法国和欧盟其它一些国家很早前就在考虑成立领导型公司的问题，也就是“国家冠军企业”，就像中国所作的那样。20世纪下半叶，欧洲在战后曾经通过这种方式培养了西门子和空客等工业巨无霸。但随着统一市场的出现，欧盟开始秉持国家不干预经济和自有竞争的原则。从一方面来说，这是有道理的，因为欧盟各个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一，富裕的西欧集团可以轻易垄断市场，但这么做就不给欧盟欠繁荣国家的公司留下任何发展机会。

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立场使欧盟公司整体而言与欧盟之外的对手相比竞争力很弱。芬兰的的诺基亚公司（Nokia）曾几何时是世界移动设备市场上的巨头。瑞典电信设备生产商爱立信（Ericsson）也已经很久不再是垄断型公司，哪怕是在欧洲市场上也是如此。诸如苹果（Apple）、阿尔法公司（Alphabet）、华为（Huawei）、百度（Baidu）等美国和中国的大型公司排挤了以上欧洲公司。正因如此，德国、法国和其它欧洲国家考虑有必要在国家支持下建立起本国的“国家冠军企业”。《华尔街日报》(WSJ)援引德国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的话报道：“我完全支持市场经济，但我们的市场经济现在遭到了国际挑战，国家补贴和保护主义对市场经济构成了威胁。”阿尔特迈尔指出，在21世纪按照20世纪的竞争法则开展行动，已经行不通了。

但欧洲不是所有人都赞同这种观点。欧盟委员会竞争事务专员玛格丽特·维斯塔格指出，更大不意味着更好。欧盟委员会反对西门子和阿尔斯通合并的主要论据是制造垄断企业的风险太大，对欧洲市场其它参与方构成不良影响的风险太大。在欧盟委员会看来，西门子和阿尔斯通合并会导致产品和服务价格上浮、客户选择减少，并抑制创新。

实际上，中国经验表明，国家支持并不总是制造某些垄断企业，并摧毁其它参与方的竞争环境。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卞永祖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和广播电台采访时说，国家支持可以促进创新和正确分配资源，但这只在健康竞争得到保护的情况下有利。

卞永祖说：“这种变化更多的是欧洲内部的原因。欧洲国家希望通过政府投资支持国家产业，这是值得鼓励的。政府的支持能够让企业更有资本进行创新，实现更好的发展，提高竞争力，也会给整个世界带来更多的技术创新动力，引领全球的经济发展，这是一个好的发展方向。但是，如果政府注资企业是为了提高扼杀竞争或减少竞争，并不会有好的结果。政府支持企业的前提一定是公平友好的竞争环境，让企业在平等的平台上公平竞争，才能使全球经济良性快速发展。很多西方发达国家拥有巨无霸的企业，是全球化的主要推手，但是这些巨无霸的企业确实也被扼杀了创新能力。”

现行的经济秩序和自由市场原则是否能够满足当前国家社会的经济需求？专家指出，重要的是别把国家干预和保护主义混为一谈。国家干预有助于各国的健康发展，而保护主义虽然能够保证在短期内增加财富，但从长期来看，则会对倡议国和全世界构成损害。

卞永祖说：“政府干预和保护主义是两个概念。中国一直是市场加政府的经济发展模式，有计划性的同时又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能力。而市场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问题，因此，政府在整体经济发展中能够适时、适当给予一些指导，有利于经济发展。西方国家一直以市场自由主义为主要指导思想，定期不定期地会发生经济危机，这对经济的打击是非常大的。在这种情况下，让政府发挥应有的作用，对西方国家而言是需要思考的问题。贸易保护主义是由于特朗普上台之后挑起的一系列贸易摩擦引起的。美国挑起对其他国家的贸易战，根本原因是美国经济长期空心化——华尔街金融化的发展模式，国内社会问题贫乏，两极分化，产业空洞化，国家陷入长期赤字。特朗普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和赤字问题，加大贸易保护主义的程度。其实美国的这种特征，一定程度上在其他发达国家也都是存在的，欧洲、日本都是存在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发达国家一直在经济秩序中起主导作用，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占据顶端，赚钱更加容易，同时也导致它们放弃对实体经济的发展，这种发展模式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包括欧盟委员会竞争事务专员玛格丽特·维斯塔格在内的自由市场的拥趸认为，欧盟共同市场的大小和经济总量足够建立起世界级的公司，无需人为限制竞争和国家补贴。更何况欧洲谨记法英两国曾经因打算制造超音速协和式喷气客机而合并国家计划的具有争议的经验。虽然，确实，工程创意收获了奇迹，但项目仍然没能从商业上盈利，最后的结果是存在30年后被迫关闭。

焦典

董一凡 孙成昊：欧洲防务自主的“北约困境”
2019-02-22 01:06 环球时报  

　　欧洲打造自身独立防务力量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了。欧盟2017年提出防务领域“永久结构性合作(PESCO)”，德法领导人最近两年反复强调构建德法共同军事文化、为欧洲军队做出共同贡献等主张，都是显而易见的表现。就在欧洲国家在该问题上左顾右盼、心思复杂时，北约框架内的形势变化，尤其特朗普政府对欧政策的变化，更让欧洲追求“防务自主”之火越烧越旺。

　　二战结束后，美苏两大阵营的对抗博弈愈发浓郁，欧洲国家虽在舔舐伤口、百废待兴，但已不敢半点松懈。同时，欧洲有识之士希望形成新安全机制，共御外敌的同时也消解数百年来欧洲征伐不休的宿命。因此，欧洲人在探索经济政治领域一体化的同时，安全上也多次谋求建设新机制。

　　欧盟追求自身防务合作有其清晰的历史轨迹。从1948年3月比利时、法国、卢森堡、荷兰和英国五国外长签订《经济、社会、文化合作与集体自卫条约》，到1950年10月时任法国总理普利文提出旨在建立欧洲军的《欧洲防务共同体计划草案》，再到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后，欧盟机制下先后提出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FSP)”“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CSDP)”以及CSDP框架下推动的PESCO。但这些探索却均未能实现建设真正欧洲防务能力的目标，这也体现了欧洲人深深的两难心态。

　　欧洲人在共同防务上的摇摆，归根到底是在独立自主与依美傍美之间的抉择。一方面，欧洲国家尤其法国这样的领袖大国，在外交和安全事务上比起“大西洋主义”而言，有着更深的“欧洲主义”情怀，认为欧洲建立独立的防务力量不仅是自身安全的根本依靠，更是欧洲国家共同成为国际舞台大玩家的标配。从安全方面考虑，无论冷战背景下的美苏争霸，还是乌克兰危机后美俄军事实力的螺旋式上升，在大国对抗氛围渐浓的背景下，欧洲共同防务都可以为欧洲人在北约框架以外增加一层安全保险。

　　作为更长远的战略考虑，建立独立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目标也与深化欧盟建设为标志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不断融合。推进欧洲一体化合作不断发展，客观上需要各国合作从经济这样的“低主权”领域向政治、安全“高主权”进一步发展。1970年，关于加强欧盟在政治领域合作、促进政治一体化的“达维农报告”出炉，此后根据该报告组成的欧洲政治合作机制也成为CFSP的前身。等到1992年《马约》签订时，CFSP更被定位为“欧盟的三大支柱”，成为欧洲一体化的目标及预设基石，也使共同安全防务超越了安全和外交需求，上升到欧盟发展动力的层面。

　　另一方面，欧洲国家对北约框架下美国所提供的安全保护有着一种依赖甚至依附情绪。在冷战开启的前后，欧洲国家在百废待兴之中，很难想见自身在没有美国驻军和核力量部署的情况下，如何面对苏联的“钢铁洪流”。欧洲希望在美国保护下节省防务开支以提振民生、发展经济，同时认为美苏在欧洲大陆形成两大军事阵营，欧洲完全依靠自己建立独立防务体系来抵御苏联将既无必要，也不现实。

　　让形势更复杂的是，英国和法国两个大国对欧洲独立防务问题有着自己的想法。英国在战后提出“三环外交”思想，认为北约和英美之间的“特殊”安全合作是英国借助美国发挥大国作用的抓手，同时对国防主权上交的倾向有着警惕态度。而法国在英国难以加入欧洲防务建设的前提下，很难接受在此种框架下德国重新获得实力上升甚至军事建设的发展态势，法国对历次德国在欧洲大陆崛起所带来的战争和灾难有着历史记忆，认为北约及美国军事存在仍然能够框定和限制德国力量。这些历史和现实格局的综合因素，都大大迟滞了欧洲的防务发展。

　　不可否认，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客观上都在持续从外部推动欧洲防务自主前进。美国无论战略上强调“由西转东”而有意忽视欧洲，还是战术上强调分担军费而刻意指责盟友，在美国自身利益当先的对欧政策下，欧洲“脱美自强”的意识和呼声愈发高涨。但必须看到的是，欧洲当前面临的内外挑战并不允许其彻底摆脱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在安全上与美国“脱钩”的代价无法想象，因此鲜有欧洲政界人士敢于像特朗普那样发出退出北约的“豪言壮语”。另外，欧盟成员国各怀心思，在重大问题上的协调能力仍有待加强。这样的欧洲，守住欧洲一体化已有成果就已十分不易，想要突破更是难上加难。

(作者分别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美国所学者)